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诚”说解读

《中庸》“诚”说解读

《中庸》作为儒家的重要典籍，历来受到当政者的极大重视，注释者不绝，官方推荐的作为科举考试法定的注释本，或者众多的民间注释本，对其中的各种观念作出各式各样的解释。本文仅就其中提到的“诚”，考察几个重要的解释者的不同解读。

一、《中庸》之“诚”说

“诚”是《中庸》篇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作者将之作为全文之枢纽，进行了反复的论述。历来对它的诠释莫衷一是。在此，笔者拟对之加以梳理蠡测，以图发覆其内在之意蕴。 《中庸》认为，“诚者，天之道也”[P36]，“诚”是天道之本然属性。它与天俱来，“自成” [P39]无依，超越万有，具有绝对的合理性与至上性，天地万有莫不以之为本。天地万物在产生之时，便具有了这种天然的本性。它作为万物生化的终极依据流行于万物之中，生生不息，从不间断，与万物相伴终身，“不可须臾离也”[P20]。进而言之，天地之间不存在不具有此性的物体，“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P39]说的正是此义。

既然“诚”涵泳万物，贯穿万有之始终，那就是说，万有不论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具有同样的质性，都是天道的一种体现。但问题是，万有本性既然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为什么又会有

圣人、常人这样的区分呢？《中庸》认为，虽然万物之中都具有完全同一的“诚”存在，但并非都能做到对本性“诚”的完全体认，对“诚”能做到完全体认的就是圣人，能体认部分“诚”的就是常人。也就是说，万物的分别并非因其内在属性存有差异，而是源于个体对自身内在属性的体认程度不同所致。在《中庸》看来，天地万有之中，能自觉做到对天道之“诚”完全体认的，除了其自身之外，就只有圣人了。圣人对“诚”的体认至简至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P36]。 同时，《中庸》还认为，天道之自然本质的“诚”，并非是死寂的，它具有自觉的功能，也就是说，万有一旦达成对其自身内在“诚”的完全体认，这种内在的本性就会自觉地显发出来，所谓“自诚明，谓之性”[P37]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由此看来，这种本性的自觉也是“诚”题之应有之义。《中庸》作为儒家的重要典籍，其理论的最终归宿是要落到人身上的，而圣人在儒家思想中又是理想人格的体现，故《中庸》以圣人为例，对这种“至诚”之性的自觉显发做了解说： >首先，“诚”能尽性。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P38]

天命之谓性”[P20]，圣人能够完全体认天道的“诚”，故其能极尽天赋的本性；既然能够极尽天赋的本性，就能够兴养立教，

极尽众人的本性，于是称“修道之谓教”[P20]；既然众人天赋的本性能够得到发挥，那么众人就能够樽节爱养万物，以极尽万物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均是合乎天命之性，顺万有之本性而行，亦就合乎天道，故又言“率性之谓道”[P20]。 其次，至“诚”能化。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P38]。

要做到“化”，很不容易，只有圣人才能够如此。这个“化”的过程就是要圣人通过实施启发和诱导，让常人努力去做，即“诚之者，人之道也”[P36]，最终就可以达成对全体“诚”的体认，正所谓“自明诚，谓之教”[P37]；达到对全体“诚”的体认，就能积中发外，形于四体；形于四体，就能容止显著；容止显著，就能光辉四照，灿烂光明；灿烂光明，就可以将其付诸于行动；有了行动，就可以改变自身（最终成圣）。 又次，“诚”可前知。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P38]

由于圣人实现了对“诚”的完全体认，故而就可以达到与天冥一的至高境界，圣人一旦进入与天融一的玄妙状态，便能以超凡的智能观照万有，由此，万有兴亡祸福之机微便可了然于心，一有所感，则如响斯应，极其神妙，所以至诚如神，

可以前知了[P38]。

从上述圣人“至诚”之性的显发可以看到，在儒家思想中，很注重圣人的教化功能，正所谓“诚者非自诚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P39]圣人能做到对“诚”的完全体认，这不是其最终目的。圣人的功能就在于以其超凡的睿智去教化引领常人，使常人向圣人的品格靠近，逐步进入“至诚”的境界，达到对“诚”的完全体认，最终成圣。《中庸》认为，较之圣人，常人实现对“诚”的完全体认是极其艰难的，“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P24]说的正是此义。常人光靠圣人的教化引领，还不能实现对“诚”的完全体认，细究之，还有其它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诚”本身极其精微玄妙，极难认知与把握，“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P26]何况这些不及圣人的知者、愚者、贤者和不肖者呢？故需要常人有足够的悟性和耐心；其次，常人必须要“择善”[P36]作为其对“诚”体认这一行为的价值导向，即“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且要“固执之”[P36]，“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P20]；再次，实现对“诚”体认的过程必须严格遵循“行远必自近”，“登高必自卑”[P28]的法则；最后，常人必须要有足够的恒心和耐力，即需要发扬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精神，不断地认识和实践，“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

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P36]只有如此，方可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最终实现对“诚”的完全体认。

由此可见，常人对“诚”的体认实有两个方面的动力：第一个动力来源于圣人，即圣人通过尽己之性给予常人以启导与教化，使常人最终达成对“诚”的完全体认。第二个动力来自于常人自身，即常人通过自身的艰苦努力来达成对“诚”的完全体认；

通过如上论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庸》的“诚”作为天道之本然属性，涵盖了天地万有，贯通了形而上与形而下，在物性上，实现了天与人的真正统一。这一思想的最重结果是，使儒家教条获取了天道的权威地位，得以合理化，这一点在宋明理学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二、《中庸解》之“诚”说

伊川理学吸收了释、道二家的思想。他把“理”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视“理”为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的最高范畴，建构了他的理学体系。在《中庸解》中，程颐以“理”解“诚”，对《中庸》“诚”之内涵做了新的发挥：

伊川认为，“诚者，理之实然。”[P1158]，“诚”是“理”之属性，并以“实”为表现特征，正所谓“诚者，实而已矣。”[P1160]但“实”又当如何理解？就此，伊川解释说，所谓“实”就是“实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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