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选论文

苏东坡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他的作品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有力。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成员，其诗能不受成规束缚，形成“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富有理趣的“东坡体”；其词突破了传统词的题材限制，扩大了词境，他以诗为词，开创了宋词的新时代，不愧为宋代文学发展到顶峰时期的一位伟大作家。

苏东坡是词史上一个词派的开创者 苏东坡是词史上一个词派的开创者，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揭幕人.苏词内容充实,风格多样,故为当世学人所崇尚;北宋之后,苏词对南北两方均有浣影响:在北方《东坡,乐府》盛行于中州,著名词人蔡松年、吴激、元好问《中州集》所搜集的词作，几乎都以苏词为依归；在南宋，叶梦得、陈与义、张孝祥、辛弃疾等，他们的爱国词成为南宋词坛的主流，直至元与南宋灭亡，苏词一直滋养和影响着后世的词人。 （1） 苏东坡词的多样化风格

苏轼“以诗为词”，使词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变歌者之词为士大夫之词，侧重表现作者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情趣，这是对词的一大解放。苏轼一生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感情丰富，故其词作内容广泛，风格多样：豪爽旷放者有之，婉约蕴藉者有之，清透淡逸者有之，古雅峭拔者有之，清丽回转者有之，绮丽绝艳者有之，即不能以“豪放”一词囊括，也不能用“婉约”一语标称，就风格而言，苏词是又能豪放，又能婉约，两种风格非但不相互排斥，而且是刚柔相济，即苏轼自谓的“刚健含婀娜”。(注4)后人认为苏词风格豪放，目之为豪放之宗，主要是指的是其能以雄放之笔遣辞驰骋，意境超脱，扩大了词境，打破了词的“法度”常规，并非专指气势豪迈、气象恢弘、笔力刚建。毫无疑问，这也确实是他的一种风格，《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其代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读来的的确豪气逼人；但苏轼同样有不少言情咏物之作，《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喋恋花·春景》是其代表。“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读来确也婀娜委婉。故苏词风格多姿多彩，确具大家风范。(注5)

三、苏东坡的魅力人格和多样化词风相辅相成 苏东坡的一生，是本性自然流露的一生，其人品与词风相辅相成，相映成趣，正是文如其人,词风天然,他是中国文学史上风华绝代的旷世奇才。 （1）苏东坡的思想与人格 被贬黄州是苏轼思想的重要转折点，前期以儒家思想为主，后期又参入了大量的佛、道思想，外儒内佛。儒家的淑世精神与佛道化解人生苦难的虚幻意识互补，使他的人生观未发展到对社会人生的厌恶和伤感，他在经以佛老庄禅超物我、齐生死的虚无思想化解人生忧患的同时，亦含有一种儒家士大夫在恶劣社会政治环境中追求道德人格完善的意味。他那种谈笑与生死之际的旷达情怀，历经磨难而始终乐观向上的精神，任性逍遥、随缘自适的生活态度，正是这三种思想合力的结果。他援佛道入儒，又始终保持正直士大夫的人品气节；儒家道德人格的浩然正气，支撑着佛老的静达旷放，成就其虚静高洁的心态和淡泊超拔的性格，使其一辈子具有坦荡坚贞的品格、随缘自适的心态和风流潇洒的气度。（注6） 也正是苏东坡有这样的人格特点，他的词也形成了多样化的风格，其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映成趣的。 （2）《定风波》为例，看苏轼的词风和人格魅力 元丰二年，苏轼因“托事以讽”写了一些与王安石变法有关的诗文，被人弹劾为“包藏祸心”，于是在湖州任上被捕，入御史台狱。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乌台史案”。出狱后，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定风波》这首词就是他谪居黄州时所作：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写于元丰五年春天，他到黄冈东南三十里的沙湖相看新买的农田，路上遇雨，因为没带雨具，同行人都怨声哀叹，惟有苏轼从容不迫，泰然视之。事后，他便写了这首词来记述这次经历。(注7)词的上片开门见山，点名题目。骤雨突至，扑面而来，穿林打叶，声声入

耳，然而诗人此时却不慌不忙，漫步徐行，且吟且啸，快乐无比。夕阳西下，一抹斜阳笼罩着山顶，似乎在迎接着诗人。此时此刻，诗人原来的酒意经过风雨的洗礼。早已消散，回望刚刚走过的风雨萧瑟处，斜阳已收起了光辉，一切都消失了。经过阵风骤雨，得来的往往是轻松平静的惬意。自然界如此，人生路途上又何尝不是这样。这里所写的是诗人经历风雨的感受，又何尝不是他对自己经历一切政治风云的体验与反省？这是一首抒情词，更是一首哲理词，塑造出一位在烟雨中吟啸徐行的人物形象，使我们领悟到一种超然于利害得失之上的人生观与处世态度。（注8） 苏轼一生任途坎坷，曾多次遭到贬官，曾先后被贬到黄州、惠州、谵州等地。但政治上的一次次打击、迫害并没有泯灭他的政治理想和拯济苍生的信念。苏轼思想复杂，儒、释道三种思想在他脑中是统一而不矛盾的，他平生倾慕贾谊、陆，政治上他主张“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生活上他认为“游于物之外”则“无所往而不乐”，以安然自得的态度来以安然自得的态度来对待每件事。所以，他虽一再贬官，却能泰然处之，内心旷达，处变不惊。他每到地方上任后，始终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关心人民，格尽职守。他虽然碾转迁徙，但每到一处都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减免赋税、体察民情。这些造福百姓的政绩深受百姓的欢迎，他的处境也得到当地百姓的同情。在当地，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依旧没有改变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旺盛的创作热情，即使远贬惠、瞻时期，他也能够随遇而安，不但没有被困难吓倒，反而出现了又一次的创作丰收。这期间他写了大量诗词与书札散文，诗风恬淡超拨、精深华妙，成为苏轼一生创作的最后锦锈。 苏轼一生积极入世，是封建时代仁政爱民的清廉官吏的代表。他多才多艺，成就斐燃。他的思想、作品以及他的为人，都为后世所钦佩景仰。他的光辉形象将永垂史册，他的人格魅力将永远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苏轼的文学成就是方面的，但就一种文体的自身发展而言，他对词体的革新在文学史上更具有特殊意义。苏词突破了传统词作的题材限制，

扩大词境；以诗为词，指出作词的向上一路，促进了词体的变革，并创立了豪放词风。苏轼大刀阔斧的改革，给宋词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方向，为词坛开创了一种新的风格和美感，提高了词品，提升了词的地位，使宋词能与唐诗并列而无愧色。

关键词： 苏轼 词 革新 开拓 以诗为词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诗、词、散文兼美的文学大家，单就词的一方面而言，他的贡献尤其杰出 . 而这与其生平遭际的辛酸磨砺和思想信仰不无密切的关系。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名和仲，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今属四川）人。他出身于一个下层的知识分子家庭，七岁知书，十岁能文。宋仁宗嘉元年（1056年），21 岁的苏轼随父苏洵进京，次年，与弟苏辙中同榜进士。苏氏父子皆能文，在当时皆负盛名，世称“三苏”，其中以苏轼的影响为最大。

他一生虽在政坛上起起落落，并不得意，但在文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开佑宋一代诗歌新风 ; 其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被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相比于他的散文，诗歌，苏轼在词的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更大。其词在宋词的发展变革仲占有重要地位，他突破了传统词作的题材限制，扩大了词境；他的以诗为词，指出作词的向上一路，促进了词体的变革，并创立了豪放词风。苏轼对词体的全面革新，提高了词体的地位，使宋词能与唐诗并列而无愧色，以致被人们视为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人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轼对词的革新，基于他的自觉的理论主张。他的词论散见于有关的题跋、序引、书简及宋人所作的一些诗话、词话、笔记中，约有十余则，见解新颖独到，时常体现出变革的思想。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一直被视为“小道”，在宋初文人的心目中是“方之曲艺 , 尤不逮焉”，其地位与诗文无法同日而语。但苏轼大胆地突破了这种传统观念，破除了诗尊词卑的偏见。他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认为词“为诗之苗裔”，诗与

词虽有形式上的差别，但在艺术本质上却是一致的。从文体的角度将词提高到与诗相同的地位，就为其革新词体，词风的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道路。

一、苏词对词境的开拓。南宋的胡寅在《酒边酒序》中说：“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宋词现存三百余首，在风花雪月之外，凡怀古感旧，思亲念远，言志抒情，咏物记游，酬唱应答，叙事绘景，赠别悼亡，甚至谈禅说理，滑稽戏谑都见于其词中，可谓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尤其是对农村生活的描写，对士大夫情怀的抒发，对人世沧桑的思索，比起男女相思，花间酒下等传统的词的题材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变化。词的题材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艺术创造的空间。苏轼进一步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意境，把诗文革新运动扩展到词的领地里去。正如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所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在苏轼现存三百余首词里，诸如咏史、游仙、悼亡、惜别、登临、宴赏，此外，山河风貌，田园风光，参禅悟道，哲理探讨等，几乎无所不写，无所不包。经过苏轼的创作，人们才真正看到词可以反映广阔的生活内容。也正是通过苏轼的创作，才开始摧毁词为艳科的狭小樊篱，改变了词为“诗余”、诗高“词卑”的传统偏见。苏轼对词题材与内容的拓展是空前绝后的。只有南宋的辛弃疾，在新的时代精神与社会因素的激荡下，在这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方可与东坡臻美。

苏词不仅内容开阔，而且表现重点有所转移。在这之前，词为应歌之曲子词，多为男女相思，协花间酒下的伤别，写孤独寂寞惆怅，婉约而细腻。至苏轼藉词抒发磊落纵横豪放之襟怀，始摆脱花间词婉转绸缪之态，创为激越声调，昂首高歌，豪放杰出。词本多写男女相思，离别仇恨，而苏轼则把词作为文人言志抒怀的工具，充分表现了作者的人格个性。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

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写狩猎，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 题为“密州出猎”，所以全词紧紧围绕着“出猎”展开笔墨。上片写出猎的盛况。词人以“老夫”自居，其实这时候苏轼还不到四十岁，词人在仕途上遭受挫折之后，心理上已经产生一定的疲惫感。但是，词人毕竟处在盛年，自求外放也不是贬谪受罚，所以，豪迈之情随即发生，“少年” 的豪壮与狂态不减，左牵黄犬，右擎苍鹰，千骑卷过平冈，到郊外“出猎”。太守的身后则是大队人马簇拥，倾城出动，盛况空前。足见苏轼在当地政绩之佳，深得民心。词人的 “出猎”，既是为了一抒胸中豪情，又是为了报答百姓的厚爱。这一切出自词人的观察和想象，充分表明了词人政治上的自信心。再如【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即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和少年时代豪气风发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这些词作展现了作者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体现了他独特的个性。

苏词多为感事之作，从现实生活中撷趣创作题材，有的还采用词题小序的形式确定所表现的内容，交代创作动机和缘起。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题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据此，则“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都是很好理解的了。再如《定风波》词旧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随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用纪实手法写自己的人生感受，使词的抒情贴近现实生活，抒情的人物形象何创作主题也由分离走向统一对应。这样一来，使词的创作走向正视现实。面向社会何真实人生的大道，极大地拓宽了词的取材范

围。苏轼用词展示自己的政治抱负，倾诉自己的人生感慨，抒写多种多样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感受，叙述生活中的事件，表现亲人师友之间的深厚情谊，描绘山川景色和农村生活场景。将词作为陶写性情之具，其意义首先在于开拓了词的抒情功用，使词在合东歌唱之外，还有独立的文学价值。其次在于把词家“缘情”与诗人“言志”很好的结合起来，词品与人品得到了高度的统一。第三，他注重以词陶写情性、与传统诗教偏重社会政治的功利性价值取向又有所不同，而是比较贴近于歌词创作的实际，是对传统诗教作了合乎情理的修正。

二、苏轼对词体革新的关键是“以诗为词”。将作诗的本领用于作词，即“以诗为词”。苏轼以前，词的范围很小，限制很多，道苏轼出来，只当词是诗的一体，凡可以入诗的就都可以入词，词可以咏史。可以吊古，可以说理，可以谈禅，可以用象征寄托幽妙之思，可以借音节述悲壮或怨抑之怀，这是词的一大解放。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轼的以诗为词，首先指的诗词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的扩大，如《江城子·猎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词，实为词中的创格。此前，柳永把词引向市民文学，仅只是变换了花间派描写的方式，并未改变描写的内容，其慢词仍不处闺帏行役，男欢女爱的传统范围，而苏轼另辟词的发展领域，突破“词为艳科”的传统体制，把词引向正统诗文的道路，向“士大夫化”发展。

苏轼除了将词题小序发展起来，作词寓以诗人句法外，还引议论入词，在词中大量用经，子典故，从创作形式上改造了词体的各个方面。其“以诗为词”的主要点，在于把词与诗看成是同等地位的文学样式，有意识地以诗的意境，诗的创作方法入词，突破音乐对词体的约束，把依赖于音乐传播的歌辞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促成了词体的解放。苏轼使辞由“歌者的词”转变为“士大夫”的词，侧重表现作者的旷达襟怀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深入反映了一个饱经忧患而胸怀开阔的士大夫文人的精神风貌。 北宋时代所赋予文人士大夫特有的社会责任

感又使他们不甘心消沉、隐退，这在苏轼身上表现得非常典型。所以，他以坦然、豁达的心胸对待挫折打击，其根本原因是鼓励自己在逆境中保持朝气，不被挫折击垮，坚信自己终能施展才华，报国报民。如《水调歌头?快哉亭作》：“堪吴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再如《临江仙》：“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毂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把苏轼忧国爱民，深有抱负的士大夫文人精神生活，较深入地表现了出来。苏词充分地体现了文人的审美情趣，使典型的士大夫词。

苏轼以诗为词的积极意义，在于改变了词的旧传统，增加了词的内容，丰富了词的体式，促使词发展成为独立的抒情样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可忽视诗与词这两种形式的差别。苏轼一面革新词体，一面又维护与保持词的特点，注意发挥词体声调协律，句式参差和用韵错落等长处，或纵横驰骋、穷极变化，或舒卷自如，深婉不迫，创造了他的古体诗所未能有的独特的词境，或者说，苏轼既“以诗为词”，正其本源；又“以词还词”，完其本色，因而他的词体革新才会取得惊人的成功。 三、苏轼革新词风的一大成果是创立了豪放词风。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云：“……刚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哉剪以就声律耳。”明人张挺《诗余图谱》更是以豪放论定苏词：“苏子瞻之作，多诗豪放。”苏轼一生屡遭馋害，可他学养甚深，虽有郁郁不平之感，每为其豪情所掩，使人但见其放旷的一面。后人视苏词为豪放之宗，视就其能以雄放之笔遣辞驰骋，意境超脱，扩大词境的总体倾向说的。今人讲“豪放”则主要偏重于指气势豪迈，气象恢弘，笔力刚健，这是苏词的一个较突出的风格特征，如流传甚广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词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 1082 ）七月。当时作者已 47 岁，

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已两年多了。词人在政治上遭到了“乌台诗案”的严重打击，思想异常苦闷，因此，他常常在登山临水和凭吊古迹之中来寻求解脱。但是，他不可能完全忘情政治，有时因外界事物的刺激和诱发，他便无法保持内心暂时的平静。他的热情，他的理想，他的牢骚与不平，往往要通过文学这一喷火口，火山爆发式地喷薄而出。《念奴娇》正是这一时期传诵最广的名篇，也是苏轼词中的代表作。 从风格看，这首词气势磅礴，境界宏大，格调雄浑，词的上片扣“赤壁”之题，写江山雄奇之景，下片扣“怀古”之题，由江山写到人物，由写景转入抒情，先从各个角度刻画周瑜之年少有为，实在反衬自己老大未能有所作为，是宋代豪放词的代表作。这一首借赤壁旧址的壮观景象、古人的英雄气概抒发诗人的豪情壮志。这两首词皆写于作者失意之时，“人生如梦”的低沉之调不免时而可闻，但它毕竟难掩苏词激情奔放、达观洒脱、恢宏阔大的主弦律的高亢之音。早期为送陈述古而写的《清平乐》，后期写徐州时所写的《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贬黄州时所作的《满庭芳》等，都是笔力矫健。词锋凌厉之作，可以称为豪品。

但是，苏轼革新词风的功绩与意义不仅限于开创豪放词风。从《东坡乐府》看，豪放词约占七分之一弱，而其他词或清峻秀丽，或空灵蕴藉，风格多种多样。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旁罗，思量却是，无情有思。……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藉咏杨花言情，写得极缠绵清婉。他的遗训阿名作，还写得刚柔相济，可以用苏轼自许其书的话“刚健含额婀娜”来概括。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作者将对亡妻的思念之情，置于生死两茫茫的人生空漠的叹喟中，至死不渝的真情，让人越体会越深。

即使与豪放词分庭抗礼的婉约词，苏轼中也有不少，历来被人交口称誉。冯煦为朱孝藏注《东坡乐府》作序，就提出：“东坡至于北宋，稼

轩之于南宋，并独树一帜，不域于世，亦与他家绝殊。世第以豪放目之，非知苏。辛者也。”苏轼词风格的多样性表明，他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地反对婉约一派，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占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单一化朝多元化发展。

关于苏词是否合乎音律的问题，宋人的意见即难以统一。晁补之云：“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李清照《词论》说：“苏子瞻学际无人，作为小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协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耶？”陆游驳之云：“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哉剪以就声律耳。”由苏轼并非不懂音律，只不过他并非对音律谨守不渝。另外，苏轼在词律上也有创新之处。他在创作时着重引进了不少慷慨豪放的曲调，如《沁园春》、《念奴娇》、《水调歌头》、《哨遍》等词调，有的是自度腔，有的是他最先使用，有的是他运用之后，获得流传与推广。它们后来成为词人习用的熟调，往往就是通过苏轼之词作为媒介的。

苏轼大刀阔斧的改革，给苏词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方向，为词坛开创了一种新的风格和美感，提高了词品，提升了词的地位。从苏轼开始，词的“小道”，“卑体”的形象逐渐开始了改变。苏轼词格既高，为当世学人所崇尚。北宋灭亡后，苏轼词派分为南、北两个支派。一派因苏学于北，大家如蔡松年。吴激、元好问等几无不以苏轼为依旧。另一派传于南，其中辛弃疾稼轩词成就最高，于南宋别开宗派，遂与苏轼并称苏、辛词派。直至金元与南宋灭亡，苏轼词的影响始终不曾衰落。苏轼对词的发展，可谓功莫大焉。

宋初诗文为“淫巧侈丽，浮华纂组”的西昆体所笼罩。作品多作于酒筵歌席遣兴娱宾之际，内容多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为君持酒对斜阳，旦向花间留晚照”等流连风月、感伤时序的闲情闲愁，与“缀风月，弄花草”的西昆体诗文既无什么差异，亦未逸出花间词的侧艳樊篱。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突破词的传统格局，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苏轼的出现，真正打破了“艳

科”藩篱，革新浮靡词风，给词以新鲜的血液和生命力。他主张诗文应“有为而作”，在“文以意为主”的前提下，自由自在地表现世间万物，抒写主体情性；“冲出常言，法度去前规”，使得“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带到词坛，引诗入词，在词的内容、题材、风格、情趣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革新。 一、“以诗为词”——突破诗尊词卑的词论

苏轼词的突出特点是“以诗为词”，他“以词的躯壳而赋予诗的神气”。 “以诗入词”是苏轼对词体解放的巨大贡献，在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诗为词”，简单说来，就是用写诗的方法写词，把诗的题材、形象、意境、创作方法尽情入词，使词“诗”化成为新的独立词体。“以诗为词”本来是陈师道对苏词的评论（《后山诗话》）。陈氏以为“以诗为词”不是词的“本色”，其源固出于保守的词学观，但在客观上却准确地揭示了苏词这一手法开创性的特色。

历来，人们对诗与词的区别，有所谓“诗庄词媚”的说法：诗言志，词寄情，诗为“正道”，词为“艳科”。换言之，词只是表现男女恋情、离愁别恨或充当歌舞宴席上娱宾工具的艺术形式而已，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久而久之，这种观点自晚唐五代的“花间派”词作流行以来，数百年间逐渐演化成一种程式化的专写艳情的绮靡陈腐的格套。此即所谓“艳科”词。到了北宋初年，词体便由于题材、内容的雷同和狭窄而走向了衰落。此时，苏轼毅然举起了“有为而作”的大旗，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推进到词的领域中去，“以诗为词”，从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苏轼对旧词体的改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他对诗词的关系有一个十分精辟而符合艺术规律的看法，即认为诗、词原是共源而分派，同工异曲的；词不过是“长短句诗”而已。苏轼从理论上提倡词在表现深厚的情感内容，要有高远的立意和阔大的境界。他的词学理想是推赏唐诗的气象和境界。苏轼用唐诗之审美标准以衡词，其用意自然是希望宋之小词能具有唐诗高华浑厚之美，正是他一贯的“以诗为词”观念的体现。

他还明确指出：“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祭张子野文》）这就是说，词只是诗的“后裔”，词即是诗。在他看来，词之于诗，既是相对诗的不同文艺体裁，又是诗的产物，更是诗人不同创造形态的创造物。即词来源于诗，与诗同质异体。“以诗为词”是苏轼的词学本体论。在苏轼看来，词在本质上可以同诗一样，表现主体的情性襟袍，可以抒写人生之遭遇，反映社会的盛衰和历史的浮沉；可以像诗一样有山光水色般的清丽，又可以如唐诗般的高华悲怆，气象恢宏，可以有铁马金戈、鼓角齐鸣的壮观，更可以有天风海涛浩浩荡荡的气势。可见，苏轼“以诗为词”的理论，旨在呼应自己为词拓境千里的创作实践，为词注入强烈的主体生命意识，突出表现了抒情主题的个性风貌，扩大词的抒情功能，把小词的艳科小道的品质地位提到诗的地位上来，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注重以词陶写情性，是其倡导词的诗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与市民喜好的通俗文艺形式结合到一起，注入词中，改变了五代以来词所缘之情多为相思眷恋的狭隘性，开拓了词的抒情功能，予词以诗的清高，提高了词的品位，也增强了词的生命力。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作者熔铸了磅礴的诗的意境和诗的气韵，令人耳目一新，心胸振奋：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在词的上阕写围猎场面，渲染出词人的外在“狂”态，特别是“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词人与孙权相比，用典自然。这里更含蓄显现出他勇武豪壮和有所作为的品格，从而使词充满了诗的豪情，诗的韵致。词的下阕则写作者内在“狂”态，结语表现作者要求保卫边疆，为国效命的决心。

总而言之，“以诗为词”的手法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从本质上

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词体。

二、“情性之外，不知有文”——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 苏轼的一生升沉不定，备历险难。他有经世济民的抱负，有独立的政治见解，耿直敢言，黑白分明，内外如一，而生活于派系倾轧严重，朝政反复无常的北宋后期，仍要激流勇进，卓然自立，无可避免会受到他人的排挤。同时，也遭受了非常多的毁谤和打击。但他始终保持着对人生和美好事物的追求。他重视文章的社会功能，强调文要“有意于济世之用”，反对空虚无实的形式主义之风，提倡“有意而言，有为而作”的现实文风。所谓“言必中当世之过”，就是要言之有物，避免“未有甚得于中而张其外”（《李方叔书》）。他还要求文学创作要反映人民疾苦，“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十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二首》），这又使他的现实精神具有了强烈的人民性。在他的词中，可以看到他抒写人生之遭遇，反映社会的盛衰，历史沉浮，山川之秀美等方面的作品。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放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可以像诗文一样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可以充分广泛描写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正如元好问所说，东坡词是“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

苏词的内容把他的政治生涯，人生的遭遇揉合在一起，含有广阔的生活内容，丰富多彩的知识，形象鲜明生动。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是一首悼亡词，作者用平易质朴的语言写对去逝十年的亡妻的哀思，并融入自己仕途坎坷的身世之感，感情极为深挚。词人在悼念王弗的时候，触发起自己对十年来艰难的人生经历，宦海风波的一番回顾。这首词上阕写作者对王弗的思念，下阕记梦中还乡，深切地表现心中的悲痛。而在另一首《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中，作者借习武出猎抒发了自己报国杀敌的志向，但由于朝庭内部剧烈的

明争暗斗，迫使他离京外任，“书剑报国”的壮志难酬，从而在他内心兴起迟暮的苦闷和牢骚。在词中作者以魏尚自况，显示自己希望能得到朝庭的信任和重任，以效力疆场，实现抗击侵扰之敌的宿愿。苏轼有这首豪放词，是当时以革新政治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精神的曲折反映，他以敏锐的时代感和富于开拓的创造精神，使其词在脉脉柔情的传统词风中，敲响了慷慨激越，纵横奔放的豪迈鼓乐，从而解放了词体，扩大词中的创作意境，赋予词以鲜活的思想和生命。

元丰五年，苏轼在黄州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揭示了作者不得志的心情，透露出欣慕古人，渴望建立功业的心情：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作者面对长江抒发感慨，喟叹人生的短暂，长江之无穷尽，无数的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像被波浪所淘汰一样，已经无影无踪了。人物虽已成为过去，但他们的功业却仍然留在人间。作者面对祖国大好河山，想起历史上出现的悲壮场面，古今人事的变化，更感到时不待人，而此时自己不能成就事业，发出了人生短暂的叹息。

同时，苏词的部份作品还深入探索人生哲理。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咏月而兼怀人，抒写了对人生的感悟和对亲人的思念，表现出对于现实人生的执著态度和豁达胸怀。上片写对月饮酒，以问月发端，由现实进入幻想，又由天上回到人间，展现了作者内心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和自我解脱的感情变化过程。下片写对月怀人，作者由月到人，由古到今，将物理的变化与人事的迁移联系起来，对人生的悲欢离合，作出了具哲理意味的解释。在为月解脱的同时以理遣情，得到自我慰解，进而发出了美好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作者表现的情感有些压抑，但境界开阔高远，基调是积极乐观的。全

词在叙事，抒情与议论的结合描写中，有对现实迫害的愤慨与藐视，有对人生的执著，有对人生哲理的议论，有对弟弟的深切怀念。现实的迫害使它产生出世之想，而这种想法是暂时的，一刹那的。他的执著人生，热爱现实，对现实的热切希望战胜一切。同时在这首词中，也流露出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表现了一种对人生社会的怀疑情绪。

苏词以反映农村生活，田园风光，乡土人情为题材的作品则别有一番风味。如在徐州写的《浣溪沙》描写了村姑、醉叟、络娘和卖瓜人等农村人物，描绘了清新秀美的农村生活场景，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而“捋青捣麦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则反映了民间的疾苦。再看《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晚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刻画秋日农村景象，鲜明生动，历历如见。上片四句分别取四组景象，远景近景相同，听觉视觉互用，动态静态结合，宛如一幅幅变动的图画。下片写人的活动和感受，表现词人对生活的热爱。

在苏轼的众多作品中，他不但用词写前人惯写的题材，而且用词写政治情怀，报国壮志，民生疾苦，农村生活，朋辈情谊，贬居生涯……空前拓宽了词的创作视野。词到他手中，确实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三、“自是一家”——婉约正宗之外开创豪放词风

苏词的风格刚柔兼具，多姿多彩，横竖烂漫。他的词同他的诗文一样，往往以意为主，任情流泻，故其风格也随着内容特点，情感基调的变化而变化。他的词具有诗的沉郁，诗的豪放，诗的淳朴。正如陈之说的：“读其词而入其境如见其人，江山气象，人物风流，高情逸怀耿介旷达，而绝异于传统小词的女儿情态；读其词可以感奋激昂以壮击揖中流渡江复国之雄气，也可以宁静澹泊东篱种菊洁身自好。”苏轼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反对婉约，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

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发展，形成婉约，豪放，清丽，韶秀，旷远等风格同秀共荣的局面。他在《与鲜于子俊》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抒情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同时可以看出，苏轼在婉约正宗之外开创豪放词风，是相当自觉的，也颇有自知之明。

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全词由中秋赏月而引起抒发，引起想象，问天，游仙，想宫阙，写玉宇，直到对月之“阴晴圆缺”的探索。体现出苏轼豪放词的特色，笔势超迈，格调雄键，而别有一种飘逸空灵，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胡寅《酒边词序》）。词上片全为写景，因景抒情，因月及人。现实的黑暗使作者要离开现实，幻想游仙天上，但又不能忘却现实，并用“起舞弄清影”来安慰自己。下片由月及人，由人及情，作者热爱生活的思想、怀念亲人的深情，又为词带来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作者从自然现象中找到解答，他的沉郁心情因自然现象的启示而得到宽慰。词的结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表达了乐观、豁达的胸襟。此外，语言自然流畅，特别是词中多处化用前人诗赋中的句子，达到了浑然无迹的程度。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的起句直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以咏叹式的句法写景写情，境界阔大，感情深厚，写得概括而有气势。接着写乱石、惊涛，全为古战场设色，气势雄伟，气魄宏大，渲染了古战场的自然景色的雄奇，为古代风流人物的出现构成浓厚的环境气氛。下片以“遥想”由景物转入古代英雄，生动地描绘了赤壁大战的场面，而“小乔初嫁”，“羽扇纶巾”、“谈笑间”的具体细致描写，十分鲜明而突出地刻画了周郎“雄姿英发”的形象。全词意境开阔，气势磅礴，其风格可用“豪放”和“高旷”来形容，但结束在“人生如梦”低沉音调上，形成豪放而沉郁的风格。这是苏轼在遭受了“乌台诗

案”打击之后的抒怀之作，借赤壁的雄奇景色和历史英雄的丰功伟绩抒发其功业无成的感慨。

苏轼开创了豪放词风，但不只是以豪放词著称。他写恋情，伤感的词，则委婉而细密，如悼念之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首词的情感内涵要比一般专写男女之情的词来得厚重，而文笔的萦绕回环、细腻绵密又近似之。再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全词塑造了一只孤独寂寞的鸿雁形象，寄托作者在遭受政治挫折之后孤独、迷惘的心境和孤高不屈的态度。写得幽深清绝，每个意象都凸现幽寒的气氛，全词笼罩了一层浓厚的孤独和感伤。再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将春日思妇的形象与飘舞的杨花相互映衬，层层渲染一种哀怨的情绪，又写得特别轻柔、细巧。还有一些写日常琐事杂感或田园风情，生活习俗的小词，则清新、淳朴、风趣轻松，像《浣溪沙》第一首：“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麦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上片三句，每句看出一初夏乡村的特征性事物，写作者一路行来的所见所闻的景象。首句以层层叠叠的茂叶，构成初夏世界的基本色调。热烈而又沉静，以作物的茂盛衬托出农村的生机，而二三句则写乡村的气息人情。下片则写作者以太守的身份寻访农家，垂询田叟，亲切如话家常。全词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而在组词二首中，写村女相拥观使君，“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亦写尽农家女子的情态，尽现给我们一种淳朴天然之美，为历来词中绮罗脂粉的女性世界增添另一种色彩。

苏轼改革词体的创新精神，除了主要表现在上述三个方面以外，在用题序、用典故以及对待音律的态度方面，亦有所体现。

苏轼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展到词的领域，为词的发展开拓出全新的世界，词在他手中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和提高，他的贡献是全方位的：第一，在观念上，破除了诗尊词卑、诗庄词媚的传统见解，把词与诗

相提并论，认为二者是具有同等功用的文体，大大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与艺术价值。第二，在内容上，进一步突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藩篱，“以诗为词”，凡是诗能表现的内容，他几乎都用词表现了出来，扩大了词的创作视野，开拓了词的境界。（将传统的表现女性细腻温柔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如《江神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等刻画了一位英雄形象）与苏诗一样，苏词也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定风波》回首将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展现其乐观旷达的情怀和超然物外的境界）第三，在风格上，于柔媚婉约之外，另创恢宏雄迈的豪放词风，这在两宋词史上是一次重大转变，为南宋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派开了先路。《江神子?密州出猎》是苏轼最早的一首豪放词，“千骑卷平冈”，一“卷”字，突现出太守率领的队伍，势如磅礴倾涛，何等雄壮。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作者以形象的描画，表达了自己渴望一展抱负，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此词一反词作柔弱的格调，“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充满阳刚之美。《念奴娇?赤壁怀古》集中笔力塑造青年将领周瑜的形象，同时借此讴歌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第四，在形式上，无论是词的表现手法、艺术技巧，还是语言、音律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增强了词这一新诗体的表现功能。他开创了直抒胸臆甚至纯以议论写怀的抒情手法，将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熔于一炉，以宏大场面烘托非凡人物，用日常小景寄情寓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抒发人生思考，寄托美好愿望。 苏轼之前的词，大多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绝大多数词并无题序。苏轼则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所以词作所抒写的是何种情志或因何事而发，必须有所交代和说明。然而词体长于抒情，不宜叙事。为解决这一矛盾，苏轼在词中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本文构成有机的

统一体。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于词调之外另加标题；《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则于词调之后加上小序。苏轼之后，多数词人即把题序作为填词的常规。

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这种方式在诗文中并不鲜见，而在词中经苏轼开先河，后继者不绝如缕，尤以辛弃疾为突出。如苏词《江城子·密州出猎》用孙权射虎、冯唐见召典，辛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连用孙权、刘裕、刘义隆、廉颇典，都属善用典故的范例。

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范围却往往不为音律所拘。正因为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也在所不顾。对此，后人褒贬不一。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换言之，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陆游说，苏词“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显然对苏词的声律特色表示理解。而李清照却颇有微词，认为苏词“往往不协音律”。尽管各人所见不同，但都说出了苏词不以音律损害气韵的特点。这一特点，从诗歌发展的大趋势来看无疑是进步的，至少是无可厚非的。 综上所述，苏轼在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重大的贡献。他扩大了词境，改变了词风，开创了词作的新阶段，特别是开创了有别于传统的婉约词而自成一家的豪放词，使宋词展现出全新的面貌，而影响了以后许多词人的创作。苏轼，堪称我国文学史上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堪称我国词坛上一颗光照千秋的巨星。

一、“以诗为词”———突破诗尊词卑的词论苏轼词的突出特点是“以诗为词”，他“以词的躯壳而赋予诗的神气”。“以诗入词”是苏轼对词体解放的巨大贡献，在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诗为词”，简单说来，就

是用写诗的方法写词，把诗的题材、形象、意境、创作方法尽情入词，使词“诗”化成为新的独立词体。历来，人们对诗与词的区别，有所谓“诗庄词媚”的说法：诗言志，词寄情，诗为“正道”，词为“艳科”。换言之，词只是表现男女恋情、离愁别恨或充当歌舞宴席上娱宾工具的艺术形式而已，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到了北宋初年，词体便由于题材、内容的雷同和狭窄而走向了衰落。此时，苏轼毅然举起了 “有为而作”的大旗，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推进到词的领域中去，“以诗为词”，从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 （王灼《碧鸡漫志》）。他认为诗、词原是共源而分派，同工异曲的；词不过是 “长短句诗”而已。他还明确指出：“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祭张子野文》）在他看来，词之于诗，既是相对诗的不同文艺体裁，又是诗的产物，更是诗人不同创造形态的创造物。在苏轼看来，词在本质上可以同诗一样，表现主体的情性襟袍，可以抒写人生之遭遇，反映社会的盛衰和历史的浮沉；可以像诗一样有山光水色般的清丽，又可以如唐诗般的高华悲怆，气象恢宏，可以有铁马金戈、鼓角齐鸣的壮观，更可以有天风海涛浩浩荡荡的气势。苏轼注重以词陶写情性，是其倡导词的诗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与市民喜好的通俗文艺形式结合到一起，注入词中，改变了五代以来词所缘之情多为相思眷恋的狭隘性，开拓了词的抒情功能，予词以诗的清高，提高了词的品位，也增强了词的生命力。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作者熔铸了磅礴的诗的意境和诗的气韵，令人耳目一新，心胸振奋。词的上阕写围猎场面，渲染出词人的外在“狂”态，特别是“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词人与孙权相比，用典自然。这里更含蓄显现出他勇武豪壮和有所作为的品格，从而使词充满了诗的豪情，诗的韵致。词的下阕则写作者内在“狂”态，结语表现作者要求保卫边疆，为国效命的决心。总而言之，“以诗为词”的手法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

词体。二.以词抒发爱国的豪情壮志——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苏轼有经世济民的抱负，有独立的政治见解，耿直敢言，黑白分明，内外如一，在朝政反复无常的北宋后期，仍要激流勇进，卓然自立，无可避免会受到他人的排挤。在他的词中，可以看到他抒写人生之遭遇，反映社会的盛衰，历史沉浮，山川之秀美等方面的作品。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放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可以像诗文一样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可以充分广泛描写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正如元好问所说，东坡词是“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苏词的内容把他的政治生涯，人生的遭遇揉合在一起，含有广阔的生活内容，丰富多彩的知识，形象鲜明生动。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是一首悼亡词，作者用平易质朴的语言写对去世十年的亡妻的哀思，并融入自己仕途坎坷的身世之感，感情极为深挚。元丰五年，苏轼在黄州写了《念奴娇·赤壁怀古》，面对长江抒发感慨，喟叹人生的短暂，长江之无穷尽，无数的历论苏轼对词体革新的贡献薛金忠淘研究金者 030 文学教育2010.04 史事件和杰出人物像被波浪所淘汰一样，已经无影无踪了。人物虽已成为过去，但他们的功业却仍然留在人间。作者面对祖国大好河山，想起历史上出现的悲壮场面，古今人事的变化，更感到时不待人，而此时自己不能成就事业，发出了人生短暂的叹息。不得志的心情，使他极力地歌颂周瑜，对古代英雄的向往，是苏轼内心深处永远不可能磨去的建功立业的大志，哪怕是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大起大落，那种儒家思想的治国安邦，报效朝廷的思想也没有从诗人的心里消亡。苏词反映农村生活，田园风光，乡土人情为题材的作品则别有一番风味。如在徐州写的《浣溪沙》：“万顷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翠袖倚风萦柳絮，绛唇得酒烂樱珠。樽前呵手镊霜须。”词的上片描写雪景和作者由此而想象的来年丰收景象，以及人民有希望获丰收、饱暖而喜悦的心情，下片

回忆前一日酒筵间的情景，抒发了词人对于民生疾苦的深刻忧思。三.对传统题材的开拓与创新———开创豪放词风诗言志，词言情。言情是词的传统题材。他的词同他的诗文一样，往往以意为主，任情流泻，故其风格也随着内容特点，情感基调的变化而变化。他的词具有诗的沉郁，诗的豪放，诗的淳朴。正如陈之说的：“读其词而入其境如见其人，江山气象，人物风流，高情逸怀耿介旷达，而绝异于传统小词的女儿情态；读其词可以感奋激昂以壮击楫中流渡江复国之雄气，也可以宁静澹泊东篱种菊洁身自好。”苏轼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反对婉约，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发展，形成婉约，豪放，清丽，韶秀，旷远等风格同秀共荣的局面。他在《与鲜于子俊》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抒情发自他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可以看出，苏轼在婉约正宗之外开创豪放词风，是相当自觉的。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全词由中秋赏月而引起抒发，引起想象，问天，游仙，想宫阙，写玉宇，直到对月之“阴晴圆缺”的探索。体现出苏轼豪放词的特色，笔势超迈，格调雄健，而别有一种飘逸空灵，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词上阙全为写景，因景抒情，因月及人。现实的黑暗使作者要离开现实，幻想游仙天上，但又不能忘却现实，并用“起舞弄清影”来安慰自己。下阙由月及人，由人及情，作者热爱生活的思想、怀念亲人的深情，又为词带来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作者从自然现象中找到解答，他的沉郁心情因自然现象的启示而得到宽慰。词的结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展现了乐观、豁达的胸襟。苏轼开创了豪放词风，但不只是以豪放词著称。他写恋情，伤感的词，则委婉而细密，如悼念之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首词的情感内涵要比一般专写男女之情的词来得厚重，而文笔的萦绕回环、细腻绵密又近似之。再如《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

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全词塑造了一只孤独寂寞的鸿雁形象，寄托作者在遭受政治挫折之后孤独、迷惘的心境和孤高不屈的态度。苏轼改革词体的创新精神，除了主要表现在上述二个方面以外，在用题序以及对待音律的态度方面，亦有所体现。苏轼之前的词，大多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绝大多数词并无题序。苏轼则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所以词作所抒写的是何种情志或因何事而发，必须有所交代和说明。然而词体长于抒情，不宜叙事。为解决这一矛盾，苏轼在词中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本文构成有机的统一体。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于词调之外另加标题。苏轼之后，多数词人即把题序作为填词的常规。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范围却往往不为音律所拘。换言之，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陆游说，苏词“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显然对苏词的声律特色表示理解。而李清照却颇有微词，认为苏词“往往不协音律”。尽管各人所见不同，但都说出了苏词不以音律损害气韵的特点。综上所述，苏轼在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重大的贡献。苏轼以他的创作，扩大了词的题材，拓展了词的表现功能和社会作用，丰富并扩大了词的意境。他以诗为词，兼收并蓄，汪洋恣肆，恢宏豪放。扩大了词境，改变了词风，开创了词作的新阶段，特别是开创了有别于传统的婉约词而自成一家的豪放词，使宋词展现出全新的面貌，影响了以后许多词人的创作。

苏轼“以诗为词”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词境的拓展。

苏轼革新词体，内容和题材不断扩大，突破了词为“艳科”的旧藩篱，使词从“花间”“尊前”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苏轼不仅以词写男女之情、离别之恨、羁旅之愁等传统题材，而且把诗人惯写的怀古感旧、伤时

论世、纪游咏物、悼亡赠友、谪居谈禅、咏史游仙、农事村景、说理议政等等题材和内容全部纳入词的创作领域，凡可为诗者皆可入词，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的境地。

五代、宋初之词，题材狭窄，内容贫弱。在苏式看来，诗的表现疆域，是一个海空、无拘无束的大自在。诗既然如此，作为诗之苗裔的词也理当如此。因此，他不满时人以“艳科”为绳索，对词分横加种种束缚。许多时人认为应该在诗中表现的题材和内容，他都一一纳入词中，彻底冲破了词为“艳科”的牢笼，把词从相思眷恋、离愁别恨的狭小樊篱中解放了出来，引向广阔的社会人生。为宋词的创作开辟了无限广阔的艺术天地，给词以新鲜的血液和生力。 其二词风的改革。

苏轼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扫旧习，以清新雅练的字句，豪迈劲拔的笔力和纵横奇逸的气象来写词，使词作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花草蒙拾》），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形成了与苏诗风格相似的词风。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 （《吷庵手批东坡词》苏轼不仅以诗文句法入词，且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突破词的音律束缚，以便更充分地表情达意，使词为文学而作，不尽为应歌而作。

唐五代以来，词在风格上专主柔曼婉媚。从温庭筠到柳永，这一期间许多词家的众多词作，虽也有雅俗之分，但词风的总体倾向于婉媚，而且词从的内容到形式都依附于音乐。苏轼对此颇为不满。突破词的音律束缚，将诗的风格引入词中，推动着对词的内容与形式的纯文学的追求。这一重要的转变，正是词的文学生命重于音乐生命之始，大大提高了词体的表现力。这也是苏轼对词的一大贡献。 其三，风格多样化。

唐五代以来，词以婉约为宗，风格单一。苏轼认为，词的风格不应偏侧于婉媚一隅，而应如诗一般刚柔兼具，多姿多彩，横竖烂漫。苏轼对弥漫词苑的浮艳柔媚之气极为不满，于柳永与婉约词派之外，另立

一宗，成为宋代豪放词派的卓越开创者。但苏轼的词不只有雄放的一面，而是随意境的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写佳人欢笑而搅动墙外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于真挚细腻之中独凝重淳厚之笔。王士祯《花草蒙拾》评曰：“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彼但解作‘大江东去’耶？”

开创豪放风格，诚然是苏式革新词风的重要方面，但其革新词风的旨意和功绩却不尽在于此。苏轼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反对婉约，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发展，形成婉约、豪放、清丽、韶秀、旷远等多种风格同秀共荣的局面。 其四，以词陶写情性。

他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注入词中，并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与市民喜好的通俗文艺形式结合在一起。开拓了词的抒情功用，使词于合乐歌唱之外有足以自立的文学价值。提高了词的品位，也增强了词的生命活力。另外，他还从人的情感需要出发，以体现主体情性为主要宗旨。这与传统诗偏重社会政治的功利性不同，而贴进一般士大夫文艺生活和歌词创作的实际。是对传统诗作了合乎人情的修正，因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综上所述，苏轼倡导词之诗化，在词的题材、内容、风格、抒情功用，用等领域里所进行的一系列革新，可以归结为一个方面：即注重、开发、增强词的文学属性，使词摆脱附庸于乐的僚属地位而向诗回归。这就势必涉及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怎样看待词的音乐属性？ 苏轼倡导词之诗化，注重词的文学属性，并非不顾词的音乐属性。然而，苏轼重视词之音乐属性，并不意味着对乐曲音律谨守不渝，当乐曲音律的严格要求与歌词文意的表达需要发生冲突时，在词的双重属性之间，两相权衡，他往往更偏重词的文学属性而不愿受音律的严格束缚。

苏轼的这种做法遭到当时及后来一些重音律文人的讥议。《王直方诗话》（《苕溪渔隐丛话》）云：“东坡尝以所作从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

少游？’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这里所说的“先生’小词似诗”，并非褒词。更为直截尖锐的是陈师道所作的《后山诗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舞，县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指出苏词所以“要非本色”，缘由在“以诗为词”，混淆了诗词的界限，批评堪称激烈.

摘要：苏轼一生屡遭贬谪，坎坷多艰。尤其是乌台诗案的生死劫难，令他咀嚼了荣辱祸福、穷达得失的种种人生况味。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纵观苏轼谪居黄州时期的诗词之作，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思想变化的复杂性。本文着重从苏轼被贬黄州时期词风的转变来探讨其心理的调适过程，并简析此转变对其人生态度的影响。 关键词：苏轼；黄州；词作；转变

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言：“心似已灰枯木，身似无系孤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①]“功业”二字，包容多少辛酸？这三个地方是苏轼政治生涯的逆境，却成就了苏轼在人生思考和文学成就的颠峰。既是对苏轼入仕生涯的讽刺，又确是苏轼盖世功业的概括，是苏轼人生境界的发展、成熟。正是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让自己的人格和精神世界的与众不同完完全全地显示出来，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丰富厚重的他。尤其是在黄州，精神的苦闷和锤炼，人格的塑造和完善，情绪的低沉和超脱，在该时期的诗词创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 初到黄州

“乌台诗案”是苏轼词风转变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前苏轼词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外张，他一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积极进取,立志“致君尧舜”，这在他初到黄州时的词作中仍有表现。但此后,逐渐转为内敛，道家、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分庭抗礼,共同构成其后半生的主导思想。 元丰二年（1079），苏轼被贬黄州。次年二月，抵达贬所。此时的苏轼由誉满京师的新科进士，独当一面的封疆大臣，赤绂银章的帝王之师，一下子变成了柏台肃森的狱中之徒，躬耕东坡的陋邦迁客，啖芋饮水的南荒流人。出狱后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但这只是个挂名的

闲职，再加之“本州安置”，根本不能参与公事，近乎流放。在他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②]一词中，明显地表现出受朝中群小构陷而放逐的不平与栖栖惶惶之感。

综而观之，初到黄州的苏轼，念念不忘的是兼济天下的宏志，是有补于事的心愿，是建功立业的理想，是有所作为的渴求，而与之相伴的，却是不能大展宏图而感到的不平、愤恨与无奈。 二、 艰难的蜕变

从政治家的角度而言，黄州时期的苏轼几乎已陷入绝境。他当时已经四十五岁，政敌王安石虽已退居金陵，但主行“新法”的宋神宗年方三十三岁，此时自不能预料神宗会英年早逝，则作为“旧党”要员、喉舌的苏轼，岂非终生再无出头之日？故照当日情势来看，苏轼怕已是误了平生，无可挽回地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对于一个自少年时代即胸怀大志的人来说，这样毁灭性的打击，其痛苦不是易于摆脱的。加之经济上、生活上的困顿，令年过不惑的苏轼，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安身立命之计，开始了他的躬耕生活，且自号“东坡居士”。

与经济上的困窘相比，黄州时期的苏轼在文学创作上却进入了丰收期。尤其是他的诗词，在经历了人生中一番大起大落的洗礼后，走向了以清旷的语句写出厚重的人生感慨，构思也更见细密。在黄州时期创作的100多首词作中，有的豪迈雄放，有的高旷洒脱，亦有的婉约清深，可谓出神入化。

三、 转变后的人生态度

人生思考和心理状态促成了苏轼的文学杰作，反过来，文学写作也有益于其心理调适。不过，苏轼的心灵世界是以博杂著称的，非文艺一事所能尽。如他受禅宗所提倡的自然适宜的生活主张影响，“若人求佛，是人失佛；若人求道，是人失道。……唯取你真天上本如。要眠则眠，要坐即坐，热即取凉，寒即取火”（《景德传灯录》），在生活上超凡脱俗。与世无争。他永不着去思虑过去如何，也不用担心未来怎样，执着于此生的过程。而对现实则超然独乐，使生命迸发出迷人光彩。

综上所述，历经多年宦海风波与人生挫辱的苏轼，在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琐和险恶之后，在感到人生的无奈之后，耕种自济、文学自适、养生自保等成了苏轼在黄州四年生活的主要内容。由于思想的转变，苏轼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了另一番自然天成的面貌。其行事著文，皆通脱而旷达，虽值党争剧烈，仕途坎坷，然其自由的精神不改。这也对后来在类似条件下生存的一些文人有很大的影响，并获得了他们的普遍尊敬。 乌台诗案与苏轼的词风变化

摘要：苏轼一生屡遭贬谪，坎坷多艰。乌台诗案及被贬黄州是苏轼人生遭遇的一次最惨重的打击，令他体会到了荣辱祸福、穷达得失的种种人生百味。但他并未因此意志消沉，而是进入了人生的创作高峰期。谪居黄州时期，苏轼的词作不仅数量多、艺术水平高，而且具有丰富的思想意蕴。但因为这场文字狱给苏轼带来了太深的影响，使得苏轼词风由外张向内敛、昂扬向悲壮、积极向悲凉的转化.

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言：“心似已灰枯木，身似无系孤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其中“功业”二字，包含了他的多少辛酸？这三个地方造就苏轼政治仕途中的逆境，但是却成就了苏轼在人生思考和文学成就上的巅峰。这句话中既有苏轼对自己政治仕途的反思，又有对其功业的概括，表现出了苏轼人生境界的一种升华。正是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让自己的人格和精神世界的与众不同完完全全得以显示，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他。尤其是在黄州，精神的苦闷和锤炼，人格的塑造和完善，情绪的沉淀和超脱，在该时期的诗词创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乌台诗案可以说是苏轼仕途生涯中所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虽然这场文字狱最终因为弟弟苏辙的多方营救和宋神宗的干预而免于死罪，但这次经历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使得苏轼的心理发生了莫大的变化。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且以诗托讽，点评朝政。鉴于

他当时在文坛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迫交代其前所创作诗的由来和词句中用语的出处。但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苏轼免于一死，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苏轼在御史台内遭到了严刑逼供，他自认难逃死罪，最后幸免一死。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受到宋神宗的恩赐被判流放黄州。苏轼被拘禁近百日，获释离开的时候已是身心疲惫。由于这起案件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他们包括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舒覃、何正臣等，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1 外张与内敛，是苏轼黄州前后词风最明显的不同

“乌台诗案”是苏轼词风转变的一个主要原因。以乌台诗案为界，此前苏词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外张，原因就是他一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积极进取，立志“致君尧舜”，这在他初到黄州时的词作中仍有表现。但后来开始逐渐转为内敛，道家、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共同融入了他后半生的主导思想，在创作中有明显的体现。

苏轼从小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而怀抱济世之志，更有一种为理想而敢于批判现实直至献身的精神。10岁时，父亲出外游学，母亲教他读书：“成败，则能语其要，??奋厉有当世志。” 《宋史》本传中写到：“生十年， ??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轼若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4] 少年时的苏轼以在东汉因为党锢之祸而被小人陷害，却无怨无悔的范滂为榜样，由此，可以知道苏轼有着以天下为己任、遇困厄而不悔的出世之志，出仕以后的苏轼也一直具有积极的参政意识和直言敢谏的义勇之气。 “仁宗嘉佑二年（一○五七）进士。六年，试制科，授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事。英宗治平二年（一○六五），除判登闻鼓院，寻试馆职，除直史馆。三年，父洵卒，护丧归蜀。神宗熙宁二年（一○六九），服除，除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权开封府推官。”[2]苏轼入朝为官之时，

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无利于民，因而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如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作为皇权在地方上的代表，苏轼仍就得执行他并不拥护的新法，但他仍然敢于创作大胆地指陈时弊、抨击新法、讥讽新贵，如作于湖州李公择席上的《南乡子》：不到谢公台，明月清风好在哉。旧日髯孙何处去，重来，短李风流更上才。秋色渐摧颓，满院黄英映酒杯。看取桃花春二月，争开，尽是刘郎去后栽！[1]

这首词的结尾三句包含政治怨愤，苏轼在此讽刺了因支持新法而上台的新贵，“看取桃花春二月，争开”，苏轼将一帮新贵比作桃花，看到春天到了，便是争相开放，说明了这帮所谓的新贵只不过是一群见风使舵，阿谀奉承的小人而已。“尽是刘郎去后栽”，便是指责新贵们只会放马后炮，同时也将苏轼自己张扬的个性反映得淋漓尽致。但经过乌台诗案的苏轼，已经看不到这种锋芒毕露了。比如刚到时黄州所作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1]

这是苏轼的经典名篇之一，这首词作于元丰三年（1080）二月左右，苏轼到黄州后寄居定惠院，虽得到当时黄州知州的徐君猷的厚待，但政治处境依旧十分险恶。在与友人李之仪的书信中谓“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3]词人通过缺月、疏桐、寂静，营造出了一个凄

冷寂寞的谪居之夜，这个冷清环境的营造，既是为幽人的出场作准备，又与后面的孤鸿相互衬托。幽人独自徘徊，抬头看天上也只见到了孤鸿模糊的影子而已，这里将苏轼的孤独、寂寞完全表现了出来。孤鸿与幽人这两个形象联系紧密，难分彼此，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受到惊吓的他猛然回头，回忆起了以前所有憾恨的事，但却没有人理解。最后一句则表明了苏轼不附会求进的高尚品质。词作既有对自身处境的描绘，又有对无法大展身手的感叹，但是已经看不到乌台诗案前的那种直抒胸臆，锋芒毕露。我们再来看看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沁园春?孤馆灯青》: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清清。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1]

这首作品被认为是苏轼最早具有豪放气质的词作，它作于熙宁七年（1074）七月，是作者在由杭州移守密州的早行途中寄给其弟苏辙的作品。词中由景入情，由今入昔，直抒胸臆，表达了作者人生遭遇的不幸和壮志难酬的苦闷。作者开篇就描绘了一幅早上出行的图画，“孤”、“青”、“野”、“残”等字眼传神的表达出孤寂的环境和作者孤独的心境。作者发出了“世路无穷，劳生有限”的感慨，将他的苦闷表露无遗。但是作者并没有灰心丧气，在下阕，他笔锋一转，回忆起了与弟弟苏辙“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他用陆机、陆云来比喻自己与苏辙，具有远大的抱负。而且，他们兄弟俩“笔头千字，胸中万卷”，对于“致君尧舜”这一伟大功业，充满着信心和希望。在此作中，我们能很明显的看出儒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词中充满了积极入世的豪情。 元丰四年（1081）苏轼生计困难，在老友马正卿的帮助下向黄州府求得黄州城东门外故营地59亩，在东坡上耕种，用来维持生计。同年四月，在徐州任职期间的旧友章质夫时任荆州北路提点刑狱，作《水

龙吟?咏杨花》词，寄了一贴给苏轼，苏轼依原韵和作《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1]

此词描写了杨花，用来比喻思妇想念自己情郎的情形。苏轼把自己比作思妇，而朝廷就是他的情郎。整首词作中都是由物生情，以情映物，给人浑然一体的感觉。“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使人产生了一股怜惜春色的感情。“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这个地方作者想象独特，将坠落的杨花比作了点点的眼泪。作者面对这美丽的春色，但心中十分伤感，想到了自己的漂泊不定，不由得发出了感叹。苏轼有着建功立业的理想，渴求有所作为，但伴随着他的，却是不能大展宏图而感到的不平、愤恨与无奈。又如元丰六年在黄州所作的《十拍子》写到：白酒新开九酝，黄花已过重阳。身外徜来都似梦，醉里无何即是乡。东坡日月长。

玉粉旋烹茶乳，金薤新捣橙香。强染霜髭扶翠袖。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1]

“身外徜来都似梦，醉里无何即是乡”写出了词人现在虚无的情绪，他认为生命之外的一切都是梦，只有醉梦里的“无何”之乡才是我的故乡。这种情绪在苏轼之前的词中是看不到的。虽然最后一句“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有看不起世俗、特立独行之意，但与黄州之前对政敌的嘲讽相比，含蓄了许多。就算是如《满江红?江汉西来》这样的作品，也能明显感觉到收敛：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

《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独

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1] 此词是作者贬居黄州期间寄给时任鄂州太守的友人朱守昌的，这首词同样也是由景生情，思乡怀古，还有着对于人生的执着追求。词作的上片由“江汉西来”到“岷峨雪浪，锦江春色”这一连串的自然风景，引发出了作者对朋友的想念和他的“思归”之情。下片则主要是对祢衡被害之事的感慨与议论，用于告诫朋友不要和曹公、黄祖之流“争底事”，因为到最后他们也都泯灭了。这首作品笔端饱含感情，虽然同样是直抒胸臆，但始终都有一种苍凉悲慨、郁愤不平在字里行间涌流。 被贬黄州以后所作的《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 、《满庭芳》(蜗角虚名) 、《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 等，虽然都有惨遭政治迫害的怨愤，但大都是借题发挥，隐晦曲折地书写自己的抱负。经过乌台诗案的苏轼，雄心壮志虽未消磨殆尽，但锐气与锋芒却不得不有所收敛。 2 情调的昂扬与悲壮，也是苏词黄州前后的明显差别

苏轼词风在黄州前后的另一变化就是情调的昂扬与悲壮。纵观苏轼一生，积极入世的精神始终伴随着他。在乌台诗案之前，苏轼同样也有着政治上的不如意。由于反对新法，苏轼离开京城，任杭州通判。任期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在苏轼三百多首词作中，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并不是很多，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也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很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在密州的时期，苏轼写出了气势恢宏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1]

此词作于熙宁年八年(1075年)十月，记录了与官员会猎之事。这首词通篇纵情放笔，气概豪迈，一个“狂”字贯穿全篇。开篇“老夫聊发少年狂”，便让我们感觉到了一股豪气。接着就开始描绘出猎的出猎的场面，

作者左手牵着黄犬，右臂上立着苍鹰，衣着也是“锦帽貂裘”，真是雄姿英发。而且千骑奔驰在宽阔的草地上，真是气势恢宏。为了报答全城百姓的盛意，词人也要来射虎，一展身手。作者还与孙权相比，更加显现了一股豪迈之气。上片是写实，下片则由实入虚，进一步写词人“少年狂”的胸怀，抒发由打猎时激发的壮志豪情。“酒酣胸胆尚开张”写出了词人在酒酣之后，胸胆更加开放，而且兴致昂然。作者还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壮志：虽然年事已高，头发花白，但仍然希望朝廷派出“冯唐”来赦免自己，对自己委以重任，远赴边疆，他便可以“西北望，射天狼”。词作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壮志雄心的“老夫”，虽然已是“老骥伏枥”，但同样也是“志在千里”。作者自己也对这首词是颇为自得，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3]

乌台诗案之前的苏轼，关注民生疾苦、关注朝政得失，全然察觉不到一场政治阴谋会酿成。元丰二年 （1079年），苏轼移任湖州 （浙江省吴兴县），七月遭御史台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逮捕入狱，他们指证苏轼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经此一役，苏轼的入世热情被极大的挫伤了，以至于贬谪黄州后，他试图倾心佛门，自称居士。但从小就以范滂为榜样的苏轼，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已经深入他的血液，虽被贬黄州，苏轼心中的入世之志也无法泯灭，但“致君尧舜”的理想已悄然转换。黄州期间的代表作《念奴娇》，最能看到词人贬谪后的心理变化：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1]

上阕描绘赤壁，着重写景，为描写人物作烘托。前三句不仅写出了大

江的气势，而且把千古英雄人物都概括进来，表达了对英雄的向往之情。假借“人道是”以引出所要写的人物。“乱”、“穿”、“惊”、“拍”、“卷”等词语的运用，精妙独到地勾画了古战场的险要形势，写出了它的雄奇壮丽景象，从而为下片所追怀的赤壁大战中的英雄人物渲染了环境气氛。 下阕着重写人，借对周瑜的仰慕，抒发自己功业无成的感慨。写“小乔”在于烘托周瑜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突出人物的风姿，中间描写周瑜的战功意在反衬自己的年老无为。“多情”后几句虽表达了伤感之情，但仍不失英雄豪迈本色。

全词既有对风流人物而今安在的感喟，更有对历史豪杰丰功伟绩的极度仰慕；虽有对自己老大无成，壮志未酬的伤感，随后却是“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超脱和释然，但惟独不见前期词作中奋进与向上的热情。

3 积极与悲凉，是苏轼词风另一个重要的变化

苏词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由积极向悲凉的转变。《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于被贬黄州前的丙辰周秋（宋神宗熙宁九年）。当时苏轼在密州。此前，他遭受了政治生涯中第一次打击：1071年底，他与王安石在变法问题上意见不一，感到很难久安于朝廷，于是自请外任，到杭州任通判。不过，他并没有把这次打击放在眼里，因为他自信神宗还是赏识他的，这次受挫只是时机不利，并且是自请外任，今后施展抱负、大展宏图的机会还很多。所以， 苏轼到杭州虽然在心里有淡淡的失意和惆怅，但总的来说是比较愉快的。在杭州期间，一方面，他仍持有很高的政治热情。作为一个地方官，他忠于职守，到常州、润州赈济，还曾到临安、于潜监督捕捉蝗虫，心系百姓。另一方面，杭州是一座经济繁荣、风景如画的城市，苏轼在这里尽情地领略到了在京城无法看到的优美自然景色，不是与老词人张先同游西湖，欣赏湖上风光，就是颇有兴致地观赏八月十五日的钱塘潮，惊叹弄潮儿“碧山影里小红旗” 的绝技。基层实践拓宽了他的政治视野，丰富了他的社会阅历，杭州美丽的湖光山色，激发了词人的创作激情，在

此他捕捉到了许许多多优美清新的艺术形象。所有这些都给了苏轼精神上很大的慰藉，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他时刻等待着时机，盼望神宗的一纸诏书，重新回到自己向往的政治中心——京城，实现自己的宏伟理想。

然而，事与愿违。1074 年，他又任密州知州，在离开杭州时，他写了一首《沁园春》（孤馆灯青），抒发了“世路无穷，劳生有限” 的人生感叹， 但更多的是对自己“笔头千字；胸中万卷”才能的自信，“致君尧舜”的抱负不减。他怀着这种既自信又怅然的心情到了密州。在密州期间，他创作了第一首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此时，他被迫离京已四年有余，并已至不惑之年。此时的苏轼正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希望自己还能有所作为，能够功成名就，告老还乡；另一方却是现实没有给他提供完成心愿的机会，整天只是“读尽床头几卷书”。[2]苏轼在现实的压抑下产生了一些出仕的想法，但其内心深处强烈涌动着的仍然是建立功业，报效皇恩。1076年，苏轼借中秋之际，在怀念弟弟的感情中，把自己这种复杂的矛盾心情流露了出来，写成了著明词章《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清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1] 上阕主要表达政治失意后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心理，词人在“天上” 与“人间”不断徘徊。“我欲乘风归去”等几句，表面上是说“我本来是神仙境界中来的，现在想随风回到天上神仙住的‘琼楼玉宇’中去，但是又怕经受不住天上的寒冷”，但其实是暗指作者的政治遭遇。苏轼想回到朝廷中去，但是又怕党争激烈，难以容身。最后“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两句是说，既然“天上”回不去，还不如留在“人间”好，这里所谓的“人间”，是指作为地方官而言，只要奋发有为，做地方官同样可以为国家出力。下阕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中跳出，专写“人间”。一开

始的“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给我们描绘了月光照在了华美的楼阁上，在月光下，那位思念亲人的“幽人”无法安睡。“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表现出了作者的旷达胸襟:既然月有圆缺，人有离合，自古皆然，那我们就不要悲伤。惟愿兄弟俩彼此珍重，在远别时光里共赏中秋美好的月色。由个人之离别联想到普天下人之离别，使词的境界陡然提升。

此词之所以流传千古，是因为它蕴含的哲理之深刻、情感之积极、意识之博大。胡仔云：“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苕溪渔隐丛话》)。不仅其他人难以企及，即便是苏轼本人，在历经了乌台诗案后所作的中秋词中，也没有一首能有如此清逸旷达的境界。这并非作者自己已江郎才尽，而是现实生活的苦涩销蚀了作者的才气。例如作于元丰三年的《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凉北望。[1]

这首词作于初贬黄州的中秋佳节。清风、明月，和四年前密州的中秋之夜没有什么区别，可是作者的心境却截然不同。上片渲染了词人悲凉的心境，“世事一场大梦”，开篇便说出了词人对于人生命运的认识，都是“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 不仅指自然节候的变化，同时也是指人生命运的起伏不定、变幻莫测。风叶和鸣廊， 让词人忽觉到了人生的短暂， 他惊讶于眉头和两鬓的白色， 表达了词人对自身遭遇的不平之意。下片则对这种悲凉心境的原因作了含蓄的暗示，“酒贱常愁客少”是暗指自己遭到贬谪， 受到冷遇。“明月多被云妨”则是暗示小人当道，像词人这些君子就遭到了陷害。“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凉北望” 点出了作词的时间与主旨，这两句既有对亲人的无限情思， 也有对国事的忧虑和对群小当道的愤懑， 也有难耐的孤寂落寞和不被世人理解的苦痛凄凉。又如《虞美人》（持杯遥劝天边月）： 持杯遥劝天边月。愿月圆无缺。持杯复更劝花枝。且愿花枝长在、

莫离坡。持杯月下花前醉。休问荣枯事。此欢能有几人知。对逢花不饮、待何时。 [1]

上片意境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相近，“愿月圆无缺” 、“且愿花枝长在、莫离披”都是是一种美好的祝愿，与前者蕴含的哲理思辨相比，显得很平凡。下片中“此欢能有几人知。对逢花不饮、待何时”则明显地变现出了及时行乐的消极倾向。

纵观苏轼黄州时期的词作，不仅数量较多，题材广泛，词意高远，而且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意蕴。这些词记录了苏轼贬谪黄州之后的心路历程，这些词也是对苏轼完美人格的最好诠释，成为千百年来文化名流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苏轼的天性本是乐观豁达，从小又接受儒家思想，但上面的词作中却有着外张向内敛、积极向消沉、乐观向悲观转换的迹象，这可能就是乌台诗案对他最深的影响。

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还能给他如此巨大的惊喜和震动呢？他为什么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给黄州呢？黄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呢？这一切，决定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

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

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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