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商业发展道德——以“厚生财,人为本”的思想为例

浅谈中国古代商业发展道德 ——以“厚生财，以人为本”为例

摘要：考察中国商业发展的历史，商业道德随着商业的产生而出现，并随着古代商业的繁荣而逐步形成统一的系列并不断完善。“和厚生财，以人为本”的人际关系思想便是庞大在古商业道德体系中的一支，并对今天的商业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本文就“和厚生财，以人为本”的人际关系思想进行浅谈，并依此提出自己对此思想在当代商业运用中的看法。

关键词：商业道德 人际关系 儒家文化 以人为本 和厚生财

中国古代经济基础思想非常重视伦理道德，在商业经营中则非常重视商业道德。所谓商业道德即商业主体在业务经营过程中应遵守的职业规范和执业准则，它是随着商业行为的产生而产生的，伴随着商业活动的扩展而确立的，因此，其主要表现在商人的经营活动中，“和厚生财，以人为本”的人际关系思想做为古商业道德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便也贯穿于商人的经营思想中。

“和厚生财，以人为本”运用在商业中主要是指商人在本着获利目的的同时必须同时利人，以一种和谐的气氛、厚道的处事方法、态度来获取财富，服务大众。

一，“和厚生财，以人为本”的人际关系思想的由来

1．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道德的影响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非常重视伦理道德，在商业经营中更是加以践行。早在春秋末叶，孔子在鲁国当政时就注意到对市场的规范。《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施市”就是讲鲁国的市场经过孔子的整顿，价格公平了，讲究商业道德了。《孟子》中也记载了战国时的陈相说如果按照他老师许行的主张行事,“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五尺孩童适市，莫之或欺”1也是讲商业道德。中国传统的长期形成的商业道德中“言不二价，童叟无欺”、“秤平斗满尺码足”等等已成为深入人心的商业道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成为主些商人的座右铭。可见在古代的商业发展中，商人们对处理以人为中心的人际之间的利益关系时已将“诚信经营”的观念根植于商业道德中，这也是他们处理人际关系、建立各种适于商业发展的人际关系网络的思想体现。

同时，中国又是一个以儒学为核心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国传统儒学同时又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注意营造稳定、互利互惠的人际关系。受氤氲儒学的氛围影响的中国古代商人，把儒学“诚、信、义、恕、让”等儒家伦理道德贯彻到从商经营之中去，形成“诚信为本，以义制利，和厚生财，推己及人”的商业道德2。“和厚生财，以人为本”的人际关系经验便是受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传统商业道德的重要特点。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人心者得天下”，孔子倡导“和为贵，忍为高”、“和则两利，仇则两伤”等，使受儒文化熏陶颇深的传统商人将儒家的礼和之道用于润滑贸易中的人际关系，用于商业经营管理实践，作为处理商家内外关系的基本方法，总结出“和气生财”、“人无笑脸不开店”等处理公共关系的经验。认为“和”是生财的基本条件，为求在自己的周围创造一种祥和的气氛，从而减少贸易阻力。 2.古代商业活动发展的需要

古人云：“无规不成方圆”，即无论何时何地何行业，都应遵守一定的规范，有些是成文规定，有些则是不成文的软约束。道德行为则正是这种软约束力的成果，发生其效力在自古至今的社会的各个角落，遍及各行各业。因此，作为社会重要部门和组成部分的商业活动中也比不可少道德的存在。 其实，自我国商业从古代开始发展，人民便已注意到良好的道德品质及其所形成的人际关系对于商业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 。一些商人坚信“财自道生，利缘义取”，讲究商业活动中的仁义道德，以物美价廉等吸引顾客，占领市场，发财致富。春秋时期利便有“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3”的理论来强调以万人之力，以和生财，又如“德义，利之本也”4、“义，利之本也”5、“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行之，信以成之”6等，都在强调，在与人交往的商业活动中要“有德”，尤其是“以义制利”，强调德义为先。春秋时期的大商人范蠡，坚持以义制利，诚信经营，即使是多次散尽财资仍能凭借其良好的经营之道迅速积聚财富而为富几十载。明清时期的晋商、徽商、甬商等商帮，他们之所以能持续数百年经商高潮，他们共同之道首先便是“以德经商”。由此看来，商业的发展如果离开了道德的约束，则商业经营活动中投机倒把、欺诈经营、市场混乱等现象就会层出不穷，商业也就不会继续健康发展并扩大，更不可能在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条件下从古发展至今，因此，通过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建立良好的商业经营环境，如良好的人际关系、市场氛围等则成为保证商业经营活动保持健康良好发展状态的保证，而系统的商业道德便成为自古至今在商业不断发展中逐渐完善的产物。

二，“和厚生财，以人为本”的人际关系思想的内容及体现

在我国古代的商业活动中这种“和厚生财，以人为本”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商业经营者与国家、社会、顾客、佣工等其他因素的关系中，以崇信、尚义为核心，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注意营造稳定、互利互惠的人际关系。

首先，诚信是无论古今及无论任何地方的商人都会提倡的工序良俗，因此，

“崇信”则成为古代商人经营商业的道德基础。如春秋时期的大商人范蠡曾提出：储藏货物要保证质量，不易保管的货物不要久留，并强调把握进货渠道，以保证产品质量7。这表现了古代商人重视商业道德，以诚信取胜的竞争观念。春秋战国时期，还有很多名人提出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强调要以诚信为本。如管子就强调“诚贾”，“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诚士不得食于朝”8，把“诚贾”列为四民之首，可见其对商业经营中诚信的重视程度。同时，他还特别强调，要反对商人的“豪夺”，“大商贾家不得豪夺吾民”9。孔子强调诚信，强调“富而有德”。他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0”“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11”

至汉武帝时代，桑弘羊在经营商业方面还强调“平准”“均输”的思想。“平准”即是平抑物价，防止商人非法牟利；“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之货物，贵即买之，贱则卖之，如富商大贾无所牟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滕涌，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12”这就大大有利于打击不法商人的非法牟利活动，保护民众利益。东汉的班固反对奸商，“掘家博掩，犯奸成富”，认为这类商人是“伤风败俗，大乱之首13”。清人石成金所说：“为商者，诚欲通有无，权子母，总不出公、诚二字。14”以上这些从古到今的古训典言都在说明在经营商业的过程中，要强调诚信经营，要强调商业道德，做到“富而有德”防止“为富不仁”。

其次，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商业道德中，“尚义”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义”是中华民族重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孔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

15”是说诚信要与义相符合，才能真正实现。儒家强调“义以为上16”，提出“见

利思义17”的取利原则，反对以不择手段的方式获取利益，认为“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

18。”主张谋取富贵与利益要符合道德规范。面对义与利的冲突，儒家主张“先

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19”，强调利服从于义。

“尚义”商德在明清时期表现的最为丰富。随着商业活动的普遍化，商业行为规范活的了丰富发展，不仅刊行出一批总结经商经验和用于商德教育的书籍，如《三台万用正宗》、《客商规鉴论》等等，至于散于方志、族谱、家规、文艺作品和士人文集中的关于诚信商业道德的记载也比比皆是。

明清商人还提出：“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于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20”认为以义为利，因义用财，才能在社会上树立起良好的商业形象，因此，可以获得丰沛的财源。如明清时期的商人程锁在漂水县经商，有一年，农业丰收，谷贱伤农，程锁按照往年的价格收购谷物，第二年，农业歉收，谷价大涨，程锁按平常的价格向农户出售，深得百姓的拥护，于是，生意越做越大。商人张州，“以义应事，故人乐与之游，而业日隆隆起。”商人李大暠常常以“财自道生，利缘义取”来教育他的晚辈和学徒。江羲龄“尝贸易芜湖，有误投多金者，却弗受”人称“江道公”。（上述事例分别见《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865.847.889.1356页）21

同时，自古便也有人明确提出了在商业经营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并且在不断的践行与完善中。

如先秦以来的思想家多认为人有求利的本性。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22”《商君书》也写道：“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23”汉代的司马迁提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他还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24。这种追求物质享受，追求利的欲望是任何人都一样的，不仅农工商贾追求财利，而且帝王诸侯、各级官吏、将官、士兵以及赌徒、娼妓、流氓、恶棍无一不是为了追求利而活动25。他认为追求物质享受是“人之情性”是自然的事，但同时又强调“以义为利，趋义避财”即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同时，强调“以义取财”。

明中叶，丘濬也明确提出：人有追求财利的欲望。他说：“财者人之所同欲也”、“人心好利，无有纪权”。他也主张用义来制约利。他把义利与公私联系了起来，他说：“然理之所在天下，公与私，义与利而已矣。义则公，利则私。公财为人而有余，私财自为而不足26”。他主张以义来维护现有财产关系，使“彼此有无之间，不得以非义相侵夺。27”就可以引申出维护商品交换中的平等关系，禁止强买强卖的含义。明代的王阳明，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给人一种灭人自身的印象，却也在《禁约榷商官吏》中提到：“照得商人比诸农夫固为逐末，然其终岁弃离家室，辛苦道途，以营什一之利，良亦可悯”28，表现出了王阳明的以人为本的人性思想。

古代商人在处理“以人为本”的人际关系时，又主要集中于对国家、顾客、同行与佣工等关系，具体表现为：

1，先公后私，爱国济民：中国商人有富好行德、周济贫民、捐赠国家的传统行为，即“兼容天下”，他们不仅是“经济人”，更是“道德人”和“社会人”。他们有着比较强烈的道德要求和精神向往，敢于肩负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们不仅有“治生裕民”追求利润的功利追求和“创家立业”的功业意识，更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和“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使经济活动具有济世担当，兼善天下的意义。

随意翻检各种方志和文献资料，古代商人济困扶危，乐施公利的例子随处可见。商人始祖陶朱公范蠡，多次散尽财资，为中国商人树立了仗义疏财、慷慨捐赠的榜样。清代歙县商人刘正实在扬州经商期间，曾经捐万金，用于龙门桥的兴修，经商四川的清代婺源商人詹文锡，曾经捐数千金凿山开道，劈回开惊梦滩，使来往重庆的商旅行人免遭覆舟之。光绪三十一年（1905），晋商积极参与争矿权运动，特别是祁县富商渠本翘，多方奔走筹措赎矿银，在山西各票号的支持下，集银150万两，从英商手中赎回了山西煤铁采矿权，保护了山西的煤铁资源；其实，早在1904年，渠本翘就捐银两万余两创办祁县中学并亲任总办。榆次常氏积

极参与了捐助地方书院，赈济灾荒与善后捐输29。这些爱国济民的行为比比皆是，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商人的爱国、济民情怀。

2，同业互助，谦和礼让：对待同行或竞争对手，既能保持平等的竞争关系，又能相互帮助。如晋商中榆次天亨玉商号在资金短缺，经营困难时，著名的大盛魁商号不但未拆其台，反而借给银两三四万两，帮助其渡过难关。大盛魁商号的这一做法使其名声大振，在商界威望更高。后来，大盛魁商号发生危机时，天亨永（天亨玉改名）商号不忘旧事，在经济上、业务上大力支持大盛魁，帮助它渡过难关。同业互助的伦理道德使晋商形成了一种良好的竞争机制，扩大了群体优势

30。洪洞人王谦光经营山东盐时，不少商人“率辄心计，尚诈伪，由是术辄倍息，

独君异其趣?人咸或谓君长者，多倚为重”后“累至万金”。31

,3，对于顾客，古代商人更是将“诚信，”作为人格追求与立业根本之准则，处理与国家，顾客等各方面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通过诚信来建立与客户间良好持久的关系，并形成庞大的商业网络，通过这种隐形“资本”来赢得财富。 同时，古代商人对内行以仁道，以增强雇员的凝聚力，积极性和忠诚度，以营造商家内部的有序关系与和谐气氛，最终换来企业的业绩。一些大商人在用人方面也有不少考虑。范蠡认为，善于经营的人，都应该“能择人而任时”。他把“择人”看的同“任时”同等重要。白圭则“与用事僮仆同苦乐”以调动僮仆的积极性，使之更忠实地为主人效劳。西汉时大商人刀闲任用别人不敢任用的“桀黠奴”即不易驾驭的能干的奴隶，“使之逐渔盐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终得其力，起富数千”。刀闲乐于任用这些能干的人，并且善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委以重任，给以优厚待遇，使之尽力为主人办事，即择人任事，用人以诚32。而山西商人在经营中常常采取伙计制，“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有的伙计的父祖辈向他人借贷经商，因亏本或死亡而欠账长达十余年，伙计“生而有知”，辛勤劳作以偿还父祖所欠，于是，其他的富商大贾积极争取这种伙计为他们经营。于是这些伙计“输小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富商大贾和伙计都获取

利润，实现了出资者和经营者的双赢33。

三，“和厚生财，以人为本”的人际关系思想在古代商业发展中的作用

首先，“和厚生财，以人为本”的人际关系思想以鲜明的价值取向、详实的行为规范，推动了古代商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如被中国古代商人内化为行为准则的传统尚义理论，积淀成公平交易，诚信无欺，货真价实，讲求信誉的优良商业道德。古往今来，诚贾义商们正是本着义以制利，义中取利的交换原则，恪守着“仁中取义真君子，义中求财大丈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高尚的道德信条经商行事，才将商业推向不断发展，不断壮大的轨道。

其次，规范商业活动，促进商业健康发展。明清时的徽商虽然繁盛百余年，却随着封建王朝——清朝政权的衰落而衰落，究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徽商对于封建官僚的依赖过大，正如人们将徽商称为“官商”一样，徽州商人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攀权富贵，其成功的捷径之一就是攀权富贵，通过钱权交易，获得垄断经营权，从中谋取暴利。徽商与晋商他们相同的历史结局——繁荣到衰亡，他们纵横商界数百年之久，当他们步入20世纪后，昔日开拓进取的优秀品质丧失几尽。徽商与晋商的“官商”地位，使他们对封建官府的依赖性极强，随着清政府的垮台，他们必然烟消云散。由此看来，商业垄断，攀权富贵并非持久经商的良策，而像宁波商帮即甬商他们极尽道德之力，诚信经营，互帮互助，公平竞争，最后竞能在众多商帮中脱颖而出，发展至今，如今的闻名全国甚至世界的温州商人便是其最主要的一支。因此，促成各方遵守契约，提高交换效率和便利，降低交易支出费用，减少市场失灵的概率，抑制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促进商品交换和市场的繁荣便成为这种思想发挥作用的最主要的体现。

第三，礼和之道用来润滑贸易中的人际关系，用于商业经营的管理实践：对内以减少商业活动中的人为摩擦，加速其商业团队及同行业的发展，以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扩大群体优势；对外作为处理商家对外关系的基本方法，塑造商家的仁厚形象，热情待客，广结善缘，通过“诚信”来建立商户与顾客良好的人际

关系并形成庞大的商业网络，通过这种隐形“资本”来赢得财富。如在信息传递方面，如果建立良好广阔的对外商务网络，则可以通过同行、顾客、社会各界人士将自己品牌行业的良好信息传播开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形象，以便更好的进行经营活动。

四，“和厚生财，以人为本”的人际关系思想的当代意义

社会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普遍的社会道德，正如弗兰西斯.福山所说：“最高的经济效率不一定能由理性的利己行为来达成，反而由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共同努力才容易达成，原因是这些社会成员之间存在共同的道德观，使他们合作起来更见效果。34”看来，道德对于社会的作用永远都不会过时，而商业道德对于商业经济及其发展便也永远不会过时。因此，“和厚生财，以人为本”的人际关系思想对于当代也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1，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是有一定作用的。

中国当前的改革开放，人们从过去的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成千万上亿的人一下子涌入“商海”，各方面都缺乏准备，包括道德准备。因此，在现行经济的发展中，“和厚生财，以人为本”的人际关系思想在很多时候被严重扭曲，最突出的表现在于不正当竞争。如商业贿赂、混同行为、误导行为与诋毁行为，侵犯商业秘密及不当利用他人成果等与通过交换交易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显著的特点大相背离。

首先，商业垄断尤其是其中的行政垄断35，首先是打击了其他商业经营者的积极性，为商业活动的发展无形中设置了自由全力发展的屏障，同时，商业垄断也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造成社会福利损失，生产效率损失，X-非效率损失

36，寻租行为产生等，迫使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新一套法律体系的建立，

以重建被破坏了的自由竞争经济秩序，同时，更迫使我们提升道德水准，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努力从自为的道德方面做起，而不是只依赖与“法治”。

其次，商业贿赂很多情况下造成资源配置的效率不高，使优势资源给了能力较差的对象；还限制了其他有优势的群体的发展。行贿受贿这些也处于商业中人际关系交往的范畴，是在不正当、不道德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需要我们的现代经营商业活动的部分商人，重新认识学习“和厚生财，以人为本”的人际关系思想的真正内涵与真谛。

第三，其他的如商业欺诈中的混同行为，误导行为与诋毁行为等不正的竞争行为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是很常见的37。商品质量无保障，消费者的安全无保障等一系列缺乏诚信经营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有毒食物，假冒伪劣产品等充斥着整个市场经济，同时也对商业道德提出了要求“以人为本，和厚生财”便显得更是重要，因为大力推进道德教育，促进社会各界充分学习、理解古代优良的传统文化道德，促进商业以更健康良好的状态发展已成为我们现代教育迫在眉睫的事

2，“和厚生财，以人为本”的人际关系思想对国家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具有一定的启发借鉴作用。其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国家、政府进行市场调控是应作为根本，也是政府进行调控的最本质的目标。因此，政府垄断等行为在此过程中便不能出现：早在先秦时代，孟子就明确提出反对垄断：“?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焉”38。反对垄断也就是讲商业活动中商品流通要合理，合法经营，要诚实守信。明代丘濬提出：“大抵立法以便民为本，苟民自便，何必官为”，其中便说明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应是帮助规范而非参与主导。亚当斯密也认为：“市场中人们分明利己的个人自由活动，反而导致人类整体互利的局面”39。以明清时期的晋商、徽商为例，作为商人，本应是市场的主角，却身处官场控制之下，而必然的发生了以官场文化指导市场的行为。因此，现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国家应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本着为民谋利，以人为本的前提进行宏观调控，使市场经济朝着更健康、活跃的方向发展。

3，古代的商业道德与商品经济法则的有机结合，对于促进现代商业的健康

发展又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和厚生财，以人为本”的人际关系思想对于现代商业活动极力构建与社会各方面的和谐关系具有重大影响。

“以人为本”“和厚生财”的人际关系，自古至今，已深深渗透于中国商人的血脉传统，因此，在商业活动中更能指导现代商人在商业活动、人际交往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及其思想并使其走向世界。

小结：纵观古今，商业不断发展，体系不断完善，与之相应的商业道德体系也在不断的完善，“和厚生财，以人为本”的人际关系思想也在与其配套的发展、完善，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新环境中仍发挥着其积极作用。但面对新形势下的新要求，我们必须不断的完善和正确理解“和厚生财，以人为本”的人际关系思想，避免部分人士的曲解应用，同时着力推进道德教育，普及道德知识，完善商业道德体系，使商业道德的积极作用能不断的推进我国商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推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

参考书目：

[1]宁镇疆.译注《孟子》[M]，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4 第105页

[2]周英杰.谈儒家文化对传统商业道德的作用[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社科部

[3][8]马非百.著《管子.轻重篇新注上》[M]，中华书局，1979.12 第241页第226页

[4]《春秋左传解集（一）》[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8 第365业 [5]赵晓雷.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10 [6][10][15][16][17][18][22]钱穆.《论语新解》[M]，三联书店，2002.9 第409页、第25页、第18页、第462页、第361页、第87页

[7]梅学霞.浅析中国商业经营价值观的历史传承[J]，北方经贸，2003年第1期 [9]张友直.著《<管子>货币思想考释》[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 第395页

[11]严培金、王谦.注译《大学.中庸》[M]，崇文书局，2003版 第112页 [12]汉.司马迁.撰《史记.平准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8版 第1173页 [13]汉.班固.撰《汉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4版 第1183页 [14][33]孙强.中国古代商人的诚信传统与当代商业道德建设[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28卷

[19]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编《荀子新注》[M]，中华书局，1979版 第40页 [20]孙强、徐林.中国古代商人的尚义传统—以明清商人为例[J]，江苏商论，2006.2

[21]龙达云.试论明清时期徽商的商业道德[J]，道德与文明1996年第2期 [23]高亨.注译《商君书注译》[M]，中华书局，1974版 第133页

[24]赵靖.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史记.货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6 第204页

[25][26][27][28]石世奇.著《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 第70页、第180页、第181页、第206页

[29][30][38]尹世杰.略论中国古代的流通思想及其当代意义[J]，中国流通经济2011年第6期

[31]周玉萍、廖启云、武杰.晋商商业伦理道德的形成、基本规范与价值[J]，生产力专题研究2003年第6期

[32]古代商人秘而不宣的经商十决[J]，报刊集萃2008.1

[34]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第34.35页

[35][36]马云泽.著《规制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1第181页、第188页

[37]金碚.主编《竞争秩序与竞争政策》[M]，社会科学与文献出版社2005.9 第305页

[39]韩玮.明清晋商研究中几个需要思考的问题[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6

第11卷第2期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7ng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