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成绩同行_1978_2008中国新闻教育发展研究_吴廷俊

332009年第2期 总第100期

新闻大学

JOURNALISM QUARTERLY 问题与成绩同行：1978—2008中国新闻教育发展研究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各行各业都在总结30年发展的成就，找出存在的问题，以便今后更好地发展。新闻教育界也不例外。早在2006年5月21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的首届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国际研讨会上，时任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的何梓华教授所做的题为“中国新闻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向”主题发言，对我国新时期新闻教育发展的成就与问题作了全面的权威的总结。

何梓华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发展迅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具体表现在7个方面，“但是,优点的过分延长也就可能成为缺点”，所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有3点。何会长的“七三开”，对我国新闻教育成绩的总结和问题的指出都是中肯的，尤其是关于优点与缺点的辨证观点，十分深刻，令人警觉。本文拟在何梓华总结的基础上，对30年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状况做一个理性的述评。

·新闻传播教学笔谈·[作者简介] 吴廷俊，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教育史研究会会长。

本论文为教育部重点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项目“1978-2008：中国新闻传播发展史研究”的

成果之一。

发表前，方汉奇教授审阅了文稿，并提出了修改建议、补充了史事。在此对方先生表示感谢。

吴廷俊

（华中科技大学 新闻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

【摘 要】当下有关新闻传播学教育的讨论，其基本问题有三：其一，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的理念冲突，其中尤以关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的出路的歧见为甚。本文反对“取代论”，也不完全赞同“融合论”，而主张“区隔—扩展论”。其二，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本位与教育本位的纠葛。本文认为，无法应对社会的需求与挑战，当代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新闻传播学作为应用型学科，其高等教育管理与评估的导向必须回归教育本位。其三，新闻传播教学的模式问题。本文论述了在当前制度缺陷、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在新闻传播学教育领域大力推行通识教育、实践化教学、研究性教学的必要性和战略意义，认为只有缩减规模、提高人才培养深度，才能摆脱目前低端化、低效率化的困境。

【关键词】新闻传播；教育；学术本位；教育本位；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致 谢]

一、30年中国新闻教育发展历程的回顾

30年新闻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我在收集史料、分析史实时发现，这三个发展阶段，刚好是三个10年。第一个10年，从1978至1988；第二个10年，从1989至1998年；第三个10年，从1999至2008年。

（一）1978至1988年，为中国新闻教育在拨乱反正后重新启动，初度发展阶段

早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前夕，毛泽东发表了针对教育界的“五?七”指示，断言“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新闻教育因为既是“新闻”又是“教育”而遭受到双重冲击，成为重灾区中的重灾区。当局认为“新闻系，根本培养不出革命的战斗的新闻工作者”，[1]停办或撤消了全国所有的新闻系，“堵死”从大学培养新闻记者的道路，至1970年，中国大陆新闻教育成为了一片空白。70年代初，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少数新闻系恢复招生，但是由于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不对头，新闻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都是错误的，成为“一段被扭曲的新闻教育史”。[2]

打倒“四人帮”之后，新闻教育同全国高等教育一样，在经过了拨乱反正后重新启动。1977年全国高等院校恢复统一招生制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和广西大学的新闻系或新闻专业开始按新的方式招收学生。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恢复招生，同年，暨南大学新闻系恢复招生。之后，曾经设立过新闻系或新闻专业的省属大学，如郑州大学、江西大学、杭州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都在中文系内恢复了新闻专业。

此后，因“文化大革命”而停办的一些报纸恢复出版，同时又有大量新的报纸创刊，新闻工作者的数量和质量都严重不足，急需补充和提高。鉴于现有的新闻教育规模不能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一些高等院校又新增设了新闻系或新闻专业，如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河北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山西大学等。为适应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一些广播电视学校在原有的广播电视技术专业外，恢复或增设了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据统计，到1982年底，全国高等院校中的新闻院、系、专业点有16个，在校学生1，585人（包括专科生），专业教师364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事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6年时间里基本上得到了恢复并有所发展。

在本科教育恢复之后，新闻专业的研究生教育也开始恢复。早在1961年9月，复旦大学新闻系李龙牧副教授招收了王涵隆、徐占焜两名研究生，成为我国高校新闻专业首次培养研究生。“文革”开始后，研究生教育也随着新闻专业的废止而停止了招生。1977年中国决定恢复研究生制度。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新闻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当年，该系即招收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史、世界新闻事业、新闻业务和英语新闻写作6个专业的研究生，首批研究生共85名。同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招收了8名新闻研究生，复旦大学新闻系招收了4名新闻研究生。这一年全国共招收了97名新闻类专业研究生。1979年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开始招收研究生，侧重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理论的教育与培养，并开始注意研究和探讨西方新闻学。从1981年起，中国实行了学位制，这一年毕业的1978级新闻研究生中大多数人获得了硕士学位。至此，中断了多年的新闻研究生培养工作得到了恢复并有了较大发展。

1983年在中国新闻教育发展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这一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联合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为了适应新闻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新闻教育必须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有一个较快、较大的发展。

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全国出现了新闻教育的一次办学热潮，新闻教育迅速普及。当年，东北的吉林大学、西北的兰州大学、新疆大学、宁夏大学和华中的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都先后增设了新闻系或新闻专业、福建的厦门大学新设了新闻传播系。为了迎接新闻教育热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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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中宣部特意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办过两个为期一年的师资培训班（一个新闻理论班，一个新闻史班），为新建的新闻院系培养相关的师资。现在活跃在新闻教育界的黄旦、段京肃、芮必锋、白润生、乔云霞、曾宪明、刘家林、李文等都是从这个班出来的。

至此，全国设有新闻专业的院校已达21个，提前实现了新闻教育发展规划提出的“1985年原各大行政区至少应有一所高等院校设置新闻专业”的要求。1983年全国共有新闻系（专业）教员518人，在校的新闻专业学生共2814名，其中本科生1877名，研究生177名，进修生380名，函授生380名。[3]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新闻教育发展也在不断扩大规模。到1989年底，全国普通高等院校设有新闻学类专业点共计51个，在校学生共计6000多人，另外，还有一些高校设立新闻专业以及新闻函授等，已经初步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学科专业门类比较齐全的新闻专业教育体系， 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新闻人才。[4]

（二）1989至1998年，是中国新闻教育在经受曲折后继续探索，适度发展阶段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使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挫折。当时的领导人指出，“近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直到今年春夏之交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暴露出新闻界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5]紧接着，对新闻界进行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中心的清理和整肃，新闻教育也在清理和整肃之列。从1990年开始，不少院校的新闻专业减少招生数或停止招生，新闻教育的办学规模随之缩小。全国新闻类专业点减少为39个，函授新闻教育也在降温。据对39个新闻类专业点的统计，1990年共计招收本科生723人，平均每个专业招收18.28人。当年毕业的本科生1110人，研究生93人。因此，在校本科生只有3507人，研究生157人。再者，由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新闻类专业的毕业生分配遇到较大困难，新闻单位大量进复转军人，而拒进大学生；同时，由于学校招生人数减少，教学经费日趋紧张，教师队伍人心思走，教学受到很大影响。[6]

在经过了3年的整肃后，新闻教育的发展从1993年开始回升，并进入正常发展状态——学校招生逐渐步入正常，招生人数逐渐达到1989年以前的数量，专业点也在逐年增加。据统计，1994年全国新闻学类专业点共有66个，1996年增加到88个，1999年增加到124个。

本科生教育正常发展的同时，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也在正常发展。截止1998年，全国有新闻学学硕士授予点26个，博士授予点4个，传播学硕士授予点9个，博士授予点2个。

（三）1999至2008年，是中国新闻教育在高校扩招的大背景下，超度发展阶段

从1999年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超常规发展的轨道，新闻类专业的发展犹为超常。一时间，新闻类专业成了香饽饽了，全国高校出现了一个新闻类专业热。2000—2004年,全国新闻类专业5年共增加335个专业点,平均每年增加67个；2006年，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提供的数据,我国新闻学类专业点已达661个,也就是说,最近两年，新增加了202个专业点；在校学生人数超过15万。[7]2006年后的情况更邪火：据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数据，我国目前新闻学类专业点已达877个，最近两年新增216个，平均每年增加108个。

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更是“迅速发展”：2000年，全国新闻学博士授予点5个，硕士授予点27个，传播学博士授予点2个，硕士授予点12个；到2008年年中，全国设有新闻传播学博士一级授予点6个；新闻学博士二级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二级授予点4个；新闻传播学硕士一级授予点28个；新闻学硕士二级授予点32个；传播学硕士二级授予点41个。

无论从本科生培养，还是从研究生培养，无论是从招生规模，还是从专业点设置，中国大陆新闻教育都是呈“超度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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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0年新闻教育发展变化的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正好是中国新闻教育正式诞生90周年。毋庸置疑，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新闻教育事业发展的速度最快，发生的变化最大，主要表现以下6个方面：

第一、学科地位方面的变化

从一开始，新闻教育在高等学校的地位就不高，新闻专业被视为“二等公民”。新闻专业在大学地位不高是“新闻无学”阴影造成的。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这个“阴影”渐渐消失。中国新闻学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用自己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向世人展示新闻学的魅力。

这个变化的重要转机是传播学的引进。我以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新闻学研究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就是引进传播学改进传统新闻学，增加新闻学的学术含量。中国学者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传播学的研究，任白涛是其中的第一个，只是不为大多数人所知道，加之条件不成熟，这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展开进行。到了80年代，引进传播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迫切需要。在《中国新闻教育的历史评析与发展思考》那篇文章中，我就表述过这样的观点：中国对传播学的引进，其主要动机就是改造传统新闻学，增加新闻学的学理成分，促进新闻事业（包括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80年代，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大好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要求新闻学的研究和新闻事业的发展应有新的突破，但是传统新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此不相适应，于是大家把目光投向了传播学。1984年至1988年，中国传播学研究出现一次高潮，研究者希望吸取传播学中的合理内核，改造中国传统新闻学。1984年何微先生写的《面向未来改革新闻教育》一文代表了这种观点：“传播学在世界上已引起不同程度的重视，我国也有人在研究，并没有这样的专业。现在处于介绍、了解、研究阶段。有的研究者断言：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传播学以‘学理’为重点，新闻学以‘术’为重点，新闻学是站在新闻业务圈子内研究新闻工作的，所涉及的问题只是新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即传播者单方面的问题。它不是从社会整体上去考察新闻事业，也没有或很少将新闻传播的对象——读者、听众、观众列入研究领域内。暂不去评论此种观点，理应首先感谢他提醒我们，应进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比较研究，先把他们的相似和差别的特征确定下来，更进一步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起内在的过程，深入到被比较的现象的本质，揭示它的产生和演变规律，从而正确地认识传播学。”由于“六四风波”的原因，90年代初，传播学因“不讲阶级性”而一度受到批判。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人民的思想进一步大解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仍然是封闭状态的新闻事业与此显然不相适应，90年代中期以后，传播学研究又一次出现高潮。这次高潮，不仅表现在对传播学的系统介绍，而且表现在着手建构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体系，尤其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改造中国传统新闻学，推动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发展。[8]传播学的引进，对传统新闻学的改造，增加了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学术含量，为提高新闻教育在大学里的地位，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学术基础。

新闻学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所做的努力，国家给予了相应的承认。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学和传播学合并成为“新闻传播学”，作为可以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一级学科；国家教育部也正式将新闻学与传播学并列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4个本科专业，（后又增设传播学、国际传播、媒体创意等专业）。国家的承认，是新闻学类专业的学科在大学里地位提高的标志。

另一方面，由于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特殊动因和经历，就使得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传播教育与新闻教育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甚至出现了一些含混不清但又似乎约定俗成的概念，比如“新闻传播学”等。在一些人看来，传播学就等于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就只是大众传播研究了，传播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不见了，至少是弱化了；在教育和人才培养上，造成传播教育新闻教育化。本科教育中，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传播专业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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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闻学的相关专业过分的重合。研究生的培养也是如此，在一所重点高校的传播学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其课程设置绝大部分仍然还是属于新闻学领域的”,所开设的18门课程中，有15门冠之以“新闻”、“媒介”或“党报”的名称，真正意义传播学课程仅有3门[9]这一问题的出现，导致传播学和传播教育失去了它自身存在的价值。

第二、办学规模方面的变化

这一点，从前面对30年新闻教育发展历程的回顾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里要指出的是，30年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前两个10年的发展为适度发展，即正常发展，后一个10年的发展为超度发展，即非正常发展，出现了严重的负面效应。

首先，这种超度发展超过了需求。据何梓华说，目前，我国新闻媒体的数量大体上控制在这样的规模：报纸约为2000多种;期刊杂志8000多种;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各约1,000台。在近3---5年内，党和政府对新闻媒体基本上是继续贯彻控制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的方针,数量上不会有很大的发展,因而对新闻人才的需求量不会有很大增加。根据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对60多家新闻媒体的调查：大多数新闻媒体已经组建了一支以中青年为主、学历层次比较高、知识结构比较合理的队伍；对能从事一般记者和编辑工作的本科毕业生,需求量已接近饱和；为了进一步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在招聘人才方面,新闻媒体倾向于招生的多元化,不再局限于新闻学类专业毕业生。所以，新闻传播类专业毕业生的出路受到严重威胁。[10]可是，近几年我们新闻学类专业点的在校生人数却还在不断增加。新闻学类专业点以每年每个专业招收按50人计算，本科四年共招收200人。778个专业在校人数将达到155600人,平均每年的毕业生将为38900人！而全国领有记者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约为15万人,供给远远大于需求。

其次，这种超度发展超过了可能。每年招那么多的学生，我们学校的教学条件怎么样呢？目前，我们新闻专业的师资显然不够，数量不够，质量更不够。虽然大都有教授、副教授职称，但他们大都为“半路出家”。既没有系统地掌握新闻传播类的知识，又没有足够的新闻实践经历，要他们来充当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师，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因此，有些学校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不是按需设置，而是“因神社庙”、“有什么和尚年什么经”。同时，有为数不少的新闻院系缺乏必要的实验设备，致使学生动手能力无法提高。

这种超过实际需要、超过培养能力的超度发展，只能算是非科学发展，非正常发展，其结果就是教育质量下降，教育产品积压，造成人力、财力与物力的浪费。

第三、专业设置方面的变化

1983年以前，中国新闻教育不分专业，除北京广播学院外，一般的大学新闻系都只有一个新闻学专业。1983年后，根据国家新闻事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开始增设其他一些新专业。当时，专业设置由各学校自己决定。如人民大学新闻系设置了新闻、新闻摄影、广播电视等、新闻事业管理等4个专业；复旦大学新闻系设置了新闻、国际新闻、广播电视等3个专业；厦门大学新闻系设置了国际新闻、广告、广播电视等3个专业；武汉大学设置了新闻、广播电视、广告等3个专业；华中理工大学设置了新闻、新闻事业管理等2个专业。到1985年，连同北京广播学院设置的采编、播音、电视、文艺、编辑、无线电广播专业在内，全国新闻院系设置的专业达到了11个。

[11]1987年国家教委将专业设置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经过1993年、1997年两次修订，在新闻学与传播学一级学科下，列有新闻、广播电视新闻、广告、出版编辑等4个专业，进入新世纪，又试办传播、国际传播、媒体创意、播音等专业。

这些专业设置，试图覆盖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学科范围，并且也试图根据专业不同，确定不同的培养目标，开设相应的课程。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进步。特别要指出的是，创办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学校面有了很大扩展，从学校数量上，原来的十几家、几十家扩展为现在的数百家（现有778个专业点分布在300个院校），从学校性质上，由原来的文科院校、综合院校办新闻教育扩展为专业院校办新闻传播教育，如体育类的院校、财经类的院校、政法类的院校、农业类的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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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类的院校、理工类的院校等都在办新闻教育。真可谓百家争鸣。

但是，我们从所列的以上专业名称上看，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混乱不清。比如，新闻专业和广播电视新闻专业，两者是包容关系，搞成并列；今年来很火红的广告专业，除了新闻传播学院外，还有管理学院、艺术学院、经济学院，甚至文学院都有设置广告专业的，该专业的学科背景也比较复杂。由于专业设置时内涵不明确，以致在实际操作上，就各取所需，五花八门，出现了新闻传播学科的“无边界”现象。

这方面以传播专业为最典型。2003年设置这样一个本科专业，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上，试办院系是各显神通。据我们2006年对已设置的传播专业的调查，可以看出（1）开设传播学专业的院校以专业院校为主，如农业院校、师范院校、工程院校等，也有综合性大学如复旦大学等；（2）专业院校的传播学专业多在“人文学院”，它们往往无新闻学专业，传播教育新闻教育化的倾向突出；（3）技术应用是传播专业的主要取向，如网络传播、传播技术等；（4）职业教育色彩浓厚，尤其是在专业院校中，如农业传播、农村传播、体育传播、旅游传播等。难怪有人说“传播是个大口袋，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

第四、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的变化。

从192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成立报学系，中国大学新闻教育的正式开始到1978年以前的近60年间，办学类型虽然有所区别，但教育模式却基本相同。丁淦林先生对这种教育模式作了概括：“以培养应用性人才为目的，以新闻知识与技能的教育训练为教学重点”。[12]这种模式的优点，总起来说就是“短平快”，即人才培养的周期短、成本低、见效快。但是，缺陷也是明显的，主要是学术底蕴不足，培养的人才后劲不足，根底不深，大多数只是一些工匠式的“编辑”、“记者”。

到了新时期，这种模式显然不适用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新闻教育工作者开始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其中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做了较大的努力。经过一段时间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他们提出了一种复合型新闻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新的模式有这样几个要点：（1）培养目标：以培养复合型的新闻传播人才为；（1）培养途径与传统模式比较实现了三个转变：从单学科教育转向多学科综合教育；从侧重技能训练转向学理教育与技能训练并重；从廉价教育转向投入教育；（3）课程体系：与传统模式比较，加强了传播学之类的学理课和现代传播科技的应用课，体现知识的综合性，以增强学生毕业后的适应性。

另外，还有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也已经有了一个基本框架。

虽然新闻教育新模式还不是很成熟，但是，这样的探索是非常有益的。

第五、师资队伍结构方面的变化

我国新闻教育有一个光荣传统，就是“报人办新闻教育”。这种传统直到80年代依然或多或少地保持着。进入新时期，新闻事业的新变化对新闻人才提出了新要求，新闻人才的新要求，又需要我们的师资队伍不断有所变化。从1978年以来，我国新闻教育师资队伍的变化依照新闻教育发展历程也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教师队伍以同时拥有政治资本、业务资本、教育资本三位一体的“老新闻”为主，如安 岗、甘惜分、王 中等。第二阶段的师资队伍主要以学术资本雄厚的教授为主，其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文革”前的教师，现在碰到好气候，迅速成长为骨干，如方汉奇、张隆栋、余家宏、舒宗侨、傅显明、蓝鸿文、陈韵昭、丁淦林等，另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培养的博士和硕士中的突出者成了新闻教育界的后起之秀，如童 兵、李良荣、刘建明等，当然还有少数“半路出家”的转行者，此时已“修成正果”，如邱沛煌等；第三阶段的师资队伍变化明显，具有高学历、新知识的人增多，其骨干以我们自己培养的博士、硕士为主，如俞国明、黄升明、丁俊杰、胡正荣、张国良、黄 旦、黄 瑚、单 波、尹 鸿、李 彬、程曼丽、戴元光、邵培仁、丁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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铨等，加上从海外学成归国的洋博士（海归派）郭庆光、熊澄宇、陈卫星、杨伯溆等。在此，要特别提一笔，就是一些洋博士如祝建华、潘忠党、陈韬文等，人虽然没有回来，但是他们定期或不定期到大陆举办短期培训班，教授最新的新闻传播学知识，尤其传播研究方法，对中国大陆新闻教育的改革所起的作用，不能低估。年轻的、具有博士学位的、尤其是具有洋博士学位的师资队伍的形成，会从根本上提高中国新闻教育的质量。

但实事求是地讲，到目前为止，我们新闻教育的教师队伍还很不理想：一是科班出身的少，“半路出家”的多，尤其是存在严重的文学化倾向。西南政法大学新闻系的一位教师调查后指出：有文学院系办新闻学专业，其教师是从文学专业教师转行而来的；一些没有文学院系的高校办新闻系，其新闻院系便是大学语文教研室的改头换面。这样，教文学或大学语文的老师便摇身一变，成为新闻专业教师。有人估计说，约有六成以上的新闻专业实质是文学专业的翻版，教文学史的改教新闻史，教文学概论的改教新闻学概论，教文学写作或基础写作转教新闻写作。西南大学的这位教师还说，在2000年前后，不少新闻传播院校特别是不少三类院校的新闻传播专业点，一个院、系甚至没有一个新闻科班出身的教师，几乎清一色都是文学专业出身的。由于这些教师一直以来都是从事文学教学和研究，现在半路出家，改教新闻，他们都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新闻理论的学习，不具备较专业的新闻理论知识；同时，也没有经过专门的新闻实践历练，对新闻的整个操作程序、操作技法和操作规范几乎完全陌生，因此，他们无论是教新闻史论课，还是教新闻业务课，皆有隔靴搔痒的感觉。[13]

二是海归派还太少，缺少与国际新闻教育对话的足够资格。有人统计，现在大陆778个新闻类专业点的教师中，真正是在海外攻读了新闻传播类博士学位的人数不超过10位，所占教师总数微乎其微。与香港、台湾新闻院系教师队伍比较起来差得很远。所以，我们还需要大力引进新闻传播专业或相近专业的“洋博士”，以改变我们教师队伍的知识结构。

三是有新闻工作经历的人太少，教学与新闻实际存在较大的距离。新闻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要求它的教师有一定的实践经历；如前所述，“报人办新闻教育”是我们的光荣传统，我们要发扬这种传统，有关部门可否做出一个硬性规定，新闻专业的教师必须有5年以上的新闻工作经历，并且规定，在岗新闻专业教师要轮岗去参加新闻实践。

第六、教材出版和教学内容方面的变化

30年来，中国新闻教育在教材建设上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一些历史比较长、资历比较深的院系都编辑出版了自己的教材，比如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后来的传媒大学）等；此外，一些重点出版社对新闻教育很支持，通过专门方式组稿，出版新闻院系通用的教材。如高等教育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人民大学出版社等。进入新世纪后，新闻传播类的教材出版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成套、成系列，如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新闻传播系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新世纪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传播学经典教材”、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英文原版系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的“网络传播书系”、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国自学考试（新闻传播类）成套教材”等。

为了培养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很多新闻与传播专业的教学理念已经从单学科知识教学转变为多学科知识综合教学了，所以教学内容较之以往也丰富多了。在总教学时数不变的情况下，压缩传统新闻学类的课程，增加文史哲基础课和传播科技应用课程，另外，很多院系开列出较多的选修课，供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方法类课程近些年来逐步得到重视和加强，这既与传播学的普及、学科的发展有关，又与师资知识结构变化有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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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0年中国新闻教育发展留下的思考

从对1978年以来新闻教育发展变化状况的分析，可以清楚看出，30年来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是“问题与成绩同行”。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我以为，主要是盲目性和因袭性在新闻教育发展过程中作祟所造成的。因此，新闻教育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加强科学性和增强改革力度。

第一，落实科学发展观，使新闻传播教育健康地、科学地发展。针对所存在的问题，新闻教育领域落实科学发展观，主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3种关系：质与量的关系，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的关系，新闻院系的人才培养层次与院系地位的关系。

关于质与量的关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开不得半点玩笑。近10年，中国新闻教育盲目扩招，造成人才培养质量下降的教训应该牢牢记取。具体情况，前面已有详论，此处不再赘述。

关于新闻教育与转播教育关系问题。前面说到了由于传播学在我国发展的特殊经历，造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我以为，新闻学与传播学虽然有联系，但是两者的区别还是很清楚的，相应的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也应该有一些明确的界限。

先看新闻学和新闻专业。新闻学是新闻事业（报业）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新闻产品（报纸）的生产技术及其生产过程，研究新闻产品生产者（记者、编辑）所具备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能力，所以，新闻教育进大学本来就不是出于对学术的追求。当年普利策捐巨款在哥伦比亚创建新闻学院的时候，对新闻教育的目的说的很清楚：“现在培养律师、医师、牧师、陆海军军官、工程师、建筑师与艺术家，已有各种专门的学院，但没有一所学院是用来训练记者的。所有其他专门职业，都已经从这些专门训练中得到益处，而不将新闻事业包括这些专门职业之内，在我看来是毫无理由的。我想，我所能够贡献的，没有比建立一所新闻学院，将对我献身的行业（报业）及社会更为实际。”他认为，新闻记者肩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所以，对于即将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必须接受专业训练。可见，新闻教育是一种专业训练，是一种职业教育，教学内容以技能训练为主。美国最初的新闻教育工作者为了使新闻教育在大学里有立足之地，除了讲授关于新闻产品生产方面的技能课程外，还开设了另外两方面的课程；一是新闻事业史课程；二是新闻伦理课程，并通过对第一修正案的解释确立新闻记者的职业身份。开始的新闻教育，“不仅教书，还要致力于勾勒这一门职业的轮廓，提升新闻的地位使之名正言顺地在大学里拥有一席之地。” [14]再看传播学和传播专业。传播学是以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探求信息传播的模式、原理与方法，虽然传播学诞生较晚，但是它从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借鉴了理论和方法，构建起了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目前西方的传播学可划分为两大范式（Paradigms）三大学派(schools)。两大范式是实证主义及阐释主义，三大学派是功能分析学派、政治经济学派及文化研究学派。[15]考察美国传播教育的历史发展，最初起源于修辞教育，与以职业为取向的新闻教育关系不大。20世纪中期，传播教育正式进入美国高等学校，原来的新闻系、广播系、语言系及电影系的教授们开始用传播学训练自己的博士生，主要探讨传播的模式、传播的效果以及传播与社会的关系等。可见，最初的传播教育与新闻教育的职业取向完全不同，走的是一种学术道路，并且是从研究生教育开始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新闻专业是应用性专业，传播专业是学理性专业；

新闻专业的人才培养有很强的职业化倾向，而传播专业的人才培养没有职业化倾向，它一方面培养高级传播理论研究人才，另一方面为相关专业提供学术支撑，比如人际传播理论之于传播素质教育、组织传播理论之于公共关系教育、大众传播理论之于广播电视专业、广告专业等；

新闻教育主要培养本专科生，及专业硕士（新闻学现还在没有设专业硕士，要争取设立），而传播教育则主要培养博士生，及少数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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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的教师必须要有新闻实践经历，传播专业的教师必须要有博士学位。

关于人才培养层次与院系地位的关系。现在，中国新闻教育界似乎有一个错觉，认为有了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的院校比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的院系地位要高些，所以，不管师资条件如何、科研能力如何、办学积淀如何，都一窝蜂地拼命地争取“上点”，有了硕士点的要争上博士点，有了二级点的要争上一级点。似乎有了“点”，就有了层次、有了地位。当然，我不是说不要争取“上点”，不是说硕士点、博士点不重要，更不是反对“上点”，而是说，我们的新闻院系要量力而行，要对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不要在“上点”上去攀比。专业争取“上点风”，与前些年刮起的学校争取“升格风”有关。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学院升大学。结果，全国大学“一般齐”，都是“一本”，专科没有了，中专更没有了，造成人才比例失调，给国家的建设造成很大损失。

衡量一个学校、学院地位的高低，不在于它人才培养的层次，而在于人才培养的质量。德国有一所会计专科学校，以培养质量高而闻名世界，该校的会计专业毕业生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最受欢迎的人才，就像哈佛的MBA一样。因此，我们要把争取“上点”的劲头用来“上水平”、“上质量”。何况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了，新闻专业的人才培养层次主要在本科、专科和专业硕士，如果不注重本科、专科人才培养，而一味地去争取上硕士点、甚至博士点，其实是舍本逐末。

第二，用改革精神和开放思想指导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界是鼓吹改革开放的阵地，理应比其他领域改革开放搞得要更好些，其实不然。可能是受此影响，新闻教育界的改革开放也不尽如人意。新闻教育领域之所以出现“问题与成绩同行”的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改革不够、开放不够。我们要以总结30年为契机，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切实加大改革力度，推动我国新闻教育的正常发展。

其一，解放思想，破除“中国新闻教育不能国际化”的陈旧观念。

中国新闻教育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缺乏国际视野。长期以来，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下进行，新闻学研究人员和新闻教育工作者缺乏足够的国际学术视野，缺乏国际通用的研究方法和统一的标准，造成研究边沿化，所研究的成果大都缺乏普适性，所培养的人才在国家上缺乏竞争力。1978年以来，中国整体上逐渐摆脱自我封闭，走向世界，惟独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还在封闭状态下进行，这与整个国家改革开放形势太不协调！阻碍我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国际化的原因是思想不解放，认为我们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与西方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永远都跑不到一起。因此，中国新闻教育必须乘“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东风，破除“中国新闻教育不能国际化”陈旧观念，对外开放，走国际化发展道路，按国际标准更新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方法，培养出具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

第二，加强研究，深化改革，尽快解决中国新闻教育出现的“可替代性”问题。这就是何梓华在2006年“5?21讲话”中指出的“新闻类专业毕业生不能适应新闻媒体需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就出现了，由于没有引起重视，现在越来越严重——新闻专业的毕业生进新闻媒体的人数占毕业生总数的比例越来越小。如果说仅仅是因为学校扩招、毕业生过多，而新闻媒介容量有限的原因，倒还情有可原，最叫人难堪的是，新世纪以来，新闻媒体每年进的人多为非新闻专业毕业生。有的媒体负责人明确表示，不欢新闻专业的毕业生。问为什么，答曰：新闻专业的毕业生没有什么长处。所以，他们进农学院的毕业生跑农业口，进理工科的毕业生跑工业口、科技口，进经济学院的毕业生跑经济口……过去新闻专业毕业生“反应快”这一的优势，在高科技年代也丧失了。本来是我们新闻类专业毕业生就业的单位，却被其他专业的毕业生占领了，我们毕业生的饭碗被其他专业毕业生抢走了。这样的局面，对于我们新闻教育界来讲是非常残酷的，新闻教育面临生存危机！新闻教育工作者面临失业的危险！

新闻教育工作者要深深反思。

我以为，新闻媒体拒进或少进新闻专业毕业生，这只是表象。实质是我们新闻教育的特定性，或者说不可替代性在新时期受到了威胁。正像每一个学科都有它特定的研究对象一样，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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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专业都有其特定的培养目标，这是该专业生存的依据。医学专业培养医生，法律专业培养法官和律师，工科专业培养工程师，农学专业培养农技师，建筑专业培养建筑师，会计专业培养会计师……新闻专业培养新闻记者和新闻编辑。长期以来，中国新闻教育都是这样做的，效果不错，但是，由于没有与时俱进，按照时代的需要，确保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的特定性，专业生存因此受到威胁。

要解决新时期新闻教育的生存危机问题，答案只能从改革中寻找。

第三，大胆创新，勇于试验，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中国大陆的新闻教育体制。我在前面虽然说了，30年来，新闻教育界在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上下了不少功夫，也有了一些成效，但实事求是地看，由于整个新闻教育体制没有变化，我们所说的“新模式”还在传统轨道上运行——从高中毕业生中统一招生；在校学习几门所谓专业课；到新闻媒体实习一段时间；撰写一篇毕业论文。以上程序走完，就算毕业。从生源选择到进校后的教学环节，与其他专业基本一样，没有顾及到新闻专业的特点，培养的学生不符合新闻媒体的需要，也就不足为怪了。

目前，国际上不乏新闻教育体制的成功经验。美国——职业倾向的学院制；英国——学徒制、媒体与学校联合培养制；日本——学校指导下的媒体培养制，等等。这些新闻教育体制的差异是明显，其人才培养模式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但是，它们所培养的新闻人才都能支撑本国成为媒介强国。

反观我们自己，我们的新闻教育体制是与媒体脱离的学院制。这样的新闻教育制度已经到了非改革不行的时候了！再不改革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被淘汰；小修小补无济于事，必须大刀阔斧，从制度上进行改革，我们的新闻教育才能“柳暗花明”。我们要认真研究世界新闻教育几种成功的典型案例，根据我们的实际，创新出新的新闻教育制度。

注释：

[1]驻复旦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们主张彻底革命》，《人民日报》1969年3月29日

[2]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第222页，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3]洪一龙《1983年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发展概况》，《新闻年鉴》1984年卷26页

[4]洪一龙《1990年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发展概况》，《新闻年鉴》1991年卷第11页

[5]江泽民《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新闻年鉴》，1990年卷，第1—2页

[6]洪一龙《1990年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发展概况》，《新闻年鉴》1991年卷第11页

[7]何梓华《中国新闻教育的现状与发展趋势》，2006年5月21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的首届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国际研讨会上的主题 发言

[8]见吴廷俊《中国新闻教育的历史评析与发展思考》，台湾《新闻学研究》，2002年4月出版

[9]韩纲：《差异与融合：从中美高校专业划分与课程设置看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与传播学三者的关系》，《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

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0、121页

[10]参见何梓华《中国新闻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向》，2006年5月21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的首届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国际研讨会上的

主题发言

[11]方汉奇《七十年来的中国新闻教育》，新闻史的奇情壮彩），第292页，华文出版社

[12]丁淦林《大学新闻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应该怎样确定？》《新闻大学》冬季号，第70页

[13]参见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CJR)　 2006年04月30日

[14]Carey教授提交给20世纪新闻教育峰会的演讲稿《新闻教育错在哪里？》译者：李昕

[15]李少南《传播学在中国》，《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第13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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