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汉学产生的历史基础

剑桥汉学产生的历史基础

阙维民

剑桥汉学是英国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剑桥大学的汉学与剑桥所在地的汉学1[1]。尽管有学者认为近几十年来英国汉学是如何地受到“出奇的漠视(Singular Listlessness)”2[2]，但近二十年来仍然不断有著述关注着剑桥汉学，它们分别是以欧洲汉学研究为背景的叙述3[3]、以英国汉学为背景的简论4[4]、全面介绍剑桥汉学研究的文章5[5]以及中国学者利用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汉学资料所写的论文6[6]。此外，作为剑桥汉学研究重要学术成果之一

1[1] 剑桥大学是英国的主要汉学研究中心 (包括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等汉学研究中心)之一，但座落于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是独立于剑桥大学之外的一个汉学研究机构，所以“剑桥大学汉学”与“剑桥汉学”非同义词。

2[2] 巴雷特《出奇的漠视》1989(T.H.Barrett, 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London, Wellsweep Press, 1989)。

3[3] H·费兰克“中国研究：欧洲汉学史概述”，M·威尔逊与J·凯利主编《欧洲汉学》(Herbert Franke: “In Search of China: Some General 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in Ming Wilson & John Cayley (Eds.) Europe Studies China, London, 1995).

4[4] T·H·巴雷特《出奇的漠然——汉学著述与英国汉学家简史》，伦敦，Wellsweep出版社，1989年 (T.H. Barrett, Singular Listlessness---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London, Wellsweep Press, 1989).

5[5] 麦大维“剑桥的汉学研究”，《剑桥社会杂志》1995-1996年，第37卷，第62-66页。(David McMullen: “Chinese Studies at

Cambridge---Wide-Ranging Scholarship from a Doubtful Start”, The Magazine of the Cambridge Society, No. 37, 1995-6, p. 62-66)；艾超世“威妥玛先生与剑桥汉学百年 (1888-1988)”，(Charles Aylmer, “Sir Thomas Wade and the Centenary of Chinese Studies at Cambridge (1888-1988)”), 《汉学研究》，1989年12月，第7卷第2期，第405-422页。

6[6] 王庆成“英国起草的‘中日北京8条’及与正式本的比较”，《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79-85页；王庆成“从剑桥大学收藏的刘丽川告示论太平天国与上海小刀会起义军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1-15页。

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已有数卷汉译本7[7]问世，也有一些编译稿和评述8[8]，其中第十卷《剑桥中国晚清史》倍受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其评述文章有的侧重于文化观9[9]，有的注重传统文化的双重影响、经世致用的历史地位和传教活动及其文化影响10[10]，也有的强调档案利用与晚清史研究11[11]。

剑桥汉学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基础。据笔者分析认为，19世纪英国汉学的崛起是剑桥汉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而近代剑桥学人与中国社会的联系则是剑桥汉学的历史根基。本文是笔者最近访学剑桥时思索的问题之一，现仅就剑桥汉学的历史背景略谈一二，错谬之处，敬请同好指正。

剑桥学人与中国的历史联系，从笔者目前所知材料看，最早可上溯至19世纪初的曼宁 (Thomas Manning, 1774-1840)。曼宁毕业于剑桥大学凯厄斯 (Caius) 学院，获数学硕士学位，从1798年起，他开始向往神秘的中国。作为具有科学学位的耶稣教徒，他被训练成物理学家，并被推荐给中国清朝的嘉庆皇帝，但1802年签订的英法《亚眠条约》(Treaty of Amiens)，使他被阴差阳错地派往法国，从而完全中断了汉语学习。几年之后，英法再度交恶，曼宁被拿破仑准许自由地离开法国，终于有了机会去圆他的中国梦。但他于1806年从海路抵达广州时，却被拒绝入境，最后只能雇人带路进入西藏并见到了达赖喇嘛。1817年作为由阿美 7[7] 《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公元200年）》，（杨品泉、张书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杨品泉、张言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刘敬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谢亮生、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8[8] 郝华译“《剑桥中国史》第三卷导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8期，第1-9页；陈书梅译“《剑桥中国史》第三卷导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8期，第9-10页；黄巨兴编译“《剑桥中国史》第十卷出版”，《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期，第29-31页；杨品泉编译“《剑桥中国史》第三卷简介”，《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第29-31页；约翰·罗林森著、杨品泉译“书评：《剑桥中国史》第十卷”，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第28-30页。（原载《美国历史评论》1979年10月号）；张廷友、唐纯良“对《剑桥中华民国史》一则‘史料’的订正”，《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5期。

9[9] 冯天瑜、唐文权、罗福惠“评《剑桥中国晚清史》的文化观”，《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87-95。

10[10] 李兴华“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评《剑桥中国晚清史》”，《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18-32页。

11[11] 孔祥吉“档案利用与晚清史研究——评《剑桥中国晚清史》”，《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84-192

士特使率领的英国访华特使团的成员，他也曾以外交官员的身份访抵北京。回英后，他以其奇特的处世行径获得了声誉。他没有写过任何有关中国的学术著述，但他的西藏探险日志却得到妥善保存并出版发行。该日志反映出他在他所生活的时代里是最有远见的人，但他的一些观点和认识却不为他的国人所欣赏。他未能出版研究中国的著述，可能是他领悟了汉语中的一句名言：世人皆醉唯我醒。他也曾经想开通中国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之间经过不丹王国的商贸之途，但没有成功12[12]。曼宁不是最优秀的英国汉学家，却是19世纪初期知名的英国汉学家之一。

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的首任领事李太郭 (George Tradescant Lay, 1800-1845)，早年是剑桥的一位家庭教师。精通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据说还学过医学，一度想从医，还曾参与了音乐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1925-1928年，他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参加了一支环绕太平洋地区的探险队，第一次接近中国沿海一带。由于擅长东方语言，他被推荐为英国圣书公会 (British & Foreign Bible Society) 的东亚代理人，1836-1839年被派往澳门学习中文，回国后出版了《中国人写实：他们的道德、社会与文字》(The Chinese as They Are: Their Moral, Social and Literary Character, 1841 )一书。此书的出版，加之他较强的汉语口语能力，遂于1841年被任命为英国赴华特使璞查鼎的翻译，并成为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的首任领事，以后又于1844年7月和1845年7月分别被任命为福州领事和厦门领事。13[13]

19世纪英国驻华领事官员的录用和任命制度，是逐步完善的。在最初的1843-1860年，各级领事官员无须考试即可被任命录用。自1861起，则须经竞争考试，择优录取。被录取后的考生即转为驻华公使馆翻译学生，然后须经两年的汉语学习后方可任命上岗。但考试生源来自多种推荐途径，其中也包括由剑桥大学推荐的考生，如琼斯 (E.D.Jones, 1838-1882)、阿赫伯 (Herbert James Allen, 1842-1942) 和阿连壁 (Clement Francis Romilly Allen, 1844-1920)等人14[14]。其中阿赫伯先后被任命为淡水署理领事(1873年)、芜湖领事(1877年7月)、镇江领事(1878年3月)、营口领事(1879和1881年)；阿连壁先后被任命为镇江署理领事(1868年8月)、镇江领事(1873年)、营口领事(1880年7月)、北海领事(1886年)、九江领事(1887年12月)、烟台领事(1891年)和福州领事(1895年12月)15[15]。

12[12] 巴雷特《出奇的漠视》1989年，第58-60页(T.H.Barrett, 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London, Wellsweep Press, 1989, pp.58-60)。

13[13] P·D·科茨：《驻华领事——英国领事官，1843-1943》，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4-15页(P.D.Coates, China Consuls----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4-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1985年10月第1版，1997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14[14] 附录二“历年驻中国领事馆任职成员表”， (P·D·科茨：《驻华领事——英国领事官，1843-1943》，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89-490页。 15[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1985年10月第1版，1997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剑桥城内外分布着许多中世纪的教堂，剑桥大学的每一所年代悠久的重要学院内，都建有礼拜小教堂，宗教气氛十分浓厚，历次宗教运动都很有影响，被人总结为“剑桥运动 (A Cambridge Movement)”16[16]，其中“剑桥七教士 (Cambridge Seven)”运动与19世纪末的中国有着直接的联系。

自1807年伦敦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传教士马礼逊 (Robet Morrison, 1782-1834) 入华传教以后，在19世纪派遣传教士入华的英国各教会组织已多达20家17[17]。随着英国在华势力的增强，英国在华教会势力范围也随之扩大，逐渐从沿海向内地拓展。至19世纪80年代，英国在华教会势力范围的扩大与传教士人数的不足构成了强烈的反差，于是，在英国国内掀起了一场向中国选派年青传教士的全国性宗教运动，这场宗教运动在剑桥大学显得尤其狂热，以“剑桥七教士”达到高潮，成为全英国的楷模。

所谓“剑桥七教士”运动，是指7位年青的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 传教士于1885年2月从剑桥出发赴中国传教的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为了欢送“剑桥七教士”，1885年2月2日在位于剑桥市中心的市政厅大楼 (Guildhall) 举行了剑桥欢送会，2月4日又在伦敦市中心著名的斯特兰德 (Strand) 大楼的埃克塞特大厅(Exeter-hall)举行了伦敦欢送会，《剑桥评论》(The Cambridge Review)18[18] 、《剑桥大学编年志》(The Cambridge Chronicle and University Journal)19[19] 和《泰晤士报》(The Times) 20[20]等报刊杂志对此都作了详细的新闻报道。五十年乃至一百年以后，这一运动的影响力仍然未衰，并有纪念著作问世21[21]。七位年青传教士的姓名是：章必成 (Montage Harry Proctor Beauchamp, 1860-1939)、盖士利 (William Wharton Cassels, 1859-1925) 、何斯德 (Dixon Edward Hoste, 1861-1946)、A·T·普洛希尔-特纳(Arthur Twistleton Polhill-Turner, 1863- ?)、C·H·普洛希尔-特纳(Cecil Henry Plohill-Turner, 1860- ?)、司米德 (Stanley Peregrine Smith, 1861-?)和斯塔德 (Charles Thomas Studd, 1860-?) 。其中除何斯德毕业于非剑桥大学的皇家军事学院外，其余六人均毕业于剑 16[16] J·C·波洛克《剑桥运动》，1953年(J.C.Pollock, A Cambridge Movement, London, 1953.)

17[17] 季理斐编著《在华基督传教士百年录：1807-1907》，上海，1907年 (D. MacGillivray E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Shanghai, 1907)

18[18]“内地会”，《剑桥评论》，1885年2月4日，第188页。(“China Inland Mission”, The Cambridge Review, February 4, 1885, p.188)

19[19]“内地会”，《剑桥大学编年志》，1985年2月6日，第3页（The Cambridge Chronicle and University Journal, Isle of Ely Herald, and Huntingdonshire Gazette. Cambridge, Friday, Feb. 6, 1885, p.3, col. 4-5） 20[20] “赴华传教士”，《泰晤士报》，1885年2月5日，第6页 (“Missions to China”, The Times, Thursday, February 5, 1885, p.6, col. D.) 21[21] J·C·波洛克《剑桥七教士》，1985年，(John Pollock, The Cambridge Seven, Marshalls, 1955, 1985)

桥大学。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分析，在剑桥汉学产生之前与中国有联系的剑桥学人中，除极个别外 [如毕业于剑桥大学的皮纳尔 (James Pearse Napier, 1849-1935)曾为侵华海军舰长22[22]]，以驻华外交官员和入华传教士为主。这一结论也在剑桥大学前三任汉学教授的个人身份上得到了显而易见的映证，第一任威妥玛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与第二任翟理斯 (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为英国驻华外交官员出身，第三任慕阿德 (Arthur Christopher Moule, 1873-1957)出生于中国杭州，是剑桥入华传教知名世家的成员之一。因此，剑桥汉学的诞生，是在19世纪英国汉学随着英国在华势力的增强而逐渐成为西方汉学主流的历史背景下，由退休的英国驻华外交官员创建、并由退休的入华传教士继承和巩固的，其历史基础是剑桥学人入华人数逐渐增多以及由此与中国社会联系的不断深入与广泛。

阙维民，男，1957年生。杭州大学地理系学士（1982）、硕士（1987）、北京大学城环系博士；美国加州大学Fresno分校访学（1993-94）；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学院暨地理系访学。现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研究，有专著《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编著《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以及学术论文近50篇。

22[22] 《英国名人录：1929-1940》，1967年，第999页 (Who Was Who, 1929-1940, A & C Black London, 1967, p.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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