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历史书写的一种尝试 - 以钱穆“士人政府”为例

解构历史书写的一种尝试——以钱穆“士人政府”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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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28日 15:16 来源：《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3期作者：张耕华

【摘要】《秦汉史》和《国史大纲》是钱穆的两部重要史著,但两书对西汉政制的解读全然不同。解构两书不同的历史书写,尤其是对比其对史料、史事的选择、解读的差异,可以考察钱氏治史风格的变化,也有助于理解历史书写的本质特征。 【关键词】钱穆;士人政府;历史书写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4)03-0060-07

钱穆论西汉政制,不用“君主专制”,而称“士人政府”。这是非常独特的观点。1“士人政府”的观点,可以《国史大纲》为代表。而其撰写于七八年前的《秦汉史》,2并无“士人政府”等观点。比较两书有关“士人政府”的不同观点和方法,尤其是对史事、史料的不同解读,解构钱氏的两种历史书写,有助于我们理解钱氏论史之风格,也有助于了解历史书写的本质和特点。

一

通读钱氏一生的著述,“士人政府”的观点当形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撰《国史大纲》时。所谓“士人政府”,初指西汉武帝、昭帝、宣帝朝之政制及特点;后来不断发挥,用来泛指中国传统政制,并称其是中国传统的民主精神。3

《国史大纲》之“士人政府”,标题上置于昭、宣、元、成一段,而“士人参政”、“文治思想”等与“士人政府”有关的论述,则始于武帝一朝。故武帝朝的诸多史事,如“复古更化”、设“五经博士”、行“郡国察举”等,都视为“士人政府”的成因,4而朝廷用人之变化也以武帝朝来划界。钱氏说:“汉初宰相必用封侯,后又用军人。公孙弘起,以布衣儒术进,为汉制一大转向。其先惟军人、商人为政治两大势力,至是乃一易以士人。可见文治政府转向”。又说:“汉政府自武帝后,渐渐从宗室、军人、商人之组合,转变为士人参政之新局面”。“自此汉高祖以来一个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朴素的农民政府,现在转变为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有教育、有智识的士人政府”;“士人们在政治上渐渐得势,他们所抱的政治思想,逐渐发挥效力。”5《国史大纲》称颂中国传统政制之创设“别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6在稍后出版的《中国民主精神》和 1胡文辉说钱氏的这个观点是“一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见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2关于《秦汉史》的撰写与出版,作者在该书的序中云:“民国二十年秋,余膺国立北京

大学史学系讲座,开始撰写讲义两种。一为《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为《秦汉史》。越一年,《秦汉史》写至王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至李穆堂,皆未完编。自后乃专力撰写《学术史》。二十二年秋,又开始讲通史,计划为通史编讲义。而《秦汉史》一稿,遂竟搁置,未获续成。……(四十五年)秋返港,……因遂校其讹文,稍稍补申其语气未足,而一仍其内容旧贯,以付梓人焉。”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秦汉史》卷26,第9、11页。

3钱穆:《中国民主精神》,原刊《学思》(成都)1

卷3期,1942年;见《钱宾四先生全

集·文化与教育》卷41,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14页。

4钱穆:《国史大纲(上)》,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上)》卷

27,第166、162、27,第167、16827,引论第37页。

163页。

5钱穆:《国史大纲(上)》,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上)》卷

页。

6钱穆:《国史大纲(上)》,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上)》卷

《政学私言》中,钱氏又称“士人政府”为“中国式的民主政治”,是一种“直接民主”。他说:“中国传统政体,……当名之曰‘中国式之民主政治’。当知中国政府虽无国会,而中国传统政府中之官员,则完全来自民间。既经公开考试,又分配其员额于全国之各地。又考试按照一定年月,使不断有新分子参加。是不啻中国政府早已全部由民众组织,则政府之意见,不啻即民间之意见。如此,则何必再叠床架屋,更有一民选国会以为代表民意之机关? 中国政府既已为民众组织之政府,则政府一切法制章程,即系民意之产物。”7他又云:“政府则本由民众组成,自宰相以下,大小百官,本皆来自田间,……政府既许民众参加,并由民众组织,则政府与民众固已融为一体,政府之意见即为民众之意见,更不必别有一代表民意之监督机关,此之谓‘政民一体’,以政府与民众,理论上早属一体。故知中国传统政治,未尝无民权,而此种民权,则可谓之‘直接民权’。”8其后的历史著述,都是持这种的看法。《国史大纲》撰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而他七八年前编撰的《秦汉史》,9则并无“士人政府”等观点;《国史大纲》中用来论证“士人政府”之史事、史料,如“复古更化”、设“五经博士”等,在《秦汉史》中都另有一种解读,且与《国史大纲》大相径庭。如,《国史大纲》说武帝朝的“复古更化”,“为西汉文治政府立下一规模”;说“中央政府文治思想,由贾谊开其端。而走上复古更化之路,最重要的是董仲舒”。然《秦汉史》则说“武帝一朝政治,如封禅巡守、明堂郊祀、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外征四夷,种种所谓复古更化者,皆已于此诏册中及之。而社会经济之贫富不平,为刑不轻、奸不改、风化不流、政令不行之根源,乃当时政治上惟一真实之问题所在,则武帝不徒未经注意,抑且以其种种之复古更化,而促其现象之加甚焉。10

又如,《秦汉史》说“汉武之置五经博士,设博士弟子员,即犹始皇之焚博士官书,以吏为师,统私学于王官之制也。汉武遣方士,求神仙,行封禅,立明堂,造历推德,外攘四夷,又事事与始皇如出一辙。……要亦未出亡秦之牢笼。”又说“自汉武置五经博士,

7钱穆:《中国民主精神》,原刊《学思》(成都)1卷3期,1942年;见《钱宾四先生全集·文化与教育》卷41,第114页。

8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原刊《东方杂志》41

卷6

期,1945年版;见《钱宾四先生全集·政学私言》卷40,第6-7页。

9关于《秦汉史》的撰写与出版,作者在该书的序中云:“民国二十年秋,余膺国立北京

大学史学系讲座,开始撰写讲义两种。一为《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为《秦汉史》。越一年,《秦汉史》写至王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至李穆堂,皆未完编。自后乃专力撰写《学术史》。二十二年秋,又开始讲通史,计划为通史编讲义。而《秦汉史》一稿,遂竟搁置,未获续成。……(四十五年) 秋返港,……因遂校其讹文,稍稍补申其语气未足,而一仍其内容旧贯,以付梓人焉。”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秦汉史》卷26,第9、11页。

10钱穆:《秦汉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秦汉史》卷

26,第98-99页。

说经为利禄之途,于是说经者日众。说经者日众,而经说益详密,而经之异说亦益歧”。11

然《国史大纲》则将“郊祀、巡狩、封禅等”虚文无实际者,都归罪于神仙家、文学辞赋之士对武帝的误导,将设五经博士和为博士设弟子员,归在“复古更化”下的重要政治改革,说“武帝从董仲舒请,罢黜百家,只立五经博士,从此博士一职,渐渐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出来,纯化为专门研治历史和政治的学者。他们虽不参加实际政务,但得预种种政务会议,渐渐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12

再如,《秦汉史》说:“武帝一朝,其先多用文学浮夸士,其后则言财利、峻刑酷法者当事。儒生惟公孙弘、儿宽,俯抑取容而已”,大臣之任用“仍不出往者军功得侯或嗣封之例”;“武帝一朝文治,实亦不为后嗣所遵。武帝特为辞赋文学浮夸所中,援儒术以为饰耳。昭、宣、元、成以后,则儒家稽古益密,乃始以儒术矫抑往者文学浮夸之病”。说“昭、宣以下,不仅丞相、御史大夫重职,乃为儒生也;即庶僚下位,亦多名儒。而其出身则往往从郎吏始”;故“昭、宣以后,其为治远与前别。”13此处虽出现“文治”两字,但说它“不为后嗣所遵”,则武帝之“文治”与昭宣之“文治”,非但不同且无继承关系,显然也与《国史大纲》之解读不同(见上引文)。14

总之,《秦汉史》对武帝朝之论叙,常与文、景、昭、宣时之恭俭无为相比较,以说明武帝朝“有儒生之言礼乐,而不免于拘。有方士之推阴阳,求神仙,而不免于诬。有辞赋文学之士之颂功德,而不免于誇。至于帝王之纵其私欲,群下之争于迎合,而为之主张取舍,则岂能有当!”15而《国史大纲》关于武帝朝之所叙,或与昭宣时代相衔接,作为“士人政府”之起始; 或与汉初治法相比较,为显示政制演化之进步。简言之,《秦汉史》多取反思态度、批评立场; 《国史大纲》则多取辩护态度、称颂的立场。至于不能与之融洽之史事、史料,《国史大纲》大多略而不叙。

二

历史书写,自可对史事、史料有不同的解读,但总以不与史实相悖为原则。将《秦汉史》与《国史大纲》比较对照,《国史大纲》关于武帝朝政制的论述,似不如《秦汉史》得实。如《国史大纲》说:“汉初丞相,显为军人阶级所独占。武帝始相公孙弘,以布衣儒术进,既拜相乃封侯,此又汉廷政制一绝大转变也。其先惟军人与商人, 11钱穆:《秦汉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秦汉史》卷26,第82、83、229页。

12钱穆:《国史大纲(上)》,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上)》卷13钱穆:《秦汉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秦汉史》卷

27,第163页。

26,第210、211-212、213、

27,第165、166、

207、212页。

14钱穆:《国史大纲(上)》,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上)》卷

167、200、169页。

15钱穆:《秦汉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秦汉史》卷

26,第134页。

为政治上两大势力,至是乃一易以士人,此尤见为转向文治之精神。”16钱氏以公孙弘为标志,将汉廷政制之转变前移于武帝朝。其实,武帝用人,公孙弘前,除田蚡以外戚封侯外,其他如卫绾、窦婴、许昌、薛泽等均以军功得侯;而“自公孙弘以后,如李蔡、庄青翟、赵周、公孙贺、刘屈氂、车千秋,仍不出往者军功得侯或嗣侯为相之

例。”17:武帝初即位时,任用者如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也多文学辞赋者流。故“终武帝之世,儒生见任用者,亦惟(公孙)弘一人而已”,18钱氏《秦汉史》也说“当武帝时,朝廷儒者实犹未盛”。19《国史大纲》为了论证“复古更化”与“士人政府”之关系,强调公孙弘布衣为相的象征意义,说武帝朝“仍不出往者军功得侯或嗣侯为相之例。此由一时人选之难,物望之不孚,历史之变以渐不以骤。昭、宣以下,非儒者乃决不能居相位”,遂将转变的起点移在武帝朝。论述虽能自圆,然离史实稍远。《秦汉史》对武帝“复古更化”事,多有批评。如说五经博士,犹秦之“以吏为师,统私学于王官之制也”;说“汉武遣方士,求神仙,行封禅,立明堂,造历推德,外攘四夷,又事事与始皇如出一辙”。20 然《国史大纲》则将“郊祀、巡狩、封禅等”虚文无实际者,都归罪于神仙家、文学辞赋之士对武帝的误导。21说“立五经博士,从此博士一职,渐渐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出来,纯化为专门研治历史和政治的学者。他们虽不参加实际政务,但得预种种政务会议,渐渐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22《国史大纲》论汉初“平民政府之产生”,以“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为证据。其实,说汉初之平民政府,非谓政府由平民组成,乃谓政府之治法客观上反应了平民之要求,即钱氏所说“无为主义即为农民社会政治思想之反应。因此恭俭无为、与民休息,遂为汉初政府之两大信念。”23同样,说“士人政府”是代表民意之政府,也不能依士人任官、士人参政为表象,而须依史实来论证其实质———即士人如何代表民意,其代表民意之建言对政务实施产生怎样重大的影响。以董仲舒为例,武帝实不能用。钱氏也说:“惜乎文帝不能用贾谊,武帝亦不能用仲舒。仲舒之主罢百家、尊孔子,独为武帝所取者,以其时言封禅、明堂、巡狩种种所谓受 16钱穆:《国史大纲(上)》,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上)》卷27,第165页。

17钱穆:《国史大纲(上)》,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上)》卷

27,第165页。

2005

18吕思勉:《儒术之兴》,见《吕思勉文集·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709-710页。

19钱穆:《秦汉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秦汉史》卷20钱穆:《秦汉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秦汉史》卷

26,第209页。 26,第82页。

27,第165页。 27,第162-16327,第143、144

21钱穆:《国史大纲(上)》,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上)》卷22钱穆: 《国史大纲(上)》,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上)》卷

页。

23钱穆:《国史大纲(上)》,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上)》卷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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