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思想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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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思想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作者：李明宇

来源：《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04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和解”（“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人类本身的和解”）思想为人类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基本范式，其解决的关键在于人。“两个和解”思想与“以人为本”思想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以人为本”实现了对“两个和解”思想理论上的突破和实践上的创新。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以人为本

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中，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研究取向和理论视野，同时通过对“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人类本身的和解”两大历史使命的阐述分析，来诠释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范式，在实践中推动“两个和解”这两大变革成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和现实任务。

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在对传统发展观的反思、批判和扬弃的基础上，审视的当前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人的危机等问题而提出的，所以，以人为本的理念本身就蕴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关系，或者说，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必须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组织的关系等不同层面来把握和解读。因此，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研究承载的“两个和解”历史使命，在本质层面是吻合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是解决“两个和解”历史使命的重要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

一、“两个和解”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基本范式

恩格斯在1844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与恩格斯这一著名论断相呼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与“人类本身的和解”两大历史使命及其相互关系给予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揭示，即“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马克思运用自然史和人类史相结合的理论研究阐释“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与“人类本身的和解”的相辅相成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主要是通过人与人的关系的协调和改变才有可能，同样，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将推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可以说，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结合是马克思恩格斯诠释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范式。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对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造成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并对人类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而且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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