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历史 - 图文

史纲讨论课第五小组 中国高等教育简要历史 洪星 2012、11 武大化院

前言：

从广义文化的角度看，人类创造的文化，即经验、知识和技能等，是依靠广义上的教育手段来传承和扩播的。所以，教育是人类文化传播的首要手段。教育是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必要手段，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的历史范畴。广义地说，凡是有目地增进人的技能、影响人的思想品德的活动，不论是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系统的或零碎的，都是教育。但是，教育学中所研究的教育，主要是指对年轻一代进行的学校教育；这种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的要求，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授知识技能，培养思想品德，发展智力和体力的活动，以便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服务的人才。

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这个问题，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从自身专研的方向出发做了不同的划分：有学者从发展规模将其划为七个阶段；也有学者按照“人文”、“科学”以及“人文+科学”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现在，我们按照所选内容，按照中国教育特征明显的时期，分为中国古代教育、晚清教育改革、民国高教一瞥、建国初期教育事业的挫折以及现代高等教育概况顺序，就各阶段与其相应的显著特征中截取几点，等来做简要介绍。力求做到窥一斑而见全豹，增进大家对我国教育发展概况的了解！

一、中国古代传统的高等教育

1、

古代教育的起源与发展

起源：我国古代从很早时就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并建立起一些教育制度及机构。早在夏商周时代就有学校。西周时学校分国学（国家官学）乡学（地方官学）。天子所设大学叫“辟雍”,各诸侯国所设大学叫“泮宫”，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国学，平民子弟只能入乡学。奴隶子女没有入学资格。当时的教学内容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在后面的各朝各代中，亦分别沿承并发展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教育机构及制度。

我国历代教育机构及选士制度 时代 夏商周 春秋战国 汉代 魏晋南北朝 隋唐 宋元 明清 教育机构 国学、乡学 官学、私学、如辟雍、泮学 中央、地方、私学、如太学 选士制度 察举制（孝廉、贤良方正、茂才） 中央、地方、如国子学、太学 九品中正制 中央、地方、如六学二馆 中央、地方 中央、地方、如国子监 科举考试制 科举考试制（元中断） 科举考试制（乡试、会试、殿试） 2、教育模式

古代教育政教合一，官学私学并立

政教合一”指的是政治和教育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致性。教育是为政治服务的, 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过脱离政治、教育独立的思想。“ 政教合一” 的另一层意思是指政府和教育机构的合一一教育机构即为政府部门之一。无论儒法道杂各家都把教育视为治国之本即政治。汉代起“ 独尊儒术” , 而“ 儒家者流, 出于司徒之官, 助人君, 顺阴阳, 明教化者也” 汉书艺文志》, 更把教育视为治国之本。由于把教育视为政治治国之术甚至治国之本, 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教育, 这对中国古代的教育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与此有关的最能表现出“ 政教合一”特点的是中国古代教育的这样两个方面： 官学教育

（一） 中央官学教育 中央官学的产生、发展和衰落，是同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相适应并为其服务的。虽有西周“学在官府之说，但由朝廷设立中央官学正式创始于汉朝。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纷乱，官学时兴时废。及至唐朝，中央官学繁学盛制度完备，发展到顶峰。南宋以后官学逐渐走下坡路。封建

社会后期，中央官学逐渐衰败，实际上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庸，名存实亡。清末，中国古代官学完全被西方的学堂和学校教育所取代。中央官学教育可分为下列几在类型：

1． 最高学府——太学和国子监汉代特别重视发展官学，重点是太学。自汉武帝元朔五年（公无前124）创太学设置博士弟子50名，至成帝时增至3000人，质帝时太学生增至3万余人。汉代太学规模之宏大，世界罕见。隋文帝设国子寺，炀帝时改名国子监，是中国设立专门教育管理机构之始，一直延续到清代。太学和国子监是封建王朝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在办学育人、繁荣学术、发展科举取士等方面，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专科学校东汉末年创立的鸿都门学，南朝的史学、儒学、玄学，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都属于培养某种专门人才而设立的专门学校。此外，还有研究科学、玄学，如唐朝咒禁学、崇玄学等，都属于特殊的专门学校。 3．贵族学校 东汉的四姓小候学，唐朝的弘文馆，宋代的宗学、诸王宫学及内小学，明代的宗学，清代的旗学、宗学等等，都属于以贵族子弟为教育对象的贵族学校。 4．短期学校 在封建社会中央官学系统中，有少数学校，既不是高等学府，又不属于专科学校，更不是贵族学校，而是君王或执政大臣暂时开设时间短促无制度系统的学校，故称为短期学校。如宋代的外学（又名辟雍）、广文馆、四门学等都属这类短期学校。

另外宋朝中央政府在京都设立的普通国立小学，也属于中央官学的范围之内。 （二） 地方官学 中国古代的地方官学自西汉景帝时文翁在蜀郡设学宫开始。汉武帝对文翁设学宫甚为赞许，并诏令天下郡国皆设学宫。从此以后，有些郡开设学宫，至汉平帝元年（公元3年）始建立了地方学制度。按制度规定，郡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学校名称由此而来。东汉出现了“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局面。魏晋南北朝地方官学衰废，“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 唐代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其前期教育事业空前发展，地方官学繁盛。自天宝安史之乱后，即告衰废。地方官学除由长史管辖的“儒学”外，还有直属太医署的“医学”，直辖中央礼部下的祠部的府州“崇玄学”府州县学的学生一般系下级官吏及庶民子弟，所以内容虽以《九经》（三礼三传易书诗）为主，但要求较低，只要达到通一经或“未通经，精神聪悟，有文词史学者”，即可毕业，长入中央官学之四门学。宋辽金时期，除辽金亦设有地方学校之外宋代地方官学在学校经管方面有如下特点：首先设置主管地方教育的行政官员，各路置提举学事司，掌管路州县学政；第二，实行三舍制度（上舍、内舍、外舍）；第三，划拨学田，保障经费；第四，教学内容以“经术衍义训导诸生，掌其课式之事，而纠正不为规者，”与汉唐以来的地方儒学别无二致。元代地方官学制度比较完备，在各路府州县内，均有相应学校，但是事实上有名无实，并未普遍设立。明代早在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既在全国诸府州县设立府州县学，又在边防区卫学，乡村设立社学。清代基本上沿习明代学校的规模。 私学教育 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私学是与官学相对而存在的，并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中国私学的产生 中国古代私学教育主生于春秋时期，其中以孔丘的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转变时期。教育也随着经济政治的变更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即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私学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由于士这一阶层中的人为谁服务就代表那个阶级的利益 ，且他们 的学说会传承体系也各不相同，所以产生了各种学派林立与诸子争鸣的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默家、道家和法家四大学派。在学术上各家互有长短，相反相成。 （二）中国私学的发展 秦代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颁“禁私学令”，否定教育的作用，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实为秦二世而速亡的原因之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今文经学为官学，但是并不禁止私学。于是古文经学面为由私人传授的私学，到东汉末年已取得了压倒官学的地位，如马融、郑玄等古文经学大师的私学学生多达千人以上。汉代尤其重视师传家法，皆由孔丘以来的私学培养而成。古文经学讲究名物训诂，注重考证，后世名之为“汉学”。汉代私学在组织形式上可分为“蒙学和精舍”（精庐）两种。前者是小学程度的书馆、学馆，属启蒙教育；后者为专攻经学的经馆精舍、精庐等，属提高教育。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衰颓，私学却呈现繁荣局面，名儒聚徒讲学仍占重要地位，学生人数上百人或计千人屡见不鲜。这个时期的私学教学内容突破了传统的儒学，还包括玄学、佛学，道教、以及科学技术等。唐代以后，宋元明清私学教育，一方面是书院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形成私学的重要形式；另一方面蒙学教育主要是私人设立的学塾、村学和蒙学，启蒙教材宋代有《百家姓》、《三字经》，以及以后编的《千家诗》、《杂字》等到。明清朝代，学熟有坐馆或教馆、家塾（或私塾）义学（或义塾）等三种形式。

3、教育制度

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产生发展

书院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是中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它从唐中叶到清末，经历了千年之久的办学历史，并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办学形式，管理制度、教授方法，使源远流长的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和完善。 唐开元年间设立的丽下书院和集贤殿书院虽是宫廷图书馆而不是一种教育机构，但它却是“书院”名称之始。两宋中国书院蓬勃发展起来。北宋书院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出现了一批私人创办的全国著名的书院。由于书院教育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资助，因而起到了代替和补充官学的重要作用。北宋书院达数十所之多，遍布全国各地，其中著名的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睢阳书院。还有石鼓书院（湖南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茅山书院（江苏省常州市三茅山后）、华林书院（江西奉新县华林山上）等。南宋书院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基重要标志是书院与理学的结合，书院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私学终于成熟和完善起来。元代是书院建设的繁荣时期，历来就有“书院之设，莫盛于元”之说。依赖于民间力量，元统一后很多儒家不愿到朝廷任官职而退居山林，建立收院，自由讲学，使私办书院增多。 明代虽然重视文化教育，但却将重点放在发展完善各级官学上。明初书院处于沉寂状态。但是在官学成为科举附庸而“士风日陋”时一批为解救时弊的士大夫便纷纷创办、复兴书院，利用书院培养人才。所以在明

成化年间以后，不仅那些具有久远讲学传统的著名书院（如白鹿洞、岳麓、武夷、石鼓）等相继复兴，还创办了许多新的书院。满族入关后，清朝统治者虽然采取崇儒重教的政策，但是对书院则持严厉的抑制态度，阻碍了书院的发展。康熙雍正心后，书院又逐步恢复起来，其中不仅包括民间私人创建的，还包括许多地方官的崇教之举。康熙提倡程朱理学，并赐颁御书“学达性天”匾额给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赐额“学道还淳”匾额给苏州紫阳书院。康熙此举在客观上起到了支持书院的作用。雍正改限制的消极防范的政策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发上谕肯定书院的社会作用，并在经济上提供了保障，对清代书院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乾隆不仅经济上资助书院建设，尤其重视师长的任命、奖励、提升和书院学生的录取考核。

4、古代教育的内容

教育内容较为全面，丰富多彩

中国古代教育具有伦理教育的特点,但从教育内容、社会需要和教育实践来看, 中国古代教育又是一种综合性教育, 有利于人在几个方面得到发展。如“ 六艺”教育西周的教育内容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后世也一直把六艺作为一定时期、一定程度的教学内容。直到清代, 还有人提倡六艺教育。六艺当然是以伦理教育为主的教育, “ 礼”是直接的伦理教育作为一种行为准则, 它是政治的、道德的、生活方式的教育“ 乐”也是一种伦理道德教育, 同时也是一种“ 美”学教育“ 射御”基本上是军事体育教育。“ 书数”则是语文、数学和科学教育。按今人的研究, 六艺教育有这样的特点一是文武并重, 诸育兼备, 相成相济二是知能兼求,把知识的传授与技能训练结合起来。因而, 显然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除此之外还涉及农学。“ 经学”从汉代起就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经学指的是儒家经典及对它们的阐释、研究。经学本身, 是一种未分化的学问, 因而经学教育包括后世看来属于许多学科的内容。经书都产生于学科尚未分化之际, 此时, 各门学科都包含在一般的知识之中。教育内容不断完善，设置专科学校东汉末年创立的鸿都门学，又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律学，南朝时期宋的儒学馆，玄学馆，文学馆，史学馆四馆并立。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都属于培养某种专门人才而设立的专门学校。此外，还有研究科学、玄学，如唐朝咒禁学、崇玄学等。清还设翻译科，选拔满蒙语言文字翻译人才，设置俄罗斯文馆，其是清政府为了培养俄语人才而设立的第一所俄文学校。也是中国的第一所外国语学校，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教育内容全面。

5、教育特点

注重伦理道德教育，传授知识偏重于理论，以文科知识为主

从教育内容来看，古代教育内容以人们的思想品德教育为主，强调修身正己和忠孝仁义。从氏族公社末期就将“孝”作为道德教育的内容，夏重视人伦道德教育，商则把“孝”作为思想教育内容的中心，西周则从小就注重孩子们的德行教育，春秋时期，以孔子的思想为注，主张自觉修身养性，以“礼”为道德规范，以“仁”为最高道德准则。以西周的《诗》、《书》、《礼》、《乐》为学习典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无一不强调道德教育并注重经学学习其中最具代表的的教育论著是《礼记》。汉代则认为德教是立政之本，道德教育内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并以传播儒家经学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时期，玄学盛行，特别是魏晋时期，主张顺应自然的道德教育论，

隋唐时期更是崇儒兴学，选择儒学为政治指导思想，科举考试主考明经科。宋则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重视程朱理学。元朝时期科举考试规定从《四书》中出题，以《四书章句集注》为答题标准，这更是凸显了古代教育之“传授知识偏重于理论，以文科知识为主”的特点，宋元蒙氏教育，注重伦理道德教育，如《少仪外传》。明朝教育明显的束缚世人思想，科举考试八股文成为固定的考试文体。推崇程朱理学。发展至清代，其崇尚儒家经术，提倡程朱理学。儒学经典本就强调道德教育，因而有以上观点。

古代教育者有等级差别，教育不平等，歧视现象严重

首先是等级贵贱、等级名分的思想观念使人们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从氏族公社末期开始，部落显贵世袭就引起了教育的变化，教育设施呈现出等级差别，夏商周时期，受教育阶层主要是奴隶主阶级，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又如汉朝的宫邸学，西晋的国子学规定官品第五以上的子弟方能入学。隋唐之国子学依旧有入学限制，其专收贵族高官子弟。宋朝时官学既国子学、太学、辟雍、小学，均有其对入学者身份的要求，辽金等都重视对贵族的教育，相对贫民受教育困难。元朝时，科举考试放榜时分左右两榜，汉蒙不同，带有强烈的民族歧视。明清时除中央官学入学者有等级限制外，明还在地方上专门为贵族子弟设置贵胄学校。中国古代教育除在受教育者的贵贱等级上存在不平等现象和民族歧视外，还有明显的一个教育不平等现象：男女受教育权不平等。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女子丧失了受教育的权利。因而说古代教育歧视现象严重。

6、总结

综合以上特点中国古代教育在一个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其教育具有一定的实用性，“教育为做官”，无论从何处说中国古代教育既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教育也是一种伦理教育、综合教育和实用教育中国古代教育同中国文化发展表现出来的民族连续性一样, 也表现出了相当强的连续性和共同性, 构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特点。

二、晚清时期的高等教育的改革

晚清时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在国外的侵略中国摇摇欲坠。而清政府欲维持统治，则必须对腐朽的教育制度进行必须改革。这里主要讲清政府进行的教育体制“新政”改革。

清末“新政 ”是清政府为了应付严重的统治危机 ,维护自身的封建统治 ,寻求同资产阶级的某种妥协而被迫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它虽然无力挽回其万劫不复的历史命运 ,但“新政 ”时期的教育改革却奠定了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基础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

1、 教育改革的背景

从义和团运动到八国联军侵华 (庚子之变 )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内忧外患的巨大震动 ;朝野上下 ,无不感受到这一非常之变所带来的强有力震撼 。京津陷落之后 ,西方列强虽然没有把西太后列为“罪魁祸首 ”,却以另一种方式“惩办 ”了她 ,把她拉出了深宫 ,使她在仓皇“西逃 ”途中亲尝了颠沛流离之苦 ,几乎丧尽了皇太后昔日的威严 。“两宫微服出走 ,间关道途 ,昼餐无糗粝 ,夕休无床榻 ,饥寒羸瘁 ,有平民所不堪者 ,况万乘之尊乎 ?”[ 1 ]痛定之余 ,不能不有所“振作 ”,不能不引出一点反思 :“自播迁以来 ,皇太后宵旰焦劳 ,朕尤痛自责 ,深念我中国之弱 ,在于积习太深 ,文法太密 ,庸俗之吏多 ,豪杰之士少 。文法庸人籍为藏身之固 ,而胥吏倚为谋之符 ;公事以文牍相往来 ,而毫无实际 ,人才以资格相限制 ,而日见消磨 。以致成此大畔 , 现在议和 , 一切政事尤需切实整顿 ,以期渐图富强 。”[ 2 ]这段话用光绪皇帝的口气表达了西太后的心理 ,有责人之意而无罪己之心 ,但多少还是触及了中国根深蒂固的弊病 ,这是一个顽固冥钝的人物在严酷时势逼迫下产生的一点反思 ,甚至可以说 ,是一种迟来而又易失的反思 ,但它毕竟促成了“新政 ”的开场 ,揭开了晚清最后十年“变 法自强 ”活动的序幕 。

2、改革的规划实施

1901年1月29日 ,逃出北京的西太后在西安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变法 ,由此开始了晚清最后十年所谓的“新政 ”时期 。在“变法上谕 ”中声称 :“时有万古不易之常经 ,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盖不易者三纲五常 ,昭然如日星之照世也 ;而可变者令甲令已 ,不妨如琴瑟之改弦 。”[ 3 ]这就是说 ,封建专制制度是万古不变的 ,而不触及这种制度的政策是可以稍作变通的 。显然 ,这与1898年那场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康梁维新变法有着根本区别 ,这是清政府为取悦洋人 、遏制革命 ,挽救其统治而采取的应变措施 。所以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家陈天华称之为“假维新 ”。然而 ,真实常常存在于矛盾之中 。在假维新的过程中又实现过部分真改革 。其中 ,教育制度的变化尤为突出 。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时候 ,它同时又保留和完善了这一部分改革的成果 。 著名的“江楚会奏三疏 ”：

第一疏即是育才兴学 ,所言以教育制度改革为主 ,其内容大致分四项 : ( 1)设文武学堂 。州县设小学及高等小学 。童子八岁以上入蒙读书 ,十二岁以上可入小学 ,十五岁以上入高等小学 。三年毕业后 ,再入省城高等学校 ,其课程为七门(经学 、史学 、政治学 、格致学 、兵学 、农学 、工学 ) ,毕业后入京师大学 。

( 2)酌改文科以变通科举 。头场考试以中国政治 、史事为限 ,名曰博学 ;二场考各国政治 、地理 、农工 、武备 、算学 ,名曰通才 ;三场考四书五经 ,名曰纯正 。

( 3)停罢武科 。

( 4)奖励游学 ,尤倡赴日本留学 。

刘 、张二人在晚清政治格局中 ,占有举足轻重而又十分特殊的地位 。其奏议代表性地反映了中国时局和社会意识的变迁 ,反映了庚子之变后官僚士绅的变革要求和社会心态 。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直接导致了随之而来的改革 。 教育政策推行概述

( 一) 学务处的设立与兴学活动的倡导

1902 年, 张百熙被任命为管学大臣, 经理学堂一切事宜。",钦定学堂章程",出台后, 各级各类学堂迅速增加, 给教育行政方面带来了压力。", 新政",改革时期, 兴学活动成为清政府复兴新政",的基础, 许多封疆大吏和朝廷要臣都上奏陈述教育改革的蓝图。与此相应, 学务管理问题也被提上了日程。以湖南省为例, 传统教育, 权力分散, 学政、藩司、道员、州县牧令, 无一不可过问教育事宜, 亦无一不可尽推之于他人。由此可见, 传统的教育行政已远远不能适应当时的教育改革, 对教育政策实施带来了消极影响。清政府遂于1904 年设立总理学务处, 关于总理学务处在教育政策实施中的作用, 当时的报刊媒体有所记录。1904 年12 月26 日, 学务处咨行各学堂, 当敬遵前奉谕旨, 以文行交修讲求实用为主, 饬各学堂即将所有教肄功课按句分咨, 以备随时查核。又据直隶教育杂志所载, 总理学务处曾颁发文件, 特别规定", 学生当以品行为重, 如有实在不服管教者, 应即行斥退等因。各学堂教员、管理员皆有约束陶成之责, 亟应加意考核上纾。

由于各省、府、厅、州、县都要遍设学堂, 为了实现兴学目标, 就必须将实施任务层层分解, 各省城也要设立学务处来作为总汇之区, 以此来进行部门间的纵向分工。总理学务处与地方学务处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在总理学务处的协调与指挥下, 地方学务处负责具体的可操作的事项, 执行具体的实施方案, 这样的职责分配有利于就地开展活动。各地学务处一经设立, 就积极响应总理学务处的要求, 全力开展政策的推广工作。如浙江巡抚札饬设立全省学务处, 派委藩、臬、运三司总理其事。陕西认为学务处之设为学堂汇归之地, 即为学界发达之基, 一规一制必具运动全身精神之能力而后有普及教育之实效。山东学务处为使各学堂的功课整齐划一, 专门成立调查研究所, 查学员分行查、坐查两项。行查之员各属每堂专设一人, 由该府州县选择悉明学务之绅士充之, 坐查人员按照学堂管理法规定的调查表, 按月造具清册, 呈由地方官申送学务处, 转交调查研究所, 以此来确保学科内容与章程相符。福建学务处令本地划为40 个学区, 每区各立小学塾,学塾所设之处准由该地庵堂寺观一律充改, 如有阻挠者, 地方绅士可指禀提究。按区教习一人或二三人, 均由学务处酌量选派。教法六门: 一修身, 二国文, 三国语, 四习字, 五体操, 六算学。各区经费不足之处, 由学务处酌量拨给。

( 二) 学部对新教育的规划设计

1905 年12 月6 日, 清政府颁布上谕, 学部正式建立, 下辖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五司, 成为全国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作为中央教育行政组织, 学部不仅具有清政府所授的立法权力,也要履行自身的执行职能。学部成立伊始, 即将教育政策实施作为当时的中心工作。为了继续推行教育政策, 各地学务工作必须按时开展, 学部急需建立专门化的教育行政和教育管理系统, 遂首先按

照清政府的旨意着手进行自身建设。首先, 学部与礼部划清了职责范围, 明确了教育行政管理权限, 既可以避免逾权带来的矛盾, 也可以使自己专心于学堂的推广工作。其次, 学部在机构设置与职能划分中, 一方面有意识地扩大管理的幅度和范围, 一方面也进行了明确的职责分工, 使各个层级的职权与1904 年1 月制定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实施需求相对应。学部组织渐具规模, 地方教育行政组织亦随之确定。学部奏请裁撤学政, 设立提学使司, 统辖全省学务, 归督抚节制, 一切详细官制及办事权限章程, 仍由学部筹议具奏, 所有各省学政, 一律裁撤, 均著回京供职, 各该省学校事宜, 暂由各该督抚督饬属员妥为经划",[ 8] 40。提学使司与藩、臬二司并重, 统辖全省的学校教育。学部裁撤了各省学务处, 改为学务公所, 即提学使司下设有学务公所, 辅佐提学使司振兴学务, 并备督抚咨询。总之, 人事编制与机构设置是学部教育行政体制运行的基础, 也是提高教育政策实施效率的关键。

颁行教育宗旨在前一阶段, 地方督抚在政策宣传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 但政策宣传只限于督抚和部分民众之间, 宣传力度和分量不足。根据政策学的观点, 当政策总体上符合目标群体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但要求人们对眼前利益和固有观念进行适当调整和改变时, 政策宣传就要说服、教育人们从大局和长远利益出发, 正确对待和适应政策对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 从而为高效的政策执行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学部成立于社会的需求之际, 自然肩负着清政府委以的重托。为了明确教育政策旨意, 学部在",奏请宣示教育政策折",中极力推行普通教育政策, ", 今中国振兴国务, 固宜注重普通之学, 令全国之民无人不学, 尤以明定宗旨宣示天下为握要之图。1906 年3 月, 学部奏请向全国颁行教育宗旨: ", 仰恳天恩, 将所陈俯赐采择, 钦定教育宗旨, 颁布天下, 悬之京外各学堂, 如日月经天, 江河维地, 凡属臣民, 莫不钦奉。教育宗旨表达了清政府对教育政策推行的重视和厚望, 也体现了学部对政策推行的决心与信心。 调整学堂章程的规章内容

学部理顺了行政机构的建置, 着手调查了各地学务情况, 把普及教育作为一个长期目标, 通饬各地讨论, 认为小学教育必须逐步推进, 并将普及教育的构想与实践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1906 年至1908 年7 月为酝酿准备阶段, 1908 年8 月至1911 年为试验实施阶段, 基本确立了以强制教育为手段的政策实施方案。当时由于小学年限太长, ",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中学科目繁多, 对学生就业或继续升学均为不利。1909 年5 月, 学部近采德国成法, 中学实行文实分科, 通行各省, 一体遵行。1910 年, 学部通行各省提学使详报中学堂筹办情况, 根据各省报告情形, 在学科程度、教授次第、钟点多寡等方面及时进行了调整。

在高等学堂方面, 学部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针对高等学堂迁就招生带来课程等方面的问题,学部于1908 年酌拟各项学堂考选详细办法。1909 年1 月19 日, 学部酌定高等学堂预科学生升学年限, 对原在高等预科未毕业学生的修业期限进行了规定。学部不仅注重京师大学堂的建设, 也对其他各省大学堂的筹办进行调控与管理。

在女学堂方面, 1904 年1 月的",奏定学堂章程",未确立女学在学制中的地位, 只说明",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 而到了", 立宪",时期情形便大变。1907 年3 月8 日, 学部奏兴女学, 拟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6 章36 条及女子小学堂章程4 章26 条, 女子教育开始取得法律资格。 实施教育督导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组织职能发挥的过程, 有利于提升教育行政组织的监控

作用。它的重要性和意义就在于加强与提高教育行政的领导和管理, 以保证教育方针政策的有效贯彻, 推动教育工作的改进, 提高教育工作的质量, 促进教育的健康发展。清末的教育督导不仅是视学制度建立的基础, 也是学校教育政策得以顺利推行的保障。在教育督导过程中, 督导主体为视学官和各省提学使。

学部建立之初, 设立视学官职位, 在官制职守中明确规定了视学官的职责, 即专门巡视京外学务。同时, 在各省学务官制中也要求设立视学官, 因此, 部级视学官成为中央视学官, 省视学和县视学成为地方视学官, 视学机构的设立与人员的配备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视学制度。 ( 三) 废科举教育政策推行的重大举措

由于各种原因, ",钦定学堂章程在教育实践中未能得到推广与实施。1904 年1 月, 张百熙、张之洞与荣庆等人在奏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的同时, 继续对科举问题进行论述。他们在",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中指出, 学堂不能普及的根源在于经费问题, 筹措经费需要民间的力量, 然经费所以不能捐集者, 由科举未停, 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也。然则科举若不变通裁减, 则人情不免观望, 绅富孰肯筹捐, 经费断不能筹, 学堂断不能多, 建议从下届丙午科起, 递减科举中额。

1905 年, 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与结束, 日俄两国由敌对走向联合,并重新调整和加强在我国东北与朝鲜方面的势力, 中国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时人急筹挽救之法,而中国号称四万万人, 其能入学者最多达到十分之一,其余十分之九之人, 皆未受教育之益, 即于中国今日必当改革之故, 不能有所体会。学校教育政策的实施被摆到了救国救民的首要地位, 然而在教育现实中, 政策推行遇到了种种问题与困难。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1905 年, 清政府发布上谕, 著即自丙午科为始, 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 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并要求各省督抚力通筹, 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城乡各处遍设小学堂, 慎选师资, 广开民智。务期进德修业, 体用兼赅, 以副朝廷劝学作人之至意。清政府当机立断, 废除科举制度, 采取了类似开阡陌",的重大举措, 转变了人们对知识追求的方向, 促使社会对科学知识的重视, 为清末教育政策的推广扫除了制度障碍。自此以后, 教育政策推行获得了更宽广的现实空间和新的历史契机。

3、改革的具体内容

自 1901年西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在西安颁布第一道“变法自强 ”的上谕始 ,到 1911 年清王朝倾覆止 ,清政府先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其中教育方面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一 ) 废科举

科举起于隋代 。在其初始 ,作为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的否定物 ,它曾经是一种含有历史合理性的东西 。但经历了一千多年后 , 这种制度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 。特别是明代开始 ,被称为“经义之文 ”的八股大盛 ,“遂使世之慕速化者 ,置经史实学于不问 ,竟取近科闱墨 ,模拟剽窃以弋科第 ”。[ 4 ]关于科举之弊 ,明代归有光曾指出 “士方没有濡迹于其间: ,不复知有人世当为之事 ,荣辱得丧 ,缠绵萦系 ,不可解脱 ,以至老死而不悟 。”[ 5 ]在此之后 ,批评科举和八股者代有人出 。然而 ,科举已成为一种教育传统 , 它比任何批评者更顽强 ! 百日维新甚至革除过八股 ,然而转瞬之间它又重新复活 。

1902年清政 府 下 诏 废 止 了 八 股 , 但 科 举 仍 未 被 逐 出 历 史 。1903年 ,袁世凯 、张之洞遂上奏亟呼废除科举 ,其中说 :“其患之深切著

明 ,足以为学校阻碍之者 ,实莫甚于科举 ??科举一日不废 ,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 ;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 ,国家永远无救世之人才 ,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 ,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 6 ]袁世凯其人不足论 ,但他的这番话毕竟正确说 明了科举与新式教育及国家的关系 。1905 年各省督抚会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折 》中 ,又进一步强调了停罢科举之意 。在这样的社会舆论压力下 ,清政府颁布了一道上谕 ,废止了科举 。同年 12月 ,清政府又谕令设立学部 ,作为管理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 ,自此教育行政才从礼部中独立出来 。从非议 、抨击到最后废止科举 ,前后经历了数百年 ,这是耐人寻味的 。但它的废止 ,改变了久被非议而不可触动的传统教育制度 ,做成了戊戌维新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 ,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革命性质的改革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初的“新政 ”比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更进步 、更有力 。因为时势战胜了传统 ,所以上个世纪无法实现的主张在这个世纪变成了现实 。 (二 )办学堂

呼唤人才是近代中国改革潮流的中心题目之一 。经历了庚子之变后 ,更多的人看到了这一点 。“江楚会奏 ”的第一疏开头便说 :“窃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 ,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 。人才之贫 ,由于见闻不广 ,学业不实 ;志气之弱 ,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 ,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 ,保邦致治 ,非人无由 。”新时代所需要的人才是旧教育培养不出来的 ,因为他窒息了士子的创造意识和个性 ,于是有了兴学堂之举 。从恢复 、扩建京师大学堂开始 ,各省先后创办了高等学堂 、中学堂和小学堂 ,以及各种职业教育和女子教育 ,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仅见的兴办新式教育的热潮 。其间一些注重人才的殷实之家 、明达之士还私人出资兴学 。总之 ,到1909年 ,各类新式学堂达59117所 ,学生数逾160 万 , 在当时的中国 ,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 (三 ) 派游学

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 ,清政府采纳了刘坤一 、张之洞等提出的“多派士人出洋游学 ”的主张 ,通令各省迅速选派 ,鼓励自费留学 ,并让出使大臣留心察访华侨子弟就近留学 ,学成回国 ,经过考核 ,分别赐给进士 、举人 、贡生等项出身 ,予以任用 。选派留学生出国早在 19 世纪 70年代已经开始 ,而在甲午战争后数量大增 。新政期间 ,由于不分官费自费均以科名赏赐学成归国者 ,遂使留学成为潮流 ,在 20 世纪初年出现了第一次“留学热 ”。赴国外 ,尤其是赴日本留学几成一种风气 。清朝统治者的本意在于顺应时事 、培养既忠于朝廷又懂得西学的候补官员 ,指导思想并没有超出“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的范围 。但学生们在或多或少地接受西学之后 ,感受着民族危机的刺激 ,便逐渐走向朝廷的对立面 ,成为清朝统治者所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 。

在废科举 、兴学堂 、派游学的过程中 ,还产生了《钦定学堂章程 》(壬寅学制 )和《奏定学堂章程 》(癸卯学制 ) ,这是中国最早的学制 。前者因不够完备而没有实行 ,后者则明确地规定了从蒙养院到通儒院的各级学校的学制 ,采用新的教育内容和方式 ,并对学堂毕业的学生给予科名鼓励 ,从高小毕业到大学毕业分别授予附生 、贡生 、举人 、进士的功名 。这个学制的实行对20世纪中国学校教育制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它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 教育改革的影响

4、教育政策推行的能力限度

任何教育政策都有一个能力限度, 教育政策的能力限度是指教育政策在特定

范围内发挥功效的最高极限和有限性, 下面试图揭示清末学校教育政策的能力限度。

( 一) 长远的教育政策目标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

清末教育政策是统治阶层的政治意愿在教育领域的体现, 是政府加大了干预管理教育的力度。国民教育是清末教育的根基, 是清末教育政策的首要目标。学部在",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明确指出: ", 国民之智愚贤否, 关国家之强弱盛衰。初等小学堂为教成全国人民之所, 本应随地广设, 使邑无不学之户, 家无不学之童, 始无负国民教育之实义。今学堂开办伊始, 虽未能一律齐设, 所有府、厅、州、县之各城镇, 应令酌筹官费, 速设初等小学以为模范。",[ 14] 292但全国各地在国民教育的普及程度方面存在很大差距。与人口数量相比, 学堂数和学生数显得微乎其微。美国学者曾对此进行过精确计算: 1910 年, 中国的人口总数为438 000 000 人, 学龄儿童为65 000 000 人, 而在官办学堂入学的儿童数仅为1 626 529 人。当时的直隶省人口为29 400 000 人, 学生数仅为242 247人, 山东省的人口数为39 000 000 人, 学堂数仅为60 765所。

引导与调控是教育政策的重要功能, 教育政策实施就是将政策功能得以发挥, 体现政策的公平性特征。但是, 根据宣统元年( 1909) 的数据, 清末学堂数量呈现了区域性的不均衡分布态势, 反映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从学堂数与学生数比例来看, 直隶、四川、湖南、湖北、广东、江苏、河南等省份为教育发达地区, 而一些边远省份如新疆、黑龙江等为教育不发达地区。全国各个省份在学堂数和学生数方面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教师是教育过程中的主体之一, 教师的素质和能力是影响办学质量的首要因素, 然而师资问题是清末办学中一个比较严重的瓶颈。当时教师的数量不足, 师资质量低下, 致使学堂办学质量无法保证。教育管理人员也是重要的教育者, 他们的素质、能力以及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共同构成了一种精神面貌, 从而决定了办学质量。在清末学堂的教育管理中, 不符合章程规定的管理人员对学堂教育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 二) 教育作用与社会政治取向间的背离

清末学校教育政策的社会功能就是通过确立教育制度及学堂教育活动, 为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培养所需人才。这些教育政策在人才培养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在社会效益的产出中产生了负面效益, 人才培养与社会发生了冲突和摩擦, 社会各阶层出现了分化与对立。教育政策的这些负面效应可以在清末的民变现象中去钩沉。

清末的民变现象是下层群众用直接诉诸行动的方式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 是中国社会内在矛盾激化的产物, 但波波相续、绵绵不绝的民变成了清末社会新陈代谢的内容。教育是民变事件的导火线之一, 也与社会变革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在社会秩序混乱的时局里, 清末学校教育政策的实施必然要受到影响, 甚至直接受到制约和破坏, 政策进程受到阻碍, 从而使教育政策产生了负面作用。

在科举制度停废后的几年间, 全国各地的毁学事件数量大增, 几成遍及全国之势。毁学以农民为主体, 以学堂为对象, 校舍建筑、教师、学生、书本、教学设备等都成为农民发泄对教育政策不满的出气筒。乡村毁学行为是清末农村反对", 新政", 的一种表现, 也是清末学校教育政策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的表现, 表明清末学校教育政策不仅没有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 反而削减了政策支持的基础。

5、新政改革的影响及意义

综观“新政 ”时期的教育改革 ,显然是中国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的产物 ,它不仅有洋务派“自强新政 ”的深深烙印 ,而且继承了百日维新的事业 , 奠定了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基础 。不仅如此 ,在某些部分比后者走得更远 。当时身任北洋大学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家立说 :“袁 (世凯 )和张 (之洞 )两位总督 ,目前已着手实施他们彻底废除旧式科举制度的计划 ,定期削减考取功名的名额 ,只需十年就将停科 ”。此后 ,学位概由书院颁发 。他称之为“一项革命性的法令 ”。丁家立以资产阶级的眼光看出 ,教育改革部分已经超出了改良的范围 。虽然教育制度的改革产生于自上而下的过程中 ,但160多万新式学生的出现和众多士类的淘汰 ,则直接和间接地牵动了整个社会 。新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旧教育的基础了 。“新政 ”造就了他们 ,他们又超出了“新政 ”划定的界限 ,奔向立宪和革命 。同这种政治倾向相适应 ,在当时大有社会影响的还有他们所传播的无神论 。无神论是中国早就有的东西 ,但新式知识分子把它同西方无神论者如狄德罗之说相结合 ,同西方自然科学和其他学说相结合 ,来宣扬无神论 。秋瑾说“人生原是最灵物 ,土木何能有性灵 ? 终日礼拜何益处 ? 反因潦倒困终身 ! 神仙鬼佛诸般说 ,尽是谣言哄弄人 。”这是针对义和团浓厚的迷信陋习 ,从明显的实例出发 ,引导人们否定鬼神 ,从无神论的观点去批判迷信的有神论 。在当时遍地都是有鬼有神的时代 ,用科学说明无鬼无神 ,对于民族观念的更新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

教育改革是清末“新政 ”时期最富有积极意义而又有极大社会影响的内容 。清政府原想籍此造就“崇尚孔教 ,爱戴大清国 ”的人 ,实现王朝的自我挽救 ,但无论是在国内新式学堂中还是在留学生中 ,清政府并没有获得多少为己所用的人才 ,反而出现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士类的知识分子群体 ,成为王朝的掘墓人 。

三、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

1、不绝的薪火：抗战时期的教育

政府的关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前中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其中91所遭日军的轰炸，财产损失巨大，25所院校因此被迫停办，继续维持的仅有83所。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数量也急剧下降，财产损失更高达3360余万元。而此时，由于日军占领了中国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地东南沿海地区，中国政府因此失去了占全部财税收入一半以上的关税，加上军费开支急剧上升，财政状况极为窘迫。一些政界、教育界人士极力倡导实施战时非常教育或国防教育，主张将一切正规教育中断，高中及大专院校停办，师生员工应征入伍，共赴国难。

针对于此，蒋介石提出了“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观点：“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陈诚更是直接批驳战时非常教育“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要知道教育是千年万年的大计，所谓‘百年树人’，一个国家，要建国，要强盛，就要培养无量数的人才，以为领导，以为中坚”；“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尤其当国家临到存亡断续的关头，成为绝对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

教育部根据以上精神制定了“战时需作平时看”的办学方针：

“我国高等教育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抗战是长期的，各种人才都不可缺少，而战后的建国事业，更需要大量人才，因此教育不能中断，是中国可以薪火相传的根本，这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判断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这是一个奇迹。但大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衣食无着，教育部长陈立夫便以个人名义借贷建立了贷金制度，凡经济来源断绝的学生，可直接向学校贷款以维持生活，贷金包括膳食及服装各项费用，并免费提供住宿。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 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8年抗战期间，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3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575人（99%）。中小学教育也全部免费，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后的2倍。在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

在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国民政府也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教育部于1938年特地拨经费给国立大学，令其恢复因战争而停办的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并酌情增设新的研究所。1938年到1944年，经济部共获准专利423项，是从民国初年到战前专利总数的182%。时任驻华参赞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这七年间的科学进步与贡献，比起过去30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抗战期

间国民政府还选拔了1566名的自费或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和欧洲各国，其中包括了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黄纬禄、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彭桓武、屠守锷、郭永怀等8人，超过了“两弹一星”元勋总数的三分之一，另外还有杨振宁。当时在国外还约有2500名中国公费、自费留学生，其中家乡沦陷，断绝了经济来源的约占60%，国民政府决定拨款给予资助，总计数额达数十万美元（留美中国学生月津贴75美元，当时美国教师的平均月薪不过120美元）。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2、教育的溢光点

教育是百年大计，是一个国家复兴和富强的根本。正因为教育是百年大计，教育投入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见到成效和回报，因此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是政府有无远见、是否负责的试金石。中国政府在抗战爆发，黑暗降临，胜利日还遥遥无期、无法预判之际，毅然摒弃了战时非常教育的实用主义的短视主张，将眼光投向了战后国家的复兴和重建，决定采取“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教育政策。此时东南沿海财富之地已经沦陷，财政收入损失大半，而同时为了抗战，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极其困难，但中国政府仍然将巨款投向了教育，对大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费，甚至提供食宿，对海外留学生给予救济，并继续派遣留学生赴海外学习，培养出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准的国家栋梁，日后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使得中国的学术薪火相传，存续不绝，并奠定了未来现代化发展的坚实基础。在民国时期，国家财力不足，还要饱受战火蹂躏。奇特的是，在动乱中，育事业却一枝独秀，民国政府创办了各种类型的学校，有一些高校甚至得到了欧洲国家的认可和好评。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和工程师颁发和追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23位国家功臣被称为“两弹一星”元勋。当检视这些元勋的简历时，会发现一个惊奇的现象：他们当中有多人的大学生涯是在抗战时期大后方度过的，随后出国留学。在艰苦卓绝的全民抗战时期，这样一批科技精英、国家栋梁是这样集中培养出来的。

沉睡在历史画卷上的民国教育熠熠生辉，足可以为我国的教育现状提供照亮迷途的闪光点。民国成立初期实施的免费义务教育、充足的教育经费、优渥的教师待遇以及先进的教育理念，这些只能让现代教育望其项背。

3、民国大学的特点

一、大学起点高

民国元年（1912年）10月24日，国民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了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第一条即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3]这里直接就规定了大学的任务和培养人才的方向，那就是培养服务国家，报效祖国的高层次人才。这一点在民国大学办学上几乎成为共性。

武汉大学校长前王世杰说，“经深思熟虑后，认为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平的大学。”北洋大学在建校之初，课程设置，教科书选用等方面均以哈佛，耶鲁为蓝本。同样，交通大学校友钱学森回忆说，“1935年秋，我刚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就发现交通大学的课程安排全部照抄此校的，连实验课的实验内容也都是一样的。交通大学就是把此校搬到中国

来了！因此，当时交通大学的本科生教学水平在当时是属于世界先进前列的。” 二、大学严进严出

民国时期大学大都自行招考，招收学生一般都秉持宁缺毋滥的原则。魏寿昆回忆北洋大学时，“每年报考者是以二三千人计，但只录取一个班仅60人。”[5]交大招生秉持公正，坚决杜绝后门，宁缺毋滥。只要成绩合格，“虽家徒四壁，亦大加欢迎”；若是考分不够，“虽豪门巨绅，亦拒诸门外”。。。[6]1923年校长卢田炳私自免试收取数名学生，招致师生一致抗议，将他赶出校门。”北洋大学同样是“录取新生，宁缺毋滥，四十年来，精神一贯”。

就大学治学方面而言，同样是极为严格的。吴有训在执掌清华大学物理系时期，考进物理系的学生成绩均是名列前茅，然而“1929年入学学生11人，到1933年这一班毕业时，仅剩5人，淘汰率为54.6%。1930年入学学生13人，到1934年毕业时只剩4人，淘汰率为69.4%。1931年入学14人，到1935年毕业仅剩7人，淘汰率为50%，1932年入学28人，1936年毕业时仅剩5人，淘汰率为82.8%”。

在大学里，重视外语程度是现在所不可想象的。重视外语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学习西方的决心和态度。较高水平的外语教学，是学校能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教育接轨，可以直接订购英文原版教科书，毕业生留学英美，对英语均能应付自如。这一点在北洋大学，交通大学，以及教会大学里表现的尤为突出。 三、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与大学独立

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时，提出了相容并包的思想，给大学提出了明确的定义“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像之学府也。”才有了辜鸿铭，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文化大师。很难想象，在独裁，专制，风雨如晦的民国时期，师生基本人权都难以保证的情况下，大学的民主和自由是难以想象的。“思想自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通例。” 蔡元培如是说。“一切党派退出中大”战后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吴有训如是说。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将民主共和思想深入入心。之后，大批留洋学者归国，带来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民主，至少是大学民主和自治受到主流文化的肯定，这在动荡的局势下，大学仍然保持着自治是殊为不易的。

当记者问生物化学家邹承鲁，“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由”。[12]记得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提不出意识形态，所以平津一带大学思想较为自由，国民政府统一中国时期，尽管蒋介石试图用单一的意识形态控制国民的思想，但是平津一代不受蒋介石直接控制，抗战的西南联大时期，又有地方军阀龙云的保护，党化教育日趋没落，意外的确保了西南联大的思想自由。大学的教授和校长努力使大学尽可能保持着自由的空气，为教学创造了相对优良的学术环境，抵制了浮躁的社会风气。抗战时期，“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的西南联大得以在极端困难的抗战时期维系生存的意志。学术本位，自觉抵制官本位，这在民国时期的大学之中并不罕见。 四、强大的民族精神与人文精神

民国时期，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都是弱项，国学却从不曾中断过。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有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王国维“国学四大导师”。北大有钱穆，冯友兰。他们没有因为中国大力引进，追赶西方的科学文化而崇洋媚外，相反，他们依旧不遗余力地弘扬国学。国学教育也一直极为重视。所有的国立大学都要必修国文。交通大学唐文治编写的《南洋公学新国文》一度成为风行一时的国文课本。清华大学的国文一直都是大一学生的必修课。

同样，张伯苓亲眼目睹了中国甲午战争的失败，下定决心，毅然退役海军，转向教育，坚持“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信念，穷毕生之精力建立南开学校和南开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周恩来等一大批优异的毕业生。至今仍然在海内外具有极高的影响力。

在中国贫弱到几近亡国灭种之时，汪精卫投降日本，蒋介石消极抗日，抗战前景黯淡之际，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却说，只要中国的文化还在，就算全部沦陷，也依然有光复的希望。刚毅坚卓的精神却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熠熠生辉!

4、闪光的深层原因

在我看来，民国教育受人称赞，主要可以归结于几个原因。 （一）具有办好教育的决心和魄力。

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孙中山先生注重师范教育，培育了大批教育人才，为教育事业展翅翱翔储备人力。在经费投入上，中央教育经费不能少于财政预算的百分之十五，省级政府的不得少于本身财政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五，县级政府的教育支出应当不少于预算的百分之三十五。在对待私立学校的态度上，私立和公立繁荣发展，教育家包容私立学校，社会也认可它们。 （二）对教师的重视和尊重。

在民国，教师的工资极高，远远高于政府官员及工人，一个小学教师的月薪是警察的20倍，是县长的2倍。这个比例在今天看来肯定很难让人接受，因为教师的工资按照公务员的标准走。很多人都口口声声说教师应该受到尊敬，应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怎么提高？大学教授为了生计不得不走穴，这样能办好教育吗？

（三）高瞻远瞩的教育理念。

“崇科学、重文艺、讲实用”是民国教育的理念，这在现在看来也不过时，尤其是“讲实用”。为什么那么多的大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所学专业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出入太大，社会用不着。造成这个问题的一个主因是，大学专业设置不科学、不合理。再者，民国教育特别看重民主、自由、平等，教授通常承担着学校的管理工作，“教育独立”思潮涌现，没有过多的政府行政干预。

5、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在中国大陆维系了仅仅38年统治的中华民国，历经民国初年的黑暗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北伐，国共内战，残酷的中原大战，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尽管风雨飘摇，饱经沧桑，却依旧给当今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不仅仅是培养那批有幸就读一流大学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的先辈，更向世人证明：中国，在战乱时期，也能拥有世界一流大学。

反观新中国，1952年院系调整，将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惨淡经营的大学几乎瓦解成文理分家，重工轻文，理工分家的非真正意义的大学，大学发展严重背离了先辈的思想。以意识形态划分界限，知识分子遭到严重而长期的迫害，随后的1958年“反右”，十年文革更是将昔日大学的精神内核深深践踏。六十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传统文化在大陆一度濒临灭绝，淹留一脉孤悬台港海外。当今日益浮躁的大陆学界，坐堂叫卖“国学”犹如艺场说书，但求名利双收，何须真才实学？有望成为硕学鸿儒者，凤毛麟角而已。

必须指出的是，1958年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由于秉承“理工结合”的理念，同时拥有钱学森，华罗庚，严济慈，钱三强等大批尖端的一流学者，加

上院系调整的受益，科大无疑拥有一流的师资。以及70年内迁合肥，远离中央，更有80年代由方励之，管惟炎短暂支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使科大具备了较多的自治精神，并吸引了大批包括高考状元在内的优异生源。少年班的特色办学更是享誉海内外。前校长朱清时更是强调：“科大的崛起在于它远离中央”。这些都使科大具备了一些民国时期大学的以上关键要素而得以异军突起，成为新中国时期，后民国时代唯一一所类似民国大学模式的一流大学。据统计，科大平均每一千个本科毕业生出一个院士，遥居全国之冠。90年代，中科大又抵制扩招风和“大学城”，确保了生师比和生源质量。加之划归中科院直属，远离教育部的诸多干扰，地理位置比较安宁，海外留学人才纷至沓来更是使科大如虎添翼。

在除科大以外的诸多高校，时至今日，经历扩招之后，空有表面的繁荣，“大学城”，合并潮，更名潮层出不穷。大师级的人物已随时间不可逆转的消逝，大学至今未脱离“苏化”的窠臼，实质空洞，体制僵化，管理泛行政化，官本位严重，大学成为了政治的延续，党化教育强化。办学自主权仍然是奢谈，遑论民主与自治？招生问题矛盾日益尖锐，大学重量不重质地盲目扩招，罔顾教育规律，为了经费保障，又不惜招收本难以承担的生源，生师比攀升，教学质量下跌，人才培养质量必然下跌。

更为重要的是，就目前而言，一党体制下的政体势必不会过多容忍思想的自由，既得利益者为了“维稳”，视民主，自由为异类，思想上控制和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亦不断加强。大学教育亦长期受到一元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生思想束缚在主流的意识形态之中，思想自由受到很大的掣肘，从根源影响了大学的进步和繁荣。“今日之中国，大师不出诺奖无缘，原因仍在体制对文化学术的思想桎梏未除。”同时，优秀文化的萧条造成在商品大潮冲击下的社会风气浮躁，学术与金钱、权术挂钩，又严重影响大学学风。大学俨然沦为社会风气的牺牲品，学术腐败严重，官本位突出，早已不再是“转移一时之风气”的大学了。囿于学术环境和政治，思想大环境的限制，导致一流人才大量流往国外，“星条旗下一流人才，五星红旗下二流人才”的局面方兴未艾。

与此相应，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是，中国在机械，造船，电子，精密仪器等关键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而遭到技术垄断。国防科技工业，航空工业缺乏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而落后西方强国；自主创新，原创性成果在世界科坛尚未形成气候。导致国家产业迟迟未能完成升级和转型，技术落后导致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又进一步凸现出来。从长远上缺乏一流大学导致文化软实力不足，对世界影响力不强。“中国在没能输出价值观之前，是不会成为大国的。”

五四的旗帜是“科学与民主”，岂有偏废之理？有科学而无民主，则科学无以昌明；有民主而无科学，则民主徒托空言。中国在五四后出现了一批学术大师，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学生，也在海外成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总之，当前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是高大的平庸，大学成为有体无魄的“象牙塔”。

观古鉴今，可以看到，目前我们实行的免费义务教育在民国时期已经开花结果，大批学子从中受益。所以可以说，多从民国教育中汲取经验对于发展现代教育是非常有裨益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太多。

四、建国后的教育状况

1、党的教育方针的制定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共和国的性质与任务，规定了共和国政权机关的组织原则和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方面的政策原则，以及人民的权利与义务。它对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的各项工作，起着规范和指导的作用，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共和国教育的发展方向。

在《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中，对于共和国教育的性质、任务、方法，以及教育工作的步骤与重点明确地做出了以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应“提倡国民体育”。

《共同纲领》又规定：“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

此外，《共同纲领》还规定：“人民政府应帮助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举行成立典礼。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与直接领导下，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研究和解决了当前全国教育工作中的一些共同性的问题，确定了全国教育建设的总方针，明确了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步骤和发展新教育的方向。

这次会议取得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成果。其要点是：

（1）重申了共和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其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其方法是理论与实际一致。其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并强调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是一个“坚决改造”和“逐步实现”的过程。当前必须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防止在工作中出现“左”的或偏右的倾向和急躁情绪，以便积累比较成熟的经验。

（2）明确了建设共和国新教育基础和途径。提出“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 [2]的方针，这样才可以在改造旧教育和建设新教育的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启示，取得更大的成绩。

（3）强调了教育必须为工农服务，必须为国家的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提出教育工作的发展应是普及与提高的结合，即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把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普及上面，并将这种教育与国家建设的需要（目前的需要和长远的需要）密切地联系起来，使教育有计划地配合生产建设，培养各种建设人才。同时，各级各类学校都必须向

工农开门，招收工农干部和工农子女入学。

（4）根据新老解放区的不同情况，提出了新老解放区办教育的任务和原则。对于老解放区的教育工作，应以巩固和提高为主，为适应群众需要做某些发展；要着力解决师资、教材问题。新解放区教育工作的关键是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旧学校的教职员除个别反动分子外，都应继续留用；要在师生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逐步树立革命人生观；要维持原有学校，逐步做到可能与必要的改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根本转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教育的发展成为共和国教育史上教育建设的第一个高潮。

为了明确地、系统地、概括地阐述党和国家的教育建设方针，教育部党组书记钱俊瑞于1950年在《人民教育》上发表了《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一文。指出“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这就是当前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中心方针。离开这个方针，我们就会出偏差，就会犯错误。”这篇文章创造性地阐述了共和国成立后如何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问题，结合当时的实际，将《共同纲领》提出的文化教育纲领具体化，提出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全国教育建设工作的指导方针。

2、 建国前后党的文化教育政策

1948年之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解放区的不断扩大，为适应战争与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决策，规定了对新解放区的教育方针政策，即“维持原校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是以争取团结为主。但随着局势的发展，特别是建国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党对新解放区的教育政策有了显著的变化，从对“维持原校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转变为“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法”，这种变化来自于对于改革旧教育的既定方针。根据中共中央所制定的文教政策，人民政府重视高等教育的整顿和改造，开始全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因此，了解党在建国前后有关文化教育政策，对于研究建国初期高等教育的改革是必不可少的。

（一）“维持原校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

194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做出了《关于对中原新解放区知识分子方针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第一次提出了对于原有学校的政策，“在敌我往来的不巩固的地区，对于原有学校，一概维持原状。在较巩固的地区，应帮助一切原有的学校使之开学，在原有学校的基础之上，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例如在课程方面，开始时可取消其‘公民’课，其余课程照旧，然后供给新的政治，国语，历史课本，其余仍照旧。例如在教职员方面，除个别极反动的分于及破坏分子以外，其余全部争取继续教书，因误会而逃走的亦应争取回来。”

1948年7月3日，中央在《中央批转陈克寒关于新区宣传工作争取青年知识分子致新华总社电》中对“维持原校逐步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进行了阐释：“所谓要维持其存在，就是每到一处，要保护学校及各种文化设备，不要损坏，要迅速对学校宣布方针，并与他们开会，具体商定维持的办法，否则大批学校就要关门，知识分子会被敌人争取去。所谓逐步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就是在开始只做可以做到的事，例如取消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其余一概仍旧，教员中只去掉极少数的反动的分子，其余一概争取继续工作，逃了的也要争取回来。”可以看出，党在解放战争末期对原有学校“逐步加以必要

与可能的改良”的政策仅仅是暂时的，“在开始只做可以做到的事”，这也预示着这种对原有学校的“逐步加以必要及可能的改良”政策将会随着局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对于原有学校“逐步加以必要及可能的改良”的政策很快具体落实到原有的大学。1948年6月21日，东北局宣传部就“今后收复城市，如何接收大学，大学教育办法如何”等问题向中宣部请示。7月13日，中宣部做出了《关于新收复城市大学教育方针的指示》，重点说明对原有大学的政策：即“收复城市后对于原有大学的方针应是维持原校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相应地，还指出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高级知识分子可以安心，便于争取，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是国家的重要财富之一。再则我们自己办教育的力量还不够，与其釆用急进而冒险的政策，不如釆取稳扎稳打的政策，先维持然后慢慢改进。”但是，具体到对原有大学采取什么方式，怎样改良等问题，中央似乎并无具体的办法，“改良的办法很多，但必须是必要的与可能的，这方面我们尚无实际经验。”

建国前的局势，即党还没有完全夺取政权这一事实决定了这一时期党对新解放区的文化教育政策特别是对大学的政策必然是“维持原校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很显然，这种政策只能是暂时的，而且落实到具体怎样对大学“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当时的中共中央除采取取消反动的政治课与废除训导制外，似乎并无明确的办法。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大体如是。 （二）“为生产建设服务”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1949年3月5-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这是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并指出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其他一切工作，包括教育工作都要为生产建设这一方针服务。“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还特别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釆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2]这个发展方向的提出预示了这种一切工作“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政策将很快由为生产建设服务发展成为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服务的趋向，也就是为国家的工业化服务。事实上，建国初期所制定的各项高等教育的政策均是在这个大前提下制定的，均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

1949年11月1日，以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和高等教育委员会为基础建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11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华北区及京津两市专科以上院校主要负责人联席会议讨论高等教育改造方针，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兼任中共教育部党组书记）作总结时指出：“高等教育应该是在现有基础上，实行坚決的和有步骤的改造，在目前还不能大大的发展。改造的方向是一切服务于国家的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重申了高等教育的改造方向。

后来，钱俊瑞在《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中对教育要为生产建设服务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当前教育工作的重点和主要目标，应该是为生产建设服务。其理由仅仅是因为生产建设为整个国家建设的命根子。我们一切努力都应该围绕着

这个命根子。”并指出在现阶段为生产建设服务的人民教育的内容应该着重“树立尊重劳动和热爱劳动的正确观点与习惯”，着重“发展科学与技术的教育，并将这种教育与经济建设的需要密切地联系起来”。 （三）“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法”新中国成立后，在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共同纲领》提出了改革的具体内容，即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与教学法。《共同纲领》中规定的文教政策，不仅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性质的反映，也是制定新中国初期高等教育制度的基本依据：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思想为主要任务。

第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

第四十七条 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6] 教育部于1949年12月23-31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开幕词中说：“中国的旧教育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是旧政治旧经济的一种反映，和旧政治旧经济借以持续的一种工具。它提倡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它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的统治者服务的??代替这种旧教育的应该是作为反映新的政治经济的新教育，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这种新教育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随后，他指出“我们要实施的这种新教育和旧教育是性质上完全相反的东西，是势不两立的。因此，我们对于旧教育不能不作根本的改革，而这种改革正如共同纲领所规定，必须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来进行。这样，在我们面前就发生了一系列问题，如全国教育的制度，各级学校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师资等等，都要求一个彻底的，同时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变革和解决。这就是摆在我们全国教育工作者面前极其复杂艰巨的任务。” [7]在这次会议结束时，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作了总结报告，在这次总结报告中，教育部开始提出我国的教育建设要向苏联学习的问题，“我们的教育必须根据共同纲领，以原有的新教育的良好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的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并决定创办人民大学以“接受苏联的先进经验”，认为“这将是新中国的完全新式的高等教育的起点。”

3、 进行的初步改造

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区共有高等学校205所。其中，省市立的公立学校124所，私立学校60所，教会学校21所。[8]在“维持原校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的总方针指导下，党和政府釆取先接管、接收和接办，然后逐步加以改造的方法。先后接管了旧中国的公立学校；接收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收回了教育主权；接办了私立学校，改为公立。同时，对于接管的学校进行了初步改造。在对高等教育初步改造的过程中，以课程改革为主要内容。 （一）课程改革

华北人民政府第五次政务会议决议设立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其前身是北平文管会），委员会于1949年6月1日成立，[9]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成立后，致力于对旧大学的改革，总方针是“坚决改造、逐步实现”。 [10]当时，对大学课程的改革是改造旧大学的首要环节，主要包括对业务课程的精简以及开始政治课的学习，政治课的学习是当时课程改革的中心环节。8月10日下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召开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对于各大学共同必修课的订定，文法学院各系改革等问题都作了详密的研讨与决定。关于各大学的课程改革，决定各大学院校全校共同必修课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包括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简史）两种。

9月10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举行华北各大学公共必修课之一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座谈会。会上一致同意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教学目的是要使同学从教学中初步领会开始建立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着重培养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与处理矛盾与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方法与作风。其次讨论了教材问题，决定以斯大林所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教材，并应阅读毛泽东所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斯大林所著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以及《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文件书籍。[12]后来，钱俊瑞在解答高教会学习委员会各校所提问题时对于政治课的目的作了具体的回答：“改造思想是长期的工作。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先得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和什么是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是改造思想的先决条件。政治课要答复这个问题，使每个同学都能具备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条件。” [13]政治课的学习除改造旧思想外，“同时也为其他一切改革工作创造条件”。[14]因此，政治课的学习在当时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

业务课程的改革从文法学院的课程开始。因为各大学专科学校的教育，尤其是文法学院各系的教育，当时被认为是“充满着唯心论、机械论，以至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思想。” [10] 6月6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会议确定了五项任务，其中第四项“为研讨文、法、教育学院学制课程改革事宜，决定组织历史、哲学、文学、法律、政治、经济、教育等七组分别进行，并推定范文澜、艾思奇、周扬、何思敬、钱端升、李达、张宗麟七人为以上各组召集人。” [15]讨论课程改革具体事宜。经过反复讨论，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于1949年10月12日公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1]在这个《暂行规定》中，除规定以废除反动课程（如国民党党义、六法全书等），添设马列主义的课程，逐步地改造其他课程为各院系课程的实施原则外，还指示“各系外国语应尽可能设俄文课。”[16] lO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真实施文法学院的新课程》号召在教育制度上学习苏联经验，“尤其重要的，我们应该注意研究与学习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大学教育的经验，并给合我们自己的情况，适当地采用他们的经验??学习苏联的经验对我们是十分有用、十分必要的。” [10]传达了要以苏联模式进行改革的信息。1949年10月20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举行第四次常委会及最后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董必武指出高教会尚未解决的问题，如理工农医的课程改革问题，即将交由成立的新高教会釆继续研究。华北高教会正式结束。[17]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后，。于11月17日召开了华北区及京津两市专科以上院校主要负责人联席会议，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总结时强调：“业务课程必须切合建设的需要，反对好高骛远、教条主义，但同时要注意科学理论的系统

学习，必须做到理论与实际结合。业务课要实行必要的精简。” [4]特别是理工学院的课程，被认为“不合理处仍然甚多，最主要者为各系教学方针任务不明确，课程教学与工业建设脱节，内容尤多失之过于空洞抽象、繁杂，严重影响了学习效果及学生健康。” [18]因此，教育部提出精简理工学院课程的号召。宣告了继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改革之后，开始了对大学理工学院的课程改革。1950年3月初，教育部即邀请了京津各大学理工学院部分教授举行座谈，确定了课程改革的原则、步骤和具体方法。在座谈会上就理工学院的主要科系成立了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电机、机械、土木、化工等八个课改小组，推定了各组的召集人。经过各校有关各系师生讨论，提出了种种提案，送交召集人整理为初步草稿。3月19日，举行讨论会，修改完成初步草案。与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不同的是，这八个学系的课改草案中，不仅确定了各系的教学任务，详细载明公共必修、系必修、分组必修课程，而且还订定了选修课的名称、内容及每星期学习时数（有的更分别说明上课、实验及自学时数），大多数还规定了学生每周学习不超过60小时。此外，在各系课程草案中，大多数提出加强实习，以求符合于理工学院课程教学结合生产建设的教学方针。为了达到配合工业建设之目的，教育部把各系课程改革的初步草案分送有关业务部门，如财经委员会、重工业部、燃料部、交通部、铁道部、水利部、中国科学院等机关及全国设有该系的大学广泛征求意见。[18] （二）初步的院系调整

除了课程改革外，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召开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各大学院系调整问题，拉开了院系调整的序幕。1949年6月27日，公布了《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关于南开、北大、清华、北洋、师大等校院系调整的决定》：“取消下列各校中之各系：南开哲教系，北大教育系，清华法律系、人类学系。南开哲教系、北大教育系三年级生提前毕业，二年级以下转系，清华法律系学生可转人该校各系或北大法律系或政法学院，人类学系并入该校社会学系。取消各系教授之工作，在征得本人同意后尽各校先分配，亦得由高教会分配。”[9]（P，420）

华北高教会为贯彻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使大学农科更能配合新中国的农业建设，决定将华大、北大、清华三校农学院合并，组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农业大学。 1949年9月29日，公布了《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关于成立农业大学令》。[2]此后，组成了农业大学筹备委员会，钱俊瑞为主任委员，乐天宇、俞大绂、汤佩松、黄瑞纶等七人为常务委员。校址设在北大农学院的旧址，并在京郊罗道庄（原北大农学院）设立临时办事处，北京城内静生生物调查所设问询处。[19] 为使高等教育更好地为国防和经济建设服务，中央教育部于1951年3月7日召开了全国航空系会议。钱俊瑞在开幕词中指出，根据目前国际形势及在抗美援朝保卫祖国的前提下，培养国防及经济建设的干部是中央教育部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并指出现有的航空系必须加以调整、巩固与发展。并希望这次会议顺利成功为今后其他院系调整与整顿开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在会议上，经过讨论，决定将西北工学院、北洋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四校的航空系合并在华北，准备在清华成立航空学院。西南各校的航空系全并在四川。华东其他各校的航空系暂不合并。

4、 全国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

随着对旧大学课程、学制、行政组织改革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台以及改革旧教育的逐渐推进，特别是国家经济建设的恢复及发展，高等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

日益明显，另一方面，国家面临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要求高等教育密切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的建设，并根据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有高等教育的内容，要求高等学校准备和开始为工农开门，并使高等教育随着国家建设的逐步走上轨道，逐步走向计划化。[22]当时各产业部门提出高校培养人才要求“多”、“快”、“专”，也就是所学的业务要专，所用的时间要短，所造就的人数要多。钱俊瑞在《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中指出，为了有计划地配合生产建设，

全国高等学校的分布必须根据国家建设的总计划，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调整，提出了全面院系调整的要求。这篇文献是在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前发表的，再次向广大知识分子传达了教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要求，明确对旧高等教育坚决改造的政策，并且提出当时改革旧教育的主要任务是课程改革与院系调整。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一）几个问题的争论

1950年6月1-9日，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了高等教育的方向与任务、大学如何培养国家建设急需的人才、课程改革、院系调整等几个问题。为满足当时产业部门对人才的培养提出的“专”、“快”、“多”要求，教育部在大学任务的确定、课程改革、院系调整等一系列问题上，表现出使大学专科化的倾向。对于大学与专科学校，大学的教授们认为两者应有区别，大学的任务是发展学术，培养具有系统、全面的理论基础，创造知识的“通才”，而专科学校以培养“专才”为任务，即在必要的理论基础之上，重点进行实用的技术性教育。如果大学主要承担培养“专才”的任务，将会对国家长远的发展不利。在争论高等教育的任务时，大多数的意见是反对把大学降低为技术专修科的。但为了解决严重缺乏千部的问题，最后釆取了“利用现在大学一部分师资和设备来协力解决当前经济建设中的困难。”一致同意“在各大学各学院添设必要的系和设立切合实际需要的专修科或训练班。” [23]

“理论联系实际”问题是第一吹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讨论比较激烈的问题，发言最多。当时绝大多数教授对“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教育方法均表示赞同，也承认旧教育内容脱离实际、旧教育的必须改革。[23]（P，217）但对理论怎样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理解，由此必然引发怎样进行对旧高等教育改革的不同看法，反映到对课程改革上，就形成了反对以“实用”为标准来取舍课程的观点，实际上反对过多取消基础课程；反映到改革学制上，反对把工学院独立办理；反映到院系调整上，则对进一步的院系调整不赞成。

由于在讨论各项问题时分歧很多，特别是在高等学校的性质任务、理论与实际一致、课程改革与实施方法等原则问题上更为明显。从这些分歧所反映出来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与改革高等学校问题的复杂性和可能遇到的困难，教育部显然事先估计不足，对于有些问题的提出，教育部也意识到可能过早了。[7]（P，42）但这并不影响中央对坚决改革旧的高等教育的决心，这可以从当时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钱俊瑞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结论上看出来。在这个结论中，钱俊瑞根据教育要服务于国家建设这个根本标准，指出要坚决地改革旧的高等学校，“因为旧的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恰正是教育与国家建设脱节（学非所用），是理论与实际分离，是大学之门工农莫入。反对进行这种改革是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是错误的。片面强调困难，或用种种藉口，拖延不改，也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就会违反共同纲领的要求，贻误国家的建设。”对在高教会上出现的分歧和争论，他强调了“实行这种改革的关键是教师的提高和培养，今后我们对于这

个问题应特别加以注意??对于教育内容的改造，即思想的改造，我们决不能性急。”并指出改革旧教育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过程。” [24]从钱俊瑞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绝大多数教授与教育部在怎样改革高等教育的问题上是持不同意见的，这就使得当时中央所要坚决实行的全面的高等教育改革工作遇到了重重“阻力”。因此，对这些教育者进行再教育，进行思想改造，也就势在必行了。 （二）五项草案的颁布

高等教育会议结束后，通过了《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专科学校暂行规程》、《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25]、《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26]以及《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27]五项草案。1950年8月，政务院又做出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这一系列法规及有关会议的政策决定，实际上标志了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初步建立，标志着高等教育向社会主义方向的转变。

在《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中，首先规定了高等学校包括大学和专门学院两类；大学及专门学院设若干系；附设切合实际需要的专修科或训练班；由一种课目或性质相近的课目的全体教师组成教学研究指导组（简称教研组）为教学的基本组织。教育部副部长韦悫对此有详细解释：大学和专门学院必须分工，“这是达到理论和实际一致最有效的办法。”“是为着使高等教育为各项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服务，同时是为着使大学和专门学院各自易于发展。这是我们发展高等教育的新方向。” [28]这实际上以法定的形式确定了大学和专门学院的组织形式，已经预示了按照“新方向”来调整高等学校势在必行。 对于高等学校的任务，《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中第二条作了如下规定：为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进行教学工作，培养通晓基本理论并与实际运用的专门人才：如工程师、教师、医师、农业技师、财政经济干部、语文和艺术工作者。[29]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必然要通过具体教学来实现，因此，改革高等教育内容具体落实到课程改革上。《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中指出继续对高等学校的课程实行改革，要求高校各系课程必须密切配合国家经济、政治、国防和文化建设当前与长期的需要，在系统的理论和知识的基础上，实行适当的专门化，应根据精简的原则，有重点地设置和加强必需的和重要的课程，删除那些重复的和不必需的课程和内容，并力求各种学科的相互联系和衔接。1950年9月13日，经过多方讨论后的《高等学校课程草案摘要》颁布，其中包括高等学校文法两院各系课程草案摘要和高等学校理工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摘要。在这个课程草案中，对于每个系具体培养什么人才均有具体规定，并根据各自不同的任务规定各系的必修课、选修课。例如，中国语文系的任务是“培养学生充分掌握中国语文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思想，使成为文艺工作和一般文教工作的干部。” [30]此外，《高等学校课程草案》还对各系的课程的内容、讲授目的、学时学分、教材等均有详细规定。此草案的颁布标志着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对于各系具体任务的确定使得这种深入有了明确的目标。

5、 对高等教育工作者的思想改造

对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既定的方针。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最集中的领域，所以这一政策率先在教育界贯彻，并推向全国。在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政策的基础上，从1950年下半年，特别是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之后，逐渐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这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运动及国

民经济在恢复中改造与发展的客观形势密切相关。

组织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学习，目的是提高政治觉悟，反对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知识分子参加政治学习的组织形式有三种，一是参加革命大学或短期培训班；二是参加教育行政机关举办的假期研究会、报告会、讲习班等；三是参加本单位的学习小组。[31]政治学习的具体内容，始终没有统一的规定，北平刚解放时各校自发的学习活动，讨论时事政策占了相当的比重。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上指出理论学习必须密切结合思想实际，即“把理论学习作为改造思想的武器，改造思想作为理论学习的直接目的。”表明政治学习的内容要与实际联系到一起，这就使教师们政治学习的目的从增进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对新中国的政权的认同转变为联系实际，转变为对学术思想的批判，为改造旧教育服务，为改造思想服务。例如，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第一班业务批判是在六个多月的政治学习基础上进行的，业务批判的学习，共分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教育、法律、文艺、自然科学等八组，说明业务批判“主要是挖掘旧业务的思想根源，并找出旧业务的主导思想怎样支配了他的行动。” [32]当时，“超阶级”、“超政治”是每一个业务组都首先批判了的旧业务思想。批判了代表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宇宙观。其次，每个业务小组又批判了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机械的思想方法和不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理论与实践脱离的错误。[33]通过政治学习，教师们不仅认同了新政权，而且更重要的是，教师们开始检讨自己的阶级立场和业务观点，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初步的思想改造。

知识分子参加土改，是当时中央所号召的。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中说：“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 [34]在中央的倡导下，1949年底至1951年底，数十万的知识分子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当时参加土改的高校教师和学生们基本上是以工作队员的身份出现的，因此，诸如了解农民情况、发动群众、整顿农会、准备和召开控诉大会、斗地主恶霸、初步审查地亩与划成分、分田地等等一系列土改工作他们都参加了。回校后，他们经过认真的思想总结，收获颇为明显，主要表现在阶级立场、阶级观点、阶级意识、劳动观点、群众观点的确立、阶级感情的转变，以及对于自身及旧学术的批判等许多方面。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转变是参加土改工作的知识分子公认的主要收获，因为在农村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知识分子们不得不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也不得不在土改中确立自己的立场，几乎所有的土改总结中都首先谈到了自己阶级立场的问题。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吴景超教授《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心得》[35]一文。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的获得也是土改的重要收获。通过土改，教授们参与到了热火朝天的社会生活中去，真切的认识、体会到了社会巨大、深刻的变革。也认识到了在新的制度的建立后，为了认识、融入社会，自身必须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这为后来进一步的思想改造奠定了基础。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为了动员广大群众支援战争，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运动中要求“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1950年11月1日，《人民教育》发表社论《开展抗美援朝的政治教育》，要求中等以上学校系统地揭露、批判美帝国主义过去在中国所传播的一切有毒害的思想影响，一切对美帝的幻想，国民党过去的欺骗，恐美病，所谓美国“民主”，美国生活方式，美国科学、文化，美国的强大等等。[36]在这场运动

中，知识分子成为当然的重点，特别是教会大学。控诉美帝的文化侵略使曾接受美国教育的知识分子第一次受到了触动，通过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极大地消除了亲美、恐美心理，这就为后来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进一步消除崇美思想打下了基础，也对在意识形态领域清除帝国主义文化意识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

1951年暑假期间，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组织全校职员进行了40多天的政治学习，根据这次学习的经验，他建议把它推广到全校教师中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认为这种学习在全国高等学校中是必要的，决定组织北京天津20所高等学校的3000多教师同时进行改造思想的学习，并且准备利用北京、天津的经验，进一步向全国高等教育界普遍展开这个改造思想的学习运动。为了统一领导北京天津两市高等学校教师的这一学习运动，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下成立了“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总会”（简称总学委会）。全国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首先在京、津高校中拉开了帷幕。[37]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中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短评——《认真展开高等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短评指出教师的思想改造是当前改革教育工作上的一件值得十分重视的事情。“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作，乃是改革旧教育的重要前提之一。”此外，短评还指出北京、天津各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对于全国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对于全国高等学校，具有示范的作用。希望中央教育部能够把这次学习运动的经验，及时推广到全国各高等学校中去。[38]这样，从京津高校开始的学习运动最后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大致看来，这场运动由三个阶段组成：一、动员学习；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组织）清理总结。

1952年1月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发出通知，决定 目前全国各界社会人士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要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39] 1月22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宣传文教部门应无例外地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指出“‘三反’运动是目前最实际的思想改造，故教育界、文艺界的思想改造学习未开始者应由‘三反’开始，已开始者亦应转入‘三反’，在‘三反’斗争中解决资产阶级思想问题，然后再回到原定计划。”并对在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作了具体规定，提出各级学校教师都要“洗澡过关”：各级学校的教师和高等学校的学生均应参加“三反”运动的学习，其有贪污浪费行为者亦应坦白。1952年3月13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指出各地高等学校要批判和打击现在学校中仍普遍和严重存在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如崇拜英美、狭隘民族主义、宗派主义、自私自利、对人民国家不负责、保守观点等），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在极大多数学校现在仍然居于实际的支配地位，严重地阻碍教育的改革和国家建设人才的培养。因此，“每个教师必须在群众面前进行检讨，实行‘洗澡’和‘过关’。”“为进一步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教育事业的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础。”

历时一年多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到1952年秋基本结束，通过这一运动，使广大知识分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初步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改革旧的高等教育奠定了思想基础。

1952年4月16日，全国工学院调整的方案公布，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积极实现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指出“我们的国家正在积极地准备走向

工业化。要发展工业，首先是重工业，就迫切地需要大批的高级技术人才。”“培养工业技术人才，对国家的工业化具有决定的意义。全国工学院的调整对于我国工业人才的培养将有重大的贡献。” [40]这实际上阐明了院系调整要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重大意义。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公布后，经过“三反”运动“洗澡”的高校教师们纷纷表态，表示坚决拥护院系调整。此次的院系调整是参照苏联经验而进行的一个带根本性质的改革高等教育的步骤。之所以说它是带根本性质的改革，是因为它不仅把几个学校同一类的师资和设备合理集中在一起，使人力物力发挥更大的效率，同时，此次院系调整是根据苏联的制度，把过去的教学制度、教学组织、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等一律加以根本改革，走向了具有高度计划性与组织性的苏联教学制度。因此，“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是顺利进行院系调整的与课程改革的关键”。[3]这次的院系调整工作“不仅是量的改变，同时更是质的改变。不仅是形式的改变，同时更是精神的思想的改变。”

6、严重的挫折

（一）文革时期的高等教育概况

文革前全国高等院校在校学生大约20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例很少。这些出生于解放前生长在红旗下的年轻大学生显然是国家的骄子。尽管1960年以后各个高校均拒绝录取某些高考成绩达标而“出身不好”的学子，但当时的在校大学生从整体上说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但是从天而降的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地改变了这批骄子的命运。

1966年在毛泽东的直接号召下，中央文革的直接指挥下，以北京高校为首的在校大学生们义无反顾的充当了造反的先锋。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外信息受到高度控制，全国人民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世界革命的领袖。革命和斗争的元素每日都充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968年，毛泽东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一段话被称为“七二一指示”。1970年开始，许多大学按照这个指示招收“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由各地各界单位推选，选择对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贫穷、政治思想激进的二、三十岁的青年，与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基本无关，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工农兵大学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泽东思想改变教育系统，即将激进的思维强加到各大院校中。工农兵学员虽然文化水平低，但是由于其政治立场和后台，往往可以随意批判学术权威，他们中还有不少人编写政治思想符合毛泽东愿望的教材等供中小学使用。在新的体制下，意识形态的灌输取代了知识的传授，学校的中心任务是培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新人。1973年，辽宁考生张铁生因为在高校招生考试中交白卷而成为‘反潮流英雄’，文化虚无主义之风迷漫全社会。

工农兵学员招收持续到1976年，虽然也有个别人日后做出成绩，但总体上这是中国各大院校历史上学生地位最高而学生素质最低的奇特阶段。这一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步履维艰，即使在文革结束后，也是一时难以恢复元气！从国立华侨大学文革前后的发展，我们可见一斑！

十年文革令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取消。文革开始后的数年内，中国各级、各大教育机构基本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图书馆藏书被

焚烧，在校园内发动武斗，教师被当众羞辱、打骂，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知名学者往往不堪羞辱，选择自杀。文革给教育带来的是什么？在这我们只能说，过去了30多年的文革带给我们的是反思！活在身边的华侨大学在文革前后的故事就是我们值得记住和反思的典范！ （二）、文革之前的华侨大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大量华侨从居住国返回中国大陆，至1957年，回国求学的华侨青年达到了四万余人。六十年代前后，华侨数目最多的东南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排斥华侨事件，华侨回国人数达到峰值，仅1960年一年，归国侨生就达到了二万余人。

1959年，为了解决大量侨生深造的问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起草了关于创办华侨大学的报告，由廖承志亲自签署，呈送国务院研究批准。1960年，4月12日，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召开三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和全国侨联在京常委十四次会议，就《创办华侨大学方案(草案)》进行讨论，最终在北京、广州、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等城市中确定在泉州创办华侨大学，时任福州市委书记处书记谢白秋主持华侨大学筹备工作。5月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确定现校址，晋江地委成立华侨大学筹备处。9月，华侨大学借用福州师范学院办学招收的84名中文系学生，和借用集美补习学校办学招收的196名预科生报道注册。10月正式上课。1961年，8月17日，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教育部联合向国务院正式呈报《创办华侨大学方案》，11月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华侨大学办学，由此学校确定1960年11月1日为华侨大学校庆日。另外增设了数学系和化工系，在集美补习学校招生办学。1962年，教学楼建成，学校正式搬入正在建设的泉州本部。增设了政治、物理、医疗、艺术和热带亚热带作物5个系7个专业。中文、数学和政治三个系在校本部办学；化学系、物理系和热带亚热带作物系，在原泉州师院校舍办学；由已停办的原厦门医学院部分干部和教师组成的医疗系，在医学院原址办学；北京华侨补习学校歌舞班成立为华侨大学艺术系，在北京办学。发展势态喜人！

在随后几年中华侨大学如东南的一朵花在绽放，身为侨校为侨服务，更为国家的建设培育了不少人才，践行了“会通中外，并育德才”宗旨，但1966年来的太过突然，给了华侨大学一个措手不及！ （三）华侨大学在文革

1966年全国高校相继陷入混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步入黑夜之中，华侨大学也不例外！

1966年4月，政治系一、二级和中文系一、二、三以及土建系一年级师生迁往建宁。5月，代理校长韦悫根据中央《二月纲领》精神，向全校师生作学术报告，部分师生有意见，贴出大字报，华侨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就此开始。建宁分校除了少数留守人员，全体师生自动撤回泉州校部参加运动，在云霄、晋江、惠安参加“四清”运动的师生亦返校参加运动，而远在海南的热带作物系师生亦有部分返回。学校此时开始停课闹文革。伍治之、蔡楚吟、谢白秋、韦悫、林汝楠等校领导被游斗、批判。6月，福建省委下派工作团进校，未能控制局面。如同其他高校一样，华侨大学陷入到了造反夺权、揪“走资派”、斗“反动学术权威”、批“修正主义路线”的混乱之中！华侨大学开始瘫痪了！

1968年，6714部队的军宣队和泉州运输总站的工宣队进驻学校。12月26日，学校各派实现大联合。

受极“左”思想的影响，1969年，2月10日，华侨大学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此时已经无法正常教学。11月，福建省革委会在“关于下放干部、教育革命问题”的会议上，做出了撤销华侨大学的决定。同年，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被撤销，侨务工作归属外交部。

1970年，1月17日，福建省革委会正式发出“关于撤销华侨大学的通知”，华侨大学被迫撤销停办。在建的陈嘉庚纪念堂停工，泉州本部和建宁分校的设备、图书、师资、校舍等被分散到其他高校、地方政府。华侨大学停办后由福建医科大学接管。华侨大学留守处成立，华侨大学宣传部原副部长卢守德担任留守处负责人，直至学校复办。

在这段十年浩劫期间，华侨大学和众多高校一样，基础设施破坏不说，大学之精神在哪呢？大学不正是一个孕育大学精神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地方吗？而在这十年中，我们确实是丢失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乃至在破坏许多我们本已植就灵魂的希望！

（四）华侨大学的文革后遗症

文革结束后，国家开始进行拨乱反正，党政领导人也开始在反思动乱中的错误，教育事业也慢慢恢复和重建。华侨大学和暨南大学的问题也摆上了议事日程，在1978年4月1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务院侨办《关于恢复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有关问题的请示》，之后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华侨大学开始重建！

1978年，华侨大学复办不久，即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领导下筹备设立华侨大学董事会，1980年元月，华侨大学董事会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届一次会议。董事会的宗旨是“为把华侨大学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使之适应海外和港澳台地区的需要，协助政府办好华侨大学，对华侨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实质性的支持，对学校重大事务起决策和审议的作用” 第一届董事会由海内外热心华侨高等教育事业的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组成。虽然华侨大学的发展在董事会的领导下有了新的转机，但长达十年的文革使华侨大学受了很深的内伤，华侨大学和其他高等学府一样有着文革后遗症！

第一点就是文革十年教育风气乱了套，教师是臭老九，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文革结束后，轻视教育、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错误思想仍然存在，教育工作方面的‘左’的思想影响还没有完全克服，教育工作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

第二，虽然华侨大学成立了董事会但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依然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活力，政府部门应该管的事却没有很好地管起来。

第三、由于文革中，华侨大学正常办学被打乱，乃至后来停办。重建后的华侨大学内部的科系、层次比例失调；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陈旧落后，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落后于当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第四、在文革中华侨大学的图书馆，仪器设施被大肆破坏，在华侨大学复办后，学校的基础设施在短期内难以重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不了学校发展需求。 反思历史，往往是要检讨当代，是要为了更好发展！华侨大学的文革后遗症该怎样治疗呢？这是面临同样问题的各高校和社会值得深思的问题！

7、文革的总结与思考

文革是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文革\时期,全国的许多高等学校经历造反、夺权、搬迁、改制、合并、撤销等种种磨难,大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全面停顿,教育教学秩序陷于混乱状态。高校发展在这一时期基本背离了规律,异化为斗争和运动

的场所。国立华侨大学作为一所侨校也在文革中经历了种种磨难，文革之后留下了一些急需解决的后遗症！

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大学，后来历经发展，主要是英国、德国、美国的大学的不断转型，形成了高等教育的三项职能即：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获得长足发展，改革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初步形成了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多种层次、多种形式、学科门类基本齐全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高级专门人才，在国家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我们反观近现代的中国历史，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事业有了新的生命力，发展良好，高等教育发展苗头很是喜人。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高等学府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北京大学等老牌高校也保持雄风。但好景不长，50年代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给教育事业以巨大冲击，高等教育遭受打击，尔后的文革更是让我国高等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痛楚，新生的国立华侨大学在蒸蒸日上时期面对文革也手无所措！

历史不能被遗忘！历史是面镜子，反思文革时的高等教育，于国于家与自身都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回避历史，等于背叛历史！如果身边的历史都不能够了解和反思，那很可能会陷入到一种空谈中！而我们往往要从我们身边的历史，去反思！华侨大学与我们很近，她在文革前后的发展就是一面值得反观当时历史的一面镜子！

文革时的高等教育到底给后世带来了什么？我们该如何重新构建大学之精神？这些问题放到现今社会是个很沉重的话题，但我们却不得不在了解历史之后去思考这些问题！

但过去了多年的文革，这段历史在民众的心中到底如何呢？了解这段历史的是越来越少，还是多数中国人仍能会追思文革？对于高等教育在文革时的遭遇，以及之后的硬伤，我们自己看到了吗？

对于文革中高等教育发展的反思和之后的重建，政府和一些学者都做出一些行动，特别是在尊重教育，发展高等教育的硬实力方面都作了许多工作，但回到当初的历史和比较今天的实际状况我们却发现我们反思的其实太肤浅，重建的手段倾向于表面。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陈平原在广州大学发表演讲时，严厉批评中国的高校现状：“中国大学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像官场！”“我反对第一流学者当领导！有的学者当了领导还在做学问，乱套了！”对于当下大学的办学方式，陈平原教授毫不犹豫地指出，大学行政主导倾向太突出：“按教育部规定来办学，很可能把一千所大学办成一所大学。今天中国的大学有级别、专业的差异，但面貌过分趋同却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很多教育部、行政部门的退休官员，都去高校做院长、做领导，尽管这带来了资源和人脉，‘办事’方便多了，但是大学里行政力量越来越强，这就干预了大学的发展，造成大学关系带的扭曲。”由此看看，我们的反思彻底吗？我们的重建是怎样的呢？

文革时高等教育本不应该牵扯进去，却被政治绑架了！而今的重建又岂能再一次被挟持！反思与重建的重点应该在于重建大学之精神上。华侨大学、暨南大学等几所高校建立了董事会制，在某些方面是独立的，但大学独立精神和自由之风并没完全复活，如果大学事物可以被外界随时干预，文革时的状况也有可能随时发生！这有点危言耸听，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文革时期，知识分子们的独立人格和独立之精神的抹杀，大学独立自由之灵魂被绑架确实使得我们的民族蒙难

了！而今谈反思谈重建，正是要去寻找当时我们丢失的东西，也是那核心的东西！

当文革这面历史之镜照向我们时，请不要回避！直面它吧！并拿起勇气和智慧去反思和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

教育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国家和个人联系紧密，它在文革时期遭受了挫折，给今天的教育发展也带来了不良影响，作为后人我们反思的同时也要采取切实措施，让高等教育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五、中国现代高等教育

1、开端

1966年6月，中国高等院校停止招生，研究生招生工作和选拔派遣留学生工作同时停止。 1966年到1977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几近瘫痪，没有高考，没有经过统一正规考试的大学生在校学习。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此次会议决定恢复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 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期盼多年的考场。1978年夏天，又有590万考生参加考试，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冬夏两季，共招生录取了40.1万多名大学生，这只是参考人数的1/29。 恢复高考是中国教育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高考的恢复提升了高等教育质量，使中国的人才培养也重新走上正常健康的轨道。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1977年8月4日早晨，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

1977年的招生对象为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 这是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1978年2月，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进入大学校门。这是清华大学1977级的学生在课堂上。

1977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少年班，招收了21名少年大学生。这是少年班的学生在上物理实验课。

1982年7月6日，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张筑生，顺利通过论文答辩，成为我国第一个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张筑生留校任教后，全心全意投入基础教学和教材编写工作。曾带领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队，在国际比赛中连续五届夺得总分第一。患病12年坚持在教学一线耕耘，2002年去世。他的事迹曾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校园里的焦裕禄”，“知识界的一面镜子”。

1981年3月20日，中国男子排球队在香港举行的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中，以三比二战胜韩国队，取得参加世界杯排球赛的资格。深夜，北京大学学生游行庆祝，高呼“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图为1981年3月29日，北京大学团委会和学生会在北大校园联合举办庆祝活动，邀请中国男女排球队共同庆祝排球健儿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2、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状况

（一）高校的教育管理体制与教育行政体制

中国实行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在现阶段，基础教育以地方政府办学为主；高等教育以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办学的体制；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实行在政府统筹管理下，主要依靠行业、企业、事业单位办学和社会各方面联合办学。

中国教育部是管理中国教育事业的最高行政机构，负责贯彻国家制定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制定教育工作的具体政策，统筹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协调全国各部门有关教育的工作，统一部署和指导教育体制的改革。

1978年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教师资格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律和10多项教育行政法规。教育部在职权范围内发布了200多项教育行政规章，有利地促进了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

在教育经费方面，实行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目前，属中央直接管理的学校，所需经费在中央财政拨款中安排解决；属地方管理的学校，所需经费从地方财政中安排解决；农村乡、村和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学校，所需经费主要由主办单位安排解决，国家给予适当补助；社会团体和贤达人士举办的学校，所需经费由主办者自行筹措（包括向学生收费，向社会募捐等）。除上述经费来源外，国家提倡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勤工俭学，通过向社会提供服务增加一些经费收入，以改善办学条件。

自1978年以来，教育经费逐年增加。1998年全国教育投入2949.06亿元，其中政府投资2032.45亿元，1565.59亿元属于严格的国家预算拨款。 （二）高等教育的规模

普通高等教育指专科、本科、研究生等高等学历层次的教育。高等教育中大学专科学制为2－3年，本科学制通常为4年，医科为5年，此外有少数工科院校实行5年制。硕士研究生学制为2－3年，博士研究生学制为3年。

50年来，全国高等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1981年起中国实行学位制度，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经过一系列改革和调整，高等教育增加了活力，规模有了较大的发展，结构趋向合理，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效益明显提高，初步形成了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种层次、多种形式、学科门类基本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为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9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1071所，本专科招生数275.45万人，研究生层次，全国共有研究生23.35万人，攻读博士学位的有5.4万人，攻读硕士学位的17.95万人；研究生共计招生9.22万人，其中博士生1.99万人，硕士生7.23万人。1979年至1997年，普通高等学校累计向社会输送大学本专科毕业生82.91万人，为前30年的2.58倍。1981年至1996年全国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共培养博士20,514人，硕士285,943人。1996年大学本专科招生与研究生招生之比为1:16.26；本科生与专科生招生之比为1:0.91。

本专科招生种类结构的变化是：文科、财经、政法、体育、艺术类均有所增长，其中财经类增长最为突出；理工类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

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中，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研究室或研究所有3,400多个。已建成或正在建设的国家重点学科点近500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专业实验室150个，还将筹建一批工程研究中心。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高科技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高等学校自然科学获奖项目占全国颁奖总数的50％；在哲学、社会学研究方面，由高等学校牵头或参加的\八五\国家规划获奖项目占全部项目的近60％。

（三）高等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

1978年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的对外教育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派出留学工作健康发展，来华留学人员逐年增加，对外学术交流广泛开展。通过教育对外交流广泛地吸取了国外的有益经验，促进了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增进了我国与合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二十多年来，我国向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留学人员达32万人；接

受来自世界160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留学生达34万多人次；派往国外任教的教师、专家1,800人；聘请外国专家和教师4万人；我国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的专家、学者与邀请来华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专家、学者均达到11,000多人。

1996年我国向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各类留学人员达1万多人，有267所高校接受了160个国家和地区近33,000名留学生长期或短期来华学习；为帮助各国培养科技、文化和翻译人才，向30多个国家开设汉语教学课程的学校派出了汉语教师，同时向各国派出任教或短期讲学的教师达5,000多名；一年中我国高等学校还聘请了3,760多名外国专家、外籍教师来华讲学或工作；1996年，仅教育部直属高校派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学者达2,099人次，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达1,316个；由我国高校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140个，邀请来华参加学术会议的学者和有关人士达5,000多人，来我国访问的代表团组近130个。

我国对外教育援助工作取得新进展。从单纯的援建学校设施逐步转向项目化发展，使受援国增强了办学能力，提高了办学水平，得到这些国家政府的很高评价。

二十多年来，外国和国际组织对我国教育的双边和多边援助均取得良好的成效。提供多边援助的国际机构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儿童基金会、人口基金会、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以及其它国际组织。仅世界银行给我国教育发展项目的贷款即达14.7亿美元，其余国际组织对我国的援助总计在1亿美元以上。

近年来，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对大陆的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少的贡献，教育交流与合作逐渐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已超过100万，中国成第六大留学目的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华留学生增加近一百八十倍。

3、 现实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也面临着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在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人们对先进文化的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教育体制问题层出不穷，严重束缚了人才自由全面的发展。教育体制问题亟待解决。 （一）现就中国目前高等教育现状分析如下：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清晰地显示，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有限的情况下，必然要维持一段时间的“穷国办大教育”的局面，且这种背景下的高等教育质量是很难保证的。另外中国的总人口数中，我国受教育的人口较低，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更少，这已严重的影响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高等教育水平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无论在办学规模、办学质量、办学理念、办学方式，还是在师资水平、学生人数、高教投资、管理监控上都得到较快的发展，但仍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远远未能适当超前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平均8%的较快增长率，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在经济上具备了 “接收更好更高教育”的经济能力，并且在心理上也产生了对高等教育的更迫切的需求。然而现有的高等教育的供给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显得严重不足。当今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如果不加以探讨并尽可能提出相应的对策，对于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新阶段的目标极为不利。

（二）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 高等教育的生存与竞争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发端的严重滞后，发轫后的不连续性发展历程，以及一个多世纪高等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是我国高等教育在总体实力上远低于欧美等国高等教育的总体实力。使得我国在WTO的框架和游戏规则内，在与欧美高等教育的生存竞争中处于“历史性的弱势地位”。可以说这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整个历史阶段中，挑战最为严重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首要问题。 高等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无论是从起点、过程之中，还是从结果上都是不公平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给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可预见的损失。而高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低下，也无疑加剧了有限的高等教育的资源紧张和匮乏程度；另一方面，在公平第一还是效率第一的争论上，还没一个很好的定论，也是高等教育发展不稳的一个诱因。

高等教育大众化与质量监控问题

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总是伴随着高等教育发展的大众化而不断被人们关注，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逐渐由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方向发展。同时高等教育的“扩招”所言生的高等教育的“量”的扩张与“质”的稳定和提高的问题凸显出来。如果不能把教育的“量”的扩张与“质”的稳定和提高有机结合，必然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如果不能处理好由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导致的质量监控问题，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就有可能冲走别人走过的弯路。

教育部门的发展目标盲目追求高层次，偏离了社会需求。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社会人才需求不相适应，培养与需求相脱节，本科生比例过大，挤占了专科生的就业市场；而专科生所学则过于理论化，不能胜任高级技工的工作。一方面，本科毕业生的工资水平下跌，接近普通的蓝领熟练工的工资。另一方面许多专科生找不到工作。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进而引发了人们对教育的怀疑，对社会的不满，甚至上升到对改革的抱怨。更让人担心的是这种负面影响逐渐蔓延到义务教育阶段，一些边远地区、贫困地区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抬头。影响了我们这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也间接地影响了社会的文明、道德、公平，加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以及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是政策导向、社会价值观导向、人才培养结构出了问题。不是大学生太多了，是我们从政府到教育系统自身乃至全社会对孩子们的成长与发展关心太少了。

高等教育自身的道德与科学精神问题

一教育者方面，学术造假及学术腐败问题折射其背后的学术道德水准下降、科学精神缺失的状态，这种负面作用将直接影响到在校学生，进而影响到整个未来社会的道德水准及社会诚信。另外，近几年高等教育自身也出现了一些背离科学精神的做法，如：过于频繁的各种评审、评优与评奖；过于量化的各种指标评价体系等。这些带有较强行政主导色彩和功利驱动背景的做法催生了学术浮躁和急功近利，弱化了学术道德与科学精神。二学生方面，校园暴力事件频繁发生，学生思想道德水平不断下降，法律意识淡薄，综合素质不高。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4、对解决方案的探讨

中国高等教育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其本质仍然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由政府财政支撑的国立高等教育体系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强烈需

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仍然是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

1.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网网络体系，增强他在世界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及高等教育的体系化和网络化：开展中外强强合作办学，努力打造以一流大学和学科，加快国际认证和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准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和开放化；加强高等教育符合国际标准的法规建设和遵循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及高等教育的法制化和规范化；发展职业教育和数字教育，建立终身学习观念，及高等教育的数字化和终身化。从而是我国高等教育首先从质量上达到或保持在高水平的运作平台上，以质量求的发展的机遇。

2.追求相对公平是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要求，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公平原则。首先应完善助学保障制度，建立相对合理的奖、贷、助、减制度，尽可能保证亲困学生不因经济困难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其次，建立对弱势群体的“补偿利益”制度，包括对地区弱势、经济弱势、身心弱势的群体的利益补偿，及高等教育向这些弱势群体倾斜。最后，针对不同高校的发展起点的不同所衍生的二次不公平问题，可以建立对弱势高等教育机构的资助制度，鼓励如是高等教育的机构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多渠道。

3．要保证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适应性和质量的延续性，就必须建立高等教也质量的监控机制。具体地说，一是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多样化，即学术上的质量观、满足社会需求的质量观和整体性质量关；二是树立牢固的质量意识，把质量与法制观念紧密结合起来，做到依法治教，依法保质；三是建立内控质量监控机制和外控质量监控机制，即内部建立校、院、系、班四级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外部应建立政府、社会和相对独立的评价机构三方互动有互不干涉的质量监控机制。四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高等教育质量监控的标准化和数字化，从而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达到世界的教育标准。

4. 教育的过度发展与“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的互动必然造成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当和投资效率低下。为了解决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社会人才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一方面要改进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培养模式另一方面加大求职辅导的力度，提高毕业生核心就业竞争力——工作能力，提高就业率、薪资、社会满意度，为宣传高校吸引生源提供第三方公正和专业性权威依据。

5.教育者方面，应加强自身的文化和道德修养，强化法律意识，起到积极表率作用。学生方面，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崇尚科学与法律，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合格的新时代大学生。 Change We Need

一，切实增加高校办学的自主权，对大学少干涉，多支持，尊重教育规律，实现大学自治。保障充足的经费，增加高等教育投入，降低生师比。在招生方面，不与招生人数简单挂钩（成线性关系）。允许一些优秀高校单独实行招考，改革目前的高考制度，选拔适合大学的优秀人才。

二，大学校长一定要是大教育家，一定要按教育规律办事，这必然需要顶住压力，自主权是极为必要的，需要通过立法来保障。

三，重视本科生培养。努力尝试引进欧美的教学模式，大力引进原版教材，参考或移植名校的课程设置，重视外语教学。从根本上重视本科生培养水平，加强实验教学和人文教育和熏陶。重视国文，美学，艺术等课程，加强通识教育，提高课程的弹性。

四，放宽对私立大学发展的限制，或将国立大学转为私立，鼓励非政府力量参与办学，在经济上使大学独立。

五，中国大学需要的不只是金钱的支持，关键和根本是要突破思想和政治的桎梏。让大学独立和自由，找回大学的精神。大学真正需要的是像“五四”一样的思想解放。这必然有赖于制度的根本改革。

5、结束语

对于人口众多、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来讲，教育总体水平还是比较落后的。小学、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升入高一级学校的比例是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据1995年全国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每10万人口接受过各种教育的人口分别为：大专以上的2,065人；高中的8,282人；初中的27,283人。中国的教育事业要满足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要满足青年人接受高中阶段和大学阶段教育的愿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今世界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迅猛，世界范围的经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对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谁在21世纪的教育中占上风，谁就能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中国政府从战略的高度把教育的发展置于优先地位。1993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到本世纪末中国教育发展的总目标：到2000年，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校和一批重点学科（“211工程”）。在教育发展的宏伟计划中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出将得到足够重视和巨大发展。

实现上述目标，任务极其艰巨，需要全国上下作出巨大努力增加经费投入，改善学校物质条件，提高师资水平和加强教育管理。有充分的理由期望在未来的岁月里符合中国具体条件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将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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