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社会医学英语翻译2

Unit2 A

现今美国正在经历一场重要的流行病。

不同于过去的流行病，它不是由细菌或病毒传染的疾病。

这个流行病的增加是与压力有关的疾病和问题引起的，它涉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900年，这个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为47岁，其主要致命疾病包括肺结核肺炎，流行性感冒，霍乱，伤寒，天花-这些传染性疾病袭击了所有年龄层的人，不管他们的生活方式怎样。

如今，在另一方面，预期寿命已延长至74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于急性传染病的征服，通过改善卫生条件，更好地分配和储存食物，以及引进免疫方法和抗生素。

当今人们死于的疾病与20世纪初不同，现在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心脏病，中风，癌症，肝硬化，糖尿病等。

这些非传染性，慢性疾病已被证明是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直接联系的，使其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压力——这一现代生活元素，正对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健康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危害。

从技术上来说，压力是机体对感知到的危险或威胁反应而表现的一种生理性兴奋状态。

我们都熟悉压力状态下的身体信号和症状。

想想你上一次在驾驶时突然转向以避免碰撞是何感觉：你的心狂跳起来，你的手掌变得多汗，你的肌肉紧张，而你的心也揪在一起了。

这种感觉的结合是一个复杂的身体连锁反应的结果，出现在你的身体对威胁做出反应的时候。

这些变化是普遍的并且可以预见的，可以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

我们的史前祖先，一旦在野外意外地遇见危险动物，就会感受到完全一样的反应，当他们的身体转入一种紧张引起的“高速挡”，以应对紧急状况。

生理学家沃尔特坎农，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把这种反应称为打或逃跑反应。

这个术语暗示，战或逃跑反应的最初目的是准备让身体作出反应，要么对抗敌人，要么逃离。

无论是成功杀死美洲狮或远离它的原始猎人，其结果是一样的：一旦威胁得到解决，身体能放松，最终恢复到自身正常的基础运作状态。

非常有趣的是，引起战或逃跑反应的情况发生并不必然是不愉快的。

愉快的经验，如果它们足够的强烈，可以产生相同组合的生理症状。

当你的老板告诉你，他已经推荐你晋升，你是最有可能体验到一些与当你拐弯去避免一宗交通意外所产生的相同的生理反应：手心出汗，心跳加速，呼吸的变化。

愉快或不愉快的，取决于产生压力的感觉的强度。

汉斯薛利医生，一名内分泌学家，其开创性研究在我们对压力的理解上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把压力定义为身体根据它的任何需要作出重新调整的非特异性或一般应激反应。

薛利强调，压力是不可避免的。

它是我们生命自然的一部分，任何正常活动，愉快或不愉快，都会产生一些程度的压力。

正如薛利说的：“没有压力是死亡。

正像原始人因压力做好面对敌人是斗争或是逃跑的准备一样，在现代生活中它也可以帮助运动员达到最佳表现或主管人员处理不可能的最后期限。

在这种情况下，压力可以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反应，有助于提高成绩和个人满足感。

当这种压力是与一种积极的经验有联系时，薛利称之为好的压力（也被称为积极压力），当它变得不愉快或具破坏性时，它被称为不好的压力。

引起压力的事件被称为压力源。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识别许多这样的压力源是容易的。

有些压力源同环境一样可被归类为：天气变化，温度，噪音，空气污染，拥挤和不舒服的生活或工作空间，都可以对你的压力水平造成影响。

在我们现代世界的一个主要压力来源是变化，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被迫地去不断适应生活中许多重要方面的快速变化——价值观改变，家庭结构，性别角色，宗教信仰的减弱，和工作性质的变化。

人际关系的压力源来自你同别人的交往中——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你的家人和朋友们。

今天我们生活中很明显的一个压力源来自工作——你所在单位的机构组成，你在其中的职位，你与其他人互动，你对工作的感受都是能提高你的总体压力水平的因素。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许多我们描述的压力源事实上并不代表会威胁你的身体生存。

相反地，它们本质上是心理或社会性质的。

想象你的自尊或安全的威胁会激发战或逃反应，就像面对攻击性的美洲狮或迎面而来的汽车反应一样。

此外，我们心理上和情绪上对有应激情况的反应，比如焦虑或内疚，实际上可以凭借它们本身的能力成为强大的压力源。 能激起一个人高水平的压力的（事件）可能不被视为能对另一个人构成威胁，因为我们个人对压力的感觉，最终决定了是否产生压力感

我们在我们的生化结构，体力，心理和情感特征，价值观，态度，习惯和社会角色上都是不一样的。

而所有这些因素影响我们对事件的理解，因此，也决定了我们对他们作出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反应。

作为一种原始的生存机制，战或逃跑反应为我们祖先在紧急情况下及时动员身体防御服务很好。

为什么，随后，在现代生活中压力会变成一个难题呢？

就原始猎人来说，一旦通过战或逃跑使危险得到了处理，问题解决了，压力才会被缓解。

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我们注意到当今现代社会战或逃跑的选择很少是合适的。

例如，如果你和你的老板发生争论，你可能会感到压力所有的症状 - 但你不能通过揍他一顿来减轻你的压力，也不会逃跑。 所以气愤和激发的兴奋状态在现实社会中缺乏得到合理的发泄途径，最后你仍觉得好像你想和人打架或逃跑。

战或逃跑反应现在已经变成了随时随地的一种内在感觉，就像你随身携带一个开始倒计时的定时炸弹。

如果战或逃跑反应没有被用于其预期目标的激活，它可以成为不好的压力的主要来源。

如果它被激发过于频繁，或持续时间过长，身体会留在一个不断报警或调节的状态，压力反应中大量释放的激素实际上可以破坏人体的重要器官，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

讽刺的是，它似乎是我们的远古祖先生存的重要机制的应激反应，实际上现今可能杀死我们。

在它最终杀死我们之前，压力可以使我们发胖。

Unit3a

抗生素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在过去，我们设法去开发新的抗生素，以取代那些已变得无效的抗生素，但那种情况已经变了，由于一些细菌对所有可用的药物治疗已具耐药性。

直到最近多重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所引起的感染，这是大部分医院常见的感染，可使用万古霉素治疗。

与许多其他细菌相比，金黄色葡萄球菌是种有剧毒或具有攻击性的细菌，并且能够产生致命的感染。

在日本和美国，对万古霉素抗药的菌株已经被发现，这是对这些感染病人判死刑。

抗生素耐药性不仅局限于医院;金黄色葡萄球菌多重耐药菌株现已在澳大利亚社区出现。

不像它们在医院里的同类菌株，这些菌株通常对药剂保持敏感，如红霉素和四环素。

不过，这也是10-15年前医院里MRSA菌株的情况。

万古霉素的使用可治疗所有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病例。

这种方法的问题所在是，它将增加对这最后一招的药物耐药的可能性。

在这些细菌对红霉素或四环素仍然敏感的时候，我们是安全的，但是，考虑到它们在医院里的同类菌株的经验，在这些药物也变得无效之前这将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还有其他对多种抗生素耐药的致命感染的例子。

其中之一是肺结核，它以多耐药结核菌株常见于许多国家。

由于移民的情况与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旅游，这些菌株可以很容易地被引入到其他国家。

目前许多这些细菌仍是可处理的，但需要更多有毒的药品和延长了治疗时间。

在美国，出现在健康环境和监狱的多耐药菌株的疫情爆发，造成很多与接触到最初的感染者的人的死亡。

COMMON BACTERIA.常见的细菌。

呼吸道感染——尤其是肺炎，中耳炎，窦炎——通常是由肺炎链球菌引起的。

这种微生物也是一种细菌性脑膜炎的常见病因。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们已经经历了这种微生物的抗生素耐药呈指数的速度增长。

在20世纪80年代末，在澳大利亚大约1％的这种分离菌株对青霉素耐药。

在几年前完成的一项研究中显示，耐药率已经上升到7％，而且较近期的耐药率似乎已在以约20％的速度增长。

这上升的耐药性对脑膜炎有特殊的相关性，脑膜炎在前抗生素时代是一律致命的。

抗生素对这种情况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我们现在进入了不再有抵抗这些高浓度耐药株有效的和已经被证明的治疗方法的阶段。

如果早期治疗不被发现，患者可遗留下严重问题，如神经损伤或失聪。

NEW RESEARCH.新的研究。

细菌不断发展对抗生素耐药性。

因此，必须要有不间断的研制和开发，从而开发新的抗生素。

将来要在我们的细菌性感染治疗上取得成功，我们将需要设计全新种类的抗生素。

如果我们想要在细菌感染面前保持领先，我们需重复地每隔10-20年就得有相当于由弗莱明发现的并由弗洛里开发的青霉素的等同物。

新抗生素的研发速度因很多原因而放慢了。

有关抗生素的开发和营销需要巨额费用。

据估计，目前在国际市场上每推出一种新药约耗费300美元。

这意味着，在制药公司将投资如此巨大的数额之前该药必须能看得到相当有前景。

除了开发成本，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社会，医疗职业和制药工业各界普遍出现自满。

当时，传染性疾病似乎是用有效的抗生素控制住了。

许多制药公司降低新抗生素药物开发的重视，并在某些情况下一起离开这个领域。

在研究及开发一直在倒退的时候，细菌的适应力的步伐一直在加速。

以前，大多数的抗生素耐药是由于细菌的酶对该药物的分解。

一个例子是β-内酰胺酶对青霉素的的分解。

我们通过从现有产品开发增强抗生素来克服了这个问题，通过用化学方法设计增强抗生素而使它们抵抗这些酶。

然而，细菌适应了这种改变。

通常情况下，抗生素识别和攻击细菌上特定的位置。

但是，细菌修正了这些目标位置以致抗生素无法锁定细菌。

这是类似于细菌改变目标靶点的位置。

因此，即使抗生素不再被细菌酶破坏，它们现在已经没有作用的位置。

COMMUNITY OVERUSE.社区过度使用。

抗生素使用的总吨数在整个社区的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在抗生素不太能给任何益处的时候仍频繁使用抗生素，如病毒性呼吸道感染的治疗。

可是，我们似乎也是采用对这一宝贵资源的浪费的方式使用抗生素。

大量的抗生素是用来作为动物助长剂。

虽然对于这一点具有商业和经济利益，但抗生素抗药性的形成所付出的代价是高的。

万古霉素抗药性肠球菌被认为是由一种在动物体内称为阿伏帕星的类似抗生素的使用发展来的。

大多社区是通过食物链获取获得这些耐药生物体。

当这些抗生素的使用似乎未获得认可的时候，这是特别令人不安的。

在许多西方国家对许多的这些抗生素都没有被认可作为助长剂使用，因而那些国家似乎仍能够合算地生产健康动物。 对牲畜感染的预防应通过更好的饲养技术和疫苗的接种，因此使这些抗生素是不必要的。

ALTERNATIVES.替代品

预防感染是减少对抗生素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没有发生细菌感染，那我们就将不必使用抗生素或关心抗生素耐药性问题。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关于作为儿童细菌性脑膜炎最常见原因的B型流感嗜血杆菌。

虽然治疗该病的药物抗生素耐药性呈上升趋势，但现在因为有有效的B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计划而使之变得无关紧要了。 现在，这些感染是罕见的，因此抗生素治疗是没有需要的。

其他预防感染手的段都是极其重要的。

良好的卫生习惯是个减少细菌感染机会的重要途径。

同样的，在医院为了防止交叉感染的发生，良好的感染控制规范是需要的。

减少感染的人数降低了抗生素的需求。

我们必须大大改善我们现行的抗生素和抗生素耐药性的管理。

否则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的细菌感染对抗生素变得越来越不敏感。

对于那些不幸的人们，我们将回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前抗生素时代。

Unit2b

一个21世纪全球公共健康的大讽刺如下：虽然数亿人由于经济不平等，政治腐败，或战争而缺乏充足的食物，但数亿的人更多的是由于超重而达到了与饮食有关的慢性疾病发生的风险增加的程度。

肥胖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影响着儿童和成年人，并迫使除了最贫穷的国家都从食物供给保障中转移稀缺的资源去照顾可预防性的心脏病和糖尿病的人。

为了彻底转变肥胖流行病，我们必须解决根本的原因。

超重源于消耗的食物能量多于在活动中被消耗的（能量）。

这种不平衡的原因又是一大讽刺：促成的繁荣。

人们用的额外收入去吃得更多且做体育锻炼更少。

市场经济鼓励如此。

他们使有收入达到消费能力的人成为被竭力推销能量高但营养价值低的食物，还有促进久坐行为的汽车、电视机、电脑的消费者。

体重增加是对企业有利的。

因为大家都要吃喝所以食品是特别大的行业。

此外，如此的过度生产食品以至于许多国家，尤其是富有的国家，（食品的供应）已经远远超过他们的需求 – 是另一个讽刺。 在美国，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大多数成年人 - 不同年龄，收入，教育水平，和各人群 – 是超重的。

美国的食品供应每人每天提供3800千卡热量，近似是许多成年人要求的两倍。

过分充足的食物迫使公司为了营业额通过广告，有助健康方面的宣传，新产品，更大的分量，以及直接针对儿童的活动（的方式）进行（市场）竞争。

食品销售促进体重增加。

事实上，很难想象如果人们吃更少的食物还有什么主要行业可能获益，当然不是农业食品，杂货店，餐厅，饮食或药物等行业能够获益。

人们吃得多了时都将繁荣，并且他们都雇用大批的游说人员去阻止政府做任何事来禁止吃得过饱。

食品公司都非常清楚转变肥胖流行病的经济含义，政府机构也是如此。

美国农业部的经济学家（美国农业部）估计如果人们吃喝更加健康在农业和食品加工行业将发生“大调整”。

这种威胁的原因之一是为什么食品生产者会慷慨解囊资助国会的活动，以及为什么联邦机构没有采取明显的第一步措施：一个全国性的预防肥胖活动对外科医生2001年全国大会“行动号召”作出回应。

这样的活动要处理饮食方面和包括少食的信息，同远远不受争议的“更积极”一样。

没有其他联邦健康机构已介入（去）领导全国关于饮食的问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农业部被授命负责全国性营养政策。 美国农业部的首要任务是推销美国农产品（“多吃”），但它也发布了关于饮食和健康的建议（有时是“少吃”）。

这种众所周知的矛盾说明了联邦标准的含糊不清（“以一个健康的体重为目标”，“选择饮料和食品来减少糖的摄入”）和美国农业部的膳食指南金字塔令人困惑的性质。

如果推销更健康饮食的活动不是行业的最佳获益方式，并且政府机构正在陷入利益冲突中，社会怎会致力于解决肥胖流行问题呢？

美国政府管理的封闭状态为对于食品企业的促成肥胖的做法的诉讼留有很大的余地。

不论其法律依据，目前的诉讼吸引了食品工业的全神贯注的注意力，并鼓励对其目前的产品和做法进行周密仔细的检查。 （领导阶层的）封闭状态也为科学家创造机会并且组织倡导更好的政策以维护公众利益。

现有的食品政策可以凭借小税种在垃圾食品和软饮料方面（的作用）进行调整以改善食物选择的环境（提高反肥胖活动的资金），通过食品营销对儿童的限制，尤其是在学校和电视上来调整; 通过在快餐食品上的热量标签来调整，而且改变农业津贴以促进水果和蔬菜的消费。

肥胖的政策要求，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健康活动赞助法和倡导政府机构辩护人 - 独立的行业 – 具有明确的有关食品、营养和健康事项的责任。

Unit3b

我们使抗生素的力量抵抗我们自己。

我们能搞定这烂摊子吗？

用“这个调查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经历...”这句话为一个重要论文的结论写序是不常见的，尤其是那些负责任的人是英国上议院科技特别委员会的成员。

但这些同等地位的人（成就不相上下的人） - 他们当中包括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医生- 有充分的理由感到震惊。

他们已经面对了预料中的可怕情形：抗生素产生的抵抗力正广泛传播，世界上一些贫穷地区已经倒退回抗生素使用前的时代，而下世纪初可能迎来药物来不及攻克抗药性细菌的时代。

某些程度的抗药性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正如论文所解释的，在西方，由于医生粗心的处方过量，或者可能由于使用抗生素来加快农业动物生长的速度而使耐药性的蔓延更加恶劣，而在英国，通过国民保健制度的缩减促成一些医院成为抗生素耐药性细菌的储存宿主。

许多科学家几年前就曾受邀参加这一主题的讨论会，再次邀请与会时，他们不会因这则新闻而震惊。

但这对公众来说是个极大的震动：一直依赖抗生素的大众无法想象某一天这东西没有了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也许他们应该问那些能够记得20世纪20年代的人们。

然后结核病意味着在疗养院隔离直到你死或自身治愈，简单的医院操作可能意味着受感染而丧命，割伤和擦伤可能导致致命的败血症，或是以精神错乱而终的梅毒病。

如果我们想保持抗生素的有效性，全国的和全球的行动将是必要的。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有减少到最低限度地使用抗生素的理由。

该调查得知医生们常常应病人要求而开处方药，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只要耐心等待痊愈，最好就不使用抗生素。

医生自己往往走出大学校门太久了以致无法充分理解的耐药性蔓延的风险性。

针对这方面的问题，解决办法很明显：媒体的大力参与，在每个医生的候诊室里张贴海报，或是给医生本身提供再教育课程。 其次，在农场动物上使用抗生素需要更加严密地控制。

不管怎样，动物和人类不应该给予相关抗生素。

但从长远看，经常将抗生素作为“助长剂”使用将很可能会画上句号，瑞典已经如此。

耐药性已经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的证据是有限的。

但也有一种骇人的可能：服用抗生素的动物体内的细菌可能衍生出某种很普遍的耐药机制，诸如将抗生素排除自己体内的能力。 抵抗所有种类抗生素的耐药性因此可能出现，传播给人类并且消灭原有的疾病治疗药物。

第三，在英国医院和其他地方需要重新学习旧的卫生技术并且减少对抗生素的依赖。

在论文中所描述的情形将使南丁格尔死后不得安宁。

在英国，缩减费用意味着医院没有被严格清理，床位设置太近，以及 “（床位周转时）有利细菌滋生的温床” - 病人在医院四处走动如同病床是闲置的 - 到处传播传染病。

为了节省开支，已经取缔了隔离病房；处置下一位病人前要洗手，诸如此类的基本标准已经渐被渐忽略。

一旦公众得到了教育，并且抗菌素使用有了更严格的控制，抗生素抗药现象能否不但得到控制，而且减少？

乐观者表示，当细菌以某种代价获得了提供耐药性的基因，一旦停止使用特殊抗生素会令耐药性细菌会再一次由非耐药性细菌所取代。

这将意味着若是通过小心地交替使用不同的抗生素，我们将免于患病。

不幸的是，最新的证据表明一些细菌实际上能几乎不花任何代价获得使自身保持耐药性的其他突变。

如果那是普遍真实的话，那么未来看上去是严峻的。

世界上一小部分地方正经历着药物失效带来的可怕后果。

在塔吉克斯坦，已经出现了一种对所有已知的抗生素都产生抗药性的伤寒菌株。

一家药品公司探究称，2000年至2007年间，多重耐药微生物将出现。“新的抗生素类将来不及对抗此类多重耐药微生物。” 我们已经被警告了。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6k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