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李侃

第一章 鸦片战争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一、清朝的衰

1、经济：鸦片战争前，中国是清王朝统治下的一个独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着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逐渐增长。但是，在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发展缓慢。

2、政治： 18世纪下半叶，清王朝已经走上衰败的道路。其吏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枯竭，土地高度集中，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广大人民生活每况愈下，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农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绝。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大起义，遍及鄂、川、豫、陕、甘五省，参加群众数十万，绵延近十年。1813年爆发的天理会起义，波及豫、鲁、冀等省。

3、军事：军队也很腐化，武备废弛。鸦片战争前，清王朝拥有八旗军22万和绿营兵66万。但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都以腐败不堪，军官不理营务，克粮冒饷，花天酒地。士兵不勤操练。至于沿海的水师，大都老弱无用，战船多半都是用薄板旧钉锭成，遇击即破。这样腐败的军队根本没有战斗力。

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扩张

1、战前的世界：正当清朝国势日趋衰微之时，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却非常迅速。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英国出现“工业革命”，工业生产的发展突飞猛进，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继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欧美大陆各国相继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到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获得长足发展。

2、西方的殖民扩张： “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开始寻找新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市场，开拓更为广阔的殖民地。以英国为首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对中国及东方各国怀有野心。16世纪末，英国殖民势力开始侵入印度，并于1600年建立东印度公司，以垄断东方贸易。1793年，英国派遣马嘎尔尼率使团来华，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商埠，割让舟山附近的岛屿与广州附近的地方，减轻税率等侵略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拒绝。尔后，英国兵船多次侵扰我国东南沿海。 除英国之外，法国、美国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亦将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东方，加紧向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进行侵略扩张。俄国则致力于对中国领土的扩张。17世纪中叶，武装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1689年，中俄两国经过平等协商，订立了《尼布楚条约》，1727年，又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这两个条约规定了两国东段和中段边界。18世纪中叶起，沙俄侵略者不断侵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我国领土，相继吞并了西部哈萨克和北部哈萨克。西方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疯狂的殖民扩张，使古老的中国面临着一场空前的挑战和危机。

第二节 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

一、鸦片泛滥和中国的禁烟

1、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和中外贸易。

（1）闭关政策

①内容： “闭关政策”指严格限制对外交往的政策。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对来华的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和场所、活动范围、中外交往等做出限制，设立公行制度，独揽一切进出口贸易的权利，限制对外贸易。

②表现：限制通商口岸、限制出口通商的种类和数量。四关贸易：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公行制度：洋行-公行-十三行：官方特许的垄断性商业组织；严格限制外商在华居住、行动。

③目的：防止汉人的反抗，其根本原因是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的限制 “朕临御多年，当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康熙）

④原因：⑴防止郑成功等的反清力量，害怕西方殖民者与汉人勾结威胁自己的统治；⑵对付西方殖民者的骚扰；⑶思想上保守、夜郎自大，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根本不需要外国的东西，对外贸易可有可无。⑷经济上的自然性对闭关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可能性。

⑤评价：是在当时世界已经进入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中国国内资本主义萌芽已有一定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已经侵入到中国的情况下。清政府顽固地推行闭关锁国政策，所以，它不是顺应时代潮流，而是逆时代潮流而行，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危害甚大。它保护了落后的封建自然经济，使中国失去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不利于本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妨碍了中国人学习西方、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更加助长了清朝统治者的顽固保守，不求进步力求维持现状的反动思想。

（2）中外贸易：中外贸易逆差，以英国为例从18世纪中期起，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国里，英国居首位。中英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出超地位。在18世纪的100年中，英国输送到中国的现银达两亿多元。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在正当贸易方面，每年仍出超达二、三百万两白银以上。长期以来，英商就是以大量白银弥补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的。为改变这种状况，他们一直想扩大英国工业品在中国的销售市场。但问题是英国本上输入中国的商品中没有一样是中国人欢迎的。英国最早输入的王牌货是毛织品，但东印度公司在1800年前向中国贩卖毛织品一直是亏本的。这一点外国资产阶级也供认不讳：“我们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一毛织品贸易，这个词必然是‘失败’”。东印度公司运来中国的第二宗货物是金属品，以铅料、锡料、铜料为主，还包括少量的金属制品如刀子、钟表等，但销路有限，有时还亏本。惟一能保证获利的是从印度运来的棉花，但数量不大，因为这与英国本国新兴棉纺织业的需要相冲突，不能全部解决中英贸易上的逆差问题。

2、鸦片泛滥及对中国社会的腐蚀作用

18世纪上半页，鸦片开始作为毒品输入中国。最早由葡萄牙、荷兰商人输入，18世纪50年代以后，英国成为最大的鸦片贩子，19世纪大量泛滥。

（1）主要原因：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扭转中英贸易逆差、获取高额利润，坚持进行鸦片走私贸易，极力破坏中国的禁烟法令。

（2）好处：A鸦片贸易能够给鸦片贩子带来高额利润。B是英国获取巨大财政收入和推销商品掠夺原料的重要手段。

（3） 中国因素：鸦片贩子破坏中国的禁烟法令之所以能够发生作用与中国的腐朽堕落有直接关系。

（4）后果：在精神上、生理上，广大中国人民受到了极大摧残；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中国社会的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影响；进一步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3、林则徐领导下的禁烟运动和虎门硝烟

（1） 人民的呼声：鸦片泛滥的最大受害者是人民，他们对清政府的明禁暗弛表示不满，受害最大的地区是广东，很早人民就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1838年12月12日发生的广州万人大示威，清政府保护侵略者镇压人民的策略这次大示威是人民群众反抗侵略者的表现。

（2）清政府内部驰禁派与严禁派的斗争（1836-1838）。

①驰禁派：驰禁派代表清王朝中腐朽的大地主、大官僚阶层，他们与鸦片贸易存在密切的厉害的关系，他们不愿意放弃在鸦片贸易中所获得的丰厚的经济利益，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明禁暗运。首先由许乃济提出禁烟效果不好为由，变通它法：A将鸦片变成一般商品B禁止官兵吸食C允许内地种植。他的论调是着眼于堵塞白银外流解决封建国家的财政困难，其意符合外国鸦片贩子和本国各种牵连的要求，这种论调是与中国人民为敌的。

②严禁派：严禁派代表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官吏，他们看到烟毒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危害和对封建国家造成的危机，从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出发主张严禁鸦片。罪有代表的是黄爵滋的上书，他认为过去禁烟成效不大是因为官吏不力。他认为应采取“重治吸食，严禁鸦片”的主张。⑶道光：林则徐给皇帝的上书中有“若犹泄泄视之，数十年之后，中原几无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道光皇帝的态度由摇摆不定转向强硬。

（3）禁烟斗争

⑴林则徐反对侵略的策略思想

①动员人民群众与侵略者起来进行坚决斗争。林则徐在沿海发现当地人民对侵略者十分忿恨，民心可用，但是他在组织团练上，要由开明绅士来组织。在组织水兵、壮兵时要“驾驽必须得法”。

②对侵略者要劝之以理，诫之以威。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认为禁烟是正义的，他也认识到禁烟不能局限在说理范围内“英人欺弱畏强”又增集兵炮，加强海防

③区别对待，以夷制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都以各国的利益出发，林则徐采取“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口号。目的是分化瓦解侵略者以减少压力还提出“苟以悔改，尽许回头”的口号。

④待以守为战，以逸待劳。根据双方力量对比提出的，因为英国有各种武器，相对其武力较弱，而不能与英军打突击战。

总；这些思想大都代表了当时中国的最高策略思想，，大多没有实行。

⑵英国阻止禁烟的手段：包庇烟贩，阻挠禁烟；违抗具结，通过美国烟贩更加猖獗；故意制造纠纷，进行战争挑衅。

二、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沿海官兵、人民）

1、穿鼻海战：鸦片战争爆发前中、英之间在虎门南面穿鼻洋海面上的战斗。清道光十九年五月林维喜事件发生后，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 义律既抗拒交出林案正凶，又阻止英船自愿具结。清钦差大臣林则徐于九月十七日下令，严索林案正凶，限令英国商船3日内，或具结入口，或开回本国，不得滞泊伶仃洋面。此前九月初九英国商船“担麻士葛”号，不听义律乱令，前来具结，保证“永不夹带鸦片”，随即

被引入黄埔，进口贸易。林则徐本着“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原则，保护其安全，并传见船主弯喇，面加奖励。这为正当贸易的英国商人开一先例。九月二十八日，又一英国商船“撒克逊”号(船主当啷)也遵令前来具结。义律恼羞成怒，即派“士密”号(又称“窝拉疑”号)和“华伦”号两兵船于中午赶至穿鼻洋，阻止正报关入口的“撒克逊”号。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正欲向前查究，“士密”号竟先开炮，前来攻击，衅端遂开。关天培遂令本船兵弁开炮还击，并挥令后船协力进攻。英国侵略者挑起的穿鼻洋海战爆发。关天培亲自挺立水师船桅杆前，拔腰刀督战，厉声喝称:“敢后退者斩。”适有英船炮弹飞过桅边，剥落桅木一片，从关天培手面擦过，皮破见红。关天培奋不顾身，仍复持刀屹立，又取银锭先置案上，有击中敌船一炮者，立刻赏银两锭。其本船所载3个铜炮最称得力，关天培督令弁兵对准“士密”号连轰数炮，将其船头(粤人呼为头鼻)打断，船头数十人纷纷滚跌入海。水师提标左营游击麦廷章，督率兵弁，连轰两炮，击破“士密”号后楼，英兵亦随炮落海，左右舱口，间有打穿。“华伦”号畏不向前，未致受伤。激战约一个时辰之久(中午12时至下午2时)，“士密”号帆斜旗落，且御且逃，“华伦”号亦随同遁去。清军水师3只兵船受击进水，兵丁死15名，伤数十。这次战争，清军由于遭到突然袭击，英军武器又占优势，所以损失较大。尽管如此，仍奋勇抗击。林则徐在十月十六日向道光帝的奏折中说，关天培奋勇督战，士兵英勇抗击。“收军之后，经附近渔艇捞获夷帽二十一顶，内两顶据通事认系夷官所戴，并获夷履等件，其随潮漂淌者尚不可以数计。”道光帝阅后朱批:“可嘉之至。”

2、内阁会议：1839年8月初，林则徐在广东收缴和销毁鸦片的消息传到了英国，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及鸦片贸易集团立刻发出一片战争喧嚣。他们纷纷致书英国政府，主张立即发动侵华战争。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既是英国资本主义扩张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英国政府蓄谋已久的政策。鸦片战争前的1837至1838年间，英国正处于第二次经济危机之中。为摆脱困境，转嫁危机，英国资产阶级加紧对外扩张。1839年10月1日，英国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并决定武装侵略中国。1840年6月，乔治 懿律率领由兵船16艘、武装汽船4艘、运输船28艘、士兵4000余人（后增至15000人）、大炮540门组成的“东方远征军”，相继从印度、开普顿等地到达中国广东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三、战争的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840.6---1841.1 《穿鼻草约》

（1）过程：自1840.6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至1841年1月下旬 清政府对英宣战之前，历时约7个月。在这个阶段，英军实施封锁珠江口、占领定海、北上天津以武力逼迫清政府就范为主要内容的侵略方案；中国方面除广东积极备战外，总体上持消极抗战的态度。由于道光皇帝采取“羁縻”政策，林则徐、邓廷桢等抵抗派遭到打击和排挤，妥协派琦善、伊里布等逐渐取得了对英交涉的大权，义律向琦善提出割地丧权的所谓“穿鼻草约”。

（2）特点：英国侵略军对中国东南沿海进行骚扰，中英双方互有胜负。

（3）说明：中国禁烟失败，鸦片战争的指挥权落入了投降派手中。

2、第二阶段：1841.1.27------1841.5.27 《广州和约》

（1）过程：战争的第二阶段，自1841年1月27日清政府对英宣战始，至5月27日《广州和约》订立为止，历时4个月。在这个阶段，清政府虽然宣战，但并无真正抗战的决心。道光皇帝派往广州主持军事的奕山、杨芳等官僚昏庸无能，在对英作战中一触即溃，终于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广州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奕山等向英军的求和行径无比愤怒，奋起抗击英军，爆发了三元里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

（2）特点：A清政府由原来的组织抵抗转为妥协投降，和战不定，道光皇帝对英军宣战兵没有决战到底的决心B弈山所行政策“防民胜于防寇”。

3、第三阶段：1841.5.28-----1842.8.29 《南京条约》

（1）过程：战争的第三阶段，自1841年英军再度进攻厦门开始，至1842年8月29日签订《南京条约》为止，历时一年。在这个阶段，英军以进攻江浙地区为重点，以武力逼迫清政府彻底就范。清政府虽调集重兵赶赴浙江，但在前线溃败后便一意求和，最后被迫在南京订立了城下之盟。

（2）进攻路线：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南京—台湾

（3） 特点：英军以进攻江浙和长江下游为主，皇帝由原来的和战不定转为一意投降。总之，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采取妥协投降的路线而广大人民坚决反抗侵略，人民群众是反侵略斗争胜利的主力军。

四、鸦片战争英国胜利中国失败的原因

1、战争决策目标的差异。

（1）英国：英国在决战前对于决策目标十分明确，而中国缺乏明确的决策目标。英国从商品贸易的的战略目标出发英国人已经在做以武力入侵中国打开中国大门的准备工作---以英国军舰为基础联合印度军队，作战路线由南向北，时间4月份左右。

（2）中国：从战争开始到最后战败始终没有明确的战争目标处于被动状态。中国长期闭关锁国，使得中华民族对外界一无所知。道光皇帝认为战争的爆发是归咎于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他没有了解到鸦片贸

易是英国为打开中国大门，扭转中英贸易逆差的手段。虽然清政府对于英军也有抵抗的表现，但目标还是不明确的，打到哪里算到哪里。林则徐虽做了抵抗的准备，但也只限于广东沿海一带，初期没有人认识到英国的真正目的。道光只是想一昧赶走敌人，先想速胜，后转为速败。

2、双方兵力的优势。

（1）就武器装备来说中国军队处于劣势，就人数来说中国多于英军。

（2）中国在道光年间的正规军有80余万人，另外还有乡勇、团练。英军全国总兵力为10万，最初派往中国的总兵力为4000人，后来派来了援军最多不过15000人左右，但从各个战役中中英双方各有优劣，但从实践中关键性战役英军占有优势。

（3）清朝军队废弛。例如，浙江沿海各炮台只有林亮光会用炮位发射，打仗时多为文臣或皇帝的亲戚领兵。在战争中劣势能变为优势，优势也能变为劣势，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作战部队，如果中国军队上下同心，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并非不可能。

3、英军胜利的必然与偶然

（1）英：有利条件：⑴国力雄厚，坚强的经济实力加强了英军的战斗力。⑵船坚炮利；不利条件：⑴远离本土，动员较多兵力来华作战，十分困难，后勤补给困难。⑵对于中国的地形、地貌，在中国作战，英军始终没有中国人熟悉。越深入内地，英军的军舰将失去用武之地。⑶英国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它不仅遭到世界正义人士的反对，也遭到英国人民的反对。

（2）中国：有利条件：⑴中国是大国，人口众多，具有雄厚的战争潜力。⑵清军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英军，而且兵源充足可以得到及时的补充。⑶在本土作战，无论是物资补给、军队调动，都是熟悉的，特别是战争由沿海深入到内地后，中国的有利因素可以得以发挥。⑷中国所进行的是正义战争，中国人民的抵抗情绪高昂，清朝只要号召人民起来抗战，必将给英军带来灭顶之灾。

五、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和战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1、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1）《南京条约》 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在南京签订了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

（2）内容：《南京条约》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主要内容要：（一）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二）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三）赔款2100万元。

（四）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五）废除“公行”制度。

（3）影响：《南京条约》签订后，1843年7月22日，英国强迫清政府补订了《五口通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通过《虎门条约》，英国又取得了一些重要特权：（一）领事裁判权。条约规定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犯罪时，“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中国政府无权处理。（二）片面最惠国待遇。条约规定中国在将来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利时，“亦准英人一体均沾”。（三）居住及租地权。条约规定英国人可以在能商口岸租赁土地，建房居住。后来，外国侵略者利用这项特权在通商口岸建立租界。

（4）《附约》：另外，《虎门条约》中还附有《海关税则》。其中规定的进出口货物税率比鸦片战争前大大降低，还规定凡未列入本税则的进出口货物，一律“值百抽五”。《南京条约》及《虎门条约》签订后，西方资本主义和国对英国所获取的侵略利益十分眼红，纷纷接踵而至，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

《望厦条约》1844年7月3日，中美签订了《望厦条约》。在这个条约中，美国除享有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所取得的各项特权，还新增了以下几项重要的侵略权益：（一）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条约规定美国人与中国人或其他各国人的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诉讼，均由美国领事审理，中国政府不得过问。（二）进一步加强协定关税权。（三）美国兵船可以到中国各港口“巡查贸易”。（四）美国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等。

《黄埔条约》： 1844年10月24日，中法签订了《黄埔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法国也取得了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与此同时还获得了在各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权利。从此，传教成为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手段。

与沙俄签定的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以后，沙俄加紧向我国东北和西北边疆大肆进行以掠夺领土为中心的侵略扩张活动。1851年8月6日，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沙俄攫取了在新疆设立领事、领事裁判权、通商免税、建立贸易圈等种种政治的和经济的侵略特权。 比利时、瑞典、挪威等西方国家也接踵而至，要求“援例”订约。清政府根据所谓“一视同仁”的原则，一律允准。与此同时，葡萄牙还乘机篡夺了中国对澳门的管辖权。《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是欧美资产阶级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锁链。

从此，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力驱使下，被卷进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

第三节 战后十年的中国社会

一、战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1、中国社会战后的变化

（1）政治上：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它使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鸦片战争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统一的国家；战后，中国的领土开始被割裂，国家主权（领土主权、海关主权、司法主权等）遭到破坏，中国已经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

（2）经济上：战前，中国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中国逐渐被纳入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③社会矛盾的变化：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战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人民肩负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中国历史进入了民族民主革命时期。

2、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

（1）近代城市的出现：战后，在东南沿海出现了最早的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城市。其中以上海发展最快，自50年代起，上海的出口贸易占全国出口的一半以上，取代广州而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强迫清政府地方官吏议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定一个区域作为英国人居留地，这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设立租界的开端。在租界里外国侵略者排斥中国的主权，实行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成为他们进行政治和经济侵略的基地。

（2）买办势力和早期产业工人的出现 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出现了一批为外国商行推销商品和收购土货的买办商人，他们与外国侵略者有密切的联系和共同的利害关系，经济上又有相当的实力，受到清朝地方大吏的器重，买办商人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鸦片战争后不久，在五口通商地区的外国资本主义企业中，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其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显示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3、思想与学风的转变：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在封建士大夫集团中，出现了一批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主张向西方学习，倡言改革，以强国御侮的有识之士，林则徐、魏源等是其主要代表人物。

（1）林则徐：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还在鸦片战争前，在主张鸦片，坚持抵抗外国侵略的同时，林则徐就派人积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情况，搜集有关资料，翻译西书，编成《四洲志》。

（2）魏源：魏源则根据《四洲志》及其他中外文献资料，综述各国历史、地理及中国应采取的对外政策，编写成《海国图志》一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第二章 太平天国及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节 太平天国起义

一、洪秀全和金田起义

1、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原因

（1）国内外形势：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倾销，破坏了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传统手工业。鸦片输入的年年激增，使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问题比战前更为严重。清政府为了支付战费和赔款，借端进行搜刮，亦使百姓负担更为加沉重。再加上剧烈的土地兼并，沉重的地租剥削和连年灾荒，广大劳动人民陷于失业、破产、饥饿、死亡的困境，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鸦片战争后十年间，汉、壮、苗、瑶、彝、回、藏等各族人民的起义和抗租抗粮等斗争，不下100多次，几乎遍及全国，天地会势力更遍及长江和珠江流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生发展起来的。

（2）洪秀全理论的形成： 1843年，多次的科场失意的洪秀全，在极度的愤懑不平中阅读了传教士梁发数年前赠给他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该书内容宣传拜上帝，敬耶稣，反对崇拜偶像邪神，鼓吹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教义。洪秀全读后反应强烈，决意按照书中的启示，祈祷上帝，自行施洗，以示“去旧从新”，并开始从事传教活动，他的同学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等首先受洗。

（3）组织基础： 1844年，洪秀全、冯云山离开花县，辗转到广西贵县赐谷村一带传教，农民受洗礼入教者100多人。不久，冯云山转入桂平山区活动，在贫苦群众中开展艰苦的宣传、组织活动。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紫荆山区建立起一个被称为“拜上帝会”的组织，团聚了会众2000多人。此期间，洪秀全亦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把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宣传天父上

帝是中外古今共同的独一真神，批评了相陵相夺相斗上杀的世道人心，主张建立像唐虞三代那样的“大同”社会。自后，他们进一步积极开展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不断扩大影响，壮大组织。

2、起义的爆发：经过积极的酝酿和准备，起义的条件基本成熟。1850年春夏间，洪秀全发布金田“团营”令。1851年1月1日，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气势磅礴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从此开始了。

二、定都南京和北伐、西征。

1、从今田起义到永安建制：金田起义后，即遭清军围追堵截，经过半年多的辗转反侧艰苦奋战，于同年 8月，攻克了永安州。在永安，太平军进行休整补充，并颁行了天历，制订各种制度。1851年12月17日，洪秀全颁布封王诏令：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西王以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太平天国的中央政权组织初步形成。

2、定都南京： 太平军在永安停留了半年多的时间，清军3万多人亦陆续开到永安，形成了对州城的包围。1852年4月5日深夜，太平军顺利突围，而后直逼省城桂林。因清军防守严密，久攻不下，太平军遂转进全州。6月3日，太平军攻打全州，冯云山不幸中炮身亡。太平军随即撤离全州，出广西入湖南。先克道州，建立土营。6月，攻打湖南省城长沙，不克，西王肖朝贵阵亡。随后，太平军轻取岳州，组成水营。1852年底，太平军入湖北。1853年1月，攻克武昌三镇。2月，洪秀全、杨秀清统率大军，水陆并进，蔽江东下，以摧枯拉朽之势，连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芜湖等地。3月8日，太平军兵临南京城下，3月20日占领南京，改称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

3、北伐和西征

（1）定都天京后的斗争形势：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清政府命钦差大臣向荣率清军17000余人到达南京城东孝陵卫，成立“江南大营”；另一钦差大臣琦善率直隶、陕西、黑龙江马步各军约万人至扬州，成立“江北大营”，围困天京。太平天国从金田起义后，仅仅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便席卷了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六省，最后奠都南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因为太平天国起义是一次反对清朝反动统治的正义战争，它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再加上太平军严明的组织纪律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从而使起义获得了迅猛发展。

（2）北伐 奠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立即分兵北伐和西征，对清政府统治区实行了大规模的主动出击。

①目的： 北伐的总目标是直捣清朝的都城北京。

②过程：1853年5月，林凤祥、李开芳等率军约一万九千人，自扬州出发，开始北伐。10月，北伐军进攻天津受阻，屯据静海、独流。1854年2月，北伐军南撤至山东连镇待援。在自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林、李二部分别在连镇、高唐州为清军围困，虽经艰苦奋战，终因弹尽梁绝，敌众我寡，为清军攻陷，北伐亦告失败。

③北伐的影响及教训：太平军的北伐，是太平天国史上英勇悲壮的一页，它兵锋直抵清朝的心脏地区，严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给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造成了有利的形势。由于北伐军孤军深入，得不到后方的有力支援，又没有主动联系和发动群众，因而最后陷于失败。

（3）太平军的西征

①西征的目的：太平军在北伐的同时，还派兵西征。西征的战略目的在于确保天京，夺取安庆、九江、武昌三大军事据点，控制长江中游。

②过程：1853年6月，胡以晃、赖汉英、曾天养（壮族）等率太平军溯江西上，当月克安庆，9月，下九江。此后，西征军分为两支。一支由胡以晃率领，专意经略皖北。一支由韦俊率领，自九江沿江西上，再克武汉三镇，随后入湖南，先在岳州大败曾国藩湘军，欲攻长沙，后因湘潭失利被迫放弃攻打长沙计划。7月，湘军反扑，先后攻下岳州和武汉三镇，进逼九江。1855年1月，太平军派石达开率大军西援，先在湖口、九江大败曾国藩湘军，而后三克武汉三镇，进军江西，短短三个月，江西大部落入太平军手中，迅速扭转西征战场局势。在江西大捷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又在天京外围组织了一场激烈的破围战，大败清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解除了威胁天京三年之久的军事压力。

③西征的作用：太平天国通过三年多激烈的军事斗争，在长江中下游，取得了重大成就，控制了从武昌到镇江长江沿岸的城镇，安徽、江西、湖北东部以及江苏的部分地区都为太平天国所掌握。

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制度和政策

一、《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

1、内容：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

（1）土地分配：《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内容，是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把土地按每年产量的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级九等，然后好田坏田互相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凡16岁以上

的男女每人得到一份同等数量的土地，15岁以下的减半。同时，还提出“丰荒相通”、以丰赈荒的调剂办法。

（2）产品分配：除了解决土地问题之外，《天朝田亩制度》还对农副业生产和分配等问题，做了一系列具体规定。生产和分配，都由农村政权的基层组织“两”来实行管理，每25户为一“两”。分得土地的农民，都要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在分配问题上，规定每“两”生产的农副业产品，“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25家中婚丧等事所需要的银钱粮食，都由每“两”所设的国库开支。鳏寡孤独、疾病残废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都由国库供养。

太平天国的领导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2、评价（1） 积极性：《天朝田亩制度》所提出的平分土地方案，是农民阶级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否定。它反映了当时广大贫苦农民强烈地反对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要求，以及获得土地、追求平等平均的理想社会的渴望。（2）消极性：但是，《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案，是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众平等，是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方案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相反，它将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水平上，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因此，它又具有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天朝田亩制度》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封建落后性，这个矛盾是由农民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太平天国领袖们绘制的平分土地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图案，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各项制度和措施。

1、太平天国的管制：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为天王。天王之下设王、侯两等爵位；设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职官。爵位和职官不分文武，军政兼管，既处理政务，又带兵打仗。

2、政权机构：太平天国的政权机关，分中央、省、郡、县四级。省、郡、县为地方政权，县以下为基层政权。

3、基层组织： 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对乡官的组织系统、任务和职权，都作了明确规定。乡官制度是按照太平军的编制，把广大居民起来，每五家设一伍长，五伍长设一两司马，四两司马设一卒长，五卒长设一旅帅，五旅帅设二则师帅，五师帅设一军帅，一军共有12500家（其中由五“伍”二十五家组成的“两”为最基层单位）。军帅以下的各级官吏，一般由当地人民推举，或由上级官员委派，他们被称为“乡官”。此外，还规定“寓兵于农”的乡兵制度，这种乡官制度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

4、城市管理：在城市管理方面，太平天国一度在天京完全废除私有财产，生活必需品由圣库按定额供给。居民按性别分别编入男馆女馆，夫妻不得同居。男子除参军者以外，都要参加生产或在政府机关中服役；女子大致与男子相同。商业也被废除。对于手工业，则由诸匠营和百工衙统一经营管理。匠营和百工衙只是为供应太平天国的需要而生产的，产品直接分配给各单位，不经过市场进行交换，生产者除吃穿之外别无报酬。

5、女权问题：在妇女问题上，废除买卖婚姻。禁止娼妓、缠足、买卖奴婢等。他们还建立了女军，并设立了女官。这些措施对封建宗法制度起了冲击作用。但是，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者仍沿袭历代封建帝王的妃嫔制。

6、文化教育： 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太平天国对孔子和儒家经书的正统权威进行了冲击。金田起义后，把儒家经斥之为“妖书”，宣布：“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这样空前猛烈地冲击孔孟及儒家经书，无疑具有革命意义。但是太平天国并没有对儒家思想进行任何实质性批判，而把儒家中一些基本内容如等级制、三纲五常、天命论等，都保保留了下来。 太平天国在考试制度上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无论何色人，至丞相，下至听使，均准与考”；考试的题目“不本四书、五经”。此外，还颁行了“天历”。

7、外交： 在对外交往中，太平天国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不足，他们因宗教形式相同而错误地把侵略者当成“洋兄弟”，表示允许外国侵略者“自由出入”及“货税不征”。

8、评价：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关，颁布和实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表现了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农民战争，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它不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不能建立一个符合历史发展的新的社会。在太平天国控制的地区内，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清朝封建统治势力虽然受到很大的打击，但远没有被彻底摧毁，它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会重新复活。农民阶级的一些弱点，在起义队伍尤其是领导集团中，也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出来。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在高潮中已包含着走向衰败的危机。

第三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英、法发动第二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

1、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1856至1860年，正当太平军与清军在长江中下游激烈争夺的时候，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了新了侵华战争。因其实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所以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也称“英法联军之役”。

2、借口和序幕： 1854年和1856年，英、法、美借口“修约”，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侵略要求，为清政府拒绝。为此，他们决心发动一场新的侵略战争以达到目的。1857年12月，英国利用“亚罗号事件”，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组成英法联军5600余人在珠江口集结，炮击广州，并登陆攻城占领广州。

3.战争的第一阶段和《天津条约》及其附约的签定：

（1）第一阶段战争：1856年10月 ----1858年6月《天津条约》：

1858年4月，英法联军按照本国政府指示，驱舰北上，直抵大沽，以迫使清政府就范，与此同时，英、法、美、俄四国公使随军北上。1858年5月20日，大沽失陷。26日，联军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慌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

（2）《天津条约》及其附约

①《天津条约》的内容：6月26日、27日，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分别签字。主要内容有：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后定为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英、法等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对英赔款银400万两，对法赔款银200万两。 ②《天津条约》附约的签定：11月，桂良等在上海又同英、法、美三国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海关由英国人“帮办税务”；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中纳按价值2.5％的子口税外，免征一切内地税。

③影响：《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签订，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二、英法侵略战争的再起和《北京条约》

1、战争的第二阶段：1858----1860《北京条约》

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 1859年，英、法公使率军来华换约，因拒绝按照清政府指点的地点与路线换约，战事再起。在中国守军痛击下，英、法侵略军惨败。1860年春夏，英、法侵略军再度来华，发动扩大了的侵华战争。于8月攻陷大沽，占领天津，进犯北京。10月初，侵略军占领圆明园，在大肆抢掠后，纵火焚毁。随后，英法联军占领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10月24日、25日分别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2、《北京条约》的内容：①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不仅承认《天津条约》的完全有效，而且又规定：增开天津为商埠；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②割让九龙司，“归英属香港界内”；③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堂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④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800万两，恤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

3、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危害：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定，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地位进一步加深，中国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了。

三、沙俄侵占我国北方大片领土

1、《瑷珲条约》

（1）《瑷珲条约》的签定：1858年5月，乘英法联军进犯天津、威胁北京之际，俄将领穆拉维约夫率领兵船多艘驶至瑷珲。

（2）内容：5月28日，俄方提出签订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为：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仅在瑷珲对岸精奇哩江（今俄国结雅河）以南的一小块地区（后称江东六十四屯）仍保留中国方面的永久居住和管辖权；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原属中国内河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此后只准中、俄两国船只往来，别国不得航行。清政府没有批准《瑷珲条约》。

2、《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11月14日，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北京条约》除迫使清政府确认《瑷珲条约》外，还规定：（一）乌苏里江以东地区40余万产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二）中俄西部未定边界，将来还需重新勘定。（三）俄国取得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张家口、喀什噶尔等地免税贸易、设立领事并享有领事裁判权。通过中俄《北京条约》，沙俄不仅把《瑷珲条约》规定划为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强行割占，而且又为割占中国西部领土制造了“根据”。

3、影响：沙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大的获利者，它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的勘界条约，侵占了我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第四节 辛酉政变及其以后的政治格局

一、北京政变：1861

1、过程：1861年11月，清朝宫廷内部发生了政变。咸丰皇帝逃到热河行宫后，于1861年8月病死，遗诏以年方六岁的儿子载淳继位，同时任命亲信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载淳继位后，改年号为“祺祥”。他的生母叶赫那拉氏由贵妃而尊为皇太后，旋即加“慈禧”徽号。皇钮祜禄氏被尊为皇太后，加“慈安”徽号。慈禧太后是一个权力欲极强、力图取得实际最高统治权的人物，她与慈安太后密谋铲除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并与外国侵略者所支持的恭亲王奕訢相勾结，拉拢握有兵权的胜保等人，发动辛酉政变，慈禧太夺取了实际的最高统治权。

2、“借师助剿”：1862

（1）过程：辛酉政变后，清政府决意求助外国军队来镇压太平天国。1862年2月，慈禧太后以同治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公然宣布“借师助剿”。

（2）影响：至此，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慈禧太后、奕訢等清朝最高统治者，对外依靠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帮助，对内则注意调整同曾国藩集团等汉族地主的关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这就使太平天国和各地人民的起义所面临的形势比以前更为复杂和险恶。

第五节 太平天国后期及其失败

一、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

到1856年上半年，除北伐战争失败外，太平军在湖北、江西安徽等战场都取得了很大胜利，又在扬州打垮了江北大营，在镇江和天京击溃了江南大营，从而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但是，军事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政权的巩固，相反，起义队伍中的各种矛盾和弱点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了。在太平天国内部，革命队伍的成分日益复杂，不少地主、士绅、胥吏、商人以及游民、溃勇等被卷进来。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袖们的思想作风发生了变化，起义初期那种“敝衣草履，徒步相从”的朴质的思想作风多被抛弃，代之而起的则是对权利名位和奢侈生活的追求。太平天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1856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了公开分裂。

1、天京动乱：杨秀清有出色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太平天国起义前期能够取得那样巨大的发展，是和他的领导分不开的。但是，随着起义的发展和个人权势的上升，杨秀清骄傲专横的倾向日益严重，扩大了他与洪、韦、石、秦等的矛盾。1856年，韦昌辉率领心腹部队3000多人于9月1日深夜赶到天京，包围了东王府，次晨进行大屠杀。接着天京城内发生混战，太平军优秀将领和战胜两万多人死亡。9月中旬，石达开从湖北赶回天京，责备韦昌辉不该滥杀，韦昌辉又将石达开在天京的一家老小全部杀害。韦昌辉的大屠杀和专擅横暴，激起了天京广大将士的愤怒。洪秀全接受将士们的要求，于11月初杀死了韦昌辉及其心腹二百多人，结束了韦昌辉对天京历时约两个月的恐怖统治。

2、翼王殉难：11月底，石达开回到天京，洪秀全命他“提理政务”。但经韦杨事件之后，洪秀全对石达开亦心存顾忌，军政决策大权仍操在自己手中，并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以牵制石达开。1857年6月，石达开负气出走，率精兵10多万人离开太平天国，转战西南。由于孤军作战，没有建立根据地，粮食、武器等补给困难，部队的战斗力日益削弱，军心逐渐涣散，于1863年5月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石达开本人亦在成都就义。

二．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斗争

1、重组领导集团：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它破坏了内部的团结，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丧失了乘胜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清军乘机反扑，太平天国形势急转直下，所占领的地区大为缩小。1857年10月 ，洪秀全提拔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久经沙场的青年将领，再建新的领导核心。

2、浦口之役与三河大捷：1858年9月，太平军各路联合作战，攻破浦口，再次击溃江北大营，解除了江北清军对天京的包围。11月，太平军在安徽三河镇大败湘军李续宾部。随后，太平军各部先后收复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区，革命暂时得到稳定。

3、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1）《资政新篇》的颁布：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不久即被封为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方案——《资政新编》。

（2）内容：⑴政治上，主张“设法用人”，反对“结党联盟”，强调“权归于一”。⑵经济上，主张效仿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事业，金融事业，资本主义工商业。⑶文化习俗上，主张兴办教育医院慈善事业，禁止旧的风俗习惯。⑷外交上，主张与外国平等交往，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但不允许外国人干涉太平天国内政。

（3）评价：《资政新编》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纲领，基本上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来改造中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达到“兵强国富、俗厚风淳”的目标。它反映了时代特点，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尽管《资政新编》提出的方案还不完善，且当时也不完全具备实现的社会条件和阶级条件，实践上也未付诸实施，却为近代中国探索国家出路提供了可贵的思路。

4、保卫安庆和经营江浙：1860年，陈玉成、李秀成计划沿长江夹江西上，攻打武昌以解被湘军围攻的安庆，由于行动的不统一和外国侵略的干涉，未能达到预期目的。1861年，安庆失守，1862年，陈玉成殉国。与此同时，李秀成部攻入浙江并控制大部地区，浙江成为太平天国最后几年的主要根据地。

三、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失败和历史意义

1、天京陷落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1861年，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兵分三路夹击太平军。曾国荃率湘军主力进攻天京，左宗棠部进犯浙江，李鸿章部进犯江苏。英法俄等国侵略者则组成常胜军、常安军、常捷军、定胜军配合清军进攻太平军阵地。 面对中外联军的进攻，太平军将士英勇抵抗。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先是三次进攻上海功败垂成，继天京破围战失利，1863年，苏州陷落，1864年苏南、浙江、皖南根据地全部失去，天京成为孤城。关键时刻，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建议，但遭洪秀全拒绝，未能扭转败局，太平军只能固守天京，坐以待毙。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天京陷落。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绞杀下失败了。

2、太平天国失败的历史意义与经验教训

（1）历史意义：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持续14年，纵横18省，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它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严重动摇了几千年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英勇地抗击了外国侵略者，捍卫了民族尊严，使西方列强迅速殖民地化中国的企图受到严重挫折；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为中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全面开展作了必要的酝酿和准备。

（2）经验教训： 太平天国的失败，客观上是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主观上则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农民小生产者的地位导致他们没有先进的理论为指导，不能制定正确的纲领、政策和斗争策略；不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它说明，农民阶级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时，单靠它自身的力量不可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第六节 太平天国时期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义

一、各族人民风起云涌的反清斗争

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的高涨。南方和东南沿海各省，发生了天地会及其支派的起义。其中有广西南宁胡有禄、朱洪英的天地会起义，陈开、李文茂的大成国起义，壮族李文彩的抗租起义，壮族吴凌云的延陵国起义，壮族黄鼎凤的反清起义。还有福建黄威、黄德美的小刀会起义和上海刘丽川的小刀会起义。在北方，有张洛行的捻军起义。在西南地区，贵州有张秀眉领导的苗民起义，刘义顺、胡二黑领导的号军起义，何得胜、潘民杰领导的斋教起义，陶新春兄弟领导的苗、彝起义。云南有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义，马复初、马如龙领导的滇东南回民起义。

在西北地区，有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回民起义。

第三章 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第一节 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社会经济

一、外国在华政治经济势力的扩大。

19世纪60年代，列强在侵华问题上进行“协商和合作”，以达到共同侵略的目的。在此期间， 列强相继在北京建立使馆，直接对清政府进行外交讹诈，并且控制了1865年成立的总税务司署，通过控制海关对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干涉，致使列强在华的政治势力不断扩大。从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列强凭借他们从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种种特权，逐步扩大对华经济侵略。他们通过倾销商品，控制中国出口贸易，通过在中国经营轮船航运，设立工厂，设立银行，加大对中国经济的侵略力度。外国资本主义在华政治、经济势力的扩大，逐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二、农村经济的凋敝。 由于中外反动势力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屠杀，战争破坏严重，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致使六七十年代广大农村残破不堪，经济凋敝，灾民剧增，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尖锐。

第二节 统治集团内部对举办洋务的不同态度

一、洋务宗旨的提出和洋务派的形成

1、洋务派的形成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统治出现相对“稳定”的局面。但是，部分清醒的当权者并没有因 “中外和局”而减少他们对清政府统治的危机感。他们极力主张把魏源的“师夷长技”思想付之实践，学习和利用西方的军事制造和科学技术，以解除内忧外患，富国强兵。为此，他们明确提出了“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其指导思想则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即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这种认识逐渐形成为一种政治主张和时代思潮。主张举办洋务的倡导者，在清中央有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地方大吏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官僚和开明人士。他们在办洋务问题上思想主张基本一致，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一个势力相当强大的政治派别，通常把他们称为洋务派。

二、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战：

洋务派提倡和兴办洋务，遭到了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的攻击。他们认为兴办洋务“用夷变夏”，违背祖训，对洋务进行百般抵制；以奕訢为首的洋务派则对此进行了反驳，于是形成了顽固派与洋务派的争论。他们的争议的焦点在于：要不要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制造枪炮，以资“求强”；西方诸国是不知礼义的蛮夷，还是科学技术进步、政教昌明的国家？两派争论的实质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开明与守旧的政见之争，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政治斗争。而关于同文馆是否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和建议修建铁路则是当时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慈禧太后玩弄平衡手腕，一方面扶植顽固派以牵制洋务派，另一方面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又不得不依靠洋务派。洋务派虽然屡次受到顽固派的攻击，但洋务运动还是冲破重重阻力，艰难地推行了起来。

第三节 军事工业和新式海陆军的建立

洋务运动的范围很广，包括编练新式海陆军，制造枪炮、船舰，建立外交机构，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企业，设学堂，派谴留学生等。运动的重点内容前后期不同，大致是60—70年代是以“求强”为主，以适应战争和军事的需要，举办军事工业和训练新式军队。70—80年代，在“求强”的同时，提出“求富”的主张，兴办民用企业。

一、军事工业

1、内容：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是从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和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的三所洋炮局开始。1865年至1890年，洋务派在全国共创办21个军工局厂，其中规模较大有5个：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局。

（1）江南制造局 1865年李鸿章购买美商旗记铁厂又合并了两个炮局组成。该局主要生产枪枝、大炮、枪炮弹、钢铁、轮船（1885年后专修各省舰船）。由于得到政府扶持，该局在设备、技术方面都是当时国内最大兵工厂。

（2）金陵制造局 1865年李鸿章将苏州洋炮局扩充而成。规模小于江南制造局，主要生产大炮和弹药。由于缺乏资金，设备陈旧加上管理混乱，所产的大炮大多质劣。

（3）福州船政局 1866年由左宗棠设立。这是当时最大的船舶修造厂，用以制造和修理水师装备。开始时聘用法国工匠，后设立船政学堂，培养造船和驾驶人才。1874年后厂务和技术由船政学堂的毕业学生接管。该局在中国近代造船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4）天津机械局 1866年由奕忻奏准，崇厚负责建立。这是清朝在北洋设立的第一个兵工厂。厂分东西两局，东局专造洋火药、子弹、洋枪；西局则专造军用西洋器具等。

（5）湖北枪炮厂 1893年由张之洞在汉阳建成，1895年试造枪炮。在当时的军事企业中，此厂规模大，设备最新。后因经费被挪用于汉阳铁厂，生产大受影响。

2、评价：洋务派兴办的这些军事工业，属官办性质，受到封建官僚和封建部门的控制，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腐败现象严重。不过军事工业开了近代企业先河，在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训练新式陆海军

1、训练新式陆军：训练新式陆军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兴办军事工业的目的所在。1861年，奕忻、文祥等奏请训练八旗兵丁使用洋枪洋炮。次年，在天津成立洋枪队，聘用外国教练。接着，上海、广州、福州等地亦按照天津练兵章程成立了洋枪队。李鸿章率领的淮军、湘军中左宗棠所部，都先后建立了洋枪队，成为新式陆军的精锐部队。

2、训练新式海军：整顿海防，筹建新式海军，是洋务运动又一重要措施。从70年代开始，至1894年，清政府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共有船舰六七十艘，有相当规模。福建水师船只老化，战斗力差，中法战争中，几乎全军覆灭。南洋水师由两江总督兼南洋海防大臣管辖，一直由湘系大员控制，实力不及北洋水师，但比福建水师强。北洋水师是清政府实力最强的海军，由李鸿章经营，其兴衰

与淮系集团密不可分，而且同整个洋务事业成败相始终。1891年之后，由于经费被挪用修筑颐和园，停购船只枪炮弹药，其后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彻底粉碎。

第四节 近代民用企业的出现

一、官督商办企业

1、背景： 洋务派在兴办军事工业和建立新式海陆军过程中深感财政困难，并且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富强不仅是船坚炮利的“长技”，更主要是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所以，从70年代始洋务派在继续“求强”的同时，又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从70年代到90年代，共创办了民用企业20多个，除少数采用官办或官商合办外，大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有。

2、主要官督商办企业。

（1）轮船招商局：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成立。这是洋务派兴办的规模最大的民用企业，最初由官款筹办，后经营不善，半年后转向商办，但总局或分局推举或更换商总和商董须“禀请大宪”，体现了官督商办的特色。但中法战争后，该招商局规定“专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商办色彩大为减弱。

（2）开平矿务：1878年在唐山开办。该局“虽系官督商办”，但采取商办企业经营方式。后因炼铁成本过高而停办铁矿，专营煤矿。其后又开办开平铁路、轮船运输煤矿。开平矿务局业务一度鼎盛， 1892年后因管理不善，生产经营每况愈下。

（3）电报总局： 在军事活动中，洋务派认识到电报的重要性，经清政府批准，1880年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电报总局，为官办企业，两年后改为官督商办。1884年总局迁上海，此后电报事业发展遍及各重要城市。但因各头等官报的费用剧增，而赔累不已。后规定费用“众商报效”一半，一半按月核给经费或现款。

（4）上海机器织布局： 该织布局产品享有特别专利权和优待，如李鸿章奏准：“十年以内只准华商格办，不准另外设局”。产品的运销也免征厘税。自1890年投产以来利润颇高，后毁于火灾，重建之后设立10多个分厂。

3、评价：近代的官督商办企业受到封建经济的束缚，又受到封建顽固势力对其使用近代机器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阻挠和抵制，洋务派既是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办者，又是其压制者，其种种干涉阻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另外，外国资本主义亦凭借其经济特权极力排挤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官督商办企业既要依靠洋务派“官”的支持扶植，又要依靠“商”的经济投资和经营管理。官督商办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打破“洋商”对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垄断、扼杀，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过也应看到它不可能摆脱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在外国经济势力和洋务派的封建官僚势力双重制约之下，它们很难甚至不可能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获得自由发展和竞争力。这也就是洋务派经营民用企业二十多年，声势不小但收效不大的原因所在。

二、商办企业

1、商办企业的形成：官督商办企业创办时，中国还出现了商办企业，这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开始，它标志着中国社会经济发生重要变化。商办企业主要由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投资产生的，也有部分是由旧式手工场作坊转化而来。从1868年至1894年商办企业有50多个。

2、重要的商办企业

（1）发昌机器厂： 是铁匠作坊主方举赞于1869年在上海创办的，主要为外商船厂制造修配零件，兼营五金进口，是当时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企业规模最大的一家。

（2）继昌隆机器丝厂 1872年由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设立，这是第一家丝厂，产丝精美，行销海外。该厂带动了附近地区丝织业的发展。

（3）贻来牟机器磨坊： 1878年由朱其昂在天津创立，用机器生产面粉，所生产的面粉“面色纯白，与用牛磨者迥不相同”，打破了传统手工业磨面的旧式生产方式。

（4）和永缫丝厂： 1881年黄佐卿在上海设立，拥有丝车100部，后增至900部，此后上海缫丝业日益兴起。

（5） 同文书局： 徐鸿复、徐润于1882年在上海设立，采用石印机翻印《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等重要古籍，后因资金积压过多，1898年停办。

（6）火柴厂：有1886年杨宗濂、吴懋鼎、周盛波在天津合资开办的“自来火柴公司”和1890年上海商人设立的燮昌火柴公司，两公司生产原料均购自国外，后者质量较差，仅销内地。

3、如何评价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从19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20多年，中国近代商办企业发展进程慢，且投资规模小，技术落后，主要生产日用轻工业产品。中国的第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受到享有种种特权的外国资本主义限制和打击，他们在产品销售、原料购买方面排挤和打击中国民族企业。

不仅如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还受到封建势力的压制和摧残。1894年前，商办企业在设厂、经营产品销售方面因清政府没有正式承认而无法律保障，地方官吏随意敲诈勒索，或完全听令他们摆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为求得生存，不是乞求外国资本主义的庇护，就是寻求封建势力的奥援。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既有其社会历史的进步性，又有是先天的软弱性。

第五节 新阶级的出现和思想文化的演变

一、新阶级的产生

1、新阶级产生的背景：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中国社会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尽管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道路艰难曲折，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2．中国近代无产阶级的产生：中国近代第一代产业工人，最早是通商口岸的码头工人和外国轮船的中国海员。由于外国资本相继在中国开设工厂，中国产业工人的队伍也随之扩大。随后在洋务派兴办的工厂和中国民族近代企业中，工人的人数也日渐增加。总的来说，中国近代的无产阶级人数少，且受到外国资产阶级、本国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但它却是一个最有希望、最有前途的革命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

3、中国资产阶级的来源：中国近代第一代产业工人，最早是通商口岸的码头工人和外国轮船的中国海员。由于外国资本相继在中国开设工厂，中国产业工人的队伍也随之扩大。随后在洋务派兴办的工厂和中国民族近代企业中，工人的人数也日渐增加。总的来说，中国近代的无产阶级人数少，且受到外国资产阶级、本国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但它却是一个最有希望、最有前途的革命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

二、思想文化的演变

1、近代思想文化的起源与代表：19世纪70至9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早期维新思想随之兴起。早期维新派人物是从洋务派中分离出来的。他们从洋务活动中体会到，洋务派单纯照搬某些外国的制造技艺是不够的。他们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

2、早期维新思想的特点：早期维新思想加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具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外国侵略、希望中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他们反对不平条约的签订，认为这些条约的签订严重的损害了中国主权。在经济方面，要摈弃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鼓励发展商业，同西方强国进行“商战”，保护本国经济。在政治方面，他们批评了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应该承认，在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他们的这些思想是比较进步的，他们的一些观点，为以后的戊戌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3、如何评价早期早期维新思想：早期维新思想加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具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外国侵略、希望中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他们反对不平条约的签订，认为这些条约的签订严重的损害了中国主权。在经济方面，要摈弃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鼓励发展商业，同西方强国进行“商战”，保护本国经济。在政治方面，他们批评了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应该承认，在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他们的这些思想是比较进步的，他们的一些观点，为以后的戊戌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四章 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

第一节 中国边疆地区的危机

一、新疆的收复和《伊犁条约》的订立

1、沙皇俄国对中国新疆地区的入侵和渗透。1916年，新疆爆发了反清武装起事。各地反清武装的领导权大多被宗教和民族上层分子所掌握。他们建立了许多互不统属的封建神权割据政权，新疆陷入割据纷争的混乱局面，给外族入侵和沙俄势力扩张造成可乘之机。1865年初，浩罕国（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军官阿古柏侵入南疆，随后不断吞并各地的割据政权，到1870年，南疆全部和北疆部分地区都被阿古柏所侵占。阿古柏与英、俄勾结，成为英、俄阴谋分裂我国新疆的工具。英国不断派遣官员、间谍到南疆活动，笼络收买阿古柏，送给他一大批枪支弹药和军械修造设备。沙俄除应允为阿古柏提供各种便利外，更于1871年5月大举进犯伊犁，扬言“伊犁永归俄辖”，实行军事殖民统治。与此同时，日本侵略我国台湾，东南海防也很紧张。清政府内部发生了加强海防与收复新疆的争论。经过争论，清政府一面加强海防，一面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收复新疆。

2、左宗棠收复新疆：1876年3月，清军三路进疆，在当地民众支持下，至1878年1月，收复了除伊犁地区外的全部新疆领土。

3、《伊犁条约条约》的订立

（1）《伊犁条约条约》的订立：1878年6月，清政府派崇厚为使，入俄谈判索还伊犁。崇厚在沙俄的胁迫愚弄下，擅自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按照条约的规定，中方以赔款、割让领土、取得通商特权、取得领事裁判的昂贵代价收回伊犁。消息传来，群情激愤，清政府也感到条约太苛刻，宣告“崇约”无效，处罚了崇厚，同时另派曾纪泽入俄，谈判改订条约，并再次命令左宗棠为钦差大臣，赴新疆统筹军务，调兵备战。1880年7月，曾纪泽赴彼得堡谈判。经过半年多的据理力争，于1881年2月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

（2）内容：中国虽然收回伊犁地区，取消了《崇约》中部分割让领土的条款，但仍把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南北两岸原属中国领土划归俄国所有。这个条约和《崇约》相比，在界务和商务方面，中国争回了一部分主权，但它仍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此后根据条约规定签订的中俄《伊犁界约》等几个边界议定书，沙俄共割占了中国斋桑湖东北、霍尔果斯河以西、特穆尔图淖尔东南和阿克赛河源等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清政府收回伊犁后，于1884年在新疆建立行省，设置州县。

二、日美侵犯台湾、《烟台条约》和英俄进窥西藏

1、日美对台湾的侵略：在我国西北疆危机的同时，侵略者又在我国东南海疆和西南边疆造成了严重危机。美国对台湾凯觎已久。1867年，美国借口“罗佛”号船事件，两次派遣海军陆战队到台湾南部琅桥（今恒春）登陆寻衅，均被当地高山族人民击退，使美侵台野心未能得逞。此后美国便改换手法，转而采取勾结、支持日本进行侵略，自己从中渔利的政策。1871年11月，中国邻邦琉球的一艘渔船因遭遇飓风飘流至台湾，部分船员为高山族人误杀。此事与日本毫不相干，日本竟以此作为侵略的借口。1874年5月，日本在美国帮助下派兵侵犯台湾，在琅桥遭到台湾人民反击后退踞龟山，设立都督府。10月，清政府接受英、美、法等国站在袒护日本立场上的“调停”，与日订立《台事专条》，日军限期从台湾撤退，中国“赔偿”日本兵费50万两。

2．《烟台条约》和英俄对西藏的窥探：由于英国侵略缅甸、法国侵略越南，中国西南边境出现危机，云南直接受到威胁。英、法力图分别从缅甸、越南开辟一条经云南至我国内地的捷径，英国多次派出“勘探队”非法进入我滇西地区，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1875年1月，发生“马嘉理事件”。围绕“滇案”，英国向清政府提出广泛要求，并于1876年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中英《烟台条约》。《烟台条约》不仅在“抚恤”、“赔款”、“惩凶”、“道歉”等方面满足了侵略者的要求，还为英人进一步进入西南内地从事侵略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第二节 中法战争

一、法国发动侵华战争。

1、法国对越南的侵略与黑旗军的抗法斗争

（1）法国对越南的侵略：19世纪50年代法国出兵侵略越南，1862年6月，它强迫越南签订了《西贡条约》，将南圻变为法国殖民地。1873年，法军进而侵犯河内地区。

（2）黑旗军的抗法斗争与纸桥大捷：越南政府一面请求清政府派兵援助，一面邀请刘永福率领活跃在中越交界的黑旗军援越抗法。黑旗军在红河两岸屡创法军，击毙其统兵官安邺。1882年初法国派出统兵官李维业率领的一支侵略军，重新向越南北部进犯，企图打通红河，直窥云南。刘永福将法军围困在河内周围一年多，并在城西纸桥一战击毙李维业，打乱了法军的北侵计划。

2．法国发动侵华战争与福建水师的覆灭

（1）法国对大西南的骚扰： 1883年8月，法国扩大侵越战争，逼迫越南政府与之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此后，法国便把矛头指向中国，要挟清政府撤退在越的中国军队，召回刘永福，开放云南边界， 中法矛盾日趋尖锐。1883年底，法军向驻守越南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法战争爆发。以奕忻为首的清政府军机处惧怕与法国“失和”，采取妥协退让方针，在军事上处于被动地位。1884年3月，法军逼近中越边界。慈禧以战败责任为借口，将奕訢驱逐出军机处，并改组军机处。然而奕訢的继任者奕環，仍然执行妥协退让政策，授权李鸿章向法国寻求妥协。1884年5月，李鸿章与法国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主要内容有：清政府同意对法越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不加过问；中越边界境开埠通商；中国军队撤回国内。条约的签订，表明了清政府对法国侵略的妥协屈服。

（2）福建水师的覆灭与中法战争的爆发：《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法国迫不及待地要接管清军在越的防地，与未到撤退期限的清军发生军事冲突。法国以此为借口，一面向清政府要挟讹诈，索取巨额赔款；一面蓄意扩大战争，派孤拨率领远东舰队驶往中国。1884年8月5日，远东舰队的一支由利士比率领向台湾基隆发动进攻，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指挥守军进行顽强还击，法军被迫退回海上。法国鉴于基隆受挫，便把进攻的主要目标转向了疏于防备的福建马尾军港。8月23日，停泊在马尾港水面上的法舰突然发

动进攻，驻守马尾的福建水师仓猝应战，伤亡惨重。接着，法船又炮击马尾船厂，摧毁闽江两崖清军炮台。马尾丧师三天之后，清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对法国正式宣战。

二、中国不败而败

1、镇南关大捷与临洮大捷

（1）镇南关大捷：1884年9月，孤拔率主力舰队再次进犯台湾，强占了基隆，封锁台湾海峡。刘铭传退守淡水，击退登陆的法军。孤拔在封锁台湾的同时，又率舰进攻浙江镇海海口，清军据守招宝山炮台进行猛烈反击，交战中，孤拔受重伤，不久死去。 1885年初，法军向驻守越南北部地区的清军大举进攻，负责谅山防务的清军将领弃城逃跑，退到广西境内。法军占领谅山，北犯镇南关，广西告急。在形势危急时刻，清政府起用老将冯子材镇守广西边境。3月法军分路进攻镇南关，冯子材率领清军奋勇杀敌，越南人民也自动前来助战，打得法军溃不成军。冯子材率军乘胜追击，收复谅山等地。

（2）临洮大捷：此同时，清军、黑旗军又在临洮大败法军，并攻克10多个州县。中国军队的节节胜利，扭转了整个中法战争的形势，粉碎了法国侵略者利用越南为基地进攻中国的狂妄计划。消息传到巴黎，立刻导致了茹费理内阁的倒台。

2、《中法新约》 然而，正当抗法斗争胜利在望的时候，清政府竟向战败的法国求和，于1885年4月7日命令前线停战。原因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竟把中国军队的胜利作为与法国停战妥协的资本，决定以胜求和。1885年6月9日，清政府不顾中国军民的强烈反对，授权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代表正式签订了《中法新约》。

（1）内容：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在中越边界开辟商埠；降低法国从云南、广西进出口货物的税率；允许法国在中国投资建筑铁路；法国撤退基隆和澎湖的军队。

（2）危害：通过这个条约，法国达到了侵略越南的目的，打开了中国西南门户，并取得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

3、战争的影响：中法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并取得胜利的战争，但转眼之间却被清政府妥协投降路线葬送。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这触目惊心的事实，让广大群众进一步看清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使先进的中国人日益感到亡国的威胁，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新道路。

第三节 中日战争

一、战前鲜问题与请政府的内部矛盾

1、战前的国际形势与日本对朝鲜的渗透

（1）战前的国际形势：世纪末年，正在迅速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各资本主义强国，把侵略目光越来越集中到还没有被完全分割的少数地区，中国和朝鲜成为它们在远东争夺的焦点。

（2）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渗透：日本侵略中朝两国，蓄谋已久。还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就确立了对外扩张政策，主张以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1872年吞并中国“藩属”琉球。1874年武装入侵我国台湾省。1876年强迫朝鲜订立《江华条约》，取得在朝鲜派驻公使、开设通商口岸、自由测量沿海岛屿和领事裁判权等特权。1882年以武力胁迫朝鲜缔结《仁川条约》和《修好条规继约》，取得在朝鲜的驻兵权。

（3）本的大陆政策：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征讨清国策》，准备以武力进攻北京，并分兵占领长江流域各战略要地，把辽东、山东半岛、舟山群岛和台湾、澎湖列岛划入日本版图。

2、的日本与中国

（1）日本：1890年，日本资本主义发生了经济危机，工人大批失业，农业连年歉收，米价不断上涨，广大 城乡的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不断掀起“米骚动”，国内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日本统治集团为了摆脱困境，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更加迫不及待地想从对外扩张中寻找出路，从而加紧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

（2）中国：对日本不断增强的军事威胁，清政府反应迟钝，措施不力。内部又矛盾重重，严重地影响了战备和自卫。在战备意识上，以慈禧为首的后党，虽对日本在朝鲜势力膨胀深感不安，但又低估了日本的侵略意图，因此一直没有进行积极的国防建设和战争准备。以光绪为首的帝党极力希望通过改革内政和整顿军备来增强国力，阻止日本的侵华野心，同时也想趁机增强光绪皇帝的权利和扩大自己的影响。为此，他们不断利用“清议”来催促政府整顿弊政和备战自卫。帝后两党的不和，既有争夺清朝最高统治权的矛盾，也交织着他们在内政外交方面所存在的革新与守旧、抗争与妥协的差异。这些矛盾和差异，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政府的团结对敌和自卫决策。

二、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和经过

1、战争的爆发：1894年5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清政府派遣1500人去朝鲜牙山地区。与此同时，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把大批军队派往朝鲜。东学党起义被镇压后，日本不仅拒绝了清政府同时撤兵的要求，反而大量增兵朝鲜，到6月底，日本派往朝鲜的兵力已达万余名。7月23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另立傀儡政权。7月25日凌晨，我国护送入朝清军的“济

远”、“广乙”等三舰从牙山起碇返航，取道丰岛西北海面驶向旅顺。奉命在牙山口外往返巡逻的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立即对“济远”、“广乙”拦截围攻，正式挑起了侵略中国的战争。8月1日，光绪发布上谕，命令“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这一天，中日两国同时正式宣战。由于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史称“甲午战争”。

2、战争的经过：

（1）平壤之战：1894年9月12日，侵朝日军进一步向驻在平壤的清军进攻，清军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当天夜里率守军仓皇逃出平壤，“一夕狂驰三百里”，逃回中国。而总兵左宝贵率部坚守平壤玄武门，亲自登城指挥部将拼死杀敌，不幸中炮牺牲。

（2）黄海海战9月17日，清军北洋舰队在黄海海面与日本舰队激战，战斗历经五个小时，清军广大士兵和以丁汝昌、邓世昌、刘步蟾为代表的一些爱国将领奋勇作战，清军有五艘战舰损失，但也打伤了日军炮舰多艘。

（3）旅顺之战：10月，日军按照预定计划，将战火烧到中国边境。11月7日，日海陆两军分兵三路包抄大连湾，大连不战而陷。11月18日，日军进攻旅顺，清军不战而逃。日军侵占旅顺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烧杀。

（4）日落威海卫：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先后攻下了威海卫南、北两岸炮台，形成了从海陆两路对威海卫港内北洋舰队的包围。港内北洋舰队爱国官兵，曾多次要求出战迎敌，但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拒派军舰出港作战。最后这支舰队终于被日军歼灭。

三、《马关条约》的签订

1、《马关条约》的签定：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由天津乘船去日本。20日，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相陆奥宗光及其美国顾问端迪臣，在马关的春帆楼开始谈判。4月17日，李鸿章按照日方提出的条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2．内容：

（一）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

（二）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

（三）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白银；

（四）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

（五）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时，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

3、影响：《马关条约》是日本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是《南京条约》以来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中国由此被割让了大片领土，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而且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民族危机。马关条约的巨额勒索，使清政府不得不大借外债，使侵略者通过巨额政治贷款进一步控制了中国。同时，马关条约适应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对中国民族工商业起了破坏作用，直接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形成。

四、台湾人民的浴血抗战

1、背景：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纷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斥责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台湾人民听到割台消息，义愤填膺，发布抗战檄文，“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表达了誓与台湾共存亡的坚强决心。1895年5月20日，清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悲愤抗议，派李经方为割台大臣如期交割台湾，并令台湾文武官员陆续内渡，台湾人民展开了反割台的武装斗争。

2、经过：在日军的猖狂进攻面前，台湾军民共举刘永福为抗日首领。6月12日，刘永福派遣分统杨紫云率领新楚军会同义军吴汤兴、徐骧、姜绍祖等狙击向新竹进攻的日军，歼敌60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凶焰。8月22日，日军向大甲溪进攻，受到黑旗军吴彭年、袁锦清及徐骧等部的顽强伏击。8月26日，彰化保卫战，在与日军英勇搏斗中，守军诸将吴彭年、吴汤兴先后殉职，但日军近卫师团死伤一千多人，是侵台以来受打击最沉重的一次。10月上旬，日军进攻嘉义，与此同时，从三面围攻台南，台湾军民在艰苦中坚持抗战，徐骧在战斗中身受重伤，不幸牺牲。10月下旬，台南失守，台湾全省沦陷。、

3、评价：台湾军民在反抗侵略者的战斗中，克服了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历经大小战斗百余次，抗击了日本三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打死打伤日军32000人。台湾军民的英勇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热爱祖国、反抗侵略者的优良传统。

第五章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第一节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

一、帝国主义在华强租海港和划分势力范围

1、三国还辽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的开始。

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步伐大大加速。《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使早就觊觎东北三省的沙俄极为不满。沙俄联合德、法两国迫使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有，中国为此交付赎金3000万两白银。以三国交涉还辽为开端，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2、划分势力范围：沙俄诱逼清政府先后与其签订《中俄密约》、《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和《旅大租地条约》，把东北三省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德国强占胶洲湾，迫使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把山东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英国强迫清政府保证不将长江沿岸各省让与或租给他国，并与其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和《订租威海卫专条》，把长江流域及我国南部岛屿变为英国的势力。日本把福建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法国则把滇、桂、粤三省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承认各国在华势力为前提，要求利益均沾，各国政府相继表示同意。这样，甲午战争后的短短几年间，就形成了各帝国主义共同瓜分中国的危局。中国已变成了国际帝国主义共管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

二、帝国主义对华的资本输出

1、方式：帝国主义列强在瓜分中国的过程中，还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形成了这一时期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新特点。当时，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出资本的主要方式有：向清政府进行政治贷款、争夺中国铁路的投资权、投资中国矿山、在华开设工厂。

（1）向清政府进行政治贷款：在列强的争夺和逼迫下，清政府在甲午战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三次向列强借款。第一次是1895年7月向俄法集团所借的“俄法洋款”。第二次是1896年3月向英德集团所借的“英德洋款”。第三次是1898年3月再次向英德集团续借的“英德洋款”。据统计，从1895年到1900年，清政府共向列强借款四亿五千一百余万两白银。这些借款，不仅利息高，折扣大，而且都附有政治条件，进一步加深了清政府对资本主义的财政依赖。

（2）争夺中国铁路的投资权。甲午战后几年间，列强共在中国夺取了长达19000余里的铁路投资权和修筑权。它们控制了铁路沿线的大片土地和资源，有的甚至还享有铁路沿线的行政权和管辖权，使铁路沿线的中国领土主权名存实亡。

（3）投资中国矿山。1896年，美国首先和中国“合办”门头沟煤矿，外资从此侵入中国矿业。此后，列强纷纷与清政府签订“矿务”合同，攫取矿山投资权和开采权。

（4）在华开设工厂。据统计，1895至1900年间，列强在华设厂总数激增到933家。外资企业已经伸入到中国的各个经济部门。它们利用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节省了运费，又享有免纳种种苛捐杂税的特权，从而取得了巨额利润，严重排挤了中国民族工业的产品。

三、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1、战后清政府内部的统治危机：《马关条约》的签订和甲午战后的瓜分危机，刺激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广大人民发出了强烈的救亡呼声。在封建统治阶级当中，也有不少人上奏疏，递条陈，要求在兵制、财政和用人方面进行某些改革。清政府为了能够转危为安，一方面幻想通过联俄来制约其他列强，一方面则试图做一些改革。

2、改革的措施：编练新军、整顿财政、派遣留学生。

（1）编练新军：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腐败无能完全暴露出来。清朝统治者认为日军是“专用西法取胜”，因而也打算仿照西法练兵。1894年冬，督办军务处委派广西按察使胡橘芬编练新军，计5000人，编成10营，号“定武军”。《马关条约》签订后，胡调任督办津芦铁路，由袁世凯接替编练新军。

（2）整顿财政。其主要措施有：①整顿关税、厘金、盐课、田房税契，令各省督抚裁革陋规，并将各级官吏营私玩法所得全部上交国库。②扣廉俸，增厘金，折漕米，增加烟、酒、糖、茶、盐税和各种苛捐杂税。 ③发行“昭信股票”一万万两，年利五厘，以地丁、盐课作为担保，二十年内偿还。

（3）派遣留学生：清政府在1896年3月派遣了第一批赴日留学的学生13名。

第二节 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

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甲午战后，有些爱国的民族企业和工商界人士，痛感战败之辱，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提出自办铁路，自开矿山，设立工厂以“抵制洋商洋厂”。当时，洋务派已无法垄断近代工业，清政府也根本无力再投资兴办新式企业。同时，清政府既已允许外国人在华投资设厂开矿，如果再对本国民间投资设厂限制过严，也于理不合。因此，只好放松限制，允许民间设厂。据1895年至1898年的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新创办的商办厂矿企业有58家，资本总额达1200万元。官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计有8家，资本总额不过400多万元。商办企业的投资额几乎相当于官办、官商合办企业投资额的三倍。

二、维新运动的发端和康有为的变法理论

1、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形成：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制度的压迫，又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从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些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变法”的主张，很快得到传授，并且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在反对封建顽固思想的同时，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看到了洋务运动的弊端，痛感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开始主张仿效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革。他们认为只有变法、维新，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以挽救迫在眉睫的瓜分危机。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越来越多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举起了“变法”“维新”的旗帜，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批判，并在1898年（农历戊戌年）发生了著名的戊戌维新运动。康有为是这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2、康有为与他的变法主张。

（1）康有为：康有为（1858—1927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期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后从早期改良主义者和外国传教士的译著中接受了西方一些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中法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加深，促使康有为思想发生变化。1888年，他利用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向光绪皇帝第一次上书，说明“外夷交迫”、“兵弱财穷”的危机，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这次上书虽因顽固派的阻挠未能上达皇帝，但却流传民间，影响极大。

（2）康有为变法主张的传播：康有为为了宣传他的变法主张，一方面，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招收学生讲学，宣传他的主张，培养维新骨干。另一方面，他致力于著书立说，1891年、1896年，康有为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作是他主张变法维新的重要理论根据。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古文“经典”，公然宣布为“伪经”，这无疑是思想领域里的一声惊雷，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古文经学的绝对权威和思想沉寂的局面，而且对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依据提出了挑战。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从资产阶级改革政治的要求出发，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附会公羊学派的学说，用公羊学派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学说来解释历史发展的趋势，认为社会必然要沿着“据乱、升平、太平”三个阶段向前发展：“据乱世”就是西方的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即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即民主共和时代。尽管这种划分是不科学的，但他确认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君主专制制度是要改变的，这就直接冲击了顽固派“敬天法祖”的反动思想，给变法维新找到了理论根据。然而，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中还有许多封建毒素。他企图把儒家的某些经典和变法维新思想调和起来，这正反映了康有为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他后来在政治上倒退的一个原因。

三、维新运动的高涨

1895年4月，康有为在京参加会试期间，传来了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在全国反对签订卖国条约的巨大声浪中，康有为愤慨异常，发动参加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便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虽然没有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这次爱国知识分子的上书请愿，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有为也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为了争取更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参加变法，康有为等人还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大造变法图强的舆论，变法维新运动逐渐高涨起来。1895年8月，康有为在上海创办了《万国公报》（后在北京改为《中外纪闻》），同年又在北京成立了第一个从事维新变法活动的组织强学会。后又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并创办《强学会》，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在上海，梁启超等创办了《时务报》，宣传维新变法。在湖南，谭嗣同撰写了《仁学》一书，设立了时务学堂，建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时政。在天津，严复创办了《国闻报》，著有《原强》、《辟韩》等书，翻译了《天演论》，介绍进化论思想。据1895至1898年不完全的统计，全国各地所设立的学会、学堂、书局、报馆达三百多所，其中大多数是维新派创立的。维新派在全国各地进行的宣传组织活动，宣传了维新思想主张，对变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四、变法维新与顽固守旧的争论。

维新运动的普遍高涨，更加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惊恐和仇视。他们攻击康有为等维新派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咒骂变法维新思想是“异端”、“邪说”，要求严惩康有为。维新派通过学会、学堂、报纸，围绕着要不要变法这个根本问题，同顽固派和洋务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和斗争，形成了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和封建顽固思想的激烈论战。这一场维新与守旧的争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正面交锋，是作为新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代表的资产阶级，第一次向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挑战。这场论战，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在文化思想领域的中学和西学、新学和旧学之争。维新志士们坚信“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和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的提倡，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开始改变了社会风气。这种新的社会思潮，有力地推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涨。

五、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1、百日维新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这一侵略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义愤。康有为闻讯，即从上海赶赴北京，在12月和第二年的1、2两月，连续三次向光绪上书（即第五至第七上皇帝书），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指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同时再次强调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已刻不容缓。这对光绪帝震动很大。光绪帝一方面深感民族的严重危机，不愿做亡国之君；另一方面企图通过变法摆脱慈禧对他的控制。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接受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为止，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因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历史上也称为“戊戌变法”。

2、内容：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几十条改革的诏令。主要内容有：

（1）经济方面，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切实开垦荒地，提倡开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等。

（2）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等等。

（3）军事方面，训练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裁减旧军，以及力行保甲，等等。

（4）政治方面，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取消闲散重迭的机构；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准许百姓向朝廷上书，等等。

3、“戊戌变法”的失败。

尽管变法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专制，但新政的推行在许多方面对封建制度都有所触动，这必然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四天，慈禧就迫使光绪下三道谕旨：革去光绪的智囊、帝党中坚翁同龢一切职务，驱逐回籍；新授二品以上官员要向太后谢恩；任慈禧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并兼北洋大臣，统帅北洋三军。这三道打击新政的命令，为顽固派发动政变完成了准备工作。为了克服后党的阻力，反击后党的进攻，9月4日，光绪下令将阻挠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六人革职。次日，任命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7日，又将对抗变法的李鸿章逐出总理衙门。帝后党斗争白热化。慈禧太后加紧策划政变，派人与在天津的荣禄密谋，准备于10月在天津阅兵时废黜光绪帝，捕杀维新人士，政变已呈密云欲雨之势。既无武装又无群众的维新派将希望寄托于曾加入过强学会、统带新军的袁世凯，以对付后党顽固势力。而袁世凯大耍两面三刀手法，一方面答应维新派的请求，表示愿保护新政举兵杀荣禄，另一方面则立即向荣禄告密。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下令囚禁光绪，宣布废除维新诏书和新政措施，革除、逮捕、流放和摧残维新人士以及支持维新派的官员，再次“垂帘听政”。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人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维新运动宣告失败。

4、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及经验教训

（1）历史意义：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面对十九世纪末年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狂涛恶浪，挺身而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奔走呼号，要求维护民族独立，是一次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他们大胆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要求仿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变革封建专制政治，发展资本主义，是一次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变革运动。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新学，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批判封建主义旧学，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产生了极大影响。所有这些都说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

（2）经验教训：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是由于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企图在不推翻清朝反动的封建政权、不触动帝国主义的前提下，依靠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用“和平”、“合法”的手段，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其结果只能碰得头破血流。戊戌变法的失败还表明，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找不到真正打破旧势力的力量源泉，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结果只能依靠一部分封建官僚为后援，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它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

六、思想文化的更新及社会风气的转变

戊戌变法不但在政治变革上是一次历史的超越，而且在思想文化上也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维新志士们在提倡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探索和斗争中，以大无畏的勇敢姿态，对陈旧腐朽的旧文化和顽固势力愚昧守旧的思想状况，进行了痛切的批和鞭哒。在反对旧学、提倡新学，批判“中学”、提倡“西学”的同时，他们在许多思想和文化学术领域有所创新、有所建树。在社会思想政治学说方面，康有膸、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政论，在思想学术界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除了社会政治思想外，在其他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等领域，也开创了新的局面。在历史学方面，黄遵宪、梁启超等开始对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在文学艺术领域，黄遵宪法成为“诗界革命”的先驱，梁启超等人则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并对小说的社会作用开始高度重视。在教育领域，实行重大改革，规定教学内容上应博采西学，

考试内容上改试策论，同时拟普遍兴办学校。在新闻出版事业上，也有了初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主要报刊有已30多家，还出现了新开设的多家书局。

第三节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一、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斗争的新高涨

1、原因：鸦片战争后，欧美的天主教、耶稣教和沙俄的东正教，依靠不平等条约和大炮的保护，先后向中国派遣的传教士，到19世纪末已达3300多人。他们在中国建立教堂，网罗教徒，收集情报，干涉词讼，挑拨民族关系，进行文化侵略，并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攘夺中国利权，起了重要作用。

2、过程：近代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从1861年贵州开始驱逐外国传教士到1870年天津教案。这期间，各国传教士相继在沿海、沿江建立教堂，招收信徒，无视中国的传统礼教和风俗习惯，激起了地方官员和士绅的不满。他们打出了“排斥异端”和“保卫圣道”的旗号，号召和组织官役、兵丁、团勇等起来进行斗争。1870年，更是爆发了震动中外的天津教案，数千名群众抗议法国教堂迷拐幼孩等罪行，激起双方冲突，发生流血事件。

（2）第二阶段，从天津教案后到中法战争结束。地处抗法前线的云南、广西、广东和台湾、福建、浙江等省人民，群起焚教堂，驱教士，自发地把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与保卫边疆的斗争结合起来，造成很大声势。

（3）第三阶段，从中法战争后到1894年中日战争前。由于各国传教士公开与中国的媚外官吏勾结起来，包揽词讼，干涉内政，插手外交，加剧了我国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各地群众反教会斗争继续发展，先后掀起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4）第四阶段，从甲午战后到义和团运动。从六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反教会斗争一直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而且进一步激起了爱国热情，终于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二、义和团在山东的兴起及其在北部中国的发展

1、义和团在山东的兴起

山东是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发源地。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山东、河南、直隶一带民间的秘密结社，参加者多是贫苦农民，水陆运输工人，手工业者及城镇失业的游民，甚至还有一些中小官吏和破落地主。义和团的发展是在甲午战争之后。1898年，阎书勤、赵三多率领山东冠县义和拳，举起了“助清灭洋”的旗帜，揭开了义和团反帝运动的序幕。1899年，朱红灯领导了山东平原起义，将原来的“反清复明”的口号改为“扶清灭洋”，矛头直指帝国主义。义和团在山东的斗争，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惊恐。他们要求清政府严厉镇压，山东巡抚毓贤极力效命，但每战必败，于是改进剿为安抚，义和团在山东得到迅速发展。面对如此局势，清政府屈从帝国主义的意旨，撤换毓贤，改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到山东后，对反帝爱国运动进行疯狂的血腥镇压。广大群众对袁世凯恨之入骨，民间流传着“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的歌谣。

2、义和团在京津地区的发展

尽管义和团在山东遭到了很大损失，但是义和团运动还在向前发展。1900年春，义和团的主力进入直隶，开始向京津地区进军。义和团的蓬勃发展，使清政府惊慌失措。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集团，对义和团最初采用以剿为主的政策，“严拿首领，解散胁从”。这并没有能阻止义和团在京津地区的发展。慈禧太后害怕武力镇压会引起更大的“祸乱”，便改变策略，“改剿为抚”。由于清政府默许义和团存在的合法性，义和团在6月上旬陆续进入北京、天津，深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其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壮大，义和团运动形成高潮。

义和团在直隶、京津等地掀起斗争后，特别是在清政府的招抚政策日占上风的时候，“扶清灭洋”更广泛地写在义和团的旗帜上，成为义和团的行动纲领。“扶清灭洋”的口号，集中表示出义和团将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侵略者，鲜明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愿望。这一口号，继承了群众在反教会斗争中逐渐形成的“灭洋保国”的朴素认识。义和团提出“灭洋”，虽然触及了时代的救亡主题，起了广泛吸引群众参加反帝斗争的作用。但它对洋人、洋教和外来思想统统排斥，又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给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带来了消极作用。

三、八国联军侵华和清政府宣战

1、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爆发与义和团的抗击

（1）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爆发：随着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帝国主义加紧胁迫清政府矛以镇压。1900年4月初，美、英、法、德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限“两月以内，悉将义和团匪一律剿除，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

（2）义和团的抗击斗争：5月间，义和团在京、津一带迅猛发展。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形势，便策划直接出兵干涉。6月10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八国拼凑2000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下，乘火车由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和清军沿途拆除铁轨，在落垡、廊坊等地不断进行拦截，杀伤敌军多人，粉碎了西摩联军进犯北京的计划。

2、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扩大与清政府的宣战：

面对八国联军的武装入侵，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对和战问题存在着分歧意见。光绪皇帝和许景澄、袁昶等人，认为无力与八国同时开战，主张全力镇压义和团。把持朝政的载漪、刚毅、那桐等顽固大臣，由于在“废立”问题上和帝国主义有矛盾，坚决主张利用义和团与列强对抗。慈禧太后此时则举棋不定。6月16日，慈禧太后召开御前会议，再次宣布暂时停止镇压义和团，如果外国继续进兵，就不惜开战。17日，慈禧太后接到了裕禄关于列强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报；同时又接到谎报，说列强要让她归政给光绪皇帝。这更激起她对列强的忌恨，当天召开了第二次御前会议，欲强行宣战，由于光绪皇帝和主和官员坚决反对，慈禧太后只好传令裕禄死守大沽，各省督抚派兵援京。19日，慈禧太后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决定派王文韶、立山、许景澄前往使馆，要求各公出面劝阻联军勿犯北京。结果却传来了大沽沦陷的恶讯，慈禧太后立即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不顾光绪等人的反对，强行决定对外宣战。21日，清政府颁布“向各国宣战谕旨”，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四、京津军民抗击八国联军

京津义和团和部分清军激于民族义愤，早在清政府宣战前就已开始抗击八国联军。宣战后，他们不顾清政府的阻挠和破坏，继续进行英勇抵抗。6月17日，侵略军攻占大沽后，驻津各国领事立即派军攻打邻近租界的武备学堂。守堂学员以猛烈炮火英勇阻击联军的进犯。联军见硬攻十分困难，便放火焚房，引起库存军火爆炸，守备学员全部壮烈牺牲。清军愤恨租界内侵略军不断挑衅，进犯学堂，开炮轰击紫竹林租界。租界内联军凭借优势火力负隅顽抗，并于27日攻打租界东面的东局子。在激烈的战斗中，局内的弹药库被敌军击中，爆炸起火，守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出了东局子。联军占领东局子后，便调拨重兵前往支援盘守在老龙头车站的俄军。7月初，裕禄召集曹福田、张德成、聂士成、马玉昆计议，决定由曹福田部和马玉昆的武卫左军继续攻打火车站，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和张德成部进攻紫竹林租界。13日，联军乘势向天津的南门和东门同时发起猛攻，部分守门清军和团民虽拼死阻击，但抵抗失败，天津于14日陷落。 当天津义和团和清军同八国联军鏖战时，北京的义和团和清军亦开始攻打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

五、宣战后北部中国的斗争和《东南互保》

在京、津军民反帝斗争的鼓舞下，北部中国的反帝斗争日趋高涨，发展迅猛。首举义旗的山东义和团，这时又冲破袁世凯的高压，“复起响应”，或赴京、津助战，或就地进行斗争，动辄“其数逾万”。 山西省义和团在1900年5—6月间就开始活动，清政府宣战后很快以太原为中心，发展到大同、朔州、五台、徐沟、榆次、汾州、平定各地，焚毁教堂90余所。河南省的东部地区，也在1900年夏天前后出现义和团的活动。7月初，全省四分之三的教堂被捣毁，其中以围攻南阳靳岗教堂的规模最大。内蒙古义和团在攻击城川教堂时，封建王公派兵镇压。义和团提出了“上打洋人下打官”的口号，夺取了教堂的枪支，击退前来镇压的士兵。 当时，声势最大的是东北和团抗击俄国侵略军的斗争。团民的斗争从捣毁各地教堂和打击为非作歹的传教士开始，很快就发展到袭击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护路军。清政府对外宣战后，部分清军也和团民共同破坏中东铁路，驱逐俄国侵略者。俄军在大举侵犯东北的过程中，制造了血洗海兰泡、强占江东六十四屯、火烧瑷珲城等惨案。东北义和团和清军怀着民族仇恨，武装抗击俄国侵略军。义和团和清军在北部中国的反帝斗争，使帝国主义胆颤心惊。英国既害怕义和团发展到它所控制的长江流域，又担心清军愈来愈倒向义和团。于是想通过刘坤一、张之洞加强对长江流域的控制。刘坤一、张之洞本来就竭力要求慈禧太后“明降谕旨，力剿邪匪”，更害怕英国舰队开进长江自行保护，此时得到英国的承诺，便立即电告清政府驻英公使，要他向英保证，将“不惜代价，采取有力措施”，维护英在长江流域的一切权益。继英国之后，美、德、法等帝国主义也参与策划“东南互保”。在英国的策动和盛宣怀的积极串通下，6月26日，刘、张授权盛宣怀和上海道台余联沅，同各国驻上海领事正式会商，共同炮制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此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等，都对“东南互保”表示支持。浙江巡抚刘树棠宣布参加“东南互保”。闽浙总督许应癸于7月14日同俄、英、美等六国签订了《福建互保协定》。东南督抚的这些行动，表面上与清政府的“宣战”有抵触，实际上同它的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一贯方针是一致的。

六、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

1、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联军占领北京后，曾将北京城划为俄、英、日、美、法、德几个占领区，实行军事殖民统治。八国联军在京津地区烧杀抢掠，暴行累累，骇人听闻。慈禧太后在逃往山西前往西安的路上，一方面发布命令，要官兵对义和团“严行查办，务净根株”；一方面任命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匡为议和大臣，要他们尽快和帝国主义商议和谈。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公开合流，共同镇压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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