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学案例

《公共行政学》案例

1、案例：贫困县的“摆谱症”

据中国新闻网2005年6月6日报道，近年来，一些贫困的地方，喜欢打肿脸充胖子，把炫耀摆阔当作一种“时尚”，且大有泛滥成灾之势。“贫困县800万修豪华广场”、“贫困县2000万豪华演出”、“贫困县5000张吃喝白条”、“贫困县教育局吃掉600万教育经费”等新闻屡屡见诸报端。这些现象的发生，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引起各界普遍关注。

办万人歌咏赛

2005年元旦前夕，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的陕西省P县举办了一场历时两个多月，耗资数百万元，号称万人参加的“喜迎元旦大型歌咏比赛，，活动。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影响之广，为近些年之最。

据了解，P县委办、政府办早在2004年10月就联合下发文件，以凸显这次歌咏比赛的极端重要性。文件要求各参赛代表队控制在50—100人，必须有统一的服装，有各自的伴奏乐队。由P县各部门、乡镇主要领导参与组成的80多支代表队，大张旗鼓地参加了这次声势浩大的歌咏比赛。

据了解，很多参赛部门和乡镇都请了指挥、教练、乐队，统—服装，每支队伍花费都在3万到5万元，还有的乡镇100来人吃住在县城宾馆，连续训练了好多天。有的部门不仅服装统一，还配发了领带和皮鞋。全县这次活动花费累计在三四百万元。近几年，P县财政赤字每年都在2000万元以上， 目前县财政负债总额已超过5亿元。陕西省农调队对P县近三年农村贫困状况的监测结果显示，该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全面低于全国、全省以及所属的W市的平均

修豪华政府楼

陕西省J县是一个财政赤字严重的贫困县，为发展当地的红枣产业，省里几个相关部门给该县拨款数百万元。可在该县主要领导的拍板下，这笔原本用于专项科技扶贫的款项，盖

成的大楼却成·了县政府的办公楼。2001年，这座总造价达460万元的大楼竣工，但因为拖欠施工单位近百万元工程款，施工方迟迟不愿交工，且一度锁了大门，到现在大部分工程款还没结清。在向施工方做了大量“工作”后，2003年大楼开始投入使用。当办公室分配方案宣布后，J县广大干部群众才发现，这座当初以“红枣科技服务中心”的名义立项的、总建筑面积4800平方米的大楼，却变为县政府的办公大楼。

湖北省Y县是个有百万人口的国家级贫困县，其中农业人口占80％以上，不少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下。该县交通局却大肆挥霍国家资金，将一处耗资1000多万元的办公大楼闲置5年不用，又打算投资400万元另盖一栋办公大楼。据在此看守的中年妇女称，她在这儿看守5年了，却一直不见有人进这楼办公。闲置的大楼与荒芜的工地，成了Y县交通局给当地人留下的两个难解之谜。

买高档小轿车

湖南省H县是个财政穷县，历年来财政累计负债高达7亿元。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不少干部近年来却争先恐后地坐上了崭新的广州本田、帕萨特等中高档轿车。据统计，2003年H县就花费近500万元为“公车消费”埋单。

与花大把的钱购置公务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县里干部、教师多年连续不断地被不合理扣薪。在H县财政局工资统发中心，有这样一笔明细账：近年来，县级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和教师都要被扣缴扶贫资金、老干部扶助金以及县乡公路改造资金，三项每人每年分别为24元、20元、150元。

乡镇教师多年来工资也不能全额发放，一个中学中级教师实发月工资往往不过700元。而一辆中高档轿车的价格相当于二三十个中学教师一年的收入。H县有群众对‘‘公车消费热，，发出了这样的抱怨： “无钱发工资，有钱买好车”!

“西部贫困县，欠着群众钱；领导照摆谱，屁股坐丰田”这个顺口溜，则是云南某县群众对该县一位领导的批评。国家早就明文规定，除省部级领导外，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的公务用车，价格不得超过25万元，但云南某县一位领导居然花了80万元，为自己购买了一辆8缸丰田越野车，其理由据说王要是“为了县里的形象”。

建高尔夫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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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6月，安徽C县S镇政府与香港x x集团签订建高尔夫球场的《投资合作意向书》。随后，他们以每亩地3700元的价格一次性向农民征地2088亩，当年全部交给x x集团使用。征地范围涉及1000多个农民。失地农民伤心地说，政府以低价剥夺了他们的“生活来源”，又不给安排工作，如今这些农民生活难以为继。

C县是一个有着50多万农业人口的国家级贫困县，近几年的农民人均收入在1900多元左右，至今有10多万人尚未脱贫。人们不禁要问，在一个贫困县建这样一个高尔夫球场，到底能为地方经济发展做什么样的贡献?对此，当地领导一再说，建高尔夫球场是为了改善投资环境，“给外来投资者提供一个能够停留的地方，多进些项目”。一些政府官员甚至把高尔夫球场看作是投资环境的必要条件，认为项目本身“赚不赚钱不重要，只要有就行”。

修豪华广场

江西省F县面积655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0万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县，却花费3100多万元，建造全省首屈一指的豪华广场和行政中心，造成拖欠民工工资1000多万元的恶果。F县是国家扶贫的贫困县，许多地方连工资都发不出。每年要上级拨款几千万元。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哪来的这么多钱修豪华广场和行政中心?据知情人介绍，就是加快卖土地的步伐，因为F县有的是土地。

辽宁省朝阳市B市(县级)在2003年9月兴建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广场，广场用的地砖全是大理石，各种雕塑、人工瀑布和霓虹灯布满广场。夜幕降临，霓虹灯绚烂闪烁，非常壮观。如此大的广场，来此休闲的人却十分稀少。据说，这个广场是在2003年9月初竣工的，工程总共耗资(加上征地赔偿费用)1000多万元，占地68亩。B市是个因煤而兴的城市，1994年后B市煤炭工业开始衰退，成为国家级贫困县，全市2004年财政收入仅8400多万元，2001年因矿务局破产下岗的工人就有2．3万人。据了解，这样一个大规模占用耕地的广场竟没有建设的手续。

案例思考:

1．“摆谱”，这个概念在本材料中的基本内涵是什么?从行政环境的角度，探析案例所反映的这些事件所发生的主要原因。

2.在当前情况下，防治政府部门“摆谱”现象再次发生的基本举措可能有哪些?

2、案例：消费者维权行动的无奈

刚搬进新居不到半年的许先生一家碰到了烦心事：家里的燃气热水器发生了爆炸。许先生在多次致电厂家讨说法未果的情况下，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那么，热水器爆炸究竟是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还是因为消费者使用不当？许先生决心通过产品质量检测测个明白以界定责任，细问之下却令他打了退堂鼓。原来，一台燃气热水器的检测费高达两三千元。

消费者维权进退两难

2006年5月的某个晚上，许先生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说，家里的热水器爆炸了。他慌忙赶回家一看，套间里的浴室被浓烟熏得漆黑—片，部分电线出现损坏。这台热水器是许先生前一年8月份在市区一家电器商行购买的，没想到这件“按照Is09000质量标准”生产的热水器用不到一年就出现事故，幸亏当时没有人在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许先生认为热水器的质量有问题。随后他多次联系了热水器的经销商与生产厂家，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他只能保护好事故现场并希望通过质量检测部门对产品质量进行鉴定，以此作为日后索赔的依据。但是，为了这台价值几百元的热水器付上数千元的检测费，确实得不偿失。但是，如果不将责任问题分个清楚，许先生确实又心有不甘。

一瓶酱油检测成本需600元

据了解，进行相关检测所需的费用实在不菲。以一瓶普通酱油为例，需检测项目达18项，其中仅细菌检测一项所花时间就需要5天，如果一旦发现问题需复检，前后至少需半个月时间，检测费需600元。个别产品的检测费高得令人咋舌，如一瓶矿泉水的检测费达2000多元。因此，个人送检的产品以高值产品为主，如珠宝鉴别等。除了企业生产所需或受有关部门委托，没有人愿意为了一件所值无几的产品付上高昂的检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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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粤东产品质量检验中心有关人士介绍说，检测收费标准都是根据国家和省物价部门规定制订的，检测费用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产品质量检测是一项精细的工作，所需成本相当高，如检测矿泉水必用的液相色谱仪每台就需20多万元。

案例思考:

1．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粤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属于什么性质的机构?其主要职能目标是什么?

2．根据案例资料，消费者权益是否能够得到应有的保障?为什么?

3．结合我国类似政府组织的职能运行现状，谈谈促成这类组织有效实现其应有职能目标的可能举措。

3、案例：广州不明病毒危机

2003年2月11日上午10时30分至11寸15分，广州市的许多市民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的：他们看到自己选举出来的市长和高级公务员面对镜头发布信息，消解了几天来盘桓在他们心头的阴影。

信息困局

2003年2月8日，农历正月初八，休息了7天的广州恢复了永不停歇的活力，中午时分，一条消息悄悄在人群中蔓延——“广州发生致命流感”。它以手机短信和口耳相授等形式传播。标准版本是：春节以来，广州出现多例流感性肺炎致死病例，几家医院有数位患者死亡。“死亡”的字眼加剧了人们的恐惧；找熟人打听，成为广州人对不明病毒的第一反应。广东移动几日来的短信息流量数据统计：8日，4000万条；9日，4100万条；10日，4500万条。在数十小时里，广州的城市生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2月8日晚间到2月9日，一些网站上开始出现可怕的字眼：禽流感，炭疽??

到网络上找原因，成了不少广州人的第二选择。同时，广州各大医院继续传出消息：中山大学附属某医院呼吸内科全科多名医生被病人传染，目前睡觉均戴口罩；中山三院呼吸内科主任因被患者感染，被隔离治疗。使医生都倒下的病毒是什么？如何防治?

其实，从春节前开始，广东的河源和中山等地就传出“流感死人”的传言，1月初，河源还出现了市民到各大药店抢购某抗病毒药的风波，只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没有引起广州人的注意。1月5日，广州某媒体“唐突”地报道：河源市疾病防疫控制中心2002年12月15日就接治了两名患者，紫金县人，症状是畏寒、咳嗽、随后分别转到深圳福田医院和广州陆军总医院。其后有关部门组成专家组于1月2日奔赴河源，几位患者初步诊断为某种病毒感染。

药!药!药！

2月10日上午，终于有媒体“模糊”地报道：近期广州患“感冒”和“肺炎”的病人增多。临近中午，南方网谨慎地发布了官方信息：广东省部分地区先后发生部分“非典型性肺炎”病例，该病主要表现为“急性起病，以发热为首发症状，偶有畏寒??有明显的呼吸道症状??该病有一定的传染性”。预防措施包括保持空气流通，醋熏，勤洗手和谨慎接触病人。

一时间，大半个广州都动起来了。“买药了吗”和“买醋了吗”成了广州人的见面语。走过居民区，随时可以闻到一股股醋的味道；在一居民小区，物业管理人员开始喷洒消毒药水。大街小巷，只要有药房的地方，人们就排起了久违的长队；板蓝根和抗病毒药物成为人们哄抢对象，甚至清热解毒的中草药和凉茶也都成了抢手货。上午10时44分，建设六马路3—1号，广东创建大药房。7分钟里，前后28个人前来买药，而这些药早在两个钟头前就卖完，当天夜里9时，位于番禺区的广州碧桂园，人们不让药房关门，宁愿连夜排队等候店家到他处调药。而此时板蓝根已由平时的一包6．5元涨至20元。各种抗生素“只能等待明天了”。据说可以预防流感的白醋甚至被商人炒到了100元一瓶。

紧接着，药物和白醋的热销“狂潮”连同“流感传言”传出广州，越过省界。深圳，从2月10日起，深圳大小药店买不到板蓝根和抗病毒药物，为了购买一种所谓“特效药”，某单位立即派人到香港购买。远在贵阳，板监根也“卖疯了”，价格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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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元、15元，最贵的甚至卖到23元一包，市民仍在疯抢。贵阳机场10日起接运大量板蓝根，目的地—广州。相同景象几乎同时出现在国内各大中城市，北京、武汉、长沙、海口??人们纷纷给远在广东的亲友寄“药”。与此同时，抗生素、抗病毒药物也备受重视，截至2月10日止，浙江某药厂库存的某抗病毒药大部分已销往广东，苏州某药业公司的同类药在广东方面销量猛增。连最基本的药物——板蓝根也在某些药店告罄。中山某药厂称“生意极好”，电话声此起彼伏，工作人员甚至已经顾不上接了，而2月9日和2月10日，股市出现“小阳春”，几只医药股和—只醋业股一度涨停板，网络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医药激情领跑，大盘企稳反弹》的股评。 依目前可肯定的信息，此类非典型肺炎最早病例最早出现在广东中山—个厨师身上

他至今仍在中山留治，时间是2002年12月26日。2003年1月初，中山市出现10余例同类病例，此情况于半个月后引起广东省有关专家的注意。2003年春节前，广州出现了非典型性肺炎病例，由于开始时少数医院对此病认识不足，导致医护人员被感染。

短时间内，一种某公司生产的进口药(处方药)在医院里被当成“特效药”，而此药的消耗直接反映了当时“传言”的严重程度：1月31日，广州市仅存为数不多的这种进口药被全部用完，不得已紧急从外地调运。为解决燃眉之急，广州紧急从中山市调运100盒。2月9日中午，在不停的催促下，这种进口药第一批3000盒抵达广州，立即被守候在机场的广州七家医疗机构“瓜分”殆尽。而此时，广州近100名医护人员已经先后遭到传染。2月10日晨，9000盒进口药再次空运至白云机场。2月11日上午，广州需求量增至30000盒！深圳除去已运达的23000盒，又增订20000盒。2月11日中午，该药广州销售经理的手机再次响起： “广州，急需15000盒”!广州的大量药品需求引起国内其他城市的疑虑，烟台、苏州、杭州虽然不知何故，也开始增订药品。

政府的声音

2月11日上午10时30分，广州市政府召开针对此事的新闻发布会，广州市副市长、市委副秘书长和市卫生局局长在场回答。广州市卫生局局长黄炯烈说， —种病毒引起了“非典型肺炎”， 目前病原鉴定工作尚未能作出确切的定论。但可以排除传言中所说的鼠疫和炭疽。黄向社会承诺：广州市有能力和水平， 有足够的经验维护病人安全。该病在广州市已发生了—个多月的时间，从死亡人数和总体发病人数来看，相对于广州地区1000多万人口，其实比例很小，当天下午4时30分，广东省卫生厅也相应召开新闻发布会，卫生厅厅长黄庆道介绍此病情势：全省的21个地级市中，有6个城市(佛山、河源、江门、中山、深圳、广州)发生这种病情。从2002年11月6日到2003年2月9日，总共有305例，其中佛山19例，江门15例，河源11例，广州226例，中山：28例，深圳6例。医务人员感染发病的有105例。

黄庆道指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特效药可以治疗，临床上采纳的主要是对症治疗，现在源头和病因还没有分离出来，专家称病毒感染的可能性极大，在接受的4l份病例中只有10例是变异病毒抗体呈阳性。此次非典型肺炎的特征是家族性、散发性，医务人员的发病率比较高，其中多数是因为未及时采取保护性措施。专家认为还有可能看到病发的情况，现在只是初步遏制。至于为何现在才公布病情，黄庆道解释说是因为典型性肺炎并未纳入法定报告传染病之列。他强调，即使在美国，每年得非典型肺炎的人有560万，住院治疗的有170万，总死亡率为5％，住院的死亡率占13％，具中很病原体都没有找出。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内科专家钟南山也指出，从目前病人的临床状况来看，很像是由病毒引起的肺炎，但是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是什么病毒引起的。尽管症状也是高烧、全身酸痛，但是和感冒引起的肺炎是不同的。首先是它引起的机会比较多，另外如果病情没有得到控制，恶化较快，比一般感冒引起的肺炎要严重。呼吸病专家黄文杰认为此种病毒的潜伏期最短的时间为2到4天左右，长一点为11天左右，只要通风条件良好，病原体达不到一定的浓度，一般不会传染。公共场所也是不会传染的，不必要带口罩。

上午的新闻发布会通过电视直播，使人们对非典型肺炎的认识逐渐清晰起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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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1日晚7时，五羊新城—家客家菜餐厅，稀稀落落的食客散坐其中，显得十分冷清。不远处，原来门庭若市的按摩院也门可罗雀。但另一方面，原来高价的白醋已经没那么热销了，而药店门口的长队伍此时自动消失。

尾 声

广州市的许多市民1l日上午10时30分至11时15分，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的。他们看到自己选举出来的市长和高级公务员面对镜头，消解几天来盘旋在他们心头的阴影。但一位医学专家说：“这3天的时间被传言占领，政府尽管做得很不错，毕竟在和病毒争夺控制公民意识走向和活动权的斗争中，失去了3天宝贵的时间。” 一位医学博土说，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不发生疫情不可能。我们希望，不管病毒以什么方式和面孔出现，没有恐慌，没有迟滞，“即使消灭不了它，我们可以以最小的代价打败它。

案例思考：

1．在本案例中，相关的行政职能主体有哪些?其各自又是如何履行其职能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与效果?有无需要改进的方面?为什么? 2．结合事件，从行政职能的角度谈淡你的看法与启示。 4、案例：内蒙T县政府“护污”事件之后

新华网呼和浩特2006年10月24日电，经过两个月的停产整改，安装治污设施，曾经大量向农田排污的S制药有限公司已于近日复产调试。10月中旬，该公司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J县的情景已经大为改观：污黑的流水正在变清，充斥在空气中的恶臭逐渐消失。然而这里的农民仍不满意：“害死我们的庄稼、毒死我们的牲畜，至今没个说法，这叫什么‘痛下决心’整改?”

农民的情绪源于今春发生的县政府动用执法力量“护送”污水进农田事件。

政府“护污”事件

以生产青霉索的S公司为主的几家制药企业，从2005年初开始，日排放量约6000吨、超标百余倍的污水，通过引黄灌渠进入农田，导致数千亩庄稼减产、近百只牲畜死亡。据T县环保局2006年六七月间的抽样监测显示，污水的COD(化学需氧量)指标平均在1万毫克／升以上，最高时达到3．6万毫克／升，高出国家排放标准100多倍。这些企业的排污的结果是，距离很远就能闻到令人作呕的气味，黑色的污水由专设的排污管道涌入黄河灌渠，混在黄河水流进农田。

双河镇大羊场村是T县毛不拉扬水站引黄灌渠经过的第—个村。据村民反映，春灌前乡里领导就通知，说是“药场的污水没地方放了，要大家浇地，掺在黄河水里，减—半水费”。2006年4月20日开始放水，因为有头一年污水浇地庄稼受害的教训，大家不同意。谁知24日一大早，十几辆小车、警车和救护车开到了村头，带队的是一位副县长，说是与农民“协商”污水浇地的事。

县领导和警察进村的同时，污水也进村了，79岁的村民张月小事后很是不满，愤愤地指出，“人老了，看不懂人家拉根布条子就是警戒线，我用拐棍碰了碰那个布条儿，一个警察上来就把我拿下了，拐棍也被踩成三截子。” 上前说理的邓三娃等10多位村民也被抓起来。冲突中，陶小女等几位村民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数百名男女村民只好默默看着污水流过灌溉渠道。

对此，T县公安机关给的说法是：确实抓了人，但那天没有在黄河水中掺污水，村民们阻拦浇地没有道理。但村民说，要是没有污水，正是春旱时，谁会阻拦浇地?在T县燕山营镇、伍什家乡以及双河镇其他地方，村民们透露说：“听说大羊场那边因为这事抓人了，咱就听政府的，用污水浇吧。”

恶劣影响难以消除

经过两个月的停产整改，造成污染的制药企业恢复生产，开始调试治污设备。制药企业复产：调试期间，产生的污水不向外排放，主要存于厂内的贮水池内，用于厂区绿化。环保局近期监测表明，企业的污水达标率比整改之前有了明显改观，主要指标大幅度下降，污水的臭味问题已基本解决。

制药企业的—位负责人说，因为污染问题药厂和周边农民发生过多次矛盾，这次痛下决心停产改造。目前，投资4600多万元、设计日处理污水能力1万吨的进口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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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设备已订货，将于明年4月份投入使用，经过处理， 污水可以变成中水，用于企业的循环水补给、养鱼、绿化等。

尽管如此，“护污”事件在农民群众中造成的影响远未消除。伍什家乡主力汉村绿树成荫，村民二娃子说：“我们村原来空气很好， 春天是春天味，夏天是夏天味，可现在就只剩一股臭味。”另一个村民则指出，4月份以来，村民们发现喝了井里的水就肚子疼，后来乡里就不让喝井水了，专门派车送水。几个月前，村里近100只羊在两三天内全部死亡，怀胎母羊大量流产。县畜牧部门说，死羊的最终化验结果还没出来，初步判断是“羊痘病”引起，但不能排除与污染有关。

对污水浇地与农业减产的关系，农民与药厂各执一词：村民们反映，入秋以来，污水浇过的田减产了大约七八成；二个多月前，乡里派来人来登记了报失情况，至今没有说法。药厂则认为，庄稼大面积枯死与农民大水漫灌、夏秋以来雨涝有关，可能是浇水过多淹死的。

县环保局一位干部说，自2005年初开始排放污水以来，药方处理污水的主要方法是“挖坑法”：开始是在工厂附近挖了一个容量约40万立方米的污水暂存库，放满之后， 又占用了几十公里外的两个总容量为100万立方米的存水池。2005年，暂存池污水曾经溃坝，吞没了双河镇农民部分农田。“护污”进农田事件就发生在这种背景下。

大羊场村农民最耿耿于怀的是，10多位乡亲因阻拦污水浇地而被抓，至今有关部门也不给个“说法”，这叫大家难以相信政府“痛下决心”整改的许诺。一位村民坚持认为，“县里的领导们知道，如果把污水排进黄河，国家会治他们的罪，就不敢往黄河里排。我们这些种地的头皮软好剃，就专门往我们的农田里排。”因此，他对于污水是否还会进农田表示担忧。

难见有关部门反思

农民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至今还没有看到有关部门对“护污”问题的反思。有关媒体就这—问题进行采访时，有关部门的回答大多闪烁其词，县环保局的干部更是面有难色，连说“不必再问”。

县里一位干部说，因为—些“特殊原因”，这家制药企业建厂时就没执行“三同时”(即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施工、投产使用)。他说，这是个大项目，企业一投就是几个亿，带来了好几家配套企业，还解决了1000多人的就业问题。据了解，每次排污灌农田前，地方管理部门部向污染企业收取大笔“提水费”。

所谓的“特殊原因”至此—目了然。S公司一位副总经理说，企业通常不与农民直接打交道，污水通过黄河灌渠掺入黄河水浇地的事，也是经过T县有关部门运作的，企业只负责向县里交“提水费”。他说，对于农民的损失，只要确认足企业造成的，企业承诺一定照价赔偿，现在有关损失情况正由T县的有关部门登记汇总。他表示，今后对于涉及农民的问题，企业一定认真对待，决心和当地的农民融为一体。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环资委—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绝不能拿群众的利益和污染环境作为交换，采取简单、粗暴、极端的手段处理群众合理要求的做法，更是不能容忍的。

案例思考：

1．根据案例资料，T县政府“护污”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其原因可能有哪些？ 2．结合我国国情，谈谈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现实举措。

5、案例：浙江“强县扩权”改革进行中

审批转型

2003年9月初的某一天，在浙江省绍兴县行政审批中心，42岁的“老审批”陈君满头是汗地等着办理公司的自营进出口权手续。老陈是该县一家橡胶制品公司的项日管理部主任，8年来管公司最棘手的“跑手续”一摊子，不怕烦的主儿，人称“老审批”。他这次来办进出口权手续是做好了“跑脱—层皮”的心理准备的，地区和省里少不了跑几趟。

外经贸窗口的工作人员看过材料，说，“好了，你回去等消息吧”。陈君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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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 “材料全部留给你们?不用去市经贸局了”?工作人员认真地回答：“以前要去，现在不用了，我们帮你：直送省里办。”5天后，半信半疑的陈君接到了县审批中心的电话：“办好了，派人过来取吧。”

这让老陈百感交集。6年前的1997年8月，他也是为公司报批自营进出口权手续——“那跑得叫脚底生烟啊”。那时要往市里跑，还要报省里批，手续经过的部门也多。从县外经贸局跑到市外经贸局。当时让陈君感到头痛的是“部门领导总是很忙，不是出差就是下去检查工作”，硬着头皮敲门，老是找不到人，而一般人员又做不了主。紧要关头，一位部门领导出国考察半个月，陈君只好多等了20天。当时，按陈君的说法是， “政府一级级掌勺，企业一级级跑堂。很多环节毫无实质意义，跑路子的费用不说，公司好几笔出口业务被耽误了，损失不知道找谁赔，搞那个手续前后花了6个月的时间”。

而当年花6个月才办下的手续，现在5天就搞定了。陈君的经历转变和浙江省2002年推出的—项政策有直接关系。从2002年8月17日起，浙江省把地区一级的大部分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包括绍兴县在内的20个县区，经济上近似“省管县”。—年来，这项改革在浙江以—种低凋的风格稳步推进。随着各项权力逐步下放到位，县级的基层管理权力得到充实和简化，企业对此感同身受。

化繁为简

从县到市到省的层层审批，曾让“心急”的老板们心急火燎。杭州市萧山区民营经济发展迅速，区内用电缺口很大，萧山电厂准备紧急上马两台3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3年前就开始做方案，但随之而来的层层审批让电厂“头都大了”。经过多次催促和漫长的等待，所有批复才弄齐备，工程迅速上马，但耽误的时间已无法挽回：区内2003年用电达65亿度，缺口创纪录的达到了近三分之一。

萧山区发展计划局局长蒋建国说：发电厂现在技术成熟，只要当地政府认为对生产力布局、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没有影响，项目放到省里批就行了，何必要让我们层层跑？蒋建国指出，现在计划经济的残留主要在行政领域，很多经济权限实际上是按照行政层次来划分，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阻碍了经济发展。

事实上，浙江省高层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化繁为简一直是个时机问题，而不是认识问题。早在1992年，为“在经济上和上海接轨”，浙江对13各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进行扩权，扩大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和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但在当时阻力很大。绍兴县发展计划局老职工倪谋回忆说，这次扩权出台的只是一些“原则性的意见”，实际执行中，由于“地市和省级部门意见不一致”，一些权力放不下来。实施过程中，一些项目按规定可以直接向省上报批，但地区一级不高兴，怎么办？后来县级政府只好部分项目向省里报，留一部分项目报到市里。

2002年上半年，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到嘉兴、义乌、绍兴等地，对县一级扩权进行前期调研，经济强县对扩权的热情让参加调研的官员印象深刻。有的县领导替当地企业说了话、拍了胸脯：“省里给县里多大场子，我们就能摆多大的筵席”。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沈建明前前后后去了义乌（县级市）三次，义乌的领导很心急，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来了多次了，到底行不行”？老沈就说：“那你们把想要的权限写下来吧”。结果一两天的时间，义乌一下子提了60多条，其中包括一些原则性的条款，这些条款细化的话，一条就是一二十项。浙江省高层下了决心，既然经济发展到这一步，该给松绑的，就松绑吧。

权力大挪移

2002年8月17日，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强力推动下，313项本该属于地级市经济管理的权限“空降”至20个县级区头上：绍兴、温岭、慈溪、诸暨、余桃等17个县和杭州、宁波的三个区，这313项权限事无巨细，一一罗列，被认为是“真金白银”。这份浙江省委办公厅下发的文件涵盖了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大类扩权事项，几乎囊括了省市两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所有方面。

文件里用四个字来表示扩权的总体原则：“能放都放”，即除国家法律、法规有明文规定的外，须经市审批或由市管理的，有扩权县（市）自行审批、管理；须经市审核、报省审批的，有扩权县直接报省审批，报市备案。用绍兴县一位企业家的话来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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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高审批，要么到县里，要么到省里，市里这一关直接跳过去了”。

随后的一条规定更加显示出浙江高层强力推行“扩权”的决心：对国务院有关部委办文件规定的，须经市审核、审批的事项，原则上也要放，具体操作中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是采取省、市政府委托、授权、机构延伸、个案处理的办法；二是积极争取中央有关部委办授权或同意。文件语言枯燥，但对于经济强县而言，这些话的意义是实质性的——几乎是一夜之间，它们在经济管理权限上几乎和行政上级地级市“平起平坐”了。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在主持制定“扩权”政策时，其中还包含了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方面的考虑：当时根据调研情况曾提出一种方案，经济强县直接划归省上管辖，形成“直辖县”，但考虑到直接这么提，国家有关部门肯定批不下来，所以换了相对比较让人能接受过的现有方案，而且“低调处理”。浙江省委政策研究是一位官员指出，当时期望的最好结果是，两种方案同时执行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对行政管体制创新做一些探索，但担心会扩权改革变得更复杂。

浙江大学财政研究所所长朱柏铭教授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要虚化甚至撤掉地级市，使它成为本来意义上的城市，在行政级别上和县平行，实行省县两级政府的地方的管理体制。在他看来，浙江最具备被这方面的条件。首先，浙江一直实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县财政直接归省财政管辖。同时，县里主要领导均有省上直接任命。在财权和人事权方面实际上接近于“省管县”行政体制。“强县扩权”又使这些经济强县直接掌握了经济大权。由此，改革之后，地级市对这些扩权县的管理已经相当有限。

手续简单化

8月扩权通知下达后，县政府报批文件盖的是省政府的章，县计委报批文件盖的就是省计委的章，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不想的。

就绍兴县国土资源局而言，扩权以前只能批2公顷以下的土地，现在5公顷以下的也能自己批了。首先是审批的时间大大缩短了。仅在扩权文件后的10天时间里，绍兴县国土资源局就为6家等得着急的企业办理了供地手续。而扩权前，一个面积2到5公顷的建设用地项目审批，报到市里去最快也要一个星期，慢的要两个月，平均要3个星期。从项目报山去的那一天起，用地单位就不断催。县国土部门夹在中间很被动，只好一方面和市里不厌其烦地电话联络，另方面对用地单位反复解释，直到土地批下来为止。另一方面，由于审批时间太久，建设工期耽误不起，一些企业便只好把建设项目拆分成一期二期工程，分几次在县里报批“老要躲躲藏藏的”。而县里很多政府部门碰到这种现象，考虑到企业的难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一来，审批窗口的工作量自然增大了，许多不规范的审批也由此产生。

绍兴县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的感觉是，扩权之后，政府部门的工作总体上比过去更轻也更规范了。当然，真正享受到扩权好处的还是企业，长期和企业打交道的王岳云说，减少审批环节和审批时间缩短，企业生产经营不受影响，其得到的好处不言而喻，“完全可以用金钱和效益来计算”。

一些扩权县在“活用”省里的扩权政策：这次扩权条款中，扩权县能自行审批的企业技改项目投资额度已被提高到3000万元。但“生意做大的”的一些扩权县区政府自行审批的项目投资额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数。萧山区发展计划局的一位负责人就曾坦率承认：“1亿元以下的我们都自己批了”。

地区一级的意思转变

地级市政府的感受颇为复杂。放权之后，下级的地位陡然上升，“到省里开会，原来的下级和自己坐在同一个位置上”。同时，权力发生了转移，上下级关系起了变化，在工作衔接方面一度有些问题。放权一开始，嘉兴市就在文化馆体育馆等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方面和几个扩权县都出现了些矛盾。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沈建明表示：有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市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的考虑当然是不一样的。但从长远看，地方经济繁荣是市县两级政府的一致愿望。其实，按政策设计者的考虑，扩权对于市级政府是个转变职能的机会，事务性工作少了，更像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官员有更多的时间和经力去研究更宏观的经济管理问题。

有意思的是，地区级政府在此次扩权改革中受到的影响很大，开始“难免会有失落情绪”但给县里放权后带来的经济活力很快让他们看得更清楚了，态度转变了，嘉兴市在此次扩权中受到的影响很大，全市5个县中海宁、嘉善、平湖、桐乡均为扩权县，仅海盐未能进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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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政府最近“自动放权”，对未享受扩权县政策的海盐全面放权。宁波和杭州索性让未进入扩权县名单的其他县区全部享受“扩权县”的待遇。就连浙江经济欠发达的衢州、丽水也参照省上的扩权政策，宣布给部分县区放权。据了解，这几个地区完全是自发进行的，相互之间没有通气。

有鉴于此，浙江省一位参与制定政策的官员感慨地说，“事实上思想观念最解放的是基层，实践是创新性的也是基层。也许该反思的是我们自己。”

改革纵深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县一级扩权改革和浙江省其他“松绑政策”是同源相生的：比如浙江2003年出台了规定，今后在浙江，民营资本可以进入绝大部分领域；社会性投资项目将以“登记制”代替沿用多年的“审批制”，“24小时完成登记，零收费”。浙江省委的一位官员指出，这些政策归结一点：最大限度的扩大经济自由度，解除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种政策性束缚。从这点上看，县一级扩权仍要继续。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正在进行第二次扩权的准备工作，准备使扩权县的总数达到25个左右。同时再增加一批扩权事项，包括一些地市级的社会管理权限，如出入境管理、户籍管理、车辆管理等。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业处处长朱卫江说，下次扩权相对来说难度较大，省里都不一定解决得了，因为“现在还保留的审批权限，控制在省级部门和中央部委手里”。朱卫江表示，在目前行政区划框架下，县级政府继续扩权的空间不大，第二次扩权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促进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上。

扩权县及企业的意见和这些官员差不多，它们把“扩权”的要求直接指向了省级部门领导和中央部委，并希望在继续扩大经济管理权限的同时，扩大社会管理方面的权限。例如，扩权后的政策仍然规定，进出口经营权企业年审需要报送省审批，许多扩权县对此意见纷纷。绍兴县外经贸局一位官员抱怨：“绍兴县有459家这样的企业，地区不用送了，可是我们把材料收起来，然后再送到省上，一拖又是好久。”

朱柏铭教授指出，放权并不能完全消除行政成本，行政层级并没有取消，行政效率仍要提高。强县扩权是进行中的改革。他推测，按现在的县级扩权政策执行下去，如果哪天有中央大政策的支持，浙江或许真有可能在行政区划改革方面率先实现突破。

案例思考：

1、根据案例材料，浙江省“强县扩权”改革的动机是什么？主要推动因素和阻碍因素各是什么？

2、 结合政府间关系现状，分析浙江省相关改革的发展趋势和可能采取的巩固措施。 3、联系我国政府改革实际，谈谈浙江省“强县扩权”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6、案例：“厅级会长”难产记

意外的结果

一切很平静。46名常务理事陆续走进会议室，嘻嘻哈哈开着玩笑，说着一些业务问题，这些N市的注册会计师这天要宣传会长，但他们都避而不谈。

选票发下来之后，上面只有一个名字——现任会长余时先，他也是唯一的会长候选人。余退休前是N市财政局副局长。理事余萍略一思度，没有在余时先名下画圈，转而在选票上写下另一个名字——徐民选。徐是财政部注册会计师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先N市注册会计师协会顾问，30年从事企业会计实务工作。

“余时先、徐民选、余时先、徐民选??”唱票完毕，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唯一的候选人余时先只有22票，而原先并不在候选人之列的徐民选竟然有24票。

N市注册会计协会原隶属于N市财政局，和N市的其他100多家行业协会一样，是一家事业单位。2001年，余时先从财政局副局长的位置退休后，被财政局、审计局联合指定为第三届会长。

2005年1月，N市下发文件《N市行业协会管理办法》，要求所有的行业协会和行政主管机关人、财、物全名脱钩。2006年4月6日，经历了一年的过渡期后，N市注册会计协会首次会长无记名选举如期举行。

这样的结果出乎余时先的意外，而台下的徐选民沉默不语。一时间，选举现场气氛尴尬。此时，主席台上就座的一位江苏省注协副会长，前财政厅副厅长，站起来发表了一番短暂的讲话。话说得很隐晦，但是意思很明显，就是让大家选余时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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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一名理事指出，选余时先还是选徐民选，实际上是协会要继续保持行政管理还是自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困扰了许久。

选举无果而终

前副厅长讲完后，由于票数高者吗也没有过半，第二轮选举重新开始。选举形式有了细微的变化。第一轮选举是无记名投票，大家自己上去投，第二轮选举的时候，选票挨个发下来，又挨个收上去。一名理事的说法是，“这样一来，谁选了谁对着座位一查就能知道。” 不少理事都注意到这个细微变化，余萍对着选票想了片刻，最终什么名字都没有写，她选择弃权。而另一名理事则当即站起来大声说，“不能这样做，这样不民主”。台上就座的一位领导严厉地对他说：“你不是代表，你不能乱说话。”这名理事并不服气，反驳说：“你也不是代表。你也不要讲话。”

在这样的僵持气氛中，第二轮选举的结果出来了——余时先12票，徐民选还是24票，另有10多票弃权，比前一轮更让人惊讶。一名常务理事指出，“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不过既然说了行业协会要自治，要‘自理会务、自筹经费、自选领导、自我约束’，那让我们自己选就是这个结果，这就是民意的体现。”余萍则有点忿忿的说，“我觉得我被愚弄了，说是自治，自选，其实根本不是，所以就第二轮弃权，反正选来选去不会选出我们要选的人。” 而N市民政局相关人士的解释是，“行业协会的会长，由上级主管行政机关的退休领导担任是惯例，各地各协会都如此”。

场面火药味越来越重，主持人宣布暂停。第一次选举无果而终。第一次选举失败之后，理事会在5、6月间接连召开三次会议，讨论会长候选人人选，但每次都没有结果。一名理事认为，按理说，徐民选在第一次选举中得票最高，理所当然是候选人，但不知为何，上面就是不同意，非要指定余时先为唯一的会长候选人。

后来各方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让徐民选和余时先一起参加选举，若徐民选得票高则任会长，余时先任名誉会长，保持原有会长待遇不变，但这个方案也未能通过。

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会长之位也是有些益处的，N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目前账面资产有600多万元，每年每个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要向它上缴总利润的2%，每个注册会计师还要缴年费，加在一起，这是笔不小的收入。

行政的影子

8时30分，余时先向往常一样准时走出小车，走进位于N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办公室。旁边的人打着招呼说，“余会长。您可是厅级会长啊”。

“哎，我是副厅级会长”，老余忙不迭地更正，不苟言笑的脸上浮现了一丝难得的笑容，已经完全看不到不久前在会长选举中以12票/24票落选的阴影。

一名会员不解地追问，“现在我们想不明白的是，行业协会到底是行业内 的自治组织，还是行政机关的附庸”？而余萍的说法是，“当时也没有多想，事先也没和其他理事商量，就觉得余时先年纪大了，60多岁了，行政领导出身，不太懂业务，我们毕竟是专业协会，还是要选个业务能力强的人做会长”。

徐民选也是60多岁了，之前是N市财政局会计处的处长。据说，研究会计制度是他的爱好，就像有人爱下围棋，有人爱打牌一样，他的爱好就是没事干就看会计准则。徐民选微胖，夏日里奔走得满头是汗，一边憨笑着擦汗一边说，“看出什么问题了，就和财政部会计司的同志切磋。”

一名前协会的工作人员指出，有一次，一个所的审计报告出了质量问题，财政部要处理，余时先得知消息后没有首先帮事务所想办法找原因解决问题，而是先打电话劈头盖脸的把所长骂了一顿。相反，徐民选则带着这位所长去了北京，找到了财政部会计司，仔细地呈明之所以这样会计处理的理由，最终，财政部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免予行政处罚。对此，N市一个事务所的所长说，“我们注册会计师执业风险很大，我们要一个娘家人，能为我们说话，而不是一个行政领导”。

选举未果之后，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N 市永华会计师事务所储所长在各方之间翰旋沟通。财政局、审计局、民政局、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他都跑过，而且还要和理事、常务理事们沟通。储所长得出的结论是，“上面的意思是各有优劣，协会需要一个人去和方方面面沟通，和市里、和税务等部门协调，考虑到余时先的行政级别，沟通起来可能更好，徐民选嘛，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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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导比较好。”但是，尽管这样的意思通过各种渠道发散开来，却从来也没有任何一个上级领导在会员代表大会或者理事会上公开表达过。行政影响，就是那么一个影子，看不清楚，影影绰绰。

储所长的看法是，“现在我们就处于一个过渡阶段，从行政指派到自主选举的过渡阶段。”但会员们不同意他的说法。他们的依据是，《N市行业协会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遵循自主办会的原则，自愿入会、自理会务、自筹经费、自选领导、自我约束。

在各方争议时，第二次选举也正在筹划中，但选举方式改无记名投票为举手表决，在第一次选举中以12票对24票落败的余时先，仍然是唯一的会长候选人。 储所长说：“一定要保证选出来，如果还是无记名，肯定还是选不出来，那就是大笑话了。”

案例思考：

1、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案例材料，N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其法定产生与管理机制是怎样的？实际上又如何？

2、结合我国实际，分析案例事件出现的基本原因，并谈谈其可能发展趋势与解决途径。（提示：政府与社会关系）

7、案例：S市政府驻汉办谢幕

2006年9月12日上午，武汉市S大厦顶层，6间办公室和1间机房全部门窗紧锁，正对楼梯口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块半米见方的铜牌，上书“S市人民政府驻汉办事处”（下称“S市汉办”），锈迹斑驳。

S市汉办已在同年8月底被正式撤消，再过8天，S市汉办旗下主要资产——S大厦将迎来第二次拍卖。此前，拍卖曾在7月份进行过一次，因1100万元的底价太高而流拍。武汉大学一位教授认为，在国家有关部门欲对52家驻京办整改之际，S市汉办的解散，或许带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理由很明显，地级市驻省会办事处功能和驻京办作用大同小异，只是活动范围和空间不同而已。

撤摊

日前，S市高层在市委常委会上高票通过“撤消汉办”决议，并由S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正式下发了《关于撤消S市人民政府驻武汉办事处的通知》。随着驻汉办的撤消，S大厦的处置迫在眉睫。

S大厦1997年10月26日正式投入使用，共耗资近1800万元，其硬件设施，全省其他汉办无出其右。知情人士透露，在高峰期，整个S市汉办员工多达100多人，至少相当于S市下3个行政部门的职工人数总和。事实上，在S市汉办的老主任段某看来，汉办曾是个很红火的行政单位，“方方面面的关系都要往里面进人。”一般而言，仅汉办人员工资发放、办公经费、水电交通、对外接待、公务车养护等，一年开销至少在120万元左右。而从1980年到2001年，S市财政每年划拨给汉办的财政经费仅为每年2.5万元。

据汉办一位原负责人介绍，从启用之日起，S大厦就一直在亏损。10年来，仅在1997年开业那年，帐面上勉强做到了收支持平，“其余时间一直都是亏损。”据不完全统计，S大厦到拍卖之时，整体亏损700万元以上，至今还拖欠10年前的工程欠款和贷款200多万元。S市财政局资财管理科杨科长毫不讳言地指出，汉办目前全面亏损额超过1000万元，即便卖掉S大厦也不够弥补整个亏损。

据了解，撤销S市汉办历时两年之久，而力推这一决定的关键人物，是前S市市长祝先生。据S市编制办夏主任披露，为排除阻力，祝市长曾在市长办公室会上疾言厉色道：“汉办现在是个摆设，还需要守摊子吗？谁阻扰谁就去当汉办主任。” 没有人愿意再去接这块烫手的山芋。

从“钦差”到“鸡肋”

然而，曾几何时，对于省内各县市来说，“汉办主任”都是手眼通天、红极一时的“驻外大使”。S市汉办的历史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S市当时名为S县，只能在X市驻汉办内设置一个联络处。1993年S市成为省管市，2000年又升格为地级市，S市汉办也随之升格。在机构设置上，同众多地级市驻省会城市办事处一样，S市汉办虽小，却五脏俱全，不仅有汉办机关，还有招待所和S大厦宾馆及一个物资公司。

S市汉办最风光的时候，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S市编办何科长眼里，那时汉办的工作人员就相当于政府派驻省城武汉的“钦差大臣”和“公使”，他们通过各种渠道逻辑与S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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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的信息，如侦察到较大利益信息，就通告S市主要领导出面协调。一般情况下，汉办代表政府与各重要职能部门凯旋，主要场所就在汉办。吃饭、开会和有关决策都在汉办进行，汉办成了地方政府在武汉的主要公务场所。此外，汉办还经常代表市政府在省里开会，向省政府及各部门汇报工作。更为重要的是，每年到年终都会开汉办春节座谈会，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都要参加，向支持过S市的省里各部门领导拜年。宴请规模一般都有二三十桌，席间主要议题是，通报本市明年计划，希望得到省里的扶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个变化不可逆转地发生了：政府按计划分配的东西少了，跑关系的作用小了，汉办代表S市政府在省城“获取地方利益”的功能，开始迅速萎缩。H市政府驻汉办一位工作人员声称，在某种程度上，地级市驻省会城市办事处的功能就变成两项：招商引资和稳定当地到省里上访的人员。

不过，这位工作人员亦承认，各级政府都成立有专门的招商工作部门，机构健全，人员众多，驻汉办招商引资的优势反而不明显。湖北省直机关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指出，全省80来个市县绝大多数都设有政府汉办，“但现在还发挥作用的又有几个？更多只是苦撑门面。”

案例思考：

1、根据公共行政学理论，行政管理机构设立与调整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在本案例中这一点有无体现？为什么？

2、结合本国国情，尤其是当前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现实，分析本案例的经验启示和我国类似政府机构调整的一般趋势。

8、案例：陕西黄龙机构改革困局

陕西省黄龙县是一个财政自给率只有27%，累计财政赤字2300多万元的困难县，靠举债才能发工资；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全县平均9个农民养一个财政供给人员，这一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三倍多。事实上，黄龙县自1994年以来，用过许多办法来精简机构，缓解财政压力，曾是全国精简机构先进县。但是，这个县始终没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县小官多支出大

黄龙县地处山区，工业基础薄落，财政收入主要源自农业，是陕北延安市13个县（区）财政最困难的县。据财政部门的统计表明，黄龙县财政收入年年增长，上级补贴年年增加，但是财政赤字年年在扩大。

黄龙县只有4万多人，但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为了与上面对接，各类党政机构达到308个，财政供养人员达到4400人。2000年，全县的财政收入是859万元，而支出却高达3159万元，其中90%以上是用于人员工资。但是就是如此，由于财力严重缺乏，住房公基金、养老保险、公费医疗等干部、职工福利根本无从考虑。

据县长行志强介绍，该县一个县长每年的办公经费预算只有400元。即是如此，全县每年的收支逆差仍然越来越大，各种挂账、应支未支和应报未报的，比全县一年的财力还要高。到2000年年底欠发工资3个月，最后还是靠借钱才过了年关。

财政收入少，工资发放难，而干部、教师又要吃饭，导致基层政府正常的服务职能弱化，干部与民争利的现象屡禁不止。据统计，黄龙县近年修公路、架电线和“普九达标”等基础设施建设大都要靠集资来完成，仅农村通电农民人均集资最少的要500元，多的要达到2000元以上。

精简人员屡屡流产

背负“人多钱少”的重重压力，1994年，黄龙县痛下决心，开始搞机构改革，精简人员。 当时黄龙县是将职能相近的局委合并，比如将科委、教委、体委与文化局合并为科教文体局；对有经济收入的单位分三年逐年减少财政供给，直至全部脱钩。通过努力，全县最终撤并了党政事业单位58个，仅县直就减少了228个吃财政饭的。按这一改革方案，三年后全县将减财政供给100多万元。财政局局长屈治平说，这100万元猛一听并不多，但其意义在于通过财政的手段严把了进人口。

黄龙县的机构改革一度在全国叫响，不断地有人来参观学习。然而，黄龙县的改革很快就失败了，如今全县的财政供给人员比改革时增加了1100多人，不少合并的机构又恢复了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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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使黄龙的机构改革遇“红灯”呢？据了解，主要的因素是来自“条条”的压力。改革后，有的上级政府部门在黄龙找不到对口单位。“上下没对齐，左右没摆正”，有人形象地总结说：“下改上不改，改了也白改。”当初黄龙县把卫生与计生部门合并了，上级计生部门合并了，上级计生部门不止一次地点名批评黄龙县，强调计划生育是国策，按要求必须成立相应的独立机构，否则就亮黄牌;统计局被合并到计划部门，但是上级统计部门说，统计数字的真实要受影响；经贸局与商务局合并后，经贸部门表示今后就不给扶持资金。类似的情况屡屡发生。对绝大部分的被撤并的部门，上级主管部门是开会不通知，文件不下发，该给的资金也不再下拨。改革后的黄龙县一度出现了如此尴尬的一幕：各部门都要备两套章，一套新章在县里用，一套老章到省、市用，否则上报的文件人家上级部门就根本不接收。

让黄龙县领导始料不及的是，政府机构改革还与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发生了冲突。当时黄龙县对农业局、畜牧局与农业综合开发办等进行了合并，但是《农业法》和《农业技术推广法》出台后，按照这两个相关法律，以前规定与财政脱钩或合并的单位都要恢复。当前仅这几个部门合并就公开拍卖了7部小车，每年减少养车就是几十万元，但是由于与上面的法规不相同，只好恢复。

在第一次机构改革失败后，黄龙县并没有放弃探索。1996年，黄龙县到山东考察学习后，提出根据山区的优势搞“以绿兴绿创办实体”：由单位和个人各出一部分投资，县乡干部三年一轮岗，采取返租农民土地的办法，人均搞一亩干果园，希望通过这种办法转变干部观念、精简机关人员。绝大部分的局委都办了实体，但是几年后，通过这种办法基本没有分流出去干部。

三岔乡党委书记李小虎说，从目前看，机构改革是大势所趋，但是我们这种贫困地区，乡镇企业不发达，农民也都签订了30年的土地承包合同，干部分流出路很少。曹谷乡前两年为了分流干部，办过果园、木螺钉厂，也曾搞过游戏厅，但都失败了，分流的人最终又回到乡里。

案例思考：

1、黄龙县机构改革的原因是什么？历次机构改革的结果如何？为什么？

2、结合案例材料，分析我国基层政府机构改革所面临的主要阻力，并谈谈其可能出路。 9、案例：山西Y 金矿大爆炸后的台前幕后

背景

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F县Y金矿发生了井下爆炸事故。据事后调查表明，当时井下有40名正在作业的矿工。然而，令人发指的是，事故发生后，有关责任人不但没有积极组织抢救，反而隐报瞒报，销尸灭迹。6.22特大爆炸事故联合调查组调查认定，F县Y金矿爆炸事故，是一起重大的隐报瞒报恶性事故。

矿区的悲剧

2002年7月4日11时，阳光照耀在孙涧沟，Y金矿职工张青的眼前却是一片狼藉。几天前的一场清理行动，使得33个矿井.1200多间建筑物几乎一夜之间消失，到处是破旧编织袋/砖头/木板。此刻，从大同矿务局赶来的救护队，在山西省安监局局长巩先生的指挥下，正进行井下事故勘查。

1986年，国家投资3750万元建设Y金矿，1990年正式投产。张青1987年开始参与筹建，15年与金矿风雨同舟。他指出，在全国来说，Y金矿地质品位是最好的。如今，国营金矿全部停产，800名职工欠发工资12个月。据了解，Y金矿的账目上仅有几十元钱，10个月工资是1988年欠下的，2002年又欠了两个月工资。与此同时，1990年以后，F县的个人采矿又刮起了旋风，大量的矿主。洞主一夜之间要缠万贯。尽管年年整顿/清理，有时，还是省、市、县三级联合行动，但总是收效甚微。据介绍，到2002年，F县年产黄金2/7万两，大约400多个矿井，五分之四是私人矿主所有。伴随着私人采矿而来的，是社会治安的混乱，这一地区，成为全省有名的“治安较差”地区。7月2日，前来爆炸现场调查的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的评价是：“社会秩序不好，情况复杂，管理混乱。”

1998年，张青和一些金矿工人，来到省冶金厅，要求罢免矿长。结果，他们如愿以偿。他们选举了新矿长韩宝。工人们想法十分简单：“与私人矿主有勾结，就干不好国营金矿的矿长。”因为，如果国营金矿/私人金矿井下贯通，往往国营金矿“退避”。许多人猜测，这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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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勾结。韩宝顺应了民意，拒绝了很多私人矿主、洞主的要求，结果，他本人乘坐的车被砸，井下金矿的供风管被炸，甚至，有人往国营金矿办公楼扔了两个炸药包。韩宝走了。有人说他是被逼走的，也有人说如果他不走，也许有生命危险。在金钱和邪恶面前，“民意”又一次失败了。与此同时，私人矿主、洞主们日益强大起来。一次，电压负荷太高，金矿变电所拒绝了一个洞主的送电要求。结果，洞主带了人追打变电所长，矿里的负责人视而不见。洞主扬言：“打死也没事，不就是赔两车矿钱嘛！”2001年8月28日，金矿的高压电杆也被人炸了。

6月22日，发生爆炸事故后，私人矿主指使手下与家属谈判，在不见尸体的前提下，每人赔偿2.5万元至6.5万元。据一位遇难者家属透露，在这里，人命是有价的。利益，也滋生了腐败。交通要道上，县、矿成立了联合收费站，对私人非法采矿收取“运矿费”，一车200元，小四轮拖拉机100元。有时。私人矿主一天运送矿石就达200多车。他们5天产量够国营金矿采一个月。矿主、洞主们肆意妄为的时候，法律和正义都保持了沉默。这里，至今许多治安案件都无法破获。现任矿长杨林妥协了，与私人矿主阴山签订了“委托探矿协议”，致使孙涧沟大规模采矿。一个干部能否在这里站住脚，就看他能否与矿主、洞主们“合作”。张青说“一个是人，一个是环境。一个人再有本事，处在这个环境里也不行。”

县长的责任

F县王县长不停地徘徊在爆炸现场，由于连日休息不好，眼圈已经发黑。在爆炸现场，一位记者曾毫不客气地质疑：“作为县长，你是否对此负有道义责任，是否应该引咎辞职”？王县长沉默不语，接着登上汽车，急驰而去，留给人们一个模糊的背影。

7月2日，面对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王县长说：“愧对组织，愧对人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在F县，许多干部群众称他为“好县长”。理由很多，比如，他到任一年多，2001年F县财政收入突破4000万元，使忻州地区财政增长最快的县，2002年预计达5000万元，增幅超过20%。过去，F县县委/政府曾拖欠工资，最长达数月，王县长到任后，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王县长2001年3月5日人代县长，7月27日当选县长，就职时曾说：“我能力不高，但勤能补拙，我会向各级干部学习，让F县经济秩序迈入良性发展轨道。”

2002年被F县县委、县政府确定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年”。为了治乱，县里专门出台了黄金生产规范管理意见，成立了县黄金开发服务中心。为此，王县长曾指出，F县年产黄金2.7万两，但对财政没有贡献。一是黄金开采免增值税，二是部门乱收费，前都进了小金库。成立服务中心，就是把收费规范起来，让其对财政有所贡献。县政府党组织成员韩伟出任黄金开发服务中心主任。该中心与Y金矿达成了“共同管理，共同收益”的协议。3月18日，阴山与Y金矿签订委托探矿协议，缴纳了110万元，县黄金服务中心得60万元，Y金矿得50万元。这使得阴山私采乱采金矿的行为变得“合法”,也为3个月后的爆炸惨祸埋下隐患。

在孙涧沟爆炸现场，王县长曾坦承自己是“麻痹大意，听信下属部门报告”，甚至还表示，“我是从忻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到任F县县长的，基层经验不足，他们（指下属）应该帮助我的”。此外，他认为应该区别对待当时的“共同管理，共同收益”。因为，“当初分工就是由金矿负责安全监督，技术指导，服务中心负责收费”，“现在将韩跃伟拘留不太公平，责任应该在金矿”。

一份报告显示，6月27日，王县长还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强调：“现在，社会上对事故有举报，但我们是实事求是的，根本不存在隐瞒不报问题。”没人知道王县长当时为什么如此自信。6月28 日，山西省调查组就抵达F，两天后，随着尸体被找到，隐瞒不报真相大白。对此，王县长的说法是，“等候组织的调查结论，自己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

调查组里的争论

7月1日，五台山宾馆，山西省联合调查组举行情况汇总、碰头会。忻州市一位副市长强调，作为地方政府，他们强烈要求Y金矿的主管部门马上参与到事故处理中来。对此，白发苍苍的省冶金厅行业办主任王先生毫不示弱“我做一点说明，Y金矿是省属企业，原山西冶金是其主管部门。但是，2000年，山西省冶金厅就撤销了。2001年我们省冶金厅行业办财成立。在省经贸委指导下，我们依然管理一些企业，Y金矿就在其中。按照体制改革要求，应该政企分开。企业就是没有主管部门才对。”

王主任进一步指出，“一会儿说下放忻州市，一会儿说下放到山西省资产管理办公室，对于这个金矿，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冶金行业管理办公室只有10多个人，对于金矿违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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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矿主阴山签定“委托探矿协议”，这个办公室也有些无能为力。

安监局长的忧虑

2002年5月，巩先生被任命为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Y金矿爆炸事件发生时，这个局公章已启用，但还没有挂牌子，机构、人员尚未到位。巩局长说，山西省是全国少数几个成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的省份，这即表明领导的重视，也说明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同时作为担任两年零两个月的省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他感受最深的是“压力大”。他说，全省3000多煤矿，安全监察人员不过220人。对于非煤矿山的安全监督，由于自己刚刚到任，还没有人员可充实。

这几年，山西爆炸事故频发，巩安库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事故现场。最长一次，他在事故当地蹲了半年。他有时也追问自己：“我们关了矿井，所有人都拥护吗？”民工失去了就业机会，地方失去了经济发展增长点。怎样才能实现良性循环，长治久安？巩局长说：“只有一条路，就是一定得走向规范。”

真的告别

据幸存者会议，爆炸事故发生时，曾有4名勇敢的矿工下井救人，但他们再也没有回来，并且，也被弃尸荒野，除了人们依稀记得有一个叫郑久兵，其他的人是谁我们已无从证实。伍贤，2002年刚刚30岁。丈夫田兵命丧井下，认尸时，她长跪不起。巨大的伤害，让受难者家属对当地政府普遍缺乏信任。对此，忻州市公安局苏局长十分不解：“为什么事故发生后，从没有遇害者家属、幸存者向公安机关报案？”

6月30日，F县公安局发出悬赏通告，抓捕逃逸的矿主阴山等人，“凡提供有价值线索或协助抓获者，每抓获一人悬赏奖金3万元”。但几天过去了，没有接到一个举报。6月30日，山西省省长刘振华指示：“事故调查要借鉴新闻单位提供的线索，新闻单位能搞清楚的，我们为什么搞不清楚”？

截止7月4日，已有上万民工离开F县，他们身后，是400多个采金矿井关停。但许多人仍忧虑地问：“这一次，是真的吗？”过去10年，每年都有大规模清理，可采金的巨大利润，一定会在未来摸个时候，继续吸引淘金者蜂拥而来。这一次，但愿不会只是私采金矿短暂、权宜的消失。

结语

2002年4月，47岁的周先生担任了国家安监局安全监督管理一司副司长。6月2日，全国开始安全大检查，他受命赶赴山西。周司长说，全国有采矿证得矿山达13万个，其中，煤矿4万个，而非法矿山大约有7万个。多年来，我国对煤矿安全监察一直采取垂直管理，人、财、物三权归中央，共有煤矿监察人员2800多人。但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市都没有完整的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国家安全生产监管只能到省一级，这使得这一部门实际上成为“灭火队”，不能预防事故的发生，只能事后处理。频发的爆炸事故，暴露了安全监管体系的弱点。周司长说，他们的梦想，是编织一个保障生命安全的网，让监管的眼睛，点亮每一个角落。 案例思考：

1、根据案例所提供资料，分析Y金矿爆炸事件发生的公共行政方面的原因及相关行政责任。

2、结合我国公共行政实践，谈谈健全我国安全监管体系的基本思路。 10、案例：听证会怎么成了“走过场”？

2002年7月1日是C市实行路桥收费年票制的第一天。凌晨零时，C市主城区7座跨江大桥的收费站同时停止收费。与交警部门估计相反的是，接下来的一周，C市城区一天比一天堵。原来因回避高昂过桥费而蜗居在家的车都开出来了，原来不愿打的过桥的人因为不再为出租车交5元的过桥费而纷纷打的过桥，被过桥费压抑很久的C市市民迸发出的出行激情，充分显示了路桥收费改革的巨大影响。就在那一周，C市江北的房价每平方米平均上涨了80元。但是，这样的快感并没有掩盖C市大多数车主的不满和即将购车者的失望，因为C市确定的主城八区路桥年票价格“太高”。以轿车为例，一年2000元，不买不能年审。而且，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一价格是在被大家寄予厚望的年票价格听证会前7天就拍了板的。

2002年6月中旬，C市媒体刊发了C市市政管理委员会提交给C市物价局关于机动车路桥年票制的两套方案。随后C市几家媒体的热线遭到“轰炸”，所有致电者的意见几乎一致：这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价格，而且是强制消费。一些人指出，比C市消费水平高得多的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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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前的几个月，北京城管H区分队队长老宋一直和李京生住一个宿舍。有时候午休，都不知道李京生什么时候进的宿舍。他不发出一点声音，分外心细。李京生以前一直管的是门前三包工作，对无证摊贩不是很有经验，老宋便带着他巡街，熟悉情况，老宋透露，坐商大多好管理些，无证小贩比较混乱，暴力事件也更多。李京生对这些人还不是很有经验。

此时，崔鲁生的父亲呆在儿子租住的8平方米小屋里，却等来了满脸泪水的帮工女孩。那个晚上，老人忐忑不安地在北京火车站过了一夜，第二天回到了老家。他当时并不清楚情况的严重，他觉得儿子是个讲义气的人，伤了别人一定会陪人家把病看好。然而，谁都没有想到，李京生死了。

位于翠微路社区的李家为儿子设了灵堂。悼念的人群中，李父见到很多老同事。老同事捶着他的背说，“老李，以你的条件，怎么能让孩子干这个”。老人没办法回答，只能潸然泪下。

行凶杀人的消息很快传到崔的老家，突然的打击让崔鲁生的父母双双旧病复发，卧床不起。2004年，崔鲁生在北京林业部门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崔家人为此还吃了顿团圆饭，母亲觉得，儿子要去北京了，一定会有好的前程。眼下，崔鲁生仍在H公安局接受预审、因案件涉嫌故意杀人，按照法律规定此案将由北京 市第一分院提起公诉。有律师介绍，等待崔鲁生的很可能就是死刑或者死缓，无期徒刑就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我听人说，那户人家是独子，我睡不着。想到北京看看，跟他们道歉”，崔父说，“鲁生是正道人，他不会杀人的。如果他能活，我愿意让他给那户人家做儿子，照顾老人”。

李京生的母亲眼里满是泪水，“我看到报纸上说，他（崔鲁生）逃跑时是想回家看父母，他怎么不想想，李京生也有父母”？

2006年9月16日，北京市政府第127次市长办公会议决定：批准李京生为革命烈士。有人为他建立了一个网上悼念馆，有不少人为他点上蜡烛。崔鲁生出事后没几日，他在科贸大厦附近摆摊留下的空档，已经被新的小贩占下了。但那一代的小贩又很快被清空了。H城管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已经在事发地附近设了专岗。

案例思考： １. 根据本案例提供的资料，你如何看待李京生的职业工作？在案例中，李京生的死亡事

件能否避免？为什么？ ２. 结合我国国情，谈谈本案例的教训与启示。 13、案例：新疆棉花市场化路径选择

苦水谁都有

2003年，在全国放开棉花收购市场一年后，新疆首次开放市场。春耕将至，棉农们在为种子、化肥、地膜的高价格发愁不已，而棉麻公司、私营棉花企业和个体棉贩、地方政府也都有苦处。

K地区S县良种轧花厂李厂长说，“我们竞争不过私营企业和个体棉贩”，理由是，“籽棉我们5元/公斤都不敢收,个体棉贩们7.5元/公斤也敢收，而且还挣钱”。良种轧花厂是国有企业，兼营棉花收购、轧花和棉种加工。在李厂长看来，竞争不过的原因有二：其一是私企和棉贩不用养职工；其二，“他们全是现金交易，不上税”。

出乎意料的是，占了上风的私营棉企同样愁眉难展。他们难以跨越的门槛是棉花收购许可证。2003年以前，许可证的审批发放权在自治区，2003年年底下放到各地区。申请许可证的条件是：固定资产100万元以上，流动资金50万元以上，拥有150 名以上的员工。K地区一位棉贩子认为，“要求实在太高了，大部分人想都不敢想，而且就算条件达到了，也很难批下来”。事实上，这位固定资产在400万元以上的棉贩子曾为之百般努力，但还是没能拿到一张“牌照”，只能偷偷摸摸地私下收购。据了解，新疆的大部分地区2003年未曾发放一张许可证，数以千计走村串户的棉贩子基本上都是提心吊胆的“地下工作者”。几乎没人愿意接受采访，甚至绝大部分被问及的人矢口否认自己曾收过棉花。

棉贩子们没有想到的是，被他们埋怨的政府，苦水比他们更多。棉麻公司竞争不过棉贩子，一个看得见的结果是税收大量流失。在产棉大县，棉花项上的税收往往占当地总税收的一半以上。棉税收流失的结果是基层政府开支更加拮据。以K地区某县政府为例，每年开支1.2亿元，收入仅为1700多万元，尽管每年有大量的转移支付，但捉襟见肘仍是当地政府经费运转的状态。无奈之下，国有企业成为“解决困难”的主要渠道，该县棉麻公司、棉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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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及棉种、榨油公司每年无偿“协助”的总数达到1000余万元。

各层官员都不讳言的一个想法是，“按照中央的文件，我们应该开放市场。可行情好的时候，棉贩子汹涌而来，把钱都挣走了；行情不好的时候，棉贩子们一个也不出现，还得靠国企出面收棉花”。更深的顾忌，如一位不愿意披露名字的官员所言，“国有企业都被挤垮了，如何维持政府运转”？

甘苦人自知

棉花国企的普遍困顿，令各地政府忧心忡忡，而借助社会资源整合棉花产业也成为个产棉大区的选择。A与K两个地区就分别与德隆集团进行了矿日持久的谈判。不过，久拖未决之后，这两个地区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A地区的棉纺行业引进了江浙等地资金，并向私营棉贩发放了二三十张许可证，仅其中一个T县，就引进浙江宝利来、香港振田等33家外地企业。K地区则于2003年5月将总负债达17亿元的国有棉麻、棉纺公司全部划给了自治区直属的新疆棉花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两地的棉花市场从此呈现两重天地：外地资本的进入，搅活了A地区一池春水；K地区则大门欲开还掩，从一种垄断走向另一种垄断。

显而易见的差异是棉价的高低—私企活跃的A地区，棉价始终高出K地区几毛钱。这种落差，吸引K甚至更远地区的棉花源源不断向A地区。2003年九、十月间，K地区有时甚至一天就又90车棉花运出（每车至少6吨以上）。为使肥水不流外人田，新疆各产棉区在地区与地区、县于县，甚至乡于乡之间都纷纷设立关卡。不少地方组织起民兵小分队，日夜巡逻除了防止外地棉企以及没有许可证的棉贩子上门收购，还要防止当地棉农将棉花运往外地。

K地区的某县2003年9月发生过这样一幕：县工商局等有关单位组织人员，收缴了棉贩子们以4.2元/公斤收购的25吨棉花，然后强制棉农以3.8元/公斤卖给县棉麻公司。20多名棉贩子愤而告至地区，结果这批棉花全部退回棉贩子，后被他们在K地区南关桥市场上以6.5元/公斤悉数售出。外面想进来的人挡不住，里面想出去的棉花也同样难以阻挡。白天难避关卡，棉农们就半夜赶路，“不让用汽车运，我们用毛驴车位”。由于关卡形同虚设，15天之后，强行收棉的那个县自动放开市场。与此同时，K地区也撤销了关卡。

市场有其自身的逻辑，那就是价格左右资源流向、竞争提高市场效率。2003年财政年度结束的时候，在彻底放开市场、放手引进竞争的A地区，籽棉价格从每公斤6元多一路上杨到8元多，T县2003年财政收入351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其中棉花税收占总税收的80%.仅棉花一项，农民人均增收609元。

案例思考：

1. 在国务院做出放开棉花市场的政策决定之后，案例中所涉及的不同地区政府是如何执

行这一决定的？其各自所持的理由是什么？ 2. 试确定本案例中影响行政行为的各种因素。

3. 结合本案例，具体比较不同地区实现棉花市场化做法的差异及其后果， 14、案例：浙江“指标圈地”动力

为了合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国土资源部每年都会把建设用地指标在全 国各地之间进行分配。据了解，作为经济大省的浙江省每年能分到的用地指标不到20万亩。与浙江省急遽增长的用地需求比较起来，这些指标显然不够。为了填补巨大的用地缺口，该省所辖各县市纷纷绞尽脑汁争取用地指标，甚至做起了指标买卖“生意”。

绍兴千亿GDP背后的秘密

据来自绍兴市统计局的消息，2003年绍兴市的GDP首次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在2004年1月31日的绍兴市开放型经济工作会议上，绍兴市国土资源局的一份名为《全力支持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报告送到了来自绍兴所辖县市各有关部门数百名招商负责人的手中。这份报告向与会代表们披露了“面对经济加速发展、用地保障难度和压力日益增大的新形势”，绍兴市国土资源局“多方筹借用地指标，缓解土地供需矛盾，全力保障用地供给”的“秘密”。一位参会代表会后指出，千亿GDP“背后有不少国土资源局的功劳”。该代表肯定地说，近几年来，绍兴市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建设用地需求急增而用地指标紧缺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国土局还是“想尽了办法，千方百计筹借用地指标”。

近年来，随着全市经济发展速度和城市化步伐的明显加快，特别是杭州湾绍兴工业新城区的即将开发启动，绍兴的建设用地正处在一个新的需求高涨期。但用地指标成了绍兴市必须首先突破的难题。据悉，这几年，浙江省国土资源厅下达给绍兴市每年的建设用地计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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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在6000亩左右，而全市实际用地远远高于这个数字：1999年为1.05万亩、2000年为2.55万亩、2001年为4.42万亩、2002年6.94万亩，2003年上报用地则突破了10万亩，可谓是逐年快速递增。面对巨大的落差，筹借用地指标则显得尤为重要。火急火燎的绍兴市国土局开始行动，并采取各种办法保障建设用地的供给。该局一位工作人员透露，一年来全市通过土地整理共获取折抵指标2.91万亩，向外地调入及向省国土资源厅借用土地整理折抵指标8500亩，共争取到规划指标、计划指标“双追加”项目52个，其中追加规划指标12008亩，追加建设占用耕地指标13027亩。此外，绍兴市还用足了“基本农田异地代保”政策。2003年，该市市区共享嵊州、上虞落实代保基本农田8000亩。

但用地危机对绍兴的威胁却越来越大。绍兴市国土局在一份上交给浙江省土地整理中心的报告中指出，按照绍兴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7~2010年该市规划建设自留用地10.72万亩，基本农田面积269.79万亩，至2010年全市耕地保有面积308.99万亩。绍兴市国土局有关人士指出，前几年绍兴有土地整理产出指标和外购指标做保障，但目前随着土地整理潜力的日趋减少，产出指标越来越少，而外购折抵指标由于受地区封锁，路已近乎卡死。因此，这一年的用地指标将极度紧张，保障用地的形势极其严峻。

“指标圈地”的多种途径

其实，不只绍兴，整个浙江省都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土地饥渴”。而“饥渴”所带来的就是“水源”的争夺。有关人士表示，每年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分到计划用地指标后，再根据各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税收、投资强度、人均用地水平等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把这些指标分给各个地区。依次类推，这些指标再被逐级分配到市县、乡镇，但很多县市，如温州、宁波、义乌、绍兴、嘉兴等，用地指标明显不够。于是，如何争取土地指标就成了当地政府的重头文章。据了解，他们“圈地”的通道有好几种。

最常见的是通过土地整理取得折抵指标。按照国土部给各省下的“死命令”，各省在做到保持省内新增耕地“占补平衡”的情况下，通过土地整理获得的新增耕地的60%可以作为折抵指标。而且，折抵指标可以作为建设用地来使用。这给浙江取得折抵指标创造了更大的操作空间。2002年，浙江全省通过土地整理获得折抵指标38.73万亩；2003年，浙江依照此法获得折抵指标31.2万亩。其中，2003年湖州通过土地整理取得建设用地折抵指标近7万亩；嘉兴通过该法获得建设用地指标4万多亩；金华市以此获得5000亩。

另外还有县市积极争取“戴帽”指标。按照有关规定，“地方级”项目的用地指标由地方自己安排，“省级”和“国家级”重点项目的用地指标则分别由省里或国家来安排。宁波市规定，对省重点建设项目、注册资金千万美元以上的外资企业和农业龙头企业用地，积极争取国土资源部、浙江省的规划和计划指标“双追加”，2003年全年共追加指标1.4万亩；嘉兴获得“双追加”指标7930亩；台州共追加指标近1万亩。而2003年浙江省向国土资源部争取国家和省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双追加”指标达6.13万亩。

“异地代保”也成为各县市“圈地”的重要手段。2002年12月1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浙江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该《条例》第十二条明确指出：“因城市总体规划调整或者国家和省重点建设项目建设经依法批准后占用基本农田，有关市、县在本行政区域内无法补充划入数量和质量相当的基本农田的，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期内，委托本省其他行政区域在当地划定相当数量和质量的基本农田代为保护。”这就是基本农田“异地代保”。该《条例》还特别强调：“基本农田‘异地代保’的委托方应当向受委托方支付基本农田建设保护的补偿费用”。浙江省国土资源厅的统计数据表明，2002年，浙江工批准跨市、县基本农田异地有偿代保17.22万亩，代保费用2.86亿元；2003年，该省共批准跨县异地代保21.42万亩，县内跨乡镇代保23.69万亩，共计45.01万亩。目前，浙江批准异地代保已达到了118.97万亩。

用地指标转让成风

浙江省国土资源厅一位工作人员指出，在经济发达县市积极向上级争取“指标倾斜政策”而不得的情况之下，他们大多都会想方设法从其他县市购买一些用地指标。

有消息披露，义乌每年都要向外购买1万多亩指标，每亩价格在2.3万元至2.5万元左右，主要来自于浙江省内较为偏远的德清、长庆、安吉、开化、武义、磐安等县市。其中，德清早就做起了指标生意：2000年，德清县开始向外出售用地指标，当时以每亩1万元的价格卖了2000亩；2001年卖了1.5万亩，收入1.95亿元；2002年卖了1.73万亩，收入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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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这些指标主要卖到义乌、温州、宁波、台州等经济发达地区。仅2001年以来，杭州已经从上虞、绍兴、衢州等地高价买下了将近30万亩建设用地折抵指标。而且，其手法也每年翻新：2002年12月1日，杭州市为了“东扩”，以每亩6万元的价格购买了邻居海宁县（嘉兴下属县级市）3000亩土地的使用权，而在此之前，杭州曾出资让上虞围垦造地，获得净耕地3万亩，杭州也因此获得了上虞3万余亩的占用耕地指标。

有关人士认为，该省用地折抵指标交易价格“总的趋势是越来越涨”，因为今后“土地资源会越来越紧张”。据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透露，目前杭州利用外地土地资源还只限于浙江省内。义乌市政府一位工作人员则透露，义务早就有到省外购买指标的行动了。他表示，2003年他们曾到某省去买用地指标，价格都谈好了，但国土资源部不批。不过，也有人指出，省内各县市进行指标交易，批准权在省里，而跨省指标买卖的审批权在国土资源部，“不过现在部里还没开这个口子”。

事实上，对于用地指标的交易问题，浙江省早有规定。1998年6月16日，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在《关于加强土地整理折抵指标使用管理的通知》中指出，土地整理折抵指标的使用必须坚持有偿的 原则。该《通知》还强调，“相互间的调剂费用由调剂双方自行协商确定”。浙江省国土资源厅的 调查结果表明，该指标调剂政策出台后，浙江省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不足的问题开始得到缓解。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 折抵指标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调剂成本不断上涨的现象，甚至有些县市搞指标储备。

为了改变这种折抵指标县市主动调剂的 盲目性、无序性和 低效性，抑制调剂成本，-2003年5月15日，浙江省国土资源听发出《关于建立土地整理折抵建设用地指标统筹制度的通知》（以下简称《统筹制度》），开始着手于建立折抵指标统筹制度。该《统筹制度》指出，建立折抵指标统筹制度，由指标调出方和调入方自愿申请，省里不搞行政性统调，尽管如此，浙江省的用地指标依然紧缺。 每年到省国土资源厅要指标的能挤破门槛。僧多粥少的局面让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官员很是无奈，“现在的（折抵）指标，你有钱也难买到”！

案例思考： 1、“指标圈地”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层级的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各扮演了什么角色？

2、从行政执行的角度，“指标圈地”现象为什么会发生？地方政府的行为是否合理？为什么？

3、结合中国国情，谈谈确保土地资源保护政策目标有效实现的可能对策。

15、案例：温州市政府的“无为与有为”

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无为 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动力和内因，而政府的“无为”为之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温州市市长曾说：“在温州，凡理论和实践发生矛盾时，先服从于实践。”于是个体工商业、服务业、家庭工厂、挂户经营、雇工经营、买卖合同、长途运输等，只要上面不管，就都让它发展。1984年在平阳县钱库镇出现了私人钱庄。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坚决取缔，而温州各级政府因为考虑到钱库镇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没有强制取缔，而是在争取钱库镇的银行和信用社率先实行利率浮动改革的试点后，最后钱庄于1989年在无证经营了五年后自行关闭。在温州人民群众自发发展民营经济的推动下，温州政府顺经济改革的需求，先后出台了许多突破当时政策或在全国率先改革的法规和措施，如中国首份个体工商执照、首个关于私营企业的地方法规、首家实行利率改革的信用社等。

强化市场和质量管理的有为 八十年代末，温州的形象和声誉曾一度出现空前的危机。如温州低质皮鞋在杭州武林广场被焚；永嘉的虚假广告；仓南的假商标等。温州的信誉危机强烈震撼着温州政府。为此温州政府转变强化管理职能，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开始全面整顿。并加强质量管理，在外出水陆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对皮鞋、低压电器等产品的出境实行“准运证制度”，严堵假冒伪劣产品的外流。在此基础上温州政府提出“质量立市”的口号，在全国率先制定“质量立市”的地方法规。1992年温州政府继而提出以质量和品牌为核心的二次创业的战略目标。

总之，温州政府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力加强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人、物、信息、资金流通的成本。同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主体干预，简化和减少行政审批手续，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和限时办理制度，提高政府办事效率。

思考：请结合政府基本职能的有关理论分析此案例，对温州市政府的“有为”与“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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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如何认识和理解的。

16、案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简要回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时期，与此相适应，政府机构的改革也随之展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机构分别在1982年、1988年、1993年和1998年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改革。

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明确规定了各级各部门领导班子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要求减少副职，提高素质。通过这次改革，国务院工作部门由100个减少到61个，同时也精简了大量的领导职数。此次改革加快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但没有摆脱就机构论机构，就编制论编制的老框框，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因此，改革后在机构和人员数量上有回潮的现象发生。

198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强调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要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强化宏观管理职能，淡化微观管理职能。改革的重点是那些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直属机构、非常设机构数量、人员编制都有明显减少。国务院的部委从原有的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从原有的22个减少为19个，人员编制比原来的实有人数减少了9700多人，减少了19.2%。但由于种种原因，职能转变没有到位，精简的机构很快又膨胀起来。

199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进行的，它的核心任务是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体制。不过，由于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建设，政府职能不可能马上转变到位，因此，1993年机构精简的成就并不显著，比如，国务院工作部门从1993年86个仅仅减少到59个（其中国务院部委机构40个），但1997年又膨胀到72个，精简的人员也是如此。

1998年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历年来力度最大的，也是取得成效较多的一次改革。此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此次改革同以往政府机构改革相比较其主要特点：一是精简力度大,国务院的组成部门由40个减至29个，减量为11个，减幅为27%；中央各部委办直属局公务员从1997年3.4万人减少到1.7万人，国务院人员编制总数减少了47.5%。二是在组织机构设置上有了一些新突破，这主要表现为：（1）设立了由国务院宏观经济调控部门托管的国家局，即把原国务院工业经济专业管理部门全部降格转换成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下设的机构，同时对其职能做出了新的、明确的定位。（2）设立和加强了公共服务机构，设立了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信息产业部等新的职能机构。尽管如此，此次改革的成本依然很高，中央财政并未因此而节约，反而为此多支出了20%。除此之外，一些市场监管机构得到了强化，规格提高了，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成为正部级单位。而一些部门下面也设立了很多司局级单位，比如外贸部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司，还成立了中国政府世贸组织通报咨询局、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等。还成立了一些正部级单位，如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等。这些部门职能的强化或许是必要的，但并非一定要通过提高机构的行政级别来运作，这些现象都可以看作是1998年改革之后的回潮。

2003年3月6日，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这标志着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开始。

思考：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组织变革的有关理论，说明如何使政府机构改革真正取得成效，摆脱“精简——膨胀”的怪圈。

17、案例：广州慧灵弱智服务机构

广州慧灵弱智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慧灵）是一家主要为弱智弱能人士提供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创办于1990年2月。作为一家自下而上的民间非营利组织，慧灵走过了一条坎坷的发展道路。现任董事长孟女士曾是广州一家家具工厂的工会干事，1985年她与一批热心的青年人及弱智人士的家长们，共同创办了一家致力于向弱智弱能人士提供服务的民办机构——广州至灵学校。由于各种原因，孟女士在1989年第二次创业，筹办了“慧灵弱智青年训练中心”。在经历了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目前，广州慧灵已从最初的“慧灵弱智青年训练中心”发展成为拥有幼儿园、学校、职业训练中心、托养中心和研究所的综合服务机构，吸收了不同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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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进行了3次。张军的形象逐渐清晰了，他给人们留下鲜明的印象：

第一，当一些人争房争得热火朝天时，张军不仅没有卷进去，还主动把分给他的房子同另一个同志的房子对调，以解决对方的实际困难，人们觉得他没有私心，关心同志。

第二，张军在建管科担任副科长，负责审批报建项目时，不少人认为这是个捞油水的岗位，可他从不接受报建单位的“孝敬”，从不给对方脸色看，而是处处为对方着想，能满足的要求尽量满足，不能批准的则解释清楚，人们认为他作风正派，不以权谋私。

第三，业务基本功扎实。由他主持审批的建设方案，没出过差错。

这些优点使他赢得了越来越多群众的信任。每评议一次，他的票数又增加一些。两番投票，两次评议后，他与另外4个人发表了“施政演说”，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最后一轮投票中，他终于以多票当选。最后，经过组织部门考察，由有关部门委任张军担任规划局副局长（局长由市建委一位副主任兼任）。在规划局自始至终领导民主推荐工作的市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说：“他原先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但是群众发现了他这个人才，我们也通过群众民主评议了解了他。”的确，如果按照过去封闭式的选拔干部那一套做法，他肯定不会当上局一级的领导干部。

[案例思考]

运用公共行政学的相关理论分析S市改革干部作用制度的成功经验是什么？怎样进一步完善干部任用制度？

25、案例：两易局长

Y局陈局长是机关群众普遍认为资历老、人缘好、业务熟的老领导。前两年，上级人事部门来考核干部，得出的结论为陈局长是“老好人”，办事“和稀泥”，弄得部门之间表面风平浪静，实际上内部矛盾很大。虽然业务熟悉，办事认真，但是过于刻板烦琐。为加快行政领导干部年轻化的步伐，决定调任其为巡视员。

同时，上级部门委派了S局一名年轻的杨副局长来Y局当局长。杨局长是前几年从科技干部中选拔上来当行政领导的大学生，事业心极强，工作也相当认真负责。以前在S局当副局长时，负责某一方面的工作，也颇有成绩。杨局长上任后一开始就着手解决机关内部纪律松弛、办事效率低下、人心涣散的积弊。他召开民主生活会，发动大家摆矛盾，提意见，献计献策。但由于多年的积习，大家对这种民主风气并不习惯，不少人认为杨局长这样做是人为地激化矛盾，和大家过不去。第二步，他撤换了一批处级干部，有的调出机关，有的担任“调研员”，并提拔了一批年轻人担任中层领导，结果弄得“人心激愤”，纷纷向上级告状。

上级部门根据群众的反映，认为杨局长在Y局已经难以继续工作下去，决定调往H局任局长，另在Y局副局长中选择一名担任局长。

事过境迁，事态平息，但机关内对上级部门两易局长的做法仍有不同意见。一部分人提到这件事就批评上级领导用人不当，轻信了杨局长的夸夸其谈，耽误了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与其让老局长继续干下去，一潭死水，还不如让杨局长闯一闯，改变一下局面。

[案例思考]

1.选拔、任用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时，应该有什么要求？Y局的上级人事部门在杨的“任与调”的问题上处理是否得当，为什么？

2.对杨局长的调离，你有何看法，并请说明理由。 26、案例：一名基层领导者处理“两难”事件的妙法

1991年夏天，王乡长遇到了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根据年初与县政府签订的购销合同，县有关部门要求本乡在7月上旬交售1000担西瓜，以供应省城居民消暑，对瓜农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因为7月上旬交售头藤瓜，不论是熟瓜还是生瓜，按惯例都可以得到比下旬交售优惠1/3的价格。然而，王乡长很清楚，由于气候和品种等因素的影响，今年的头藤瓜成熟期普遍推迟，7月上旬大部分瓜未成熟。于是，两难问题就产生了：按原计划交售，实在于心不忍，让城市居民花了高价钱吃生瓜岂不是“睁着眼睛尿床——明知故犯”？但是，不按计划交售，挨县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批评是肯定无疑的，况且本乡还要因此而减少一大笔可观的收入，不招来群众的一阵骂才怪呢！王乡长叹道：又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尽管如此，这事还得尽快处理，不能拖拉。否则，瓜农若是把未成熟的瓜摘下来，就更加麻烦了。怎么办呢？过去受够了这种“两头气”的王乡长，这次似乎有了经验，他想起过去受气以后，县政府领导曾经多次对他的批评，不外乎两种，一是说他对上级的“盲从”，二是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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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他对于群众的“迁就”。他想，与其受了气后挨批，倒不如事先如实地向上级有关部门和村干部说明情况。于是，一方面他专程赶到县里，告诉有关部门7月上旬头藤西瓜生的多、熟的少，建议他们到下旬再大量收购；另一方面，他派人跟有关村干部说明要延迟收购西瓜的道理。王乡长觉得只有进一步向瓜农诉诸利弊，才能使自己的方案得以实施。于是，王乡长立即召集了瓜农大会，同瓜农进行对协商，说明不能为了多赚钱而损害国家和市民的利益，交售成熟的西瓜是瓜农的本份。7旬下旬西瓜的价格虽然低一些，但是只要管理得当，让西瓜长得更大，重量增加可以弥补价格的差额。瓜农是通情达理的，王乡长说明情况后，不但没让王乡长受气，而且还赞扬他从实际出发，为他们办了件好事。县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了王乡长的建议，县政府考虑到这种情况在全县有普遍性，采纳了他的意见，并通报表扬了王乡长的变通精神。

[案例思考]

请从公共行政学的角度（如行政沟通等）分析王乡长处理这个“两难”事件的妙法是什么？通过学习这则案例，你认为作为一名基层领导者，应该具备哪些最基本的素质？

27、案例九：这个领导班子应如何搭配

某市一家中型机械厂，原有党政领导共3人（党委书记，正、副厂长），平均年龄已达57岁。3名领导干部中除一名主管经营的副厂长是大专文化程度（年龄较大，59岁），其余两位均是初中毕业。由于老班子缺乏现代管理思想，经营管理不善，产品质量差，销售不畅，造成企业连年亏损。为了改变后进面貌，上级组织部门决定派工作组厂对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工作组到厂后，查阅了全厂干部和技术人员的档案，列出了一个文化程度在大专以上的48名干部的名单，同时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依靠群众对这批干部进行民主评议，最后确定了5名德、才方面表现较为突出的干部作为厂级党政领导的候选人。简况如下：

陈伟，男，45岁，大专毕业，中共党员。现为厂企管办负责人，懂行，领导能力强，但办事独断，脾气急躁。

林海，男，32岁，大学本科毕业，中共党员。现任厂团委书记，思路敏捷，创新意识强，但工作专注性不够，缺乏经验。

韩雨，女，40岁，大学本科毕业，中共党员。有工程师职称，原则性强，遇事较冷静，善于顾全大局，但谨言慎行，缺少开拓精神。

王刚，男，45岁，大专毕业，中共党员，部队转业干部，善决策和统筹，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进取心，但比较主观，出言严厉。

张林，男，42岁，大学本科毕业，中共党员。现任厂办主任，为人稳重厚道，群众关系好，但工作节奏慢，优柔寡断。

根据上述情况，上级领导多次开会研究，大家感到这5位同志都基本符合干部“四化”条件，但究竟应该选哪3位进入领导班子、具体分工应如何安排呢？

[案例思考]

请运用公共行政学的相关理论阐述，如果你作为上级领导，将如何搭配这个领导班子？理由是什么？

28、案例：副局长谋杀正局长

1997年4月16日，福州市仙塔街，福建省环保局局长杨明奕提着旅行包走出紧靠小街的宿舍小门，他看看手表，等待小车来接他去厦门参加会议。8时左右，一个年轻人手上拿着一个白色饭盒突然扑来，他的手一扬，刺鼻的浓硫酸一古脑泼在杨明奕的脸上。一股烧焦的糊味顿时散发在四周。过街的行人、饮食店的老板、小贩全惊呆了。“抓人！”一个妇女发出一声惊叫，向年轻人扑去，杨明奕也勇敢扑上去，而倒浓硫酸的年轻人却一阵风穿过宿舍坐上路边一辆已发动的摩托车，顿时逃得无影无踪。

法医鉴定：杨明奕面部、胸部大片状化学性烧伤，烧伤深度为二至三度，以面部为甚；并伤及右眼睑及角膜；当时视力仅存光感，造成重伤。

用浓硫酸谋杀高级干部顿时震惊了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也震惊了整个福州。省里成立了以省公安厅厅长为首的专案组。4月18日，此案告破。省环保局副局长杨锦生被警车带进拘留所。当人们知道这起谋杀的主谋是杨锦生时，不少人惊呆了，这可是一起高级干部副职谋杀正职的罕见的案子。

杨锦生于1994年11月任省环保局副局长、局党组成员。省纪委的一份通报说，这位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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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欲的副局长从1995年5月开始就想找些人将局长杨明奕的腿打断，或者致其他部位伤残，然后取而代之。杨锦生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密谋。1996年上半年，杨锦生的外甥女婿、省联运总公司业务员陈雯向杨锦生提出能否承包些环保工程做，杨锦生凶狠地说，现在局里很复杂，工程的事不好说，要找几个人整一下杨明奕。陈雯答应帮忙找人整治。之后，杨锦生几次催问，并向陈雯提供了杨明奕的照片。此后，陈雯找到了劳改释放犯王世明、郑敬峰、唐荣书、卢良清、郑铭华，谈定由杨锦生出资3万元，用浓硫酸整治杨明奕。

1997年4月16上午8时左右，郑铭华、卢良清具体实施作案。作案后，卢良清通过王世明向杨锦生索取酬金。杨锦生先到省立医院探望杨明奕，证实杨明奕伤势后与王世明相约中午见面。中午杨锦生得意洋洋地请王世明吃饭，并将崭新连号的2万元交给王世明作酬金；还表示余款另外支付。杨锦生吃完中午饭后，精神抖擞，一边放出谣言说局长因为取缔“15小”污染企业而引起报复，一边退掉去三峡的机票，正儿八经地主持起环保局的工作。至此，密谋两年的谋杀案落了幕。

在一审中，杨锦生一再申明自己是因为“在工作中与局长杨明奕发生了矛盾而积怨在心”。事实上杨锦生自被任命为环保局副局长以后，其权势私欲更加恶性膨胀，滥用手中权力，因而受到上级领导机关和局党组织的批评，其违法违纪行为也屡被制止。为此，杨锦生不仅不思悔改，反而认为其权势私欲不能实现的原因是副职所至，只有谋取正职，才能为所欲为，所以他把矛盾对准顶头上司。

杨锦生的私欲是什么？局长为何又妨碍他的私欲？1995年3月，环保局要装修会议室，装修费控制在2万元左右，已由办公室定给某单位装修。杨锦生利用分管办公室的职务之便换成自己的亲戚来装修，结果在未提高装修档次，未增加工作量的情况下，费用猛增到过10万元。财务无法支付这笔费用，杨锦生强行把原计划安排给漳平市象湖、拱桥两个乡镇各5万元的扶贫资金挪作装修费用。

为了治理闽江的污染，省里决定1995、1996两年每年各从财政拔出1000万元，作为闽江综合整治资金。不分管该项资金的杨锦生违反财经纪律，擅自起草、签发文件，自己到财政厅偷偷将1000万元专项资金转往一家投资公司，时间长达5个月才被揭穿。

杨锦生在环保局两年多，到处说要有权就要当第一把手，这点他是体会很深的。1993年底，杨锦生利用自己是闽江整治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强行要求建阳市投资1300万元，使用他推荐的技术方案和工程队，用于治理建阳麻沙造纸厂的污染。1996年3月，建阳市政府领导为了慎重起见，专门找杨明奕汇报了情况。杨明奕认为这个技术方案不可行，技术不可靠，1300万投下去不但没有效益，还会使该市背上沉重的包袱。按照杨明奕的建议，不到500万元就解决了问题。建阳市领导十分满意，说杨局长为建阳人民办了一件大事。杨明奕没有想到自己无意中断了杨锦生又一次发财的路。杨锦生在一次酒席上对他的酒肉朋友讲：环保局的权都在局长手里，要把他拉下去才好办。“要把杨明奕搞下去”的念头一直在杨锦生心里蠢动，以致他不惜采取黑社会的做法，用金钱雇用劳改释放人员实施犯罪。最终害人害已。杨锦生已被开除党籍、公职、正义的法律之剑已将其处以极刑。

[案例思考]

1.杨锦生认为“只有谋取正职，才能为所欲为”，为达到目的，不惜买凶杀人，试从领导者的素质要求分析其各方面存在的问题。

2.结合本案例实际，谈谈新时期加强领导干部素质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9、案例：某市机场选址的失误

在不久前举行的某市城市规划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15位与会的中外专家实地考察了某市白石州的地理位置后，一致对某市决定在此建机场投了反对票。

白石州离某市市区仅16公里，离香港近，这是建白石州机场的主要理由之一。原场址选择黄田或沙井，黄田离市中心26公里，比白石州远10公里，行车时间差10分钟。但是，黄田进出汽车可上高速公路，而白石州只能利用城市道路。从实际效果看，黄田的交通更为便利，到某市和香港所需时间反而更短。

与会专家还提出由于机场选址不当，将对某市的建设带来一系列不合理的连锁反应，后果不堪设想。英国皇家规划学会鲍尔先生说：“国际许多大都市机场都远离城市，有的离城市近了也都往外移。而某市的机场（原选址黄田或沙井），却从郊外往市中心转移，违反了城市规划建设研究院院长周伟列列举了我国很多城市由于机场离市区近而造成的恶果，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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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教训太多了，现在武汉、郑州、西安、上海、沈阳、青岛、广州等城市都准备把机场搬离市区。”原建设规划局局长王凡说：“机场噪音影响面积近40平方公里，相当于城市的一半，受影响的人口将有40万，某市大学以后只能做仓库，14亿元将毁于一旦。至于某市的南头、华侨城、科技工业园受到的影响就不言而喻了。环境受到破坏，要恢复就很困难，有的永远也不能恢复。定白石州建机场，某市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国家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案例思考]

1.请运用决策相关理论分析某市机场选址不当的理由何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通过学习本案例，你认为专家咨询在决策中有何作用？ 30、案例：某市市区竟有高尔夫球场

高尔夫在香港又被称为“高尔富”——高档而且是富人的游戏。确实，这种游戏也只有贵族玩得起，一个18洞72标准杆的国际球场占地多在一平方公里左右，设想客满时，在球场上同时打球再花几千元，就体现在只有少数人能以高价使用和支配这样大量的土地资源，以至于在人多地少但又有着千万高尔夫球迷的日本，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真正上过一次球场。因为即使在高尔夫发源地的西方，再豪华的球场也要受市场规律制约，各国一般都选择在地价低廉的远郊或人口稀少但风景优美的旅游区，利用浅丘荒地建设高尔夫球场。可是就在某市，竟然能在市中心内东湖公园中建设了一个占地0.9平方公里的国际标准“高尔夫”球场，让人咋舌。

据说，当时决策者在拍板上这个项目时，认为可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丰收。就经济效益而言，可以引进几千万美元内外资，算得上是个大项目。现在看来这个只有少数人使用的球场是否能持续地为政府提供与其资源价值相称的财政收入，至今仍然是一个大问号。至于说建高尔夫球场有大片绿地，具有明显的生态效益，有关专家则认为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保证球场上“百慕达”草生长，必须定期喷洒大量的化学除草剂以抑制杂草，这会对土地和水体产生严重污染，具体来说，整个东湖的生态环境正被无情地侵害和破坏。

再回头看看现在的东湖公园，虽然地域广大，湖光山色，但因为公园的主体已被铁丝网围起来专供少数人活动，所以老人们只能在车辆拥挤的湖边沿着狭窄的人行道小心散步，情人们尴尬地相拥在不时被车灯照亮的路旁。关于某市东湖高尔夫球场将来的发展使用方向问题，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继续与外商合作，允许在其中建设别墅，改善经营管理，争取创最好的经济效益。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个球场处于市中心区这么重要的位置，从长远看应该作为城市公园，让公园绿地尽可能向市民开放，不再允许在其中建设别墅，严格控制场区的房屋建设，在与外商合作期满后即予以回收，恢复原来的公园用地性质。有人进一步提议，为提高城市普通市民的生活和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有关部门应尽早编制公园整体规划。

[案例思考]

1.请运用决策的有关理论，分析建设东湖高尔夫球场这一决策的成败得失。 2.关于东湖高尔夫球场将来的发展与使用问题，你同意哪一种意见？为什么？

3.某市开始实行的城市建设重大决策向市民咨询的制度是否具有普遍的推广推广价值？为什么？如果某市也推行这一制度，将对提高城市整体规划水平产生哪些作用？

《管理学》案例

31、 案例：深深浅浅海尔 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说：“海尔是海，海是无限的。”海尔拥有职工18000余人，产品从白色家电系列黑色家电，从厨房用具到药品共26大门类，7000余个品种。在海尔，每一天半，就有一个新产品问世。

海尔还是一本书，是一部创业、改革、发展史，一部管理的百科全书，一部企业文化专著。海尔成功的妙诀是企业文化的建造和更新。用张瑞敏的话说，就是“有生于无，无形财富可以变成有形财富。”

海尔文化的七个层次

表层海尔文化：海尔标志，海尔中心大楼、海尔广告、海尔样品展室、海尔园区绿化。可爱的海尔兄弟商标??

浅层海尔文化：海尔职工礼貌、素养、标准蓝色着装，迅速反应、马上行动的作风?? 中层海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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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注重环保、用户至上的海尔产品，“大地瓜”“小小神童”洗衣机、“宽带电压”、瘦长的“小王子”电冰箱等所体现的“乡情”及其文化、科技内涵。

服务：海尔的用户需求调查、海尔生产线现场参观、工业旅游专线的设计、售后服务“用户永远都是对的”理念的建立和实施、无搬动服务及24小时安装到位的服务项目??

深层海尔文化：OEC管理模式，“日事日毕、日清日高”和“三E卡“管理，定额淘汰、竞争上岗的组织平台，创自主管理做法??

里层海尔文化：管理理念，包括：“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的理念；适应中国国情的“吃休克鱼，用文化激活休克鱼”的企业兼并理念；“东方亮了，再亮西方”的市场扩张理念；“首先卖信誉，其次卖产品”的营销理念；“人人是人才，赛马不相马”人才观；“用户永远都是对的”和“把用户的烦恼降到零”的售后服务理念；“先难后易，先创名牌，后创汇”的国际市场战略；“用户的难题就是我们开发的课题”和“要干就干得最好”的科研开发理念；海尔的企业斜坡球体定律等等，可谓丰富多彩，全面系统，配置协调。

内层海尔文化：海尔远景，也就是十年之内近入世界500强的奋斗目标。

海尔文化的内核：也就是海尔的哲学和价值观，那就是“敬业报国，追求卓越”，“海尔的真诚到永远”。就像张瑞敏所说的：“我想无论哪个企业的目标应该都是一样的，都要追求长期利益的最大化。但这只是一个目标，并不是目的。企业存在的目的是和社会融为一体，推动社会的进步。”

分析讨论：

1．海尔的企业文化是否是全体海尔人共建的？为什么？

2．海尔创建了一套完整的中国企业文化，它为推动海尔走向世界，在企业员工中起了导向作用、激励作用和凝聚作用。在七个层次的海尔文化中哪一层次是最关键、最重要的？ 32、案例：对伍尔沃斯公司决策的评价

伍尔沃斯是美国最大零售公司之一，在30年前冒险进入了一个新的零售领域，时至今日已拥有25000名职工和336家零售商店，年营业额达20亿美元。然而，近年来这个领域的经营却碰到了一系列的问题。 在1962年之前，美国商业公司曾展开了激烈的市场争夺战。当时的伍尔沃斯和克雷斯克、弗兰克林等公司都是相互竞争的对手。当克雷斯克公司正在开设它的大型零售商店科马特时，伍尔沃斯也在开设它最大的零售减价商店伍尔科。但是，克雷斯克公司却以每年开设200家零售减价分店的高速度在发展，而伍尔沃斯公司发展缓慢。到1977年，克雷斯克公司发展零售减价分店已发展到近1400家，而伍尔沃斯公司只拥有381家。克雷斯克公司发展成为全美仅次于西尔斯公司的第二大零售商店公司，并把公司正式改名为科马特公司，以体现其零售经营的特色。该公司坚持以经营减价零售商品为基本业务，并注意向多种经营方向发展。 而伍尔沃斯公司却碰到了困难。与克雷斯克公司不同，它却有意识地经营原来的商品为基础，也不刻意突出某些商品。公司还把原来的老商品与新开办的伍尔科连锁商店作了规划，分别由下属两个部门管辖，由于这两个部门的矛盾和争斗，迫使伍尔沃斯公司进行组织改革。 从70年代初期开始，伍尔沃斯公司就曾多次试图通过聘请公司最高级管理人员的方法来扭转公司的经营方向，但都没有什么效果。1982年，公司的董事长埃德。吉布森作出决定，下令要在1983关闭伍尔科下属的36家分店；同时要把在英国开设的1000家分店中的52.%财产卖掉。这样的行动在美国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这样，伍尔沃斯公司一下子就缩小30%的规模。 公司还决定，今后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现有商店的经营方面，并试图开辟一些新的领域。其中，一个计划中的冒险领域是经营高、中挡减价商品。该公司的另一打算是，仍保留一些原有的连锁商店，通过多种经营使公司获得可观的利润。然而公司要想恢复到以前那种享有声誉的地位，还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分析讨论：

1． 克雷斯克和伍尔沃斯两公司都进行了各自的一些重要决策，试比较它们的效果，并说明

各自的决策与当时环境的关系。

2． 伍尔沃斯除关闭伍尔科下属的分店外，还有哪些备选方案？

3． 伍尔沃斯在决策过程中是否采用了“头脑风暴法”？你认为，在该公司的决策中，哪些

方面应采用这种方法？

33、案例：集体决策优于个人决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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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工段、班组层层分授，逐级下达指令，实行分级管理。在职能系统内，职能管理人员充当直线指挥人员的参谋，各职能部门或单位对下级机构进行业务指导，然而无权直接指挥。相应的权责关系则以制度形式予以确认。该厂汇编成册的《部门及岗位责任制》计有两千多条、近百万字，管理工作趋于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日常工作中，下级通常只接受其直接上级的指令，上级不可超越指挥，但可以超级调查；下级也不越级请示，但可以越级投诉。每个人只有一个直接的上级，而每个上级直接管辖的下属为3-9人，归厂长王业震本人直接领导有：4位副厂长、2位顾问以及计划经营科科长、质量管理科科长、办公室主任各1人。此外，专设3个“厂长信箱”，随时了解职工的意见和建议。

经王业震提议，新港厂规定：科长、车间主任以上的干部每天要深入现场，但在现场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王本人每天大约用1个半小时的时间到现场察看，除了紧急的安全和质量问题外，不发表任何意见，他不赞成管理人员“顶班上岗”。认为“工人身上有多少油，自己身上也有多少油”的管理者未必就是称职的管理者。有两位车间主任，每天提前进厂生炉子，然后成天在现场干活，下班以后工人们都走了，他们还逐一熄灯、关门。活没少干，任职的管理工作却没有搞好。王业震提议将此两人免职。有人说：“这样的好同志，为什么要免职？”王厂长回答说：“这样的同志可以当班组长、工人、甚至可以评劳动模范，却不是称职的车间主任“。

忙于应付开会，是企业管理人员深感头痛的事情。王业震对此也作了改革。全厂必须召开的15个例会，时间、地点、出席人员都通过制度固定下来。全厂性工作会议统一由厂办安排。一般会议不超过2小时，每人发言不超过15分钟。王本人每周仅召集2次会议：一次是厂长办公会，一次是总调度会；此外他只参加每两周一次的党委常委例会。

王业震尽管领导6000多职工，工作千头万绪，但他基本上按时上下班，很少加班加点。每逢出差在外，他就委托一位副厂长代行职权，他本人不作“遥控“。他认为，企业不能过分强调个人作用，不能只依靠个人威信、关系和经营理念来管理，而要重视发挥领导班子的整体功能，要更新管理理念和方法，促成管理的现代化。用他的话来说”事必躬亲是小生产的领导方式，在现代化大生产中要力求避免”；“我30％的精力用来处理眼前的事，70％的精力用来处理长远的事”。厂里曾委派一位中层管理人员去日本监造主机，行前又明确授权让他购买主机控制台用的配件。那人到日本以后，却接连就价格、手续、归期等事项挂国际长途向厂里请示。王业震的答复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是全权代表，可以做主，不要遇到事就请示，那里的事你可以相机定夺。今后再挂电话来，电话费由自己付”。 分析思考：

1、新港厂采用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组织结构形式？这种组织结构形式有何特点？ 2、新港厂的管理层次共有几级？王业震的管理幅度为多少？

3、为什么事必躬亲的管理人员未必是称职的管理人员？你认为两位车间主任该不该免职？作为车间主任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4、设立厂长信箱了解职工的意见和建议，属于哪种沟通方式？试分析新港厂在管理沟通上有何特点？ 5、“日常工作中，下级通常只接受其直接上级的指令，上级不可超越指挥，但可以超级调查；下级也不越级请示，但可以越级投诉。每个人只有一个直接的上级。”新港厂的这些规定体现了哪条管理原则？

6、案例最后一段说明了怎么管理原理？ 43、案例：土星电脑公司的管理整顿

威廉.琼斯出任土星电脑公司的最高行政长官（CEO）时，这家高科技公司正面临一场财务危机。在最初的一个月里，琼斯颁布了几项指令性的政策，使已有的工作程序改弦易辙。从一开始起他三番五次地告诫副总经理，一切重大事务向下传达之前必须先由他审批。他批评公司的研究、设计、生产和销售等部门之间缺乏合作，而在这些关键领域，土星公司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略。琼斯还全面复审公司的福利待遇，然后将全体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削减15%。这引起可许多人的不满，甚至有三名行政人员向他辞职。不过，研究部主任这样认为：“我不喜欢这里发生的一切，但我不想马上就走，因为开发电脑打败IBM公司对我来说太具有挑战性了”。生产部经理则说：“我不能说我很喜欢琼斯，不过至少他给我们部门设立的目标我能够达到。当我们圆满完成任务时，琼斯是第一个感谢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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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得很棒的人”。采购部经理牢骚满腹，他说：“琼斯要我把原材料的成本消减15%，但这简直不可能，因此我决定另谋他就”。

在琼斯的治理下，土星公司渐渐地恢复了元气。行政管理人员们不得不承认琼斯对计算机领域了如指掌，对各项业务的决断几乎是无懈可击。琼斯也渐渐的放松龙头，开始让研究和设计部门更放手地去干。然而，对生产和采购部门仍然勒紧缰绳。公司里再也听不到有关琼斯的流言蜚语了。

思考分析：

（1）对研究部主任和生产部经理来说，哪方面需要的满足对于他们更具有激励性？采购部经理为什么不为琼斯提议的奖金所激励？请用有关激励理论分析说明。

（2）琼斯逐渐改变了领导方式，对研究部门和生产部门他分别采取了什么样的领导方式，你认为他的理由是什么？

44、案例：海恩斯时装有限公司的沟通和激励问题

乔伊思﹒海恩斯刚从大学毕业，就进入到她当总经理的父亲达德利﹒海恩思时装有限公司工作。这是一家在新英格兰地区有30家妇女时装商店的连锁公司。50年前，乔.海恩斯小姐的祖父创办了这家公司，凭借过去20年中她父亲和祖父从事妇女时装及其买卖的魄力和知识，这家公司从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的一家商店发展到规模相当大而且有高额利润的连锁商店。达德利﹒海恩斯先生很像他的父亲。他知道他做了些什么和怎样去做。他为自己能够牢牢地控制着采购、广告业务和商店管理而自豪。他商店中的每个经理和公司的副总经理以及总部工作人员每隔一周在哈特福德同总经理会晤一次。在平时，海恩斯先生每星期都要用2-3天的时间巡视商店并同商店经理们一起工作。

然而，最令他烦恼的乃是信息沟通和激励问题。他感到，在他主持的会议上，所有的经理和工作人员都听得非常认真。不过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开始怀疑他们是否听过或者是否认真听过他的讲话。他发现，他的许多政策并没有在商店中得到严格遵循。他往往不得不重写广告稿。一些商店的员工已经加入店员协会。他不断听到一些他所不愿听到的话。其中有些汇报提出，众多的职员，甚至一些经理都感到，他们不知道海恩斯公司的意图是什么，并且相信，如果他们有机会在总部同海恩斯先生本人和副总经理沟通信息的话，可能会干的更出色。他对其总部的许多主管和商店中的大多数店员正在机械地工作，没有表现出真正的想象力和干劲非常反感。同时，他也担心公司优秀人才的流失，到竞争对手公司中去任职。

当他的女儿在他办公室担任他的特别助理时，他说，“乔伊斯，我对公司的前景非常担忧。很明显，信息沟通和激励机制是我所面临的两个问题。我知道你在校时学了一些管理课程。我已经听你说过了信息沟通中的问题、障碍以及沟通技术等等；我已从你这里听到了诸如马斯洛、赫茨伯格、弗罗姆、麦克利兰等之类的专家。你认为，这些人对激励问题极为精通。但是，我怀疑这些心理学代表人物是否熟悉企业经营，并且我认为，我也知道激励人们的因素主要是金钱，好的 老板以及良好的工作环境，可是我怀疑你所学到的那些东西能否帮助我更好地进行信息沟通。我希望你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你在大学念书，这可花了我一大笔钱呢。你能提出什么建议？”

思考分析：

（1）如果你是海恩斯小姐，你将如何回答德利﹒海恩斯先生的问题？

（2）你将怎样分析信息沟通中的问题，在此案例中你发现沟通存在什么问题？

（3）当你所学到的激励理论和信息沟通理论可能应用于海恩斯时装公司时，你会提出怎样的建议？

《组织行为学》案例

45、案例：“我不做出决策”

我第一次见到泰德.凯利（TED KEIIY）是在一次鸡尾酒会上。他当时是本市一家大型化工提炼厂的经理。交谈了10多分钟后，我问他的领导分格是什么样的。

泰德：“在厂里我不做出决策。” 作者：“那么你使用的是民主型领导分格了？” 泰德：“不！我是说我不做出决策！我的下属们负责作决策,而我从不干涉他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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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不相信他的话，我猜想这是他的感受。于是他邀请我参观他的工厂。我问他什么时候去。

泰德：“除了星期一下午1时至3时之外，什么时候来都行。”

第二个星期，我没有通知泰德就突然访问了他。他没有秘书，我去时他正依靠在沙发里，近乎睡着。我的到来似乎惊醒了他，他给我让了座。交谈一开始我就直截了当地询问他每天都干些什么。“你都看到了，我常常在睡觉。当然，我每周从总部办公室收到四五份备忘录需要阅读。”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位50多岁显然非常成功的经营人员在告诉我他什么事都不做！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就找我的下属去核实一下吧!”他说他有6个部门经理为他工作，我请他安排一个人和我谈谈。

“不，我不能这样做。记住，我不做出决策。这里有部门经理的名单和电话号码，你去给他们打电话吧。”

我照办了。我选择了质量控制部的经理皮特．坎多尔，并拨通了他的电话。我告诉他想和他谈一谈老板的领导风格。他说：“你过来吧。我现在没事。“

当我来到皮特的办公室时，他正盯着窗户出神。我们坐下之后便大笑起来。“我打赌泰德已经告诉你他不做出决策。”我表示同意。“这真是的，” 他进一步说：“我来这里3年了，从没见过他做出一项决策。”

我无法想象这怎么可能，我问：“有多少员工在这里工作？” 皮特：“大约200人。” 作者：“你们厂里是如何有效运作并战胜了其他对手的？” 皮特：“在18个加工厂中我们排行第一，而且，我们也是公司最老的一家加工厂。我们的设备可能过时了，但我们使他们发挥了最大作用。”

作者：“泰德凯利做什么工作？” 皮特：“你问住我了！星期一下午1时至3时他参加员工大会，除此之外，我不知道。” 作者：“我知道了。他在每周一次的员工大会上做出了所有的决策。” 皮特：“不对。在大会上每个部门经理报告上周做出了哪些关键决策，然后我们相互批判。而泰德什么都不说，他仅仅是听，然后传达总部发生的事情。”

我希望了解更多信息，因此又回到了泰德的办公室里。我发现他正在修理指甲。在而后的长时间交谈中我了解到这些事实。

每周一次的员工大会由一名部门经理主持。部门经理们自己选择谁主持会议，这是一个长期职位。一周里所发生地任何问题，如果该部门经理自己解决不了，则先由几个部门经理一起共同讨论。如果该问题仍然无法解决，才向上级汇报给领导者。但所有问题不等汇报到泰德凯利那里就已经解决了。

在整个公司里，泰德凯利工厂的业绩记录是十分著名的。目前4家新工厂的 经理中3位来自泰德的工厂。在向公司管理层推荐候选人时，泰德常常选择那些主持会议的部门经理，这样在主持会议方面就有了大量的竞争机会。另外，由于泰德的工厂注重培养管理职位空缺，公司中优秀的人选会补充这一位置。

问题：

1、 为什么泰德凯利的决策风格能行得通？

2、 泰德凯利是否取消了他的决策责任？请解释。 3、 你愿意为泰德凯利工作吗？为什么？

4、 你希望泰德凯利为你工作吗？为什么？

46、案例：对员工短缺的反映：尼桑汽车公司和美国卡车公司

尼桑汽车公司（Nissan）面临一个问题：它在日本的工厂招不到足够的工人。

日本的年青人抵制配线工作。他们认为这种工作单调乏味、节奏太快、令人厌倦。他们宁愿从事工作环境清洁和安全的服务工作。甚至在那些想尝试汽车业工作的年青人中，也有30%在第一年辞职。

劳工短缺意味着工作大量超时，许多员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周六也工作。不仅员工不喜欢太长的工作时间，管理者也因为工作太长带来的高成本和雇用临时工而受到挫折。 尼桑公司的管理层能做些什么呢？不论提出什么解决方法，他们都认识到这不是一个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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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问题。日本人口日趋老化。低人口出生率意味着18岁的年青人会从现在的200万人急速下降到10年后的150万人。而且，汽车制造商被日本政府强迫缩短平均工作时间，以便和其他工业化国家更一致。

美国卡车公司（USA Ttuck）面临着与尼桑公司相似的问题。阿肯色（Arkansans）的长途货运公司为固特异(Goodyear)、通用汽车等公司运输轮胎纤维和汽车部件。由于高流动率也面临卡车司机短缺的问题。当新的管理层在1989年接管公司时，他们决定勇敢地面对这个问题。他们直接去找他们的600名司机，征求他们对降低流动率的建议。这成为公司管理层和资深司机之间固定的季度性会议的第一次。

美国卡车公司的新管理层从司机那儿得到大量信息。当工资高时（通常是每年50000美元或更多），司机抱怨工作时间长——每周70个小时是很正常的——每次都要在路上花费2周~4周。司机要求反锁刹车和气动装置时，公司安装了。当公司在阿肯色州的西孟菲斯市终点站建造了司机住宅区，员工建议每家配置私人浴室而不要公共浴池，公司也照办了。司机要求在漫长和横跨全国的长途运输中能有更多的时间回家，于是，公司增加了司机在路上的时间，把出差时间从每星期6次减为2次。

美国卡车公司的这些变革极大地提高了员工的士气，也降低了司机的流动率。但工作依旧是艰苦的。管理层要求按时送货，因为不像大多数运输公司，美国卡车公司对送货时间的承诺是准确到小时而不是到天。所以在管理层表现出对员工的尊重日益增加的同时，并没有减少对司机的期望，例如，一年内迟到两次的司机会失去工作。

问题：

1. 用激励—保健理论分析尼桑公司的问题。

2. 其他什么激励理论可用于解决尼桑公司的饿问题？ 3. 对比美国卡车公司和尼桑公司接员工短缺问题的方法，运用激励理论深化你的分析。 4. 列出尼桑公司可能采取的解决员工短缺问题的各种措施。 5. 在问题4列出的措施中，你建议他们采用哪一个？为什么？ 47、案例： 苹果公司电子信息系统上的亲密群体

在苹果电脑公司中，电子邮件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仅管理者利用它共享信息，市场部经理利用它促进产品推广，而且，它还是苹果公司中7个员工群体的沟通命脉。

我们把这些群体称为亲密群体，它们是：同性恋者群体，拉丁美洲人群体，亚洲人群体，美国黑人群体，妇女群体，越南人群体和犹太文化的热衷者群体。这7个群体都使用苹果公司的电子信息系统传递有关会议、聚会和讨论的信息，而这一切得到了苹果公司高级管理层的赞同和支持。

并非仅苹果公司一家利用电子邮件系统加强亲密群体的内部联系。太平洋燃气与电子公司、洛特斯发展公司、列维.斯特劳斯公司、太平洋贝尔公司等等都鼓励亲密群体的成员利用电子邮件作为沟通工具。

我们尚无具体的统计数据说明到底有多少个亲密群体使用电子邮件。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至少有4500万人使用电子邮件，大约2/3的使用者通过网络使他们的交往不仅仅局限在关系密切的同事圈内，在与其他公司或其他国家兴趣爱好相同的人建立联系方面，电子邮件是一种有效途径。

从积极方面看，亲密群体利用电子邮件促进了沟通，巩固了社会交往，有利于工作场所的多样化。然而，它也使圈外人士产生了敌意。比如，太平洋燃气与电子公司中反对同性恋的员工就利用该系统向同性恋同事传递攻击性信息。 问题：

1．在亲密群体内使用电子邮件属于正式沟通还是非正式沟通？请阐述你的观点。 2．“苹果公司鼓励亲密群体通过了电子邮件进行联系的做法，不会改进组织的沟通，只会建构群体之间的沟通障碍。”你是否同意这一观点？具体谈谈你的看法。

48、案例：与远见卓识相反的案例

罗伯特伊顿（Robert J. Eaton）穿了一只“大鞋”，1993年他就任克莱斯勒公司总裁，这一职位的前任者是著名的“领袖美丽的领导者”李·艾柯卡。艾柯卡于1980年任职该职位，当时正逢公司濒于破产边缘。短短几年时间，他就使克莱斯勒公司成为盈利公司。

艾柯卡的风格是有胆识的、有远见，他为克莱斯勒公司出台了几项重大的战略决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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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能使公司迅速盈利，他设计了一种微型轿车模型——K型轿车——并以此为基础制造大量的新型轿车，其中包括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Minivan型。为了补充超微轿车的需要，他从日本进口汽车，然后贴上克莱斯的牌子。

但此一时彼一时。罗伯特·伊顿及一群很有影响力的首席执行官都谈到，现在的领导者不需要为公司提供远见卓识或长期的战略决策。他们认为应强调短期的基础。

“我们不使用‘远见’一词”，伊顿说，“我相信可以量化的短期结果，即所有与我们 有联系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深奥难懂、难以定量东西。”。

苹果公司、IBM公司、通用汽车的现任首席执行官们也持同样的观点。当问及IBM公司现任总裁路易斯·葛斯特纳（Louis Gerstner）对当前问题有什么处方时，他说：“IBM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远见。”

看起来至少有一些领导者认为远见卓识已经过时了，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企业经营中点点滴滴的问题。

问题：

1．这种对短期目标的关注是否与公司的长远目标相矛盾？ 2．“远见卓识”目的是什么？如果公司的领导者不提供它会出现什么问题？ 3．难道组织不需要激进的新观点来赢得市场吗？

4．伊顿说他的目标是使克莱斯勒“每一个明天都比今天更好一点，”这是否是一个现实的领导者的远大目标？

49、案例：提普说：“没门”

阿尔布科奎（Albuquerque）工厂是新泽西州一家大型金属制造厂，马克.拉托尼（Mars Lattoni）在该公司任成本会计部门的主管，手下有8名部属。他是6个月前升任为主管的，在此之前仅做了一年的会计，此次晋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学历：他是工商管理硕士，而部门中的其他人都没有大学学历。升任主管的过程十分顺利，在今天早上之前一直没发生任何问题。

对马克来说，他的办公室里确实学要再增加一名成本会计员，在这里加班工作是司空见惯的事，这使得部门成员过度劳累，同时也使部门的经费预算受到影响（加班费是正常工作费用的1.5倍）。马克注意到了一个在生产控制部工作的人，他认为此人最符合他的需要。他和生产控主管及人事经理谈过，3个人都认为这个名叫拉尔夫（RALPH）的美国黑人是成本会计部的优秀候选人，并有助于解决该部门的工作负荷。拉尔夫在公司干了8个月，表现出超过一般人的潜力，他在新泽西州立大学的夜校里获得本科学位（主修会计）。

本周初马克与拉尔夫讨论了成本会计工作，拉尔夫表现得十分积极。马克告诉拉尔夫，他目前还不能做出任何承诺，但他会推荐拉尔夫做做这项工作的。不过，马克强调一周后才会做出最终决策，并会发出正式通知。

这天清晨，当马克走进他的办公室时，迎面碰到了+提普.欧迈莱（Tip O’Malley），这名成本会计员今年58岁，24年前这个厂开创办就在这里工作，提普出生并成长在南方的一个小城镇里，他听到一些传言说拉尔夫将要来成本会计部和他们一起工作。提普的言辞直截了当：“我从来没有也从不愿意跟黑人一块工作！”他的脸涨得通红，在这个问题上他受到情绪的明显影响。提普以简短的单方对抗结束了谈话：“我不可想象和那个家伙在一个部门里工作。”

问题：

1. 这一冲突的原因是什么？

2. 假设你是马克，哪种冲突处理意向对这种冲突最为合适？为什么？ 3. 具体谈谈你会怎样回答提普？

4. 你认为你的方法可以长久地用来解决这种冲突吗？请解释。 50、案例： CRST公司致力于招聘、挽留卡车司机

过去的六七年中，我们在商业期刊上所读到的，似乎都是些公司缩小规模、解雇员工的事情。但是，并不是所有公司都在裁员，例如，艾奥瓦州的CRST国际公司，一家长途货运公司，其主管人员就尽心竭力地搜寻、挽留优秀的卡车司机。

问题在本世纪80年代美国卡车运输业运行失控时就开始出现了。运输公司雇用的是那种廉价的、不属于工会的汽车司机，所使用的车通常比较简陋。为了提高设备利用率，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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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能力，公司拼命地使用它们的设备，迫使司机们呆在路途中的时间增多。虽然公司现在实现了对卡车的高效利用，但司机们发现，他们一周中任何一天都要出车，而且可能到任何地方去。

CRST公司和其他卡车公司目前的工作环境导致了公司事故增多、离职率升高。司机们抱怨说，他们工作过度，薪酬过低，还要装卸大量货物。例如，一个司机辞去了他在公司的工作，到本地一家采矿厂开自动卸货卡车去了。虽然他在CRST公司一年能挣32000美元，但他认为，如果把他呆在卡车内的时间都加起来，包括驾驶、睡觉、等待的时间，“我所挣的钱低于小时最低工资，工作又那么辛苦，压力很大，这几个钱值得吗？”

很少有人愿意整个星期都呆在车上。沃德.莱特（Ward Wright）在CRST工作了6个星期之后辞职了。“我妻子在电话中哭，我女儿在电话中说：‘回来吧，爸爸’，你不能不动心。”莱特先生说，他正在寻找一份当地工作的新工作。无规律的生活方式也让司机难以承受。一个司机说：“我什么都控制不了。”调度员似乎也帮不上什么忙，他们重视如何提高卡车利用率，而不是卡车司机的个人问题。

由于现在对司机的需求大于供给，像CRST这样的卡车运输公司正在被铁路运输抢走生意，服务质量下降，顾客抱怨增多，同时还要应付每年接近100%的员工流动率。

最近，许多运输公司的招聘人员参加了在俄克拉何马（Oklahoma）举行的人才交流会。CRST公司的司机开发部主管马克.蒂尔（Mark Deere）说：“我们用所有的时间同别人交流，吸引应聘者。”公司不能雇用21岁以下的人。公司的薪资条件很有吸引力，到CRST工作的没有经验的司机第一年可拿到20000美元~25000美元，第二年就可拿32000美元~39000美元。但前来应聘的被别的公司解雇的员工，实在难以令人满意。“那些近50岁的人，在汽车公司呆了有20年，过去每天在同一时间到公司上班，每周二晚上还要打保龄球，他们难以适应运输公司的生活”，CRST公司的一位副总裁说。

CRST公司的一位执行主管说：“在未来的10年中，我最担忧的不是市场，而是我们怎样招聘、培训、留住司机。”他把司机的供给称为卡车运输行业的“致命弱点”。CRST公司由于司机来源不足，先有30套卡车机械不得不闲置起来，最近不得不取消了100辆新卡车订购单。

问题：

1. 填补卡车司机位置的有效的选拔过程应该是什么样的？

2. 如果你是CRST公司的高级主管，你将怎样来对付现在所面临的问题，阐述你的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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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能力，公司拼命地使用它们的设备，迫使司机们呆在路途中的时间增多。虽然公司现在实现了对卡车的高效利用，但司机们发现，他们一周中任何一天都要出车，而且可能到任何地方去。

CRST公司和其他卡车公司目前的工作环境导致了公司事故增多、离职率升高。司机们抱怨说，他们工作过度，薪酬过低，还要装卸大量货物。例如，一个司机辞去了他在公司的工作，到本地一家采矿厂开自动卸货卡车去了。虽然他在CRST公司一年能挣32000美元，但他认为，如果把他呆在卡车内的时间都加起来，包括驾驶、睡觉、等待的时间，“我所挣的钱低于小时最低工资，工作又那么辛苦，压力很大，这几个钱值得吗？”

很少有人愿意整个星期都呆在车上。沃德.莱特（Ward Wright）在CRST工作了6个星期之后辞职了。“我妻子在电话中哭，我女儿在电话中说：‘回来吧，爸爸’，你不能不动心。”莱特先生说，他正在寻找一份当地工作的新工作。无规律的生活方式也让司机难以承受。一个司机说：“我什么都控制不了。”调度员似乎也帮不上什么忙，他们重视如何提高卡车利用率，而不是卡车司机的个人问题。

由于现在对司机的需求大于供给，像CRST这样的卡车运输公司正在被铁路运输抢走生意，服务质量下降，顾客抱怨增多，同时还要应付每年接近100%的员工流动率。

最近，许多运输公司的招聘人员参加了在俄克拉何马（Oklahoma）举行的人才交流会。CRST公司的司机开发部主管马克.蒂尔（Mark Deere）说：“我们用所有的时间同别人交流，吸引应聘者。”公司不能雇用21岁以下的人。公司的薪资条件很有吸引力，到CRST工作的没有经验的司机第一年可拿到20000美元~25000美元，第二年就可拿32000美元~39000美元。但前来应聘的被别的公司解雇的员工，实在难以令人满意。“那些近50岁的人，在汽车公司呆了有20年，过去每天在同一时间到公司上班，每周二晚上还要打保龄球，他们难以适应运输公司的生活”，CRST公司的一位副总裁说。

CRST公司的一位执行主管说：“在未来的10年中，我最担忧的不是市场，而是我们怎样招聘、培训、留住司机。”他把司机的供给称为卡车运输行业的“致命弱点”。CRST公司由于司机来源不足，先有30套卡车机械不得不闲置起来，最近不得不取消了100辆新卡车订购单。

问题：

1. 填补卡车司机位置的有效的选拔过程应该是什么样的？

2. 如果你是CRST公司的高级主管，你将怎样来对付现在所面临的问题，阐述你的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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