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

成名的想象：

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

摘要

专业主义正在日益成为中国大陆新闻界和新闻与传播教育界的一个重要议题。它的内涵是什么？它在中国新闻改革中正在如何形成？它的形成过程如何反映出中国新闻改革中的各种矛盾和张力？这些是本文力图回答的问题。本文强调，专业主义是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强调的是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工作的普适性特征；它又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与市场导向的媒体（及新闻）和作为宣传工具的媒体相区别的、以公众服务和公众利益为基石的意识形态；它还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模式，是与市场控制与政治控制相抗衡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业社区控制模式。我们从新闻从业者如何期待及建构专业名望入手，分析三种实证资料，包括实地观察、深入访谈和阅读新闻工作者的自述，以考察在改革中的专业主义话语实践。我们显示，专业主义在中国有多个传统的渊源，面临各种力量的制约，在实践中具有碎片和局域的呈现。专业主义的话语建构有正式与非正式成名场域的区分和相互渗透，有以强制和“相互收编”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式对权力的行使，有组织、行业和体制内外的互动。这种专业主义话语的建构是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向面。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力图显示，专业主义的话语在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具有解放的作用，预示着更加深层的变革。

作者说明：本文所分析的实证资料来自历时一年多的田野考察。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一批研究生，于2000年上半年，接受了执行田野调查的培训，并深入媒体，进行了3－6个月的参与观察，他们还执行了部分对基层和中层新闻工作者的深入访谈。没有他们的参与和贡献，本文不可能完成。我们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文中若有任何失实或错误，与他们无干，都是我们的责任。本文资料部分来自“中国新闻改革”研究项目，这项研究得到香港特区政府大学资助委员会给潘忠党、陈韬文等的资助，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给陆晔提供的博士后研究资助。陈韬文教授在资料搜集和论文的观点形成过程中是我们的合作者。我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如何考察20余年中国新闻改革这一历史的动态？其中一个取向是分析具有解放意义的关键概念（包括关键词和理念）与改革实践之间的历史勾联（articulation），也就是考察“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张力、妥协、渗透、和整合及其历史表现。 [1] 采取这样的分析角度，有学者显示，“信息”、“传播”、“受众”等西方传播学概念在80年代初的引入，在新闻改革中起到了理念和话语层面的解放作用，激发并合理化了很多改革实践（李，1995； Zhang，2000）。改革既反映在话语之中，又受话语的羁绊。当前，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正成为新的话题，它如何在新闻实践中得到阐述（郭，1999）， [2] 也就成了我们理解当前中国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闻工作是门职业（occupation），其内容就是新闻信息的采集、整理、加工和扩散。说它是专业（profession）是指从事新闻工作必需的专业技能、行为规范和评判标准，而这些又必须通过专门的训练而获取，并为新闻从业者所共享。因此，业界的人士常以“专业”或“业余”（amateur）来评判新闻产品，并赋予前者以褒义。“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的概念则远远超出了职业的基本社会学特征。在此基础上，它还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专业主义”是一种模式，即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模式；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即不同于政治权力和自由市场的一套理念和信念（Freidson，1994)； [3] 它还是一套话语，阐述的是媒体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角色及专业操

守。它在西方的产生，有着特定的语境，其中包括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独立、自主的传媒，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liberal democracy）和服务行业的专业化（Macdonald，1995)。它是商业媒体赢利（business interests）和服务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s）这两个动因之间的矛盾和张力的产物。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新闻工作的专业主义成为显要议题，这本身就是社会变革的一个标志，它反映了新闻改革面临新的挑战，其核心就是新闻工作者如何应对商业赢利与服务公众利益之间的张力、如何应对政党与媒介之间的关系。

作为模式和意识形态的“专业主义”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但是，新闻改革已经涉及到了很多符合专业主义的内容，其中包括反对“假、大、空”，以事实说话；强调贴近生活，提高媒介的服务性；反对“有偿新闻”，提倡新闻业的职业伦理；呼唤“舆论监督”以及内容采编和媒体经营的分别管理等等。可以说，经过20年的新闻改革，建立新闻专业的信念、伦理和规范，早已成为新闻改革过程的新闻实践的重要内容，新闻工作的“专业主义”已经呼之欲出。只是与西方国家比较，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之发展有自己的特征，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条件，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特有的新闻和传媒体制。因此，考察新闻工作的“专业主义”在中国正在如何形成首先具有认识新现象这一理论意义。其次，在西方社会，“专业主义”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一部分，具有服务于既定体制（the establishment）的功能和保守趋向（Hackett & Zhao，1998；Tuchman，1978； Said ，1994）；在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专业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却成为重构媒介和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角色与功能、改变新闻从业者群体结构的重要象征资源，具有“解放”的作用（Lee ，2000a）。

本文从一个角度切入，探讨新闻从业者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建构和表述他们的专业理念。我们将这个角度称为“成名的想象”。这里所谓的“成名”，即成为著名的新闻从业者，或者是获取专业或职业的名望（fame）。这种名望包含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对新闻从业者的角色的期待，以及评判新闻从业者及其成就的标准和价值观念。这里所说的“想象”，就是通过话语和实践对这些理念的表述。“成名的想象”因此是一种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即新闻从业者将专业理念沉淀于新闻实践，并通过社会实践加以阐述；它是理念与实践活动、个体与同行的群体、个人与社会制度之间的一个结合点。从这个角度切入，我们可以考察新闻改革过程中理念与实践的勾联。同时，由于中国新闻从业者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之一部分，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中的角色转变就成为我们考察的一个重要底色；又由于“专业主义”之形成在西方社会也是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变化的过程（Jacoby，1987； Larson，1977），因此，我们的考察也就具有了反映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角色转变这一更普遍的意义。

? 专业名望：象征体系及其历史的继承

1. 成名想象与专业主义

西方社会学界对专业化（profssionalization）的研究显示，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职业，其职业角色通过职业理念和精神的内化而形成，它强调个体在从业过程中的社会道义和服务公众的责任；专业化程度较低的职业，其职业行为更多地由外部控制而非来自内部压力（Vollmer & Mills，1966）。这种研究应用一些社会学的标准，考察一个职业是否已经形成为专业。这些标准就是专业主义的具体表现。在行业层面，它们包括（1）专业知识的积累，（2）获取专业知识和技能必需的系统训练，（3）专业实践的资格认可，（4）彰显专业精神的范例，以及（5）确认这些范例的行业内部机制和行业组织的自律等（Wilensky，1964）。 [4] 落实到个体，这些标准就是一系列内化了的专业信念、价值观、行为标准和从业实践的规范。专业化就是进入这一行业的个体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实现这种内化。这个过程包括

在校的专业训练和在岗的实践，执行社会化过程的实体包括专业训练的老师、行业内的典范、专业组织以及传媒组织（Beam，1990; McLeod & Hawley, 1964; Splichal & Sparks, 1994; Johnstone, Slawski, & Bowman, 1976; Weaver & Wilhoit, 1996; Windahl & Rosengren, 1978）。

采用这样的研究取向，西方学者对新闻业是否已成专业常有不同的结论。认为新闻业尚不成为专业的学者们指出，新闻工作者不需要象医生和律师那样要领取从业执照；新闻行业的自律不如医疗和法律等行业那么强烈，机制也不那么完善（Johnstone et al., 1976，pp. 97-112）。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从事新闻工作需要高度的专业技能，获取这些技能需要——或者说越来越需要——专业的训练，并且整个新闻行业有它的道德标准和职业信条，并有专业组织阐述和执行这样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在西方，新闻业已经形成了阐述这些专业特征和理念的一套话语，并且有相对独立于商业和政治利益的专业规范机制。因此，学者们一般认为，新闻业是正在走向专业化的行业，新闻从业者也因此被当作“专业传播者”（professional communicators）来研究（Ettema, Whitney, & Wackman，1987；Tunstall，2001）。

西方新闻工作专业主义的核心是决定专业特征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1）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3）他们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4）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5）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 [5]

这些原则的形成并得到实践是个历史的过程。在美国，报业经历了从独立前的政论报纸、19世纪30年代前的政党报纸到大众化商业报纸（媒体）的发展，媒体由此逐渐获取了独立的经济实力。与此相应的是民主政体对新闻及言论的发表与流通自由的要求和保障，以及实证科学原则在社会各方面的普遍渗透。在这样的环境下，专业主义逐步发展成诠释、衡量和评判新闻工作的主导话语，它整合了三个领域的理念，即新闻传媒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新闻从业者的行为准则（Schudson ，1978；Gans, 1980；陆，1994)。 [6] 在这样的语境内，新闻媒体具有独立发现和报道事实的使命，新闻从业者享受自主的专业人格。这些理念在中国介绍的一些早期美国新闻学著作中就有体现。比如，美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也是中国最早翻译出版的西方实用新闻学著作——休曼的《实用新闻学》（1903年出版，1913年出中文版）称：“报纸者制造文明之利器也，以观察世界之情形为事者也。”（休曼，1913，p. 176）。尽管商业媒体以赢利为目的，但对新闻从业者来说，“新闻事业不仅仅是一门职业而已，它还是一种召唤，就象人们感到宗教神职对他们是一种召唤一样” （海敦，1980，p. <3）。当代传播学者认为，专业主义的话语具有整合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社区（professional community）的作用，并通过新闻从业者的实践和他们对于自己的实践的集体解说而不断再生、不断丰富。历史上和当代的著名新闻从业者，与新闻业中的某些“热点时刻”（hot moments）一道，共同成为凝聚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范例，成为新闻专业主义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Zelizer，1993）。

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从业者的专业名望是一个叙述专业主义的象征体系。它源自新闻从业者的实践和产品，又不局限于实践和产品。与各种社会实践一样，新闻实践，如布尔迪厄（Bourdieu，1990）所说，是“临场发挥的表演”（improvisatory performances），其元素是行为者对场景的诠释和在具体场景下策略的选择。这些实践又成为其他人面对的“社会事实”，被他们所诠释，构成他们行为的条件。新闻从业者的专业名望在这种互为条件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表述了社会对新闻实践的“评估式诠释”（evaluative interpretations），体现了一个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共享的价值观念、评判标准和参

照框架（frames of references），反映了新闻这一行业对这些理念的集体认可和推动。因此，专业成名的想象是集体的活动，由具有象征意义的实践所构成，并通过话语而建构（Fairclough，1992）。当我们说专业化是个历史的过程时，也就是在说专业主义的话语建构是历史的动态，由许多新闻从业者成名、职业群体对这名望不断诠释、新一代从业者发扬光大这名望所代表的精神和理念这样一系列活动所构成的。

2. 成名想象中的传统继承

新闻作为职业在中国的产生与演变有自己的特征，其中不乏与西方的专业主义相吻合的成份。早在60多年前，《大公报》总编张季鸾的“四不”原则——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就以中国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媒体必须独立、自主和中立的理念。当《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命名为“最佳外语报纸”时，张代表报社同仁又一次表达了他的办报理念。他说，他和他的同仁们办报不是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野心，也不是为了成名，而只是为了事实和真理。在这三个诱惑中，他特别强调警惕“成名”的诱惑，因为新闻从业者总是希望自己有读者（方、张，1994）。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张是在说，名望会将新闻从业者置于“他人目光的囚禁之中”（Braudy，1986），令他（她）失去自己应有的独立和中立的观察立场。

但是，不可避免地，中国新闻业有自己的“名记者”或“名报人”，为新闻从业者的成名想象勾勒了一个话语场域（discursive field）。这是个多向面的空间，其构成因素中就有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角色演变的维度。中国近代报刊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相伴而生。早期的著名报人，包括王韬、黄远生、梁启超等，多是因变法失败或不事科举而走上了以办报参与社会变革的道路。办报成为知识分子实践传统的“士大夫”理想的新途径，也是他们获取社会名望的新途径（Yu，1993；方、张，1994）。办报者继承的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议政传统，怀有主持公理、指斥时弊的理想。中国近代史上两次国人办报的高潮，都和思想启蒙与政治变革密切相关（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因此，驰骋报坛的往往是如王韬、梁启超等报刊评论家，连民国初年以新闻报道著称的最负盛名的新闻写作里手黄远生，其“远生通讯”的巨大魅力，“恰恰在于它那强烈的政论色彩”（宁，1996, p. 1）。被后人誉为中国新闻界全才的邵飘萍，更是主张报纸应为改革社会政治之利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的民意之前”；报纸虽须独立，但不可忽略乃至放弃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他手书的“铁肩辣手”四字，至今仍是讨论新闻从业者社会角色的经典表述之一。 [7]

这一传统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大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起伏跌宕，无不与报刊密切相关。晚清以降，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都直接介入了报刊的编辑出版（陈，1997；《新闻界人物》编辑委员会，1983－1989）。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无论是著名的报刊还是著名的记者，其社会影响和贡献首先是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思想启蒙，其次是针砭时弊、自由议政的舆论监督，作为最基本的新闻职业的功能——报道新闻、传递信息——则在最次。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是最末一代封建士大夫（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和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和学人（如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周作人等）（许，1997），其精神轨迹一脉相传，就是以报刊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推动社会进步。

尽管如此，当时的新闻业毕竟在国家权力体制外运作，早期的报人和以报刊为思想启蒙阵地的文人也因此带有了在“社会”这一场域活动的特征。 [8] 作为“公共领域”的雏形，独立新闻业的发展推动了对西方新闻理念的引进。前面所引述的张季孪和《大公报》，以及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中国新闻教育方面的深厚影响，都以不同形式体现了这个“西学东渐”的传统。 [9] 这个西学的传统，即便是

在“党的新闻事业”体系建立之后，虽然只剩下表述新闻价值观和新闻作为事实或对事实的报道这样的碎片，仍然渗透在新闻教育中。 [10]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部分继承了启蒙的传统，但在制度上彻底改变了传媒与国家（state）的结构关系，将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收编（co-opt）进了党－国的体制，将他们定位成党的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和宣扬者。 [11] 传媒不再外在于国家的权力系统，而是其中的构成部分；传媒不再从事思想启蒙，而是灌输主导意识形态，并且执行政治的指令；新闻从业者不仅是文人和信息流通的“把关人”，更重要的是党的宣传工作者（Liu，1971）。这是来自前苏联、并在革命过程中被“中国化”了的“党报”传统。这一传统培养了以邓拓为代表的一批“著名新闻工作者”（Cheek，1997）。他们将知识分子传统的“使命感”转换为“党的宣传工作者”的忠诚，精益求精地从事宣传事业。即便是在以改革为核心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们也仍然在此框架内重新审视自身的职业角色，确认“著名新闻工作者”。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闻界最重要的几个事件和最著名的一批新闻工作者，无不凸显新闻从业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国家的命运、前途和未来的深切关注，反映他们通过自己的专业实践阐述党的政策这一取向（新华社评论，2000年11月7日）。比如，1978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2]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全文转发当时任《辽宁日报》记者的范敬宜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报道“莫把开头当过头”，1985年《中国青年报》对大兴安岭火灾的深度报道“红色的警号”、“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人民日报》的综合报道“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以及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采写邓小平南巡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等，都是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使命和宣传效果高度结合的突出案例。 [13]

随着改革的深入，尤其是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西方以客观性法则为基础的“把关人”理念，也随着媒介环境（包括新闻教育）的逐步开放而以新的力量进入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视野。在80年代初、中期进入大学校门的新闻专业学生，更是直接感受到了西方新闻职业理念的影响。到了90年代，他们中相当一部分进入了主流媒体的中层管理部门，其余大多数也是各媒体的业务骨干。通过自己的改革实践及表述，他们大大拓宽了新闻从业者建构专业形象和名望的话语空间。比如，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总制片人时间就自诩为“是最早受到国际传媒影响的老师培养的学生”，虽然说这种影响是有限的。 [14] 甚至，一些被业界视为最接近西方专业主义理念的新闻实践活动，几乎就是对海外同行的模仿：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的编导认为美国CBS的《60分钟》对其影响是很大的。同样，上海电视台的《新闻观察》在开播前，制片人和栏目主要编导也是大量研究了国外的同类节目，特别是《60分钟》，发现西方的新闻理念中规律性的东西在中国媒体实践中的意义（陆、黎，1998；蒋、孙，2000）。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媒体的冲击也影响到从业者的专业认同。2000年，被业内同人视作“最具有使命感”的电视编导夏骏辞去央视《新闻调查》制片人一职，下海出任民营的北京银汉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夏骏自称是“早起赶路的人”。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解读到他对市场经济造就更广阔的媒体发展空间的可能性的强烈期待，也可感受到他自视为中国媒体改革先行者的自豪。 [15]

3. 成名想象的话语空间

在中国传媒改革的历程中，中国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历史使命感、党的宣传工作的要求，以及西方的新闻专业理念和商海的诱惑，构成了中国新闻从业者内部错综复杂的内心冲动。同时，短短二十年间，从媒介改革实践活动中呈现出来的历史时空脉络已经有了明显的质的变异，处在历史脉络的不同坐标上的新闻从业者，其价值取向和对职业生涯的自我期许也已然大不相同。 这些多元、多变，不同类型的“名记”或“大腕儿”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以不同方式得到认可。这一方面反映了改革时期新闻专

业话语的杂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转型这个特殊历史阶段相当可塑的话语空间。理论上来说，这个话语场域由几对相互对应（或对立）的概念构成。 [16] 表一是对这个话语场域的抽象总结。这种抽象当然省略了很多在实践中的变异，但是，我们从中仍可以看到各种已存话语体系的相互混杂。首先，这几对概念虽各自源于不同的传统，但是每一个概念都揉合了不同传统的元素。其次，在特定的话语场景，这些概念会有不同的组合，并与特定的新闻从业实践形成某种形态的历史勾联。 [17] 比如，所谓“人民的代言人”可以表现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为民请命，党的新闻工作的特性——群众路线，市场运作的要求——服务于消费者。尽管如此，话语场域的这些向面却构成复杂多变的现实背后的“元结构”，这些基本的“定位概念”也就是专业主义话语的基因或“基模”。

表一、 改革时期中国建构新闻专业名望的话语场域之构成 主要的向面 新闻从业者的角色 新闻工作的性质 新闻传媒的社会功能 新闻工作的行为原则 合理性的来源 典型名称

多种元素的揉合，使新闻实践的话语有可能根据不同语境在不同体系之间变换（潘，1996）。也就是说，在不同的语境下强调不同的元素，可以使话语体系与具体行为场景结合为不同的形态，形成所谓“理念与实践结合的历史多样化”。这种多样化，一方面反映了改革实践的多彩多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改革话语缺乏内在统一。因此，中国新闻改革以及新闻专业主义所发生的历史场景不具备意识形态的单一性。

不同的“著名新闻从业者”，代表了不尽相同的新闻专业理念，即便是同一个著名新闻工作者，比如夏骏，也集合了不同的话语成份。在具体的新闻实践当中，与上述的话语场域所勾联的是三种现实力量（图一）。

图一、 新闻专业成名想象的实践空间

新闻专业理念

商业传媒体制

政治宣传体制

这三种力量，既发生在话语场域，即由上述基本概念的不同组合而构成的三个内部相对一致的话语体系，又有社会实体的意义，包括传媒体制、传媒运作中资源配置和流通渠道、具有不同教育背景的新闻从业者及其实践、以及他们互动的实践。它们相互冲突、渗透和调和，构成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专业实践的历史场景。在这样的场景内，新闻从业者选择自己的实践活动，评估各自的实践活动，并

党的宣传工作者 教育、启蒙 社会整合、思想教育 事实、真理 党－国体制 著名新闻工作者、著名报人 定位概念 人民的代言人 公众服务 信息的扩散、事实的呈现 事实、客观 市场经济 “大腕儿” 正当化（legitimation）这些实践活动。因此，专业成名的想象，也是不同的权力（power）相互抵触、讨价还价（bargain）和调适的过程，形成改革过程中的微观机制（micromechanism, Tsou, 2000）。 [18]

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探讨这些机制：“正式”与“非正式”同行认可方式的相互渗透，体制内上与下的相互收编，和组织、行业及体制内外的互动。这些探讨所引用的实证资料来自实地观察、深入访谈和各种文献。我们将这三种实证资料都作为广义的“文本”，即勾联论述和行为、个人实践与传媒体制、个体与专业群体的具有内部结构的系统， [19] 以考察置于具体的语境和行为情境的新闻改革实践者的言与行，探寻这种话语实践在动态中相对稳定的关系。

? 同行认可：“正式”与“非正式”方式的相互渗透

我们讲的专业成名，具体指的是在业内得到认可。这种认可的方式多种多样，简单来说有获得全国性的新闻奖， [20] 在同行们（professional peers）中享有“大腕儿”或“名记”的口碑，在行业报刊或专业人士的著作中常被提起等。 [21] 各种方式的认可进一步抽象化为两类：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由于中国新闻业的专业协会，如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是官办的，由它所主办的各种重要新闻评奖因此属于正式的认可方式，荣获各种专业奖励，自然更多地表达官方的新闻专业话语。其它的方式就在不同程度上比较非官方，尤以“口碑”最为“民间化”。这种非官方或非正式的认可方式，经常会带有更加浓重的“异类”（alternative）话语的成份，有时还有意识形态抗拒（ideological resistance）的取向。

这种二分法有简单化的倾向，因为不仅官方或非官方的话语相互渗透，而且经常地，正式和非正式的专业认可会重叠。比如，孙玉胜1994年成为当年最年轻的“韬奋新闻奖”获得者，标志着官方对他的专业成就的认可。同时，他也是业内公认的“著名新闻工作者”，具有开拓精神，领导创办了中央电视台颇有影响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等栏目。同样，没有官方专业奖的标志，不等于说没有得到正式的承认。比如，光线传播的总裁王长田，在短短三年内成为电视业内颇为著名的人物，其标志之一是刘勇在其所著的《媒体中国》开篇就描写了他（刘，2000）。但是，王没有得过新闻奖，虽然他当年在北京电视台策划《北京特快》时显示了自己在体制内的价值。他的成名不仅在于被同行所称道，而且在于他的公司生产的电视节目，《娱乐现场》、《海外娱乐现场》已经在200多家有线电视台被播放，而这些电视台目前自然都是在现有的新闻体制之内的。反映这种相互渗透，2000年底，自称是“中国最新锐时事生活周刊”的《新周刊》，举办了首次民间的 “中国电视节目榜”评选。在这次号称“

尽管有这些渗透和重叠，正式和非正式的区分还是很有意义的。1985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当代十大名记者》（陆，1985）。这十佳中领衔的就是当时的新华社社长穆青。他的成就首先在于他自抗日战争开始，写了一系列影响很大的通讯和特写。这些新闻作品具有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们以动人的文学笔法，宣传了党的政策，树立了党所需要的革命者形象，其中最著名的是焦裕禄。 [22] 这种以抓住宣传政策为“主题”，写出有影响作品而成名的新闻工作者还有原《辽宁日报》记者，后来先后成为《经济日报》和《人民日报》总编的范敬宜，《人民日报》记者和经济部主任艾丰，原《科技日报》记者郭梅尼，以及后来成为新华社社长的郭超人等。郭超人在临逝世前出版了他的论文集，将之命名为《喉舌论》，集中反映了“忠诚的党的新闻战士”这个成名的传统（郭，1997）。

到了改革深化的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这个传统出现了一些变化。虽然，这个传统的底蕴——中国知识分子忧国优民、启迪民智的使命感——长绵不衰，但是，“政治宣传”的色彩在减弱，或者说，

文人的使命感进一步浮出表面，并逐渐与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服务消费者”或“客户”的意识以及自己创业的意识相结合。胡舒立在《中华工商时报》的崛起代表了这种新型“名记”中的一类。胡自己说，她在《中华工商时报》得到了当时的总编，也是在全国具有改革声誉的老报人，丁望的扶持。丁不仅将她作为一位财经记者使用，而且给她自主，开辟署名专栏。通过这个署名专栏，胡成为业内名气很大的“大腕儿”，也成为财经官员们认可的名牌记者。倚靠自己的名望，胡办起了《财经》双周刊，并且又受聘成为凤凰卫视的财经频道总监。她已经不仅仅将自己看作是一名记者，而且是创业者。但是，在她身上，那种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入世精神仍然非常突出，表现之一是她关注新闻界的动向，尤其关注资本的运行，希望自己的写作和杂志能够影响资本运行的文化和制度环境。 [23] 另外一位类似的案例是南方某报一位部副主任。虽然他的名气远没有胡舒立那么大，但他有相似的成名途径。他自学成才，熟悉了IT的发展和产业，于是办起了一份每周一期的IT专版，并在专版上开辟有自己的署名专栏。这署名专栏提高了他在新闻业内和IT业内的名声，使得他经常得到IT公司老板的邀请，试用IT产品，并写评论。 [24]

《南风窗》主编秦朔又有所不同，他的署名专栏“窗下人语”以常常触及社会敏感问题著称，特别是1998年的《标致·乙烯纪念碑》一文促成广州市人大通过了确立重大市政工程责任人制度的提案，《南风窗》也因此被称做“中国第一政经”杂志（金，2001；朱，2000）。一方面，秦获得过不少官方的奖励，如“广州市十佳青年”、“广东省先进工作者”——人们通常称的“劳模”，反映出比行业的官方认可更加宽泛的知名场域， [25] 另一方面，秦朔认为中国老话里“三十而立”的“立”，“其核心应该是一种精神与思想的自由”，靠自己的影响力吃饭。他推崇如传媒大亨默多克和好莱坞经纪人奥维兹那样的人，认为他们最有文化影响力；他心目中最优秀的文化人，是当年商务印书馆总编张元济那样的管理者，他的努力使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集团，很多文化名人，都是从商务印书馆起步的（金，2001；朱，2000）。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式与非正式的成名场域、文人追求和市场导向奇妙地融为一体。

与秦朔类似，某市电台一位听众热线电话节目的著名主持人也是该市和全国的“先进工作者”，但他没有秦的那种“文人”情结。他将自己看做替党“补台”的人，也是为民众说话的人。在他那里，他的使命就是“为民解忧，不为党添乱”，因为，在他看来，法制的不健全导致很多问题没有正常的渠道得以解决，所以才有听众热线电话这样的节目，才有将问题在这个节目上“曝光”的需要。他认为这是媒体实行“舆论监督”的方式。由于持有这种理念，因此，他工作中的困扰也不同于胡舒立等人。他的一个困扰是很多听众对于媒体有错误的期望，把媒体当作了政府职能部门。他的另一个困扰是有时听众致电媒体反映问题，但是投诉者和被投诉的官员或部门各自都有正当的理由，出现所谓“两方都正确”的局面。 [26]

“正式”与“非正式”的区分还有其它的意义。有些“名记者、编辑”在官方或非官方各自的场域内得到专业认可，却未必可以相互转换。比如《人民日报》评论部的李德民，1995年获得了韬奋新闻奖。在党报体制下，评论写作者大多是“无名”的。李是1990年《人民日报》社论“稳定压倒一切”的起草者，这篇社论对于89之后的舆论导向起了巨大影响。他还起草过其它重要的《人民日报》社论。他的成就得到专业协会的认可时，他仍然在业内没有形成口碑，没有成为名人。他自己认识到这一点，感慨说，他很羡慕那些在“前台”的人，但是，作为党报的评论作者，他又必须呆在“后台”，默默无闻。他只能安慰自己说，作为党员，能为最高级别的党报写社论，这默默无闻不仅应当而且值（李，1995）。韬奋新闻奖获得者中有不少这样的人。比如，1993年首届韬奋奖获得者、天津《今晚报》副总编陈礼章感叹自己的工作是“为人作嫁衣裳”（ 陈，1993，p. 20）。以奖励编辑、通联、评论员等新闻界通称的

“内勤”的韬奋奖的建立，就是在所谓“外勤”记者成名机会增多的市场经济背景下，为从事“内勤”的媒介从业者提供获得最高荣誉的机会（ 李，1993，p. 391）。

当然，也有很多人在业内享有“大腕儿”的口碑，却进不了官方认可的成名渠道。刘勇在他的书中描述了很多非常“能折腾”的各地新闻界名人，各自都有特色，但不一定都正式得过奖。其中有的是因为自己的新闻作品而成名，有的是因为自己的市场活动而成名，有些二者兼有。比如，原新华社广东分社的王志纲就是这么一位“大腕儿”。他能写，成名早期发表过非常有影响的新华社重头报道，接着，他就开始拓宽自己的活动天地，主办过电视节目，经常被商家老板请去做咨询和策划，刘称他为“广东新闻界的全才”。但除了早年受新华社社长穆青的青睐外，王没有能够以更正式的方式显示他通过专业认可机制而获得的专业声望。新闻界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名人”，虽然“名气”扩散的范围不同。我们在实地调查中，不时会遇到一些被称为某地“名记”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中有些有自己独特的识别标志，比如有自己署名的书出版，自己掌握一个栏目或刊物，自己有车或者掌握着所在的小单位（部、栏目、节目组等）的车，与不少商家老板或政府官员很熟，有的会常常应约去给他们“咨询”，有的会应约撰写“传记”等。 [27] 这些“名记”们所代表的话语就比较复杂，难成系统，但是，他们相同之处是或者因为某方面的开创或而在业内被认可，或者因为自己以及所在媒体单位在市场上的运作成功而知名。

我们也不能仅仅局限于那些满足了上述“成名”的操作化标准的几个人。更多的新闻从业者并没有身带那些标记，但是，他们仍然表现出自己的职业理念，构成那些少数“名记”的基础。比如，在颇有市场的某都市报，记者队伍年轻，竞争很强。一位已经出版过两本书的女记者报怨，因为忙，自己没有时间给年仅四岁的女儿做饭。她认为自己应聘做了新闻工作后找到了职业的“感觉”，她说这感觉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即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高度的专业技能。 [28] 这是相当普遍的新闻工作的职业理念。比如，央视的《新闻调查》栏目充盈着使命感，他们的各期节目清楚表达了这一点；同时，他们也特别强调业务训练，内部有节目评点、评奖制度（夏、王，1999）。

在讨论同行认可对于新闻从业者的专业名望的话语建构时，媒体的市场影响力不可忽视，市场与党的新闻事业体制是新闻从业者实践的两个不同的正当性基础（潘，1996）。一项地方性的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的调查显示，近25%的被访者把业内同行的评价即所谓“口碑”看成是自己制作的节目质量的评价标准，只有不到5%的被访者认为获奖与否才是节目质量的评价标准，另有近半数被访者则将收视率放在首位（陆、陈、杨，2000）。由此可见官方评价、非官方的圈内口碑和市场影响力之于新闻从业者的自我认同的不同意义。从另一个角度看，官方评奖机制的明显缺憾也是业内人所周知的。一位某省级机关报的上层领导就曾在非正式的场合抱怨中国新闻奖的一等奖不是比谁的新闻作品好，而是比谁能采访到最高级别的重大活动，“那些奖项都是为中央级媒体准备的”，三等奖是搞平衡，照顾，“只有二等奖还稍微有点真本事”；但在他谈论自己的某个能干的下属时，又会说“他可是得过中国新闻奖的”。 [29]

这种正式与非正式专业认可的不同，清晰地表现出成名认可背后的专业理念不同，也构成不同的新闻专业话语。2000年11月8日，中国的第一个“记者节”就是一个集中体现这些区别的“热点时刻”。 [30] 这个节日的建立，不仅表示在20世纪结束时，有着5000多家新闻媒体、55万名从业者的中国新闻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一个人数庞大的显在行业，而且表明党和政府对这个行业的高度重视。记者节的确立是官方行为，或者说是行业的要求通过官方渠道而实现。记者节的庆祝也因此具有官方和不那么官方的不同场景。在官办的庆祝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出场，鼓励新闻工作者要“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共进”。曾历任官方传媒主管和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的吴冷西与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则分别代表两代新闻工作者，表达他们对这个“创造激情和被激情创造”的职业的热爱，宣布要“用新鲜的感觉抚摸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北京晨报》, 2000）。拨开

煽情的词汇，他们所表达的主调是“忠诚的党的新闻工作者”这样的角色及其应当承担的责任。 这却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业界自己对这一节日的话语阐述。《南方周末》在这一天的专版特别有意义，它醒目地强调了编者眼中媒体的社会功能——“给弱者以关怀，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以及记者的社会角色——“当我们把真相告诉公众，我们不仅表达了记者的愤怒，我们更表达了社会的良知。”（《南方周末》, 2000）。《南方周末》的评论，体现了中国新闻从业者所理解的西方新闻专业理念中“观察者”和“倡导者”这两个角色的矛盾（Johnstone et al., 1976, pp. 113-132.），以及中国知识分子从事新闻事业的使命感： “记者在大多数时候，他的主要使命是记录，新闻就是记者所记下的历史。但是，在某些重要的历史时刻，记者的使命还不止于此，他的记录，会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时，记者的记录，本身就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在每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有多少记者担当着这样的使命！他们用自己的职业行为，推动了历史。只要贫困、饥饿、蒙昧、灾难等人类所有的苦难没有结束，人类历史前进的脚步没有结束，这样的使命就不会结束。”

在《南方周末》的版面上，中国记者的光荣先驱是黄远生、范长江、邵飘萍、邹韬奋、徐铸成和储安平；今天最值得被记住的记者，是为农民请命、最早就包产到户问题直接倾听农民心声、为中央制订有关政策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第一手资料的新华社记者，是用相机推动“希望工程”进程的《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解海龙，是被很多老百姓看作“焦青天”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还有那些并不在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名册上的普通记者，如帮着老百姓讨公道的《海口晚报》记者寒冰和《新晚报》记者金炎。选择这些人作为新闻从业者的范例，表达了至少一部分新闻从业者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职责和中国文人匡时济世的传统的继承。 更为突出的是《南方周末》在专版上对储安平的推崇。储安平被认为是“以西方的新闻观点来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的新闻工作者。他主办的“??《观察》这本刊物在多方面，可以看作西方新闻理论在中国的一个成功事例”（谢，1994, p. 153）。但是，储的悲剧是，他是个执着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由报界成为独立的报人，“终身的理想是想通过言论来影响政府的决策，甚至忘了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他过分早熟的对自由与民主观念，给他带来了终身的不幸”（谢，1998）。《南方周末》在这个行业的庆典上将储安平和其他几位成名于1949年以前的新闻界前辈视为中国记者光荣的先驱，无疑是对于新闻职业理想的选择性表达，因为，“每个行业都有追溯和推崇先贤英雄的传统，作为整合行业内部成员的重要手段。这些人身上，往往集中着一个行业的理想和规范??显然，《南方周末》更具有职业的自觉诉求，并把相对于国家权力的独立和对真相、真理的追求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施，2000，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另加的）。

这些分析显示，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成名有不同的场域。场域的这种分化使得专业成名过程具有了很大的弹性。虽然党的新闻事业的原则、市场运作的规律和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理念这三者之间有矛盾和张力，但由于场域的分化，它们各自不同程度地相互渗透。其结果是，改革过程中建构专业主义有着复杂的话语资源。在新闻实践中，这三股力量虽然经常相互冲突，但并不直接地不可调和，更准确地说，在改革的宏观层次，它们之间的不可调和不被允许。更多地，这三者之间的某种调和是改革型的“非常规”实践的必要条件（潘，2000a），也是新闻从业者策略性选择的重要考虑。与此相对应，“正式”与“非正式”的专业名望认可也成为改革时期专业成名的互补的场域。

? 相互“收编”：权力的机制

上面所讲的是专业认可的方式以及专业成名的场域。我们的分析隐含了这两个场域的某种“水平”（horizontal）结构的意念。其实，它们之间也有“纵向等级”（vertical hierarchy）的向面，也就

是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hip）的向面。其根本原因在于新闻改革在党的领导下展开，宣传体制的基本原则受到以政治权力控制（包括行政和意识形态）为手段的坚决维护。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改革是“鸟笼”内的“制度创新”（潘，1997；陈，1999；Pan，2000a, 2000b），相对应的是，正式的成名场域比非正式的更具有“正当性”（legitimate），正式的“认可”是官方的控制手段。

但是，既然有上面所说的横向相互渗透，纵向控制（control）也就不是单向面的，而是由“强制”（coercion）和“收编”（co-opt）这两个方面构成的。 [31] 所谓“收编”，是这样一个过程，即权力中心将“另类”（alternative）话语和实践纳入主导意识形态和权力体系，使之正当化（legitimate）和常规化（routinized），并以此将之驯化为现存体制之一部分。早在1994年，美国传播学者朱迪（Judy Polumbaum）就指出，中国媒体的宏观控制在发展法制和专业自律两种机制。这两种机制具有双重作用：强化控制和限制对媒体的随意干涉（Polumbaum，1994）。她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暗指了图一所表示的三种力量在党的新闻控制主导下的相互钳制。新闻从业者专业成名浸淫于这样的权力过程之中。同时，因为专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控制的模式（Freidson, 1994; Larson, 1977），建构专业主义话语的过程也无可避免地涉及权力关系的建构。我们在这一节，通过“相互收编”这个理论概念，对上一节的讨论作出理论诠释，并以此展示“正式”与“非正式”成名方式相互渗透背后的体制根源。

官方“收编”新闻从业者的实践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建立主导框架，鼓励新闻从业者在这个框架内“成名”，并且力图通过各种官办的专业奖励阐释这个话语框架。凡在70年代末进入新闻专业学习的人都会记得，当时新闻专业的方针是培养“忠诚的党的新闻战士”。今天，这一点并没有根本改变，我们从江泽民“重提‘政治家办报’”的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江，1996）。在这个大框架内，官方不仅鼓励新闻从业者“提高业务”，并且“成名”，而且号召各新闻单位“培养”自己的“名记者和名编辑”。比如，长期直接领导新闻界的胡乔木就在1991年的一个讲话中，敦促新华社培养自己的“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并举出范长江作为典范（胡，1991/1997）。作为话语中的一个符号，范长江因此被赋予了官方的期望和要求。同时，由于范是通过自己的新闻作品和实践、借助“中立”的《大公报》而成名，他也成为具有多重“意义阐释”的符号，容易为新闻实践者们所接受，成为新闻界“非官方”的光荣先驱。 [32] 这种对同一象征符号的共享，使得当官方在使用范长江这个象征符号时，有可能“不经意”地将自己的宣传话语表述成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

反映这种官方将新闻实践“收编”在体制内的努力，前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在1984年的一个讲话中，要求新华社不仅注意培养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而且要注意收收优秀新闻工作者入党。郭将此提高到“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层面，同时，他也有很实际的考虑。他认为，拥有一批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是新华社成为国际性大通讯社的必要条件，而吸收优秀新闻工作者入党是为他们的工作创造条件，因为，新闻工作要求记者接触到各种和各层面的人、信息和事件，游离在党外会令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遇到很多限制（郭，1984/1997）。这也就是说，新闻从业者的成名路程必然要被纳入已有的新闻体制，他们必须成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the 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s）（Cheek, 1997; Hamrin & Cheek, 1986; Goldman, Hamrin & Cheek, 1987）。

分析胡、郭的言论以及他们的依据，我们可以看到新闻从业者“成名想象”中官方话语的清晰的外延，即是否为“我们自己的著名新闻工作者”。所谓“我们自己的”，首先是“党的”，其次是民族的。郭在讲话中强调了这两点。胡乔木也认为，只有有了“自己的”名记者，才可以夺得国内新闻事件的优先报道权。同样，吴冷西也在1993年范长江新闻奖的颁发仪式上号召建立“我们自己的新闻队伍”，并称范是“共产主义新闻战士”（吴，1993）。在官方的成名话语中，甚至20年代的邵飘萍也被涂上了“共产主义”的色彩，因为毛泽东曾听过他的课，还因为他被认为是地下共产党员（华，1998）。成为“我

们自己的”新闻工作者不仅仅是官员们的号召，而且被新闻从业者——尤其是那些在级别较高的“喉舌”媒体工作的从业者——落实在实践中。比如，孙玉胜在他获“韬奋新闻奖”时著文引述江泽民的话，说新闻工作者应当时刻记住不给党“惹祸”，不影响“稳定”，要忠实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孙，1994）。这与前面谈到的某电台主持人“给党补台”的说法同出一辙，反映了新闻从业者内化服务、服从于宣传体制这一观念后所体现的自觉态度。

这样的话语在新闻从业者谈论“批评报道”或“调查新闻”时尤为突出（孙，2000）。这绝不仅仅是冠冕堂皇的说法，或策略的话语，而是媒体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新闻从业者维持和拓展实践空间的重要一环。话语是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实地考察中，我们感受到，很多新闻从业者虽然反感无时不在、主观意志很强的干涉，但他们也清楚，新闻工作的现实条件是，党在议程设置上具有最高权威。如果要获得“社会反响”，包括“社会效果”和“市场效果”（即捕获受众），新闻报道必须抓住党所要解决的重大政策问题，而这些也往往是社会最为关心的议题（孙，2000；pp. 166-176；夏，1999，pp. 343-366）。中央电视台的一位中层主管认为《焦点访谈》的成功是因为抓住了宣传需要与受众需求的最佳结合点，他将之概括为选题“领导重视、群众关心、（具有）普遍意义”。 [33] 因此，新闻工作者的成名无法避免“政治宣传”的要素。 官方“收编”新闻工作者及其实践还表现在前面所说的建立各种专业奖励。无论是操办这些评奖的专业团体之构成和评奖之机制都说明，专业评奖其实是控制的手段。首先，历届记协的主席都是高层的宣传主管（如胡乔木、吴冷西）或中央级媒体的主管（如范长江、邓拓、曾涛、邵华泽），这些人都是部级官员。这种党政官员出任专业协会领导的现象其实是体制内的必然。其次，各种奖励的评奖委员会都由主要“喉舌”媒体的主管和新闻界受官方认可的著名学者组成。再次，在各次评奖的条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正确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都被列为最重要的标准。 [34] 到目前为止，尚没有民营的媒体内容生产者可以送作品参加这些评奖，虽然有些更贴近市场的媒体（如晚报、都市报、服务性电视或电台节目）获奖。这些构成了“正式”专业认可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即官方的专业话语的基础支撑。 [35]

更为直接的“收编”的方式是提拔新闻工作者，任命他们为宣传或政府部门的主管。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不必一一列举。这些人当中，有很多又会在党或政府的主管部门之间流动，或者在主管部门与媒体之间流动。 [36] 媒体的专业人才从事宏观管理，当然会比非专业人才能更加管到点子上。这种做法，一方面促使媒体宏观管理更加专业化，另一方面也将新闻工作变成进入政治权力的等级体系（political power hierarchy）的重要途径。这种做法并不是改革中的创新。邓拓的人生历程清楚表明，这个策略由来已久，它历来是建立和巩固宣传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顾、成，1991）。 [37] 从建国初年到文革，正是通过这类策略，如我们前面所说，新闻媒体被完全纳入了党－国权力体系。但是，90年代的新闻改革已经开始为媒体挤出了一点“社会”的空间，这就是市场所支持的、相对“外在”于政治权力等级体系的场域。无论这个场域多么局促、脆弱，“外在”是它最突出的特征，并因此具有深远的社会变革意义。 [38]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吸引专业人士进入党－国的权力体系就具有了以已有的体制收编这“外在”场域的特征，它是防止“外在”场域脱轨、赋予它“依附”或“从属”特征的控制策略。也就是说，现在优秀新闻从业者“做官”与50－60年代相比，有着不同的历史和社会学含义。

虽然“收编”是社会控制的手段，但毕竟与“强制”不同。 [39] “收编”本身不具有强制性，它诉诸诱惑与常规。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在党－国权力体系内的进阶，是获取更开阔的实现自己专业理念——无论这理念的内容如何——的极具诱惑力的途径。这种“进阶”也是目前的体制对新闻从业者的重要奖赏，是专业认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抱负远大的新闻工作者，这种“进阶”甚至是在改革的现实中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他们可能会自觉地“进入体制”。 [40] 有了这种人才在控制机构与媒体

之间的流动，管理媒体者和新闻实践者可以同属一个社区，即围绕着媒介运作的、相互关系密切的、共享基本思维框架（或关于媒体运作的“常识”）的群体。同时，“收编”又必须有“强制”为后盾，二者是社会控制的相互依存的两面。媒体的主管，不管在改革过程中成效如何，如果不慎“触雷”，就会被调职或撤职。有时，上面会派人进驻受到惩处的媒体进行“整顿”。在“强制”的威胁下，自觉被“收编”显然是更加理性的选择。如此形成的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社区，也就具有了“依附”和“从属”的特征，并且与官吏社区有社会学上的重叠。因为专业社区的这些社会学特征，鸟笼”内的专业“自律”也是政治控制的组成部分。

当然，“收编”的效果并不完全相同。比如前面提及的秦朔，28岁就当上了正处级，被认为今后仕途一片光明，但秦朔付之一笑，“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他认为要“靠影响力吃饭”就要敢于独立表达，要少泡在官场里，减少束缚（金，2001；朱，2000）。但是，“收编”的制约力量就来源于剥夺了新闻从业者对自己事业的这种自主选择。某电视台一位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和制片人，曾和他主持的栏目共同作为品牌资源，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市场回报，当他被调任另一家电视台新闻部门主管后，该栏目因更换主持人而收视率一度下降。更为严重的是，类似的一线主管的频繁调换，严重打击从业者的专业信念，使他们觉得无法把自己的工作真正当成一项事业来做，他们“并不具有独立的职业选择权”，而“只不过是党的事业的一颗小小螺丝钉而已”。 [41]

在改革过程中，“收编”是双向的，这是与强制的另一个区别。也就是说，新闻实践者们也力图将宣传体制的要素吸纳到他们实践过程和话语中，以增强他们的专业话语在现实中的正当性（legitimacy）和说服力。为行文方便，我们姑且称这为“反向收编”。 [42] 理解这种“反向收编”的前提是——借用通用的语言——承认新闻有自身的规律。这话有两重含义，其一，新闻工作必须遵循专业要求，比如，要报道事实，要“客观”，要有“权威性”；其二，在媒体走入市场后，新闻工作必须受市场的制约，比如，要吸引受众，要有经济效益。所谓“反向收编”，就是将宣传体制的要素转变为话语和新闻资源，以实践专业理念，实现市场效益，成功做到这一点往往会导致专业的认可和市场的青睐。比如，《中国青年报》一位群工编辑因为主持了“青春热线”这一栏目而获得1993年韬奋新闻奖。阅读、回复和选择刊登读者来信，是党报走“群众路线”的传统制度（Zhang, 2000）。但是，负责此项工作的编辑往往在新闻生产的“后台”。《中青报》建立“青春热线”栏目，令群工编辑走到了前台，即在版面上直接与读者见面。更重要的，这一栏目将“群工”变成了吸引读者直接参与报纸内容制作的机制，变成了吸引读者的一个市场策略。可以这么说，这位编辑获得韬奋奖标志着官方和业界对这种“群工”性质转换的正式肯定。 我们还可以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办的栏目以及参与者们对于自己栏目的讨论中看到“反向收编”的具体表现。中央电视台新闻类节目的重大改革集中在新闻评论部，改革的成果是一批“品牌”栏目，如《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这些栏目的相继出现，当然先是借助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东风，后又得利于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针，这些栏目的制作水准是获得广泛社会影响的前提，而高收视率也同样是鉴定及认可它们的重要标准。收视率的实证支持是这些创新栏目发展的重要基础。可见，央视这些栏目的出现和发展，反映了在新闻实践中党的改革政策与市场运作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的核心在于新闻实践者将党的改革路线“收编”到市场运作的轨道，以获取市场效益。这些栏目的成功，动了媒体实行“舆论监督”的全国性氛围，具体表现就是“焦点”节目在很多地方电视台的涌现，令媒体不仅生产出更符合专业理念的产品，而且获得经济效益（袁、梁，2000）。这更说明了“反向收编”现实运作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这种互动关系之所以可能，有新闻专业理念的中介。从创建这些节目的新闻工作者自己的叙述中，我们了解到，在1993年改革开始时，这些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已经接触到了一些西方新闻工作的作品和理

念，敬一丹（2000）称他们为“很前卫的电视人”。可以说，他们通过观察西方尤其是美国新闻实践而形成的专业理念在此时获得了向实践转换的机会。在《新闻调查》的制作者们的论述中，《60分钟》频频出现，被用作他们评判自己节目的专业标尺，这充分说明了美国新闻实践及其理念的启示作用（夏、王，1999）。一位新闻类周刊的负责人也称，他们要把刊物办成中国的《时代》周刊（Time magazine），因为《时代》是新闻类周刊的代表。他认为，如果政策更宽松，允许外国资本或民间资本加入，这种希望会更大。 [43] 但是，无论央视的栏目还是其他报刊，没有一个是对西方媒体的简单“移植”，而是借助改革和“舆论监督”等官方的号召，以访谈、交谈、调查等西方新闻常用的表现形式和手段，对新闻报道所作的专业探索。这种探索背后有传统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新闻从业者的正义感和对真理、事实真相的执着追求作为内在动力。

这一点，在《新闻调查》组，我们可以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在这里，新闻从业者并不局限于“中立的”观察者，因为，往往他们的正义感和“人之常情”不允许他们那么做，他们栏目所建立起来的为民说话、弘扬正义的名声也不允许他们那么做。 [44] 他们追求的是成为事实真相的鉴定者，社会变革的参与者，社会正义的呼吁者，以及弱势群体的保护者。这种追求使得他们讨论自己的节目时时采用“揭密新闻”（muckraking journalism）的话语。我们从《新闻调查》节目组出的书中可以看到这一点。首先，看书名，其中有《痛击腐败》和《调查中国》。 [45] 其次，看结构，其中的《调查中国》的设计饶有意味。在每一页刊行的节目文本和图片两侧，编者留出空间，让节目制作者写下“调查手记”。这是些主观色彩很浓的文字，其中有节目中无法出现的现场观察，有制作者的感受和评论，也有制作者以一见十的联想。这种结构更加强化了节目本身已经赋予新闻工作者的“干预者”的角色。 这种“揭密新闻”话语绝不直接对抗主导意识形态；相反，它以对“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的要求为正当化基础，以“反腐败”和“健全法制”等政策来建构新闻话语。这其实是将官方对新闻工作的要求“收编”进了新闻工作者自己的专业话语之中。 [46] 这种“反向收编”也不是个人行为。比如，这些栏目在中央电视台统属于“新闻评论部”，它们都被看作是“评论性节目”，因此，客观的“事实再现”式的报道不是创办这些栏目的初衷（杨，1998）。这种组织和类别的律属，使得“揭密新闻”话语有了组织和认知层面的支撑。 以上探讨的是权力在话语建构中的行使形态。不可否认，改革时期专业成名的建构首先包括党对新闻实践的控制，原有新闻体制的原则和实践占主导地位。但是，如果仅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会以为，新闻改革中充满了“硝烟弥漫”的控制与反抗。这显然不符合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新闻改革的现实。直接的冲突时有发生，因此有“整顿”、“触雷”的现象；更多的则是新闻生产的常规性活动，党－国主管与新闻实践者的“上下合作”（潘，1997；陈，1999）。 [47] 我们在这里将这个常态表达为相互收编（mutual co-optation），其中包含了话语层面的相互“驯化”，也包括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相互罗致。这个过程中通常没有硝烟，“上”与“下”的张力往往在常理和常规中展开，具有“自然的”和“习以为常”的（taken for granted）的特性。这是权力运作的常态。因此，专业主义话语在新闻改革中并不独立或外在于政治权力体系，作为象征体系的专业成名也不以意识形态抗衡作为主要特征。这些是改革时期专业主义形成的历史条件，也是新闻从业者职业理念困惑的根源。

? 身份认同：内与外的互动

至此，我们的探讨集中于专业成名的场域和其发生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专业成名的想象也是主体意识的建构，是内化自己的身份认同。这种内化，就是建立一个认知和表达（representation）体系，解答自己是做什么的，扮演什么社会角色，遵循什么规范等问题。身份认同

不止于认知（cognition），它还浸淫了情感的依附（affective attachment），因为新闻从业者会对自己工作或喜爱或反感，对自己单位或依恋或厌倦，对自己的同行或赞赏或贬抑，对自己的前途或欣喜或沮丧。因此，考察专业成名的想象不仅应当考察新闻从业者如何向他人表述自己的工作和理念，不仅应当考察这种话语建构的体制环境，还必须考察新闻从业者如何建构和内化自己的身份认同。简言之，就是要考察新闻从业者如何表述自己和对自己的期待。 [48]

与很多职业相比，新闻工作有其特性，使得新闻从业者有多重身份认同的交织。他们是独立、自主的专业人士，又是媒体组织的雇员；是专业群体的成员，还是公众人物（Ettema, Whitney, & Wackman ，1987； Tunstall，2001)。这些多重向面之间有张力、有矛盾。中国新闻工作者在建构身份认同时，所经历的这些张力和矛盾，可以为三种“内”与“外”的互动来表达：组织内外、行业内外和体制内外。在成名想象的话语过程中，新闻从业者是在努力调解这三方面的互动，具体来说，就是对自己的职业生存环境作出评判，并对在这环境中的主体建构作出选择。我们在这一节就集中讨论这些话语实践，考察它们如何体现和表达身份认同，并如何成为建构专业名望之一部分。

1. 组织内外：垄断和宣传体制下的权力失衡

专业成名包括了个人与所在媒体组织之间的互动，因为，新闻从业者的新闻实践受到两套逻辑的交叉影响，一是专业的逻辑，另一是组织逻辑。理论上说，媒体组织是新闻从业者实践其专业理念的载体和场所。首先，媒体组织为新闻实践提供必不可少的资源，比如新闻采访的合法资格、设备，以及发表作品的渠道等。其次，媒体组织为新闻从业者提高专业化水准提供各种机会，比如学习、培训、评奖等。第三，媒体组织还为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表现提供稳定的回报（reward），包括收入、福利、职位提升等。不仅如此，媒体组织还是新闻从业者专业名望的标志之一，对于一位新闻从业者，能够服务于权威的新闻媒体本身就是他（她）专业成名的重要体现。正因为如此，有美国传播学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应当是组织层面的概念，籍此表示组织及其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水准是相辅相成的（Beam，1990）。当这样的条件能在有缺陷的现实中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时，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中就包含了对组织的情感依赖，表现为对组织的忠诚。

在改革过程中，不少记者们与他们所属的媒体组织之间有接近这种理想的关系。比如，在90年代，丁望所主持《中华工商时报》时，就给予空间、给予机会、给予资源，让胡舒立、詹国枢等人主持署名专栏，使得他们迅速成为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在《北青报》，杨菊芳获得了脱离日常新闻报道的自由，以投入到采写大特写当中去。该报领导们将生产这样的“拳头”产品作为组织的策略之一，促使杨在新闻界的成名。央视评论部之所以成为新闻信息类电视栏目的改革重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台里给了孙玉胜等足够的政策空间，允许他们去试验，包括用人制度上的改革试验。正是在这样的组织环境内，新闻评论部涌现了一批优秀新闻从业者。直至今天，一批理想主义的新闻从业者继续在探索如何办好《新闻调查》等栏目，在很大程度上是看重了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的地位，以及新闻评论部作为改革的重镇。 [49] 这样的组织环境，令他们感觉到自己工作的社会意义，也令他们感到，为实现自己的专业理念，他们已经身处现实中所能寻求到的最佳场所。即便是地方媒体，改革的力度造就出名牌的栏目或媒体，这些栏目或媒体也成就了一批著名新闻人。比如，成都电视台已有9年历史的名牌栏目，《今晚8：00》，不仅收视率高，而且令其主持人郭月和周东成为名人，其中郭月以兼职开始其电视新闻从业者生涯，几年中获得了多项专业奖（袁、梁，2000，pp. 442-531）。

但是，现实往往与理论有很大距离，这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当新闻从业者感到他们所属的组织无法提供实现专业理念的空间时，他们就会感到困惑，甚至失望，其心理根源在于专业人士与组织成

员这两者之间的张力。通常，这会表现为组织忠诚感的削弱，在组织内的投入的降低。比如，在某中央级专业报纸，有些优秀记者到其它媒体客串，并在那里成为“大腕儿”，因为他们自己的报纸版面太少，受到的控制又太严。 [50] 即便是在中央电视台，类似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在央视某著名栏目，有位年轻记者就感到，她的工作有点“鸡肋”的味道，因为，不仅“机会太少，一年也没拍上几个片子”，而且报酬也低。在央视的体制下，拍片的多少与报酬的高低是挂钩的。现实与她进节目组时的想象差距太远，那时，她大学刚毕业，该栏目正火，感觉在这个节目组工作会“又有钱又有名”。现实是，她茫然道，“成天没什么事可做，每月就那三千块钱，什么时候才能买房子啊”。就在我们田野调查期间，她找了一家网络公司，跳槽到那里“凑合”去了。 [51] 我们也许可以说这是个幻想做记者但一直没有入门的人，在这个行业的正门口徘徊了几时就走了。这与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找到了自己“职业感觉”的记者和郭月截然不同。 记者与所在组织的互动形成了一个媒体组织的气氛或文化。某报因为记者、编辑大都比较年轻，很有闯劲，新闻竞争意识也很强，他们自认为报社的文化是狼群文化，结果，报社的人说，记者、编辑中“女强人”多，单身、离婚的多；该报虽然级别不高，但名声很大，又处在一中心城市，自然吸引了有志的年轻人。一位外地年轻人就辞去工作，应聘到了该报。这一举动，不仅令她的朋友们羡慕，她自己也很满意。 [52] 但是，在一家电台，情况就不同。一些员工称之为 “腐朽的环境”——保守、陈旧、贫穷。一位从地方电视台到该台工作了7年的记者说，他不会一直在该台工作，当初是看中北京这个环境，只是不知道电台的体制是这样的。在该台一些部门，记者炒股相当普遍，中午时，他们常聚在电脑前交流炒股心得。问起来，也不为别的，就是想挣点钱，因为比上班来得轻松。 [53] 记者炒股在不少收入状况尚好的地方媒体也十分普遍，而且赚钱并不是唯一目的，相当多的人也是当作排遣，因为“工作反正就那么回事儿”。 [54] 可见，在有的传媒组织，新闻人的身份认同受到极大冲击，新闻工作的理想主义蒙上了现实的尘埃。 新闻从业者与所属媒体组织产生心理距离并不仅仅因为机会不多和回报太少。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其实是表象，根本的是新闻从业者专业人士的身份认同得不到尊重，而这又由于在媒体组织和新闻从业者个体之间的关系上，现在的体制将天平一边倒地倾斜到了组织这一方，造成新闻从业者的组织与专业身份认同的极度不平衡。比如在《新闻调查》组，绝大多数员工是聘用的，而且聘用的条件非常苛刻，完全没有工作稳定的保障，也没有任何福利，但是，这些人愿意在那里干，有些一干就是多年，没有北京户口，没有进入编制。这其中的原因有中央电视台的地位和《新闻调查》栏目提供的实现职业理念的空间。从体制的角度而言，这失衡的原因就是央视有国家赋予并保护的垄断地位；因为它的垄断地位，它在与员工的关系上也是掌握主导权力的一方，完全没有讨价还价（bargain）的需要。 [55] 新闻从业者也没有任何集体讨价还价（collective bargaining）的可能，因为，官办的“专业组织”完全没有把保障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人士地位与应有的回报作为自己服务的内容。前面提到的那位对于进了某报工作很满意的年轻记者，在经过两年仍然无法转正后，虽然为受到重用、能负责每周两、三个版的组稿和编辑而满意，却不得不考虑能在这里“混”多久的问题，觉得“不能老以实习记者的身份呆下去，应该有份稳定的工作”。 [56]

这种制度上的权力失衡在消磨新闻从业者的组织忠诚，令有些人不得不选择“跳槽”。更为严重的是，官本位的宣传制度在摧残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身份认同，令他们对于新闻工作失望。比如，在某电台的采访部，记者们聊天，说到稿件不能发，会愤懑地说，“有时想想，不如回家抱孩子去”。一天一位部主任在办公室里踱步，看看两个实习生，突然冒出一句，“毕业后最好别做新闻，没意思，做什么都比做新闻好”。 [57] 在很多单位，新闻从业者报的选题会被无情否决，精心制作的节目会被“枪毙”，而且通常没有申辩的可能。 [58] 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频率太高，有的新闻从业者会因此伤心得痛哭流泪。以宣传为核心的传媒垄断制度和媒体行政级别的区分，使很多新闻从业者根本没有机会按照专业理

念报道新闻。比如，成都电视台的主持人郭月能够成为第一位走过川藏线的女电视记者，参与拍出了极受欢迎的10集专题片《在三千里川藏线上》，但在1997年6月30日晚，她无论如何无法进入天安门广场，现场报道庆回归的场面，原因无非就是，她来自行政级别太低的市电视台。 [59] 即便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组，比例太高的选题被否决也令他们疑虑，究竟中国目前是否已经具有了真正做“调查报道”的条件？《新闻调查》还能生存多久？ [60]

可以这么说，在有些媒体，也就是给了新闻从业者比较充分的自主空间、比较合理的回报的组织，新闻从业者成名机会更大，组织忠诚意识更强，专业水准也更高。在中国大多数媒体，这种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模式的组织和新闻从业者个人之间的关系尚未建立起来，新闻从业者并没有得到专业人士所应当有的尊重（包括物质回报和工作稳定）和权力（包括工作中的自主和与媒体组织讨价还价的独立专业人格）， [61] 因此，专业主义理念的实践不仅在不同媒体之间有很大差异，而且总体来说是在夹缝中挣扎，不仅先天不足，而且后天营养不良。

2. 行业内外：“名流”的诱惑和社会期待的囚禁

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中还有行业内外的互动，它源自行业内专业衡量体系与行业外的社会期待之间的张力。其实，早年张季孪所担忧的“成名”之诱惑就远远超出行业的范畴，他指的是在社会上的知名。在以电视为代表的流行文化时代，这种“专业成名”与成为“社会名流”或“文化名人”之间的紧密关联尤其突出，很多著名新闻工作者同时也是通俗文化的“偶像”（icon）。 [62] 因此，作为象征体系的专业成名，所表述的也不仅仅是行内的专业话语，而且是流通于通俗文化领域的新闻从业者身份认同的文化再现（cultural representation）。谁是新闻从业者？他们是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做什么和应当做什么？他们具有和应当具有哪些文化和社会特征？对这些问题，不仅行内的专业话语，而且社会的非专业话语都有解答，这两者相互影响。

新闻从业者之成为社会名流，绝大多数是因为他们已经取得了某种专业名望。比如赵忠祥,早在他成为各种大型活动，尤其是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人和畅销书作者之前，就已经因中央电视台每天晚间的《新闻联播》节目而为受众所熟知了。这一职业的源起，使得赵忠祥至今仍自认为是“新闻工作者”。但是，在他自己的话语和媒体对他的报道上，我们感到作为新闻工作者和作为文化名人之间的角色定位之差异。在通俗媒体的记忆里，赵更多地被描述为“名人”，当年曾为《动物世界》系列片作解说，是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多年的主持人；他在电视观众的集体记忆中，更多地是与倪萍联系在一起的，同是“娱乐圈”的名人。而且，他由媒体内容的制作者成为被媒体追踪的对象，这不能不说是身份的转换，也即是新闻工作者与文化名人之间的身份差异。 [63]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主持人”这个名称本身就在模糊原本分辨清晰的新闻与娱乐这两个领域，或者说，它所表达的身份认同使得这两者之间的边界被频繁跨越的足迹弄得难以辨认了。

在我们的分析中，赵忠祥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他很多主持人和新闻从业者，来回穿梭于新闻与娱乐之间，勾织着与传统的负载沉重道义的新闻很不相同的所谓“通俗新闻”（popular journalism），尤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娱乐已经成为电视时代的“媒体逻辑”（media logic），使得新闻日益成为通俗文化的一部分（Altheide & Snow, 1989; Dahlgren & Sparks, 1992; Hartley, 1996; Langer, 1998）。

这种在新闻与娱乐界的来回穿梭并不限于电视新闻工作者，印刷媒体的新闻工作者也时有类似的身份认同的膨胀，前面提到的《北青报》的安顿就是其中一例。而且，很多印刷媒体的新闻从业者无法抗拒“触电”的诱惑，以不同方式涉足电视。前面提到的王长田就经历了由报纸到电视，由做新闻到做娱乐报道这样一条道路。传统意义上的“纯”新闻工作者已经无法涵盖这些膨胀了的专业身份，新闻工作

者的知名场域已经扩张到了以媒体（而非新闻媒体）为舞台的“通俗文化”。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在《东方时空》酝酿改版期间，几位主持人的何去何从以及各自的风格为各种媒体娱乐报道所津津乐道。新闻与娱乐的日益合流、市场对媒体的渗透、电视媒体的霸主地位以及网络媒体的扩张等，都为这种身份混杂或膨胀准备了条件。 身份认同的混杂和膨胀也与新闻从业者自己的实践有关。成名之后，“名”的诱惑就变得越来越难以抗拒。于是，名主持人写畅销书成为时尚，他们也因这些书而更加成名。他们也乐意接受邀请，作为应邀嘉宾上网与网民聊天，参与到制造通俗文化偶像的活动中去。他们为自己所代表的正义所感动，高悬于自己所属媒介单位的级别，虽说要“平视社会”，却难以放下鉴定真相、打击丑恶的道义责任；虽说只是报道、报警，却难以走下所属单位的级别云梯。 [64] 河北省电视台《新闻广角》──当地很火的“焦点类”节目──的制作者描述了这样一次报道过程，并自称为“惊心动魄的采访”。这是该节目组决定要“介入”邯郸非常猖獗、久治无效的赌博业。 [65] 采用隐性采访，他们就这个题材做了第一期节目。为了拿到更确凿的证据，他们决定在这期节目播出的当天就此题材做“多方位现场报道”。其中一个制作组由制片人带领，直接到了市公安局，要求配合。他们夜里打电话找局长，要求他看当晚的节目，要求公安干警出动，封查他们已经发现的赌场、保护已经混入赌场的记者（袁、梁，2000，pp. 384-401）。我们这里无意描述细节，也不是说这些新闻从业者没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去揭露非法赌博，我们要剖析的是这种要求公安机关按照新闻制作的需要而运作的逻辑。这种逻辑，一方面反映了“省级单位”对市级单位的基于官本位意识的居高临下，另一方面反映了过于膨胀的“使命”和“道义”优势。这次“惊心动魄的采访”并非在报道新闻，而是在制造新闻，是在迫使现实按照新闻编排的逻辑运行。

这些例子，反映的也是新闻从业者身份认同的混乱。这种身份认同上的混乱和困惑，在资深新闻从业者那里照样有表现。比如一位省报负责人说，选择新闻工作这个行业时并没有清晰的职业角色概念，“只是认为记者可以‘为民请命’”；经过多年的实践，“觉得这一行很复杂，不可能简单地一言以概之”，但他还是以为“记者的职业责任就是充当读者的耳目”，“告诉读者你的发现和那些他们不熟悉的人、事情、观念”。另一位报社的部主任说，新闻是“一个不平凡的职业”，他选择这个职业也是处于年轻时的理想，以为可以“追求社会的正义”，但是他又不喜欢象《南方周末》那样“太把自己当回事儿”，觉得媒介没有这样的“权力”。 [66]

身份认同的混乱还会以抑郁的方式表达出来。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电视媒体火爆了，其社会影响力超过了被权力等级体系赋予很高地位的一些传统媒体；市场化改革以来，媒体增加了，人们对媒体的神秘感也在逐渐消失。于是，那些习惯与“官”平起平坐或受到“官”的献媚的新闻从业者开始有些心理失衡。我们从这种心理失衡中也可以看到记者的身份认同在行业内外不同张力下的变化，这是一种内外期待没有同步变化的情况下出现的不平衡。比如，一位中央级媒体老资格的记者如此报怨，

“刚当记者时，到各省采访，很受尊重，无论到哪里，都是当地最高长官陪着，好吃好喝好招待。现在倒不是没人理，表面上看一样，记者到哪里依然很受重视，但人家看你的眼光不同了，以前地方官求着你，也和记者交朋友，感觉大家是平等的。现在他们依旧很热情，但风气改了，吃好招待好，再给你红包，你不得不给他写好话，人家对你也就这么多了，事情程序化了，但我心里很不舒服。表面上依旧风光，心里不是那个滋味了。” [67]

由此可见，行业内与外的期待以及新闻工作者感受到这些期待而产生的身份认同是有区别的。对于有些人来说，行业外的期待超出了行业内的专业期待，这种差异产生出新闻从业者与“社会名流”或“正义的使者”等之间的张力。在我们的访谈中，在我们读的新闻从业者的自述中，我们经常遇到新闻从业者在抽象层面对自己角色的清晰定义，但具体到实践，他们为社会对他们的超出这种角色定位的期待所

困扰。比如，前面提到的某电台的“劳模”，就明确地说，媒体只能报道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但又认为社会上问题太多，媒体不得不“介入”。很多新闻从业者都谈到收到受众反馈时的复杂感受。很多受众在走投无路时，向媒体反映问题，希望媒体能够为他们排忧解难。此时，新闻工作者作为收受一方，有些会感到新闻工作的社会意义。比如央视评论部的新闻工作者们，非常珍惜国家电视台一员的身份以及这个身份给他们带来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倚赖了这身份的标记，他们感到自己作为正义的代表、党的传声筒和人民的代言人这复杂角色的价值，这是其它工作，包括在其它媒体工作都无法获取的名贵价值。但是，很经常地，新闻工作者面对百姓的苦难又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在这种时候，如果新闻从业者的选题被否决、作品被废弃，他们会格外地难过，甚至会对自己的行业产生厌恶或厌倦，这不仅仅因为自己的专业价值判断受到了无法解释甚至是无理的挑战，而且因为自己的正义感无法得到表达。 [68]

角色的多重性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负担，尤如被访问的一些新闻从业者说，中国媒体负载太沉重，《南方周末》常被他们作为例子。全国记协主办的《中华新闻报》为纪念第一个“记者节”发表的社论（2000年11月8日）提出，新闻工作者应“做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见证者、亲历者、先行者、瞭望者、参与者、监督者、关注者、推动者，做党和人民群众满意的好记者”。这么多的角色同时压在新闻从业者身上，份量可想而知。对有些人来说，他们似乎有些“看透”，觉得做新闻不必那么沉重。我们在某晚报访问一位副部主任时，他就这么跟我们说。他认为办报不必象《南方周末》那样，不是说那报纸办得不好，而是“不必那么沉重”。 [69] 对于很多人来说，虽然未必不赞成这种说法，但他们别无选择，因为，社会有那么一个期待，他们为这期待所囚禁。比如，在央视的《新闻调查》组，当组内成员讨论起选题时，他们不时会说某个选题不符合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的地位，这时候，他们往往指的是题目“太窄”或“太小”，不具备全国性的普遍意义。有时他们会说某个选题不符合《新闻调查》一贯的取向，这时，他们指的是“太软”，缺乏“揭密”的潜力，“不符合观众对节目的期待”。《新闻调查》的“品牌”已经建立，它必须表现出它一贯的使命感和正义感。因此，选择什么题材显然令制作者们大伤脑筋，以致外组的白岩松建议他们“走第三条道路”，就是选择那些善与恶、丑与美纠缠不清、无法作出道德判断的题目，他认为这类的题目最符合“调查”的品质。为论证他的观点，他如许多谈论“焦点”类节目的同行们一样，搬出了《60分钟》（白，2000）。其实，《新闻调查》选题的困难是更大的困境之表现，就是承载太多相互冲突的负担，有道义的负担，政治任务的负担，国家电视台的级别负担，还有新闻制作水准之典范的负担等等。《南方周末》和央视的《新闻调查》栏目等媒体所赢得的名声使它们已经成为某种象征，在束缚其中的新闻从业者的专业选择。在《新闻调查》五周年的研讨会上，原《新闻调查》策划、时任《南方周末》常务副总编钱钢说，这个栏目是一株生长期很长的“名贵植物”，栏目的一位编导则认为这个栏目最需要的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 [70] 白岩松也称道这档节目的“理想优势”，并且不无担忧地鼓励大家“千万别让这些理想主义的梦破没了” （白，2000，p. 324）。由此可见，这个40分钟的节目负载多么沉重。在这些话语实践中，所缺乏的是对于美国的《60分钟》和强烈的理想主义本身的反思，尤其是缺乏对《60分钟》、《20/20》等范例在理解新闻专业理念上的囚禁作用的反思。

道义的承载过重，角色期待过多，而这当中又充满张力，使人更容易对新闻业失望，于是，商海的机会就更具有诱惑力。在这样的失望和诱惑夹击下，不少新闻工作者就开始瞄上了其它行业，或以为他们可以放下自己的专业理念和理想，或以为在那些行业，他们的专业技能可以得到充分发挥。于是，“跳槽”就加上了“转行”。这种对于自己专业的背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暗度陈仓”、 “一仆二主”，即人不出新闻界，利用自己所属媒体的象征资源和物质资源，为别人打工，为自己谋利。比如，某报总

编室的一位编辑将自己负责的版面挂给另一个杂志“协办”，他自己拿该杂志的广告提成。对于自己的报纸是否改版，他完全不感兴趣，说“那是头儿的事。只要我的版面还在，就说明我干得不赖，我的饭碗就在”。他对挣钱更有兴趣，说，“怎么挣？间接地卖版面呗”。他还以此教育我们做田野考察的实习生，“你呀，也别去其他地方，到一家报纸争取弄个编辑干干，有偿新闻可以不搞，但买卖版面，立刻就能让你脱贫致富。这东西按理讲都不用我教你，也不应我教你。”他并不是特例，在他的部门，他的顶头上司就靠在报纸建立起的名声，在外面到处搞策划、咨询，行似文化掮客。 [71] 这种做法是彻底颠覆了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身份认同──拒绝它的神圣，只承认它的市场价值，将它送上市场流通。

另一种方式比这更进一步，是彻底拒绝新闻专业的身份认同，选择改行。实践专业理念是需要社会的和文化的回报的，但现行的媒介体制之于个人，其中不可预测的因素太多，而可回报的太少。一位电视新闻主管，曾因出色的专业素质受到国内同行的关注，但因其他种种原因调离原部门后，消沉了许多，觉得自己再没有什么工作目标和理想了，因为在哪个单位、干好干坏一个样。 [72] 一位曾经在当地红极一时、被广为看好的主持人，退出了新闻业务，做起了官。当被问及他为什么做这种选择时，他答，因为当地媒体的活跃年代已经过去，而整个中国目前的媒介环境并没有“适合名记者、名主持人成长的土壤”。于是，他放弃了以默罗、克郎凯特为偶像的成名理想，只是想“自己管一摊子事儿”，“为那些真正有想法的朋友们提供一个用武之地。” [73] 另一位在新闻界干了15年的资深记者，终于痛下决心，辞职去了一家网站。在他离开的办公桌最醒目处，放着一首长诗，表达他从“位卑未忘兴报业”到“合家平安度余生”的心历路程，个中的失望与悲愤，跃然笔端。 [74] 在90年代末，很多类似心灰意冷的新闻从业者抗不住网站或其他商业机构的诱惑而离开了，我们在某城市访谈过的媒介从业者，有三位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离开媒体，报酬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的跳槽都为自己增加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收入。但是，报酬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有人说，他们在媒体工作中只有百分之二、三十的想法可以付诸实施；有人认为自己有能力“推动一些事情朝更高层次发展”，但在媒体内部越来越看不到这种推进的可能性；也有人觉得，从事新闻工作长年累月四处奔波，没有足够的经济回报又不能做自己真正喜欢的新闻，“没有任何个人的成就感可言”；还有人说，中国媒体环境太差，“媒介的发展能力被透支了”。 [75]

所有这些都表明，新闻工作者的专业身份认同处在各种诱惑和打击当中，专业理念很难清楚、纯粹。于是，在改革20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保持专业理想的人在继续努力，同时也看到这种专业理想被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地位又推、又拉、又压的摧残，新闻从业者被各种社会期待所诱惑和囚禁。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在改革的现实当中，要保持专业主义的角色和行为标准是多么的困难。在如此的困境当中，新闻从业者还没有来得及找到将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党的宣传工作者的政治要求融合到新闻专业理念当中的合适途径，又陷入了通俗文化的媚俗和市场流通当中，这令他们的专业身份认同更加混杂，也使他们愈发感到困扰和迷茫。前面所讲的各种“非正式”的成名认可方式就是这种困扰和迷茫在行业层面的表现。

3. 体制内外：沉默、“游击”和逃离

新闻工作者的身份认同是与现行的传媒体制分不开的。令新闻工作者困扰和迷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专业理念与宣传工作的要求之间的矛盾。我们前面提到了按照宣传的要求否决新闻从业者的选题和作品给他们的专业主义理念的打击。其实，这种打击本身并不是问题。否定新闻从业者个人的选题和作品本身并不是中国新闻体制独有的，在美、英的商业媒体，这种事情也是司空见惯的。问题的关键是在什么样的框架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或程序否决新闻工作者的选题和作品？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就是

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解答，即专业主义是否成为新闻实践中社会和权力关系的模式？在中国，回答是否定的。

美国社会学家Warren Breed在1955年的一项经典研究中指出，编辑部内部存在“社会控制”的机制（Breed，1955）。他并没有仅限于一般人所知道的媒体组织在聘人过程中如何体现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他更关注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编辑部内的权力关系的体现。在新闻生产过程中，资深的、地位高的编辑会在业务指导、指示中，将组织的价值取向传递给每一个新手，而每个新手又都有专业的和物质的动因而尊从（conform to）组织内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规范和标准。Breed所揭示的实际是一个体制内权力运作的常态。我们在前面已经以“相互收编”为核心讨论了这种权力运作。在这里，我们引用这项研究是要指出，新闻生产不可避免地是权力行使的过程，是社会控制得以运作的过程。当专业主义成为这种社会控制的模式时，直接的权力行使者是新闻从业者的同行，即他们的业务上司──编辑； [76] 控制所依赖的是专业的理念，所做的是专业的评判；控制的方式是通过专业水准和理念的内化。因此，这种社会控制同时具有专业规范的特性，虽然参与者并不全在同一权力水平位置上。 [77] 显而易见，我们的宣传体制不是按照这样的模式来实现控制的，而是基本上采取了行政命令和意识形态强制的模式。

这两种控制模式也必然导致在新闻从业者不同的身份认同。在“专业模式”下，新闻从业者首先被认为具有独立的专业人格，这是这一控制模式得以建立的前提条件，因此，控制主要限于业务过程和从事业务的人之间；在“宣传模式”下，新闻从业者不具备独立的专业人格，他们只是宣传工作者，是党的新闻事业的“螺丝钉”。在“专业模式”下，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角色得到尊重，表现在制度化的回报，包括收入、工作稳定和工作中的独立自主，即新闻价值判断的权力；在“宣传模式”下，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角色得不到这种尊重，“专业化”仅限于形式、手段和技能上的创造及提高，而不包括在内容上──包括选题、思想、新闻框架（news frames）的选择──的独立判断的权力。没有新闻从业者独立的专业人格的意念，就不可能有对他们专业表现的合适评判标准以及回报体制；没有这样的标准和体系，也就无法树立起独立的专业人格。这二者就在这样的相互牵制当中。

但是，媒介走向市场之后，新闻从业者已经感受到了源自市场竞争的呼唤，就是要建立自己独立的专业人格，这就使得专业理念与“宣传体制”的冲突愈加浮出表面。如前面所说，正面冲突相对是少有的，冲突更多地表现在相互收编中。但这不等于说冲突不存在，而是说冲突以比较隐蔽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一种形式是新闻从业者以各种方式与宣传体制打起了“游击”。前面提到的买卖版面现象就是这种“游击”策略之一。从这种体制矛盾的角度分析，倍受抨击的“有偿新闻”也是“游击”策略之一，因为，其一，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角色在宣传体制内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其二，新闻从业者要采访和报道新闻事件，面临的是来自各个方位的宣传体制的参与者，包括了那些极力想得到媒体正面报道的单位。 [78] 因此，“有偿新闻”是制度冲突的产物，这种明显的违背新闻专业伦理的做法，反映了新闻从业者对于自己专业身份认同的拒绝，但这不是他们自在的拒绝，而是被囚禁在“宣传体制”内后自觉的拒绝。这种否定同时也是对“宣传体制”的基本原则的颠覆：党的宣传工作者这一身份不再神圣，党的新闻事业中的社会和象征资源是可以在市场流通的商品。 当然，很多新闻从业者并不采取这种有背专业操守的拒绝，而是采取“游击”策略来推进他们的专业理念，这是“打擦边球”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因。 [79] 某报一位年轻记者和我们说，他在四年的记者生涯中，经历了很多重大新闻事件。凡有突发新闻，他都要冲到现场，因为，在新闻事件的现场，他能感受到“一种兴奋”，这是一种他认为做个好记者必备的“激情”。如果他采写出来的新闻由于上面的规定而不被采用，他也要尝试一下，在晚间截稿前联络其它新闻单位，如果它们报了，他也还会发被否了的稿子，因为，“规定是死的，不尝试一下会后悔的”。 [80] 可见，虽然他会遵从上面来的规定，但他并不认为那些规定反映了专业的判断。一家市电台从业近二十

年的资深新闻责编说，当年遇到以色列前总理拉宾遇刺的事件，他不顾地方媒体不得独自播发国际新闻的规定，不等领导审完新闻稿，就抢先将新闻报了出去。他认为，该城市“是国际大都市”，“市民有关心和理解这个全球政治事件的水平”，他为能在其它新闻媒体之前将这消息播发出去而大为自豪。他说当时这么决定时就“准备挨批评”，“只要不把我开除公职就行了”。 [81] 另一位电台记者说，“我拿着这个话筒就为老百姓说话”，“如果能够通过我们的话筒，让老百姓的心情能够安抚一下，让怨气出来”，这，按她的讲法，“是给政府帮忙”。那么，如何对待那上面下来的种种清规戒律呢？她说她利用的是电台速度快的优势，在市委宣传部禁令发出之前，就把新闻播出去了。 [82]

在更多情况下，宣传体制造成的是令新闻从业者倍感压抑的工作环境。很多新闻从业者感到工作辛苦、报酬偏低、工作自由度小、缺乏动力。在体制上，“做好了是应该的”，没有什么奖赏，“做差了被惩罚得很厉害”。在各地新闻单位，主管的宣传部会给新闻单位传真或电话下达各种事无巨细的指令和禁令，它们都没有任何解释，只是一道简单的“不得??”或“要??”的决定，新闻从业者对此，大都只能选择沉默。没有人能够以专业理念为根据来讨论这些命令，唯一的选择是在报道的题材、写作和编排等各个方面落实它们。 同时，绝大多数人也并不在内心接受这些命令。这里讲的沉默，隐含了对宣传体制的拒绝。新闻从业者知道不可“以卵击石”，但是他们相信自己的专业判断，认为那些上面“一定要报的，很多是没有什么新信息的陈词滥调”；还有些人是“自己写些真正的新闻”，“不让我报也不生气”，等待时机尽量使自己的作品能够见天日。 [83] 由此看出，沉默是无奈的表现，是不得已而暂时放弃对自己的专业人格之尊严的争取。某电视台一位著名记者表示，他最崇拜邓小平，因为邓“拿得起，放得下，三起三落，能屈能伸”。他同时也说，中国媒体的实际情况，只能是在现有的框框里争取做得最好，不能急，要懂得“借力”、“借势”，即通过借助其它力量来达到自己的专业目的。 [84] 有时，沉默辅助“游击”策略，以避免引起注意，维持有限的专业实践空间不因自己的鲁莽而受到进一步挤压。孙玉胜主持制订的央视评论部的部律，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当然，“沉默”也是“默许”（acquiescence），使得宣传体制的延续成为可能。这对很多人来说是生存的必要，因为，最主要的媒体在党的直接控制之下，单纯依赖市场的媒体尚不成规模，因此，脱离宣传体制毕竟风险太大，变换行业又意味着彻底放弃自己的职业理念，再说，这对很多人来说也不那么容易。

尽管媒体民营还是被明文禁止的，这并不表示新闻从业者没有在开拓这片天地。不少新闻从业者，索性闯荡到了体制之外，依托市场，探索如何实践自己的专业理念。前面提到的王长田就是这些人当中一个初步成功了的典型例子。当然，在那些跳出“围城”的人来说，也有两种，一种是主动选择出去，以闯出一条路子来，如夏骏；另一种是因为在体制内“触雷”，被“逼上梁山”的，如王长田。但无论是那种方式，他们都是拒绝了宣传体制，希望趟出一条路来。夏骏以一句“早起赶路的人”浓缩了这种创建式的拒绝。至于那些跳出宣传体制的围城，“下海”办刊物、办报的，更是不胜枚举。 [85] 在这些拒绝现体制的人，大多在体制内已经表现出了强烈的办媒体的理念，有些，如夏骏、王长田、胡舒立等，因此他们在围城外办的媒体或制作的节目带有强烈的个人理念。 [86] 他们中不少人已经在现体制内成名，这名望在他们下海时变成了他们的“文化资本”；他们在体制内的各种关系，变成了他们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与此同时，这名声也会在某些方面成为他们下海后的负担。夏骏在业内的名声，尤其是作为使命感特别强的电视人的名声，既是优势，也是障碍。它首先令他下海时能够得到大笔的启动资金，反映了他的名声使他获得了资本的信任，这与王长田下海时以10万元起步无法同日而语。对此，王感叹无法相比。除此之外，夏骏在央视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令他在一些方面更容易办事情。但是，夏的名声也使他的公司及其举措被主管部门盯得特别紧，他的一举一动也被业界的同行们细细追踪，令他有不得不迅速成功的压力。不仅如此，对夏骏来说，业内的期待是，他的成功绝不能仅是挣到了钱，还得

有电视产品及制作机制等方面的创新。相比较而言，王长田就没有这么多重的压力，可以基本上以市场营销的成功为唯一目标。 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在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中，他们在一点上很一致，就是以专业的理念拒绝宣传体制强加给他们的宣传工作者的角色。在体制内，这种拒绝更多地表现为无奈的沉默和“游击战”式的迂回；即便是在体制外，新闻从业者也并不正面与宣传体制发生冲突，而是填补宣传体制内所留下的空缺。比如，王长田就将资源投放在娱乐节目报道的制作，而不涉及任何其它“严肃”的新闻题材，典型地反映出一种“边缘突破”的策略，而这正是90年代新闻改革的突出特点（Pan，2000b；陈，1999）。这些都反映，在党－国政治权力体系的强制力量下，专业主义和市场力量是软弱的和扭曲的。同时，那些走出围城，进入我们所称的“创建式拒绝”层面的人，正在显示出自己的力量，给围城内的同行们以期待。

? 结语：专业主义的碎片和局域呈现

专业主义的议题在中国新闻改革中的出现绝不是研究者们在象牙塔内的遐思，而是改革进一步深入的表现。首先，在实证考察中（包括实地观察、深入访谈和阅读新闻工作者的自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新闻从业者对专业主义的概念之使用，包括“专业化”、“专业标准”、记者的观察者和揭露者的角色、专业伦理等等。其次，这些概念在业者当中之阑珊，说明改革的实践和话语开始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框架，用以整合新闻从业者这以一群体，使之逐渐形成共享的涉及媒体社会角色、新闻工作的基本性质、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责任和身份认同、新闻实践的行业规范和评判标准等方面的理念。 但是，专业主义不是一些关于上述问题的教条，而是活生生的新闻实践活动。它是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强调的是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工作的普适性特征；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与市场导向的媒体（及新闻）和作为宣传喉舌的媒体相区别的、以公众服务和公众利益为目的、以实证科学原则为基石的意识形态；它也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模式，是与市场控制与政治控制相区别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业社区控制模式。普适性的专业主义语必须与在具体历史和社会场景下发生的新闻实践发生勾联，体现出其历史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具体形态。 以上两段话表述的是本篇论文分析的逻辑前提（logical premises）。由此出发，本文的分析还假设了更深一层的逻辑要求，即经济、政治、行业这三者之间制度原则的一致性是专业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具体而言，我们这里说的是下述三者之间的逻辑一致：市场经济的个人自主平等选择原则，民主政体的公民自由和人权原则，以及新闻业专业人格的独立与自主原则。建立在这些基本原则基础上，西方的专业主义是以专业知识为基础、以服务全体公众为目的、以专业社区自律为手段的社会控制模式（Freidson, 1994）。但是，由于个人与群体利益之间、经济与政治之间、公众利益与经济和政治领域不可避免的局部利益之间的张力与矛盾，专业化──专业主义的健全及内化──必然是不停歇的过程，是社会建构的持续性项目（on-going project），以对这些张力与矛盾在变动的历史情境下不断作出调适（Macdonald, 1995）。

依据这样的逻辑前提，我们考察了作为泊来品的专业主义在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正在如何被建构。我们所做的是历史－社会学的话语分析，即将上述的三种实证资料都作为文本，置于中国传媒改革的具体语境当中，揭示其象征结构和语意体系（meaning system）。具体的操作方法是考察在“著名新闻工作者”的言行以及对“著名新闻工作者”的期待中，各种话语和实践如何表达了上述专业主义的话语成份。我们可以将本文的分析作以下的总结：

中国新闻改革的话语场域集合了三个不同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以办报启迪民心、针砭时政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喉舌媒体”的传统，源自西方却被“本土化”了的独立商业媒体的传统。这三个传统对上述专业主义的内容由不同的定位概念予以表达，它们之间相互渗透，形成了话语场域的多元和不稳定。

这也就是说，新闻改革时期的话语场域缺乏上面所说的制度原则之一致性。在改革持续了20年了的今天，新闻从业者建构专业主义话语的历史场景面临三个相互推拉的力量：党对媒体的控制，市场对媒体的诱惑和支配，专业服务意识对媒体自主的压力。

新闻从业者要实现自己的专业理念，成为名记者，必然要在这样的话语空间应对这三股力量，以寻求到在具体行为场景或语境下可行的选择。

结果，专业主义在话语实践中只能具有碎片和局域的呈现。

所谓碎片呈现，就是说在不同语境被共同强调的只是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上的专业水准以及实践中的专业伦理，但专业主义的其它成份或被扭曲，或被忽略，尤其是那些涉及到媒体的社会功能和角色，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控制的成份。

所谓局域呈现，可由两个方面来说。首先，专业主义话语被局限在新闻业务领域，而不被允许作为整合专业社区的意识形态和确立独立专业人格的社会控制模式而发生作用。这无论是从对专业主义的论述还是对它的实践都是如此。其次，专业主义的普适性内涵被赋予了“中国特色”，因为它在新闻从业者的实践中，被渗入了中国知识分子入世、启迪民智的传统和新闻改革的现实矛盾。

这就是说，专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从西方简单移植到中国，因为中国的历史条件不同。

其中包括新闻从业者不同的历史渊源。如著名新闻史学家宁树藩（1990）所说，“中国新闻记者的出现，是在西方大炮轰开中华封建帝国大门之后。当他们的手开始拿起笔杆的时候，他们的脚便踏在正孕育着巨大变动的大地上”（p. 1）。他们中的优秀者如黄胜、王韬、梁启超、邵飘萍、张季鸾等都有良好的学识和传统知识分子的良知（p. 2-16），民族与国家的危亡，唤起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令他们感受到并参与推进中国的不断激进化（Yu, 1993）。这与美国新闻业起于小印刷业主（如Benjamin Franklin）的赢利活动和新闻记者始于受雇用的“包打听”截然不同（Mott, 1962; Emery, Emery, & Roberts, 2000）。

当代中国的新闻从业者仍然保留着这种知识分子的底色，也就是说，他们在目前的社会转型中“绝对不是单纯的旁观者，”而是类似“希腊歌剧中的合唱班，恐惧而又着迷地注视着舞台中间结局已定的人与神的搏斗。??他们常常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已经看出这种特殊剧目的潜在方向，明白了这决不是那种可以让置身于场外的人平安无事的戏”（史景迁，1998，p.5）。

这篇论文探讨的是以此为底色的中国新闻从业者如何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构筑他们的话语实践。我们由新闻从业者成名的想象切入，考察专业主义在中国的话语实践中正在如何被建构。

我们显示，这种建构通过三类微观机制展开，即正式与非正式成名场域的区分和相互渗透，以强制和“相互收编”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式而发生的权力行使，以及组织、行业、体制内外的互动。这一建构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改革的重要向面，而不是与改革相剥离的过程。专业主义的理念，无论多么零碎，已经并继续成为新闻工作者从事改革实践的一种召唤，成为新闻改革的动态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因此，我们在本文也是在考察一个被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制度主义的分析等边缘化了的改革的向面。 [87]

由于不同的传统和推拉力量通过这些机制约束、促成、选择并固化各种不同的新闻实践，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中必然出现碎片和局域的呈现。这当中既体现了实践者在具体行为场景中的理性选择，也体现了体制、市场、历史传统的制约作用。

这些结论是对论文中的分析、描述的抽象，显得干巴。通过细致的分析和“厚重的描述”（Geertz ，1973），本文力图展现一个话语建构的动态场景，试图传达一种感受──同时也是理论的提炼，即专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闻改革过程中为什么既成为“显题”，又呈碎片和局域状态，并力图从中提炼出理论的解释，而不是将某个既定的理论套装在改革的动态之上。

分析走到这一步，就有“那又怎么样？”的问题，即，我们的分析对于改革的走向是否能够做出某种预测？是否有助于理解下一步改革会怎么走？ 本文的分析令我们可以对此作出明确回答。首先，宣传体制面临根本危机，表现之一是新闻从业者已经不再内化其原则。我们的分析显示，新闻工作者多以沉默、“游击”和逃离的方式拒绝粗暴的宣传体制行为，而消费市场和传媒市场的成长，又日益为“逃离”成为可行的创建式拒绝提供条件，即有志的新闻从业者可以越来越敢于并且可能在市场上实践自己的专业理念。中国进入WTO只会将天平更加向市场的方向倾斜，使原有的宣传模式更加难以维系。体制内外的这种呼应，反映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模式与市场力量的结盟，具有深层变革的意义。这是改革走向的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是，市场的诱惑进一步威胁新闻从业者尚未厘清的专业主义理念，新闻与娱乐界限的模糊甚至消失、电视与网络媒体的凸显，会将新闻进一步拖向媚俗和消费主义的通俗文化领域，使之日益失去符合专业主义原则的新闻话语所应当具有的理性和批判精神。这将是在宣传模式瓦解之后进一步改革的最大挑战。

因此，我们今天讨论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也具有了前瞻的意义。只有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社区非常牢固地以专业主义话语得到整合，才能抗拒市场对严肃新闻话语的侵蚀；只有将建立在专业主义基础上的对媒体、对新闻工作者的期待变为全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才能抵御纯粹市场导向的新闻话语的蔓延（McManus, 1994）。

后记

结束这篇已经不短的文章之后，我们不得不再说几句话，以对我们访问的（无论写到与否）或虽未访问到却写到的新闻从业者表示敬意。我们要对他们的敬业和专业精神、对他们代表和表达正义的行为、对他们满怀激情和同情的工作表示敬意。从学术的角度说，我们这种敬意也源自对他们的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的甜酸苦辣和为工作所作出的巨大牺牲的一种移情式理解。诠释式的文化社会学研究，无法没有这移情式（empathy）的观察和分析。

毫无疑问，学术需要冷静，包括遵从学术规范的冷静分析和冷静语言。我们在此文中力图这么去做。我们说了，专业主义在改革中正在被新闻从业者建构，通过活生生的人的话语和实践。我们还说了，这种话语实践反映在新闻从业者如何建构他们的身份认同，这当中，免不了体制的约束，逃不脱来自不同传统的话语资源，也无法回避情感的喜怒哀乐。这当中有创造，但也有浓重的继承。在这些话语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使命感和参与感，可以看到新闻从业者对于专业理念的孜孜追求，也看到他们作为媒体的雇员或名人的自命不凡和自我膨胀，以及面对体制、权威和物质诱惑的无奈和卑微。

但是，无论如何细致，我们无法描绘一个全息的真实，即中国新闻从业者这个在社会转型期群体，他们的困惑、理想和奋斗。他们的话语实践可以被多方指摘，通过这种实践所表述出来的专业主义理念成份混杂。这些都是确凿的。但是，他们是知道的！他们知道新闻从业者的角色定位，知道要客观公正，知道要拒绝腐败、保持高水准的职业伦理，知道世界一流的技术和制作水准该是什么，知道要不停步地学习、提高，知道自己和媒体要为公众服务，要成为社会的警报器和民声的表达者。这些不正是专业主

义的核心成份吗？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内容已经成了新闻从业者，至少是大多数新闻从业者认知系统的一部分。

然而，作为专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控制模式，专业主义在中国仍然是奢侈品。这不是新闻从业者没有献身真理、服务公众的精神，也不是他们缺乏认知，而是这样的专业主义目前还缺乏恰当的历史情境，在这个层面谈论专业主义也缺乏合适的语境。当新闻从业者面对触目惊心的腐败和恶习，再加上犯罪者厚颜无耻、蛮不讲理的狡辩时，我们如何要求他们做到“客观、公正“？当他们面对在极端贫穷下挣扎、完全被社会遗忘的辜苦儿童或老人时，我们如何要求他们冷静、理性？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问题百出的社会，是一个罪恶与善良同样层出不穷的时代。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如何能指责他们自命不凡地“惩恶扬善”式的“越位”？当他们在完全没有工作稳定和福利保障的苛刻条件下，保持对职业理念的不倦追求，保持对改造社会、提高人性的博爱（humanities）的理想，为挖掘新闻、报道事实不停顿地抗争时，我们作为“学者”又如何能保持冷静？多少次，在访谈中，在阅读新闻从业者自己写的记录和感受时，我们都能感到激情的涌涨。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激情淹没了我们学理上的论述和判断，但是，我们无法不指出，这种激情与我们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分析同样都是真实的，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新闻改革的艰难过程──那本来就是由情感的人以自己的生命和精神从事建构的过程。没有新闻从业者的激情，就没有传媒的改革；没有激情的学术，不会有知识的获取；无力体验激情的研究，也绝不会有获取知识的快感。

专业主义的破碎，是体制的困境。要使得专业主义能够成为抗衡市场导向的诱惑和政治控制的暴力的另一种模式在现实中得到实践，需要的不仅仅是新闻从业者的努力，还需要体制的变迁，社会基本关系结构的变迁，文化的变迁。自然，始作俑者，还得是新闻从业者及其学术界的同盟。我们所看到、所分析的是实践者们在非常局促甚至是艰险的历史场景中的努力，是充满了理想的冲动、情感的激奋的过程。它虽然没有战场上血与火、生与死的冲突，但绝不缺少大浪淘沙、沧海桑田式的变革。我们与新闻从业者一道，感受这变革的激奋、困惑、痛苦和希望。

（本文的主要部分在台湾《新闻学研究》2002年4月刊出） ---------------------------------- 注释：

[1] 这里概括的是这样一种分析取向：将理念（ideation）、话语（discourse）、和实践（practice）放在相互推动的整体中来考察。突出表现这一分析取向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Robert Wuthnow于1989出版的Communities of Discourse。在这部著作中，Wuthnow分析了西欧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空想社会主义这三大思潮的兴起，以及每一思潮与所处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福科的《性史》和萨伊德的《东方主义》，虽然各自有不同的理论分析和学术传统，但在大的脉络上也显示了这种分析取向。

[2] 虽然我们没有考察郭文是否最早提出并阐述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这一概念，但是，就我们接触的文献来看，这是广为阅读和引用的专门探讨专业主义的文章。

[3] 美国1940年代后期报刊自由委员会（赫金斯委员会）提出，媒体应将其自身视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业，在提供公众所需要的消息和讨论的内容、数量和质量时，应当具有职业精神，并且，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员是不应该为金钱而效力的。”见施拉姆等著（1980)。

[4] 美国社会学家Harold Wilensky (1964) 认为一个从事某职业的群体通过下列步骤而成为专业群体：（1）以这个职业为全时工作；（2）建立专门的训练学校；（3）建立了专业协会；（4）其代表人物具有政治动员的力量为行业赢得自律的法律保障；（5）专业协会建立自律的行为准则。

[5] 这些表述根据的是学者们对美国新闻史、新闻专业伦理、传媒法律、新闻与传播的运作及效果等方面的研究。依据的主要著作有Gans (1980), Johnstone, Slawski, & Bowman (1976), McQuail (1992)，Mott (1950), Schudson (1978)，Siebert, Peterson & Schramm (1956), Smith (1998)。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面临新的诠释、新的挑战，因此具有话语的历史性，在新闻实践和话语表述变化中不断得以丰富。对于新闻专业主义话语的历史性，见Schudson (1978)和Zelizer (1993)。对于这些专业主义原则的规范理论基础由自由报刊理论到社会责任理论之演变，见Siebert, Peterson, & Schramm (1956)。对于这些原则在“客观新闻”、“揭密新闻”和“公共新闻” (public journalism, 或“市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 等传统中的表现以及这些传统之间的冲突，见Black (1997), Glasser (1999), Miraldi (1990)。对于政治宣传如何渗透到新闻的专业理念，见Sproule, 1997。客观性法则在历史上受到各种挑战，如“揭密新闻”、“新新闻”和“公共新闻”等，但它们今天依然占主流地位，客观性法则仍然是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

[6] 从19世纪下半页到20世纪初，美国新闻从业者经过了一个由受雇佣的“包打听”到专业人士的演变，其社会地位也由社会底层上升到了中产阶级。参见Gans (1980), Mott (1962) 和Schudson （1978)。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新闻专业主义在美国的建立有以下几个重要标志：（1）专业组织的建立，如建立于1909年的The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SPJ，建立时名为Sigma Delta Chi)，建立于1922年的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 （ASNE），和建立于1912年的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AEJMC，这是现名，由1912年成立的American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Journalism和1917年成立的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Departments of Journalism合并而成）；（2）专业行为准则的公布，如 1923年美国全国报纸编辑协会（ASNE）公布了第一份专业行为准则（Cannons of Journalism），继之，SPJ于1926年公布了自己的行为准则，全国广播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s, NAB）于1929年公布了自己的行为准则；（3）新闻教育的开始，如1904年在伊利诺斯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和威斯康辛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 开始的新闻本科教育、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于1908年的建立等；以及（4）专业自律机制的建立，包括新闻教育课程的认可(accreditation)制度,如1948年美国新闻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for Journalism）公布了认可标准并认可了38家新闻院系，新闻奖励（如普利策奖）的建立以及各种监督和批评新闻实践的组织（除了上述专业组织外，还有American Press Institute, The Freedom Forum, National Press Foundation,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等各种不同背景的监督、提高新闻媒介的组织）和刊物（如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的建立。尽管如此，新闻工作之专业化是个不间断的努力过程。参见Emery, Emery & Roberts (2000), Hohenberg (1983)和Mott (1962)。与中国的情况不同的是，这些专业组织和媒介监督、批评组织都具有非赢利、非官方的性质，因此它们构成相对独立于市场和政府（state）的“第三部门”。这一不同对理解中、美新闻专业主义形成过程之不同至关重要。

[7] 新闻史学家宁树藩教授认为，与国人办报强烈的政论色彩不同，中国早期外国人办的商业报纸，如《申报》等，从一开始就重视新闻报道多过言论，但这种新闻传统并没有造就名记者，其原因在于没有自由采访的社会环境，这种情形直到民国初年才有所突破（作者访谈，2001年7月3日）。

[8] 这里采用了哈贝马斯的理论意念（Habermas，1989)。但是，我们在此并不断定中国历史上曾有成熟的“市民社会”及建立其上的“公共领域”，我们在此只是指出，相对极权主义（totalitarian）的统治，私人办报开拓出了一点空间，这一空间在结构上不属于国家（state）的官僚体制，具有了“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对“国家－社会”框架的批评，参见潘忠党（2000）。

[9] 中国第一部新闻学专著、徐宝璜著《新闻学》便是“西学东渐”的实例。徐于1912年北京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密执安大学攻读经济学和新闻学，1916年回国，任《晨钟报》编辑，1918年主持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1919年11月7日，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源培，为徐著《新闻学》一书作序道：“新闻事业在欧美各国，均已非常发展，而尤以北美合众国为盛。自美国新闻家Joseph Pulitzer君创设新闻学校于哥伦比亚大学，而各大学之特设新闻科者，亦所在多有，新闻学之取资，以美为最便矣。伯轩先生游学北美时，对于兹学，至有兴会。归国以来，亦颇究心于本国之新闻事业，今根据往日所得之学理，而证以近今所见之事实，参稽互证，为此《新闻学》一编，在中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 见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1987），页114-115。邵漂萍在其1924年版的《新闻学总论》中，也以英国的新闻记者协会等为例，提倡保障记者地位，包括“保有职务上精神之自由”以及“为欲达新闻记者行使职务之圆满，努力于立法之修正改良”等， 同上，页132-135。

[10] 比如，在1943年9月1日的《解放日报》上，陆定一发表了《我们关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认为资产阶级新闻学主张新闻五要素、主张记者须亲临现场、主张摄影报道等，“我们认为是对的（理由不必多讲了），但我们同时要指出，要想求得新闻十分真实，这是非常不够的。”见前引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1987），页268-269；陆文是党报理论的重要基础，也始终是新闻教育的重要内容。新闻理论教材中的相关表述可参见李良荣 （1995）。

[11] 杨绛（1988）著的《洗澡》一书对这个过程做了生动的描绘。 美国学者Timothy Cheek (1997)以邓拓生平为个案，对此过程也做了详尽的描述和分析。分析这个知识分子被收编的过程的著作还有，Hamrin & Cheek (1986), Goldman, Cheek, & Hamrin (1987)。

[12]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全国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成为一场以冲破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为历史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导。虽然这一历史事件是改革起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业界常常引述的表达新闻事业的社会角色和功能的范例，但它所代表的仍然是传统的党与媒介关系的“热点时刻”（hot moment）。就话语建构之功能而言，它与“水门事件”在美国新闻话语中的作用一样。但是，“标准讨论”与“水门事件”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新闻话语体系。对于这样的“热点时刻”在新闻专业话语中的作用，参见Barbie Zelizer (1993)。

[13] 新闻工作者在改革过程中面对各种矛盾和张力，即这些不同的传统在改革中汇集，引发不仅是实践中的矛盾，而且是心理上的无措。对此的理论分析，参见Judy Polumbaum (1990)；Chin-chuan Lee (1994); Xu Yu (1994)。 对此从实践方面的表述，参见孙玉胜（1994）。

[14] 对此，时间说，在大学阶段“我的很多老师刚从国外回来??我觉得我对西方发达国家电视业的发展和现状的了解和最新的电视观念的形成是受到这些老师的影响的。”参见“时间：我与《东方时空》这八年”，见杨君（2000）。

[15] 作者访谈，北京银汉文化传播公司，2000年8月、11月。

[16] 所谓话语场域（discursive field），指的是由一些基本类别概念（categories）构成的话语建构的空间。对于这个概念的定义和使用，参见Robert Wuthnow (1989)。这个概念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新闻改革中的话语建构。在各种意识形态相互混杂的改革过程中，这种建构需要选择、修正、整合来自不同话语体系的概念和表述。参见潘忠党（1996）。

[17] 英国文化学派领袖之一，Staurt Hall，在谈到主体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其中一种关系是“探寻式”（negotiated）的，即主体将比较普适性的象征体系情境化，将之与“局域的条件”（local conditions）相勾联（Hall, 1980, p. 137）。参照Wuthnow（1989）对勾联（articulation）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霍尔的观点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参见Staurt Hall (1980)。

[18] 用著名政治学家邹谠的话来说，宏观层面的社会变革通过微观的机制而发生，清楚了这些微观的层面，才能了解社会变革如何发生，为什么发生（Tang Tsou ，2000）。

[19] 在中国大陆三个中心城市，我们进入一些主要新闻单位，观察其内部运作，并体会在媒体的日常运作中新闻从业者所感受到的激励和限制；我们还对一些新闻从业者，包括中、上层的管理者和普通新闻从业人士，作了深入访谈。除此之外，我们还搜集了很多公开出版（包括在网上发表）的新闻从业者的自述，以及专业刊物上的理论和业务探讨。对我们的分析取向，可参见前引的Staurt Hall（1980）对文本的定义。他说，文本是有内部结构的由象征载体（sign-vehicles）组成的体系。它必须在话语场域内，通过话语实践（包括编码和解码）才具有意义。这样定义的文本具有宽泛的应用价值，即任何具有象征功能的社会实践——而所有社会实践都具有这功能——都可以作为文本来分析。这种社会实践被人类学家利奇称为“表述性行动”（expressive actions）。见Edmund Leach (1976)。为了保障我们访问的人和观察的媒体组织的匿名，我们在引用时，一律只注明材料来自访谈还是来自现场观察时做的《田野日记》。只有引用公开出版物时（包括报刊、书籍和网络文章），我们才会道出被讨论到的人或组织的名称。保障被访者的身份隐秘是调查研究的基本专业伦理。

[20] 其中针对新闻作品的最重要奖项是“中国新闻奖”，针对新闻从业者的重要奖项有“范长江新闻奖”、“韬奋新闻奖”和“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

[21] 这里，我们用的比较宽松的“成名”标准，忽略“成名”程度之不同，或“成名”范围之不同。对我们来说，程度或范围的差异不导致我们诠释的失效，因此，可以暂置，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承认有成名程度和范围的差异。

[22] 焦裕禄这个形象凝聚了60年代初困难时期党的领导干部与人民同甘共苦，并为人民的生活而献身的精神，对当时巩固党的正面形象起了巨大作用。在改革时期，焦的形象又成为官方抗击贪官污吏的话语中强有力的聚象（icon）。

[23] 这些观察综合了2001年6月22日作者对胡的访谈和其他人对胡的评价。参见刘勇（2000）。 [24] 作者访谈，xx晚报，2000年7月22日。

[25] 同样，孙玉胜也获得过共青团中央评选的1995年“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见“共青团中央转发《关于授予吕有珍等十名同志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的决定》的通知”（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http://www.ccyl.org.cn/zuzhi/documents/1995/951123.htm）；并且，这种行业外的正式知名场域有时候是十分宽泛的，如上海电视台《新闻观察》栏目的两任制片人都曾当选为“上海市文化新人”，同时获此奖励的大多是艺术家，如歌剧演员廖昌永和舞蹈演员黄豆豆，见《新民晚报》“第二届“上海文化新人”评选揭晓，新闻工作者所占比例高于首届”, 1999年11月24日; 作者访谈，2000年5月。

[26] 《田野日记》，xx电台，2000年2－6月；作者访谈，xx电台，2000年7-8月。

[27] 这当中有些已为公众——至少是相当大部分的公众——所熟悉，比如马立诚、吴海民、安顿等，有些，如安顿，其名声已不在新闻的专业，而在作为知名的公众人物（celebrity）。我们在后面要谈专业名望与知名公众人物之间的区别和转换。

[28] 《田野日记》，xx报，2000年4－6月。 [29] 作者访谈，xx报，2001年5月15日。

[30] 这是继“教师节”、“护士节”的中国第三个官方确认的行业节日。这个节日的建立本身就说明了专业协会与党－国家权力机构两者之间的协商和共谋。参见沈路涛（2000）。

[31] “控制”（control）的对应面是“抵制”（resistance）或“反抗”（opposition）。但是，当这两者在同一体制内作为常态发生时，就表现出相互的“收编”。这是从社会学角度对“意识形态霸权”的动态所作的诠释，因为，“意识形态霸权”必须有被控制者的自愿（虽然这是别无选择的自愿）参与（willing consent）。对意识形态霸权理论的阐述，见Antonio Gramsci (1971)。对这一理论在媒介研究中的应用，见Todd Gitlin (1980)。对于“控制”与“抵制”之间的辩证关系之分析，见James C. Scott (1989)。

[32] 如果比较官方（包括官员的讲话和官方认可的新闻史）和非官方的业界所列举的“名记者”名单，我们会发现有不少重叠，表明这两种场域对象征资源和话语资源的共享。这种共享也使官方与非官方的场域并不仅仅具备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更常规的是相互渗透和相互收编。

[33] 作者访谈，中央电视台，2000年8月22日。

[34] 正是因为了这样的评奖机制和标准，才有前面引用的新闻界人士对于专业奖励的评价：头奖是为中央级传媒保留的，是表彰那些采访到级别最高的活动的。这背后还有新闻采访权的等级限制：重大的新闻事件只有具一定的级别的媒体才可采访。这样一来，评奖中的等级分布和平衡成为“正常的”，虽然这背后隐藏着体制上对一些媒体的垄断的保护。

[35] 所谓话语的社会学基础支撑，就是承载这一话语的人、团体和社会结构。有了这种支撑，一个话语才具有实体的意义，才有持续并发展的可能。同样，这个基础的变化，如人员发生了变化，组织发生了变化，或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话语的生命力也会发生变化。因此，社会变革与话语变迁相伴发生。参见Robert Wuthnow （1989）。

[36] 如徐光春、梁衡最近7－8年内的职位和岗位变动。在这期间徐由记者跃任《光明日报》总编，后被提拔为中宣部副部长，再调任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梁由记者被调至新闻出版署，直至副署长，最近被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

[37] 与此交织的是另一面，即党的主要领导人亲自办报刊、撰写新闻作品（包括新闻、编者按、评论、社论等）、具体指导新闻工作。如毛泽东在1949年前后亲自为新华社撰写消息、时评、社论和修改稿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60年代，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也常为报纸写稿，代表作有《西行纪谈》和《松树的风格》，《燕山夜话》则是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邓拓为《北京晚报》开设的专栏（张涛，1992），页170-171；175-179。

[38] 我们在这里采用了“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并接受这样一种基本观点，即改革，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由市场支撑和推动的“社会”逐渐“蚕食”集权制下无所不在的国家控制。媒体的“社会化”──虽然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改革的现实，具有更多的前瞻性──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重构的一部分。

[39] 美国人类学家Bruce Lincoln认为，强制与话语是两种相辅相成的社会控制手段。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采取话语手段的实际方式，即“收编” （co-opt）。这个英语词其实还包括“网罗”的意思，在我们的分析中包含了话语的“吸纳”和社会学的“网罗”这层含义。参见Bruce Lincoln （1989)。

[40] 我们在实地调查和深入访谈中，常常感受到一些新闻从业者的理想主义精神，他们会在没有聘书、医疗保险、住房、退休福利等的条件下，在他们认为理想的媒体工作，大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献身精神。另一些同样具有职业理想的新闻从业者，会成为部（中心）主任，或挑头主持子报或栏目，并继续“升官”。这种强烈的职业理想，是使这些新闻从业者成为官方“收编”过程的自觉参与者的重要动因。

[41] 作者访谈， xx电视台，2001年2月。

[42]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相互收编”中有着极大的权力不平等。新闻从业者们并没有可行使“强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作依托，因此，严格来讲，“反向收编”不能够发生。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市场力量的兴起和新闻专业主义话语的毋庸置疑的正当性（官方也强调新闻工作的专业水准和伦理），赋予了新闻从业者一定的话语权。以此为定位（anchor），新闻从业者以重新解读的方式吸纳官方宣传体制的某些目前尚无法否定的要素，这种吸纳因此具有改造的成份。基于这两个原因，我们说有“反向收编”。

[43] 作者访谈，xx 报业集团，2000年7月3日。 [44] 作者对《新闻调查》组的访问，2001年6月。

[45] 现任《新闻调查》制片人之一张洁在题为“《新闻调查》的品质”一文中说，“《调查》节目的定位只有一个，就是它的揭露性。”见李东升、孙玉胜（主编，2000）。

[46] 这些书包括前引的夏骏、王坚平（1999）；李东升、孙玉胜（主编，1998，1999）；李东升、孙玉胜（主编，2000）；袁正明、梁建增、赛纳（主编，2000）；梁建增、赛纳、张洁（主编，2001）。换一个角度看，这些书也是电视节目播出后的“后续产品”。如果说，这些节目本身包含了“收编”宣传体制要素以表达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理念的话，开发“后续产品”更侧重体现了“收编” 宣传体制要素以获取市场效益这一面。这种市场效益可以是直接的，即卖书的利润，也可以是间接的，即进一步提高电视栏目的知名度。

[47] 其实，意识形态霸权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合谋”，其结果是建立、巩固和再生主流社会及其引为常识的意识形态。

[48] “身份认同”（identity）是个复杂的概念。传统的“本质论”（essentialist）理论强调它的心理上（包括认知和情感）上对某一共享一个文化、历史、和生活方式的群体的认同，是比较单一的，相对稳定的自我认知。当代的解构主义者们强调身份认同的话语建构，以及这种建构的历史、文化和场景的具体性。Staurt Hall （1996：4）如此简洁地定义身份认同（注意他用的是复数identities）：“身份认同从来不是同一的，在当代，它们日渐碎片化；他们从不是单元的，而是多重地建构的，这种建构往往跨越了常常相互交叉和对立的话语、实践和位置”。因此，Hall声称，身份认同是在“话语内，而不是在其外建构的”（p. 4）。身份认同通过强调与“他人”（the Other）的差异，通过排除“他人”而得以建构，因此，身份认同的建构是“权力行使行为”（act of power）（p. 5）。见Staurt Hall (1996)。

[49] 白岩松说，“在中央电视台，大家把新闻评论部称为电视界的深圳”。见袁正明、梁建增（主编，2000）, p. 209。

[50] 作者访谈，xx 报,1995年春。

[51] 《田野日记》，中央电视台xx部，2000年4－6月。 [52] 《田野日记》，xx 报，2000年4－6月。 [53] 《田野日记》，xx电台，2000年4－6月。

[54] 综合了在几家不同媒体的观察和访谈，2000年2-7月。 [55]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组的访问，2001年6月。 [56] 《田野日记》，xx 报，2000年4－6月。 [57] 《田野日记》，xx 电台，2000年4－6月。

[58] 1996年，在当年的部主任孙玉胜主持下，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确定了“部训”和“部律”。“部训”强调“为中央电视台的荣誉和尊严尽职尽责”，“部律”是“十不”，其中第三条就是“不以任何理由违背节目审定意见”。见袁正明、梁建增（主编，2000），pp. 15-16。

[59] 郭月称她这次北京之行为“一个记者最辛酸、最无奈的采访历程”。见郭月（2000），“‘蜕变’的经历”，见袁正明、梁建增（主编，2000），pp. 496-520。对这种垄断制度及其在香港回归期间的表现的讨论，参见潘忠党（2000）。

[60]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组的访问，2001年6月。

[61] 对于“回报”，通俗的理解过于强调物质补偿，比如收入。就这方面来说，中国目前已经有了一些高收入的新闻工作者。一些都市媒体以年薪十万甚至几十万作为筹码，吸引高素质记者、编辑。这个水准远远高于中国都市普通居民甚至是那些被认为已进入“中产阶层”的人的收入。但是，第一，这些案例远不代表普遍现象；第二，收入仅仅是“回报”的一部分，远远不是新闻从业者专业实践的制度保障的全部。这些案例并没有改变这里所讨论的制度性权力失衡。

[62] 通俗文化的偶像是浓缩了多种意义解读的象征符号，它们在通俗文化中流通并在集体解读中被不断创造。有些由新闻界溢出而进入通俗文化的人，其名声更多地在新闻业之外，身处新闻界只是职业选择上的偶然，如《北青报》的安顿，或者只是成名历程中陈旧了的过去，如中央电视台的赵忠祥。还有些则是立足新闻业，膨胀到了通俗文化，成为更广泛的通俗文化领域的符号，比如央视的白岩松、敬一丹、水均益等。各地方也有在本地文化市场的这类偶像，如被称为“穷人的天使”的四川成都电视台的主持人郭月。

[63] 赵忠祥称自己为“新闻工作者”的报道，见“赵忠祥与北青报纠纷全面披露”

（http://ent.sina.com.cn 2000/02/15）。他对于自己作为“名人”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他曾自称是“泡沫名人”，因为他之知名，得益于他所供职的媒体。见新浪网，“赵忠祥自封‘泡沫名人’”（http://ent.sina.com.cn 2000/03/31）。

[64] 有些业内流传的说法，说中央的记者们下去，常常耀武扬威，要求地方政府配合、地方传媒合作。我们无法证实这些说法，也没有机会观察到具体的表现，但是，这些说法与，例如，中央电视台通过广电总局（当年的广电部）下文要求地方台“完整地”转播《新闻联播》节目有逻辑上的一致之处，因此，它们具备真实的可能性。

[65] 媒体在“舆论监督”的口号下，习惯用“介入”这样的词语表明他们开始报道某事件。这个词本身就反映了“倡导者”、“参与者”和“揭密者”这不同媒介角色的合流，事先预设了以媒体报道改变事件进程的目的，反映了媒体与被报道事件和人在道义上的不平等。

[66] 作者访谈，xx报和xx报，2000年7月。 [67] 《田野日记》，xx 媒体，2000年3－4月。

[68]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读者可以参阅前面已经引述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出的那些书。 [69] 作者访谈，xx报，2000年7月。

[70] 作者参加《新闻调查》五周年研讨会会议记录，2001年5月。 [71] 《田野日记》，xx报，2000年4－6月。 [72] 《田野日记》，xx电台，2000年3-7月。 [73] 作者访谈，xx电视台，2000年6月20日。

[74] 《田野日记》，xx报，2000年2－5月。诗作者还以这样的句子表达从事新闻工作的甜酸苦辣和离开这行业的怅惘： “办报最是讲政治，提笔当闻百姓声。薪金不高血压高，长年劳累体受损。简屋不大责任大，手中朱笔重积分。”

[75] 综合了多个访谈，2000年2－2001年4月。

[76] 这不等于说媒体公司的老板或管理者完全不干预业务过程，他们会通过聘用主编、制订公司的基本政策、决定新闻部门的经费等确立新闻媒体的基本取向，有时，有些老板或管理官员还会直接干预到内容制作过程。但是，通常，这种直接的干预负面效果太大，与结果相比不是理性的选择，因为这会伤害媒体的公信力（credibility）。

[77] 我们在这里采用了“社会控制”这个社会学概念，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也是个“专业规范”的过程，与宣传体制内的“控制”有本质的区别。能够反映专业规范特性的是一个突出案例：一位在《华尔街日报》服务多年的资深编辑在离开该报后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说他是一位社会主义的信仰者。此事在美国新闻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争论的焦点不在于他是否应当被该报所雇用，而是他在该报服务期间是否严格遵循了专业主义的理念，专业新闻工作者持有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否还能够坚持专业主义理念。这个案例成了美国新闻界又一次阐述专业主义理念的“热点时刻”。很多与该编辑共事的人和他的顶头上司，都公开赞许了他在《华尔街日报》任职期间的专业主义表现。对这个案例的分析，参见Stephen Reese (1990)。

[78] 潘（1997）曾经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角度，将各种形态的有偿新闻诠释为建立新闻生产的“补偿网络”。他的分析和我们这里的分析不矛盾，都是不把社会学意义的现象狭窄地归因于职业伦理。

[79] 所谓“打擦边球”是不准确的说法，包括了很多在规定的边缘的实践，因此，我们不能说所有的这类行为都有专业理念的动因，有些是受了在市场获取短期利益的驱使。

[80] 作者访谈， xx报，2000年7月。 [81] 作者访谈，xx 电台，2000年7月22日。 [82] 《田野日记》，xx 电台，2000年4－6月。 [83] 作者访谈，xx电台、xx报社，2000年7月。 [84] 《田野日记》，xx电视台，2000年3月-6月。

[85] 对此，刘勇（2000）有详细描述。由于掌握材料的限制，他的描述也不完整。

[86] 王长田非常注重“象征资源”的积累，他声称自己吸纳的信息很多。当被问及他从事媒体创业的范例时，他如数家珍，报出了一串美国媒介大亨的名字，如Rupert Murdock, Gerald Levin, Ted Turner, Michael Eisner等，说读过所有这些人的传记。他的例子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那些走出体制的人，也在走出自己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他们在寻求媒介创业者、管理者的身份认同。对此，在某报对其负责人的访问中我们得到了印证，他说“报人”和“记者”是不同的概念。

[87] 这里指的是主要在海外发表的研究著作。对中国新闻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参见Yuezhi Zhao (1998)和 (2000), Joseph Man Chan （1995）, Joseph Man Chan (1993)和Chin-Chuan Lee (1994)。对中国新闻改革的制度主义分析，参见潘忠党（1997，2000a, 2000b）, 陈怀林（1999）。对中国新闻改革的历史－社会的话语分析，参见前引的潘忠党（1996）, Yong Zhang (2000)。最近出版的集子有Chin-Chuan Lee (Ed., 2000b); Journalism Studies, Vol. 1, No. 4 (special issu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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