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契约精神

香港人的契约精神——华人素质最好的群体之一 究竟是什么东西持久地支撑了凤凰卫视,构筑了整个公司敬业文化的根基？成功、成名、利益，这些让人眼热的东西毕竟只属于少数人，对于电视台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只是这些东西的旁观者。那么他们为什么激情依然，奋斗不止？

回答这些问题，杨锦麟显得很专业，他仅用了八个字：香港人的契约精神。

杨先生说，香港人是世界华人中素质最好的群体之一，在这里，工作认真、负责、勤奋、踏实、守规矩等职业化特点充斥了每一个角落。香港人的契约精神是完整和彻底的，例如一个出租车司机捡到10万元的钱包，无论如何，他要想办法找到失主或上交公司。但是，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不会告诉你因为世界上需要雷锋精神，香港人也不一定知道雷锋，但他陈述的理由里一定包括：“这是职业司机应遵守的规定。”公司有这样的规定，签约的时候他也接受了这个规定，那么他就应该遵守。

关于契约精神，日本的手岛佑郎在《犹太人为什么优秀》一书里，有过描述：

可以说，犹太人特有的思想就是他们的契约思想。人和上帝之间有契约，人和人之间也有契约。即使在结婚的情况下，新郎也要给新娘一份《结婚契约书》。

日本人之间没有契约思想。即使有契约，那也是为了消除当事双方的不信任，通过明文约定，使双方的责任最小化。这是对日本人契约最通俗的解释。

犹太人俭约有道，无论是商业还是实业，绝对不做无用的支出。他从不把自己的生活费和公司的经费混在一起，也就是说，他的生活费从不用公司的经费结算。当然，他也从不拖欠为他工作的日本工作人员和秘书的薪水。

对不言而喻的道理进行确认也是契约。

人和上帝之间可以建立契约，人和人之间也应该订立契约。契约精神代表的是一种规则，一种进步的文明。

在香港凤凰大本营的400多人里面，港人占了300多，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根基。他们和公司签订的合约是非常详细的，而他们执行合约的严肃和认真也是一丝不苟的。他们有这样一个规定：每个月都会把每部电话打出去的号码打印出来，由大家认领，把私人电话勾出来，然后该电话费将从个人薪水里面支付。香港雇员会规规矩矩地划勾，绝不蒙混过关，公私分明。餐费也是一样，香港雇员很少报销餐费，占公司便宜在他们看来是人所不齿的行为。契约精神，也体现在职位上克尽职守。干活的时候他们很少攀比，当主持人走红的时候，他们也不妒忌和暗中挤兑下绊子。

所以，凤凰的文化根基，其实是由典型的契约精神构筑，而这种精神在大陆目前的文化基础和商业文明的程度上，短时期内还难以真正建立起来。

大陆文化为什么较少契约传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葛晨虹在《伦理法与中国德治模式》一文中，对契约精神的源起、契约精神与儒家的诚信做了说明和比较：

在西方，明文规定的契约概念大概是在罗马法中出现的，但作为一种精神，却可上溯到古代希腊。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在渐渐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分离后，就不再像中国古代哲人那样，用自然的“天道”来说明社会“人道”的来源，而是用契约来解释人类社会规范的起源。我们在智者文化中，在苏格拉底、伊壁鸠鲁等人的思想中，都能感受到西方人很早就存在的契约意识。

《圣经》作为一种宗教经典，是西方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流之一。在《圣经》中，神圣契约是一种重要内容，不仅上帝与人之间立约，人与人之间也不断立约。立约的内容则从人与万物的存亡祸福到人间统治者的确立，甚至婚姻的成立与日常的买卖借贷，无所不包。《圣经》中的契约精神还包括对履约的强调，一切人一切事都必须接受契约的拘束。西方人注重立约、习惯守约，和这其中的契约思想传统是分不开的。

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也强调守信，“信”甚至被作为“五常”中重要内容确定下来，但儒家的“信”更多是在“诚信”意义上提出的，并不相似于西方的“契约”。

契约的存在必须是两方以上主体的共在，否则达不成共同的约定，而诚信则完全可以是对每个单一主体提出。诚信作为个体的一种道德品质，诉诸的完全是自律的良知，而契约则更多诉诸于外在制裁力量。在儒家诚信伦理中，违反信诺更多得到的是良心的自责，而不像西方基督教文化那样，违约者是要遭灾祸和惩罚的。

西方契约精神并不仅仅停留在古代的法和宗教文化中，还被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概念运用到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手段中。这一点在近代西方表现得尤为凸显。

可以说，西方传统的契约精神，是西方法律最终脱离伦理法走向形式化道路的重要背景因素。而中国古代“法自天出”、“圣人作法”观念，使中国法律失去了来自契约精神的内在推动。

简单地说，100年的殖民化过程，把西方人的契约精神深深根植在了香港人的心里，令他们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在香港办公司，有一点特简单：不会按人划线，不会这边处理一个，那边十个人过来说情。程鹤麟说，我是在代表刘老板来管理资讯台，我告诉你们，我每一句话，说这个节目该怎么做，说那个节目怎么做，都是有出处的，或者是老板，或者是院长，但是我没必要每天解释几遍，说这是老板的指示，那是院长的意图。我们一个台，要有灵魂，有风格，就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了算，否则就一盘散沙。换句话说，就是刘长乐的风格要通过我们的劳动体现出来。程鹤麟说，其实我有很多东西和刘老板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工作量、新闻观，可是他说的，我就必须执行，就是这样。

长时间的英式教育对于香港人来说，起码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非常懂得规则，也懂得遵守规则。香港人在这一点上挺明白的，值得大陆人好好学习。资讯台的一个香港员工来工作了大约10个月的时候，突然生一场大病，休息了一个月，然后又来上班，一个月后又病了，第二次病愈再来就辞职了。说是内心愧疚，这样子给人家打工，一天到晚住院，老板不说，自己也不好意思。

糟糕的是，凤凰卫视有一些大陆过去的人常犯大陆人的毛病。他们并不是通过关系来的，是自己早期移

民到的香港，原来在报纸，或者别的什么机构工作，看到凤凰是一个内地人做老板的电视台，就投奔而来。这些人在给真正的香港资本家打工的时候，会遵守那里的规矩，到这里一看，你刘老板是内地人，王院长是内地人，程鹤麟是内地人，就开始犯内地人的毛病，装傻充楞的事也时有发生。

比如说泡病号，这是一个大陆专用词汇，用以形容小病大养、无病呻吟之人。有一个这样的人泡病号泡了足足三个月，已经不是养病，而属于钻法律的空子，有点吃大锅饭，不吃白不吃的无耻。

程鹤麟气急败坏地跑到人事部说，这种人我不要他，我要炒掉他，但是我不知道这种“病号”能不能炒掉？人事部说，当然不能炒。如果把一个病号炒掉，是犯法的。程鹤麟忍气吞声地等了三个多月，才把这人炒掉。吃一堑长一智，以后遇到“大陆同胞”，老程先打“预防针”：这里是香港，不是大陆，咱们按香港的规矩办事。如果人家追问一句这话啥意思，程鹤麟俩眼一瞪：一句话，死得病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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