“苏张之口”——中国古代的诡辩源头

先秦时代，专靠游说的纵横家张仪曾和苏秦一起投师于精通捭阖之术的鬼谷子。学成之后，张仪便到各国游说。在一次陪楚相喝酒时，楚相的一块玉璧不见了。众人怀疑张仪，说他贫穷，又德行不好，一定是他偷的。于是便不问青红皂白，捆起张仪，打了他几百鞭子。事后，张仪的妻子看到他那狼狈相，不禁叹息道：“你如果不去游说，哪能招来这场羞辱?”但张仪却对妻子说：“吾舌尚在否?”他的妻子没好气地说：“在呢!”张仪这才如释重负：“此足矣!”重视舌头就是重视论辩，其时论辩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诡辩就产生于古代的论辩中。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立、列国纷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随着古代奴隶制的崩溃和新兴封建制的出现，兴盛了数百年的周朝典章制度，由于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经济关系的诞生，已无法挽回，以往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的局面，已名存实亡。“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的事实，被《诗经》形象地比喻为“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小雅•十月之交》)。为了重新实现中国社会的有效管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们纷纷“思以其道易天下”。这样，现实的政治活动、军事活动、外交活动的需要，决定了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论辩、产生论辩的时代。为了政治、军事、外交、伦理等的需要，各种论辩者都在通过自己的谈说论辩来播其声，扬其道，释其理。也即通过谈说论辩的形式来辩明一定的道理，阐述一定的思想。

因此，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论辩成风，雄辩家层出不穷。他们或者“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或者单枪匹马，纵横捭阖。在时代所赋予他们的舞台上，展现着自己的辩诘雄风。

于是，辩论的艺术在这种政治斗争和学术争鸣中，便有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史书所记载的许多故事来看，当时一场论辩的胜负，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荣辱、一个决策的成败。于是，“朝聘会同，行人奉使，权宜专对，断章赋诗，战胜唇舌之间，增辉坛坫之上，小则系乎国家，大则动关天下”[⑥]。我国成语宝库中就有许多成语是这种论辩典故的结晶，如“完璧归赵”、“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等等，不一而足。

但在这讲究论辩艺术的年代，有一些论辩家为了播己之声，扬己之道，释己之理，不惜采用各种游说手段，正理歪理一齐上，只要能说服就行。例如，张仪在秦国推行连横策略，苏秦则游说其他列国合纵抗秦。“苏张之口”成为后人对能言善辩者的形容词。

汉代陈亮曾说过：“乃至战国之际，强弱之相形，众寡之相倾，一时鲜廉寡耻之徒，往来乎其间，摇唇鼓舌，劫之以势，诱之以利，怒之以其所甚辱，趋之以其所甚欲，捭阖而钳制之，以苟一时之成事者，此无异于白昼而攫者也。盖其原起于鬼谷子，而成于仪(张仪)秦(苏秦)。”(《陈亮集•史传序•辩士传序》)《商君书•算地》则说：“谈说之士资在于口。”意即谈说论辩的人的本钱是一张能说会道的嘴。

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大变革也造成一定的“名实是非相淆”，这也迫使思想家们开始围绕表述事物之“名”的性质、内容、相互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辩论，并形成了专以辩论“名实”问题而著称的一个学派——名家。其代表人物有邓析、惠施、公孙龙。但在他们的关于“名实”问题的论辩中，为了显示他们的论辩技巧，他们经常进行一些奇特的论辩，如上述邓析的“两可之说”。惠施更是在对事物“名实”关系进行分析中，提出了分析事物道理的十个命题，这就是“历物十意”：“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这些辩题在当时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是地地道道的诡辩，而惠施却“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启发，引导)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庄子•天下》)。

同时，惠施还与当时的“辩者”就二十一个辩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这就是著名的“辩者二十一事”：“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青蛙)有尾”;“火不热”;“山出(有)口”;“轮不碾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影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对于这些奇谈怪论，“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庄子•天下》)。

这些辩题，曾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轰动。虽然惠施自命不凡地宣称：“天地其壮乎!”表明别人“辩”不倒他;虽然这些辩题用现在的眼光看，不乏一些真理性的东西，是在对常识的否定中，以奇谈怪论的形式曲折地表达了点滴的真理;虽然黑格尔也曾说过，常识是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其中包含着这个时代的一切偏见”;[⑦] 虽然这些论辩也从反面刺激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研究;但是，当惠施“日以其智与人辩”，“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的时候，这些论辩显然也背离了讨论真理的论辩目的，故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点滴的真理被诡辩掩盖了。

因此，庄子说这些论辩是“弱于德，强于物”，只能“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认为这些“辩者”们是“存雄(雄心)而无术(道术)”(《庄子•天下》)。汉代陈亮则更批评他们说：“战国群谈聚议，妄为无类之言。彼固自知其不可而姑为戏玩一也。”(《习学记言序目》)再以后的人干脆把这些“辩者”们的才智和辩术称为“小夫蛇鼠之智”(宋濂语)，“千古奸邪之术”(卢绍弓语)。这些“戏玩”的“无类之言”等的评价，最好地说明了这些辩题的性质。

以后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也可叹为千古奇谈。

至于庄子，虽然他的思想闪烁着辩证思维的睿智光芒，使他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位大思想家，但他的许多辩题，其论证奇特，言辞诡异，纵横捭阖。就连他的学生也说庄子好为“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时恣纵而不傥”。所谓“无端涯之辞”，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边没沿”。可见其论辩中也有许多荒诞无稽、“諔诡可观”的诡辩。

可见，“诡辩”在中国可谓是源远流长，对于这些诡辩，我们将在以后对诡辩的分析中具体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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