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通论

更新时间：2023-10-22 02:05:01 阅读量：综合文库文档下载

说明：文章内容仅供预览，部分内容可能不全。下载后的文档，内容与下面显示的完全一致。下载之前请确认下面内容是否您想要的，是否完整无缺。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考古通论

名词解释：

考古学：考古学是用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历史的一门科学，它和“狭义

历史学”一样都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考古学所研究的人类历史包括史前时代、原史时代和历史时代，不包括近代和现代。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实物资料是通过考古发掘和考古调查获得的。实物资料包括遗迹和遗物两部分，遗迹和遗物又统称为文化遗存。考古学不仅研究物质文化，也研究包括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精神、文化遗存。考古学对研究古代社会具有重要作用，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运用考古资料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

新考古学:是1960年代在北美流行的一个考古学派。这个学派的发起人,是当

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年轻考古学家路易斯·宾佛(Lewis Binford)和他的学生朗格(William Longacre),希尔(James Hill)和佛兰内力(Kent Flannery)...等。宾佛注重研究人类活动的行为和过程，其基本主张为:“一,要对考古遗物的解释进行严格的经验检验;二,用经过严格检验的考古证据重建史前人类生活。”曾在考古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在20世纪1980年代经考古工作者介绍到中国。

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是指代表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具有

一群有特征性的文化遗物和遗迹的文化遗存。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因分布地域的不同，在其文化面貌上有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就需要“文化类型”来区分，亦即属于同一文化的不同“类型”。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方式有：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所在地的地名命名、以遗址的名称作为文化名称和以某一遗址的某一期典型文化遗存作为文化名称等。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命名的前提是该文化遗存能够构成一种“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应注意以下问题：文化的分布范围、文化的面貌及特征、文化的演进等。

石器时代：考古学是根据生产工具的变革来划分考古时代的。根据生产工具

可将人类古代社会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石器时代可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有的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还有作为过渡阶段的“中石器时代”。有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之间还有一个作为过渡阶段的“铜石并用时代”或称“金石并用时代”。旧石器时代大约从300万年前开始，结束于距今1.2万年支1万年，以采集和渔猎为主。新石器时代开始和结束时间各地都不同。世界上并不是每个地区都经历过“中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

中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的概念，是1866年由H.威斯特罗提出的。当时

提出这个概念，只是满足于当时考古学上惯用的三段分期法，这个概念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内涵，也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到20世纪30年代，“中石器时代”的概念才在理论上得到阐明，确认在欧洲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存在着一个“中石器时代”。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欧洲的“中石器时代”概念包括一下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内涵：从时代上讲，始于末次冰期之后，即全新世初期，结束于农业出现前；绝大多数欧洲的“中石器时代”文化没有发展成为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但在一定程度上与其有关联；石器方面的特征是，石斧制作技术的改进，用间接打击法制作的几何型细石器及复合工具的使用；经济生活则以狩猎为主，农牧业经济尚未出现。所谓“中石器时代”不能作为世界各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石器文化”。

细石器文化：细石器是指形状细小的一种打击石器。用打击法打出的细石核、

细石叶及其加工品。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盛行于中石器时代。这种石器长度一般在2—3厘米，常见器形有石叶、石镞、小石刀、石片等，可作石钻或刮削器，也可镶嵌在骨梗、木柄上作复合工具使用。中国的细石器文化，距今26000-10000年。石器原料主要为石髓、玛瑙、燧石等。尤以下川文化为代表。下川文化上承峙峪文化和小南海文化，下开新石器时代早期高度发达的细石器工艺的先河，在华北地区细石器工艺传统的发展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启动，是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该工

程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相结合，设置9个课题44个专题，组织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名科学家进行联合攻关，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为研究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创造条件。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夏商周年表：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的《夏商周

年表》，把我国的历史纪年由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弥补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一大缺憾。根据这份年表，我国的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约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约为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年表还排出了西周10王具体在位年，排出了商代后期从盘庚到帝辛（纣）的12王大致在位年。

夏代文化：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商周年表》推定其年代

为公元前2070至公元前1600年。简而言之，夏代文化指的是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夏王朝以前或以后的文化都不能叫夏代文化，与夏王朝同时存在的其他族的文化也不能叫夏代文化。这是探讨夏代文化的前提。根据文献记载，一般认为与夏人活动有关的地区有两个，即豫西和晋南地区。1959年，发现偃师二里头遗址，有助于探索夏代文化。夏代文化在文献上记载很少，有关夏文华的考古资料也在不断的积累之中。

先周文化：先周，有周族先世之意。所谓先周文化就是指周王朝建立以前周

人的文化遗存。探讨先周文化，对于研究周族的历史、周与商以及其他部落氏族的关系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周族原系居住于于今陕西中部和甘肃东部黄土高原地区的部族。在时间上，大约与夏、商两族同时。对先周文化遗存进行得最早的考古工作，是1933-1935年北平研究院文学研究会考古组对陕西宝鸡斗鸡台墓的发掘。代表型器物是“锥足鬲”，出土此类器的墓葬也被称为“瓦鬲墓”。一般认为。先周文化的形成是由多种文化因素相互交融形成的。先周文化是一种青铜文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化。

化石：化石是埋藏在地层中的古代生物中的遗骸、遗物和遗迹。它是研究早期

人类和古生物的根据。由化石发现的地点可以了解古生物的地理分布和当时的生态环境；根据生物发展的顺序和化石发现的层位，可以确定地层的时代和关系。化石可分为遗体化石、遗物化石和遗迹化石等三种。形成化石的首要条件是生物体得到埋藏，免受外界的风化和破坏；此外，埋藏在地下的生物体要发生石化作用。石化作用分为填充作用、交替作用和蒸馏作用等。化石有埋藏规律，不同类型的化石有不同的寻找方法。

金石学：金石学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偏

重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到达证经补史的目的。它是考古学的前身，形成于北宋时期曾巩的“金石录”最早提出金石一词。中国的学者将金石学从萌芽到衰落分为四个时期，即春秋末叶到隋唐五代的萌芽期，宋代的金石学肇创演进期，清代的金石学兴盛期，清末到1950年前的近代考古学期。金石学与考古学的根本区别是缺乏考古学所具备的以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础的一套科学的发掘和研究方法。

绝对年代：是根据某种事物的变化速率给出的数值年龄，也叫定量测年。考

古中的绝对年代是指文化遗存形成时的距今年代。在历史考古学的领域内，判断绝对年代的方法，主要依靠文献记载和年历学的研究。碑碣、墓志、简牍以及其他器物的纪年铭文是确定绝对年代的可靠依据。但要注意碑碣有无经过搬迁，有纪年的铭文是否被长期沿用。根据书籍记载和口头传说来确定遗迹和遗物的年代，其可靠程度不如上述各种器物。

放射性碳素断代：放射性碳素是利用死亡生物体中碳-14（14C）不断衰变

的原理进行断代的技术。1949年开始应用于考古年代的测定。一般适用于年代范围在5万年以内。美国芝加哥大学W.F.利比是该方法的创始人。碳-14测定年代常用的标本有木炭、炭化的种子或果实、骨头、毛发和未风化的贝壳等。此方法假定大气中碳-14自古以来保持不变。但实际上大气中的碳-14浓度是有起伏的。因此碳-14年代与真实年代存在差距。年代越早偏差越大。因此碳-14年代必须与树轮年代校正，才接近真实年代。

古地磁断代：古地磁断代，包括考古地磁断代和地层沉积磁性断代。考古地

磁断代是利用某些古物的热剩磁性进行断代的技术，用于新石器时代以来窑、炉、灶、砖、瓦、陶瓷年代的测定。由于多种原因，古磁测定年代的误差比较大，使用这种年代数据时，应参考其他办法所测定的年代数据。地层沉积磁性断代，是利用地层沉积磁性随地磁极性倒转而倒转的现象进行断代的技术，多用于古人类遗址的断代。目前研究第四纪地质与古人类遗址的年代，建立300万年以来地层年表，古地磁法还是一种比较好的手段。

热释光断代：热释光断代是利用绝缘结晶固体的热释光现象来进行断代的技

术。适用于陶器及其他火烧黏土样品，测定年代的范围可达数十万年。依据原理是：陶器放射性愈强，年代愈久，热释光就越多，即热释光量与所受的放射性总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剂量成正比。陶器作为测定年代的标本比放射性断代用有机物标本有点多。用热释光断代定出的年代误差一般在±10%左右，不如放射性碳素断代精确。不过热释光鉴定陶器的真伪比较快速有效，取样仅需数十毫克。

树木年轮断代：树木年轮断代，是利用树木的生长规律进行断代的技术，

这是目前最精确的断代方法。它可用于校正碳-14年代。树木每年春长秋止，在树干横截面上留下疏密相间的圆圈，即所谓年轮，年轮的数目即树龄。树木年轮学是20世纪初由A.E.道格拉斯建立起来的。目前世界上年代最长的主年轮序列，是由美国加州白山上的刺果松建立起来的，已可上溯到1万年前后，树木年轮学对考古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它对碳-14年代的校正。

萨拉乌苏动物群：是更新世晚期偏早时期的一个哺乳动物群。主要化石地

点在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地区和陕西省榆林市北部萨拉乌苏河（即红柳河）流域，萨拉乌苏组的河、湖相沉积物中。甘肃环县、庆阳、陕西涝池河、山西峙峪等亦采到同样或相近的动物群标本。该动物群的重要成员有猛犸象、野驴、普氏野马、披毛犀、诺氏驼、马鹿、河套大角鹿、王氏水牛、原始牛和最后鬣狗等，多半是适应草原生活的动物，但也有一些喜欢在水边、林边生活的种类。哺乳动物中有些现代已经绝灭了，还有相当一部分现生种。萨拉乌苏动物群的年代可能在3.5万～5万年左右。

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峙峪文化：位于桑干河上游黑驼山东麓的峙峪河第二级阶梯上。该遗址1963

年发现于山西省朔县城西北峙峪村附近。文化遗存的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晚期，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距今约28000年（未经树轮校正）。文化遗物有石器、骨器和装饰品。石器主要是小型的，大型石器很少，砍砸器罕见。峙峪文化是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两大文化传统之一的“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的重要环节。其开始用间接打击法制作细石器开创了典型细石器工艺的先驱。峙峪遗址中的动物群主要是代表草原环境的，反映了当时的环境。

下川文化：下川遗址位于山西省沁水县下川乡所在地的下川盆地，文化遗物

分布在下川盆地周边的第二级阶地地表，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末期。据放射性碳素断代，文化年代距今2.4万到1.6万年。下川文化的石制品包括细石器和粗大石器两类，以细石器为主。三棱尖状器和扁底三棱尖状器是制作最精美的微型尖状器，琢背小刀是下川文化的典型石器。下川文化上承峙峪文化和小南海文化，下开新石器时代早期高度发达的细石器工艺的先河，在华北地区细石器工艺的发展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山顶洞人及其文化：山顶洞遗址是1930年发现的，1933—1934年作了系

统的发倔。因为它是北京周口店遗址顶部的一个洞穴，故称山顶洞遗址。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末期。与人类化石一起出土的石器、骨角器及装饰品，并发现了中国迄今所知的最早的墓葬。山顶洞遗址的堆积可分为四个部分：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窨。人类化石特征和现代人一致，具有蒙古人种特征。骨角器主要有1件骨针，说明山顶洞人已经知道缝纫。山顶洞人的生产活动扩大到水域，出现了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公共墓地，已经有了原始宗教。

捏制

这是最早的手工制陶方法，也是最简便、最容易的方法。这种方式比较粗糙，

成型不规则，但方便灵活，因此常被用于制作小型陶塑，而在制作日常器皿时较少使用。

泥片贴筑法：是指贴筑时，根据所制器物及器物不同部位，将陶泥捏成不同

形状的泥片，然后互相叠接捏成粗型，再在粗型内外壁贴补抹泥，使胎壁牢固，表面平整。这种方法制作的陶器，其胎壁往往多层次，厚薄不均，底部、颈部、口部往往特别厚，不少器物的口沿另贴一圈泥条。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在中国距今七八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普遍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制陶。大约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时候，泥片贴筑法才逐渐为新兴起的泥条盘筑法所代替。

泥条盘筑法

先将陶泥制成泥条，然后圈起来，一层层地叠上去，并用陶垫、陶拍、陶抹等工具将里外抹平、抵压，仔细加工制成器型。不仅新石器时代的大部分陶器是这样制作的，就是在现代，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在采用这种成型方法。

三叠层

中国考古学史上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即仰韶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商文化层由下而上的三层堆积，从地层上证明了中国的历史由史前到历史时期是一脉相承的。与以前发掘的最重要的区别是，发掘与遗物统计均依土质土色区分的文化层为单位进行，并依据遗物的特征，将各文化层合并为3个大的文化层，即上层的小屯文化（商文化）、中层的龙山文化和下层的仰韶文化层。这就是中国考古学史上著名的“三叠层”。由留学归国的梁思永于1931年发掘安阳高楼庄后岗时发现，开创了我国考古地层学理论，是中国考古学开始走向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一、渭水流域、豫西和晋南地区（一）老官台文化

老官台文化亦称“北首岭下层类型”或称“大地湾文化”。文化年代距今7200年至6300年。主要分布在渭水流域、陕西的关中及丹江上游地区。分为早晚两期。生产工具比较原始，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等种类。石器以打制为主，磨制的比较少。打制石器有刮削器、敲砸器、石核等。磨制石器一般在刃部磨光，通体磨光的器形很少。不见穿孔石器。陶器以夹细砂的红陶和褐陶为主泥质红陶及泥质灰、黑陶的数量很少。陶器的火候不高，陶制粗疏，陶色不纯。制法有手制、模制和捏制。器形以三足器和圈足器为主，圜底器和平底器次之。一般器形无流、无嘴、无耳，陶器纹饰简单。半坡类型是其发展。

（二）仰韶文化

该文化发展序列是：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或称半坡晚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细石器数量最多，种类又以石叶最多。打制石器的数量仅次于细石器，种类有砍斫器、尖状器、刮削器、斧、锛、锄等。长方形石锛、有肩石锄是颇具特征的农业工具。中国北方地区由于磨制石器不发达，从而使打制石器（包括细石器）达到了史前的最高峰。骨器的数量较多，有锥、镞、针等。陶器以质地疏松的黄褐夹砂陶为主，灰褐陶次之。陶器的内壁多为黑色。皆手制，泥条盘筑为主。横“之”字形线纹、横“之”字形点纹、器形以大口深腹筒状罐最多，是富河文化陶器的特色。房屋建筑发现较多，有圆形和方形两种，以方形为主。门开在南面。居住面经夯打，中央有灶。有的居址内的南部有窖穴。遗址中还发现了卜骨，不经修整，只灼，无钻或凿。经测定富河文化年代距今约4700年。其渊源还需探讨。

卡若文化：卡若文化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澜沧江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78～1979年发掘。遗址分为早、晚两期。发现房屋基址28座。发现农作物粟和家畜猪的遗存。当时经济生活以粟作农业为主，辅以经常性的狩猎。一般把该遗存命名为卡若文化。共揭露遗面积1800平方米左右，出土文物数万件。卡若遗址的发掘对研究西藏的原始文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西藏人的祖源提供了详实的资料。西阴村遗址：西阴村遗址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西阴村，是一处新石器时代

遗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1926年由考古学家李济主持发掘，它是中国考古学者主持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是中国人首次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遗址内发现有窖穴、灰坑等多处遗迹，并出土有大量陶片。新中国成立后，于1959～1963年再次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察。1994年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庙底沟类型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最为丰富。

墓葬

墓志：墓志一般出土于帝王陵和世家豪族墓中，按质地可分为石制和砖制两种，

其作用和墓碑一样，所不同的是，墓碑大多是树于地上的，而墓志则埋于地下。墓志出现晚于墓碑，它的起源应在西汉，到东汉则发展的较为成熟，在汉代随葬墓志并为形成制度。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墓志渐趋增多，尤其是北朝墓志出土最多，东晋南朝墓中发现得较少。北朝墓志出现装饰纹饰。墓志的出土北方明显多于南方，到南朝时期的梁代已基本定型。墓志是断代、确定墓主人身份最可靠遗物，而且是研究当时士族联姻制度、郡县地理沿革、文字书法演变的珍贵实物资料。

墓碑：中国古代“墓而不坟”，只在地下掩埋，地表不树标志。后来逐渐有了

地面堆土的坟，又有了墓碑。墓碑可能出现于西汉时期，但目前所见最早的实物为东汉墓碑，长方形石刻，由碑首（额）、碑身、碑趺（座）构成。碑首多作圭形，又有圆形者。碑首、身之间有圆穿。碑座有方形、龟形，以方形为主。题额多篆书。碑文多隶书，刻记死者姓名、籍贯、生平经历、死亡日期、家族世系及对死者的溢美之词。碑阴、碑侧常刻有门生、故吏的姓名。通常是天然石材或人工石材，以大理石花岗岩为首选材料。

镇墓俑、镇墓兽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所谓镇墓俑，包括镇墓兽、天王俑和武士俑，是唐代陶质明器中的重要门类。天王俑一般成对随葬，多置于墓门两侧，有镇恶驱邪的作用。这种葬俗始于公元6世纪，最初是一对武士俑，到唐代，受佛教护法神形象的影响，武士俑为天王俑所替代。佛塑天王像趋于写实，而随葬镇墓俑则夸张恐怖。

镇墓兽是楚墓中常见的随葬器物，也是楚漆器中造型独特的器物之一种。迄今出土的镇墓兽共约200件，均为战国时期文物，以战国中期为多。从考古发现的情况考察，镇墓兽最早见于战国楚墓，西汉陶镇墓兽出土不多，东汉墓开始流行使用镇墓兽。也流行于魏晋至隋唐时期，五代以后逐步消失。镇墓兽的制作，早则为木、骨质，陶质极少、以后主要为陶质和唐三彩。金属和石制品极为少见。

镇墓罐（瓶）

镇墓罐，也叫镇墓瓶、斗瓶、五谷瓶，是中国古代墓葬中比较常见的随葬物，流行于东汉中后期，一直沿用到魏晋时期。镇墓罐多陶质，个别泥质。瓶内一般装有面粉、粟粒、云母片等所谓的神药，个别的装有铅人，瓶腹文字多用朱色或墨色直接书写在腹部，镇墓文多少不等，多者百余字，少者仅数字。文字的文体和内容比较固定。镇墓瓶上的镇墓文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另外，由于魏晋时期，政府严禁在墓前立碑，因而埋入墓中的镇墓罐也起到了墓志的作用，这为考古断代提供了极为准确的实物资料。

模型明器

所谓模型明器，是指汉代墓葬中常见的、一整套特点鲜明的随葬器物，主要包括仓、灶、田地、池塘以及家禽、家畜俑等。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不仅用生时所喜好的文物陪葬，还出现了许多仿制的象征性随葬品，也就是采用替代品陪葬，如汉墓出土的各种农庄、陶院落、陶猪舍、陶壶等等，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日常生活，同时也透露了当时的建筑形式，这些是真正意义上的明器。陶制的陪葬品在汉代相当盛行。它们是汉代人对所期望有的“财富”的展现；而陶农庄、院落配以侍者、乐者等人俑，则是汉人对当时豪强富足者生活的向往。宋代以后，纸制明器逐渐流行，陶瓷明器渐少。

铭旌

铭旌同“明旌”，也叫“旌铭”简称“铭”。古代丧俗，人死后，按死者生前等级身份，用绛色帛制一面旗幡，上以白色书写死者官阶、称呼，用与帛同样长短的竹竿挑起，竖在灵前右方，称之为铭旌。大敛后﹐以竹杠悬之依灵右。葬时取下加于柩上。其中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铭旌很具代表性。帛画覆盖在一号墓即辛追墓的内棺上，呈T字形，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制作精美、色彩鲜艳，画面上中下三部分分别表现了天上、人间与地下的场景，体现了西汉初年的神仙方术思想，学者认为帛画的作用是接引死者走向天国。

遣策

遣策是古人在丧葬活动中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以简牍为主要书写材料。遣策应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所谓狭义，就是较为单纯的随葬物品清单。所谓广义，就是记录与丧葬礼仪有关的各种物品，包括赗赙赠奠及随葬物品等。最早考古发现的遣策是1951年冬至1952年春在长沙五里牌406号墓发掘出土的楚墓竹简。遣策的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类型有：记录随葬物品、记录随葬物品和葬仪用物、记录随葬衣物和记录葬仪所用的车马兵甲等。

陵邑制（下义词：五陵邑）

汉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管理各地贵族富豪，在汉长安城附近皇帝陵墓处设陵城。而所谓的“陵城”，其实是消费性城市。汉长安城的陵邑制担负着“强本弱枝”和“防御匈奴”两大任务，历来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有巨大作用。起源于汉高祖分布在渭河南北岸，不仅是陵墓更是7个城市区域的副中心，其组织周边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大片富户迁至此，使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相当于今天中等城市的规模在这些陵墓中，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五个陵均设邑建县，故名“五陵邑”。

阙：阙，在中国古建筑中是一种特殊的类型又称作两观、象魏，实际上就是外

大门的一种形式。阙一般有台基、阙身、屋顶三部分。阙的种类按它所在的位置分大约有：宫阙、坛庙阙、墓祠阙、城阙、国门阙等等。陵墓阙是现存汉阙中保存得最多的类型。它们均位于陵墓之前，两相对称，中阙为道，为陵墓神道的入口大门。它们或木构，或石砌；木阙现已无存，石阙则实例颇多，均为后汉物。汉阙的建筑形式，有单阙对立的，也有带子阙的。是研究汉代建筑而且也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和书法、雕刻艺术的重要实物。

髙颐墓阙

高颐墓阙位于雅安市雨城区姚桥镇汉碑村，为雅安汉阙博物馆所在地。东汉建安十四（209年）为建造东汉益州太守高颐及其弟高实的墓阙，是全国现存地面保存最完整、最精美的石阙。高颐阙，主阙13层，高约6米，宽1.6米，厚0.9米；子阙7层，高3.39米，宽1.3米，厚0.5米。高颐墓阙分东西而阙，两阙相距13米，阙间有高君宋碑及巨型石辟邪，两阙北壁皆有阴刻隶书铭文。是研究汉代建筑艺术、造型艺术、地震史的珍贵文物。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列鼎制度：用鼎制度也称为“列鼎”制度。所谓“列鼎”，是指在一个墓葬

中发现的一组形制相同、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的鼎的组合。这种用鼎制度最早萌于西周早期。商代虽然用鼎随葬，但无规律。西周用鼎逐渐形成一定的规律，西周中期用鼎制度趋于成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用鼎制度最为盛行。在初期，用鼎的数量与墓主人的身份是一致的，到春秋中晚期发生了变化，越礼的现象开始出现。随着春秋社会变革的加剧，用鼎的制度也遭到了破坏。以上村岭虢国墓为代表，虢太子墓随葬七鼎六簋，与其身份正好相合。

中山王墓

由于史书缺载，以往有关中山国的资料只靠零碎的推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山王墓发掘出土大批文物，才揭开中山王国神秘的面纱。中山王墓位于平山县三汲村，出土了大批精美绝伦的珍贵文物。仅中山王一号和六号墓出土文物就达19000余件，并以大量孤品、珍品的出土震惊中外。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中山三器”，即“刻铭铁足铜鼎”、“夔龙纹铜方壶”、“铜圆壶”。墓中还发现关于战国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时期陵墓建筑的一个极重要发现的金银错兆域图铜版(中山兆域图)，还发现有两壶保存2200余年仍良好的酒，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酒。

中山王三器

中山王三器是20世纪70年代在河北平山发掘出的古中山国的三件文物，分别是中山王鼎、中山王圆壶和中山王方壶。1974年以来，在河北省平山县发掘出中山国重要遗址，遗址坐落在平山县三汲公社东灵山和西灵山的南麓。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中中山王方壶、中山王鼎以及中山王圆壶合称中山三器。 “中山三器”行文流畅，文字精美，风格独特，是中国古文字的精品奇葩。铭文以中山王鼎最多，也最精美。铭文为刻款，体现了华美的书写风格。铭文章法随势附形，排列整齐。从书法上欣赏：铭文绮丽多姿，典雅飘逸。中山王鼎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中山王鼎》共469字，铭文字数之多，仅次於西周《毛公鼎》，在战国铜器中更属罕见。中山王园壶，为中山王的嗣王为先王所作。圆壶为短颈鼓腹，两侧有二铺首，圈足，有盖，盖饰三钮，通高44.5厘米，腹径32厘米，腹与圈足皆有铭文，腹部铭文59行、182字。中山王方壶1978年于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方体，小口，斜肩，腹两侧有一对环耳，这是战国中、晚期常见的方壶形式。它在造型上的突出特点是，使用了八条雕龙为装饰。是迄今发现的第三长（450字）的铭文。过去关于中山国史籍记载的很少，但通过中山三器可以让我们对中山国进行深入的了解。

十五连盏灯

十五连盏灯高84.5厘米，形似大树。灯分三层，最下层为树下两个裸体男子仰面抛物逗猴，猴单臂攀灯枝伸出一臂乞食；中上层又有猿猴或任性玩耍，或仰头探望，或侧耳聆听；树上啼鸣的小鸟与环绕灯柱蜿蜒而上的游蛇交相呼应。通过“灯树”把15个人物、动物组织在一起，颇具浪漫色彩。出土于1974-1978年发掘的中山王墓的一号墓，同期出土的还有6号墓的银首人俑灯，这两件物品都是制作精巧的艺术精品。

银首人俑灯

银首人俑灯高66.4厘米，造型为一身穿绣袍的男子，左手持蛇连接的两层灯盘，右手高举螭蛇连接的另一灯盘，男子手中蛇似乎在向前蠕动，环绕灯柱的蛇也在向上爬升，高处的鸟鸣叫欲翔，栩栩如生，有较强的动感。出土于1974-1978年发掘的中山王墓，中山国的陵墓分布于国都灵寿城内外，共发现6座，都有高大的封土堆。该灯即出土于6号墓，同期出土的还有1号墓的十五连盏灯，这两件物品都是制作精巧的艺术精品。

兆域图铜版

铜版为长方形，长94厘米，宽48厘米，厚约1厘米，上用金、银镶嵌出陵园的平面图，内宫垣内有方形的堂5座，中间为王堂，两侧为王后堂和哀后堂，哀后堂外侧为夫人堂，王后堂外侧的堂铭文不清。各建筑之间都标有间距尺寸，据实地调查测量证明，兆域图就是当时墓地的描绘，说明这种形制的国君陵墓至迟在战国中晚期的三晋两周地区已成定制。铜版出土于1974-1978年发掘的中山王墓M1椁室内，通过此铜版，使我们对战国时期王陵制度有了较多的了解，是该墓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明堂辟雍

“明堂辟雍”是一座建筑，但它包含两种建筑名称的含义，它是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皇家礼制建筑之一。据后人考释，明堂与辟雍实为一事而异名。明堂是古代帝王颁布政令，接受朝觐和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辟雍即明堂外面环绕的圆形水沟，环水为雍(意为圆满无缺)，圆形像辟(辟即璧，皇帝专用的玉制礼器)，象征王道教化圆满不绝。西汉于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在长安城南修建了明堂辟雍，平面外圆内方，中心建筑建在6.3米高的圆形夯土台上，台面直径62米，平面呈亚字形，四面对称，每边长42米，正中是一方形夯台，边长17米，现惨高1.5米，台面上原有高大的建筑（太室）。明堂辟雍是按儒家传统礼制和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设计的。

王莽九庙：西汉末年，王莽于辟雍以西造庙，史称王莽九庙。王莽九庙由12

座形制基本相似的建筑组成，其中11座在一大的方形院落内，夯土围墙的边长1400米，里面建筑分为南北三排，中间一排三座，其余两排个四座，每座建筑的平面亦为方形，又有各自的围墙，围墙边长270——280米，中心建筑边长55米。有一独立的建筑在建筑群围墙以南正中位置，自成院落，规制与11座建筑相同，只是该建筑的边长为100米。建筑遗址出土的石础有“始建国”年号。有人认为，所谓“王莽九庙”应是汉十二帝的祖庙，南面独立的一座为高祖庙，是王莽篡汉前建造的。

黄肠题凑墓：黄肠题凑墓是木椁墓中的特殊形式，它要比普通的木椁墓的规

格高，墓主是诸侯王或诸侯王级的高级贵族。题凑即指以黄芯的短柏木枋顶端向内垒成墓壁，四壁的柏木枋皆与最近的棺壁垂直，题凑之内另有木椁。在缺少柏木的地方也有用楠木的，楠木枋的端头中心涂黄，人为制造黄肠以像柏木。目前所见10余座此类墓皆为西汉诸侯王或列侯级墓，又以西汉早、中期为多。东汉有仿黄肠题凑的石条题凑墓，可以说是题凑墓没落阶级出现的变种。从地域分布上看，题凑墓不见于长江以南地区。其中大葆台汉墓是我国首次发掘的此类墓，其规模之大、用材之多迄今仍居同类墓之首。

砖室墓

古代墓葬构造形式之一。始于西汉，盛行于东汉及以后各代。砖室墓，典型砖室墓的建造，基本上先由地面向下掘一竖坑，在竖坑底部横开一穴，再在此横穴中以块砌成墓室，置棺其中。有些砖室墓筑有斜坡墓道，也有的砖室即筑于竖穴之底部，不再开横穴由于使用砖块砌法的不同，砖室墓的墓可以发展成相当复杂的形式。古代墓葬的构造形式有两种，一是用大型空心砖砌成，一种用小型的长方形砖砌成，一般由墓门、雨道、墓室等部分组成。

悬棺葬

中国古代葬式的一种。即人死后，亲属殓遗体入棺，将木棺悬置于插入悬崖绝壁的木桩上，或置于崖洞中、崖缝内，或半悬于崖外。往往陡峭高危，下临深溪，无从攀登。其俗流行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悬置越高，表示对死者越是尊敬。各地发现的悬棺葬，葬具与年代各不相同。据历史文献记载和掌握的考古资料，福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建、江西等东南地区的悬棺葬在我国悬棺葬年代中最早，且为古代越族之葬习。至于悬棺到底是怎样“悬”上去的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崖墓：崖墓，又称岩墓、蛮子洞、仙人涧，是古代墓葬的一种构造形式。其特

征是沿着浅丘，山谷的砂质岩层由人工凿成方形洞穴，然后安葬遗体和殉葬品中国的崖墓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西汉后期开始迅速发展，至东汉风行一时，经过蜀汉两晋南北朝，在很多地方一直延续到明清。据现在史学的资料现实，崖墓在中国分布很广：江西、福建、浙江、四川、云南、广东、海南等江南十多省均有分布，在东南亚少数国家也有分布。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崖墓有江口崖墓、寺坡崖墓、金堂崖墓等。龙虎山的崖墓是历史最悠久、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崖墓葬，是中国崖墓葬的发源地。

瓮棺葬

瓮棺葬，古代葬俗之一。古代以瓮、罐一类陶器作葬具的墓葬形式。流行于新石器时代直到汉代，多见于史前时代。中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常有儿童瓮棺葬，个别成人也有用瓮棺，一般用2或3件较大的陶器扣合在一起，多数埋在居住区内房屋附近或室内居住面下，也有专门的儿童瓮棺葬墓地。瓮棺葬，葬俗具体是：将未成年人（多是婴儿）夭折后的尸骨放入陶瓮中，盖上盖子，埋于地下。出土的瓮棺上都有小孔，目的是让死者的灵魂自由出入。

土墩墓

古代墓葬形式之一。西周至春秋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春秋数量最多。其特点：不挖墓穴，只在平地堆土起坟埋葬。有一墩一墓和一墩多墓。随葬品多为印纹陶器、原始瓷器和带地方特征的青铜器。研究者多认为是吴越文化的葬俗。良渚文化有60％左右的遗址属所谓的“土墩遗址\。如浙江余杭县反山遗址，是一座高约5米，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30米的人工堆筑的土墩，墩上发掘清理了7座良渚文化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2004年为配合宁常、镇潥高速公路建设，发掘了40个土墩墓，为江南土墩墓的综合研究提供了最为详实的资料。

殷墟妇好墓：位于小屯村西北，1976

年发掘，保存完好。墓室为长方形竖

穴，墓口南北长5.6米，东西宽4米，深7.5米。墓室内东西壁各一龛，其中殉人3。墓底四周有熟土二层台，中部有腰坑，坑中殉人1、狗1。该墓总计殉人16、狗6。墓内随葬器物1928件，其中铜器468件，种类齐全，不少青铜器上都铸有“妇好”、“司母辛等铭文。除铜器外，还有玉器750余件。根据铜器铭文，墓主人为妇好，甲骨卜辞记载，她是商王武丁的配偶，曾主持过一些重要的祭祀活动，并多次率领士卒征讨周边的方国，显赫一时。

上村岭虢国墓地

中国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的虢国（北虢）贵族墓地。位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1956～1957 年在此发掘墓葬234座，均为土坑竖穴墓，布局规划有序。其中虢太子墓为长方形，长5.8米，宽4.25米，有单棺重椁。出土随葬品970件。这些墓对研究春秋初期的礼制有重要意义。1990年发掘了2001号大墓，亦为长方形，长5.3米，宽3.55米，有重棺单椁。出土随葬品3200余件，包括列鼎 7件、甬钟 1 套 8 件及缀玉面罩、玉佩饰、金带饰等。尤其重要的是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出土了1件铜镶玉柄铁剑，将中国发明铁器的历史，提前了约1个世纪。1991 年又发掘了 2009号大墓，深近20米，亦有重棺单椁。出土随葬品3000余件，许多青铜礼器上有“虢仲”作器铭文。据研究，这两座大墓可能是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虢国国君的墓葬，对研究虢国历史有重要价值。

江陵楚墓

东周时期楚国墓葬。史籍记载江陵为楚国郢都所在地。江陵楚墓可分为春秋、战国两大阶段，每一阶段又可分早、中、晚 3期。江陵楚墓中不仅有高级贵族墓，也有一般贵族墓，还有所谓士和平民墓葬，数量多，类别齐全，为其他地区所少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发现各类楚墓2800座以上，已发掘的有800余座。已发掘的墓中共出土文物7000余件。主要有青铜礼器和兵器、陶器、漆木器、丝绸、竹器、玉器和竹简等，为研究东周时期楚国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晋侯墓地

西周时期晋国的早期晋侯墓地，位于山西省曲沃县，约公元前1000年～约公元前800年。1991年发掘。曲沃晋侯墓地是一处西周早期晋国王侯贵族墓地，其埋葬时代几乎贯穿整个西周时期。现已发现8组17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陪葬墓4座、祭祀坑数十座，并探明车马坑5座。出土有大量华丽精美的玉器、青铜礼器等随葬品。随葬的玉器种类繁多，装饰华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西周时期等级最高的玉器。晋侯墓地的发现无疑是二十世纪西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为确认西周时期晋国的始封地以及晋国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嬴政的陵墓，是世界第八大奇迹，世界文化遗产，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骊山脚下。现存陵冢高76米，陵园布置仿秦都咸阳，分内外两城，内城周长2.5公里，外城周长6.3公里。陵冢位于内城西南，坐西面东，放置棺椁和陪葬器物的地方，为秦始皇陵建筑群的核心，尚未发掘。秦始皇陵在中国陵寝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直接影响了西汉帝陵及建制，并对后世帝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阳陵

汉阳陵，又称阳陵，是汉景帝刘启及其皇后王氏同茔异穴的合葬陵园，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的咸阳原上，阳陵陵园平面呈不规则葫芦形，由帝陵，后陵，南、北区从葬坑，刑徒墓地，陵庙等礼制建筑，陪葬墓园及阳陵邑等部分组成。陵园占地面积20平方公里，修建时间长达28年。汉阳陵出土的汉俑十分引人注意。他们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大小，约60厘米高，赤身裸体且没有双臂。帝陵陵园南门阙是目前发掘的时代最早，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三出阙遗址，它的发掘对于门阙的起源、发展，门阙制度的形成、影响，以及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等有着重要作用。现已建成汉阳陵博物馆，是中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博物馆。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马王堆汉墓：位于长沙市东郊五里牌，1971-1972

年发掘。马王堆汉墓是西

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的家族墓地，1号墓是轪侯夫人辛追之墓，2号墓是第一代轪侯利仓本人，3号墓是第二代轪侯利豨。1号墓为长方形竖穴墓，墓道向南。墓内一椁四箱，是典型的井型椁室。椁室用厚重的松木板构筑，内置四重套棺。墓葬深埋和填塞木炭的做法保证了墓中葬品和尸体的完整。死者为一中年女性，死时约50岁，体形完整，全身润泽，部分关节可以弯动，软组织尚有弹性。该墓出土随葬品3000余件，主要有：大量衣物和丝麻织品、食品、药材、漆器等，其中素纱禅衣和绒圈锦代表了汉代最高的丝织水平。墓中还出土了铭旌之类的“非衣”。

洛阳烧沟汉墓：河南省洛阳市烧沟村的汉墓群。墓葬的时代从西汉中期延续

至东汉晚期。墓主人的身份，除东汉晚期几座较大型的墓可能属于当时的豪门贵族外，多数墓葬的墓主应为一般官吏及其眷属。

简介：烧沟村位于今洛阳旧城西北邙山南坡，地处汉河南县城近郊，是两汉墓葬密集的地区。墓地面积达27万多平方米，墓葬总数可能在千座以上，墓葬的排列，大体是自东而西，越往西边时代越晚。1952～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化局等单位发掘清理了200余座墓。 1959年出版了《洛阳烧沟汉墓》。这批墓葬的发掘和研究，给建立洛阳以及中原地区汉墓年代的序列，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并对研究汉代的社会生活和物质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分期与断代：根据墓葬形制以及墓中所出陶器等主要随葬品的组合和类型的演变情况,可划分为6期：第一期属西汉武帝时期；第二期属昭帝时期；第三期属宣帝至新莽及其稍后；第四期为东汉早期；第五期为东汉中期；第六期为东汉晚期。墓葬形制：都是洞室墓，有墓室和墓道。多数为土洞墓，少数在土洞中用砖砌筑成为砖墓。砖墓又可依建筑材料不同，分为空心砖墓和小砖墓两种。砖墓和土洞墓在形制的发展变化上是一致的。

随葬品：陶器的数量最多，共4700余件。还有铜器、铁器、铅器、金银器、漆器、玉石器、琉璃器和骨蚌器等2000多件,钱币11200余枚。陶器、铜镜和钱币是墓葬分期的重要依据。从随葬器物的变化可以看出：西汉中期以前基本上还是继承周秦的旧制，随葬的陶器是战国以来习见的鼎、敦、壶等礼器；西汉中期稍后，增添了仓、井、炉、灶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模型器；王莽时期及其以后，又增添了一套杯、案、盘、勺等祭奠的陈设，开始了汉晋以来在墓中设奠的习俗。关于烧沟汉墓的墓主,绝大多数已不可考。114号墓出土印文为“郭躬印信”的铜印，有人认为墓主可能就是东汉时任廷尉的郭躬（字仲孙）。从出土的铜印和陶器上的文字考察，墓主还有张氏、赵氏、商氏、吴氏和肖氏等，说明该墓地可能存在若干家族的茔域。

昭陵：昭陵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合葬的陵墓，位于今陕西礼泉县九嵕山，是唐

代第一座“依山为陵”的帝陵。其建筑形制，对此后的唐帝诸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昭陵四周原有城垣围绕，四角建有角楼，南北面各开一门，南为陵寝的正门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朱雀门，北为司马门。陵园内主要有献殿、祭坛、陵下宫（寝宫）等主要建筑物。遗址中曾经出土了一件巨型的鸱尾，由此可以推想当年的献殿规模相当宏大。由于九嵕山南麓陡峭，昭陵的石刻集中布置于九嵕山北麓。在司马门外的北阙前原有石狮一对，东、西庑廊内则陈列着著名的“昭陵六骏”，司马门内陈列唐高宗永徽年间所刻的十四尊蕃君长石像。

号墓为陵：号墓为陵，是唐代皇室的一种极为特殊的丧葬制度，始于唐中宗

时代。号墓为陵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称陵不称墓；二是指墓葬和随葬品以皇帝等级安排。号墓为陵”强烈地表现出李氏集团在政治上的复辟。他们借用迁墓之事，为他们的家人平反昭雪，同时进一步打压武氏集团。由此观之，“号墓为陵”制度的出现有强烈的政治背景，因此，它的实施极短，仅有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这两座墓是按此制修建的。。墓中的壁画艺术造诣很高，反映了初唐人物画的水平。

南唐二陵：南唐二陵即南唐开国皇帝列祖李昪及其皇后宋氏的钦陵和中主李

景及其皇后钟氏的顺陵，位于南京南郊祖堂山南麓。钦陵和顺陵均封土为陵，陵冢呈现圆形。当地百姓称作\太子墩\。二陵相距50米。钦陵和顺陵的墓室规制基本相同，沿墓道而进，有前、中、后三室，室顶和四面全用青砖叠砌成穹窿状，各室之间有短过道相连。中室放置棺椁，装饰比较讲究。二陵遗留文物约600件，包括男女陶俑、陶制神怪及陶瓷器残片等。其中的哀册残片，为判定墓主及陵名提供了依据。1950年发掘，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安伽墓：安伽墓位于西安市北郊未央区大明宫乡炕底寨村西北约300米处。2000年5～7月，西安北周安伽墓的发掘，为我们展现了一座风格迥异于北周时期其它墓葬的来华粟特人墓葬。墓葬坐北朝南，墓葬全长35米，由斜坡墓道、5个天井、5个过洞、砖砌拱形甬道及砖砌穹隆顶墓室组成。甬道上方部分图案。甬道内出土石墓志一合。墓室平面近方形，南北长3.5、东西宽3.7、顶高3.3米，中部偏北放置一张保存完好的浅浮雕贴金彩绘围屏石榻。

永思陵：高宗永思陵位于宋六陵的西南隅，是宋高宗赵构和吴皇后合葬的陵墓。

据《思陵录》的记录，永思陵可以分成上宫、皇堂石藏子和下宫三个部分。上宫是攒宫的地面部分，由棂星门、殿门、献殿、龟头组成，周围以树篱相环绕，树篱周围有东、南、西三门，外篱之内又有红灰墙一道，周长约172米。攒宫上不起陵台，只在其上建殿堂三间，称“龟头”，用以遮蔽皇堂。龟头之下即是皇堂，梓宫即放置在其中。据民国时期的学者研究，玄宫皇堂只为一长方形石室，不设墓道和墓门，石室中置棺。下宫外部也建有竹篱，故有篱寨之称。寨内建有前、后殿及神厨、库室、换衣厅等，是日常祭祀和驻陵人员居住的场所。石藏子和献殿对明清陵墓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白沙宋墓

宋代家族墓葬，位于中国中部河南省的禹州市白沙。白沙宋墓是北宋末年赵大翁及其家属的墓葬，共3座。一号赵大翁墓为前后室，二、三号为单室墓。白沙宋墓是北宋末期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中保存最好，结构最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为复杂，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处。它的发现，为研究北宋仿木建筑的雕砖壁画墓提供了重要资料。被列入中国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同时出版的《白沙宋墓》一书也是我国田野考古纪实的奠基之作。

永固陵

永固陵，又称冯太后墓，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是一处以北魏文成帝文明皇后冯氏的陵墓－永固陵为中心的大型陵园遗址。永固陵始建于太和年间，历时八年，是北魏帝后陵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封土堆现高 22.87 米，呈圆形。墓底为方形，南北长 117 米，东西宽 124 米。墓室坐北向南，建于封土堆的中心，为砖砌多室墓。在陵前建有石殿，称为\永固堂\，是朝祭典礼的场所，也是陵园的主体建筑，高22.8米。地宫由墓道、前室、甬道、后室四部分组成，全长23.5米。永固陵在北魏王朝全盛时期修建的，墓葬的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和精美的石雕艺术品，均反映了北魏在建都平城时期高超的工艺水平。

西夏王陵

西夏王陵又称西夏帝陵，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山东麓。是西夏王朝的皇家陵寝，在方圆53平方公里的陵区内，分布着九座帝陵，253座陪葬墓，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是我国最大的西夏文化遗址。平面总体布局呈纵向长方形，按照中国传统的以南北中线为轴，力求左右对称的格式排列。它承接鲜卑拓跋氏从北魏平城到党项西夏的拓跋氏历史，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被世人誉为“神秘的奇迹”、“东方金字塔”。

明孝陵

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墓。作为中国明陵之首的明孝陵壮观宏伟，代表了明初建筑和石刻艺术的最高成就，直接影响了明清两代500多年帝王陵寝的形制。明孝陵坐落在南京市紫金山南麓，东毗中山陵，南临梅花山，是南京最大的帝王陵墓，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明孝陵陵寝制度既继承了唐宋及之前帝陵“依山为陵”的制度，又通过改方坟为圜丘，开创了陵寝建筑“前方后圆”的基本格局。 1961年，明孝陵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明定陵

明定陵位于北京昌平区，地面建筑的总布局，呈前方后圆形。定陵成为十三陵中最大的三座陵园之一。它的地面建筑共占18万平方米，前有宽阔院落三进，后有高大宝城一座。亭周围有祠祭署、宰牲亭、定陵监等建筑物300多间。再往后就是陵园最外面的围墙－外罗城。 1956年-1957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对地下玄宫进行了发掘，1959年就原址建为定陵博物馆。定陵地下宫殿出土了各类器物3000多件，其中有金器、银器、玉器、珠宝、金冠、凤冠兖服、冕旒、百子衣等。定陵的发掘为我们研究明代帝陵玄宫制度提供了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粘土制成，用粘土塑造成欲铸造器物的形状，刻上花纹，稍加焙烤或阴干，成为模型。 2、翻范

范分内范和外范两种：外范复杂，是主要的部分；内范简单，起辅助作用。翻制外范的过程是，在制成模后，用经淘洗的粘土做成泥片，将泥片按在陶模上，待半干时切成若干片，分别取下，阴干用火微烤，各片外范间留有榫卯，呈子母扣合。外范多少，依器物的复杂程度而定，少者两块，多者几十块。 3、浇铸

外范制成后，在其内放置一略小于外范的泥块，是为内范。内外范间留下适当空隙，浇入青铜溶液，冷却凝结，敲碎内外范，便成一青铜器，经打磨修整，整个工序便告完成。在安阳苗圃发现过烧土面流道，是浇铸青铜器是留下的痕迹。商代溶化青铜的坩埚容积较小，浇铸一件大型青铜器需要大量青铜溶液，因而浇铸过程十分紧张，需要大批奴隶协调一致才能完成。

6、简述夏商周考古的特点

答：夏商周考古是指夏、商、西周、春秋这一历史阶段的考古，其所包括的绝对年代，约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夏商周考古上承新石器时代考古，下启铁器时代考古，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在夏商周时期，以甲骨文、金文为代表文字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除此之外，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如《尚书》、《左传》、《诗经》、《史记》等也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的历史风貌。（二）社会大变革时期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大变革时期，经历了两次伟大的变革：一是由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转变，二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社会大变革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并在考古学文化中呈现出来。夏商周考古的任务是，既要利用考古资料来研究中国原始社会的消亡和奴隶制社会的兴起，尤其是国家与文明的产生，又要研究奴隶制社会的衰落和封建制社会的兴起。（三）城市等大型建筑兴起

夏商周时期，大型城址普遍出现，如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殷墟、丰镐遗址以及东周列国都城等等。这些城址规模宏大，布局复杂，功能齐全，且都带有大型宫殿建筑，这是史前城址所无法比拟的。（四）辉煌灿烂的青铜时代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青铜时代的主要特征是青铜冶铸技术的发明和应用，青铜冶铸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明十三陵

明十三陵坐落于天寿山麓，总面积一百二十余平方公里，距离北京约五十公里。十三座皇陵均依山而筑，分别建在东、西、北三面的山麓上，形成了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陵寝建筑群。共埋葬了十三位皇帝、二十三位皇后、二位太子、三十余名妃嫔、一位太监。明代术士认为，这里是\风水\胜境，绝佳\吉壤\。因此被明朝选为营建皇陵的\万年寿域\。该陵园建于1409～1645年，距今已有300～600多年历史。陵区占地面积达40平方公里，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帝后陵寝最多的一处皇陵建筑群。

清东陵

清东陵（Eastern Royal Tombs of the Qing Dynasty）清东陵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首要的帝王后妃陵墓群，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共建有皇陵五座—顺治帝的孝陵、康熙帝的景陵、乾隆帝的裕陵、咸丰帝的定陵、同治帝的惠陵，以及东（慈安）、西（慈禧）太后等后陵四座、妃园五座、公主陵一座，计埋葬14个皇后和136个妃嫔。联合国世界遗产专家说清东陵是“人类具有创造性的天才杰作”。

清西陵

清西陵是清代自雍正时起四位皇帝的陵寝之地，共有14座陵墓，包括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慕陵和光绪的崇陵。此外还有3座后陵，以及若干座公主、妃子园寝。清西陵有规模宏大、体系完整的古建筑群，是一处环境幽雅、风景秀丽的游览胜地。位于河北省易县城西15公里处永宁山下，离北京120多公里。周界约100公里，面积达800余平方公里。始建于1730年（雍正八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清西陵与清东陵一起，被第2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西汉南越王墓

西汉南越王墓位于广州解放北路的象岗山上，是西汉初年南越王国第二代王赵眜的陵墓。赵眜是赵佗的孙子，号称文帝，公元前137年至122年在位。该墓于1983年6月被发现，挖掘完毕即在原地建立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发掘时，出土文物中有“文帝行玺”金印一方以及“赵眜”玉印，证明陵墓主人的身份。南越文王墓的出土，被誉为近代中国五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西汉南越王墓已开辟为博物馆。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满城汉墓

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之墓。刘胜墓全长约52米，最宽处约38米，最高处约7米，由墓道、车马房、库房、前堂和后室组成，窦绾墓和刘胜墓的形制大体相同。两墓的墓室庞大，随葬品豪华奢侈，共出土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玉器、石器、陶器、漆器、丝织品等遗物1万余件，其中包括“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著名器物。满城汉墓的发现，揭示了西汉时期诸侯王的墓葬结构和埋葬制度，为研究汉代冶炼、铸造、漆器、纺织等手工业和工艺美术等方面的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燕下都

燕下都遗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遗址。城址呈长方形，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达4公里，是战国都城中面积最大的一座。城址中部有一道隔墙，将城分为东、西二城。东城分为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居民区、墓葬区、古河道区五个部分，文化遗存相当丰富，保存较好。西城为一防御性的附城，遗存较少。城址内除出土有铜器、铁器、陶器、石器等生产、生活用具外，还发现有许多兽首陶水管、筒瓦、板瓦等建筑构件。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3月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同年，国家文物局又将其列入百项重大遗址保护项目。

城池马面

在中国冷兵器的古代，为了加强城门的防御能力，许多城市设有二道以上的城门，形成“瓮城”，城墙每隔一定的距离就突出矩形墩台，以利防守者从侧面攻击来袭敌人，这种墩台称为敌台的城防设施，俗称为“马面”。中原地区现已发现马面的最早实例是北魏洛阳城，在它的北墙广莫门西侧发现马面一处，平面大体呈方形，凸出城墙外侧11.7米（约相当于城厚的三分之二），正面宽度约13米。另外在西墙北端的承明门北，也发现有马面的残余。在以后的实物遗留及考古发掘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北宋汴京外城、元上都等城池，在其外侧均筑有马面。

太学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的一种大学，始设于汉代。太学是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政府设立的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始在长安建立太学。太学始创于西汉武帝时期，鼎盛于东汉。其后，经曹魏、西晋，洛阳太学至北朝末衰落，历时六、七百年，是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我国教育史上的奇葩。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角楼

角楼是历来建筑物中常见到的一种辅助建筑。这种建筑主要设于防守式建筑物的棱角转弯之处，故名“角楼”。角楼多为防御设施，结合墙、台、塔、堡垒等其他的防御设施，起到了防守作用。其中中国境内较著名的角楼包括西安、平遥和北京故宫的角楼。紫禁城城墙四角各有一座造型非常奇特的角楼，有军事瞭望之用设计亦十分精巧，共有3层屋檐9梁18柱28个翼角72脊。角楼坐落于厚城墙之上四周围以汉白玉石栏杆，台基楼梯分上下两层。

瓦当

瓦当是瓦的头端，瓦用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面，主要功能作用是防水、排水，保护木构的屋架部分。在实用上，既便于屋顶漏水，起着保护檐头的作用，也增加了建筑的美观。其样式主要有圆形和半圆形两种。瓦当是古代建筑用瓦的重要构件。瓦当的图案设计优美，字体行云流水，极富变化，有云头纹、几何形纹、饕餮纹、文字纹、动物纹等等，为精致的艺术品。汉代瓦当在工艺上达到顶峰。瓦当不但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的图案、文字有助于了解古人的历史渊源、习俗好尚，并对古代历史地理、思想意识的研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偃师商城：偃师商城发现于

1983年，为商代早期的一座大型城址。城址位

于河南偃师县城区西部，地处洛河北岸。偃师商城平面略呈长方形，城外有壕沟和护城河环绕。现已发现5座城门，城内还发现若干条大道与城门相通。随后在城内还发现一座小城，平面呈长方形，先于大城建成。在城内钻探出4处夯土建筑遗址，其中一号建筑具有宫城性质，城址中还发掘有制陶遗址、铸铜作坊遗址、若干小型墓葬和中、小型房址。关于偃师商城的性质，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商汤所都的西亳，另一种认为是商初太甲所放处的桐宫，抑或是早商时商王的离宫。

工程

龙首渠：汉代是我国水利大兴的时期，尤其是在关中，而龙首渠堪称代表。龙

首渠北渠在陕西澄县，南引洛水，在蒲城县永丰境内穿铁镰山（汉称商颜山）至大荔县（即汉临晋）境内复入洛水。井渠的遗迹发现于陕西蒲城永丰境，与文献记载相吻合。在遗迹内发现汉代的绳纹板瓦、筒瓦等。龙首渠成，虽然“未得其饶”，但其使用的井渠法意义重大。虽然井渠技术不是汉代人发明的，但它成熟于汉代确实可以肯定的。现代保留在新疆地区的坎儿井就是我国传统的井渠，它是我国本土起源的。

鉴湖：鉴湖又称镜湖，古代著名灌溉陂塘之一，在今浙江绍兴城南，是江南地

区首见记载的农田水利工程，也是江南最大的塘堰工程。东汉以前这里已有一些挡潮蓄淡工程，但零星分散，规模较小，发挥不了排除内涝的作用。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由会稽太守马臻主持，在会稽山北麓、会稽城东西修筑长堤“百三十里”，在山以北、堤以南形成一个大蓄水塘——镜湖。旱则放湖水灌田，涝则放田水入海。长堤和涵闸系统是鉴湖的主体工程，斗门是鉴湖拒咸排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洪的水利枢纽。鉴湖工程发挥了巨大效益。

法门寺：地处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据传始建于北魏时期（公元499年前后），

至唐初改名法门寺，被誉为皇家寺庙，因安置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而成为举国仰望的佛教圣地。法门寺珍宝馆拥有出土于法门寺地宫的两千多件大唐国宝重器，为世界寺庙之最。这是继半坡、秦兵马俑之后中国考古的一次重大的新发现，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一件幸事。2001年法门寺博物馆又新建成四大陈列。法门寺文化景区已成为陕西西线旅游的龙头单位和世界佛教朝拜中心、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和海内外人士向往的旅游胜地。

法门寺地宫：宝鸡法门寺地宫，打开了佛教和盛唐王朝的宝藏，是世界上迄

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面积仅31.48平方米。出土文物包括：四枚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这是目前世界仅存的佛指舍利；唐皇室供奉的一百二十一件（组）金银器；首次发现的唐皇室秘色瓷系列；米至古罗马等地的琉璃器群；上千件荟萃唐代丝织工艺的丝（金）织物，其中包括武则天等唐皇帝后绣裙、服饰等均是稀世珍宝；这些奇珍异宝数量之多、品类之繁、等级之高、保存之完好是极为罕见的。世界第九大奇迹的法门寺地宫，是一部追溯历史文化的佛教“史记”，也是一幅再现佛教圣地的历史画卷。

江苏盐城永宁寺（了解）：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城区环城村，占地48亩。

建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钟鼓楼、藏经楼、宝塔及厢房、僧舍等，山门上为全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题写的寺名匠额。天王殿内，有用香樟木刻成的风调雨顺四大天王，大雄宝殿内有长5.2米，重8吨的卧玉佛和几尊坐玉佛，还有千手千眼观音等众佛雕象。原名为护国永宁禅寺，始建于唐武德六年 (公元624年),是唐代三十六大寺之一。

永宁寺遗址（洛阳）：洛阳永宁寺的九层塔，为木塔，建于北魏，号称百

丈，合今136．71米，甚为壮观，是古代最伟大的佛塔。现已不存，遗址在今洛阳市东，占地面积达9万平方米。寺院围墙经勘察﹐平面长方形﹐南北305米﹑东西260米。塔基位于围墙内正中部位﹐平面呈方形。塔北有一片较大的夯土台基遗迹﹐东西60米米﹐建筑面积达1300平方米以上﹐为正殿基址。发现有大量佛教泥塑残像﹐还有石雕﹑瓦﹑瓦当等建筑材料。泥塑的面貌传神，富有个性，人物的发髻、冠帽、衣袍、鞋履等，刻画得细致逼真，代表了当时泥塑艺术的最高水平。

永宁寺碑：永宁寺碑是中国明朝的石碑，全称“敕修奴儿干永宁寺碑”。立于

明朝奴儿干都司官署附近黑龙江岸的石岩上。碑有两块：一为明永乐十一年，一为宣德八年。永宁寺碑是明朝政府对黑龙江流域及库页岛实行管辖的物证，也是研究明代东北社会各方面情况的珍贵史料。它不仅证明了奴儿干都司的存在及中国中央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经营和开发，也反映出东北地区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碑阴的女真文，其语法已接近清初满文，对研究女真语的演变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它作为奴儿干都司存在的实物证明，亦可补《明史》等清代官修史书之缺。

清凉寺：位于山西苪城，清凉寺除了保存有元、明、清各代价值颇高的数十幢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石碑外，现存的大雄宝殿也历经岁月沧桑，仍是原汁原味的元代建筑，殿宇设计气势磅礴，造型巍峨壮观，斗拱古朴壮美，梁架粗狂豪放。为扩大殿内实用面积而使用“减柱造”手法，大爬梁自前檐斗拱后尾直接挑承在平梁以下，减轻了横梁净跨负荷，是元代建筑结构上的重大创举，为研究元代建筑的形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永乐宫：位于苪城县城北3公里龙泉村附近。宫宇规模宏伟，布局疏朗，在

中轴线上排列5座主体建筑，自南而北依次为：宫门、龙虎殿（无极门）、三清殿（无极殿）、纯阳殿（混成殿亦称吕祖殿）、重阳殿（七真殿亦称袭明殿）。除宫门为清代建筑外，均为元代建筑。各殿塑像，仅保留三清殿扇面墙背后的元代彩塑“就苦天尊”一躯，其他均无存。各殿内四壁满绘元代壁画，总面积1005.68平方米，内容题材丰富，画技纯熟高超，不仅如此，既可考其确切年代，又有画师留名。这批元代精粹壁画，实为元代寺观壁画之冠。

应县木塔：该塔为木构，俗称木塔，即佛宫寺释迦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

年），是世界上现存最高大的古代木构建筑。在建筑史上，它是高层木结构的划时代的代表作。中国营造学社于1933年开始对木塔研究，1935年进行测绘。木塔位于山西应县城内佛宫寺中轴线中部，构成以塔为中心的寺院总体布局。塔平面为八角形，底层副阶前檐柱对边约25米，高九层，从地面至塔刹顶高67.31米。该塔保持了中国故有的楼阁特色，被称为“楼阁型”塔。

青州龙兴寺窖藏：1996年10月在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发现了窖藏的大批

佛教造像。这批造像数量大、种类繁、雕造精美、彩绘富丽。为1996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龙兴寺遗址发现的佛教造像、有陶、铁、泥、木与石雕，然以石雕居主，且以青州所出石炭岩为最多，造像总数约可达400余尊，时代跨度从北魏至于北宋，具明确年代刻铭者有北魏永安二年与北宋天圣四年等作品。但以北朝作品为多数，即以北魏晚期到东魏、北齐时代之作为主流。龙兴寺出土的这批佛教造像,为我们研究佛教艺术提供了一批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大秦景教流行碑：是指初唐建中二年（781）吐火罗人伊斯（或景净）受

唐政府资助在国都长安义宁坊大秦寺修建的一块记述景教在唐朝流传情况的碑刻。碑身高197厘米，下有龟座，全高279厘米，碑身上宽92.5厘米,下宽102厘米，正面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上有楷书三十二行，行书六十二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它记述了当时景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表现了唐政府当时包容、自由、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宗教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南朝陵墓石刻：南朝陵墓石刻中，都是南朝皇帝和王侯陵墓前的神道石刻。

这些岿然长存的南朝陵墓石刻（统称六朝石刻），全部在江苏省境，就目前所能见到的石刻来讲，共有33处。按地区划分，南京11处，南京江宁区10处，句容1处，丹阳11处。以时代区分，宋1处，齐8处，梁 13处，陈2处，具体时代失考的石刻9处。其年代最早始于南朝刘宋，距今约1500年。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宋武帝刘裕初宁陵石刻、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石刻、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石刻，另有失考墓石刻多处。这些石刻体制巨大，造型优美、雕琢精致，是当时南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方石雕艺术的代表作。

圆明园

历史上的圆明园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同治重修时改称万春园)组成，三园统称圆明园，占地346万平方米。圆明园体现了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精华，是当时最出色的一座大型园林。圆明园于1860年10月惨遭英法联军洗劫焚毁。此后历经战乱等历史变迁，残存的一些园林景观和建筑，也完全被毁，圆明园最终沦为一片废墟。圆明园遗址公园为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滇王之印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出兵征讨云南，滇王拱手降汉，汉武帝在其故地设益州郡，封滇王国国王为\滇王\，并赐\滇王之印\。滇王之印用纯金铸成，金印重90克，印面边长2.4厘米见方，通高2厘米。关于“滇王之印”的意义，有一点值得指出。“滇王之印”的出土，不但确证了“古滇国”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史记》文献记载的可靠。就是说，一颗金印，既证明了云南古代历史，也证明了中国古代历史。在考古学上，像这样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相一致的情况并不多见。这也是为什么“滇王之印”会由国家征调而入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原因之一。

莫维斯线

1948年，美国学者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斯提出人种优劣有别论，认为旧大陆旧石器时代早期，按照早期人类的技术和行为能力，存在着东、西方两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区，因而Movius把欧洲与亚洲地区划分开来，这两个类型之间的界线，大致经过印度半岛北部呈西北东南走向。莫维斯线的存在并不能简单地用文化传统的差别来解释，其深层原因有：①生存环境不同导致各地不同的适应模式；②优质石料的丰富与否；③自然地理障碍导致文化乃至基因交流的困难；④考古发掘工作的偏差。

半两

秦及汉初铜币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止战国时各国形制轻重不同的货币，实行币制统一，铸半两钱。“秦半两”青铜币由于“圆形方孔”，所以便于携带、流通和储藏，自此，“圆形方孔”钱币成为古代中国货币的基本形式，贯穿中国封建社会，沿用了两千多年。“秦半两”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钱币的初步成熟，是中国货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并影响到相邻国家和地区，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

五铢

五铢钱是我国钱币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也是用重量作为货币单位的钱币，在我国五千年的货币发展史上起到了一定的影响。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在中原开始发行五铢钱，从此开启了汉五铢钱的先河。一直到东汉末年为止，除了中间有些小的变动（例如王莽统治的时期）之外，西汉、东汉上下四百年内，五铢钱一统天下。五铢钱奠定了中国圆形方孔的传统。这种小铜钱外圆内方，象征着天地乾坤。在下面用篆字铸出“五铢”二字。“五铢”实际上很轻很轻。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开元通宝

唐代开元通宝货币。钱币在唐代始有“通宝”。唐初沿用隋五铢，轻小淆杂。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为整治混乱的币制，废隋钱，效仿西汉五铢的严格规范，开铸“开元通宝”，取代社会上遗存的五铢。最初的“开元通宝”由书法家欧阳询题写，形制仍沿用秦方孔圆钱，规定每十文重一两，每一文的重量称为一钱，而一千文则重六斤四两，这适合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在钱币铸造的形制和重量上，开元钱成为唐代以后各代铜钱的标准。开元通宝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经济决定金融，开元通宝是当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逐渐扩大的产物。

绒圈锦

绒圈锦，或称起绒锦、起毛锦，是三枚经线提花并起绒圈的经四重组织。这种锦花型层次分明，圈大小交替，纹样具立体效果，因而外观甚为华丽。其组织结构十分复杂，织造工艺高超，它是这批汉代丝织物中的一项重要发现。以多色经丝和单色纬丝交织而成，织物表面的矩纹图案部位，呈现有立体感的环状绒圈是汉代织锦中的特殊品种。出土实物目前仅见于马王堆汉墓。从出土实物可知纹样以几何形线条矩形为主，亦有小块面、角点子与地纹经回文形等交替构成。

金银平脱：金银平脱类似金银花贴片，将金银薄片剪成各种所需的纹饰图案，

然后镶嵌在漆器表面，用漆液粘合，通体上漆，反复多遍，直至油漆淹没粘贴的金银薄片，仔细打磨髹漆后的器胎，直到光滑细腻并露出金银贴花图案为止。因粘贴上的金银花纹与漆面齐平，又自漆面中脱露出来，文质齐平，故称“金银平脱”。金银平脱工艺使金银片图案与漆器合为一体，既美观又富贵。银平脱为战国时期齐国的特色工艺，其他地区极少发现。临淄商王村1号战国墓出土银平脱漆盘2件，大小及纹饰一致，木胎已朽，口镶银扣，内壁及底饰银质平脱垂叶纹和龙纹。

斗茶：我国从西汉时期开始就已经出现了饮茶的习俗，但是直到唐代饮茶才成

为社会习尚。人宋以后更盛行“斗茶”，使饮茶具备了一种超乎止渴作用的风雅价值。宋代饮用的是碾茶，即把一种加工成半发酵的膏饼茶碾成细末，先注汤调匀，然后用初沸水点注，茶汤表面泛起一层白色的泡沫。斗茶的方法是：先斗色，茶色贵白，以青白胜黄白；其次斗水痕，以茶汤先在茶盏周围沾染一圈水痕者为负，后者为胜。茶色既是白色，为了便于观茶色、验水痕，自然以黑色的茶盏最适宜，色调分明，便于品评。黑釉茶盏以江西吉州窑和福建建窑为代表。

步摇冠：步摇冠是慕容鲜卑最具特色的金器。步摇，起先只是妇女用的一种首

饰而已，据《后汉书·舆服志》的记载，“步摇”以黄金为山题，其上有花鸟枝兽为装饰并缀以白珠，因行走时有摇颤而引人注目，故称之为“步摇”。慕容鲜卑贵族生前爱戴步摇，死后则多用以陪葬。以步摇为代表的鲜卑金银制品，突出反映了东西方文化及与中原文化融合的趋势，步摇在辽宁和内蒙古均有出土。这种步摇对海东地区的古代文化有较深的影响，在中国南方地区也可以见到其踪影。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造像

又作造象。古时为生人、亡人或己身祈福，多有于僧寺或崖壁间镌石成佛像，亦有以金属铸造佛像者，称之为造像。以石刻者，今存有北魏时龙门造像及云冈石窟造像等；以铜等金属铸造者，如陶斋吉金录所载宋韩谦造像及北魏徐常乐造像等。造像功德经并谓造像与写经、造寺、造塔等，同具种种功德。大体在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魏晋以来，在北方盛行的石窟造像的影响下，小型可移动的石造像也趋于流行。它们的风格特征与同时代的石窟造像和金铜佛像基本一致，可用石窟造像和金铜佛像作参照。

泰山石刻

泰山石刻山东省泰安市境内。秦泰山刻石立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是泰山最早的刻石。泰山石刻的种类繁多，从细目上分不下30余种。但从形制上分，大致可分为石碣、石阙、碑刻、摩崖碑刻、墓志、经幢、造像记及石造像、画像石和题名题诗题记等9种。泰山石刻涵括了整个中国的书法史，展示了中国书法艺术形变神异、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书法艺术在泰山主要以石刻形式保存下来，其中大部为自然石刻，少量为碑碣。泰山石刻源远流长，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现存碑刻500余座、摩崖题刻800余处，碑刻题名之多冠中国名山之首，成为一处天然的书法展览，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史料价值。

画像石

是指将图像用平面线刻或浮雕的方法刻于岩石之上的一种石刻。其题材主要有历史人物、历史故事、神话故事和古代生产、生活等情节，内容十分广泛，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状况、风土民情、典章制度、宗教信仰等，不仅是精美的古代石刻艺术品，也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画像石的形式始于西汉，极盛于东汉后期，东汉以后则极少见，故又称“汉画像石”。其分布区域主要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河南南阳、湖北襄樊地区、四川中部地区、陕西北部和山西西北等地区。

石像生

石像生是帝王陵墓前安设的石人、石兽统称石像生，又称“翁仲”。是皇权仪卫的缩影。在明代，凡是举行大典的时候，除文武百官及军事仪仗排列两侧，还将人工驯养的狮子、大象等动物装在笼里，放在御道两旁，以壮皇威。皇帝死后，需要相同的排场，所以就在陵前设置了石像生。这种做法开始于秦汉时期，此后历代帝王、重臣沿用不衰，只是数量和取象不尽相同。石像生的作用，主要是显示墓主的身份等级地位，也有驱邪、镇墓的含义。

享堂

享堂，又称祠堂。墓上享堂、房屋等建筑是作为死者亲属祭祀先人和长期守孝居住之用，通常守孝要在墓上居住三年之久。这种丧葬形制在当时应比较普遍，但后世很难保存下来，因而至今发现极少。这种礼制性墓上建筑在河套地区、陕西、内蒙古长城沿线是首次明确发现，且数量众多、规模较大，建筑规格较高，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翁仲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所谓的翁仲，原本指的是匈奴的祭天神像，大约在秦汉时代就被汉人引入关内，当作宫殿的装饰物。初为铜制，号曰“金人”、“铜人”、“金狄”、“长狄”、“遐狄”，但后来却专指陵墓前面及神道两侧的文武官员石像，成为中国两千年来上层社会墓葬及祭祀活动重要的代表物件。除了人像外，还包括动物及瑞兽造型的石像，置于咸阳宫司马门。翁仲既有神力守护宫门坟墓，自然也可以随身佩带，驱除邪魔，于是就有了饰佩的玉翁仲。

瓷器贯耳壶博山炉

博山炉又叫博山香炉、博山香薰、博山薰炉等名，是中国汉、晋时期常见的焚香所用的器具。常见的为青铜器和陶瓷器。炉体呈青铜器中的豆形，上有盖，盖高而尖，镂空，呈山形，山形重叠，其间雕有飞禽走兽，象征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而得名。两汉时期，博山炉已盛行于宫廷和贵族的生活之中。1968年在河北汉代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错金博山炉就是见证，其造型和工艺已达到高峰。除了博山香炉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青瓷或白瓷的敞口五足和三足瓷器香炉。

陶衣

把较细的陶土或瓷土，用水调和成泥浆涂在陶胎或瓷胎上，器物表面就留有一层薄薄的色浆。颜色有白、红和灰等。这种色浆，在陶瓷工艺技术上称“陶衣”，也叫“化妆土”、“装饰土”、“护胎釉”。陶衣作用大体有三种：一、美化胎面，起装饰作用；二、避免坯胎大量吸收釉水和烧裂；三、填补坯胎气孔。施用陶衣可使粗糙的坯体表面变得光滑、平整，坯体较深的颜色得以覆盖，釉层外观显得美观、光亮、柔和滋润。这是制瓷工艺的一项重要成就。这种工艺最早出现于西晋时期浙江金华婺州窑。

印纹陶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模印纹饰陶器。在做好的陶坯上，趁未干前用印模将所需花纹在所定部位捺印上去后进行烧制。依其烧制温度的低高，又分为印纹软陶和印纹硬陶。前者多流行于新石器时代至商代以前，多呈红褐、灰白、灰等色；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约出现于商代以后，因烧制时温度较高，故胎质坚硬，呈灰色。印纹陶主要流行于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等地，器形大都为日常用品，如瓮、罐、盂、杯、盘、豆、等。制作方法为手制、模制、轮制。其纹饰初出于加固陶坯的目的，器物多留有布纹、席纹、绳纹的痕迹，后渐趋丰富、精美，纹样均为几何形纹饰，主要有水波纹、编织纹、云雷纹等。

彩陶

彩陶的装饰图案非常丰富，常见的纹样有鱼、鸟、蛙、鹿等，还有少量的花卉纹和神人纹。在彩陶艺术中最常见的有两种图案形式，一种是具象写实的，一种是抽象几何形状的，前者出现得较早，后者出现得稍晚。在中国的新石器时期，彩陶纹样的类似变化有很多，而且可以看出，彩陶纹样是有较严格的规定性的—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不仅是一种氏族的标志性符号，也不仅是一种用于宗教崇拜的纹饰，应该还具有某些文字表达功能。

泥质黑陶

在中国的原始陶器中，除了彩陶，在艺术上和工艺上取得了较高成就的还有黑

陶。其出现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黑陶是在彩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陶土的运用上，黑陶和彩陶一样，用的是优质的细泥质陶土。陶器虽然还用手制，但有些部分已经从彩陶时期的慢轮制作发展到了快轮制作。由于泥土淘洗得更加细致、使用快轮、陶器表面磨光技术提高，以及烧成采用了还原焰等技术原因，使得黑陶与以往的陶器有了明显的不同：烧成技术的改进，使黑陶的致密度和烧结度都比以前更高，提高了陶器的坚硬度；快轮的运用，不仅使器壁厚薄更加均匀，器形更加规整，而且出现了许多新器型。

白陶

在中国的早期陶器中，白陶值得人们关注的原因，不仅是它有着优美的造型和洁白的外观，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制作原料和当时各种泥质或砂制陶器的制作原料大不相同。有充分的研究资料表明，白陶原料的化学成分非常接近瓷土、高岭土的成分。白陶器的器表多为素面磨光，只有少量印绳纹。商代（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后期是中国白陶器高度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白陶器，胎质纯净细腻，器表刻有饕餮纹、夔纹、云雷纹等各种精美图案。从某些白陶器的型制和器表装饰看，显然是在仿制同时期的青铜礼器。由于白陶的烧制工艺技术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和当时的其他陶器比较起来，白陶有着胎质坚硬，外观洁净的优点，从而受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青睐。在夏（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7世纪）商时期，白陶的主要型制是供统治阶级享用的盉、鬹、爵等酒器和豆、钵等食器。白陶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性，在于其对瓷土的运用。尽管烧成技术并未达到瓷器的效果，却为原始瓷器的产生积累了技术经验。中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实践中，不断改进原料及其处理技术，提高烧成温度和器表施釉技术，创造出了原始瓷器。

黑瓷

黑瓷为施黑色高温釉的瓷器。黑瓷和青瓷的都是用氧化铁作釉的呈色剂，增加铁的含量。黑瓷釉料中在三氧化二铁的含量在5%以上。我国商周时期就已出现黑瓷。东汉时期，浙江上虞窑烧制的黑瓷，施釉厚而均匀。东晋德清窑的黑瓷，以浙江德清窑所产黑釉为代表，釉厚如堆脂，色黑如漆。至宋代，黑瓷品种大量出现。元、明、清时期，黑瓷乃是民间常用器皿常见的釉色之一。黑瓷产生在南方，但是在以后的历史中，生产黑瓷的中心却在北方。

釉陶

釉陶是表面施釉的陶器。挂釉可保护器胎，且起装饰作用。据中国国内的考古资料，最早的釉陶是西汉时期的铅釉陶器。开始时只施绿、褐黄等单色釉，到王莽时期出现同时施黄、绿、酱红、褐色的复色釉。东汉是釉陶最发达的时期，釉陶器的种类有壶、樽、罐、洗、博山炉、瓶等，还有坞壁建筑模型和俑人、猴、鸭、狗、鸡等陶塑；此外，新出现了黑色釉。陶器到了汉代以后，有一个突飞猛进的改进，就是在陶器上施釉，也就是我们说的釉陶。釉在克服陶器的吸水率上有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突出的贡献，陶器上了釉，会减弱它的吸水率，所以釉陶比陶器更容易使用。

原始瓷器

原始瓷器的形成起码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是原料的选择和加工，主要表现在氧化铝成分的增多和氧化铁成分的降低，使胎质呈白色；第二是经过1200℃以上的温度烧成，胎质烧结致密，不吸水，击之发出清脆的金石声；第三是在器表涂上耐高温的釉，烧成后胎釉结合牢固，厚薄均匀。原始瓷器常见的型制有尊、钵、瓮、罐、豆、簋等。原始瓷器的胎质比较坚硬，颜色多呈灰白色和灰褐色，少量胎质为纯白稍黄。出现在商代的原始瓷器，有坚固耐用、器表带釉、不易污染而易清洗等优点，除在黄河中下游一些地方有少量出土外，大多在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一带出土。

青白釉

青白釉，瓷器的一种，俗称影青釉，是一种釉色介于青白二者之间的瓷器，是北宋年间由景德镇当地工匠制作的。元代著名的青白釉有青白釉鸡头壶，明代著名的青白釉有青白釉莲花口灯盏，清代著名的青白釉是乾隆年间的青白釉缠枝莲大罐。成色原理是以含铁量很低的氧化铁为着色元素。宋代景德镇窑始烧，胎质洁白细腻，刻、印暗花。元代青白釉不及宋瓷清澈透亮，青色略深，形成明显的时代风格。安徽、福建、湖北等地瓷窑亦都有烧制，形成南方“青白瓷系”。

青瓷莲花尊

青瓷莲花尊在我国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从留存至今的十余件器物来看，均是器形高大，釉色青绿，整器将刻划、浮雕、堆朔、模印、粘贴等多种技法施于一体，纹饰繁缛、上下辉映，它们代表了南北朝时期制瓷的最高工艺水平。浮雕莲瓣是莲花尊的重要造型特征，俯视时向外伸展的层层莲瓣宛如盛开的莲花。青瓷莲花尊大多出自墓中，应是带有宗教意义的随葬品，很可能是替代死者灵魂的栖息物谷仓罐。用于安放灵魂，而且加入了浓郁的佛教色彩，能超度死者亡魂，使其免受轮回之苦。可以认为莲花尊是佛教与中国古代灵魂观念结合的产物。

鸡首壶

因壶嘴作鸡首状而得名。是西晋至唐初流行的一种瓷壶。鸡首壶最早出现于西晋时期（公元265～316年），由浙江地区的越窑首先创制。\鸡\与\吉\谐音，鸡首壶延续使用了数百年，反映出在那段战乱频繁的年代里，人们对吉祥安宁生活的祈望。西晋时器形较小，圆腹，肩部贴一鸡首，小而无颈。壶嘴有的可通，有的是实心，壶肩部有系，小平底。东晋时，其主体也是圆腹盘口壶，但鸡首下有短颈，喙由尖变圆，冠加高，鸡尾消失，柄的上端高于口沿，肩带桥形方系。至南朝时，壶身整体加高，鸡颈较前期加长，盘口加深，柄也加高，肩部系多为双系。隋代壶身更高，鸡颈不仅更长，而且作仰首啼鸣状，鸡尾柄变塑贴龙首柄，系的开关也更加复杂。鸡首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茧形壶

又称“鸭蛋壶”，因器形似蚕茧，又若鸭蛋而得名。器呈唇口、短颈、圈足，腹呈横向长椭圆状。初为战国时期秦国所产，后盛行于西汉，壶腹或彩绘流云、几何图案，或仅以暗刻弦纹装饰。茧形壶在当时既用作容器，又可在战争中埋入地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下，用以倾听远方敌方骑兵马蹄声。茧形壶后来传入朝鲜，唐代青白釉瓷器中亦有所见。

蒜头壶

始见于秦汉时期的一种壶式，有陶质和原始青瓷两种。特征为蒜头形小口，长颈，圆腹。东汉时期蒜头壶腹部比西汉时期丰满、蒜头呈扁圆形。有的蒜头壶颈、肩部堆塑有人物、龙、虎等纹饰。西汉典型的陶瓷壶式。长颈球腹，颈上安形似蒜头的小口，造型别致。

虎子

一种盛器。口部似张口的虎首，背有提梁，圆腹，下有四足，因其形如虎，故名。其用途有两说，一说是溺器；一说是水器。东汉时出现，六朝时墓葬中常风见，均为青釉。

匣钵

窑具之一。在烧制陶瓷器过程中，为防止气体及有害物质对坯体、釉面的破坏及污损，将陶瓷器和坯体放置在耐火材料制成的容器中焙烧，这种容器即称匣钵，亦称匣子。使用匣钵烧制陶瓷器，不仅可提高装烧量、制品不致粘结、提高成品率，而且匣钵还具有一定的导热性和热稳定性，可保证陶瓷质量。匣钵的形状，依器物形状而异。我国龙山文化时期烧制的蛋壳黑陶，已经使用专门的匣钵。在山东省诸城市杨家子遗址曾采集过两件烧制龙山文化蛋壳陶的匣钵，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匣钵。后世发现的匣钵，以盛装瓷器为主，隋代湘窑已有发现。

唐三彩：唐三彩是一种盛行于唐代的低温铅釉陶器，主要以白色粘土为胎，以

含有铜、铁、钴、锰等元素的矿物做釉料。助熔剂为炼铅熔渣和铅灰。色彩以黄、褐、绿三色为主，简称“唐三彩”。唐三彩的烧制采用的是二次烧成法。唐三彩虽然色泽富丽堂皇，但因其胎质松脆，防水性差，实用性远不如青瓷和白瓷。而且由于含铅量比较高，有一定的毒性，也较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而主要用作随葬的明器。主要烧制瓷窑是河南巩县黄冶窑。三彩器始于初唐后期，盛唐时期因为流行厚葬，唐三彩十分流行。唐三彩在陶瓷工艺上对后世作出了巨大贡献。唐三彩的蓝釉证明我国用钴作陶瓷呈色剂始于唐代。

秘色瓷

古代越州名窑进贡朝廷的一种特制瓷器，简称“秘瓷”。越窑青瓷精品之一。 \秘色\一词最早出自晚唐诗人陆龟蒙诗篇《秘色越器》。秘色瓷”就是釉料配方保密的瓷器。胎壁较薄，表面光滑，器型规整，施釉均匀。从釉色来说，五代早期仍以黄为主，滋润光泽，呈半透明状；但青绿的比重较晚唐有所增加。其后便以青绿为主，黄色则不多见。法门寺“秘色瓷”的出土，解决了陶瓷界长期以来议论不休的问题，同时有力地说明了“秘色瓷”晚唐时开始烧造，五代时达到高峰。

芒口瓷

芒口瓷，也称“芒口”。一般采用覆烧法烧造的瓷器，因口沿无釉，露出胎骨，称为“芒口”，带有芒口的瓷器，叫芒口瓷。有些文献中提到，北宋宫廷不用定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瓷，就是因为有\芒\的原故。官僚贵族在使用时，则多用金、银或铜镶装器口，一则可避其\芒\，同时也可借以夸富。所谓覆烧法，就是将碗盘等器皿反扣着焙烧，尽管此出现\芒口\的缺点，但可以提高产量，降低成本，所以得到普遍的推广。景德镇湖田窑就曾大规模生产芒口瓷。覆烧法为北宋中期（一说是五代时期）河北曲定窑首创，直到元代还很盛行。

南青北白

背景国力强盛的唐代是我国陶瓷工艺蓬勃发展的时期，瓷器制作达到了成熟的境界。唐代陶瓷在隋代青、白瓷成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并以此引领后世中国瓷器的基本风貌。南青指的南方浙江的越窑青瓷。以慈溪县上林湖、上虞县窑寺前的产品最具代表性，从商周战国秦汉六朝几代，这里一直以烧制青瓷为主，具深厚的制瓷基础和技术力量，至唐代技艺更加娴熟，被称为“诸窑之冠”。北白指的是北方河北的邢窑白瓷，以内丘城为中心发展起来。其历史可上溯到北朝，隋后期曾短期繁荣，经过唐早期的低靡，唐中期生产极盛，晚唐开始衰落。（扩展：唐时社会流行饮茶风，名士陆羽，精研茶道，在其所著的《茶经》中，曾把“南青北白”并尊，形容越窑青瓷“类冰”“类玉”，邢窑白瓷“类银”“类雪”，但是从饮茶角度他评定，邢不如越。）

窑系：窑系是指以一个名窑为代表，各窑口生产相同品种或相近品种的瓷器，

该名窑代表了该瓷系瓷器的一般特征，每个窑口都有胎釉特征、装饰方法、烧制工序的不同，而与其他窑系有明显差异，形成于宋代。宋代是瓷器烧造业的高峰，窑场遍布南北各地。有烧造白瓷的定窑系，烧造白瓷和釉下彩瓷的磁州窑系，烧造红蓝窑变釉瓷器的钧瓷系，北方烧造青瓷的耀州窑系，南方烧造青瓷的越窑和龙泉窑，以景德镇为中心的青白瓷系，以及烧造黑瓷和各种黑色窑变釉的黑瓷系。

宋代陶瓷

（一）宋代五大名窑

定窑：定窑是北方重要的窑场，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址位于今河北曲

阳县涧磁村。始于唐后期的曲阳窑，盛于北宋，元代以后衰弱。定窑以白瓷闻名于世，其胎料加工较细，胎质坚硬致密、洁白细腻，釉色白中泛黄，显出象牙白质感。器物表面饰有刻花、划花和印花三种。定窑的印花反映了当时刻模和脱模的最高成就。另外定窑为了适应大量生产的需要，始创了覆烧工艺，并普及推广。定窑对当时各地的瓷窑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形成了以定窑为主的定窑系。

汝窑：汝窑为北宋“五大名窑”之一，其烧制时间不长，仅

20年左右，因此

汝窑也是宋代名窑中传世品最少的瓷窑，全世界仅70余件，主要收藏在台北、北京、上海博物馆等地。古董界更有“家有万贯，不如藏汝一件”之说，可见其珍惜程度。汝窑的瓷器以天青色为主，有如湖水反衬的蓝色天空，俗称鸭蛋青，蓝而不艳，灰而不暗，青而不翠，给人以玉石之感。在釉层中往往隐约可见一丝丝的浅褐色纹理，《格古要论》云：“汝窑器出汝州，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者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为真。”另外，汝窑瓷器均用支钉支烧，器底有小如芝麻的支钉痕，也是鉴定汝窑的重要依据。

官窑：官窑是我国古代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办瓷窑，专烧宫廷、官府用瓷。官

窑始于宋代，有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之分，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官窑传世品不多，但是有自身的特点。其器物有碗、瓶、洗等，采用支钉支烧，青釉，釉色较淡，器身开纵横交错的大裂冰纹。因以含铁量较多的瓷土制胎，故胎色紫黑，足部有的不上釉，铁骨外露。时至今日，关于北宋官窑窑址在何处，仍有不同说法。南宋王朝迁到杭州后，设立了两个官窑：一是修内司官窑，一是郊坛下官窑。

哥窑：哥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至今还有许多传世品为世所珍。《格股要论》

对哥窑产品作了描述：“哥窑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哥窑瓷的重要特征是釉面开片，这是一种自然开裂现象。哥窑器物口沿部分施釉较薄，显露出紫色的胎骨，腹部以下无釉，形成一种深灰色的底足，形成了“紫口铁足”的特征。其釉属无光釉，釉面有一种含蓄的“酥光”。传世哥窑器物主要有碗、盘、洗等。哥窑的窑址仍未发现，烧造时间也不确定。

钧窑：钧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属北方青瓷体系，窑址位于今禹州市区北关

的钧台与八卦洞附近，因靠近钧台而得名。从窑址中发现的1件用陶泥制作的“宣和元宝”钱范推断，最迟始烧于北宋末年。出土瓷器种类繁多，以陈设器器物为大宗。釉色主要有天蓝、月白、紫红、碧蓝诸色，器表釉面上常留有蚯蚓走泥纹或开片，在花盆类器物底部还刻有一个从一到十的数字。其开创的用铜的氧化物作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制成功铜红釉，对后来的陶瓷业着深刻的影响。

（二）龙泉窑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

龙泉窑青瓷：龙泉窑是宋代新兴起的青瓷窑，位于今浙江龙泉境内，故名。

始烧于北宋前期，中期后有发展，南宋是其极盛时期，元代持久不衰，除供应全国外，还远销海外，明代前期产量仍很大，中期后渐衰。南宋时才完全形成自己的特点，以粉青和梅子青釉著称于世，这两种釉是其最名贵的品种。北宋龙泉窑器形有炉、瓶、盘等，南宋时造型更加丰富除各类日用器皿外，还有文房用具和娱乐用具。在北宋民窑诸体系中，龙泉青瓷兴起最晚，但由于海外市场的支持，终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窑场众多的庞大窑系。

景德镇影青釉（青白瓷）

青白瓷是宋代景德镇为代表烧制的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由于它的釉色介于青白之间，青中带白、白中闪青，因此被称为青白瓷，也叫“影青”、“隐青”、“映青”。“影青釉”的釉色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白中闪淡青色，厚处闪深绿色，莹润精细，晶亮透彻，前人把它称为“假玉器”，有晶莹如玉的美称；二是淡青闪黄，该种釉色的“影青釉”瓷最为大量。“影青釉”纹饰主要是刻花、印花还有少量的堆塑花纹。在器型上，影青釉的烧制以日用器皿为主。一般多见于杯碗盘碟、执壸、瓜棱罐、瓷枕、谷仓等。

（三）耀州窑系和磁州窑系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耀州窑：创烧于唐，兼烧青瓷、青釉和白瓷。五代受越窑影响，创烧刻花青

瓷。宋代是该窑烧造青瓷的鼎盛期。宋代所烧的耀瓷，器物种类繁多，造型精巧秀美瓷釉晶莹温润，刻花印花工艺独特，纹样图案丰富华丽，受到宫廷和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其青釉较有代表性。装饰手法有划花、剔花、刻花、印花等。与同时代其他瓷窑相比，宋耀州窑的刻花和印花纹样最为丰富和多样化。在耀州窑鼎盛发展的宋代，其影响范围很广，最终形成了一个由西至东、由北到南众多窑场所组成的耀州窑体系。

磁州窑：磁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也是著名的民间瓷窑，

窑址位于今河北邯郸磁县，磁县宋代属磁州，故名。磁州窑始烧于宋代，经元代而终于明。主要烧白瓷和黑瓷，以白地釉下黑花、白地釉下酱花瓷器为特色。产品种类有瓶、壶、炉、枕等。产品胎有两种：一是胎质坚细，呈灰白色；另一种是胎质粗松，呈红褐色。在装饰上多采用民间喜闻乐见的纹饰，深受北方人们的喜爱。尤其是磁州窑釉下彩绘装饰，为青花瓷器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磁州窑影响范围较广，发展迅速，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磁州窑体系。

（四）别具一格的黑釉瓷器

我国黑釉瓷器的生产历史悠久，东汉时期已经出现黑釉，东晋南朝时期的墓中多出土黑瓷，唐代北方诸窑也多兼烧黑瓷。入宋以后，黑釉瓷器更大量烧造。已经发现的宋瓷窑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都烧制黑瓷，南北都有。由于当时的饮茶风尚，一种用于饮茶的黑釉茶盏产量特别大，也有不少瓷窑专门烧造。其中以江西的吉州窑、福建的建窑为代表。

1.吉州窑

吉州窑在今江西吉安永和镇，吉安在唐宋时称吉州，故名吉州窑，也称永和窑。吉州窑创烧于唐，兴盛于宋，而终于元代。该窑的产品种类繁多，有黑釉瓷、白釉瓷、青白釉瓷等。在这些产品中应以黑釉瓷独具风格，其中玳瑁斑、鹧鸪斑等享有盛名。玳瑁纹是以黑、黄等色交织在一起，有如海龟的色调。这种花釉富有变化，色彩协调滋润，是吉州窑的主要装饰品种之一。剪纸贴花是将当时民间的剪纸花样移植到黑釉茶盏上，丰富了瓷器装饰。木叶纹样装饰也是吉州窑的独创。

2.建窑

建窑位于福建建阳县水吉镇，是宋代新兴的黑釉窑之一，众多名窑中的一个。主要产品以盏、碗、盘、碟为主，兼烧盒、罐、壶、梅瓶等。北宋后期由于建窑烧造的黑盏适于斗茶，因此一度为宫廷烧制供斗茶用的黑盏，底足刻“供御”、“进盏”等字样。黑釉盏的特点是：胎含铁量高，胎体厚重，呈黑灰色、紫黑色，胎质粗糙坚硬，露胎处色沉而无光。造型多样。釉面有明显的垂流和窑变现象，有“兔毫”、“油滴”和曜变等有名的品种。在建窑黑釉盏的盛名影响下，各地仿烧者甚多，最终形成了以建窑为首的建窑系。

（五）宋代瓷器的造型与纹饰

宋代制瓷业发达，丰富多彩的瓷器满足了人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需求。从发掘和传世品来看，器形有碗、盘、碟、瓶、壶、罐、炉、枕等。民间用瓷大部分大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方朴实、经济耐用；而宫廷用瓷则端庄典雅、雍容华贵。最能反映皇家气派的是哥、官、钧、汝与定窑烧制的贡瓷，最能体现百姓喜乐的是磁州、耀州窑烧制的民间瓷品。总的来说，宋瓷器物造型丰富，实用美观，不少器物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壶，为宋代生活用器中的酒具，宋壶的式样多种多样，主要有瓜棱壶、兽流壶、提梁壶等。

炉，南北瓷窑普遍烧制的焚香用具之一，有鬲式、鱼耳、三足、五足、熏炉等等多种式样。

枕，大部分属于生活用具。瓷枕最早见于隋，唐以后大量生产，宋代以磁州窑制品最为丰富。有长方形、鸡心、银锭等式样，也有塑成婴孩、虎形、龙形的。定窑的孩儿枕最为罕见。

从纹饰上讲，宋瓷的纹饰题材、表现手法都极为丰富独特。一般情况下，花卉是主要装饰内容之一，如牡丹、莲花、梅等，花卉纹和龙、凤、鹿、鹤、山水景色等常作为主体纹饰而突现在各类器形的显著部位，而回纹、钱纹、莲瓣纹等多用作边饰间饰，用以辅助主题纹饰。

元代景德镇制瓷业的新成就

1、元青花（青花瓷）：青花瓷是指应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施上透明

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呈现出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在装饰手法上，青花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制瓷长期以刻花、划花、印花为主的装饰模式，彩绘逐渐成为陶瓷装饰的主流。青花的烧制成功是中国制瓷史上的划时代的事件。青花瓷器的优点，一是着色力强，发色鲜艳。二是纹饰永不褪色。三是原料有进口料和国产料，供应充足。四是青花瓷器的白地蓝花，明净素雅，有传统水墨画的效果。元代青花瓷具有一个显著的时代特征，就是形大、胎厚、体重。青花的烧制年代最早始于唐代，但是真正发展则是在元代。其中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器占有重要地位。

2、釉里红：釉里红是元代江西景德镇创烧的一个新品种。釉里红是指用铜

红料在胎上绘画纹饰后，施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一次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的瓷器。其制作工序和青花相同，但是釉里红的烧成难度比青花大得多。由于种种原因，发色纯正的釉里红在元代很少见，红色往往不够纯正，常见晕散、发灰或发黑。呈色鲜红的产品非常少，纹饰也简单，大都以浓笔涂抹。这一工艺一直要到明代才达到成熟，清代以后，更有所发展。

3、枢府卵白釉瓷：枢府瓷是元代官府机构在景德镇定烧的瓷器。胎体厚

重，釉呈失透状，色白微青，恰似鹅蛋色泽，故称卵白。早期器物由于釉中含铁量稍高，色微闪青；晚期器物随着釉中含铁量的减少，色趋纯正。洁白润泽的枢府釉为永乐时期甜白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枢府器以印花为主，盘、碗等圆器采用压模印花装饰。印花主题比较简单，常见一种龙纹，另一种常见的印花纹饰是缠枝花卉纹，在花卉中间往往印有“枢府”二字。枢府器由此得名。枢府瓷常见的是盘、碗、高足碗等小件器皿。制作上的特征是圈足小，足壁厚，足内无釉。

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是指清代的一个学术流派，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着称。由于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顶盛，故得名。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钱大昕、段玉裁等。学派研究的对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各朝规章制度的细节，但是总体特点是避免涉及与明、清有直接关系的事物。一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清代的文字狱盛行。嘉庆朝以后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虽然学派有一定的压抑新思维和脱离社会的缺点，但是由于百余年间一大批饱学之士刻苦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学派对于研究、总结、保存传统典籍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三希帖

所谓“三希贴”就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清朝乾隆皇帝酷爱书法，于是他在自己卧室旁边专门设置了一间十平米不到的小暖阁，用于珍藏三幅代表了中国书法艺术最高水平名贴以供他随时观赏，后来此阁被乾隆皇帝亲自命名为“三希阁”，而藏于此阁内的《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就被后人统称为“三希帖”。现今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收藏于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是仅存于世的王羲之的真迹精品，王献之的“中秋贴”和王珣的“伯远帖”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考古人物毕沅

毕沅（1730～1797）清代官员、学者。字纕蘅，亦字秋帆，号灵岩山人。镇洋（今江苏太仓）人。毕沅经史小学金石地理之学，无所不通，续司马光书，成《续资治通鉴》，又有《传经表》、《经典辨正》、《灵岩山人诗文集》等。

吕大临

吕大临(1040～1092)，中国宋代金石学家，字与叔。其先汲郡（今河南卫辉）人，后移居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吕大临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关学研究上，到了晚年才开始从事对青铜器的收集与研究，是最早将青铜器铭文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所撰《考古图》和《考古图释文》两书，奠定了现代考古学、古文字学的基础。只不过由于有关关学方面的著述大多失散，只留下《考古图》十卷传世，也正因为如此，才凸显了吕大临在金石学上的影响和地位。

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甲骨文晚清始发现，最早是王懿荣，后来刘鹗刊印《铁云藏龟》，继之，孙治让和罗振玉对甲骨文字进行研究。而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则推王国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他将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纸上的材料中国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了书本记载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极为缜密，因而，论断堪称精审。

罗振玉

罗振玉，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者，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对中国科学、文化、学术又颇有贡献，参与开拓中国的现代农学、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整理敦煌文卷、开展汉晋木简的考究、倡导古明器研究。他一生著作达189种，校刊书籍642种。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3、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

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

蒙特留斯

瑞典考古学家，史前时代文化研究工作的开拓者之一。其研究的重点是史前文化的分期与年代，尤专注西欧、北欧地区的青铜文化，提倡类型学方法。主要著作有《青铜时代年代问题》(1885)、《异教时代的瑞典文明》(1888)、《使用金属器以来的意大利原始文化》(1895～1910)、《东方与欧洲上古文化诸时期》（1903～1923），第一卷的中译本名为《先史考古学方法论》）、《英国青铜时代年代学》（1908）、《史前希腊》(1924)等。他在各地博物馆和大学的演讲对考古工作的普及也有很大贡献。在《古代东方和欧洲文化分期》一书中系统的介绍了类型学的方法。他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类型学中，为考古类型学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

安特生

安特生（1874～1960），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人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遗址发掘的大幕，他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他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他曾被中国评价为“了不起的学者”。 1921-1949年，周口店遗址的发现，仰韶文化的发现，均是中国史前史上极为重大的发现。安特生的贡献使得中国的传统史学家意识到考古是了解中国古史的必由之路，尤其是田野考古。安特生，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的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名字。

夏鼐

夏鼐（1910.2.7—1985.6.19），男，原名作铭，浙江温州人，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荣获英国学术院、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美国全国科学院等七个外国最高学术机构颁发的荣誉称号，人称“七国院士”。夏鼐十分重视在考古研究中应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学术研究具有学识渊博、视野广阔和且治学严谨的特点。曾主持并参加了河南辉县商代遗址、北京明定陵、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挖掘工作。对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作全面研究，创造性地利用考古学的资料和方法阐明中国古代在科技方面的卓越成就，并对当时中西交通的路线提出创见。夏鼐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巨大贡献，首先表现在对中国史前考古学进行了长时期的创造性研究，不断地拓宽道路，引导大家走向新的境地。主要是根据可靠的发掘资料，改订黄河上游新石器文化编年体系，规范考古学上的文化命名，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发展多元说。他还是现阶段最早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著名学者。

李济

李济（1896年－1979年），字济之，湖北省钟祥县人，中国台湾人类学家。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后前往美国留学，就读麻省克拉克大学，学习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硕士学位。1920年，进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受民族学家罗兰·狄克森（Roland Dixon）与体质人类学家恩斯特·虎顿（Earnest Hooton）指导，于1923年完成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从而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返回中国。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李济。

梁思永

梁思永（1904年—1954年），著名考古学家、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其父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国学大师梁启超。梁思永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传世。1948年与其兄梁思成（建筑学家）同时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此时尚未成立学部，尚未产生学部委员即院士）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先后负责黑龙江昂昂溪细石器文化遗址、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候家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庄西北冈殷王陵、高楼庄后冈小屯、龙山与仰韶三叠层、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等考古发掘工作，考定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1954年4月2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他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

裴文中

裴文中（1904- 1982），中国古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旧石器考古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古人类学的重要创始人。河北丰南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1929年起主持并参与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是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1931年起，确认石器、用火灰烬等的存在，为周口店是古人类遗址提供了考古学重要依据。主持山顶洞人遗址发掘，获得大量极有价值的山顶洞人化石及其文化遗物。1949年后，积极开展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综合研究，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宿白

宿白，著名考古学家，我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辽宁沈阳人。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8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肄业，1951年主持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墓群的发掘，1952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和考古系任教。他在历史考古研究方面底蕴深厚，著述颇丰；最能体现其考古研究成果和学术造诣的，当推《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以及将要完成的《中国历史考古论集》，著有《白沙宋墓》、《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等。

曾昭燏

曾昭燏（1909-1964），中国杰出的女博物馆家、考古学家，生前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先后参与和主持了各项文物挖掘及保护活动，曾反对将大陆文物运往台湾。主持发掘南唐二陵（李弁、李璟），为研究南唐史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同时，她潜心考古研究，与尹焕章先生合撰《湖熟文化》和《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等文，对湖熟文化和江苏古代文化的研究作了独到的论述。为了祖国的考古、博物馆事业，终身未嫁，对中国文物的发掘和保护作出了突出贡献。

张光直

张光直（1931— 2001），台湾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长、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1931年4月15日生于北京，2001年逝于美国麻塞诸塞州。1943-1946年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考古学家。张光直的研究专长为考古人类学，在美国任教三十多年间，一直致力于考古学理论和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国际学界享有盛誉。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张院士以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和数据，对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和文化有极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专书十余本，论文一百多篇，其中《古代中国的考古》(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一书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上古时代历史文化的最主要著作。张氏学术主要成就有二: 一、开创聚落考古(settlement archaeology)的研究，自1970年代在蔚为风潮；二、将当代文化人类学及考古学的理论以及方法应用在中国考古学领域，代表作《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1986年，中译《古代中国考古》) 一书迄今仍为涵盖面最广泛且讨论最深入的中国考古学专著。

苏秉琦

苏秉琦，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河北高阳人。1934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曾主持河南、陕西、河北等地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主要遗址的发掘。有《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苏秉琦从1934年起在陕西省的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并参加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在他所着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报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问题。苏秉琦的主要学术论著还有《瓦鬲之研究》(1941)、以及一系列论文，其中主要的论文已被编集为《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总结其一生的考古经历，倾尽毕生精力，著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邹衡

邹衡（1927－2005）湖南澧县人。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代表作品主要有《论早期晋都》《文物》。从事商周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对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之功。他最早提出并论证了河南二里头遗址1至4期均为夏文化，首次对殷墟进行了文化分期，发现了西周燕国与晋国的都城遗址，指导和参与过西周晋侯墓地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

石璋如

石璋如（1902-2004），193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文学院。毕业后直接到中央研究院研习考古专业，历任助教、研究员等，是中国著名的甲骨文研究专家之一。石璋如的主要学术贡献，是中国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他以五十年时间，投入当年安阳发掘与中国西北、西南地区调查所搜集的庞大资料，把封在地层与历史故纸堆中的知识呈现出来。石璋如有关安阳考古的著作，呈现中国商代文明的光彩；有关敦煌石窟的著作，呈现中古佛教艺术风貌及文化意涵。他是中国考古学泰斗，也是台湾当代考古工作的奠基者。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傅斯年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所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陈寅恪

陈寅恪，江西九江市修水县客家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董作宾

董作宾（1895~1963），甲骨学家、古史学家、“甲骨四堂”之一。河南省南阳人。原名作仁，字彦堂，号平庐。中研院史语所成立后，董作宾主持了殷墟的试掘工作，这是中国从摸索而全面以科学方法发掘遗址的开始。而后，董作宾不是主持，就是视察殷墟的发掘工作，改良创新了若干考古技术方法，为殷墟的继续发掘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此外，他也参加了山东城子崖、滕县安上村与曹王墓的发掘，这些工作对早期的中国考古学极为重要而具开创性。

除了考古学外，董作宾对中国甲骨文的研究有卓然贡献，并显赭于国际间，学界把他与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及郭沫若（鼎堂）合称“甲骨四堂”。他对甲骨学与殷商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包含：大龟四版与贞人的发现；十个断代标准的提出；殷历的建构，着有《殷历谱》；甲骨文字的考释与解读；殷代地理的推测及制度的研究等。从比较么些文字与埃及文字中，他证明甲骨不是造字的开始，而有更遥远的源头，这除了对文字学的影响外，也开拓了古代文化研究的另一途径。

董作宾书法及篆刻作品今存《平庐印存》一册，他的学术论文共计约200篇，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多存在《董作宾学术论著》(1962)及《平庐文存》(1963)，1978年艺文印书馆出版有《董作宾先生全集》，分甲、乙编，凡12册。

吕济民

吕济民，1928年11月生，安徽省潜山县人。1961年苏联莫斯科文化学院副博士研究生毕业。回国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群文局局长，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主席及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委员等职。现为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组长、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国际博协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等。长期从事博物馆学研究和博物馆事业管理，专著有《博物馆暨文物工作论丛》、《博物馆与群众文化纵横谈》；主编有《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中国博物馆志》、《中国收藏与鉴赏》和《当代中国博物馆事业》等书。20多年来，先后在报刊发表的业务学术和经验感受等文章共计80多万字，并有译文十多万字。曾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南开大学历史系、国家文物局培训中心等讲授《中国博物馆学》。

韩寿萱

(1899～1974)中国博物馆学家。字蔚生。陕西省神木县人。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1年留学美国，先后在华盛顿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物馆学,获硕士学位。1937～1946年，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194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48年筹办北京大学博物馆专科，任主任，兼北平历史博物馆馆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北京历史博物馆馆长、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和秘书长、第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治协商会议副秘书长等职。他一生主要从事博物馆学与文物藏品保管的研究，先后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讲授博物馆学。发表论文有《望社会认识现代的博物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博物馆展览概略》、《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中国漆器展览概略》、《花纹与实物史料》及《略论实物史料与历史教学》等。

俞伟超

俞伟超，考古学家，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曾主持白鹿原墓葬、湖北班村、长江三峡文物保护等重要考古工作，在考古学理论建设、田野发掘、多学科综合研究等领域均有突出成就，被誉为“新考古学派”的开拓者，也是我国水下考古、航空考古、环境考古及古代遗传物质考古等新学科的奠基人。他在博物馆学、文物管理与保护等领域均有很大贡献。代表作有：《西安白鹿原发掘报告》、《三门峡漕运遗迹》、《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中国古代公社制度的考察》等。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简答题

1、简述战国都城的一般特点

答：战国时期，城市迅速兴起，列国有都，大夫有邑，城的数量和规模都较前代有了大的发展。目前经考古发掘或调查的战国都城和重要城邑三四十座，有的沿用春秋故城，有的为新建，如河南洛阳东周王城和新郑郑、韩故城，河北邯郸赵国都城和易县燕下都，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咸阳的秦国都城雍城等。其一般特点如下：

1）平面大多呈方形或长方形。

2）在城的选址和营造上突出了攻战、防御方面的考虑，有环绕城的护城壕沟或以天然河道为屏障，城墙下的排水洞也兼顾到防人进出的功能。

3）除秦都咸阳情况不明外，都作两城制，分大城和小城，小城位于大城之中或一角，有的作东城、西城，两城相邻或相近。也就是说，战国都城都有宫城和郭城之分，宫城居君，郭城卫民。

4）宫殿区地势高亢，又有高大的夯土台基，高高在上，可以眺临全城，以示皇权至高无上，突出了专制政治的特色。

5）城内道路、街区、排水设施齐全，有商业区的市井、手工业作坊区和居民区等不同功能的区划。根据手工业作坊的特点，可以判断有专为官室服务和民用两种。

6）城内面积广大，除安置市民及各种机构，可能还有农区。早期的城市并非只是非农人口的聚居地，还有相当比例的居民从事农业生产，他们是全职或半职的农民。而且城内一般有贵族的墓地，只是到战国晚期逐渐移至城外。

2、简述西汉帝陵的布局有什么特点。

答：我国的陵寝制度成熟于战国时期，至秦始皇陵，这一制度更加完善。西汉帝陵的布局有以下特点：

1）方形封土。除文帝霸陵依山为陵外，都有高大的人工夯筑的覆斗形坟丘。汉陵封土一般高30米左右，边长150-200米左右。武帝茂陵最大，高46.5米，边长230米。

2）方形陵园。都有夯土围墙围成的方形陵园，边长400米左右，封土居于陵园的正中。围墙四边正中各有一门，整个陵园以陵丘为中心呈十字对称布局。 3）后妃墓居东。帝陵附近有后妃墓，除高帝和吕后同为一个陵园外，其余都各有自己单独的陵园，形制同帝陵而略小，一般帝陵在西，后陵在东，为异坟合葬。 4）寝庙制度。陵园内发现西汉建筑遗迹、遗物，估计与寝殿有关。汉制，寝殿设于陵园中近处，包括寝殿和便殿两组建筑。

5）陪陵制度。汉沿秦制有陪陵制度，陪葬墓在帝陵东边或东北边。

6）从葬俑坑。汉陵皆有埋葬各种人物俑和动物俑以及车马、生活用器等的从葬坑，从其分布和内容来看，它们应代表或象征“婢妾”、“厨”、“厩”和“宫官及百官位次”，代表帝王生前的政府机构及设施。 7）陵邑制度。汉陵附近设有陵邑，汉政府强迁部分地方豪强至陵邑中以实关中，使他们宗族亲党分离，削弱他们的势力，以达到弱枝的目的。

梦之所在岳麓书院

3、简述东汉帝陵制度同西汉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答：1）南北两个陵区。东汉帝陵分两个兆域，北兆域在邙山，葬5帝。南兆域在洛河以南，葬6帝。而西汉帝陵则绝大部分位于咸阳原上。

2）圆形封土。自刘秀原陵开始，一变西汉时期的覆斗形坟丘，作平面圆形、外观呈馒头形的低矮的封土。

3）砖（石）筑墓室。改四条羡道的竖穴木椁墓为砖（石）墓，以黄肠石仿黄肠题凑形式。

4）后妃同茔异坟而葬。各陵都有陪葬墓。在北兆域邙山陵区5座大冢的北侧和西侧分布一些零星小冢，据钻探情况分析，规格较高，墓葬形制也为东汉时期，应为后妃墓冢。而西汉后妃绝大部分都有自己单独的陵园。

5）陪陵制度。邙山陵区东部有较多的墓冢分布，封土直径一般在50米一下，为陪葬墓群。而西汉帝陵封土内外复杂的外藏系统，东汉时期已不在使用。

6）不筑园墙、陵邑。从明帝开始不筑陵园园墙，也不设陵邑。陵园用一种临时性的竹木屏篱——行马围成，现地表不见痕迹。文献记载原陵有围墙，但迄今为找到。而西汉帝陵都有夯土围墙围成的方形陵园，且附近设有陵邑。

7）寝庙制度。自明帝时开始废止一帝一庙的制度，把历代神主汇集到一个祖庙之中，实行同堂异室的供奉办法，从此陵寝制度和宗庙制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4、简述两周青铜器断代的基本方法

答：两周青铜器的断代，主要依据青铜器的铭文、纹饰风格、历史文献以及出土青铜器的考古地层关系。郭沫若在青铜器断代方法上独创一格，建立的比较科学的体系。他根据铭文确定标准器，在根据标准器的纹饰、铭文等的变化推定铜器年代的早晚。具体归纳如下：

第一，根据铜器铭文记载有某王名或其活动，就可定为某王时的标准器。这是第一类标准。如《趞曹鼎》铭文“龚王（龚即共）在周新宫??”亦可见《趞曹鼎》为共王时器。铭文所记人名和事迹与第一类标准器相同的，也可作为第一类标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