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历史教训

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历史教训

摘要：苏联作为曾经的一个超级大国，于1991年突然解体。苏联解体决不只是由于单纯经济体制改革,或外部和平演变、或民族分裂主义、或称霸导致的孤立的外交等单一和偶然因素而发生。其中有更深刻、复杂和综合内部的历史的原因。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具有先天的弊端,它是经过长期积累和由量变到质变最终导致的解体。苏联解体,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经验。

关键词：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经济；经验和教训

The reason and the historical lessons of Soviet union collapse

Abstract: The Soviet union as once a superpower, in 1991, suddenly collapse. The collapse of Soviet union is never just because of pur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or external peaceful evolution, or ethnic separatism, or isolated diplomatic resulting from seeking hegemony and other single and causal factors. There are more deeply, complex and comprehensive internal historic reasons. Sovi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has congenital defects, it is through long-term accumulation and by quantitative change to ultimately le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qualitative chang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for China adheres to 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provides profound lessons and experience.

Key words: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socialist system；The socialist economy；Experiences and lessons

1991年底，世界上第一个且领土面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没有战争和外敌入侵的情势下自行解体，令世人震惊与沉思。从此至今，国内外学者对苏联解体的根源进行了多方面研究，观点纷呈，智仁互见。总体上大家都认为苏联解体是苏联社会危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意识形态诸方面）总爆发的结果。苏联解体决不只是由于单纯经济体制改革，或外部和平演变、或民族分裂主义、或称霸导致的孤立的外交等单一和偶然因素而发生。其中有更深刻、复杂和综合内部的历史的原因。其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的发展具有可借鉴的历史意义。

一、苏联解体原因的简析

苏联的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导致改革失败及解体的直接原因。戈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宣称“新思维”是核时代的政治思维，其关键点：其一是基本出发点，即对时代和资本主义的看法的转变；其二是基本价值观，即“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 其三是“重返欧洲文明”的价值取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主张取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实行西方资产阶级的多党制、三权分立和议会民主，同时实行私有化，反对国家调控，反对公有制。这些使得苏联国内“改革”变成“改向”，这是直接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第二，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是导致改革失败及解体的外部原因。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西化、分化战略采用的手段：利用经济手段，诱压兼施，以改变苏联的政治方向；利用各种现代化的传播媒介，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灌输西方价值观；打着“人权”旗号，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培植亲西方的“民主势力”和“持不同政见者”，以作为“内应力量”。西方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苏联的解体起到了加速的作用。第三，民族矛盾和民族分裂主

义是加剧改革失败及解体的重要原因。第四，争霸世界霸权的对外政策，削弱了自己，在社会主义阵营产生的分歧和矛盾，使自己陷入孤立的处境。

苏联的解体除了以上几方面的原因，但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苏共党已陷入深刻危机和经济长期没搞好是导致改革失败及解体的两个深层根源。归结有以下几点：

１．政治制度过分集权和僵化。苏联政权高度集中，一切政策由最高领导人决策，并通过行政命令实施。整个国家以“官本位”为核心、“长官意志”为根本。党的机构占有和控制了社会全部资源、人员和思想意识。采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社会舆论绝对一统化。在没有法律制约和民主监督的情况下，人民与政治越来越远，毫无参政议政的途径和权利。当发生政治剧变，国家却丧失人民群众拥护的社会基础。苏联解体时，大多数民众的麻木与冷漠就是有力佐证。

苏联高度集中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党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其采取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1925年11月16日通过了关于选拔和任命工作人员规程的新条例和经过修订的官职等名录(这些文件当时及后来，都没有公开过) 。官职等级名录分为第1号、第2号和第3号三个表册。斯大林通过书记处的组织分配，掌握着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主要领导干部的人事任免权，全面监督着第1 、第2号职务等级任命表册，也经常监督着第3号表册的变动，使干部任免权高度集中于总书记之手。

软弱而低效的监督机制，斯大林时期党内监督机关的特点：第一，监督机关的作用极其有限。第二，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没有自下而上的监督。第三，监察机关不仅没有对同级党委的决策进行有效的监督，相反成了打击反对派的工具。地位特殊的国家安全机关，在斯大林时期，国家安全机关（内务部）成为享有特殊地位的机构，表现在:就地位而言，它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不受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拥有特殊的地位和权力，可以逮捕任何党政领导干部，包括党中央委员和地方党委书记。就权力而言，它包揽了从逮捕、侦查、审判、监禁直到处决这一整个司法程序的大权。就组织机构而言，它拥有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到基层的一整套庞大的组织机构，还拥有几十万装备精良的内务部队，从上而下形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对此，俄共主席久加诺夫一言析弊：“苏联和苏共跨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它断送了国家,导致国家上层的腐败与变质,直致出卖民族利益。”[1]

苏联政治制度特征是权力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权代法、集权于党和领袖个人，领袖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形成严重个人崇拜和专权的“家长”制和一任到死的“终身制”，特权等级、缺少法律规范与制约，严重脱离群众，使整个国家陷入“人治”政治。特别在干部选用方面，由于缺乏民主和监督制度，仅靠领导人意志决定,致使结党营私、阿谀奉承、以权谋私和党内宗派盛行，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和先进。苏联一直以党内斗争频繁和残酷而闻名，在1986年政治改革后，党内各派争权夺利、激烈倾轧，最终导致国家解体。

２．经济上的失败，采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国家所有制占绝对优势，据1936年统计，在全国生产基金中，国家所有制占90％， 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占8.7％；在工业产值中，国家所有制占97.3％，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占2.6％；在农业产值中，国家所有制占76％, 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占20.3％。到1937年苏联工业中的公有经济占到全部工业经济的99.8%，农业中的公有经济占99.6%，商业中的公有经济占100%，非公有制经济基本上无生存空间。

苏联采取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有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经济管理方法，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依靠行手段对国民经济实行统一领导和直接管理。国家通过层层行政机关，广泛采用具有强制性质的行政指令和决议，对全国的企业和经济活动进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组织、指挥、调节和监督。用行政权力集中对资源强制配置。表面上用计划形式，但实质是出于集权政治需要。由于社会经济无比巨大复杂和变化难测,当权者无论多么英明能干，也不可能对全部社会需求和主体利益预期了解。因此,计划往往只是领导人主观、盲目和随意的决策，结果造成重大经济浪费和灾难。如苏联多次献礼工程、祝寿项目发生重大事故，就是这种经济体制劳民伤财的例证。由于集权，苏联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半计划半统制经济严重脱离广大群众的现实需求和意志。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提出，公社领导人必须只领取工人的平均工资，这样可使工人领袖从切身利益和实际生活中了解工人利益要求。但苏联实行“权本位分配”,当权者享有高薪和优越生活待遇，干群收入差距过大。计划指标根本不顾及人民疾苦和需求，使人民对国家认同感日益淡化。因此,苏联解体，表面上是广大人民群众抛弃了党和政府,其实是党和政府早已背叛了人民的必然结果。

苏联经济还受到军事共产主义危害。“军事共产主义”指“必须抛开市场，用余粮收集制，即把农民全部余粮收归国有来取得粮食。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2]这是一种战争统制经济政策,以后列宁以“新经济政策”替代。但斯大林却重新采用，在农村用暴力消灭富农，强制实行集体化，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使苏联人均粮食产量长期低于沙俄时代；消灭个体工商业,取消生产资料市场；过度发展重工和军工业，产业结构畸形和严重失衡。积累率长期高达35%，严重超过正常值25%；将人民生活压制在超低水平，长期短缺经济和贫困生活，扭曲了社会主义本质，必然使广大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和失去信仰。信仰是支撑社会主义政党和国家的精神支柱和凝聚力，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和存在的意义。

此外苏联经济与世界经济尖锐对立。斯大林提出“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将苏联势力扩大到整个东欧。二战后，苏联更是推行霸权扩张，在全世界与美国争霸。上世纪末，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成为促动国内经济重大因素。但由于制度限制，苏联经济既闭塞又孤立，根本无法得到比较优势、规模效益、贸易乘数等一系列国际经济利益。因此，半计划半统制经济使苏联经济失去活力，失去民心，最终丧失了立国之本。

３．过度强调阶级斗争，激化社会和民族矛盾。斯大林时期，苏联国家专政带有强烈的排除党内异己目的，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党内斗争和清洗迫害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欺压迫害少数民族。不论是工业化还是农业集体化运动，都是由国家采取行政命令手段强制推行的，这必然导致社会关系紧张、党群关系紧张。为压制党内外不同意见和声音，强制推行高速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发动了大清洗运动。根据最谨慎的估计，1936—1939年，苏联约有400多万人遭逮捕和判刑，500万人受到牵连，30—40万人被处决；一半以上的党员，即120万人被逮捕； 1934年1月联共（布）“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98人，1966名代表中的1108名被逮捕或镇压，几乎所有的州委书记都被处决。在军队中，大约有2万名军官遭到清洗，4万多名营级以上高中级军官遭到迫害，全军5名元帅中有3名被杀害，10多位副国防人民委员中，无一人得以幸免，15名集团军司令中有13名被清洗。1938年，红军师以上的军官中，只

有39%的人是原任的。同时，在经济建设部门，大批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干部被清洗，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正常进行。1939年，大清洗运动才逐渐平息。所有这些严重破坏了国家法制和党的威信，引起广大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误解。对这种人为制造和残酷的阶级斗争，苏联人民必然从心理本能上厌恶。因此,当苏联解体时，苏联人民情不自禁选择了躲避。

４．严重的集体腐败。亚里士多德认为：国王应具有哲学家只认知形而上的意志才能真正用权力主持正义。而在苏联，集权形成特权阶层。当权者在法律名义上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却凭着政治权势，享受高薪、豪华住宅、特供商品和免费休假，并通过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侵占更多财富，寻租腐败已成为整个党政机关的集体行为。当权者运用权力完成财富“原始积累”后，必然要求私有化，以使财产合法化，解体苏联正是彻底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途径。据统计，在1996年俄罗斯新贵中，前苏联政府官员在总统府工作的占75%，担任各级政党领袖的占57%，成为地方社会精英的82%，进入新政府任职的74%，经济富豪中占63%。以致有美国报刊评论说：苏联共产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通过自己的葬礼而发家致富的政党。

二、苏联解体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１．要时刻保持党的先进性，党的变质是社会主义制度最大危险。苏联并不是败于国外敌人，却亡于内部腐败和分裂。教训之一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最根本原因是“物先自腐，虫必蛀之。”这是对我们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深刻的警示。异化是指主体在自身发展中，产生出一种反对或支配本体的对立面。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特性是共产党先进性的执政地位和人民民主的当家作主地位的有机统一。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最重要是是否代表人民执政。党的变质必然导致社会制度异化，导致国家变质而消亡。国家需要制度创新。苏联政治集权化，干部老龄化，组织腐败化，制度保守化。整个国家丧失了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丧失了发展活力。而且，各种无端内耗,伤害了无数人才，浪费了巨大资源,严重扼杀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当国家沉沦为既得利益者享乐的工具时，其大限也就不远了。因此，苏联教训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起以民主法制和经济公平竞争为内涵的激励机制和创新制度，以保持长久活力、不断更新能力和奋发向上的凝聚力。否则,不需外敌侵害，仅自身的老化、衰退和自残就足以导致亡国。

２．正确处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政治的僵化必然导致经济制度破产，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国家权力的产物，政治统治和经济管理完全一体化。因此，政权异变必然导致经济制度瓦解。当解体可为当权者带来更多利益和特权时，他们必然肆无忌惮的解体苏联以毁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教训在于，必须实行政资分离、政企分开，否则，经济基础不仅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政治，反而变为权力的附庸。苏联教训告诫我们，必须谨慎和稳妥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除弊兴利；同时,任何改革不能一蹴而就、急功近利和急于求成，不能脱离具体国情。因此，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采取渐进方式，在法律制度下有序进行。 ３．要彻底根除腐败对社会发展的危害，必须从法律制度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作用。苏联官僚主义的腐化严重，集权的政治制度需要庞大的官僚组织体系维持。苏联解体前，全国党政干部高达1700万多。所有会议代表和干部都由上级机关领导审定。“官定民选”方式，实际上将广大群众排斥在国家政治权力之

外，使人民对国事无处了解认知，也无从批评或建议，更无权参与和作为。1986年，苏联全国人民代表中，工人代表仅4%，群众代表7%，而干部代表高达86%。人民实际上已丧失了国家主人的地位，而人民代表不再代表人民，国家政权发生了变质，即原属于人民的政权变为维护少数人既得利益和谋取私利的工具。为了谋取权力，不惜解体国家。1991年12月8日,叶利钦与克拉夫丘克（时任白俄主席）和舒什克维奇(时任乌克兰负责人)三人经过密谋抛出震惊世界的“不要苏联，不要联盟中央，不要戈尔巴乔夫”的“别洛韦日协议”，形成对苏联致命的一击。正是苏共党内“形成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的不受党内外群众监督和制约的特权阶层。这就是日益积累起来最后导致苏联解体的社会力量。”[3]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解决腐败问题必须要以人民为根本出发点，对与苏联解体，苏联人民根本没有任何表态的权利和途径。解体本身是专权者强奸了民意。因此,沉重教训是: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民众必须真正享有政治经济权利,而不仅是文字形式上的主人。社会主义国家在权力的授受、重大决策审议和权力监督等方面，必须建立人民对国家政治的公决机制和民间独立政治方式来表达人民的意志，从法律制度上保证民意成为国家政治决策的根据。这才是社会主义人民政权和人民主人翁的作用的实质体现。美国政治家大卫·科兹指出,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的经验及其破灭的最重要教训是:我们不是处在社会主义挑战资本主义的终点，而是处在这种挑战的端。因此,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不仅需要表现比资本主义具有更高的生产力，而且还必须建立起可使人民当家作主而更自由、更民主和更公正的政治制度。真正实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

４．社会主义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对外开放。苏联长期处于封闭，基本脱离世界经济而保守落后。但1986年后,却实行几乎不要任何节制的开放，为了获得西方支持援助，不惜以严重自我弱化国家主权去迎合西方国家的意愿。这种左右极端做法，使整个社会经济在猛烈急速转变中，一下被甩出正常轨道。因此,苏联的教训显示：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为结构主体的世界经济中，要学会正确认识、对待和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首先，正确认识时代和形势是进行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大趋势。时代和形势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发展，与所有社会形态一样，离不开世界发展和整个人类步。因此，必须对外开放。这是开放的必然性。其次，实行开放，积极参与国际资源配置、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可获得更多的国际比较利益，以更有利提高综合国力。这是开放的必要性。再次，这种开放绝不能不要国家尊严、不能削弱国家主权、不能有损国家安全和利益。因此,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与和平协作的原则，实行遵守国际规则的竞争，不失原则的妥协和有利有益的合作。这是开放的原则性。最后，开放应审时度势、把握机遇、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方法得当。良好的目的和意愿，必须依靠正确方式方法实现，否则，事与愿违、得不偿失。这体现开放的灵活性。总之，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既矛盾、又统一，是一种和则共存共荣，斗则两败俱伤的辩证关系。中国将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同时，中国的发展绝不会对别国构成威胁，中国永远不称霸。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本质内涵。

因此在当前的国际政治背景大环境下，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必须坚持改革不合理的政治经济体制；必须下决心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左”和“右”两种错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6hdv.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