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雅俗变化看宋代文学的审美观

从雅俗变化看宋代文学的审美观

摘要：宋代文学处于一个文化转型时期，雅俗变化呈现出跟前代完全不同的走

向，宋代文学以雅为宗，但同时又出现以俗为雅、雅俗结合的现象。宋代文人不但可以接受俗文学，而且努力改造雅文学，使宋代文学达到与前人不同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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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转型时期，在继承前人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又对其进行创新和突破，使俗文化逐渐“登堂入室”，成为主要趋势。宋代文学也受其影响，总体呈现以雅为宗，以俗为雅，雅俗结合的现象，这种审美观的形成主要是受宋代文化的影响。

一、雅俗变化成因

宋代科举取士的规模远大于前朝，平均每年取士的人数是唐朝的十多倍，致使许多平民庶族踏上仕途，寒门庶族士子构成了宋代权力核心的主要成分，官僚、文化与学者三位一体成为他们的主要特征。而这一群体也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主体。一方面，宋代士子本质仍深受儒家传统的正统思想影响，努力维护传统封建的伦理道德，注重品行、操守。加之宋代重文轻武政策盛行，文人成为宋代朝廷的“顶梁柱”，那么他们所倡导的文风必然倾向典雅，例如宋初盛行的西昆体，代表作家是杨亿这样的翰林学士，他们所倡导的辞采华美，对仗工整，风格典雅等诗风在当时风行一时，独领风骚；而另一方面，这些士子骨子里本就是平民，对市民文化有归属认同感。再加上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士子们的观念被冲击，怡情养性，追求娱乐成为他们的自觉需求，在文学作品中体现为“以俗为雅”的倾向。

宋代长期以来，社会较为安定，农业发展迅速，剩余农产品增多，传统的小农经济必然受到冲击，同时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出现了较大的城市群，市民队伍不断壮大，出现了勾栏、瓦舍等通俗娱乐场所，市民的文化消费逐渐增多也促进了通俗文化的发展。

宋代教育与印刷业发达，为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方便，也扩大了文化的消费群体。为了有更多的读者，雅正文学也不能一直“高高在上”，也得适应市场需求，进行适当的通俗化。“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曾以民间说唱艺术的

形式写过一组《渔家傲》和《采桑子》鼓子词，描写了宋代的西湖美景和风俗民情，打破了通俗文学与文人词之间的隔阂，把词的音乐性和通俗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二、雅俗变化的表现之——诗俗

宋代士人从小接受的传统教育根深蒂固，却在世俗生活中摸爬滚打，两种截然不同的不同的文化在他们身上体现，于是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体现出这种的矛盾的心理。宋代士人在人格上都尚雅忌俗，而在诗作上却多主张以俗为雅或雅俗结合。苏轼说：“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认为士人俗则无可救药，而又说：“诗须要有为而作，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认为作诗应以俗为雅。宋代士人的思想人在维护传统礼教，同时又写下了大量的世俗佳作，他们这种矛盾的现象就是雅文化与俗文化的相互碰撞、交织。

诗歌在唐代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宋代诗人必须另辟蹊径才能不落人下。宋人也从一味模仿转向创新，而创新的主要方面就是将诗歌生活化、世俗化。梅尧臣从日常生活琐事中取材，将琐屑小事写得饶有趣味，如《七月十六日赴庾直有怀》写值夜时思念妻儿，《范饶洲坐中客语食河豚鱼》描写美味而有毒的河豚等，梅诗在艺术风格上也以追求“平淡”为目标，他的《鲁山山行》“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 ，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就体现出了“平淡”的风格倾向。诗风是以偏离唐诗丰深情韵的风格为方向。梅诗的题材走向和风格倾向都具有得宋诗风气之先的意义，后人评之为“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级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着眼于此，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对梅诗赞叹不已。

梅诗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宋代以俗为雅的先河，而从黄庭坚便开始了对诗歌的俗化。陆游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现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如“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诗中，从农村的平凡生活中发现生活乐趣；身位理学家的杨万里，用近于口语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对平凡事物中蕴含的哲理的思考，如“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一诗，所咏的都是十分平常的景物，却给人以新鲜感又富于理趣。宋诗中“以俗为雅”扩大了诗歌的题材范围，增强了诗歌的表现手段，使诗更加贴近现实日常生活。

三、雅俗变化的表现之——词雅

词体进入晚唐五代之后，经文士的改造和加工而渐趋成熟，又经“花间派”温庭筠的改造和南唐词人冯延巳、李煜的强化，进一步确立了以小令为主的文体体式和以柔情为主的题材取向。然而，宋词的真正兴起和繁荣则是在宋代这个特殊的文化环境中。柳永由于仕途失意，一度流落为都市中的浪子，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应歌妓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演唱，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通俗作曲家”。柳永使词朝着通俗化方向发展。而从苏轼开始，对词体进行全面改革，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认为诗词同源，词也应当同诗体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如《江神子· 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表现了苏轼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词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象进一步改变了以红粉佳人、绮筵公子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词坛格局，改变了词作原有的世俗化，朝着雅正的方向发展。

后经辛弃疾的发展，词与诗在表现手法和抒情功能上基本合流。辛弃疾在艺术上博采众长，认为词不仅可以抒情言志，还可以议论说理，增强了词的艺术表现力，并最终确立了词体与诗歌分庭抗礼的文学地位。在《贺新郎》一词中，“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持樽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沈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辛弃疾用散文化的句法，音韵节奏却依然自然流畅、活泼传神。姜夔依旧沿着周邦彦的路子写恋情诗，却过滤省略了缠绵温馨的恋爱细节，只表现离别候的苦恋相思，从而将恋情雅化，赋予柔思艳情以高雅的情趣和超凡脱俗的韵味，使恋情词也上升到高雅的地位。

到南宋后期，词的雅化达到极致，周密融会白石、梦窗两家之长，形成了典

雅清丽的诗风；刘克庄作词“不涉闺情春怨”，一以国家命运为念，深化和提高了词的思想境界。宋词发展至此，已经很明显的呈现出与从俗到雅的发展进程，恰与宋诗相反。

四、雅俗变化的影响

同样是在宋代这个不变的文化环境中，诗和词却走着看似完全不同的道路，然而在仍以儒家传统文化为主导的时代，尚雅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引导者文学的发展，所以在思想观念上，不论是宋诗以俗为雅、雅俗结合，还是宋词的化俗为雅，都有对传统高雅思想的回归。但是在创作上，诗和词却都表现出世俗的一面，与传统文化相悖离，这种矛盾的现象是与宋代审美观的变化相适应的。

在宋代以前，传统的审美观大都崇尚雅正而鄙弃世俗，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其他艺术形式，都已推崇高雅为主流。然而在文化转型的宋代，文学的自觉性和独立性不断增强，大众的世俗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从士人到平民都要求适合自己的文化消费，雅俗的界限开始模糊，标准也逐渐被混淆。本来雅文学和俗文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却在宋代通过诗词不同的走向而逐渐融合。典雅的艺术风格之所以被人奉为正宗，正是由于它和传统儒家的文化观念及审美思想相一致，因而得到学者、士大夫的认可，而宋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突破不仅是对世俗文学的认同，也是对雅正文化的回归。

从文学整体发展来看，文学的主流就是雅俗不断交融、共同发展，而这一点就是从宋代的转型开始。宋代雅文学和俗文学不再完全对立、互不联系，而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不断进行交流互补，改变了雅文学“一统天下”而俗文学“一文不值”的格局。宋以后，不论是小说还是戏曲，这些民间通俗文学开始出现在士大夫眼中，扩大了文学的范围，使文学的娱乐性和审美性大大增强，不仅改变了宋代自身的文学审美观，更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后来的明清传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形成了中国文学的基本发展趋向。

参考文献：

[1]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郭预衡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中国古籍出版社 [3]张惠民 《宋代词学审美理想》 人民文学出版社 [4]郑振铎 《中国俗文学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张松如 《中国诗歌美学史》 吉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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