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事迹介绍

蔡元培：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

1912年1月5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南北议和后，他又出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首任教育总长。

蔡元培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教育部没有办公场所，他询问大总统孙中山，得到的回答是：“此须汝自行寻觅，我不能管也。”后来，在时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的帮助下，借南京碑亭巷内务司楼上三间房间作为教育部的办公室。蔡元培“亲诣大总统领印，白巾咫尺，裹一方寸物，乘人力车往返”，成为民国开国史之趣谈。

在创建教育部的过程中，蔡元培坚持两条用人原则：一是“为事择人，不设冗员”。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其他各部人员，多或至百余人，惟教育部连缮写者在内仅30余人。部员津贴上自总长下至录事，不分等级，每月一律30元。整个教育部开支，每月仅及千元。而工作效率却很高，部员各负其责，各司其事，“绝无官署意味”。教育部成立了学制起草委员会，邀集教育界著名人士以及从英、美、德、法、俄、日等国回来的留学生，各就所长，分别起草有关小学、中学、专门学校以及大学各项制度。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存在才2个多月，“而中华民国全部学制草案，实于此时大略完成”。后来北京政府教育部成立后，在此基础上制订了中华民国第一部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又称1912-1913年学制。可以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是一个平民化的，精兵简政的，高效率的教育部。

蔡元培用人的另一条重要原则是唯才是用。它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不管资历、学历。王云五当时年仅23岁，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与蔡元培素不相识。在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总长后，他将自己对于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想法写成书面意见寄给蔡元培。蔡认为他所提建议极为中肯，即复函坚邀他到教育部“相助为理”。后来北京政府教育部成立，蔡元培仍请他北上，任职专门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掌管“大学及游学生”事宜。两人从此结下了近三十年的友谊，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王云五是朋友中唯一随侍病榻的送终者。

唯才是用的第二层含义是不分党派。范源濂早年留学日本，原系学部参事，籍隶共和党。蔡元培深知自己对于教育偏于理想，而范源濂注重实践，两人合作，可以取长补短，于民国教育有益。所以他不顾国民党内的反对，二次亲自访问范源濂，对他说：“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范源濂为蔡元培的真诚和以民国教育为重的精神所感动，不顾共和党内的反对意见，接受了蔡元培的要求。事实证明，他们的合作是成功的。

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以教育部的名义，颁布了两个重要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前者共14 条，主要内容有：各级各类学堂均改称为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小学应注重手工科；中学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必分科；废止旧时奖励出身，各级学校毕业者，称某级

学校毕业生。这个教育法令，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对于安定人心，稳定局势，建立新的教育秩序，起了非同一般的作用。

2 月8 、9 、10 日，《民立报》连续发表蔡元培的重要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后改名为《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该文围绕“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思想，全面阐述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民国教育方针，以取代清末“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五育的核心是公民道德教育。蔡元培说：“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公民道德教育的要旨即是自由、平等、博爱。蔡元培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核心的五育并举思想，实质上是德智体美诸育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它适应了辛亥革命后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顺应了当时社会变革的潮流。1912 年9 月2 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的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很明显受到了蔡元培思想的影响。蔡元培是这个教育方针的理论奠基者。（金林祥撰文）

网易教育：百年来中国称得上“教育大师”的人并不多，请问怎样的人可以称为“教育大师”？

金林祥：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尤其是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基础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并且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的大教育家。

网易教育：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思想，核心理念是什么？

金林祥：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理念：基础教育的目标是“养成健全人格”，实施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核心的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教育；高等教育应该以学术为本位，把大学办成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教育应该独立于政党和宗教，让教育家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

网易教育：这些理念，对当今中国教育有怎样的参照意义？

金林祥：除了教育应该独立于政党之外，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对于发展和改革当今教育均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网易教育：您认为，中国教育改革最应该关注什么问题？

金林祥：中国教育改革最应该关注的问题：一是摒弃过于强烈的功利观念，还教育育人的本质；二是破除严重的官本位观念，让教育家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

网易教育：您理想的中国教育制度应该是什么样子？

金林祥：在党和政府的教育方针指导下，由教育家们按照自己对于教育的理解和认识，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结合自己学校的办学条件，办出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学校，以适应社会对于教育多样化的需要，形成一个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办学局面。

蔡元培简介：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汉族，他倡导并实施“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把北京大学改造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他创建并长期主持中央研究院，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贡献卓著。

蔡元培语录：

1、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

2、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3、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 4、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

5、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 6、“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7、“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蔡元培年谱：

1898年弃官从教，先后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

1902年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 1904年组织光复会。 1905年参加同盟会。

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武昌起义后回国。 1912年1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不久，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而辞职，再赴德、法等国学习和考察。

1915年与李石曾等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次年与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提倡勤工俭学。

1916年回国，次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1921年法国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分别授予他文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 1924、1926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 1927年，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外，并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被任为大学院院长。

1928年辞去各行政职务，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还兼任交通大学、中法大学、国立西湖艺术院（后改为杭州艺专）等多所高等学校校长、院长以及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北平图书馆馆长等职。

1932年同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为副主席。晚年，为抗日救亡事业奔波，努力促成国共合作。

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名誉主席。 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是大师，也是“拼命三郎”

核心提示： 林语堂先生曾如此描述一个人：“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他就是重塑北大精神的校长——蔡元培。 1917年1月4日，隆冬的北京，大雪纷飞。一辆四轮马车驶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徐徐穿过校园内的马路。这时，早有两排工友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传奇人物鞠躬致敬。新校长缓缓地走下马车，摘下他的礼帽，向这些杂工们鞠躬回礼。在场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过的事情。今天的新校长怎么了？

改革北大旧俗 从对杂工鞠躬开始

像蔡元培这样地位崇高的人向身份卑微的工友行礼，在当时的北大乃至中国都是罕见的现象。刚刚上任的蔡元培希望通过这一行为开风气之先，使得这所声名狼藉的国立大学焕发生机。此后，他每天进学校时，都要向站在大门旁边的工友们鞠躬致敬。久而久之，这成了他的习惯。他的这一行为，是对北大官气的一个反拨，是一面如何做人的旗帜。他首先从自己做起。

蔡元培办北大，将北大作为自己的孩子来看待，北大是他的一个辉煌的文化理想。他首先确立北大的办学方针，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从此，北大与蔡元培如同血肉般联系在一起。

他的继任者们，有许多人在追随他，但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更多的人不仅不是献身于北大，而是把办学校当作晋升的一个途径了。

北大灵魂再塑： “ 兼容并包 ” “和而不同”

蔡元培理想的大学是他在德国观察到的大学，即拥有独立地位的、追求纯粹学问的一个思想与知识的生产、交流和传播的机构。在他执掌北大的时代，差不多实现了“兼容并包”“和而不同”。

蒋梦麟先生在《苦难与风流》中写道，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当然，自由是有限定的，即：“自由”是学术研究的自由。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主张学术研究自由，可是并不主张假借学术的名义，作任何违背真理的宣传，不只是不主张，而且反对。”

1916年隆冬的一天，当刚刚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向23岁的梁漱溟表达邀请他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的想法时，梁漱溟说：“我才疏学浅，蔡先生美意委我重任，我怕但不起这副担子。论学历，我只是顺天中学堂的毕业生；论学问，我仅仅是近几年埋头自学，略知佛学一二，并不精通印度哲学。”

蔡元培说：“我的看法是，一座大学，学生自然是来深造的，先生又何尝不是来深造的呢?对一个大学教师的要求，要讲学历、资历，也要讲学问、本领，更重要的是真学问，真本领!全而专，固然好；不全而有一技之专，在一个方面有真学问、真本领，为何不可在这个方面为人师?不会还可以再学，再深造嘛!”

蔡元培爱才，惜才，在“兼容并包”的精神鼓舞和其人格感召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五四运动保护学生 救国不忘读书

蔡元培在北大就职期间，学生运动开始萌芽。当时的一名北大学生曹建对“五四”时蔡元培的言行有生动的回忆：学生被捕之后，大家聚集在三院礼堂里，束手无策。忽然听见脚步声从外面传来，众人仰首张望，原来是蔡元培校长。一群学生害怕受到先生的斥责，另一些学生则欢呼，有的甚至放声大哭。先生从容走上讲台，怡言温词地对大家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还没有说完，全场呼声雷动。先生接着说：

“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从明天起照常上课”。

五四运动后，北大学生过分热心甚至醉心于政治，蔡元培看到其中不良的苗头，于是提出“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不赞成20岁以下的学生参与政治活动，以图矫正政治压倒学术的倾向，使北大学生知所警省。

是大师也是“拼命三郎”

在北大，蔡元培的权威也曾受到过挑战。当年，北大学生不肯交纳讲义费，为此包围红楼。面对气势汹汹的数百学生，蔡挺身而出，厉声质问道：“你们闹什么?”为首的学生讲明来由：“沈士远(北大庶务部主任)主张征收讲义费，我们来找他理论!”蔡元培说：“收讲义费是校务会议决定的，我是校长，有理由尽管对我说，与沈先生无关。”

这时，学生中有人恶语相向：“你倚老卖老!”蔡元培毫无惧色，挥拳作势，公开叫阵：“我是从明枪暗箭中历练出来的，你们若有手枪炸弹，只管拿来对付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我跟你们决斗!”当时，观者如堵，听闻先生此言，无不面面相觑。50岁的老校长摇身一变成了拼命三郎，大家都傻了眼。蔡元培的可畏之处在此，可敬之处在此，可爱之处也在此。学生自觉理亏，敌意受此激荡，霍然消解。大家哪儿来哪儿去，讲义费呢?当然照缴不误。

蔡元培一生的座右铭为“学不厌，教不倦”。他三度旅欧，精研西方哲学，在巴黎访晤过居里夫人，在德国访晤过爱因斯坦，两次高峰对话使他受益良多。嗣后，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乃是积学深思所致，绝非异想天开。终其一生，蔡元培对学问抱持浓厚的兴趣，对教育怀有炽热的感情，虽历经世乱，屡遭挫折，却不曾泄气灰心。

他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坚持认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只有教育独立出来，才能使教育方针保持一贯而不会因政权的交替而屡屡变迁，这样的教育才可能有实效，学术才可能有发展，学者才可能成为独立的“知识分子”。

在现代大学发展早期的陶铸过程之中，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基本制度的建立和风格的形成，通常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开一代风气之先。然而，没有哪一位校长能像蔡元培先生那样，对于一个国家的大学理想、观念和制度产生了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致许久以来蔡元培成了中国现代大学观念的同义词，大学制度改革的象征。

如今，矗立在燕园内的蔡元培雕像，是这位“北大之父”的无字丰碑，他正凝视守望着沧桑巨变的北大校园。俯瞰历史，反观今朝，再塑蔡元培一个世纪之前的大学精神，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或许这个时代看来并无使蔡元培一类改革家能够活动起来的环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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