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革命》读书笔记（斯考切波著）

《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

斯考切波 著；何俊志 王学东 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该书的总体框架

本书提供了一种分析现代世界历史上所发生的社会革命转型的参照性框架，并且运用了比较历史的方法，力图对1787—1800年的法国革命、1917—1921年的俄国革命和1911—1949年的中国革命的原因及结果做出解释。第一章通过对已经被广泛认可的“革命”理论的假设与研究方法进行批判性反思，概括性地提出了一些分析原则，其目的在于，为重新审视这些历史上实际发生的革命事件的特点和疑点确定新方向。但是，第一章的提纲需要进一步的解释论证。本书的其余部分将力图使其在具体运用中变得有血有肉。本书第一部分，通过对旧制度下的波旁王朝、沙皇俄国和帝制中国的国家政权、阶级结构和国际环境的分析，追溯了这三国革命性危机与冲突的根源。分析的重点是，旧制度下的国家政权如何陷入危机以及革命动乱中的农民起义。本书的第二部分分析了革命本身——从最初的爆发到相对稳定并有着特殊结构的新制度的巩固：法国的拿破仑体制、苏联的斯大林体制以及独特的中国共产主义体制。这一部分将特别关注革命领导集团的国家建设与革命后社会中新政权的结构与活动。 <序言>

第一章 解释社会革命：现存理论的替代模式

本章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引入一种能够替代所有（或者大多数）现存解释途径的新模式，并论证这一新模式的分析原则与方法。与当前盛行的理论所用的解释模式相反的是，我将要论证用结构性视角来分析社会革命，并且应该特别关注国际背景，应该关注国内与国际因素对旧制度下的政权组织崩溃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新的、革命性政权组织的的建立情况。此外，我还要论证，比较历史分析是用来建立既有历史根基，又能超越个案局限的普遍性革命理论的最佳方式。P6

一 既有的革命理论 1.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将革命视为生产方式所导致的阶级分裂的产物，革命通过阶级冲突而将一种生产方式改造为另一种生产方式。P9

作者欣赏的成分：马克思主义所重点关注的阶级关系，常常是千姿百态的社会和政治冲突的潜在根源。而且，在成功的革命转型中，阶级冲突和阶级关系的变迁实际上起着非常突出的作用。尤其是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冲突，明显地存在于一些国家的革命进程中。因此，在追溯革命产生的根源时阶级分析一种不可或缺的基本视角。<译者序>

作者认为存在缺陷的部分：马克思主义虽然强调了阶级关系和阶级冲突的重要性，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家在进行研究时却过分强调了阶级冲突的重要性。在作者看来，阶级关系和阶级冲突虽然重要，但毕竟只是一种革命所得以发生的潜在根源。从潜在根源到革命发生的实际过程中，还有一系列因素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忽视这些因素的实际作用，就很难描绘革命产生的真实画面。<译者序>

2.美国社会科学中革命研究的三种途径

（1）聚合—心理学理论：试图从人们卷入政治或参加对抗性运动的心理动机的角度来解释革命。代表性的理论著作是格尔的《人们为什么造反》；

（2）系统—价值共识理论：这一理论视革命为一种社会系统严重失衡所引起的意识形态运动的暴力反应。代表性的理论著作是卡尔梅斯.詹森的《革命性变迁》；

（3）政治—冲突理论：该理论认为，在解释集体暴力和革命之时，必须要将注意力集中于政府内部的冲突，以及各种有组织的集团之间为获取权力而展开的竞争。代表性理论著作是蒂利的《从动员到革命》。

作者认为这三种途径存在的缺陷：

A.现存的分析途径在分析革命的发生方式时，都是以意志论为基础的； B.现存的革命理论都主要或完全关注的是国内的冲突和现代化的进程。 C.当前流行的革命理论，要么将分析对象解析为崩溃的国家与社会，要么则将政治和国家行动还原为社会经济力量和利益的代表。

在作者看来，如果将这三种理论进一步归纳就会发现，这三类理论都可以归结为是一种现代化理论的一个研究分支。这是因为，这三种理论都将革命看成是在社会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暂时的、政治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失衡现象。与此同时，这三种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革命的概念，将革命看成是集体性的暴力事件。<译者序>

在作者看来，这三种理论表现出来的一个极其明显的共同缺陷是，他们在解释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时，处于提出普适性理论的追求，在各自的理论中都把革命的出现归结为某个单方面的原因，尤其是归结为革命性情绪的情绪的传播、相对剥夺感的产生和扩展或价值失范的大面积出现等。这种把革命的原因归结为某种单一的一致因素的做法，就不但忽视了导致革命生发的一系列结构性条件，同时也带有很强的唯意志论和目的论的色彩。<译者序>

针对既有研究途径存在的问题，作者提出的确立三个基本的分析原则: A.为适当地理解社会革命，需要分析者采用一种非意志论的结构性视角来分析原因与过程；

B.以国际结构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作为系统的参照；

C.为了解释社会革命的原因和结果，必须将国家理解为行政和强制性组织——这些组织在社会经济利益和结构中享有潜在的自主性。 二、结构性视角

1.普遍性的革命进程模式

作者认为，既有的四种革命理论视角关于革命总体进程的画面从根本上是一样的。在这一共同的总体画面中：首先，社会系统或社会的变化产生出了怨愤、社会性方向迷失、新阶级或利益集团，以及追求集体动员的潜能。然后，由此建立起了一种有意识的、以群众运动为基础的运动——结合了意识形态和组织的力量——有意识地进行推翻现存政府甚至有可能是整个社会秩序的活动。最后，革命运动以冲突的形式解决与当局或支配阶级的矛盾。而且，革命运动如果取胜，就会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并实施自己的纲领。P15

简而言之，就是各种革命理论视角都将这种普遍性的革命进程模式视为具有明确的目标意识或者是由有意识的目标所引导的运动。（蒂利、詹森、马克思主义者等）

作者认为，如果坚持一种有目的的革命图景，就会鼓励分析家们，无情地将民众的不满情绪或根本的敌对目标和价值当作核心问题加以考虑。例如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将阶级意识和政党组织作为革命的核心问题加以考虑时，他们变得更加不关注探讨革命的的客观的结构性条件。蒂利等人的理论也存在着类型的情况。

2.革命发生方式的目的性图景错在哪里？

（1）这种图景强烈地暗示，社会秩序基本上或大致上依赖于需求得到满足

的多数人（或下层阶级达成共识）。换言之，如果在大众中充满了有意识的不满情绪，任何政权都难以存续。P17如：

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阶级意识和霸权； 格尔和詹森非常赞同这种观念；

蒂利将革命描述为政府和革命组织为争取大众支持而竞争时，他实际上也滑入了其中的一种窠臼，认为是大众的选择在决定革命的情势是否发展。

作者的判断：任何关于社会秩序及其瓦解和变迁的共识性和意志论的概念，都是非常幼稚的。

（2）在研究历史上实际发生的社会革命的原因和过程时，目的论图景会产生严重的误导。

在原因方面，不管社会革命会在将来会采取何种可以想象的形式，事实是，在历史上，没有一场成功的社会革命曾经以大众动员和公开的革命运动的方式“制造”出来。

事实上，革命运动很少始于一种革命性的意图；革命意图完全在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杰里米.布莱彻）

作者的观点：确实，在革命性危机到来之前或在危机过程中，革命性组织和意识形态有助于巩固激进的先锋队的团结，同时也非常有助于新制度的巩固。但是这些先锋队——更不用说拥有大规模动员起来并被灌输了意识形态的大众追随者——从来没有创造过他们要加以利用的革命危机。P17（作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意识形态和革命性组织的作用）

3.倡导运用结构性的视角研究革命

事实上，在历史上的革命中，有着不同处境并存在着各种动机的群体，是在错综复杂地展开的多元冲突中成为参与者的。这些冲突又受到了现存的社会经济和国际条件的强有力的塑造和限制。冲突的展开方式，取决于每次革命形势最初的出现方式。冲突的逻辑并不由任何单个的阶级和集团所控制，而不管这些阶级和集团是否在革命进程中居于中心地位。革命冲突所造成的结果总是既不能充分预测到，也不是卷入其中的任何一个群众所期望的，当然也不会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

作者认为，为了解释社会革命，必须找到问题点，首先要弄清旧制度下革命

形势的出现（而非“制造”）的原因。然后，必须要能够确定受制于客观条件、以一种复杂的关系相互纠缠在一起的、而且处于各种情势之下的种种群体行动——正是这些行动的相互纠缠塑造着革命进程并产生出新制度。如果要理解这种复杂性，只有通过同时集中关注下列要素才能如愿：制度性的决定情势、群体之间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以及在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结构中的各个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P19

*关系：

既定国家内处于不同境遇的群体关系，也包括跨国性关系； 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 旧制度下的国家政权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

旧制度下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在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阶级与国家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 三、国际与世界历史背景

结构性视角集中关注各种关系，其中就包括跨国性关系。

跨国性关系不但会促成所有社会革命危机的出现，而且必然会有助于塑造革命的过程和后果。P20

1.既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对所有现代社会革命而言，其原因与成就都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民族国家形成的不均衡状况有着紧密的关系。不幸的是，现存的革命理论并没有明确地采用这一视角。固然，他们都暗示，革命与“现代化”有关——但是，这种观点却使它们几乎都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民族社会内部的社会经济趋势和冲突上，而且是个别地、孤立地进行考察。P20

现代化被看成是一国内部的动态过程。经济发展被看成是会引发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发生相互补充作用的变化的初始条件。

将现代化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思路：现代化会通过改变社会民众或群体的情绪、价值承诺或集体动员的潜力而造成革命。（改变民众的方式可以是：经济发展没有达到预期；积累起来的财富的不平等的分配；原有价值共识基础的瓦解；在旧的生产方式中孕育着新的生产方式等。亨廷顿说现代性导致稳定，现代化导致不稳定。与这里的情况有些相似。）

2.作者的主张——强调跨国性关系的重要性

从一开始，国际关系就与先前存在的阶级和政治结构交织在一起，在各国共同促进和塑造着各国变迁过程中的差异性和类似性。

（1）我们并不必然要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国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由一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体结构和市场动力所决定的。然而，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到，跨国性经济关系的历史发展总是会强烈地（而且是由差别地）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P21

（2）另外一种跨国性结构——竞争国家之间的国家体系——也塑造着现代历史的动力和不均衡进程。

例子：欧洲的世界经济很独特，它是在一种竞争性的国家之中发展出来的。 欧洲国家体系的竞争性特征刺激了整个欧洲的现代化发展；推动了欧洲“文明”在全球的扩张。

正是从欧洲开始，现代化总是意味着国家的发展完全是在历史形成的、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跨国结构背景中进行的。

3.两种不同类型的跨国性关系

（1）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国际性国家体系的结构，各个国家在这一结构中处于不同的地位；

A.不平等或竞争性跨国关系有助于塑造任何既定国家的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并由此而影响到革命得以发生（或不发生）的现存“国内”背景；

B.跨国关系会影响实际革命紧急时刻的事件进程；

C.只有在那些在国际舞台上居于不利地位的国家中，才会发生现代社会革命。尤其是，军事落后或政治依附的现实，决定性地影响着社会革命的发生和进程。

尽管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总是作为背景而存在，但是，国际性国家体系的这种发展——尤其是战争中的失败、入侵的威胁和反殖民控制的斗争——实际上直接推动着所有革命性危机的爆发。由于这类发展有助于损毁现存的政治权威和国家控制，因此也就打开了基本冲突和结构转型的通路。P24

D.社会革命的后果也总是不但会受到国际政治的制约，而且还会受到突然出现的新政权所面临的世界经济限制与机会的制约。

（2）“世界时间”的变化和传播，既会影响到革命得以发生的整个世界背景，

也会影响到革命领袖能够从国外借用的特定模式与选择。P23

A.后发革命的行动者可能会受到早发革命进展情况的影响；

B.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如工业革命和列宁政党组织形式的革新——可能会介于两场具有广泛影响的类似革命之间。

四、国家的潜在自主性

1.既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大多数革命理论家都倾向于将引发革命的政治危机要么看成是偶然性的导火索，要么则看成是旧制度下的社会结构中更为根本的矛盾和紧张所引出的的附带性现象。与此类似的是，在社会革命中卷入的社会集团被看作是社会力量的代表。在社会革命中产生出新的国家组织的结构与活动，则被当作是在革命冲突中注定会取胜的社会经济或社会文化力量的利益表达。P25

作者认为这种推理背后总有这样一种假设：国家是政治冲突的舞台。 政治结构和冲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至少是“最终”）社会经济力量和冲突，国家仅仅被看成是一个争夺基本社会经济利益而展开冲突的舞台。构成“国家作为政治冲突的舞台”这一特性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其中的活动者为了进行社会与经济冲突而诉诸特定的手段——诸如强制或诉诸公共利益等手段。事实上，这种关于国家的一般性思维方式，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社会理论的共同点。在这两种社会理论的主要传统之间，关键的差异只是政治舞台上所使用的手段不同：主要是基于共识的正当权威，还是主要基于强制的统治。

*基于共识的正当权威：如相对剥夺理论家格尔和系统理论家詹森 在他们看来，在解释革命的爆发时，重要的是现存的政府权威是否丧失了正当性。当不满的社会和迷茫的大众开始感觉到参与暴力是一种可接受的方案时，或者转向了革命的意识形态所支配的新价值时，革命就会爆发。格尔和詹森都觉得，政府的权力稳定直接依赖于社会的心理倾向和大众的支持。二者都不相信国家的强制性组织能够有效地（长久地）压制社会中多数人的不满和反对。P26

*基于强制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和蒂利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说是政治-冲突理论家的蒂利——则将国家视为基本上是一种有组织的强制力。（这点与作者所强调的国家自主性

有相同的地方，即将国家看作是一种有组织的强制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政治-冲突理论家犯了和格尔和詹森同样的错误：他们基本上还是将国家看成是解决社会冲突的舞台，尽管他们认为这种冲突的解决是通过统治而不是自愿的共识来实现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和蒂利都将国家看成是一套有组织的强制系统，总是承担着这样的职能，即支持支配阶级或集团凌驾于被支配阶级或集团之上的优越地位。P27

无论是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在蒂利的集体行动理论中，都没有将国家看成是一套具有自主性的结构——这一结构具有自身的逻辑和利益，而不必与社会支配阶级的利益和政体中全体成员群体利益等同融合。如果局限于这两种理论的范围内，其结果就是不可能不提出这样的可能性：即现存的支配阶级或团体与国家统治者之间可能会产生根本的利益冲突。社会被刻画为团体间的支配和权力冲突。建立在集中的强制形式手段基础之上的国家，则被看成是一种工具性和客观性的统治形式和一种冲突目标，而没有将其视为一套自为的组织。P28

2.作者的观点

作者认为，引发社会革命的政治危机，根本不是社会紧张或阶级矛盾的暂时反映。毋宁说，他们是居于旧制度下的国家结构中心的矛盾的直接表现。在社会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政治-冲突集团并不仅仅代表社会利益和力量。毋宁说，他们已经是在战斗中所形成的一个利益集团，而且是围绕着国家结构的形式在投入战斗。。。。总之，社会革命所特有的阶级关系的剧变和社会经济的转型，与旧制度下国家政权组织的崩溃、与新制度下国家政权组织的巩固和运作之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P30

国家应该适当地被理解为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经济冲突展开战斗的一个场所。勿宁说，它是一套以执行权威为首，并或多或少是由执行权威加以良性协调的行政、政策和军事组织。任何国家都要首先并主要从社会中抽取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来创设和支持强制组织和行政组织。当然，这些基本的国家组织是在阶级分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同时也是在国家与国际经济运动的背景下建立并必须在其中运作的。而且，强制组织和行政组织只是整个政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体系中还可能包含有让社会利益得以在国家政策中得以表达的制度，以及将非国

家行政者动员起来参与政策执行的制度。然而，行政组织和强制组织则是上述国家权力的基础。P30

只要这些基本的国家组织存在，它们在任何地方都具有摆脱支配阶级直接控制的潜在自主性。它们在实际上所具有的自主性的程度，以及所产生的实际影响，都因具体的场景而异。

3.自主性的体现

在从经济和社会中提取资源方面，政权组织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与支配阶级进行某种竞争。一旦这些资源被提取出来，这些资源所投向的目标可能会偏离现存支配阶级的利益。

事实上，国家统治者如果只是致力于执行国家自身的“职能”，就可能与支配阶级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国家通常执行两项基本任务：维持秩序（维护现有的经济和阶级结构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好方式）、与其它实际或潜在的国家展开竞争。

尽管在将被支配阶级束缚在社会之内并让其在既定的经济体系中持续工作方面，国家与支配阶级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但是，国家自己在维持充分的物质秩序和政治和平方面的根本利益，可能会导致它——尤其在危机期间——对被支配阶级的需求做出让步。这种让步又可能是以支配阶级的利益为代价的，但是却并不与国家本身在控制人民、抽取税收和军事录用方面的根本利益相冲突。

4.国家结构的自主性在本书中的运用

（1）对旧制度矛盾的分析和对革命性危机出现的分析，将主要集中于分析国家与外国军事竞争者、与国内的支配阶级和现存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

（2）对新制度的出现及其结构所做的分析，将主要集中于国家政权建设的革命运动与国际环境和被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且会自始至终包括农民，因为农民在革命的各种冲突中都是关键的造反参与者。

五、比较历史方法

1.关于比较历史方法

（1）这种方法压倒一切的目的是：建立、检验和提炼有关民族国家一类的事件或结构整体的宏观单位的因果解释假设。P37

（2）比较历史分析尤其适合用来建立对本身只有少数案例的宏观历史现象的解释。与此不同的是，数量更为充分，且能够加以操作的现象，就适合采用实验调查的方法；数量非常庞大的现象，则适合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事实上，比较历史分析是一种多变量分析方法，这种方法适用于变量太多且案例不充分的现象。P37

2.比较历史分析是如何展开的？P37-38

通常的做法是，人们会尽量在潜在的原因与要加以解释的既定现象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系。在这里有两种可以使用的主要方法：

（1）求同法：人们会确定对具有共同现象的几个案例进行解释，这些案例也具有相同的一系列原因，尽管他们在其它似乎有因果关联的方面各不相同。

（2）求异法：人们可以对比一组案例，其中要加以解释的现象和假定的原因曾出现在正面案例中，但这种现象和原因都没有出现在反面案例中。除此之外则反面案例与正面案例之间非常类似。

3.比较历史分析的困难与局限

（1）根据既定的逻辑运用这一方法必然会遇到困难。人们常常不能恰当地找到符合某种比较逻辑的历史案例。即使找到一些大致符合的案例，也不能熟练地控制潜在的相关变量。因此，对于实际可能起作用的原因——也就是说，哪一个因素在实际上影响或没有影响研究对象——就不得不做一些策略性的猜测。

（2）比较历史分析必须要假定比较的基本单位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但是，这样的假定对于革命这样的宏观现象则几乎不可能充分有效。因为这些现象发生在独特的，随着时间的推延而发生变化的世界历史背景之中，发生在一个社会之间紧密联系的国际结构之中。

（3）比较历史分析决不能替代理论。因为只有结合不可缺少的理论性概念和假设，比较历史分析才能具体加以应用。P40 六、为什么是法国、俄国和中国？

1.所有这三场革命都发生在这样的国家之中：其国家和阶级结构并不是在革命之前创设出来的，也没有在殖民统治下发生过根本的改变。这与后殖民时代和新殖民背景的情况相比，排除了不少复杂之处。

2.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爆发之后——都经过了或多或少是延续很长的阶级

和政治斗争——并在革命性国家权力的巩固中达到顶点，其过去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久，使得能够对所有这三场整体性革命转型进行研究和比较。P42

3.无论是在旧制度方面，还是在革命的进程和结果方面，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都显示了重要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足够充分，能够保证将它们放在一起作为一种模式来对待，并要求为它们提出一种具有一致性的因果解释。

所有这三场革命都发生在富裕而又在政治上颇有抱负的农业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曾被殖民者征服。它们的旧制度都是原生型官僚独裁制，而且都突然面临经济上更为发达的军事竞争对手。在所有这三场革命中，外部力量引发的危机与结构性条件与趋势相互强化，造成了一种危机的接合点：（1）旧制度下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丧失了能力；（2）下层阶级，尤其是农民的普遍反叛；（3）动员大众的革命领导人竭力巩固革命性国家权力。在每一种情形中，革命的结果，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的、以及将大众结合为一体的民族国家，而且这个民族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作为大国的潜在能力也得到了提高。与革命前的地主上层阶级相关的民族社会变迁的障碍被清除，或者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特权，新制度下更为强大的集权国家和大众政治参与，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潜力。P42-43

第二部分：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原因

（比较逻辑基本上强调法国、俄国和中国的相似方面。这一点主要通过与反例的对比来加以突出。）

1787年至1789年在法国、1917年的上半年和1911-1916年在中国所发生的种种事件，不但破坏了专制君主的基础，而且还瓦解了由中央协调的、施加于具有潜在反叛性的下层阶级之上的行政和军事控制。但旧制度国家不能有效应对国际形势所带来的挑战时，革命性危机便进一步发展。君主政权经受着经济上更发达的外来权力的新威胁或更激烈的竞争。而且，由于专制性国家组织与地主上层阶级和农业经济的制度性关系，他们在作出反应时会受到限制或制约。在国内阶级结构和国际紧急事件的交叉压力之下，专制者及其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和军队走向了分崩离析，从而为以下层反叛为先锋的社会革命转型开辟了道路。P59（在这里，作者精炼地概括了革命情势发生的原因。后文她会将这些

原因，通过结合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更为具体的展示出来）

第二章 危机中的旧制度国家

1.旧制度的结构P59-60

（为了理解引发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政治危机的性质和原因，就得先了解旧制度的结构。）

（1）都是由专制君主维持统一的国家，专制君主的任务主要集中于维持国内秩序并与外敌竞争。

（2）都是相当完备的帝制国家，也即高度分化，并由中央协调的行政和军事等级体系，在专制君主的庇护下履行职能。

（3）这些帝制国家都是原生型官僚制：有些职位，尤其是高级职位实现了功能专门化；有些职位或官员职责的某些方面受制于明晰的规则和等级监督；从私人财产和私人事务中分离出来的国家职位和职责部分地（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制度化了。然而这三个国家都没有充分官僚制化。

（4）都没有像现代民族国家那样，实现充分的中央集权并在社会中享有充分的权力。旧制度的法国、俄国和中国都不能直接控制、更谈不上重组地方农业社会经济关系。他们在职能的变化和扩展上受到限制。

2.经济结构P60

（1）法国波旁王朝、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和中国清王朝的帝制国家矗立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之上。在这种农业经济中，土地和农场品的（非国家）所有权分属于数量众多的农民家庭和上层地主阶级。

（2）最为重要的阶级基本上都是地主上层阶级。

（3）市场关系在革命前的三个社会中都有广泛的发展，已经有了一些以城市为基础的工人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大量工人并不代表就有工人阶级。工人要有统一的意识，即自我意识的时候，才可以说工人阶级诞生了），但农业仍然占主导地位。

（4）基本的紧张关系存在于生产者阶级与支配阶级和国家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地主支配阶级与专制性帝制国家之间。

这一章集中关注帝制国家与上层地主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可能产生出的冲突。

3.地主上层阶级与帝制国家之间的关系

（1）在革命前的法国、俄国和中国，帝制国家与地主上层阶级在控制和剥削农民方面完全是伙伴关系。

支配阶级在地方层面上完全不能抵抗农民的反叛。他们开始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中央集权制国家来支持他们的阶级地位和特权。更有甚者，支配阶级也开始习惯于利用为国家服务的机会来谋取私人财富。

（2）帝制国家与地主阶级在控制农民的人力和从农业——商业经济中榨取剩余财富方面，它们同时也是竞争对手。

A.君主感兴趣的是从社会中榨取更多的资源，并将它们有效地用于军事强化和由国家发起、由中央控制的经济发展。

B.地主阶级感兴趣的事情，要么是阻止国家榨取更多的资源，要么利用职务之便来吮吸国库。

影响：君主和地主阶级之间在客观上可能出现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是否会导致政治冲突，主要取决于各个专制——帝制国家的历史环境和具体的制度形式。

*具体的制度形式：a.没有议会制政体，也就没有为支配阶级的代表在国家的政策制定活动提供一种常规性角色；b.都是没有充分发展的官僚制国家——支配阶级的成员享有各种特权去获得和利用国家的官职。为增强控制帝制国家活动的能力，在既定的帝制国家结构的高层，支配阶级的成员获得了一种形成自觉的集体组织的能力。这是他们有可能阻止损害他们经济利益的活动。（这种阻碍最终可能发展成为对专制政治权威的有意挑战）P61

>结果：帝制国家的君主从来不会试图追求与地位如此重要的支配阶级的经济利益相悖的政策。（这只能说一般情况是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些君主确有追求与支配阶级经济利益相悖的政策的情况，如雍正推行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

>以上的情况结合外国的军事压力就导致了君主的困境：

一方面，面临与外部紧张的军事竞争。能否成功应对外国的军事竞争取决于

君主迅速从社会中动员超常资源的能力，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迅速进行结构性改造的改革能力。

另一方面，支配阶级（地主上层阶级）对帝制国家活动的控制，实际上使君主无法采取这种措施（从社会中动员超常资源和进行改革）。

4.正面案例：法国、俄国和中国

（具体考察国家、经济和支配阶级的特征） （1）农业经济和支配阶级； （2）无法推行有效的基础性改革； （3）无法应对外国的压力；

在法国和中国，富裕而政治上有权的地主上层阶级，阻碍了甚至是现代化改革过程的最初尝试。在俄国，软弱的地主贵族虽然不能阻止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农村的经济状况和阶级结构却成了国家指导下的工业化的障碍，从而使得沙皇俄国无法在经济和军事上赶上它在欧洲国家体系中的主要敌人——德意志帝国。

*俄国的农村经济状况和阶级结构：解放农奴的改革是在既有的农村阶级关系的界限内进行的，因此农民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放，农民所得到的是数量并不充足而赎金却相当沉重的土地，他们不得不在数十年内都向政府支付赎金。而贵族们也几乎没有被刺激起来向农业现代化投资，因为他们已经合法地占有了相当于原有庄园40%的土地和方便的廉价劳动力。另外，俄国的土地贵族在经济上很虚弱，在政治上面对帝国的权威时也处于依附地位P98。（与旧制度的法国相反的是，在俄国并不存在比较成熟的代议机关、半政治性的自治机构或可以捐的官位，因而在帝制国家的结构中就没有为支配阶级提供以何种发挥其影响的政治杠杠P100；农奴主贵族一直依赖于帝制国家，但专制君主对土地贵族的依赖越来越少。从彼得大帝开始，帝制国家从教士和城市家庭中录用非贵族成员担任政府工作人员。P99）

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出现，正好是由于波旁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和清王朝没能成功地应对外国的压力。一方面是君主与大臣们的制度性关系，另一方面是农业经济与地主上层阶级的关系，使得帝制国家不可能成功应对外国的竞争和入侵。其结果是，旧制度要么是受到与更发达的权力之间总体战争的影响而走向瓦解（如俄罗斯），要么是在国内因政治权势强大的地主上层阶级反对君主试图

动员资源或强制改革而解体（如法国与中国）。无论是以哪一种方式，其结局都是，在此以前为社会和政治秩序提供了唯一整体防护的中央集权和军事机器走向了分崩离析。由于再也得不到由专制君主威望和强制性权力的巩固，原有的阶级关系在下层攻击面前脆弱不堪。P62-63

国际性的动力与旧制度下的社会政治结构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了革命性危机。 5.反面案例：普鲁士和日本 （1）没有落后农业经济的阻碍； （2）没有强大支配阶级的阻碍； （3）在传统的正当性下推进改革； *日本为什么能够出现明治维新？

（1）幕府时代的日本缺乏一个政治上强大的地主上层阶级。在德川时代的日本，也有地主——大致类似于中国士绅和富裕农民的家族，因为这些家族也在经济上富足，并支配者地方性乡村集镇。然而，像商人一样，这些地主也被排斥在地方至上的军事和行政权力之外P114。德川政权尽管没有实现充分的中央集权，但早已变得非常官僚化P116。

（2）领导维新的是武士阶层。他们并不是地主或与地主有紧密的联系（如上所述，地主、商业财富与官僚政治权力之间的这一重要分殊，是幕府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人就能够毫无阻碍地通过政治集权化的纲领来追求民族救亡事业。P115

（3）在整个维新危机期间，政治与行政阶层始终一致地坚持维护常规性财政与政治职能的延续，因此，先前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阶级和集团，也就因此没有获得任何新的介入机会。

*日本与俄国相比

（1）没有受到落后农业部men的阻碍。无论改革前，还是后，日本农业部门的发展都没有获得“现代化”的投入，而是通过劳动密集程度（水稻种植的特点，俄国是小麦种植）的加大和传统技术的扩展进行的；日本人口的增长并没有赶上农业生产力的增长，为小型工业提供了支持。依赖于农业贡献的能力，使得明治政府能够避免像沙皇那样过渡依赖于外国投资。

（2）日本的早期工业化并没有像沙皇俄国那样，面临着几乎令人沮丧或危

险的国际军事环境；另外，早期工业化时期的日本卷入国际体系的程度较浅，否则就会损害到它的自主性和稳定性。

*普鲁士的情况

（1）官僚绝对主义体制。“受法律调整的官僚贵族集体专制的统治，他们在一小群部长和部长评议会所构成的精英们的领导下，只对他们的良心??强势首相负责。”P118

（2）普鲁士存在一个地主上层阶级，即容克，其不少成员都是军队和文职官僚机构中的官员；

普鲁士是一个农业国家，地方贵族在政治上维持着对地方的完全控制，但是他们只是作为服从命令和遵守纪律的个人而加入到王国的军事和行政机构之中，从而将各省编制进王国之中。P119

（3）确实一些容克地主出现了抵抗许多改革措施的情况，但效果非常有限； （4）国家与地主上层阶级结盟的体制。容克拥有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权，在交出省和王国范围内的领导权时损失很少，作为补偿，他们得到了免于邻近强国的掠夺性侵扰的保护；为家庭成员争取到了受雇佣的机会；P120

第三章 农村结构与农民起义

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实际发生，不仅取决于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出现，还取决于旧制度的农业结构易于导致农民反叛这一事实。因此，为了继续进行这一分析，我们必须要在相反的视角下，重新考察革命前的社会，即不在是自上而下地强调国家政权、支配阶级和国际环境，而是自下而上地强调，农民在农业经济、地方政治和阶级关系中的结构性地位。P124

1.为什么关注农民阶级，而不是城市工人？

与农民阶级相比，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更多地关注城市下层阶级。作者认为这是可以理解地，因为，城市工人??常常在革命活动中发挥着极为显眼的作用。然而，到目前为止，在所有实际发生（成功）的社会革命中，农民造反才真正构成关键性的起义的因素。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在我们所讨论的革命中，尤其是法国和俄国革命中，城市工人的造反就毫无意义。事实上，城市的造反对通过政治冲突而在法国和俄国所建立起新型的，以城市为基础的革命政权产生过关键

性的促进作用。

在这三场革命中，农民反对地主的造反是必要的因素，而城市工人的成功起义则不是。

2.农民阶级的革命

（1）影响：通过对地主支配阶级的打击，尤其是对其财产和权力的冲击，造反运动削弱了旧制度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支柱。

（2）新特征：从传统时代零星、分散地地方性动荡，到从根本上转型对地主广泛而直接的攻击。

（3）寻求解释

A.在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中，农民的目标与先前的农民起义或暴动中的目标，很难说，有什么内在的差异。他们所奋斗的是一些具体的目标——通常都涉及更多的土地，或者摆脱那些索取其剩余产品的特权。

B.在法国和俄国，农民是通过传统的村社组织而被动员起来展开行动的。在中国，农民最初是作为传统绿林好汉参与进去，然后才最后直接被中国共产党（重新）组织起来。然而，即使到那时，中国的农民所追求的还是具体的、直接的目标??P144

C.应该用结构和局势的条件来解释。这种条件影响到：农民村社的团结程度和类型；农民摆脱地主及其代理人直接的日常监督和控制的自主性程度；国家政权制裁农民起义的强制性程度的松弛。前两个因素——农民的团结与自主——只能通过分析革命前旧制度下的农村结构，才能得以详查。P145

以农奴或无地农民加以耕作的大规模庄园为特征的农业体制，似乎不利于自发的、自我组织的农民起义。这一点之所以是事实，不仅仅是因为农民和雇工都很贫穷，而且还因为他们被彼此分开，并处于地主及其监工严密而经常的监督和训导之下。在租佃体制中，小农家庭在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上耕作，在这种体制下更容易出现农民起义——……以社会经济联系为基础的村社关系将单个家庭联结在一起，会共同反对地主。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法国和俄国的阶级关系就属于这种租佃/村社模式。P146

即使在没有大庄园农业的地方，如果地主直接控制了地方的行政和军事制裁机器（如民兵和济贫机构），农村秩序仍然可以避免出现自主性农民起义。

表 1农民起义的条件P186

农村阶级结构 地方政治

在王室官员的监督下，村社享有相对自治。

法国 农民土地所有者占有30%-40%

的土地；耕作80%以上的土地，再加上若干小块土地。个体私有财产确立，但农民反抗征收捐税的领主。

俄国 农民占有60%的土地……以集

体所有为基础的村社很强大。 农民占有50%以上的土地，而且还实际上耕作所有小块土地。向士绅交纳地租。没有农民村社。

普鲁士 易北河以西类似于法国。易北

河以东：工人耕作的大庄园和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没有强大村社。

日本 富裕农民支配着村社。 中国

在沙皇官僚制机构的控制下，村社享有自治权。

士绅地主、高利贷者和士人支配着当地组织化生活。与帝国官员合作。

容克地主是官僚政权在地方的代理人；支配着地方行政和治安。

英国

强大的官僚机构控制着地方村社。

地主阶级占有70%以上的土地。地主是君主政权在地方上农民两级分化：自耕农和农业的代理人；支配着行政和治工人。没有强大的村社。 安。

*中国的特殊情况

在传统中国，基本的社会单位不是单个村庄，而是由村庄群落所组成的集镇社会。这种集镇社会是由士绅，而不是农民，提供组织性领导的。

士绅或地主阶级无论在组织上，还是经济上，都比较强大。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士绅能够像英国和普鲁士的地主上层阶级那样，不会受到普遍的农民起义的伤害呢？在事实上，中国的士绅还是有别于英国和普鲁士地主上层阶级的情况的：一是，中国的农业没有成功地转向资本主义生产，士绅自身成为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障碍；二是，中国士绅高居于顶端，在他们之下不是自耕农或农业工人，而是大量的农民小土地所有者。如果重新分配士绅的土地、废除他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大多数农民小土地所有者将从中受益。三是，19

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士绅与逐渐与君主政权及其官僚结构发生了矛盾；四是，中国士绅，并不像英国一样，有个全国性的议会将他们联结在一起。P182

中国农民对革命的贡献就与法国和俄国农民的作用不同，更像是被动员起来响应革命精英号召的力量。这种大众动员型特征的原因几乎与革命意识形态无关，而种种情况都与中国农村社会政治结构的“特殊性”（与欧洲相比）有关。这种结构使得定居的中国农民不能在制度上形成与地主相对立的自治和团结。但是，在政治-经济危机时期却形成了这种自治和团结，并产生出了被遗弃的贫苦农民边缘阶层，而这些社会边缘分子的活动又加重了危机，他们的存在为反对派精英领导的造反——包括20世纪的革命运动——提供了潜在支持。P184

第二部分总结：

我认为：（1）在受到更发达国家的外来强烈压力时，易于陷入行政和军事崩溃的政权组织（造成法国、中国政权组织易于陷入行政和军事崩溃的国内原因是支配阶级的挑战、俄国则是落后的农业经济）；和（2）有利于普遍的农民反地主暴动的农村社会政治结构，二者结合起来，是造成1789年法国、1917年俄国和1911年中国社会革命情势的充分而独特的原因。（按照作者自己的论述，在实际上，对于1911年的中国革命而言，农村的社会政治结构并不是有利条件。而事实上，辛亥革命的爆发也确实没有多少农民的贡献。）

第三部分 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后果

（全面分析革命在后果方面的特征）

对于革命进程与后果的研究，将主要侧重于社会革命背景下围绕新型国家组织的创立而展开的斗争，还要考察这些国家自身的特征及其与新制度中的社会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对于每次革命的研究，都要从旧制度的最初危机开始，一直追踪到新制度建立的独特社会政治模式为止。P203

第四章 变革的内容与路径：聚焦国家建设

一、共同的变化模式P201-202

1.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改造了农村阶级关系；

2.专制的和原生型官僚体制的君主政权让位于官僚制的、大众参与的民族国家；

3.革命前的地主上层阶级不再垄断社会与政治的特权。他们丧失了通过地方性或者地区性的准政治制度来控制农民、分配农业剩余的特殊身份地位。在旧制度下，地主阶级的特权及其制度性的权力基础，一直是国家彻底官僚化和直接的大众政治参与的绊脚石（根据作者自己的论述，很难说俄国也是这种情况）。而革命斗争所引发的政治冲突与阶级剧变扫清了这些障碍。

4.新兴政权的领导集团在建设新的国家组织以巩固革命成果时，受到了国内分裂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以及国外侵略者的内外夹击。由于能够放手发动原先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的城市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等下层群众，革命领导集团就能够胜任巩固政权的重任。因此，在这三个国家的革命中，下层阶级与新政权中的国家干部获得了相当的利益，而地主阶级等上层阶级则至少是输掉了。

在三个国家的新制度中，更多的民众参与到国家调控的民族事务中来。并且与旧制度相比，革命期间形成的国家组织更加中央集权，更加理性化。因此这些国家就更有能力控制社会，也更能独立自主地抗击国际体系中的竞争者。

二、后果的差异性P202-203

与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党中国相比，法国革命的后果在某些方面具有“资产阶级”性质。俄国和中国革命诞生了政党领导下的国家组织，控制了整个国民经济，并且发动民众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反，法国革命的后果是出现了职业化官僚的国家，与之相伴的是统一市场的完全出现与资本私有产权的兴起，并且得到有效的保障。

法国：1793年以后，民主化的民众运动不是收到压制，就是被转化为军队招募活动或程式化的、象征性的政治诉求。并且，尽管在法国 社会中，政府作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网络无所不在，但是国民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一步分化，依然以市场导向型为主，并没有收到政府的直接控制。

俄国：苏维埃政权形成了一种混合政型政体：一方面是以政党的名义实施独裁与强制的政治控制；另一方面又拥有职业化官僚的、等级关系严格的行政架构，与资本主义体系相去不远。实际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1928年以后，苏维埃社会中极端突出的几个重要方面，就包括严格命令与控制的等级结构和级

别、报酬的不平等。

中国：中国革命缔造的国家无疑是高度集权、彻底官僚化的，但同时又能发动广泛而深入的民众动员。

解释这种差异性：革命冲突进程以及后果之所以存在差异，部分的原因在于每次革命危机自身的特点：每一个旧的国家政权是如何垮台的；先前的农村结构又促使农民采取何种反叛形式。还可以归因于在旧制度向新制度转化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和国际背景或多或少造成的阻滞与延续。P330

三、政治领导集团

在法国、俄国以及中国革命期间，走向前台的革命领导团体的背景，是与作为国家建设的领导者所具有的超前观念相一致的。正是他们创建了行政和军事组织，确立了政治制度，取代了革命前的君主制。P208

四、革命意识形态的作用

诸如雅各宾主义和马列主义这类革命意识形态，看起来确实能够凝结革命的政治领导力量，使得他们在社会革命的条件下，竭力建立并巩固国家权力。同样，意识形态的武装为革命政治家们指明了适宜的斗争方式。

意识形态能够发挥作用的原因：

（1）这些意识形态具有普世主义的特点，能够允许和鼓励不同背景的人们，以公民或同志的身份协力合作；另外，原有君主制作为社会上广泛的政治合法性的象征在社会革命中丧失了信用。于是，革命意识形态就走向前台，并为国家权力的重建和行使提供了合法性依据。P209-210

（2）这些意识形态也迫使革命精英们积极宣传，发动民众参与政治斗争活动；

（3）雅各宾主义和马列主义都具有世俗的极权主义的外观，这就给信仰者提供了运用各种手段在世界上实现最终政治目的的合法依据——这些目的包括“实现公意”和过渡到“没有阶级的社会”等等。

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局限：

在本书所研究的案例中，革命意识形态及其追随者，无疑是重大社会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意识形态的认知内容在任何意义上都相当关键，成为引导革命结果或指导那些创建国家组织以巩固成果的革命者行为

的钥匙。P210

任何把革命意识形态当作革命者的行动及其革命结果的蓝图来看待的逻辑主线，都经不起考验。

用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领导者们，在革命关头一直都受到现存结构条件的限制，并为急剧变换的革命浪潮严重阻碍。因此，典型的情形是，他们最终完成的任务以及为加强新政权的稳固所做的努力，往往与意识形态最初所设想的（如果有的话）差距很大。P211

第五章 法国“现代国家大厦”的诞生

尽管法国农民——实际上所有法国人——不得不与革命后形成的一个更为强大、更富侵略性国家相抗争，这个国家显然不是像俄国和中国革命建立的共产党国家那样，无所不包而且强劲有力。法国革命结构的总体特色是，中央集权的职业官僚国家，与相对较大的私有产业主和中小型私有产业主共同主导的社会互栖共存。在这种法国的新制度中，国家的目的并不是推进社会结构变迁。相反，它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的运作，并保障建立在职业或官僚地位、私有产权与市场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秩序。此外，正如得到强化的国家现在能够更加自主的发展那样，私有的富裕产权阶级现在（至少是边缘性的）就更可能通过市场来追求经济利益，而不用通过贿买国家官员或直接使用政治——司法机器去榨取剩余价值。P246

第六章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出现

1917年农民自发地展开了彻底的社会革命——结果变成了民族国家相互竞争的世界中威胁革命后民族生存的因素。建设国家的革命者在对付国内外政治对手的同时，为了对付这些自治农民，逐步建立起一个极其可怕的、庞大的政权——对农民尤其如此。因此，俄国革命的结果是，完全确立了集权主义和威胁主义的制度，其中所有俄国民众的集体力量都从1917年无政府式的反叛转变成为积极参与中央决定和领导的事务——当然，如果缺乏自主的热情就运用强制措施和恐怖手段。P280

第七章 中国大众动员型政党国家的兴起

1.中国革命独特后果的原因：

三个因素尤为关键：从旧制度继承的经济遗产（没有采取斯大林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战略环境（中苏矛盾，走向独立自主）；中共在夺取政权过程中所积累的特殊的政治能力，特别是与农民的关系（促使中共选择了偏重农业、强调平等与大众参与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径）。

2.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中农民的作用与结局

与法国和俄国一样，中国革命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行动以及他们与巩固革命、建构国家的领导力量之间的关系。

在俄国农民自发地进行评分土地的革命，之后反而形成了对革命后国家中经济和社会生存的威胁。结果，最终形成的斯大林主义的结局，其中大部分原因就在于，布尔什维克力图运用命令和恐怖等手段强行控制农民。在法国，农民发动了相对有限的革命来对抗对自己剩余劳动产品的剥夺，在此过程中丧失了自身的团结，并最终在恩威并施的情况下参与到全国市场中去，与行政官僚国家共同生存，与此同时，他们的位置也逐步地被资本主义无情地侵蚀殆尽。唯独在中国，尽管农民自己无法发动革命，而有组织的革命者在城市和城镇中也不能直接获得权力。共产党和农民必须结成同盟来完成革命。结果，上述同盟创造了某种特殊的可能性使得革命者在获得国家政权之后，能够通过大众参与式的群众动员方式，来增进经济和社会转型，而农民的行为和福利问题自然就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本组成部分。P329

结论部分

1.揭示列宁关于国家与革命理论的正确与不足

国家政权问题一直是社会革命改造的根本问题，但是不能因此把国家政权简单地理解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也不能单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解释国家结构的变化。就法国、俄国和中国而言，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数次的革命浪潮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先前革命形势的出现，与革命斗争之后所建立的新政权的性质，都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组织结

构以及某种程度国内相关阶级和政治力量的自主与动力关系，甚至还取决于其相对的国际地位。P342

2.本书的论点可以适用于法国、俄国和中国之外的革命吗？

我们不能把对法俄中三国革命具体的因果分析，随意泛化为能够解释一切现代社会革命的“一般性革命理论”。P345

具体的原因：

（1）不论是单个案例，还是一个相似案例，由于各国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国际环境的不同，其革命的原因必然会有所不同；

（2）革命的因果模式必然会受到世界历史根本结构的变化以及国家权力基础的变动等因素的影响。革命的可能性与表现形式会随着世界时序的变化而变化。

3.倡导对结构性视角的运用

（1）要运用结构性视角，侧重于不同境遇的团体与民族间的客观关系与冲突，而不是探讨革命期间特定角色的利益、世界观或者意识形态；

（2）立足于分析国家组织及其与国际环境、国内各个阶级以及经济条件的相互关系，是对革命进行结构分析的关键。

全书核心的总结：

在历史上的革命中，有着不同处境并存在着各种动机的群体，是在错中复杂地展开的多元冲突中成为参与者的。这些冲突又受到了现存的社会经济和国际条件的强有力的塑造和限制。冲突的展开方式，则取决于每次革命形势最初的出现方式。冲突的逻辑并不由任何单个的阶级和集团所控制，而不管这些阶级和集团是否在革命进程中居于中心地位。革命冲突所造成的后果总是既不能充分预测到，也不是卷入其中的任何一个群体所期望的，当然也不会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在社会研究中，首先要弄清楚旧制度下革命形势的出现（而非“制造”）的原因。然后，则必须要研究受制于客观条件、以一种复杂的关系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处于各种情势之下的种种群体行动——正是这些行动的相互纠缠、塑造着革命进程并产生出了新制度。而如果要理解这种复杂性，只有通过同时集中关注下列要素才能如愿：制度性的决定情势、群体之间在社会中

的相互关系，以及在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结构中的各个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了采用这种非个人性的、非主观性的观点——这种观点强调群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模式——就需要从一种在一般意义上被称作是关于社会历史现实的结构性视角出发来进行研究。<译者序>

许成中 2016年12月

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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