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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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浸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的祖父作过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到渊明时,家境已经衰落,他从小就过着比较贫困的生活。

陶渊明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污阳柴桑的农村里度过的。浔阳东临彭蠡湖(今郡阳湖),北面长江,南倚庐山,风景十分优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秦皇上人”(《与子严等疏》)。尽管家境贫困,但那种生活毕竟是恬静而适意的。“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故乡的一草一木,时时索绕心头,勾起甜蜜的回忆。早年的这种生活,对陶渊明日后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性格,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陶渊明的大半生处在我国封建社会史上的一个大分裂、大混战的黑暗时代。当时长江以北的土地,为异族侵占。北方各族上层统治者经常发动对南方的骚扰和进攻。而东晋王朝,则苟安江南,无所作为,且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当时的豪门世族,恣意侵占良田山泽和佃客奴仆,他们聚敛民脂,搜刮民膏;加之江南各地军阀互相攻伐残杀,致使“百姓散在江湖采相,内使王愉悉之还。请米,吏不时给,顿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晋书。桓玄传》)。而陶渊明的家乡江州污阳,又正是地处三江之口的军事要冲,连年的征战,给这一地区造成了更为惨重的破坏。“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晋书。刘毅传》)。

陶渊明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祸乱不已的年代之中。起初,他很有大济苍生的抱负:“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其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翩思远翥”(《杂诗》十二首其五)。但在黑暗的现实面前,其结局也只能是“有志不获骋”(同上其二)。于是,“少年的豪壮使他回忆,家境的穷困使他烦恼,衰病的来临使他苦闷,政治的变化使他慨叹”(王瑶编注《陶渊明集。前言》)。总之,理想

与现实发生了矛盾,这一矛盾贯穿陶渊明的一生,这不仅表现在他出仕与归隐的反复,也表现在他归隐之后内心的苦闷与愤懑。

陶渊明在《饮酒》诗中追忆说:“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年立,志意多所耻。”他年近三十才被“召为州祭酒”(《宋书。隐逸传》)。但从“志意多所耻”来看,他对官场中尔虞我诈的风气是不满的。因此,他才“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同上)。还家后,一度召为州主簿,不就。直到三十五岁,才又重新怀着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希望,投奔到了荆、江二州刺史桓玄的门下。如前所述,东晋王朝内优外患,司马氏统治集团腐朽已极。作为新生世族的代表,桓玄就被推上了政治舞台。前期的桓玄,的确显示了重整朝纲、匡救时弊的才能。据《晋书。桓玄传》载,桓玄曾向皇帝奏疏自荐:“常欲以身报德,投袂乘机,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窃号之寇系颈北阀,大耻载雪,饮马灞■,悬旌赵魏,勤王之师,功非一捷。”并大胆指责朝廷“权门日盛,丑政实繁,咸称述时旨,互相扇附”。在这种局面下,陶渊明前往投奔,也正是寄希望于桓玄,以实现其大济苍生的理想。但随着时局的变化,当桓玄大权在握、拥有重兵之后,并无安天下之计,却只“陵侮朝廷,幽摒宰辅,豪奢极欲,众务繁兴”,伺机谋取帝位,结果“朝野失望,人心不安”。这也是陶渊明离开他的根本原因。

陶渊明四十岁这一年,作为新兴地主集团的代表刘裕,率部击败桓玄,收复京邑,并实握东晋大权。这给当时处在极为黑暗中的人民又重新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再次步入仕途,在刘裕手下做了一个参军之职。但陶渊明此次出仕的态度,却是“时来苟冥会,■辔憩通衢”(《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在赴任途中,他就徘徊不前,疑虑重重,并作好了“重返班生庐”(同上)的思想准备。之后,尽管又做过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和为时八十多大的彭泽令,但他发现这一切皆有违自己的夙志,于是便愤然弃官归隐了。

这位早年怀着“感物愿及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的理想而步入社会的陶渊明,在坎坷的仕途上往返颠簸,但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腐朽官场的尔虞

我诈、世俗社会的污浊混乱,终于逼使他走上了与统治集团相决裂的道路,最后怀着满腔的愤懑不平,又重新回到了那时时令他逻想、留恋的大自然的怀抱。然而在隐居生活中,他表面上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貌似飘逸滞洒的隐士生活,但内心的苦闷却永远无法排遣:“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其二):“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同上其三):“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岁暮和张常侍》)。他既没有忘怀昔日的壮志,也更没有忘怀于现实。我们从《述酒》等诗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时时在关注着政治风云的变化,并时尔表现出内心的愤慨与不平。“酒能法百虑”(《九日闲居》),他之所以苦闷忧愁,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没能实现理想。也正是由于对理想的炽热追求,他常常慨叹生不逢时,并以极大的热情为人间社会设计了一个“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桃花源诗》)的理想乐园。因此,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贯穿陶渊明一生的最基本的矛盾,并由此而决定了他貌似飘逸而内心又极苦闷的独特的个性。 二

陶渊明的诗歌,犹如他的个性一样,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题材选择的独特性

陶诗在题材的选择上,具有确定性和一贯性,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这对于陶诗风格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歌颂田园,反映躬耕

今存陶诗中,属于田园诗的约有三十首左右,数量不算多、但它却成了中国古代田园诗的奠基石,揭开了中国诗史上新的一页。

家乡美丽的风光,陶冶了陶渊明童年的心灵,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特别是当他置身于仕途之中时,那恬静、幽美的田园与污浊、黑暗的官场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尘。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在仕途的坎坷遭遇之后,他又重新扑入了田园的怀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少无适俗韵”)一诗,便是他当时心灵的写照。脱离了“尘网”,冲决了“樊笼”,阔别已久的田园故宅又展现眼前,诗人内心的无限喜悦,就在那历数一草一木中得到充分体现。平静安宁的气氛中,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秧。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同上其二):“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饮酒二十首》其五)。野外田园,无世俗之交;穷巷虚室,无杂尘之念。对田园风光的极力歌颂,正反衬出世俗、官场的污浊黑暗??

不同于一般的诗人,陶渊明是亲身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的。早在元兴二年(403),陶渊明离职居丧时,就有了参加生产劳动的体验,当时写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后从四十一岁弃官归田,直到六十二岁去世的二十多年中,他是“躬耕未曾替”(《杂诗》十二首其八)。如其《归园田居》五首其三(“种豆南山下”)、《杂诗》十二首其八(“代耕本非望”)《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等诗,对他躬耕自资的生活均有集中的反映。陶渊明以极大的热情歌颂田园生活,使他的诗不仅在当时“独超众类”(萧统《陶渊明集序》),而且对后世更有着深远的影响。 2、歌颂隐者,赞美贫士

在经过了长期的出仕与归隐的矛盾之后,陶渊明最终还是走上了独善其身的道路。“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诅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二十首其九),独自保持高尚纯洁的节操。正由于当时“举世少复真”(同上其二十),他也只有从古代的达

人隐者之中寻求知音,以表现自己“有志不获骋”的愤世之情和不为世俗所染的高尚节操。这样以来,陶渊明笔下的达人隐士便大批地出现了: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庚戊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遥谢荷ò翁,聊得从君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撰田舍获》) 路若经商山,多谢绮与角。(《赠羊长史》) 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饮酒二十首》其一)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同上其二)

长公曾一仕,终身与世辞。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同上其十二) 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同上其十六)

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拟古九首》其三)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同上其八)

此外,在《述酒》、《咏二疏》、《读史述九章》、《扇上画赞》等作品中,就以更集中的篇幅来为达人隐士高唱赞歌,以表达自己的情怀和志向。在陶渊明之前的诗人中,有些不得志的诗人如阮籍、嵇康、左思等人,虽也偶尔引此类达人隐士为同调,但并没有形成这种具有确定性和一贯性的诗歌题材。

陶渊明归隐之后,尽管在精神上得到了一些自我慰藉,但在物质生活上,则日益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杂诗)十二首其八、《乞食》、《有会而作》等诗中,对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均有集中的反映。但他却甘愿抱贫守拙,并从古代的贫士那里找到了精神寄托。“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有会而作》)。因而,陶诗中以歌颂贫士为题材的作品,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咏贫士》七首组诗中,诗人就以极大的热情对贫士加以歌颂。诸如荣启期和原宪不慕富贵。安贫乐道;黔娄不求名利而衣不蔽体、终身贫贱;袁安困于积雪,阮公拒贿弃官,然能以食草为甘味,道义胜而心欢然;张仲蔚心地耿介而隐处蓬蒿;黄子廉辞宫归隐,虽生活贫困而能坚守节操等等。陶渊明正是把这些贫士作为效法的榜样。在《饮酒》诗中,陶

不可言传。诗中“心远地自偏”这样富有哲理性的语言,可以说明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改变客观环境对于自己的影响。但诗人并不是作道学家式的说教,而是把这“心远”的“真意”融在一个极其优美的景象之中,从而更具体形象他说明了自己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诗人把情景理完全融为一体,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三)语言艺术的独特性

前人常用“平淡”二字来概括陶诗的语言风格,这是不错的。但陶诗语言的好处,却是在平淡的外表下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从而富于启示性,让人觉得余味无穷。

陶渊明自幼过着简朴的农村生活,家乡那清秀的山水田园,陶冶了他那颗朴素的心灵。经历了仕途羁役之后,更增强了他对家乡山水田园的热爱。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他“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二十首其十四),努力使自己忘却世俗的烦恼。要表现这简朴的生活。自然的风光和淡远的情趣,就无需用浓艳华丽的词藻去雕饰,也只有用平淡自然的语。言,才能显示出天真自然之趣。但是,悠然自得的淡远情趣,只是陶渊明个性的一个侧面或表面。在悠然自得的背后,他还有孤独与苦闷,也有愤激与不平,他是一个极富感情色彩的人。而陶诗语言的风格,就正如他的个性一样,也总是在平淡的外表下蕴藏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也就是苏拭阶兑“外枯而中青”((东坡题跋》),“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尤其是陶渊明以他那哲人的慧眼,在不断观察。思考着宇宙、社会与人生,并以平实朴素的语言,将他的深刻体悟平易地道出,读来如警句格言,十分耐人寻味。北齐阳休之在《陶集序录》中说:“余览陶潜之文,辞采虽未优,而往往有奇绝异语,放逸之致,栖托仍高。”其实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南宋陈模在《怀古录》中说:“盖渊明人品索高,胸次洒落,信笔而成,不

过写胸中之妙耳。未尝以为诗,亦未尝求人称其好,故其好者皆出于自然,此其所以不可及。”把语言艺术完全归结到人品上,只要人品高,就可以不思而得。“信笔而成”,这种见解恐怕是片面的。陶诗语言的妙处,在于既经过了精心的锤炼,而又显得格外朴素自然。毫无斧凿之痕。例如:

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南窗革时物,北林荣且丰。神渊写时雨,晨色奏景风。(《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流尘集虚坐,宿草旅前庭。除阶旷游迹,园林独余情。((悲从弟仲德》) 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九日闲居》)

借助整齐的对偶形式与谐调匀称的音节,把相互对应的两个部分突现出来,使它们互相映衬。互相补充,既显得自然本色,又加强了语言的形象化与感染力。陶诗中大部语言都是表面平淡无奇,而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寓精奇华美于平淡朴素之中。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就说:“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章,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钟嵘在《诗品)中评陶诗亦云:“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那!”惠洪(冷斋夜话)卷一载:“东坡尝曰: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陶诗造语精工而又不露痕迹,是常为后人所惊叹的。如《东坡题跋。题渊明饮酒诗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陶渊明《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一诗中,“虚舟纵逸掉”的“纵”字,“神萍写时雨”的“写”字,“晨色奏景风”的“奏”字,无不锤炼精工而妙传难言之意。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葛立方也说:“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

平淡之境。”(《韵语阳秋)卷一)寓精奇于平淡之内,含绩丽于朴素之中,这才是陶诗语言的本色。

还应当看到,陶诗语言风格的形成,与他学习和借鉴《诗经》以来的优秀传统也是分不开的。陶渊明早年便“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其十六),“诗书敦宿好”(《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学习前人的语言,对于形成他自己独特的风格,是必不可少的一步。这一点在他早期的诗歌里,表现尤为明显。如他的四言诗,就直接受到《诗经》的影响,我们从陶诗的注释中已可明显看出。同样,陶渊明的五言诗也是大量地学习和借鉴了前人的优秀传统。如《古诗十九首》、曹丕。曹植、阮籍、左思,以至于民歌,对陶渊明都有一定的影响。这里以曹植诗歌为例:曹诗有“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游”(《杂诗》七首其五)陶诗有“辞家夙严驾,当往志无终”((拟古)九首其二)。曹诗有“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箜篌引》);陶诗有”盛年不重来??岁月不待人“(《杂诗)十二首其一)。曹诗有”种豆南山下,葛蔓自成阴“(《种葛篇》);陶诗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归园田居)五首其三)。曹诗有”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赠白马王彪》);陶诗有”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杂诗》十二首其四)。曹诗有”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何意回瓤举,吹我入云中“(《杂诗》七首其二);陶诗有”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随风转,此已非常身“(《杂诗》十二首其一)。但是,曹植诗的语言风格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与陶诗语言风格有显著的区别。可见陶渊明学习前人的语言,并不为其所圃,而是结合自己的个性,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化入诗里,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总之,陶渊明的诗歌如同他那不随俗、不苟同的高尚人格一样,”独超众类“。清代胡凤丹《六朝四家全集序》说:”靖节为晋第一流人物,而其诗亦如其人,澹远冲和,卓然独有千古。夫诗中之有靖节,犹文中之有昌黎也;文必如昌黎,而后可以起八代之衰;诗亦必如靖节,而后可以式六朝之靡。“

除诗歌之外,陶渊明的辞赋与散文虽然篇数不多,但也同样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尤其是他的《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与子俨

等疏》及《自祭文》等,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在文学史上同样具有很高的地位。

陶渊明作品集子的版本甚多,异文也较多,本书所收篇目及卷次、正文一般依逯钦立先生校注的《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1版)为底本,同时参校以其他版本,凡不同于逯本之处及所据之本,皆一一注出。为了帮助读者能够比较全面。深入地理解陶渊明的作品,书中对所收陶渊明的每一篇作品,都作了“说明”、“注释”和‘释文“。”说明“部分的内容,旨在介绍作品的写作年代。背景和主要内容。”注释“部分主要是解释典故和一些较难懂的字、句,文字力求简明扼要、浅显易懂。在说明与注释过程中,吸收和参考了古代和当代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书中没有一一注明,谨在此一并致谢。将陶渊明的作品译成现代汉语,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将陶诗今译,难度就更大了。本书对陶诗的今译,在尽可能保持原有风格和表达准确的基础上,力求文字生动流畅。通俗易懂。为了不至于过多地失去古典诗歌的味道,在译诗的过程中,对句法形式。平仄音调及用韵等方面也作了必要的考虑。书后附录四篇关于陶渊明生平和创作的重要资料,可供读者参考。

由于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孟二冬一九九五年五月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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