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一腔“孤愤”写《聊斋》

第三节 一腔“孤愤”写《聊斋》

康熙十八年（1679），《聊斋志异》已经大体完成，蒲松龄为作《聊斋志异·自序》，笔端流情地描述了自己创作《聊斋志异》的过程，也抒发了内心的“孤愤”，是解读《聊斋志异》最好的参考，文章写得很美，情辞凄婉，感人肺腑，值得一读全文：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魍魉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睫在眼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展如之人，得勿向我胡卢耶？然五父衢头，或涉滥听；而三生石上，颇悟前因。放纵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废者。松悬弧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固粘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且也：少羸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果吾前身耶？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蒲松龄一辈子生活在僻野乡村，生活在农民中间，目睹了天灾人祸带给农村平民的苦难，亲历了普通百姓的艰难生活，体验了劳苦民众喜怒哀乐的思想感情，同时，也十分熟悉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农村的风俗人情，因而受到民间文学与乡土农民文化的熏陶，其艺术趣味的形成受到深刻影响，也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吸纳了民间文学和乡土文化的宝贵营养。但他毕竟是一个文人，饱读诗书，熟谙经史，笔墨为生，而且得到过地位显赫的诗坛领袖王士祯的常识，并文字交往二十余年，与地方名流和官场中人也有接触，并以文章才华受到欢迎，赢得尊敬。所以，蒲松龄思想的文化构成是丰富而复杂的，他在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在传统知识和现代生活之间，在高雅文学与土俗文学之间，在魏晋笔记与唐人传奇之间，入之出之，呼吸吐纳，形成了自己既继承又新创的文学思想，找到了在文言小说史上自己独特的存在。

“孤愤”是理解《聊斋志异》思想感情与艺术追求的钥匙。蒲松龄自己说过，他的《聊斋志异》是“孤愤之书”。蒲松龄一生怀才不遇，科场不断失败，曾为生存做人幕宾，代人歌哭，后来更应聘坐馆，即做家庭教师，时间竟长达四十余年，其间仍不间断赴考，却每一次都无情地以失败告终，直至七十一岁，以古稀之年再应乡试，才得一个可怜的岁贡的功名，而此时蒲松龄已经精疲力竭，生命的光辉已经黯淡，受尽煎熬的老妻随即先他而去，不数年蒲松龄也撒手人寰。

蒲松龄是个伟大的作家，但他首先是一个生活在科举制度牢笼中的普通的读书人，他虽曾《示诸儿》云：“人生各有营，皆必皆贵官？但能事农桑，亦可谋豆箪。”告诫儿辈不必以仕途功名为唯一追求，但他对科举功名其实始终难以舍弃，起初信心百倍地博求，后来不由自主地追逐，最后变成无可奈何地惯性跟随。他的人生自信，五十年间无数次地遭受打击；他的生活，四十年居人檐下。他的房屋，“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假伯兄一白板扉，大如掌，聊分内外。出逢入者，则避扉后，俟入之乃出。”（《元配刘儒人行实》）“抱苦业，对寒灯，望北阙，志南溟”，（《责白髭文》）徒见白发滚滚来添，而终无所成。这样冷酷的人生命运中，其精神经历了怎样的磨折，其内心郁积了多少辛酸委屈与悲愤！地老天荒，青衫白头，造物何以如此忌才弄人，让人不能不责之于命运之神。请读蒲松龄的断肠诗文：

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豪杰士！蕊宫放榜，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病鲤暴腮，飞鸿铩羽，同吊寒江水。见时相对，将从何处说起？ 每每顾影自悲，可怜肮脏骨，消磨如此。糊眼冬烘鬼梦时，憎命文章难恃。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未能免俗，亦云聊复尔尔。（《大江东去〃寄王如水》）

嗒然垂学归去，何以见江东父老乎？向前身何孽，人已彻骨，天尚含糊！（《调寄大圣乐》）

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玉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与韩刺史樾依书》）

落拓功名五十秋，不成一事已白头。 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也羞。

去世前两年，蒲松龄自题画像，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沉痛的总结与反思，言曰：“此两万五千余日所成何事！而忽已白头，奕世对孙子，亦恐之羞。”“两万五千余日”就是70年左右，其实此时他已74岁了。他在垂暮之年，一天一天地计算自己活过的岁月，来估价自己生命的价值，倘若没有文学创作，没有《聊斋志异》，蒲松龄这样终生应试而几乎无成的人，岂非枉来人间！

《聊斋志异》就是这样的人生、这样的心态中写出的文字，怎能不满纸“孤愤”，怎能不“满纸荒唐言，一把心酸泪”。

乾隆三十年，余集为《聊斋志异》作序，描述了他夜读《聊斋志异》时几近恐怖的感受：“严陵环郡皆崇山，郡斋又多古林奇石。时当秋飙怒号，景物睄雿，狐鼠昼跳，枭獍夜嗥，把卷坐斗室外，青灯睒睒，已不待展读，而阴森之气，偪人毛发。”他为之发一大问：“呜呼！同在光天化日之中，而胡乃沉冥抑塞，托志幽遐，至于此极！”而当他把作品与作家的寂寥人生联系起来，他就突然领悟了这“阴森之气”所透露出来的信息：“余盖卒读之而悄

然有以悲先生之志矣。”先生“平生奇气，无以宣渫，悉寄之以书。故所载多涉諔诡荒忽不经之事，至于惊世骇俗，而卒不顾。嗟夫！世固有服声被色，俨然人类；叩其所藏，有鬼蜮之不足此，而豺虎之难与方者。下堂见虿，出门触蠭，纷纷沓沓，莫可穷诘。惜无禹鼎铸其情状，镯镂决其阴霾，不得已而涉想于杳冥荒怪之域，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鬼谋虽远，庶其警彼贪淫。呜呼！先生之志荒，而先生之心苦矣！”余集读懂了《聊斋》，堪称柳泉先生解人和知音，原因就在于他不是仅仅把《聊斋》读成一些让人毛骨耸然的鬼故事，而是读出了作者寄托其中的“孤愤”，所以他把蒲松龄与屈原的“彷徨山泽，经历陵庙，呵壁向天”相提并论，认为“神灵怪物，琦玮僪佹，以泄愤懑，抒写愁思”，是这两位时代相距两千年（屈原约生于公元前340年）、地域相隔数千里（一秭归，一山东）的文学大师共同的创作思想与美学特征。人间冷酷而狐怪可亲，现实荒诞而鬼域有情，托鬼狐以泄“孤愤”，“知我者，其在青林塞黑塞间”，这就是蒲松龄在贫苦枯淡孤寂极端失意的生存境遇中，孜孜不倦地写鬼故事的创作动力，那几十年间陆续完成的将近500篇作品，也许早已成为他体认自身价值并从中寻找慰藉民温暖的精神花园。忍不住想起在《红楼梦》章节中已经引用过的英国诗人济慈的话：“英国产生了世界上最好的作家，一个主要原因是英国社会在他们生世时虐待了他们。”1蒲松龄不又是“虐待”产生伟大作家的一个确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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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慈：《书信集》，转引自钱钟书《七缀集·诗可以怨》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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