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

篇一：谈吴敬梓《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谈吴敬梓《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内容摘要：《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清朝小说家吴敬梓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以写实主义描绘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成功塑造了生活在封建末世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生动描绘了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世态，真实地揭示了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

关键词：吴敬梓 儒林外史 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以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成为我国讽刺文学的典范，堪称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讽刺小说的第一部作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也，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杰出的讽刺艺术是这部小说艺术上最伟大的成就。该书真实地描绘了在封建“八股取士”制度下一代儒林中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假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们的招摇撞骗，以及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卑污灵魂和丑恶嘴脸。 闲斋老人在为《儒林外史》所作的序中指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砒柱。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卧闹草堂刻本评说：“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其艺术形象对于我们今日的生活，也具有非凡的观照镜鉴的意义。

现就该书的讽刺艺术分析如下：

一、讽刺艺术形象的真实性

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客观真实地描绘了一幅上自达官贵人、地主豪绅，下至贩夫 1

走卒、地痞流氓的社会生活画卷，从当时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景象中，提炼出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情节，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物，对书中的人物未加一句臧否，让人物在事件中自我表演，在言语中自我暴露。作者的人物形象、人情世态均取材于现实，并抓住这些材料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片段，加以典型概括。事件与场景平平常常，形象处处保持着生活本身固有的自然形态。

如正在居丧的新举人范进在汤知县家的那次家宴：

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说：“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牙箸来，范进又不肯举动。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的竹子的来，方才罢了。

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荦酒，却不是曾备办。后来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丸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

汤知县在备饭之前的言谈中，已知范进母亲去世，准备的菜肴虽然未写，却可从使用的餐具看出其丰盛豪华，可见汤知县自己根本就未将“居丧守制”这一封建社会十分重要的礼制放在心上。而范进面对银镶杯箸、磁杯象牙箸均“退前缩后”，在汤知县被其行为感动得担忧“倘若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时，“看见他拣了一个大虾丸子送在嘴里”，吴敬梓抓住范进那不举杯箸的忸怩作态、那拣了大虾丸子送进嘴里的举动，从其自相矛盾的行动中，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其虚伪和丑恶，戳穿了范进所谓居丧守礼的假面目。不过是毫不起眼的一次封建文人的聚会，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地方。作者的刻画又很简洁，未作丝毫的渲染。可是这寥寥几笔的勾勒，却获得十分强烈的讽刺效果。 《儒林外史》虽然植根在严肃的现实生活中，但为了达到更好的讽刺效果，作者也采用了夸张的手法，但这并不妨碍作品的真实性。在真实基础上的夸张，是讽刺所必要的。“便清晰地透出了社会的荒谬与人心的伪妄：而当人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又觉得他仍然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在第三回中写五十四岁的范进看了报帖知道自己中举以后的一段情形： 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我中了！”笑着， 2

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的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一直走到集上去了。??胡屠户凶神似的走到眼前，说道：“该死的畜生，你中了什么？”一个嘴巴打将去。??范进因这一个嘴巴，却也打晕了，昏倒于地。众邻居一齐上前，替他抹胸口，捶背心，舞了半日，渐渐喘息过来，眼睛明亮，不疯了。

又如周进撞号板；范母一喜而死；严监生临死因点了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严贡生发病闹船家等描写，均因合理的夸张而取得了强烈的讽刺效果。从而更真实地提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二、讽刺对象的悲喜剧结合

《儒林外史》在艺术上所取得的重要突破在于将喜剧因素与悲剧因素溶为一炉，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悲剧性结合起来，用喜剧的形式反衬悲剧的本质。

范进中举的过程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范进考了几十年，在胡须花白之际遇上了与他有相似经历的主考官周进，周进看到在十二月天“头戴一顶破毡帽”身穿“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的范进时，动了恻隐之心，在范进交卷较早的情况下，拿了范进的卷子，初看，心里不喜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丢过一边不看了。又坐了一会，还不见一个人来交卷，心里想道：“何不把范进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看了第三遍，“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这荒谬的中举过程本身颇具戏剧性，如若不是周进多看了两遍卷子，范进如何能中？从这也看得出主考官周进的糊涂与无知，说明中举的人不一定就是举业如何了得，而这样的主考官，其所选中的范进的文章究竟如何，也同样是模棱两可，难以定性的。 主考官周进，是“苦读了几十年书”，到六十多岁时都还没进过学。他一出场时是在薛家集做私塾老师。到学第一天就受到“新进学”的梅玖的凌辱，把他“脸上羞得红一块白一块”。接着又是王举人来学堂避雨，王举人对他也是冷若冰霜，不屑与他为伍。周进对此虽感恼火却也无可奈何。尽管如此，老老实实教书的他最终还是被那些土豪劣绅排挤出来：“嫌他呆头呆脑，不知常来酬谢”，丢了饭碗。后来才会有他在贡院看见了天字号，“见了两块号板，摆得齐齐整整, 3

不觉眼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醒来后是“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这说明在八股取士的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和“号板”连在一起的。周进一心想成为人上人，想爬上这等级阶梯，可无力爬上去，所以会哭哭啼啼，在艰难辛酸的生活面前倍感无助与绝望。

再如做了三十年老秀才的王玉辉，穷到不能养活女儿，还要编礼书，宣扬礼教。女儿要为死去的丈夫殉身，公婆反对，他却表示“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女儿死后，妻子哭得死去活来，他却说妻子“真正是个呆子”，“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封建礼教将人性异化到如此荒唐的地步！

这种对于可悲的人间喜剧的嘲笑，是让人含泪的笑。这笑中有辛酸、有同情、有鄙夷、有愤怒。《儒林外史跋》指出，吴敬梓“所阅于世事者久，而所忧于人心者深。”他对人物的忧愤，体现在这种带着血泪的喜剧里，可说是“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这种笑让人感到作者对儒林堕落的悲愤。

三、讽刺手法多种多样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的独特性，还表现在异采纷呈的讽刺手法上。 一是白描手法的运用。这种讽刺手法是指作者在叙事描写的过程中，不做主观的情绪流露，“直书其事，不加断语”，语言含蓄有味，不落一字褒贬，对人对事，纯以白描出之。所谓“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在第二十回，匡超人在与景兰江和蒋书办见面时，装腔作势“近日口气不同，虽不说，意思不肯到茶室”，在酒楼谈自己的“教习”职务时，“我们在里面也和衙门一般：公座、硃墨、笔、砚，摆的停当。我早上进去，升了公座，那学生们送书上来，我只把那日子用硃笔一点，他就下去了。学生都是荫袭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来就是督、抚、提、镇，都在我跟前磕头??”在谈及给过自己很多帮助的潘三时说：“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访拿他的。”对这番话，作者只是悠悠道来，并无着意用力之处，但这种口气越是随便冷静，在读者的心中激射起来的反差情绪就越强烈。

第二回中对夏总甲的描写：“外边走来一个人，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 4

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寥寥几笔，就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一个狂妄倨傲的令人厌恶的下层官吏形象。

二是对比手法的运用。作者广泛应用对比的写作手法，对人物自相矛盾、表里不一、前后不一致的表现进行了揭露，从而展现了人物性格，揭示了儒林形象，让人从滑稽中发现其内在的不协调，从而让人发笑，在笑声中体会作者的讽刺之意，产生对讽刺对象的厌恶、憎恨之情。

梅玖在周进落魄教书时，对周进极尽所能奚落挖苦，让周进万分难堪，但周进中进士后，却在范进阅卷时说自己是周进的门生，在庙里时让和尚把周进当年在庙里写的对联揭下来裱，朝周进的长生禄牌叩头。通过梅玖对周进前后态度的对照，暴露出他势利、俗气的灵魂。

严贡生是一个横行乡里、巧取豪夺的恶劣乡绅。他一出场，就是为拉拢已成为统治阶级的范进、张静斋而献呈出酒菜饭食。席间严贡生先是自吹自擂，恬不知耻地抬高个人地位，并表示：“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可笑就在此时，“一个蒙头垢面的小厮走了进来”道：“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呢。”这是作者让人物在自相矛盾的言行中进行自我否定，进行自我暴露，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人物灵魂，表现人物性格，达到讽刺目的。严贡生此时应自知在二位大人面前出了丑，然而却对小厮说：“他要猪，拿钱来！”又对二位大人说：“二位先生有所不知，这口猪原是舍下的。”严贡生自己在扇自己耳光，整个自我暴露的丑陋灵魂说明在当时腐朽的封建末世，士人居乡间的则成为土豪劣绅。 范进中举之前，胡屠户对他呼来喝去，骂他“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家里人常常挨饿，借贷无门，中举当日还抱着鸡要去卖了换米。喜报一到，众邻居“有拿鸡蛋来的，有拿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而胡屠户也改口称呼“贤婿老爷”，并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揭示了当时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世俗习气，胡屠户的市侩心理，功名利禄对世人灵魂的腐蚀。

三是对不同人物给予不同的讽刺。作者善于从可笑的喜剧表面去挖掘其内在的悲剧意蕴，给可笑注入了辛酸，给滑稽注入了哀愁和痛苦，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对不同人物进行了讽刺。作者对书中四类人物“八股士”、“假名士”、 5

篇二：蒲松龄与吴敬梓的文学价值观比较

蒲松龄与吴敬梓的文学价值观比较

——以《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为例

摘要：蒲松龄与吴敬梓都是清代著名文学家，且都对科举制度有一定的不满，故而两者的文学作品中皆有一种讽刺意味。但因为二人的生活经历，家世背景都不甚相同，所以两者在文学价值观上还是有很多差异的，本文以两人的代表作品《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为例，对二人的文学价值观进行简单的比较。

关键词：蒲松龄吴敬梓 科举 文学价值观

在中国文学史上，凡伟大的作家都饱含着一种悲士不遇的生命情怀。干百年来，中国的文人志士为了驮载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荷，付出过多少惨重的代价，在他们柔弱的生命里饱和着啼血悲泪壮志难酬的人生遭际，而一方面他们又负载起历史的巨舟，自觉自愿背负起文化的重荷，用他们的生命谱写出了中华上、下两千年的文明史。而本文所要比较的蒲松龄、吴敬梓便是这些伟大的作家中的一员。

正如标题所讲，既然要比较蒲松龄、吴敬梓两人的文学价值观，那么少不了要讲讲他们的代表作《聊斋志异》、《儒林外史》。

一、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现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出生于一个逐渐败落的中小地主兼商人家庭。19岁应童子试，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震一时。补博士弟子员。可在这以后他屡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岁贡生。这是为何？其原因有大半在于当时科举制度腐朽不堪以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不认同。屡试不中直接导致了蒲松龄生活条件的困窘不得已从事一些代人歌哭的工作。贫困的生活，导致了他心理的失衡，致使他一生汲汲于功名而白首不悔。而不第的苦闷、失落，长期滞留在他内心，难以解脱。《聊斋志异》的创作也从反面证实了这种心态的不可解脱，不可缓和。《聊斋志异》中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都是蒲松龄内心世界的折射和映现。举仕不成的苦闷只能通过“写作”来缓解。这就形成了《聊斋志异》一书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如在《考弊司》、《杨大洪》、《素秋》、《司文郎》、《叶生》、《王子安》等篇中，蒲松龄都从不同侧面揭露了科举制度对文人灵魂的伤痛。特别是《叶生》篇中的叶生，是一个饱含着鲜明的作者自我艺术形象的人物。叶生是“文章词赋，冠绝当时”，

可在科举考试上却“所如不偶”，总是名落孙山的书生，最后身心交瘁，被折磨得“形销骨立，痴若木偶”，饮恨以殁。叶生活着的时候在不停地考，死去了的魂魄仍然沉湎于应举赴试，依然在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中个举人。至于考中举人为了什么，蒲松龄借叶生之口作了明确的回答，就是为了富贵二字，叶生说：“我今贵矣”。从中可看出蒲松龄对科举的迷恋已深入骨髓，变成灵魂的烙印 挥之不去。

文学是透视一个作家心灵的窗的口，它体现出一个作家的人格、是非标准和价值观等深层的文化心理《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心态阴影的折射。但是，蒲松龄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真实地、毫不夸张矫饰地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和细致观察，把当时读书人在科举制度下丧失了人格，欲进不能，欲罢不忍的痛苦心理昭示了出来。他以文学家的视野赋予了《聊斋志异》别一种深刻的内涵，使小说达到了形而上的艺术层面。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建筑了一个花妖狐魅幽冥异域的荒诞世界。正是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蒲松龄实现了他的自我和追求。

二、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的结构很特别，它是由连环式的短篇的故事所构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在小说中，吴敬梓塑造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大概可划分为三大类：一是热衷于科举，追求功名利禄的，如在这集团军中有范进、周进等一大类的腐儒人物。二是以倡导所谓的实学，他们以礼、乐、兵、农等实学作为人生最大的追求目标。三是以“王冕”及四大奇人为一类。其实作者从这些人物的身上，是想对儒家的传统文化思想作为反思，在三种人物的身上来探索三种人生价值观。

《儒林外史》虽然充满了对科举制度的反感与对封建反对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了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但仍然离不开正统儒家思想观念。这也难怪作者吴敬梓的，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比较复杂的家庭环境当中：吴敬梓生活在清朝康熙年间，出身一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的家庭。父辈以上几代都有功名利禄地位的，曾祖吴国对是探花，祖父辈吴旦是一个增生，吴勖也是增贡生，父吴雯延是位秀才，说到继父吴霖起也是一位拔贡，曾任职于江苏赣榆县教谕，可以说对吴敬梓的影响最大。

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这段话恰好概括书中各类人物的追求和取向。

从以上文字中，我们不难比较蒲松龄与吴敬梓之间的文学价值观。《聊斋志异》中的花妖狐魅的浪漫形式正是蒲松龄现实世界孤愤精神的折光和载体。人类的虚妄．命运的多舛．使

他在幽冥异域的世界里摆脱了世俗的羁绊，实践着他生命的理想；而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深刻地探索了三种人生的价值观：对沉迷于科举考试，追寻功各利禄、仕途之道等，作者对这些社会现象产生不满和厌恶的情绪，同时又对追求礼乐兵农那一套儒家礼教产生了怀疑和感到彷徨。他上下求索，寄托在市井四大“奇人”的身上，试图找到圆满的答案。

两者虽有许多不同，但不可否认其作品主要目的都在于抨击当时已渐渐腐朽的封建科举制度，也都表达了他们自己独特的人生追求与对现实社会的彷徨与讽刺，在这一点上《儒林外史》与《聊斋志异》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篇三：吴敬梓具有生父与嗣父的新证

吴敬梓具有生父与嗣父的新证

孟醒仁孟凡经

吴敬梓的父亲是谁?大谜不解,实为昊学研究之不幸。

从清朝至民国,关于吴敬梓的父亲,一说为吴雯延,一说为吴霖起,没有定论。陈

美林同志提出的吴敬梓的生父为吴雯延、嗣父为吴霖起之说①却得到了部分专家学者的 首肯。笔者在撰写《吴敬梓年谱》时,尽管对陈文的分析、论证感到不够确切和全面, 但在昊敬梓具有生父、嗣父双重身份这一点上,我们还是赞同了这种说法。之后,刘世 德同志撰文考订,肯定“吴敬梓的父亲只是吴霖起无疑。”②通观陈、刘两说,我们认 为,陈说结论正确、但论据不足,论证失当,难以令人征信;刘说只考证了问题的一面, 而忽视了间题的另一面。可是,若进一步考察吴敬梓家世生平、社会实践及其著作, “一父”之说,仍存在着诸多矛盾和症结,无以解说。今提出几个新的具体而又实际的 问题,论证吴敬梓确有生父与嗣父,并非捕风捉影之臆断。

一、吴霖起是吴敬梓生父的质疑

1、吴霖起生理本有缺陷,不能生育。

这个间题,提得太唐突了吗?不然。请看:

(l)吴霖起名下一男一女:吴敬梓同长他七岁的姐姐金孺人。据《金孺人墓志

铭》载:“节妇金孺人,姓吴氏。全椒人也。自幼以文学雯延之女,子于从父赣榆县教谕霖 起。”③显然,吴霖起之女是过继吴雯延的,且是“自幼”过继。这有两种情况:一是 雯延之女过继给霖起是在吴敬梓降生之前,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颇有遗产的无嗣 之家,为何偏要先过继一女?封建道德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怕断香火是一面, 继承遗产又是一面,且更为要紧。二是在敬梓诞生之后过继,雯延之女仍在幼年,但我 们还是要间:霖起既能生男,何以不能生女?何须急促过继一女?

两者结合起来看,敬梓若为霖起亲生,那么,不论过继雯延之女是在敬梓出生之前

或之后,均难自圆其说,倒是敬梓并非霖起亲生,即敬梓与他姐姐先后或同时出嗣吴霖 起,才合情理。这样说,是牵强附会吗?不然。大家注意到没有:生敬梓也好,抱雯延 之女也好,其时霖起夫妇已是几多年纪?

(2)敬梓的曾祖吴国对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终年65岁④。上推可知,他

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长子吴旦、长孙霖起生年虽不可考,但按习俗,古人多 早婚,单传之子,更不例外,敬梓与长子吴娘仅差十八岁可证@。由于吴旦、霖起为国对 长子、长孙,就为我们推求提供方便。保守一点,若以二十一、二年为一代,霖起则生

于1658年前后。这可信吗?由蓝学鉴和吴国对主修的《全椒县志》,完成于康熙十二年(163平或十三华,有蓝序、吴序可证。《县志》载霖起已取得生员资格。若霖起生

于1658年,那他以秀才入志,年仅十六岁,其进学当更早,或十五或十四,一般不可能。 这个不可能,证明我们关于霖起生年推算的保守,即霖起应生于1658年之前。今仍以 1658年为准来考察。敬梓姐姐金孺人长他七岁,当生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这年霖 起三十七岁。即使金孺人生后不久就过继,霖起己经将到四十岁了。霖起之父吴旦早 卒,霖起早婚,自不待言。今仍按二十岁成婚,他与某氏结发,至金孺人降生,至少同

居十七、八年。奇怪的是,婚后近二十年不育的夫妇,竟然在金孺人诞生七年后的康熙 四十年(1701),却生下了吴敬梓!其时霖起夫妇己是四十四、五岁的人了。实难令人 征信!

(3)霖起侧室(妾)程温,也没有生子。霖起侧室程姐长敬梓十三岁。敬梓长子

吴娘《哭程姐》诗序云:“(娠,今年六十有一矣,倏无疾而逝”。⑥诗系年乾隆十三 年(1748),敬梓48岁。《文木山房集》(以下简称《集》)卷三《赠真州僧宏明》诗 云:“十三失母恃”,可知敬梓十三岁丧母。因此,不论在敬梓丧母之前或之后,霖起纳

程温为妾,程温正当风华正茂、生育旺盛之期。尽管霖起年近五十,仍可生育。遗憾的 是,他俩同居十年左右,竟然也未生子女!这也许是霖起直到临终之前,也没将她扶正 的原因。再结合霖起原配夫人情况,正好说明霖起生理本有缺陷,不能生育,敬梓只能 是他的嗣子。

2、吴敬梓自道“吾鲜兄弟”,却又有“伯兄”。

敬梓之姊去世,请友人程廷柞作《金孺人墓志铭》,文中“吾鲜兄弟,姊又无子”。

是借用敬梓之语。对“吾鲜兄弟”理解为“我无兄弟”,即独生子,公认无疑。可是 在《集》卷三中,载有《伯兄自山中来,夜话山居之胜,因忆去秋省兄未及十日而别, 诗以志感,得二十韵》诗,依据古人行文体例,直书“伯兄”,不见名字,必为“胞

兄”,今天呼唤亲兄仍然如此,不改旧习。如果不是胞兄,就出以“从”、“堂”等字 样,或冠以名字,以示区别。这可征信于他写吴擎:《集》卷二有《九日约同从兄青然 (桨)登高不至》,卷三有《酬青然兄》,卷四有《贺新凉》词,题下自注:“青然兄

生日”,《百字令》词,题下自注:“天宁寺僧舍见青然兄题壁诗”,只是在词中自注: “兄应博学鸿词科入都,余时亦被荐,故云。”因题下己注,承接上文省去“从”字。 两相:对比,径谓分明,足见他有“胞兄”,绝非独子。但“吾鲜兄弟”出自敬梓之口 “伯兄自山中来”又出自敬梓之笔,构成惑而不解的矛盾。之所以产生如此奇怪事实, 正是由于霖起只是他的嗣父,他还有生身之父。对嗣父说,他是独子,没有兄弟,对生

父说,他还有伯兄。如果肯定吴敬梓的父亲只有一人,就不能释解如此矛盾事实。而“吾 鲜兄弟”的敬梓,果真为霖起亲生,那他也就无“伯兄”,而“伯兄”既不出自霖起, 霖起也就不是敬梓的生父。

3、吴霖起遗产惨遭争夺之根源,端在无亲生之子。

敬梓的从兄吴巢《为敏轩(敬梓)三十初度作》诗云:“浮云转眼桑成海,广文(指

霖起)身后何喳含!他人入室考钟鼓,怪鸽恶声封狼贪,??外患既平家日削,豪奴

押客相钩探。”证实了确有遗产剧烈之分争,且时间正在霖起谢世不久。如果霖起确为 敬梓生父,那么,在霖起死后,立即爆发一场遗产的争夺战,不但罕见,也不可能。试

析如下:1)吴敬梓不能安享遗产,并非由于霖起身后分家之故。所谓“族人倚仗人多势 众,肆无忌惮地提出了分家的要求。····一场瓜分和侵夺遗产的战争爆发了。”⑦是错 误的。一般地说,封建社会的富豪之家,在父母去世之后往往为遗产的分配而掀起风 波,这多发生在兄弟众多或几世同堂的大家庭里。敬梓的家庭属于此类情况吗?答日: 非也。因为在父亲霖起去世(1723)⑧时,祖吴旦卒(1674,1680)⑨曾祖国对卒

(1680)L,已有四、五十年之久。曾祖国对的遗产再分配,至少在霖起青年时已经完 成,而绝不致拖至身后。昊架诗所云“他人入室考钟鼓”,意极明确:不是同家,而是 他人,是各立门户。

(2)此外,封建大家族往往辟有庙地、养老田等公地,如属这部分财产,以敬梓

的人格和气度,绝不肯贪得,更不会霸占。实际上,这场争夺战令他悲愤异常,及至十 年后作《移家赋》,仍然痛心疾首地说:“君子之泽,斩于五世,兄弟参商,宗族垢

淬。”对此,主持公道的从兄昊集也深感愤慨,说他遭受“怪鸽”“封狼”的,’P卜患” 可见敬梓只不过依据家规族法获得那份应得的财产,岂容强夺豪取。

(3)这场夺产战,敬梓始终处于旋涡之中。但夺产斗争只是单向的,敬梓是受害

者。所谓“另一方面,他又是二房无渤的亲孙,??出继后虽不再有继承权,但先人的 遗赠、血亲间的不动产以外的授受仍是可能的。??敬梓既已过继出去,就和二房无干 涉,不能再来均占物质利益。”@这是绝无可能的。毋庸多言,这与敬梓豪爽仗义、乐 于施舍的秉性,大相悖逆。

以上三点既不存在,那么,霖起身后,敬梓为何遭此劫难?

(4)这就是:两代单传的敬梓,其财产未经再分配,独丰于他房,令他人垂涎欲

滴,而受人之隙的,正是由于敬梓是过继之子,不是亲生。不然,以敬梓当时的才学和 社会声望,又加上县学生员的资格,谁敢违反国法族规,胡作非为,自取失败?如若敬

梓确系霖起亲生,那么遗产的合法继承人非他莫属。今天,遗腹子也享有法律保护的遗 产继承权,何况那时二十三岁的名士吴敬梓呢!

通观有关吴敬梓的史料,我们发现,不甘心让敬梓独享遗产而参与夺产的,不仅有

霖起诸侄,即吴箭、吴升之孙,而且还有敬梓的胞兄弟,即雯延诸子(暂依朱绪曾的“父 雯延”之说)。敬梓在《伯兄自山中来??》一诗的结尾有“愿得长相倚,须完未了 因”二句,试想,亲手足之间,何以竟出言“愿得长相倚”?难道过去有了瓜葛不能相 倚?有。“须完未了因”就大可玩味。联系到十多年前的夺产纠纷,这位伯兄也曾染指 吧,或许陷得不深。如今都老大了,宽宏大量的敬梓终于原谅了他,重新“相倚”。这 “长相倚”便是“未了因”的转折和归宿。其弦外之音,结合两方身世,就不是无稽之 谈,尽管诗语流露得曲折含蓄。

这场争夺斗争,总是事出有因,还能有什么偶然和特殊的缘由?只能是吴敬梓具有

双重身份所致。

4、两个不同姓氏的舅氏,也透露了吴的双重身份。

《集》中载有《哭舅氏》和《过金舅氏五柳园旧居》两首诗,均作于他三十三岁移 家南京之后。极其显然,这两位舅氏是两个人,其中一个还冠以金姓,何故?我们认

为,敬梓既为霖起嗣子,这《哭舅氏》中的舅氏,应是吴霖起夫人的嫡亲兄弟。为什么

这样说呢?诗中说:“吾母多兄弟,惟舅友爱专。诸舅登仕籍,俱已谢尘缘。”而这位舅氏却“弱冠为诸生,六十犹屯遭。”寿长而举业不利,一直住在乡间,给予敬梓关怀和

照顾,恩谊较深。这是一个方面的信息。另外,《集》卷二还有一首《古意》诗,其中 有“妾年十四五,自矜颜如花,·一母兄命良媒,交口称柔嘉。”这“母兄”和“母”

与《哭舅氏》诗中的“吾母多兄弟”的“母”和“兄”,显然为同一所指,虽然“兄”可 能不是一个人,但均为“母”的亲兄弟。因为“命良媒”时,敬梓十四、五岁,母亡才 经年,霖起还健在,即使敬梓为霖起嗣子,“命良媒”的“母兄”也只能是十三岁所丧 母的亲兄、《哭舅氏》诗中的兄弟。

南京五柳园旧居的“金舅氏”又是谁呢?可以断定,他决不是表舅,否则,“表”

字绝不肯省去。《集》卷四《千秋岁》词,题下自注:“四月初一金其旋(集)表兄五 十初度寄祝”可以为证。怀金舅氏这首诗,一则说“易主亭台往事沉”,再则说“瘴雨 蛮烟悲宦况”(自注:舅氏为广西修仁令),结语又说:“回思赌墅围棋日,寂寞羊昙

泪满襟。”诗意感情深厚,一唱三叹,不能抑止。如非亲舅氏,如非蒙恩深厚,不可能 流露如此热泪夺眶的情感波动。敬梓赋诗,往往惜墨如金,既珍重感情,更珍重人格。 关于这方面,其好友李本宣序他的《集》,就作过真实而又深刻的记述:“本宣流寓金 陵二十年,诗简唱和,积案盈箱,其中绝无敏轩(敬梓)之作。或疑其懒且傲,既见敏

轩所存,大抵皆纪事言怀,登临吊古,述往思来,百端交集,苟无关系不作焉。”L可

谓深得敬梓之心。据此,我们以为他的这两姓舅氏,都象是亲舅爷,再与他的身世一并 来考察,就水到渠成地恰巧出现两个父亲:一个是嗣父吴霖起,一个是生父吴雯延(仍 依朱绪曾说)。这样,《哭舅氏》诗中的舅氏是对其嗣母而言,《过金舅氏五柳园旧居》 诗中的金舅氏,则是对其生母而言,由于碍于封建道德和名分,他在行文时便在舅氏前 冠以金姓,以示区别于后来的“母舅”。如此,这个间题便得到了解决,否则,又将何 以说得通融呢?

综上所述四点质疑,不难看出,如果认定吴霖起为吴敬梓生身的父亲,确实不能令

我们从他家世的迷宫中豁然走出来;如果把吴霖起看作吴敬梓的嗣父,他另有生身的

父亲,则一切均迎刃而解。很显然,我们列举的四点质疑,不可能处处都是偶然、事事 都是例外吧!

二、吴奥延是吴敬梓生父的可盆性

迄今为止,在已经发掘的史料中,直接记载吴敬梓的父亲的名字,是朱绪曾书出的

“父雯延”,而透过吴敬梓的《移家赋》及《全椒县志》和亲友赠诗等的考证,其父又 为吴霖起。吴雯延、吴霖起是全椒吴族中的两个人。通过以上质疑,我们承认吴霖起是 吴敬梓的父亲,但却排除了吴霖起是吴敬梓生父的可能性,那么,朱绪曾书出的吴雯延 是吴敬梓的生父就有了可靠性,尽管是个孤证。

为便于讨论,今将朱作小传L录于下:

敬梓字敏轩,上元人,全椒厚生,有《文林山房集》。始祖转,

自六合迁全椒。曾祖国时,顺治戊戌第三人及第,官侍读。祖旦,以

文名。父雯延,诸生,始居金陵。乾隆初,诏举博学鸿词,上江专学

郑某以敏轩应,会病不克举。江宁黄河云:“吴聘君诗如出水芙蓉,

娟秀欲滴,词亦白石玉田之流亚。1、小传取材严谨,以采摘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为主。全篇108字,近百字

有出处,且摘录简当,如家世科名、诏举“鸿博”始末,评其诗词,几乎照录黄河的序 言,可谓谨而慎之,绝非仅凭记忆而成篇。

2、小传还摄取了当时南京社会上的口传材料。传中“上元人”、“父雯延、诸

生,始居金陵。”这12个字就是口传材料,因为至今还没有发现文献载敬梓是“上元 人”、雯延“始居金陵”,而雯延的“诸生”也只见于康熙时《全椒县志》,朱作小传也 不可能专赴全椒查阅《县志》。小传既书“全椒库生”,又书“上元人”,只是当时习 称,同时,父子两代居金陵,不就更是“上元人”吗?如徽州新安程廷柞流寓金陵,人 亦称上元人。

敬梓的父亲是否“居金陵”?《集》卷二《过丛霄道院》诗提到“先君子”曾读书 其中,并留有墨迹,卷四《金缕曲·盛夏题霍公山房》词更进一步提到“先君子”曾与 霍公等人结成白莲诗社,于红尘之外娱性乐怀。这就为敬梓之父曾“居金陵”提供了旁 证。当然,这“先君子”是谁;尚不能断定就是雯延,但有理由说不象霖起所为,否

则,已经倾心于方外怎么到晚年竟入官场,做起县教谕,且一做就达八年之久,直到心 憔力瘁而卒?

由此可见,小传引口传材料基本可信,至少没有理由否定它。

3、小传有两处小错:“转弟”少一“弟”字,“文木”误作“文林”。这究竟是

作者之误,或是刻板之误,不可武断,即使出于作者,也不能以其有错而否定其无错。 古今作传,难免有错,如程晋芳作《文木先生传》,应当是可靠了吧,可错误竟有三、 四处之多:推荐鸿博与移家次序,“暖足”路线,卒日,“人生只合杨州死”诗句的作者 等。小传中“文林”等两处小错,绝不致动摇“父雯延,诸生,始居金陵”的可靠性, 更不能舍弃史实而另求虚说。

通过全面考察,吴敬梓确实具有两重身份:吴雯延是他的生父,吴霖起是他的嗣

父。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注:

①L陈美林《吴敬梓身世三考》,见《吴敬梓研究》。

②刘世德《吴敬梓的父亲是谁》,载《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三辑。

③程廷柞《青溪文集编》卷八。

④⑨L陈延敬《午亭文编》卷四十五《翰林院侍读吴默岩墓志铭》。其铭序载.吴 国对卒于康熙十九年(1680)《“旦,考授州同知,先卒。”吴国对主修《全椒县

志》,序写于康熙十三年(1674),吴旦是县志校阅者之一,故肯定吴旦卒于1674年 至1680年之间。

⑤⑧孟醒仁《吴敬梓年谱》。

⑥吴娘《杉亭集》卷三。

⑦刘世德《吴敬梓》,载《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五卷。

L李本宣《文木山房集序》。

⑧朱绪曾《吴敬梓》,见《国朝金陵诗征》卷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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