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词中的“凭栏”情结

再论词中的“凭栏”情结

内容摘要：词是唐宋以后文人激情冲击下的产物，是文人情感生活的主要宣泄地。在这一领域中，文人们的内心世界得到了最大程度地展示。在词中“凭栏”是出现较多的一种意象，词人的这种“凭栏”情结其情感类型主要有：思人、羁旅思乡、渴望建功立业；“凭栏”这一情结的实质是一场“平静的狂风巨浪”；而形成这一独特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凭栏”这一意象本身所具有的审美相似性特征，词的特质以及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所致。本文就试图通过以上的粗浅分析来管窥一下中国词的独特魅力以及中国古代文人的复杂心理。

关键词：情感类型、凭栏实质、审美相似性、词的特质、民族性格

一

“凭栏”与中国文学、“凭栏”与中国词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凭栏”是中国古代词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种意象，其中渗透着词人生活中各种重要元素及词人浓烈的情感元素。古人爱登高楼凭栏而望，而怀人、思乡、渴望建功立业都是词人“凭栏”而望的内容。

比如，柳永的“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蝶恋花》）；欧阳修“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近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踏莎行》）；宴殊“斜阳独倚西楼，遥山恰对帘钩。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清平乐》）；再如，周邦彦的“人静久凭栏，愁不归眠，立残更箭。叹年华一瞬，人今千里，梦沉书远。”（《过秦楼》），像这样的词句可信手拈来，可谓不计其数。

如果说，以上词句是因思人而怀远登高凭栏的话，词人渴望结束羁旅漂泊的生活，回归故里，这份思乡之情、羁旅的愁思在词中更是可见一斑，所以每每都有凭栏望故乡的游子。范仲淹“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高楼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苏幕遮》）把对家乡故里的思念与羁旅天涯的愁苦抒写得淋漓尽致。柳永“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八声甘州》）这首词更是心情抑郁，归思绵邈，抒发了词人思乡怀人的深愁，一句“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更是把思乡的情思表达的酣畅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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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故乡都是词人生命旅途中美好的归宿，是他们生活中爱的源泉、安全的保障，与这个温柔的世界相对的则是中国文人们在官场中的拚杀，宦海的沉浮，英雄末路的悲慨。因此词也由佐欢的工具逐渐变为“陶写的工具”，由无限的闲愁变为更深沉、博大、悲凉之情地宣泄。例如，周邦彦“凭栏久，黄芦苦竹，疑泛九江船”（《满庭芳》）把登楼凭栏所见与宦海的沉浮，久居外任的艰苦生计与寂寂无奈的感慨，抒发得淋漓尽致。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满江红》）登临目送，仰天长啸，一抒忠愤之气。再如辛弃疾，对他来说，“酒圣诗豪余事”（《念奴娇》），“说剑论诗余事”（《水调歌头》），而“功名本是，真儒事”（《水龙吟·早辰岁寿韩南涧尚书》）。正是这种建功立业的理想，在他只能做江阴签判，建康通判一类小官时，发出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的慨叹。正是这种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使词人在“凭栏”之中多了一份建功立业的愁思。

亲人、故乡、功业，这三点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生命的三点支柱，词人的凭栏而望无不是围绕着这三个基点来进行的，它们涵盖了词人生命的全部。

二

所有这些凭栏之景无不深含着词人忧伤、抑郁的伤感情绪，登高楼凭栏而望无可幸免地使人黯然神伤，悲从中来。这种心理，李峤在《楚望赋》中作了具体的解释：“非历览无以寄杼轴之怀，非高远无以开沉郁之绪??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远而远必伤??故夫望之为体也，使人惨凄抑郁，惆怅不平，兴发思虑，震荡心灵。其始也，惆兮若有求而不致也，怅兮若有待而不至也??精回魂乱，神恭志否，忧愤总集，莫能自止。” ①词人所有的思人、怀乡、失意之苦在这里因“凭栏”而触发，深深的的愁苦在这一刻占据了凭栏人的整个心胸，加之凭栏之处又独具一种宁静的氛围。因此，凭栏之表象已变成了一个“静态”郁结的化身，而这种外在的“静止”也正是中国文人追求心灵宁静的心路历程的一个缩影。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老子》十六章），就主张以虚静的心灵对待生活，庄子也指出“无视无听，抱律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总之，这种对宁静的追求其实质是个体内心世界摆脱牵累的一种生命追求，这种生命情调与客体宇宙精神似已达到充分的和谐，这种生命情调被中国古诗表现得太多了，陶渊明、王维、孟浩然就是其典型。毫无疑问晋代的陶渊明是这种人生追求的集大成者，他面对混沌的世态，并没有做出放荡不羁的事来，而是把自己的人生理想融化在饮酒、读书、农耕这些平静的生活中。正是这种对宁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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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追求，使陶渊明从现实的思想冲突中解脱出来，缓解了那种苦闷、委屈、怨愤的心情，拉开了与现实烦闷的距离，终于达到了心理上的相对平衡。

这种追求或多或少渗入了词人的生命意识的内层，高楼栏杆处更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闲雅而适宜抒发失意之苦的所在，才有了词人独上高楼凭栏而望的黯然兴叹，在这个幽静的所在体味人生的起起落落、分分离离，梳理自己纷乱的心情，给躁动的心情注入一剂“安定剂”。

这种对“静”的向往是词人乃至中国文人矢志不渝的追求，说他是“逃避”也好，说他是自我“超越”也好，这种追求在词中确实是以“凭栏”的表象的“静”来表达的。无可否认的是这种表象是词人人生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碰撞的产物。因此，词人在极力用“静”来增加自身精神韧性的值数时，他们的内心深处却包含着不和谐的因素，包含着悲怆的痛苦。因此，这种外在的“静止”并不能抹煞凭栏人内心的震荡，一股奔腾的暗流时时在词人的血管里跳跃，他们的内心恰恰是在表象的静止下，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分裂与震荡。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曾就人类灵魂的这种震荡，做过这样的论证：“一个灵魂，由于在社会解体的悲剧里扮演角色，失去了创造性的机会??对于这个灵魂唯一剩下的自由就是在主动与被动的取舍中做一种选择。??灵魂分裂的灵性经验是一种动力的运动，而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② 词人在面对现实而束手无策时，正是在这种动态的心理斗争中，词人在进行着血腥的自我较量，在独自凭栏的那一刹那，所有的痛苦都交汇于心头，心灵经受着“狂风巨浪”般的冲击，这是一种对痛苦的回味，对心灵的磨砺。

因此，柔弱的平静的“凭栏”表象下，隐藏的却是词人心灵的大激荡，在这种心灵的激荡中，品味着无尽的痛苦与心酸，这一“静”一“动”展示给我们的恰是词人心中经受的一场“平静的狂风巨浪”。

三

也许在人类所有的心理疾痛中抑郁、忧愁是最为难治，也是最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为了解脱这种抑郁、忧愁，走出这种可怕的精神坟墓，人们必然会借助各种各样的方式消除它。但问题是词人们的抑郁、忧愁为什么单单看中了“凭栏”这一独特的表达方式呢？

“根据列维—布留尔，列维—施特劳斯等人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原始人对外部世界的把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物与人的心理之间的某种直观的相似性。他们正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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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相似性来赋予外物原来不存在的种种神秘性质。无独有偶，现代人的艺术思维也同样凭借这样一种直观的相似性来寻找艺术的感性形式。正是这种相似性决定了艺术品外在形式生成的一条基本规律——审美相似律。”③这一论断用来说明词中频繁出现的“凭栏”意象是极具说服力的。

“凭栏”，这一审美意象所具有的物理属性特征与内涵是显而易见的。登高楼凭栏而望，首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然物外的地理环境，“高楼”没有外界的骚扰，独有的是一分宁静，这高楼的“栏杆处”为词人们提供的宁静环境正好与词人抑郁的心情，欲寻求解脱，逃避精神困扰的心理相暗合。与此同时，高楼栏杆处，除了具有幽静的属性外，还可以极目远眺、游目骋怀，这正与词人趋优的心理及希望大展宏图的愿望相暗合。同时，栏杆又给人一种安全保护的心理感受，这又与词人们既希望有所作为，又希望“独善其身”的微妙复杂心理息息相关。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词人既可以逃避纷乱，又可以畅想未来，更有安全的保障。

正是这份独特的物理属性，为词人们压抑的胸怀、未了的心愿、失意的仕途等种种心情找到了一个喷发的突破口。在这里词人可以我行我素，现实中得不到的满足，在这样一个既可以居高临下，又可以极目远眺的环境中，得到了充分的精神补偿。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词人们可以逃离一切的不忍、不义，而人生的爱恨离愁则在这里达到了一种对现实的自我超越，甚至可以说这时的词人们几乎是一个“准妄想狂患者”，不同的是他们的这种沉迷是借助具体的“凭栏”进行的。由此可见，词人选中“凭栏”作为抒发情感的意象是一种必然，这正如诗人对酒的狂恋，对月的痴情，无非是贪恋酒给人的麻醉，月给人的清纯、高远，这些恰是作者所需要的，作者只不过是抓住了这些物质本身的属性与个人心理需求的某种相似性，而得到一种心理补偿，仅此而已。

另外，“凭栏”能够在词中成为一种独特的现象而存在，还在于中国词所具有的独特属性——郁积之美，它给“凭栏”这一意象的出现提供了表现的空间。

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词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与诗有着明显的不同。李清照在其《词论》中就曾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又有人从词的内容上出发提出了“词为艳科”的论断。这种论断确有其合理之处，准确地概括了婉约词在内容上的特色，北宋以前，词也确是花间尊前佐欢的工具。但是豪放词的出现，使这一论断不能完全涵盖词的整体。所以，“词为艳科”亦不能全面的概括词的特质，我认为词的特质在于它审美上的“郁积”性，正是这份“郁积”，“凭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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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伤感意象才得以在词中频繁的出现。

中国的诗教传统就是“温柔敦厚”、“发乎情，而止乎礼仪”，要求诗的含蓄美，反对激烈、直露。因此，中国诗多讲含蓄之美，词、诗同理亦讲求这种含蓄之美，但是“含蓄”在词中常是有“郁”而不发，而诗中“含蓄”中未必有“郁”，且有“郁”常发，即“不郁而郁”。正如陈廷焯所述“诗词一理，然亦有不尽者。诗之高境，在沉郁，然或以古朴胜，或以冲淡胜，或以巨丽胜，或以雄苍胜：那沉郁于四者之中，故是化境；即不尽沉郁，如五言大篇，畅所欲言者，亦别有可观，若词则舍沉郁之处，更无以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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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精辟得到出了诗、词在审美上的不同。由此可见，“郁”是词的本质，而诗中未

必有“郁”，即使有“郁”也会抒发尽，决不会“积”。

例如，现实主义诗人往往是通过直言、切语，直抒胸中之郁，不禁明目张胆一呼、一抒其愤懑；而山水田园诗人则寄情山水，通过营造平淡自然的情致，淡化其所“郁”；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则是通过自己的想象自由地驰骋，升华其所“郁”；而以崎绝险怪著称的诗人李贺、韩愈、孟郊等人则是通过怪诞不经的意象去异化其所“郁”。总之，诗会找到一个突破口去抒发诗人胸中的郁闷，从而达到“不郁而郁”，然而，词则不然，词之“郁”沉锁词人胸中不得已抒发，词人在这里不强迫给胸中所“郁”寻找突破口，而是任其滋长，词中之景物，无论是婉约派，还是豪放派，大体上无不带有与作者情感所一致的伤感色彩。因此，落花、流水、清秋、暮雨、夕阳、残月??这些伤感色彩较重的意象在词中才得以较多的显现。由此观之，“凭栏”这个极具感伤情调的意象，在词中频繁出现也是一种必然吧！

正是词的这种情感审美特质，为“凭栏”这以情感意象的频繁出现提供了一个表达的空间。

词的生命是自由，是文人心理和情感状态的自由抒写，然而词中这种“凭栏”的心态并不是纯粹某个作家个人化的体验，就文人的创作心态而言，它有着一种共同的民族性格作为前提，形成一种无意识支配着文人的创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心灵的律动，它是一个时期民族心灵的展示。中国人的人生哲学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结构、价值趋向和文化内涵的影响，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主要有儒、道、墨、法四种类型。诚然，不可否认中华民族性格中有刚毅进取、自强不息、勇于承担的大丈夫气，但是也不可忽视中华民族性格与处事上讲求中庸，偏于阴柔的特点。

儒家出事哲学讲求“中庸”之道，中华民族性格受儒家文化的浸染也崇尚中庸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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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孔子的思想是“允执其中”（《论语·尧曰》），他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历代人都对“中庸”做出过解释，宋代朱熹对“中庸”提出了一个简洁的解释：“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四书集注》）。所谓“中庸”无非是不走极端，保持与外界的和谐关系，历来就有人认为“中庸”一词是无原则的象征，带有贬义色彩，而我却认为“中庸”是人生的大智慧，正如冯友兰就曾用“极高明而道中庸”来高度评价中庸之道。

这是剔除了幼稚，极成熟的大智慧，是一种胸纳万物的气度。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中庸”，使词人们时刻都有得体的举止，言不过激，行不过分。因此，他们对爱人的思念、对故乡的思念??所有这些没有过激的大声疾呼，没有声嘶力竭的宣泄，有的只是“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萍洲”（《梦江南》温庭筠）的无语企盼；有的只是“陇首云飞，江边日晚，烟波满目凭阑久。”（《曲玉管》柳永）深深的离愁之恨与羁旅之愁??。正是这种“中庸”的思想，使词人们深深的爱上了“凭栏”这一极含蓄的表达方式。

除此之外，中国人在处事上还有偏于阴柔的一面，这种阴柔最突出的表现是对自我的过分压抑，“中国文化有许多缺陷，而其根本的缺陷就是轻视人；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结构的根本缺陷也在于压抑人。”⑤这种对个人的压抑首先表现在中国人能“忍”，中国人的能忍是出名的，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忍一时风平浪静，让一步海阔天空”，治家以“忍为家训”，建功立业则要能“忍辱至三公”??像这样的名言警句可谓不胜枚举。

这种“忍”字当头的处事哲学，也就塑造了中国文人偏向于内向、深沉的性格。这种“忍”字当头的处事原则，直接导致性格上对他人的疏远与孤僻。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内心总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势必不能消融到集体当中，这种孤独的体验无形中限制了文人与他人交往的范围与程度，故有了“知音难觅”、“曲高和寡”、“高山流水，知音少”的慨叹。因此，孤独的徘徊与表达孤独的情绪就成了文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以表达人的情感为中心的词同样不例外。“凭栏”这一意象也正适合了这种孤独情绪的表达，高楼栏杆处已是幽静的所在，“独凭栏”更是孤独中更显孤独，虽是“独自莫凭栏”，但凭栏时，又何时不是“独”自一人，这应该是人生的一种无奈吧！

综上所述，“凭栏”这个独具韵味儿的审美意象，在词中已凝练成了词人的一种内在情结，而这种个瑰丽的情感之结却是由各方面的原因促成的。这小小的情结展示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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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是词无限大的空间，通过对这一情结的探查，我们看到的是词无限的魅力。

注释：

① 转引自钱钟书《管锥篇》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6月第2版，第875页。 ② 《历史研究》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版，第236页。

③ 《文艺心理学教程》童庆炳主编，2001年第1版，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75页。 ④ 转引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张少康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⑤ 《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王江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版，第85页。 参考文献；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版。 《宋词三百首注析》周鹏飞、王黎雅注析，三泰出版社。 《西方文论史》马新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版。 《中国人性报告分析》黎明主编，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2月。 《中国人的性格》（英）伯特兰·罗素著，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7月。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袁行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蒋星煜著，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2月。 《西方美学史》朱光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8月第1版。 《艺术与人类心理》童庆炳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2月。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张少康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唐宋词精华》倪木兴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8月。

《中国人的人格——从传统到现代》魏磊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

《四季风烟中的雨意情：试论中国古代诗词中的雨意象》，云南教育学院院报，1998年 第4期，63—66页。

《唐宋词中的楼意象及其营构艺术》，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8年第6期，24—28页。 《宋词楼意象内容融摄概览》，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年 第3期，58—60页。 《人格的独立与自我的分裂：屈原创作心态新探》，范正生著，泰安师专学报，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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