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观后感

在灾难中，人们会变成什么样?

如果我把灾难比作一个舞台，那就过于不近人情并且矫揉造作。但我只想表达一个含义，在灾难当中，人会集中爆发出过量的情绪及情感，过量到变形、扭曲，让寻常时的自己感到费解和不安。

可是除了情绪以外，我们还能得到什么呢?

里厄医生说，也许赢得的只是认识和回忆。初看上去很简单，但仔细想想其实做到这两样也很艰难。

她说我无知和傲慢。我感受到刺痛并恶语反击，结果致使我伤了她的心，致使这段亲情再次受到创伤。我生气，气到口不择言，到现在还有些愤怒，但又逃脱不开心中的懊悔和愧疚。因为如果我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那么我承认，我确实存在着自负，傲慢在我身上以不轻易发表言论掩饰，以不参与反驳辩论遮盖，但它始终如同一颗疖子般在我心上长着，稍一触碰便疼痛难忍，乃至恶心发慌和难以遏制的愤怒。

傲慢阻止人去认识。要么是因为觉得该事物本身不用去了解，要么是因为觉得对它的认识已经足够。不论哪种，在一些情况下也许不见得会有什么危害，但要警惕另一些更为危险的情况。

而回忆，我们真的能直面回忆吗?真的能够尽量客观地回忆吗?灾难过后，至少有一些人是更愿意回避这些记忆，甚至全盘否定。就像书里描写的那些贪于解放之后的情欲欢乐的男女一样，他们否定屠杀，否定摧残，否定恐惧和绝望。

那些友情、亲情、爱情的回忆，则是我们难得的财富。

得到认识和回忆，也许真的是也是一种胜利，作为一个人的、某种意义上显得悲剧性的胜利。

而这些人组成的这场战斗，也是一出悲剧性的胜利。悲剧性是因为人们没有战胜鼠疫。而胜利在于人们也没有全部倒下，不论是肉体还是精神。然而这不倒下的含义不在于高深的、伟大的、英雄般的人类之爱，而在于不同的人的追求。

帕纳鲁神父选择了一心一意的相信，他被迫走向死亡，却运用信仰使这被迫变为主动;塔鲁拥有对生命的爱和同情，他观察并试图理解着人们，似乎一直在以一位冷静、出色的观察者形象示人，但其实到最后反而觉得他也同样的迷茫，甚至更加迷茫，因为正如里厄医生所说，他试图追求的是超越人类的、连他自己都不清楚的东西，他看不到希望，所以总不得安宁，所以试图在奉献中去求得安宁。

这类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因为他们透露出的，并非那种大开大合、以一当十的豪勇，或是为理想奋勇向前的坚韧。他们因追求而迷茫、怀疑、苦痛，大多数时候无能为力，但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像加缪的另外的文章所讲的西西弗。他们的行为，无论是布道还是做防疫隔离，与他人无多大区分，所以是他们的追求为他们镀上了一层神性的悲剧，而不是他们的所为。

而其他人呢，其他的战士们则更加的朴实。格朗投身在自己的创作上，日复一日纠结着每一个词句(他多具备一位出色作家的苛刻性)，即使鼠疫也没能改变他对此的执着，而只是带来了一些干扰。他以公务员的踏实可靠兢兢业业完成了抗争中需要他做的工作，然后继续着他个人生活中的热情。朗贝尔想方设法地要出城去与爱人团聚，他一直反对抽象的观念，认为个人的幸福才构成社会的幸福，但他仍在最后一刻留了下来，他是因为什么大爱或追求吗?不是，而是慢慢感觉到这也是自己的事，是自己应该去帮助的事。奥东法官，这位古板的猫头鹰在失去儿子以后默默去当了志愿者。他没有大爱，也未有笔墨写他对旁人的关心同情，他只是做了觉得自己应该做的事。

这些人，他们不存在超越自身的愿望，如果说帕纳鲁神父和塔鲁是朝着一个未可知的顶点推石头，那么这些人便只是和其他人一起推石头，只看着眼前的石头，可能还会看着身边的人，但他们并不关心顶点。

至于里厄医生，我说不好他到底是哪一类人。他出于生计行医，曾憎恶大自然无情的秩序加诸病人的痛苦和死亡，他明白这秩序不可违逆，但他仍要救治当下的病人，他明白这场战斗是无休止的失败，但他说这不是放弃的理由。他和格朗等的区别是，他知道那未可知顶点的存在，也知道他可能永远都无法到达那个顶点;而他和帕纳鲁神父以及塔鲁的区别是，他让自己只关心石头。

石黑一雄说：“从我的世界观来看，我认为人们无论承受怎样的痛苦，无论遭遇怎样的悲惨经历，无论如何不自由，都会在命运的夹缝中求生，接受命运给予的一切。人们不懈奋斗，努力在如此狭小的生存空间内寻找梦想和希望。这类人始终比那些破坏体制、实施叛乱的人更令我感兴趣。”

茨威格说：“我不愿意站在那些所谓的‘英雄’那边，总是在被征服者身上看到他们的悲剧。”

而加缪的这本书，也是这些理念的集中体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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