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 - 一所只存在于抗战时期的大学 - 图文

西南联大：一所只存在抗战时期的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平津陷落。8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陆续南迁。1938年，三校在昆明联合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抗战胜利后，联大“胜利关闭”，三校各自北归复校。

在这里，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 是什么造就了西南联大的传奇？

1 三所名校，怎么管？

北大前校长蒋梦麟回忆说：“在困难时期，执掌一所大学是件令人头疼的事。而在战乱中的年代，与两所不同校风的大学及性情各异的教授合作，无异难上加难。”

西南联大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共同管理校务，三校校长轮任常务委员会主席。后因蒋梦麟、张伯苓均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期留于昆明，故一直由梅贻琦任主席，主导校务。

三所大学的教学单位组成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和工学院四个学院共十七个系。“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而将三校学风熔为一炉的西南联大，则兼具“清华和南开的严谨教学的精神，及北大自由研究的传统”。

2 投笔从戎：抗战的生力军 西南联大师生欢送从军抗日同学

在今天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背面，镌刻着1946年5月4日立碑时所能收集到的832位（共刻有834个名字，有两人重复刻名，实为832人）从军学生不完整名单。由于当时条件所限，长沙临时大学时期295人从军学子绝大多数未列入。两者相加共有1100多人，从军人数比例高达14%。也就是说，每一百位学子里便有14人投笔从戎。连校长梅贻琦的一儿一女也投军，分别加入中国抗日远征军和空军，一时传为佳话。

贡献有多大？我国著名翻译家，后来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在联大就读时，为飞虎队准确翻译了一份情报，粉碎了日军对昆明的一次空袭。梅贻琦的独子梅祖彦对火焰喷射器准确翻译，对其在缅北战场上投入使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牺牲有多大？1944年6月18日，在湖南芷江的空军第五大队的校友戴荣钜，驾驶飞机掩护轰炸机轰炸长沙，途中与敌机遭遇，不幸机坠。驻防陕西安康的空军第三大队的校友王文，1944年8月在保卫衡阳战役中与敌机作战时殉国。

从军名人有几多？现代诗歌第一人的穆旦值得一提。那时，穆旦已是西南联大的留校教师，却主动报名参加了远征军，在杜聿明的第5军军部供职。他后来参加了远征军兵败缅甸后的野人山大撤退，抗战胜利后，写出诗作名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

参加抗日远征军在缅北作战的联大学生兵中，走出一位中科院院士——被称为“世界光导纤维之父”的黄宏嘉。

3 联大的“长征”

三所学校南迁的历史，也堪称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长征”。最艰苦的一段，就是由常德出发，徒步到昆明，这便是号称“文人长征”的“湘黔滇旅行团”。

对于旅行团的师生来说，困苦不堪的旅途最大的收获，便是接触到了更为广大、更为真实的中国。在他们走过的地方，没有民主、没有科学，有的是千年以来的落后封建。“中国这么大，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了。”闻一多感慨道。

图为旅行团抵达昆明。 （资料图/图）

旅途的第68天，1938年4月28日，旅行团284名师生抵达昆明。梅贻琦带领着欢迎队伍在桥头迎接，眼前一个个出现的故人都已换了沧桑的面孔。长征结束了，而西南联大的路才刚刚开始。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一路的跋涉已为它做了注解。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训

4 艰苦的办学环境

初到昆明，联大主要靠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校点分散。校舍和经费的问题，始终困扰着这所大学。

初到昆明，联大主要靠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校点分散。校舍和经费的问题，始终困扰着这所大学。

当时，梅贻琦邀请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联大设计校舍。然而，因为缺乏经费，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稿改了一遍又一遍??当设计稿改到第五遍时，梁思成忍无可忍，他愤怒地冲到梅贻琦面前，咆哮着：“改！改！改！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不是每一个农民都会盖吗，要我梁思成干什么？！

“大家都在共赴国难，思成，以你的大度，最后谅解我们一次，行吗？”梅贻琦恳切地说。半年后，一幢幢低矮简陋的茅草房填补了西南联大的校园，无法想象，这些茅草房出自两位蜚声世界的建筑学家的设计。

如今的云南师大校园，仍保留着一间铁皮屋顶教室。这是西南联大仅存的土坯墙教室，马口铁做的屋顶。下雨时，雨点打在屋顶上叮当作响，有时声音大得让人听不清讲课。当年曾有一位教授无奈地在黑板上写下6个字：“现在停课赏雨。”

由于缺乏教室，有些课程必须安排到傍晚。图书馆里也只有几排书架，几张桌椅和一些长凳，馆藏中英文书籍总共只有6000来册。学生缺少课本，只能依赖上课听讲，而老师也缺乏资料，不得不凭借记忆开展教学。联大校友夏世铎至今仍记得图书馆前排队的人潮，而在暗淡的灯光下,却是一片鸦雀无声的自习景象。

5 穷得叮当响的教授

生活拮据是教授们普遍面临的问题。1941年12月，西南联大常委会在一份报告中提到：“乃自暑假以来，物价又复飞涨，比于战前多高至30倍以上。”“同人等薪津平均每月不及600元，以物价增长30倍计，其购买力只等于战前之十七八元，平均五口之家何以自存。”

有时，教授们走在路上，遇到乞丐，只得无奈摊手：“我是教授。”乞丐听闻掉头便走，连他们也知道，教授们穷得叮当响。

华罗庚曾与闻一多一家共同生活在一间16平米的茅草屋里。闻一多家住屋子东头，华罗庚家住屋子西头，以一块花布相隔。下雨时，两家孩子一起把脸盆、漱口缸和饭缸等聚集起来，抵挡漏雨。后来，华罗庚写了一首小诗，描绘那段生活：“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在物价飞涨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卖衣、卖字、卖书、治印维持生计。为躲避轰炸,教授们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几十里外的远郊，步行来上课，周培源先生骑自养的马上课，从不迟到。

抗战中后期,物价暴涨,闻一多不得已挂牌治印,补贴家用

窘困至此，教授们仍于三尺讲台上兢兢业业，但以传道授业为重任。林语堂上世纪40年代初路过昆明作演讲时发出这样的惊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6 与国际接轨的教学质量

美国的汉学大家费正清曾于1942年访问西南联大，与陈福田、张奚若和钱端升等12位教授有过交流。他认为，他们是“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熏陶的学术界人士中间的精英”。

1944年联大文学院部分教授合影

闻一多给学生演讲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抗战爆发后，全国大学教职员总数比战前减少27%。此时，大批中国留学生从美国、欧洲、日本等地返回祖国，并以一己之长，投身中国教育事业，缓解了大学教师青黄不接的态势。

据统计，1941年时联大179名教授和副教授中，156人有留学经历，占87%。全校5个学院的院长均为留美博士，26个系的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外，皆为留学归来的教授。

他们留学欧美后，接受了比较完整的西式大学教育，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中国新兴学科的创立者。具有留学经历的学者们曾于欧美进行学术研究，使得战时地处西南边陲、几乎与世隔绝的西南联大仍能与世界前沿学术理念接轨。

例如，数学系的必修课程与战前清华大学的课程设置基本相同，而选修课则较多，内容新颖，有些属于当时世界数学新领域的课程。

这些课程多由新归国的青年教授讲授，如华罗庚的《解析数论》和《连续群论》等；陈省身的《黎曼几何》和《拓扑学》等；许宝的《数理统计》也是当时国内最早开设的应用数学课程。

他们还和其他系的新归国教授实行跨学科联合开班授课。1939年，华罗庚、陈省身与物理系的王竹溪教授合开了一个“李群讨论班”。此外，联大物理系、经济学系等院系的归国学者均开设了一系列紧跟国际学术最新思潮的课程。

7 走向田野的教学

由于教学仪器和设备较为缺乏，教师们改变教学方式，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

1941年7月由西南联大曾昭抡教授率领的“西康科学考察团”师生，从昆明出发横渡金沙江，到达西昌，再继续东进，横越大凉山，进入彝族区，对沿途矿产资源进行了普查及核实，并记录了交通情况，这些都成为后来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攀枝花矿区开采时的重要资料。

图为西康科学考察团全体成员在昭觉合影。

留美教授袁复礼带领助教和学生，前往四川的兴文、古蔺，以及云南镇雄等地分头进行野外实习，采集地质标本。袁复礼还和另一位留美教授冯景兰前往西康做地质矿产调查，发现了麻哈金矿和荥经铜矿。

在水力工程方面，1938年土木工程系与资源委员会合作，组成由施嘉炀主持的“云南省水利发电勘测队”。经过2年，完成了2期勘测任务，提出了初步的水利资源开发计划，设计了一批小型水电站。

在西南联大时苦中作乐，一起郊游去。左起：周培源抱周如玲、陈岱孙、王蒂徵、金岳霖扶周如雁、朱自清、李

济侗。

在西南联大时苦中作乐，一起郊游去。左起：周培源抱周如玲、陈岱孙、王蒂徵、金岳霖扶周如雁、朱自清、李济侗。

8 扎实的学风

在简陋图书馆里刻苦学习的联大学子

西南联大允许跨专业自由选课。学校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历史、国文和大一英文。由于每门课都有两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时授讲，学生可以自己挑选老师。

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如经济系陈岱孙教授开《财政学》，有一年考试题目是“假若我当财政部长”。

联大有自由的学风，但并不意味着散漫。联大的大考小考不断，要求极其严格。涉及基础理论的课月考一次，工学院、理学院月考两次。以理学院为例，计量时发生误差意味着会丢掉50%的分数，方法错误就等于交白卷吃零分。

有一组数据似乎可以说明联大对学生严格要求的一面：联大办学8年，近8000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但仅有3800人毕业。

杨振宁在联大物理系读了本科。1945年，杨振宁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他回忆说，自己惊奇地发现，“在芝加哥课堂上的收获并不比我在中国所学到的多”，因为中国的老师“在教学上（比美国）更认真，准备更充分，内容也更深”。在后来的科研中，他仍经常查阅在联大课堂上所做的笔记。

9 丰富的课余生活

“一二·一”四烈士公祭典礼

西南联大学生不仅有名师云集的课堂条件，还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联大师生抗日热情高涨，1938年底，爱好演戏的学生排演宣传抗战的话剧《祖国》，由外文系教授陈铨创作剧本，中文系教授孙毓棠任导演，中文系教授闻一多设计布景，师生们白天上课、晚上排练，并在中共地下党员的支持下，成立了西南联大话剧团。1938年初，《祖国》在昆明公演，获得很大成功。剧中的教授英勇就义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观众跟着高呼口号。 “跑警报”是联大另一种特殊的“课余生活”。

最严重的一次轰炸发生在1940年10月13日，23架日机重点轰炸联大和云南大学，校舍损毁严重。然而，文学院教授吴宓仍打算趁月明之夜，继续他的“欧洲文学史名著”课的讲授。就在轰炸第三天，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晚7至9时至校舍大图书馆外，月下团坐，上‘文学与人生理想’，到者五六学生。”

“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这是春城一度的流行语。联大的图书馆条件简陋，灯光暗且座位少，茶馆便成了学生们延伸的课堂。

著名作家汪曾祺回忆联大生活时说：“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后来和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则打比方说，联大时期的昆明茶馆“有些像上个世纪巴黎的咖啡馆”。

10 战火纷飞中的教育奇迹

西南联大的学者们完成了一大批奠基性论著。图为西南联大时期部分获奖著作。

1937年11月至1946年7月,在纷飞的战火中先后有约8000人在西南联大就读,师生和衷共济,创造了中国教育历史上的奇迹。

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6位是联大学生;2000年以来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9位科学家中,有3位是联大学生;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师生有164人,其中联大学生有90人。 联大的奇迹远未止于这些数字。一部部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著。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校图书馆举办了校史上最后一次结业典礼，全体师生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碑。当天，学校宣布正式复校。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联大校歌的旋律，鉴证了一代人的奋发。

西南联合大学校歌

（文章根据多篇公开报道综合整理）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7dp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