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解读：历史高考考前精读40项

考前精读40项

1 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与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相适应的是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而与秦汉时期君主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相适应的则是大一统的学术格局。尽管主流思想存在变化，有时是法家学说，有时是黄老之学，有时是儒家经学，但就其学术呈现大一统的局面而言则是一致的。从上古三代到战国再到秦汉，随着社会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国传统学术也呈现出一个螺旋递进的状态，即从官学到私学，再从私学到新官学。

秦王朝的建立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这就需要统一的学术形态，秦王朝虽短暂，但也在构建统一的学术体系上作出了艰辛的探索。秦朝建立后，在学术上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一种新官学，统治集团原本希望在博采先秦诸子百家之长的基础上来建构新官学体系，博士官制度就体现了这种意图。然而，这种愿望却与现实的政治决策产生了冲突，本应代表官方学术、体现统治者意图的博士们对秦王朝的现实政策提出尖锐批评，引起了统治阶层学术政策的重大变化，博采众长的新官学一转而成为先秦法家一家学说的极端化发展。

秦王朝建立之初，丞相李斯指出，博士淳于越以古非今、以私学非议政府决策，不利于君尊臣卑的现实政治秩序，于是采取了“焚书坑儒”。这种粗暴的文化政策标志着先秦诸

子学术兼收并蓄的学术局面基本结束，秦王朝从政策上限定了学术范畴，春秋末期以来那种蓬勃发展的自由思索遭受了致命的打击。“焚书坑儒”事件的影响是极为消极的，表明秦王朝在文化领域由博采先秦诸子学术向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专制转型，新官学的内容也由综合宽容转向了专制。

汉初君臣从秦王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实行较为宽松的统治政策，与民休息，稳定社会秩序，在汉武帝时达到了鼎盛时期。然而，从政治思想方面巩固、加强统一的中央集权成为统治者面临的重大问题，主张无为的黄老之学显然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儒家学者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以期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此后，儒家学说代替黄老之学成为统治思想。这时的儒家学说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先秦儒学的内容，而是在吸收先秦儒、道、墨、名、法、阴阳各家学说的基础上的再创造。作为一种官学，它不同于普通的学术流派，而是摆脱了学派的樊篱，兼容并包各种学说，为现实社会服务，具有“杂家”的色彩。 秦代焚书禁学与汉代独尊儒术的目的均是为了统一思想，但采用的手段却大相径庭。秦代重在“禁”，采用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强制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激起了强烈的反抗。汉代重在“尊”，将儒家经术作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

的基本内容，将其贯穿于学校教育和入仕途径之中，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

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士人专注于学习、钻研儒家经义，促进了汉代经学的兴盛，推动了当时学术的发展。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提高儒学的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统治思想而已，并非禁绝其他思想学派。事实上，儒家之外各家学术的传习者仍不乏其人，他们不仅可以公开教授、治学，而且不少可以进入宫廷为官。这样，既确保了思想的统一，又为不同思想留下了适度的发展空间。 2 三省六部制

三省制是三省首长制、三省并重制和三省分权制三个内涵因素构成的一种施政机构宰相制。魏晋南北朝是其酝酿时期，中经隋代，至唐正式建立。唐初三省长官集体议政于政事堂，三省首长制成熟；三省借设在门下省的政事堂平衡地位，内轻外重各有优势，三省并重制成熟；三省分掌出令、封驳、执行之职，三省分权制成熟。三省地位的平衡是这一制度得以存在的基础。从唐睿宗起，三省长官相权旁落，表现为低级官员入相，难以驾驭朝政，三省长官不专机务，动摇了三省机构的互相制约关系；三省六部职能废弛，各种使职大量产生，干扰和削弱了尚书六部的行政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节度使出将入相打破了三省分权的政治平衡；专使的设置削弱了六部的行政职能；翰林学士草拟诏敕

代行了中书省部分决策权；宦官专权瓦解了三省制的组织原则。

3 繁荣的宋代文化

宋代文化繁荣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经济繁荣或重文轻武的国策，而在于宋朝政府所采取的开明的文化政策和对文人的优待。近代中国的变迁，一方面是受了西方的影响，吸纳了大量新事物，另一方面又是对宋明文化进行解构和改造基础上的再发展。宋代所发生的变化可以概括为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君主独裁形式的文官政治代替了权力与血统相结合的贵族政治；平民文化兴起；理学学说的出现，既是社会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又体现儒释道融合的特点；在以上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国家管理方式和宗法家族文化。 宋代文化与前代的不同，从封建生产关系的变化看，宋代是从庄园农奴制向封建租佃制的重大转折时期；从经济观念的演变看，宋代是商品经济观念发生转折的时期；从学术思想的变化看，宋代是从传注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变时期；从政治体制演变看，宋代是从“皇权-吏员”体制向“皇权-士大夫”体制转型的时期。

宋学体现的时代特色，宋学是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是对这一历史时期现实问题的积极回答，其出现适应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宋学中体现的变易精神、求理精神、道德精神和求实精神，成功地回应了

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挑战，化解了各层面的冲突，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质。

宋代文化发展的内外环境。一方面辽、金、元等游牧文化对中原农耕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主要体现为改农为牧及采用奴隶制，使中原生产力遭到破坏，经济发生阶段性的倒退；另一方面中原农耕文化也对游牧民族产生了重要影响，宋元时期农耕与游牧的碰撞与交流未尝不是中华文化弃旧图新、广纳博采的有益过程。尽管在这一过程的某些阶段，不同文化、民族间的敌视、抵触也使中华文化的发展陷入停滞或倒退。如元朝的四等人制即以种姓制取代宋朝的阶级开放，践踏了文化的尊严，种族、民族与职业的分等制使文化风尚发生了改变，促进了元曲的勃兴。元曲在精神上的两大主调，即倾吐整体性的郁闷愤怒及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正是元代士子失意心态的反映。

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宽松的政治环境，历来被视为宋代文化发展的有利因素。北宋统治者并未在文化上实行专制主义，在科场考试中，命题多杂出老庄之书，且在思想、学术、文学及艺术上都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这是宋学得以昌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扩大科举名额及刻印书籍等右文政策，不过是因势利导而已，作用要小得多。宋王朝为解除武人干政的威胁，采取右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宋初在强调儒、佛、道融合的同时，儒家处于首要地位，而佛、道两教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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