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三河相套而成的古城典型江苏武进春秋淹城个案探析

春秋淹城

考古与文物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三城三河相套而成的古城典型

——江苏武进春秋淹城个案探析

彭适凡李本明

江苏武进春秋晚期的淹城，是我国目前同时面积约６５万平方米④。城内有子、内、外三城，期古城遗址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它从里向三城三河，层层相套（图一）。当地流传着这样外，由子城、子城河，内城、内城河，外城、外一首民谣，很形象地描绘出淹城的地理概貌：城河即三城三河相套组成。这种城市的筑造形“内罗城，外罗城，中间方形紫禁城，三套环河制，在我国古代城池遗存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三套城；内高墩，外高墩，四周林立百余墩，城为此，通过淹城个案的探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中兀立王女墩；内河坝，外河坝，通道唯有城西到，古淹城的三城三河相套的建筑形制以及城市坝，独木舟渡古无坝。”

水上交通、水门的建设等都明显具有南方特点。子城，俗称王城或紫禁城，居淹城中城的偏因为只有水资源丰富的南方地区，这种城市的建北部。呈方形，城墙周长约５００米，高约３—５设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由此进一步得见古代米左右，基宽约３０余米，上宽约１０米不等。子人们是怎样做到城市建设和所在地的自然和人文城河长时期以来就一直湟为农田，从其地势低洼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

来看，隐约可见似有古河道，但究竟有无子城河谁也不敢断定。１９８６年５月：淹城遗址考古发一、古城概况及其布局

掘队在此开始进行第一期发掘，在子城墙北部外侧开探沟一条，发掘结果揭示了子城河的存在，长期以来，对这一风格独特、形制完整的古从而最终确定了淹城为三城三河的建筑形制。上城，学者们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对古城的建筑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古河道被清出，疏浚出土的年代、古城的主人及其功能性质诸问题众说纷淤泥则用于修补已坍毁的部分内城墙。清理出的

纭，莫衷一是。为了最终破解这些不解之谜，从子城河周长约８００米，宽约３卜４０米，平均深

１９８６年５月间起至１９９１年７月止，由南京博物度４米以上，现已遍植莲荷。

院主持，常州市博物馆、武进县博物馆、淹城文内城，或称中城，又称内罗城，居淹城外城物管理委员会参加，组成淹城遗址考古发掘队，的偏北部。近方形，城墙周长约１５００米，城高

前后对淹城遗址进行了五期大规模发掘，从而为约１１—１５米，墙基宽３０余米，上宽约１卜１５米

解决这些扑朔迷离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批科学的许。中城河宽５沪一７０米，平均深度４—５米。

考古资料①，这为全面研究淹城遗址奠定了扎实外城，也称外罗城。呈不规则椭圆形。城墙的基础。

周长约２５００米，城高约９—１３米，墙基宽约４０淹城，位于江苏省常州市区西南７公里处，余米，上宽近２０米不等。外城河深而宽广，清属武进县（现改为武进区）湖塘镇淹城村境。道光《武进阳湖合志》载“广可十五丈，深亦不１９５６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８１年列减三丈”，实测其河面宽度均为５０—６０米，最宽为太湖风景游览区的旅游点，１９８８年被国务院处的龙潭（又叫龙泉）一带达８０米。据考查，公布为全国币点文物保护单位。

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江南大旱，龟裂千里，禾淹城遗址东西长约８５０、南北宽７５０米，总

苗枯萎，唯独这淹城内外河水依然碧波荡漾，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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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淹城遗址城墙现状半面幽

近八乡的百姓就是靠这龙泉之水度过当年大旱的难关。又听世居当地的老农讲，多少年来，淹城河水从未干涸过。

此外，外城河之外尚有一道外城郭，周长约

３５００米。

田，内城又高于外城，子城更高于内城，所以，三城之中以子城最高。根据发掘结果，三城城内的地层堆积和建筑布局不尽相同。子城内的地层堆积分为５层，第３、４、５层为春秋晚期层，出土有较多的原始青瓷器和几何印纹硬陶器。在３层下、４层下分布着许多大坑大沟，并在子城门内侧偏东处发现有两口水井，这些都说明昔日子城内当有人生活居住，其建筑居址当有可能被大坑大沟所破坏。３层下的水井（Ｊ２）很有南方特点，井深７、直径０．８米。在井底发现有一高约１米、四角用直径约１０厘米的木桩、四边用直径约２厘米的竹子编织而成的框架，可谓之“竹木井”，这种方形竹木井结构，既可防塌，又可起过滤作用。

内城的地层情况与子城的情况截然不同，发掘显示其地层堆积极为纯净，各层土色清晰可辨，耕土层以下几乎没有什么包含物，也未发现有任何建筑遗存。内城的北部和外城的北部都为城河，没有多少地面，内城只有南部为平原。

外城的地层堆积情况和内城相同，也较纯

淹城三城之问，现有土埂路相通，但这三道土埂路的筑成是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在古代三城之间是如何进出的呢？根据１９８８年第二期考古发掘和钻探的结果，古时的淹城没有陆路相联，是由一条水道靠船（独木舟）连通三道城河。这条河道的走向为：在外城墙的偏西处进口，沿着脚墩、肚墩、头墩的西侧向南，直达外城墙的南部城脚，靠头墩有两处沿头墩的南北两侧东折进入内城河，这条河道又沿着内城墙现今的出入口进入子城河。这就是说，外城门和内城门均为水门，淹城完全由水道进出。在１９９０年第四期发掘中，又对子城墙南部正中的现今的城门位置作了发掘（图－－），表明现今的子城门就是当初的子城门，宽约２米，未见任何设施。

从外观察，明显地看出外城高于城外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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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淹城子城城门遗址

净，遗物也稀少。但在外城内的西部，南北向排列着３个高大的土墩，俗称头墩、肚墩和脚墩（图三）。头墩和脚墩高近１０米，分别占地约６亩；肚墩高约４米，占地约２亩。在外城内的偏东面，尚有土墩，俗称磨盘墩，占地近１０亩，惟不甚高。除外城内的４个土墩外，在淹城外四周一公里范围内，还散列着大大小小土墩数百座，现仅存７０余座。据初步调查，仅城西和偏西北就有大小土墩２５个，城南离城不足一里处，尚存土墩３个，城东面仅干家村附近，就有土墩１８个，城东北尚有土墩５个，说朗城外围四周土墩的分布还是较有规律的集中式分布。这些土墩一般高１．５—７米，直径大多在２５—３０米之间，亦有小到１．５米，最大者达４５米左右。

从上述有关淹城的建筑形制等概况来看，归

纳起来有如下特点：

第一，淹城虽规模不大，但形制较为规整，有规整的三道城墙，特别是子城和内城（中城）都呈方形，这说明建城前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而且应是有本于《考工记》中的周王城图而设计的。方形城池是先秦时期城市建设的基本形制，如在连云港的藤花落地方就曾发现一处史前龙山时期的古城，该城分为两重，内城方形，外城为长方形。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也都为方形。应该说，《考工记》中的周王城图实是自新石器晚期以来至商周时期我国城池建设的总结，给后世城市规划建设以重要影响。淹城的建造明显是受到这种传统的城池建设思想的影响。所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这个原则都是共同的。此外，淹城的内城，周长约三华里，而外城壕之外的外城郭，周长约七华里，这和《孟子》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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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记载的“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也大体吻合。但是，淹城的建造是在江南水乡地区，故又有其自身特点。比照中原地区东周时期的古城址，如赵邯郸城、齐临淄城、郑韩故城等，多为主、外两城，主城或内城为方形，外郭城或称外城有的呈方形，有的则为不规则形，有的外郭城偏在一边，内外城每面都有３个或多个不等的城门；而淹城则是比较规则的层层相套，且三城外均有城壕环绕，子、内和外城均只有一个城门进出，而且内、外两城还是水门相通，这些无疑是南方地

区城池的特点。

第二，中原地区历来筑城最常见的方法是采用版筑法，而淹城的筑造方法经对城墙的解剖结果，证明是以挖掘护城河堆土的方法筑成。因这里的土质粘性较大，故而当时不曾挖基槽，也未经夯打，就能使城体坚固。堆积层厚薄不一，层面也不平，局部见有若干层干土和湿土依次相间的堆积。正因为不用板夹，故城墙筑得较宽，子城墙和内城墙的基脚宽约３０余米，外城墙的基脚宽竞达４０余米。

图三头墩、肚墩、脚墩（墓葬）

二、古城的筑造年代及出土文物

对于淹城的时代问题，有商代说、西周说、春秋早期说、春秋晚期说和战国说，甚至有的认为淹城是分两次或三次筑造的。

古文献中最早载及淹城的是东汉袁康的《越绝书 吴地传》，写道：“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县十八里，吴所葬。”这淹君指谁？袁康也没说明。

此后，历代的地方志书都有淹城的记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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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起源作了各自的推测。１９３５年陈志良等不仅对淹城进行实地考察，还较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奄的最初所在地，在淮夷之东北，（周）成王践奄，乃迁奄君于蒲姑，于是大部分奄国残民，移植于山东曲阜泗水博昌等地……证之周公成王东征，由西向东，由北向南，故先诛管蔡，后杀武庚然后践奄，最后乃伐淮夷，地理上的路由，甚为明白……践奄时奄族的另一部分遗民，南退至淮夷之境，到成王伐淮夷，此一部分奄国遗民，再被迫南迂，乃渡长江而居留于常州，故常州亦存奄民族的遗迹。”④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学术界对淹城的研究出现一股热潮。顾颉刚经过深入考证后指出：“实际上，奄君是被周公杀的，人民的大部分做了鲁国的奴隶，奄的贵族和人民的一部分则被驱到长江之南去了……按周公伐奄，直把奄人从山东曲阜赶到了江苏常州市，可以想见当时全力穷追的情况。这个奄城遗址，规模如此阔大，又可想见奄国人数的众多，力量的雄厚，虽武力已失败而仍有建设国家的能力。”④常州学者林志方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依据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对西周奄族南迁的全过程作了较详细的分析，认定：“淹城应为西周早期位于淮夷旁的奄族因遭周成王征伐而南迁江南定居之遗迹，淹城的最初筑城时代为西周早期，其筑城规模要比现规模小，现在的淹城建筑规模应为春秋晚期的修筑之规

模。”⑤

与上述观点相左，曾主持淹城五期考古发掘的车广锦则依据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力主奄君是春秋晚期吴公子季扎，淹城就是季扎所封的延陵邑。他还从训诂学角度考证“淹留音近延陵”，“应该说淹留就是延陵，延陵季子即淹留季子，延陵邑即淹留邑，也即淹城。”

比较审视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仅凭古文献是难以作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的，因为历代文献记载本身就各有相违，因此，要真正破解淹城的筑造年代奥秘只有借助科学的考古发掘及地下出土的文物资料。尽管五期的考古发掘报告尚未整理发表，但现已披露的考古资料己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如果说西周早期奄族被成王征伐南迁至此建都筑城的话，则城墙和城内就必有西周早期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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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含物或相关遗迹。但是据淹城遗址考古队的简报称，第一期发掘中，在外城墙东北部、内城墙南部、子城墙北部分别开了３米或４米的探沟各一条，出土了一批原始青瓷和几何印纹硬陶，器形有豆、碗、盂、缸等，装饰纹样有席纹、回字纹、菱形格纹、方格纹等，显然，从器物的造型和几何印纹陶纹样来看，都应是春秋晚期的遗物，说明淹城三道城墙的建筑年代都应在春秋晚期。从至今已解剖的城墙出土遗物看，看不出有分两次或三次筑造的迹象。此外，从子城、内城和外城进行的三次发掘来看，正如前面所介绍的，子城内的地层堆积较厚，出土了较多的原始青瓷器和几何印纹硬陶器等，在子城门内侧偏东处还发现两口水井，从这些陶瓷器的造型、纹饰风格以及遗迹判断，其最下层（３、４、５层）的堆积年代当为春秋晚期，这就表明城内的最早堆积年代和城墙的筑造年代基本～致。

为了确定外城西部南北向排列着的３个土墩（头墩、肚墩和脚墩）的时代和性质，第五期考古发掘中，重点发掘了最大的头墩。发掘揭示出是一座大型积炭墓，墓室东西长２０、宽６米。筑墓方法可能是在平地上堆一个顶部较平坦的土堆，然后在其上面的四周堆土，中间形成五个东西向的低坑，再将低坑的四壁铲直，便形成了墓室，下葬后将墓室填平，再堆土将整个墩子堆高。墓中棺椁葬具都已朽尽，惟朱红漆皮依稀可辨。随葬器物集中在墓室西部，出土有２９０余件原始青瓷器和几何印纹陶器。从出土器物造型和印纹陶纹饰看，该土墩墓的时代约当春秋中、晚期。依常理推论，既然这３个土墩为墓葬，那其埋葬年代应该是在建城以后或废弃之后，最早也是在筑城的同时，决不可能是筑造城池之前，因此，头墩墓葬时代的确定，也为推定淹城的建造时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淹城及其周围出土的文物中，确有一部分是时代较早的约当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遗物。如１９５８年４月问，农民因积肥将内城护城河的东池抽干一段挖取河泥。河泥很深，达１米多厚，共分三层，上层为稀薄的淤泥，中间一层为草木枝叶杂物堆积的泥炭土，下层为烂污泥。就在下层的烂污泥里，出土一只独木舟，长１１、口宽０．９米，内底宽０．５６、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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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２米，两头小而尖，船形如梭，经碳十四测定和树轮校正为公元前１０５５年±１２０年，其质地为坚硬的楠木经火烤后凿成。在距独木舟东北约百米的同一烂污泥层中，还出土有～批青铜器和陶瓷器④。铜器有尊３（图四）、牺首簋１（图五）、勾釜７、三足叵１和三轮双兽铜盘１（图六），计１３件。出土时牺首簋叠置于三足匝中，三轮铜盘复在牺首簋的口上，说明它们是作为一组集品而出土的。陶器有几何印纹陶的罐、坛、瓮、钵和原始瓷豆等近２０件，其中有一件是在独木舟内发现的，说明这批几何印纹陶器和独木舟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后又先后在内城图五牺首簋

河内同一地层中出土３只独木舟。

化，特别是有的花纹在中原根本不见。如三轮双考察淹城内城河出土的这批青铜器，无论其兽铜盘腹部所饰纹样和印纹陶上的编织物一样；造型和装饰图案既明显具有中原青铜器的作风，再如尊的腹部满饰蟠螭纹，但其上又布满芒刺，又富有浓郁的南方吴文化铜器特色。如牺首簋实就是上下所饰一周圆圈纹的圈中心也有芒刺，所是模仿西周铜簋而来；尊仿自商末周初那种三段以与其说是蟠螭纹，不如说与印纹陶中的变体云形高筒尊，但腹径变大，由中原的圆鼓形改变作雷纹和圈点纹更为相近。必须指出的是，淹城出扁鼓形，而与中原西周晚期流行的矮体垂腹尊有土的这类青铜器在苏南其它地区也曾出土，如三别，形成南方自身特有的一种形制；三轮双兽铜足厘，平折沿，浅腹，平底，腹下为三兽蹄足，盘，结构精巧，铸工精细，更是吴文化的独特创前设流，其形制和溧水宽广墩墓出土的一件基本造；勾键是一组口朝上的打击乐器，中原不见，相同；又如三段形高筒尊和高淳县顾陇和丹阳城是吴越地区特有的一种乐器。这些铜器上的花纹东等土墩墓出土铜尊一样，稍不同的是后者在腹装饰，诸如夔龙纹、窃曲纹、重环纹和垂鳞纹等部两侧加一排镂孑Ｌ扉棱装饰。对溧水宽广墩墓和明显是受到中原青铜器的影响，但也有一定变

高淳顾陇土墩墓的时代现一般都认为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故淹城出土铜器的年代也应大体相

同。

如果说淹城出土铜器年代的推定尚有置疑的话，那淹城内城河出土的几何印纹陶器和原始青瓷的断代则应该更有其说服力。如淹城出土的一件印纹硬陶瓮，卷沿，束颈，丰肩，深弧腹，平底，肩部饰菱形填线纹，上腹和下腹饰凸方格纹，中间饰菱形填线纹，其造型和装饰纹样及风格都与金坛鳖墩墓和句容浮山果园晚期墓出土的同类器相同。又如淹城出土的一件原始瓷质的直筒罐（图七），短直口，折肩，直筒腹，平底，通体拍印变形重圈纹，其上再施豆青色釉，其造型和纹饰作风与高浮顾陇二号墓出土的一件（Ｍ２：１７）几乎完全相同。再如淹城出土的一件原始青瓷碗，侈口，浅折腹，假圈足，壁内外饰弦纹，内口沿有横“誊”形附加堆饰两个，而这种形制的原始瓷小碗乃至装饰作风在无锡璨山和

图四铜尊

宜兴黄梅山等地墓葬中都有出土。同样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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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句容浮山果园晚期墓以及金坛鳖墩等地墓葬的年代也均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

故此，我们认为，淹城内城河出土的独木舟碳十四测定年代虽有可能偏早，但其出土的青铜器和陶瓷器的年代当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不可能迟至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下限最晚也只能到春秋早期。

此外，为了破解淹城四周现尚保存的近７０座土墩的奥秘，淹城考古队还对城外西北部的干家墩作了解剖，结果不仅证明了这些土墩都系墓葬，而且证明有的墓葬和出土的遗物时代可早到西周。据发掘资料，干家墩堆积共分５层，在３、４、５层上部分别清理出４座墓葬，共出土了４０多件原始青瓷器和几何印纹陶器。４座墓可大体分为三期，早期丁座，时代在西周晚期或西周早期；中期一座，时代为春秋中期；晚期两座，时代为春秋晚期。早期一座墓葬的随葬物，可在内城护城河出土的原始瓷器和几何印纹陶器中找到相似物，晚期两座墓葬的随葬器物，其造型和纹饰与三道城墙内出土遗物的风格完全一致。另外，１９８３年武进县淹城管理处的同志还在淹城东南干家滨的河埂上（俗称大埂墩）发掘了一座土墩墓㈣，直径为１８米，现高出地面４．５米。在清理过程中，发现五组成堆的器物，当也应是分属于不同层位的５座墓葬的随葬品。从这些出土物如陶鼎、陶豆、原始瓷豆和几何印纹硬陶器来看，与句容浮山果园、溧水宽广墩、金坛鳖墩等西周墓出土的器物基本相同，墓葬形式也类同，说明大埂墩的墓葬时代当应属西周中、晚期。

据前所述，人们自然要问，既然淹城的三道城墙乃至三道护城河都为春秋晚期一次性筑建，

图六三轮双兽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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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图七原始瓷直简罐

那为什么在内城的护城河的底层以及城外还发现有西周晚至春秋早期的遗物和墓葬呢？这只能表明早在春秋晚期以前，淹城及其附近一带就已有人群居住，起码在西周至春秋早期已有较密集的人群居住。而且从淹城内城河出土的这批青铜器来看，既有礼器尊、厘、牺首簋等，又有成组的句罐乐器，这决非是一般平民而应是有较高身份的贵族甚或王侯才可能拥有，甚至也不完全排除地处北方的奄族在周成王讨伐后一部分南逃至此的可能性。但笔者认为，在西周至春秋早期，不论是哪位王侯贵族居此，哪怕就是奄族的君王逃此，都不曾筑城，这是事实，其原因有待探讨，但有可能是当他们抵达此地还未来得及筑城挖壕时，就被灭亡了。为什么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独木舟和青铜器等遗物会在以后春秋晚期所筑城的内城河出土呢？笔者认为有一点值得研究，淹城地处漏湖之旁，河汊纵横，是否在春秋晚期筑城挖壕时，有的段落可能就是利用原已存在的古河道、沟渠甚或沼泽地截断和改挖而成，否则为什么在北部的子城、内城和外城三道城墙之问，除城河外几无隙地而南部开阔？再则，今天还明显可看出，在北部且ｌＪＪ＇ｂ城河的龙潭地段，内城河与外城河之间只隔着一外城墙（现已完全破坏，致使内、外城河连通，上有一木拱桥供进出），这说明当年筑城挖壕时，是依据当时的地形、地貌和环境甚或河

汊的走向等而周密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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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十二里”，也达６０００余米，但是，与吴国统治

三、古城的建造者及功能性质

者在其发展强盛过程中，先后在吴国的统治区域内建造的一些城池相比则并非是最小的，而是相既然三城三河的古淹城系春秋晚期所筑建，当于中等的城池⑨。ｌ：Ｌ虫ｎ说，阖闾城（今无锡西那筑建者是谁呢？有的学者认为是吴王寿梦第四南）周长３６００米，面积约８０万平方米；邗城子季扎所筑，即其所封地延陵邑；有的认为是吴（今扬州）周长６０００米，内城面积约１５０万平方王囚越质子的故址，等等。春秋时期，常州一带米；固城（今高淳县境）周长３６００米；平陵城确称延陵，汉改日毗陵。据《史记》《吴越春秋》（今溧阳县境）周长仅１０００米，城内面积仅６万等史书记载，季扎为人贤德，吴王寿梦原想传位余平方米；至于位于淹城东五里处的留城，比淹于他，但他不受。诸樊为王（公元前５６０年）城的子城也略小。

后，封季扎于延陵，号日延陵季子。十三年后所以，笔者认为，同吴国境内诸多城池一（公元前５４７年）诸樊卒，众议立扎为王，季扎样，淹城三城三河相套的古城应是春秋晚期吴国还是不受，后由二哥余祭继位。十七年后（公元统治者以国家名义统一调集民力而有计划筑造前５３０）余祭卒，三哥余昧继位。四年后（公元的，其目的主要也应是着眼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前５２６）余昧卒，这时又该季扎继位，但他依然虑，特别是用来作为军事防御目的，既可抵挡防不受。季扎之所以三让其王位，显然和他的政治御西来的楚国的东进，又可备作东南越国进犯而理念即不图私利，以国为重，置享乐与王位于不退却固守的基地。首先，从春秋晚期吴与楚、越顾有关。他的为人处世信条是“洁身清行，仰高的争战形势考察，《史记 吴太伯》载吴自“寿梦履尚，惟仁是处，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立而吴始益大，称王”。也即公元前６世纪前期，像这样一位鼎鼎有名的政治家，又是王家公子，吴子寿梦称王（公元前５８５一前５６１年）后，兀正好是在春秋晚期前后被封在延陵即今常州市一然崛起。其时吴与楚的矛盾是主要的，从而北联带，而距常州古时仅“去县十八里”的淹城又恰晋国而与楚争雄。后经诸樊、余祭、余昧和僚四恰是春秋晚期所筑造，那么认定淹城为季扎所筑代吴王，与楚的战争连年不断。但公元前６世纪即延陵邑似是顺理成章的事。

的大半时间里，吴与楚的交战，辗转拉锯，其战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作为春秋时期广受人场时而在楚邑，时而在吴地，但争战的重心还是们赞许的一个贤德之士，为了自己的永久“淹在江淮，开始是在皖北，后逐渐转到皖中和皖东留”（隐居），竞要役使数以千万计的民工和耗费南地区，说明争战双方虽各有胜负，但总的还是巨大的财力来修筑如此规模的城池，而且非一道楚国颇居上风，故楚国曾一度渡江南插吴之腹城一道河，而是三道城三道河。上世纪３０年代地。但到前６世纪的后十余年间，吴、楚之间的陈志良先生作过推算，仅开挖外城河一道就需人

争战形势发生急居变化。公元前５１５年，吴王诸工约４０万人。

樊之子阖闾，密派专诸刺杀王僚得逞，翌年（前有的学者将淹城与先秦时代的城市相比较，５１４年）自立为吴王。阖闾即位后，在楚亡臣伍淹城子城即王城的周长仅５００米，因而认为淹城子胥和孙武等人的辅佐下，国力大增，开始实施属于一般的小城市，只能是少数王侯贵族的聚居争霸大业。开初几年其锋芒主要仍指向西方楚地，别无其它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

国，对楚形成了咄咄逼人之势，请看：

实际情况怎样呢？子城的规模虽小，但必须闺阅三年（前５１２年）“吴公子使徐人执掩注意到内城特别是外城并不很小，它们的周长分余，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别为１５００米和３０００米，尤其是整个淹城的面积定其徙。……冬十一月，吴子执钟吾子，遂伐竞达６５万平方米。这样的城市规模，当然与春徐，防山以水之。己卯，灭徐。徐子章禹（《春秋战国时期列国都城无法可比，与吴国自身的国秋经》作章羽）断其发，携其夫人，以逆吴子。都即吴王阖问建筑的新王城也不可比，新王城仅……楚沈尹戌帅师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大城周回四十七里”，即达２００００余米，“小城

处之。”（《左传》昭公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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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灭徐大捷后，伍子胥即向吴王献策日：“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敞。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闾采纳了伍子胥的良策，“楚于乎始病”，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了。

阖闾四年（前５１１年）“秋，吴人侵楚，伐夷，侵潜、六。……吴师围弦。……始用子胥之谋也。”（《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

阖闾七年（前４０８年）“秋，楚囊瓦（子常）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冬十月，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左传》定公二年。豫章，今淮南一带）

阖闾九年（前５０６年）“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十一月庚午，两师陈于柏举，阖闾之弟夫概……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吴从（追）楚师，……五战及郢。……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左传》定公四年）

阖闾十年（前５０５年）“六月，（楚）申包胥以秦师至。……大败夫概王于沂。吴人获远射于柏举，其子帅奔徒以从子西，败吴师于军祥。秋，七月，子期、子蒲灭唐。”（《左传》定公五年）

就在这一年，吴王阖闾弟夫概乘前线军事受挫秘密返吴，自立为王，阖闾闻之立即回兵将内乱平息，夫概逃奔于楚。同年，越王允常乘吴军远在西线与楚争战之机，率兵直逼吴国都。好在阖闾速调兵回救，越军才退出吴境。

阖闾十一年（前５０４年）“四月己丑，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左传》定公六年）

从上不难看出，经过整整１０年的浴血争战，吴王阖闾北上与楚争雄虽未取得最终胜利，但也总算张扬了吴国的国威，震慑了不少诸侯小国，挥兵直捣楚国老巢郢都，最后迫使其“迁郢于都”（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若５，今湖北宜城县东南）。而楚国自此也只好忍辱负重，偃旗息鼓，用楚令尹子西的话说要“改纪其政，以定楚国”。这是西线的形势，东线如何呢？后起的越国，趁前６世纪后期吴在西线与楚浴血争战的空隙，拓土称王，图谋发展，角逐中原。如果说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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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王阖闾初年尚曾主动“始用师于越”的话，五、六年之后越王允常竟敢主动率兵侵入吴境，越国的崛起和与吴为敌，对吴国已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就意味着当时吴国面临的大敌已不再是西楚，而是东南的越国。现在摆在吴国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一方面对楚由进攻开始转入防守，要随时作好防御准备，以防楚国的报复，所以从阖闾十一年（前５０４年）撤军返吴之后，到吴王夫差二年（前４９４年）败越，越王勾践人质于吴的十年间，吴一直未曾北上用兵；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就是要积极备战，以尽早征服越国，同时又要作好固守的准备。其中重要一举就是修筑城池和城堡。这可从吴王阖闾刚登上王位时与伍子胥的一番对话深得其解。

阖闾谓子胥日：“寡人欲强国霸王，何由而可？……吾国僻远，顾在东南之地，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君无守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为之奈何？”子胥良久对日：“臣闻治国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阖闾日：“安君治民，其术奈何？”子胥日：“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斯则其术也。”阖闾日：“善！”夫筑城郭，立仓廪，．因地制宜，岂有天气之数以威邻国者乎？”子胥日：“有”（《吴越春秋》卷四）。

显然，在伍子胥看来，要想“安君治民，兴霸成王”，最必要也是最首要的任务就是筑城郭，设守备。这种战略思想当即被吴王阖问所采纳，随即任命伍子胥开始筑造吴大城（今姑苏城）。以后伍的这种战略思想一直贯穿在吴王阖闾执政的１９年全过程中。在阖闾１０年后，随着争战形势的变化，争战重心的转移，更加速了吴境各战略要地城郭的建设，淹城的筑建很有可能就是在这种大的争战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的三城三河，相套环筑，严密防备，一则可以作为前沿抗敌据点，抵御西楚的报复进攻；二则可以作为固守基地，以防东南越国的侵犯，其政治、军事意义是明显的。

其次，从淹城和其它城池的密切关系考察，春秋晚期在淹城的东侧还有留城、胥城，在淹城的东南方向还有阖闾城，弄清这些城池的筑造年代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无疑可以为我们探究这

春秋淹城

些城池的功能作用提供有力的启示∞。

留城，位于今武进县湖塘镇何留墅村，处于淹城东约五里许，上世纪７０年代因平整土地而基本被毁。根据文物工作者的调查，城墙内外出土的几何印纹陶器来看，其筑造年代当为春秋晚期。至于留城的规模，据《武阳志余》载：“留城在淹城东五里处，大小如淹城之内城”（按：这里所指内城实应是子城）。又陈志良《淹城访古记》载：“留城在淹城之东五里，即何留墅社北首，武宜公路之旁。城比淹城的子城略小，四方形，直径四十丈，有土墙，高丈余，门在正南。”既然留城的规模比淹城还略小，又同淹城一样都是春秋晚期所筑，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可想而知的，其功能作用也应该是同类的。

胥城，位于武进马坑上店村，地处留城之东侧，其建筑形制与留城相似。据有同志介绍，其规模也比较小，至今还保存有部分城墙。其建筑年代，相传为伍子胥所建，故名之日“胥城”。目前虽未见有考古调查资料，但胥城筑造于春秋晚期应该是可信的。这样形制和规模的胥城，其功能作用如何？在马杭《恽氏家乘》恽逊庵《胥城龙潭》中曾有一段记载：“其地为阜，地延褒畴陇河堤间，乡人往往指数，以此为伍大夫壁垒之遗也。”从“伍大夫壁垒之遗”一句来看，胥城的功能是一军事防御设施，其政治、军事性质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与之同一时期修筑的呈东西向排列且其问的距离又基本相等的淹城和留城的军事性质也就不难理解了。

阖闾城地处淹城的东南太湖之滨，位于武进雪堰镇与锡山市胡埭交界处。据有关调查资料，城分东城和西城两部分，东城较小，西城较大。南、西和中部都有城墙，城墙宽约２０米左右，残高３至４米，从断面看，也系堆土而成。东面无城，估计是利用直湖港（闾江的一部分）作为天然屏障。城周均有河道相连，东有直湖港，宽约３０到４０米；南日古村河，宽约１０米；西为护城河，宽约６到１０米；北临大河，宽约３０至４０米。整个城的城区面积约１００万平方米。显然，阖闾城和淹城等比较又有其自身特点，一是其面积较大，且分东、西两城；二是城周仅一道护城河，而且多是利用自然的河流作为护城河。这是古代选择利用天造地设的地理环境筑建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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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的又一典型。

阖闾城，顾名思义，也应是春秋晚期吴王阖闾时所建，无疑也是在伍子胥的战略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其功能性质当然有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意义，但首要的还应是政治和军事的目的。

总之，从淹城以东到吴国都城姑苏大城之间，在春秋晚期就相继（甚或可能有的是同时）建造了淹城、留城、胥城和阖闾城来看，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很清楚的，其主要功能作用也应是一致的。即一方面，为了防止西楚的卷土重来，确保国都的安全而建立起的西线整体军事防御体系；另一方面，为了迎战东南方崛起的越国，西部建立的这些城池或城堡又可作为万一都城失守后进行抗御和固守的基地。

后记：在此课题的调查、研究过程中，始终得到了南京博物院徐湖平院长、考古研究所张敏所长、南京市文物研究所车广锦所长、武进市博物馆林志方馆长和淹城遗址博物馆王岳群馆长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住在淹城的日子里，更受到王馆长等的热情接待并设法提供相关资料。在此，谨致衷心谢意。

注释

①淹城遗址考古发掘队：《发掘淹城遗址的主要收获》，载《南京博物院建院六十周年纪念文集》，１９９３年。②淹城博物馆编：《春秋古城——淹城遗址》。

③陈志良：《奄城访古记》。

④顾颉刚：《奄和蒲姑的南迁——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四》，《文史》第３０辑，中华书局出版。

⑤林志方：《淹城系西周奄族南迁定居遗迹考》，《武进文化》

１９９９年第２、４期。

⑥车广锦：《淹城即季扎延陵邑考》。

⑦傀振造：《淹城出土的铜器》，《文物》１９５９年４期；赵玉泉：《武进淹城出土春秋文物》，《东南文化》１９８９年４—５期；肖梦龙：《试论江南吴国青铜器》，《东南文化》１９８６年２期。⑧武进县淹城管理处：《淹城遗址大埂墩西周墓》，《江苏第三次吴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酬建国：《吴城形态初探》：贺云翱：《吴国城市建设述略》，

均见《江苏第三次吴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⑩林志方：《淹城非季札封邑延陵旧治考》，《常州文博》１９９８年２期。林志方：《春秋晚期吴国对淹城的军事利用考略》，见《江苏第三次吴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责任编辑李自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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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淹城

三城三河相套而成的古城典型--江苏武进春秋淹城个案探析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被引用次数：

彭适凡， 李本明

考古与文物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2005，""(2)0次

参考文献(13条)

1.淹城遗址考古发掘队 发掘淹城遗址的主要收获 19932.淹城博物馆 春秋古城—淹城遗址3.陈志良 奄城访古记

4.顾颉刚 奄和蒲姑的南迁—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四5.林志方 淹城系西周奄族南迁定居遗迹考 1999(2,4)6.车广锦 淹城即季扎延陵邑考7.倪振造 淹城出土的铜器 1959(04)8.赵玉泉 武进淹城出土春秋文物 1989(4-5)9.肖梦龙 试论江南吴国青铜器 1986(02)10.武进县淹城管理处 淹城遗址大埂墩西周墓11.刘建国.贺云翱 吴城形态初探:<吴国城市建设述略>12.林志方 淹城非季札封邑延陵旧治考 1998(02)13.林志方 春秋晚期吴国对淹城的军事利用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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