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利于科技发展的因素

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利于科技发展的因素

摘要：

精神形态的科学技术属于文化的一部分，物化科学技术则属于现实生产力。科学技术革命发生的基本原因除了生产的需要之外，便是文化的孕育。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近代、现代、乃至世界的科学技术发展与科学技术革命，都产生过深刻影响。中国传统用文化对于科技的发展有利也有弊，我们应该辩证的去看待这个问题。本文主要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利于科技发展的因素，这不仅能引导我们更加全面地客观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发展的关系，同时也能促使我们在现代科技发展中不断改革和进步。

关键词：传统，文化，科学，技术，因素

传统文化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在制定、实施和改进技术创新政策时必须考虑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具体国情，文化的变迁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国的技术创新政策及其相关的配套政策是可以加速或控制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的，相应的，传统文化也对我国科技发展过程有着一定的导向作用。文化与科技发展在互动的过程中必然有取舍的问题，那么是取还是舍，要根据科技发展的事迹情况来定。但是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积攒，有些思想是不可动摇的，这对于科技发展有着一定的制约，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缺乏西方“平等、自由、民主”精神，导致了封建专制，这对于科学，人才和思想都是一种压抑。因此我们应该把文化中的这些制约科学发展的不利方面剔除，同时吸收借鉴外国的先进文化思想，外国文化崇尚对真理的追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同时具有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注重对自然的探索。为我们在现代科技发展中的不断改革和进步提供参考。本文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发展的关系进行解读，从而去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利于科技发展的因素。

1. 对于天人合一的重度推崇

中国古代文化是在历史变迁中逐步完备其独具特色的传统的。这一传统从朦胧到明确的转变时期大致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当文明的进步把地理上浑然一体的中国大陆联系为社会整体时，当历史在小国寡民与大一统帝国之间作出抉择之后，中国传统文化便深深烙上了由此而导致的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方式的印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的中国古代自然观，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思想，是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古代的中华民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开拓了民族的生活空间，并稳定地保持着。陶醉于这一胜利的中国人把自己的国家看作世界的中心和主要部分，进而认为整个天地、整个宇宙都在他们的视野之中。他们虽依然同蒙昧时代的人类一样畏惧、崇拜着“天”，但却已当仁不让地将自身置于“天”之意志的执行者，“天”之利益的维护者的地位；或者说，他们并不简单地把自己看作“天”的奴隶，而是把自己看作天的某种化身。他们宁可将一切未知事物都驱入“天命”的领地，以否认自己的无知，从而使自己的观念被封闭在一个稳固的城堞之中。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认为：世界万物都服从于宇宙整体的总规律，即天命。这一规律支配着非生命世界与生命世界，支配着自然与社会，甚至支配着人与神，但它只属于宇宙总体。天命与人伦被认为是合一的，它只能通过修身养性去体验，而无法通过经验、实践去认识。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具有实践性和经验性的显著特征。但却缺乏超越感性经验的抽象思维与规律性认识。在传统自然观制约下，中国古代科学必然在浓厚思辩性质的哲学猜测与充满实干精神的生产经验、技术科学之间，留下理论科学的空白地带。此种传统思想认为：所有经验科学全都直接受支配于“天命”、“天机”。因此，无论是脚踏实地服务于生产的技术家，科学家，还是如醉如痴冥想宇宙之谜的哲学家，都无不感觉到研究理论科学乃至逻辑理论的必要。尽管中国传统自然观的整体系统观念包含着深邃的思想，并将对后代科学带来宝贵启示，但它在理论科学方面的空白地带，却阻断了中国古代科学向近代科学演化发展的必经道路。

2. 对于实用理性的过分强调

中国造物设计的体系是在儒家思想的统摄下建立起来的，其核心就是“礼\。

尽管礼的显现方式多种多样，但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人和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民众的生活休戚相关。可以说, 大部分后来用作礼器的器物都是来自原来的实用器，以至于在后来的科技发展中过分注重实用价值的表现。哪怕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科技用品，皆以实用为主，其次讲究礼制。 汉民族是一个非常注重现实生活的民族，凡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在”。这种对现实利益的过度关注，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气质性格、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并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部分。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将这一文化概括为“实用理性”，是一种湛深的表达。近代以降，中国之所以诸事落后于西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实用理性”不无关系。所谓“实用理性”就是缺乏对超验价值的追求，只关注现实的、此岸的价值。在中国，大到国家政策，小到个人生活，无不体现出“实用理性”。

在中国科学发展道路上，“实用理性”的弊端也是暴露无遗。中国人一向重视实用、技术和经验，不喜欢无实用价值、无功利目的的科学研究和探索。思考苹果为什么往下掉的牛顿，如在中国肯定会被人认为是疯子。正是西方“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奠定了今天西方领先世界的文明。

中国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导致中国人醉迷于当下生存，故无法跳出现实的此岸世界，更谈不上走向终极关怀的信仰之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这句汉语世界的经典口头禅，说明中国人烧香拜佛并不是出于真正的宗教信仰，而是出于一种实用和功利的目的，用鲁迅先生的一句精彩的话来说，烧香是中国人用祭物对神的一种“贿赂”。一个没有正义感、缺乏规则和道德约束而又从不敬畏神灵的奉行“实用理性”的民族，是一个可怕的民族。毒米、毒油、毒盐、甚至毒奶粉等诸如此类利欲熏心、践踏伦理底线的事情频频发生，不是已经让世界感到了它的可怕吗？看来，中国要迈向现代文明，必须告别“实用理性”。而要真正告别“实用理性”，就有必要让国人树立这样一种理念：在这个世界上，不仅仅只有利益，还有远高于利益之上的人类应该普遍遵循的原则、真理和正义等终极价值。

3. 对于技术实践的鄙视态度

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极其有害的价值观念就是“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即崇尚“义理”，轻视“末技”。科学技术历来被贬入“方技”。比如唐朝孙思遴是个好学深思的人，只是因为行医就被贬入“方技”之列，在《新唐书·方技列传》中记有这样的评论：“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故前圣不以为教，盖各之也。”甚至在汉代儒家经典《礼记·王制》中提出，凡以“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几千年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科学技术就是处于如此低下的地位，所以有“君子不器” 、“巫医乐师百工之流君子不齿” 的价值观念。中国的这种轻视科技、鄙视技术实践的价值观念，我们认为起源于孔子对技艺的鄙视和对科学的不感兴趣。以下两个例子完全可以说明这点。

比如，“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又如，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间其故。一儿曰： “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 “ 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 ” 一儿曰：“ 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 ” 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 “ 孰为汝多知乎！”（《列子》卷五第14页反面）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对此评注道：“ 它说明中国有一种希腊所没有的社会因素，即儒家对科学问题的不感兴趣。”

姑且对于例二，限于当时知识水平，要孔子来回答太阳的远近难以做到，但从早期的科学技术总表现为耗费体力的工艺上这点来看，同他一贯鼓吹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孟子· 滕文公》）如出一辙，这点却足证他对技艺的鄙视和对科学的不感兴趣了。或许对宣扬夭命、重视人事、鼓吹仁义的孔子来说，在对待科学技术上与老子、庄子有着同样的看法。老子的主张是：“ 为无为,，则无不治。” 根据“无为而治” 的思想，他有三条措施：1、抛弃一切智慧，“绝圣、弃智, 民制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2、不重用有才干的人，“不尚贤,户决使民无争”（《老子》三章）。3、搞暴民政策，“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老子》六十五章）“是圣人之治，常使民无知无欲，夫智不敢为也”。庄子也这么认为，他对铁器的发展，总持反对意见。其理由，第一，有伤于至性。如“ 犁” 、“锄”之有伤于“土”性，“锯气“ 凿，有伤于“木”性。第二， 器具日新，除促进生产力的发达以外，又会促进人的智力发达，从而使人心的机巧更多。庄子是叫人“ 同乎无知” （见《庄子· 马蹄》）反对人的更多机巧的。按庄子的这种反对使用机械，就是反对使用进步的技艺,而他的反对有机心，就是反对用人类的智慧，去征服自然界。于是乎，对为统洽阶级制造统怡理论的孺家学说来讲，在这点上不谋而合。认为发展技艺会伤风败俗，不利仁义道德，会使人民心机多端，不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那他们当然不会去抬举哪怕顾及技艺了。相反，统治阶级利用他们制造的敌视科学技术的舆论，便更加残酷地泯灭人民的智慧，扼杀科学技术了。

4.结语

在世界文化全面交融的今天，我们更应该以科学的精神，批判、选择与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博采众长；摒弃古今中外一切腐朽的东西，改革一切不合理的制度，经过辨证的综合，创新，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从而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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