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五十年

汉语拼音历经五十年的路程

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梦想的“嫦娥一号”奔向月球，一个古老东方的美丽神话在这一刻变成现实，世界为之震动。

在遍布全球的媒体报道中，嫦娥，这个有着特定内涵的中国语汇，因为作为国际标准存在的《汉语拼音方案》，而有了统一的拼写和发音。

Chang’e,这个由汉语拼音所凝固的发音传达给全世界的，不仅是中国不断提高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民族凝聚力，更是一个大国绵延几千年的绚丽文化。

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经审议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罗马字母拼写中文的国际标准，各国将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转写者按中文普通话读法记录其读音。

然而，这样一套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汉语拼音方案》，却只有五十年的历史。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议案。从此，《汉语拼音方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拼音方案。

当时，参与制定方案的都是中国最顶级的语言文字学家。

回望历史，作为其中唯一的健在者，现年102岁的周有光先生无疑有着深切的感受。

五十年来，《汉语拼音方案》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为我们开启的是一扇走向现代、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大门。然而这扇大门的背后却有着一条寻道图强的漫长路途，这就是百余年来激荡沉浮的中国拼音之路。那么，这条道路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为什么一度位列亚洲第一世界第七的北洋水师竟被日本海军打败？为什么这个两千年来一直以中国为师的小小岛国在经历了师法西方的“明治维新”后就变得如此嚣张？而西方，究竟为什么强大?

其实，汉字自古就有着高高的门槛，识读的困难将无数百姓拒之门外，读书成了少数人的特权。那么，我们的古人究竟是如何识字的？为什么连无数饱学之士都会发出“汉字至难”的感慨？

这是一张被法国探险家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盗走的佛经残卷，在斑驳的字迹中，有三十个汉字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称呼，“三十字母”，它们所代表的正是今天的b、p、m、f这些声母。而赋予它们这一含义的，是一个叫守温的唐朝和尚。


数量繁多的反切上字被归结为三十六个声母代表字，这无疑是汉字注音的一大进步，但它依然无法摆脱用汉字拼读汉字的固有缺陷，识字依旧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难题。而对这一难题有着更深刻体会的，是那些来到中国的外国人。

公元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应召前往中国，在他晚年所著的《利玛窦中国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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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不无感慨地说，没有一种语言是像中国话那样难于被外国人所学到的。然而，也正是这些被汉语深深困扰的外国人，谱写出了中国汉语拼音的前奏。

公元1598年，在中国居住了十余年的利玛窦终于得到了一次进京的机会。到北京去，走进皇宫，接近中国的皇帝，这始终是来华传教士的梦想，但是他的梦想并没有实现。

那么，利玛窦所创制的拼音系统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难道就这样消失不见了吗？

在明朝万历年间出版的一套叫《程氏墨苑》的版画集中，人们意外地发现了四篇利玛窦的文章，每篇文章都用罗马字母，也就是我们今天用以拼写英文的拉丁字母对汉字的读音做了标注。

据说，这四篇文章原本收录在利玛窦出版于1605年的《西字奇迹》中。1625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以利玛窦的拼音方案为基础，写成了一部完整的罗马字注音专书，叫做《西儒耳目资》。

不过，他们的方案意在帮助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学习繁难的汉字，虽然客观上为之后的汉语拼音运动提供了经验，但在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此并不以为然。

然而，当中国这艘自给自足的庞大古船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败下阵来，汉字也开始引起人们的思索。在西学东渐、自救图强的思潮中，一个叫卢戆章的人，将在百余年的汉字沉浮和拼音浪潮中掀起最初的波涛。

1892年，《一目了然初阶》出版，这是第一套由中国人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早期的汉语拼音运动也因卢戆章的“切音新字”被称为“切音字运动”，由此，中国汉语拼音运动的大幕正式拉开。在《一目了然初阶》的封面上，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副对联：“一目了然,男可晓,女可晓,智否贤愚均可晓。十年辛苦,朝于斯,夕于斯,阴晴寒暑悉于斯。”

1905年，卢戆章把编写的《中国切音新字》专程送到北京，满腔热忱地希望得到清政府的支持。

晚年的卢戆章定居鼓浪屿，此时的他已年逾古稀，但仍然坚持教授切音字，有人赠他这样一幅对联“卅年用尽心机，特为同胞开慧眼。一旦创成字母，愿教吾国进文明。”

公元1900年，是中国农历庚子年，这年夏天，爆发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庚子国变。

在这次事变中，清政府的昏庸无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民众的麻木无知也使甲午战
后就高呼教育的改革者们愈发痛心疾首。

也正是这一年，有一位自称“台湾和尚”的僧人出现在山东沿海的港口，其实僧人搭乘的船只并不是来自台湾，而是来自日本，来者也并不是僧人，而是被朝廷通缉的严拿罪犯，他的名字叫王照。王照曾经是戊戌变法中的风云人物，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很少有人相信，他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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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回国，是为了推广一套叫做《官话合声字母》的拼音方案。

1903年，王照秘密进京，在裱褙胡同创立了“官话字母义塾”，用木刻活字排印课本。由于身份特殊，他让学生在前面讲授，自己则躲在屏风后面指点。这一年，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也买到了这种课本，学会后便送给了弟弟袁克文，克文只有13岁，没有人教竟也学会了，这令袁世凯非常高兴。官话字母的影响力正渐渐扩大，这时，王照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要自首入狱。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合法身份。

出狱后的王照更为坚忍执着，全力推行他的官话字母。与卢戆章不同的是，王照的方案曾一度得到清政府的支持。

宣统三年，也就是1911年，清政府学部在《统一国语办法案》中规定，到宣统八年，检定教员须考问官话，师范、中学、高小各项考试，均加官话一科。由此，汉语拼音运动由民间跻身政府，并与国语统一运动合而为一。

然而，宣统八年始终没有到来，当大清的学部官员在辛亥革命的枪声中仓惶醒来，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王朝远去的背影。他们不曾想过，中国的汉语拼音运动始终承载着文化先驱们寻道图强的爱国使命，它所奔向的，必定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新时代。

在20世纪初叶风雨飘摇的中国，汉语拼音的制定和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在中国绵延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孙中山在提倡教育兴国的同时，用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国民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可各地在普及教育的时候，遇到了两个难题，一个是汉字繁难，另一个就是方言繁杂。这种现象，引起了教育部的重视。他们把清朝末年切音字运动的部分代表人物召集在一起，商议制定新的拼音方案。

1913年2月25日，“读音统一会”在北平召开，全国各省都派出了代表参加这次会议。这次大会的宗旨非常明确：审定国音，采定字母。然而，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在审定汉字的读音时，代表们便吵作一团，经过一个多月的论证、调解，会议终于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国定读音。但在采定字母这件工作上，遇到了一个更大的分歧。

在这本倪海曙编著的《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中，详细地记录了会议后期的情形
。副会长王照积劳成疾，痔疮发作，常在会场流血至脚踝。会长吴敬恒不无辛酸地写道：

“无非人人想做仓颉，人人自算佉卢，几乎也无从轩轾，也无从偏采哪一种。”

争论不休的时候，鲁迅等人提议，能否采用审定字音时所用的“记音字母”。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会议对这套汉字笔画式的字母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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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定名为注音字母。

这种从古汉字里变化而来的字母，犹如从中国文化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上，生长出来的新枝，它迎合了人们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心理。

191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在国内公布了《注音字母》。字母形式全部都是笔画简单的古汉字。音节的拼写采用声、介、韵三拼法，声调则另加标记。注音字母显然优于传统的反切法注音。1930年，注音字母更名为注音符号。

在这部风靡二十年代中国的电影中，演员们的对白、唱词，采用的均是标准的国音。注音字母从颁布的那天起，对统一汉字读音、推广国语，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它本身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了全国。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陈独秀、胡适等救国心切的学者提出了激进的看法，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制定国语罗马字，来逐步代替汉字。

在那场辐射了中国人精神层面的新文化运动中，废除汉字的呼声无疑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极端言论。也许，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是后发国家都会面临的棘手的历史课题，毕竟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能割断历史，也不应该迷失自己的文化归属。然而在1919年，废除汉字这震耳欲聋的呼声，折射出的，却是中国知识分子希望民族振兴，国家强盛的迫切心理。

192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召集了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等语言学家，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政府同意制定这个方案，不是要废除汉字，而是有另外的原因。

罗马字又称为拉丁字母，它是国际通用的字母形式，民国政府同意采用拉丁字母，是为了作为辅助学习汉语的工具，和便于对外交流。

1926年9月，语言学家们将拟定好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正式提交给了教育部。

1928年9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它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和《注音字母》一起推广使用。可是，人们却很难接受它。

在沉寂无奈的境地里，黎锦熙回望自民国以来，中国拼音运动举步维艰，写下了一首名为《龟德颂》的打油诗，以此自勉：

当国语罗马字的推行走向低潮的时候，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却以另一种方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它是中国
共产党人学习苏联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结果。

1921年，苏维埃政府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时候，深感到普及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在列宁的倡导下，国家开始为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文字。

苏联拉丁化运动的成功，引起了旅苏共产党人瞿秋白、吴玉章等人的关注。他们也开始着手研究中国字的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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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问题。

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批的中国人涌入了苏联境内。

这些难民居住在苏联远东地区，成为旅苏华工中的庞大群体，为了扫除华工中的文盲，吴玉章等人拟定了拉丁化新文字，在华工中普及教育。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介绍到国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它成为宣传抗日救亡的利器，在国内迅速传播。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规定新文字与汉字具有同等法律地位。
拉丁化新文字简单易学，但是，它自身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

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它们在风云激荡的20世纪，伴随着国家的命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是由于它们自身的局限性，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

在波澜壮阔的风云新途中，中国的拼音之路还将经历怎样的波折？又将创造怎样的奇迹？


(中）
1949年元旦，北平城里冷冷清清的，城区早已戒严，隐隐约约地，还能听到城外传来的炮声。

这一天，语言学家黎锦熙的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名叫黄金鳌，是蒋介石派来的说客，这已经是他第三次登门拜访。

这一年，蒋介石做好了溃逃台湾的种种准备，他在将110吨黄金、白银，以及1.4亿美元的外汇偷运到台北的同时，也在四处网罗人才。59岁的黎锦熙。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也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

黎锦熙所说的毛生，就是毛泽东。三十六年前，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是黎锦熙的学生。从那时起，黎锦熙就致力于拟定一套完善的拼音方案，来帮助认读汉字，以求普及教育、振兴中华。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黎锦熙拟定的拼音方案，却难以在民间推行。黎锦熙期待着毛生，期待着在新中国一展抱负。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成立的第十天，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宣告成立。协会的发起人，是一位年已七旬的革命老人，他叫吴玉章，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学家。协会从筹备到成立，都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支持。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诸事待理，毛泽东为什么会对文字改革工作如此重视？

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的战乱、危机，人民生活非常贫苦，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文盲和半文盲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0%，这极大地阻碍了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这一年12月16日，毛泽东第一次离开祖国，前往苏联访问。在长达74天的访问中，中苏双方领导人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专门与斯大林谈起了中国的国民教育问题。

此时的中国，并存着三种不同形式的拼音方案，它们分别是1913年制定的注音字母，1926年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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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罗马字和1931年制定的拉丁化新文字，新中国为什么又要重新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在这其中，蕴含着怎样的故事？

在1952年全国性的扫盲运动中，人们依然通过注音字母，学习拼读汉字。这一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设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教育家马叙伦传达了毛泽东对文字改革的意见：汉语拼音字母形式应该采用民族形式。

在《当代中国文字改革》的书里，详细地记录了从1952年到1954年之间，采用民族形式制定汉语拼音的艰难过程。在这一行行可见的文字背后，是语言学家们不为人知的埋首钻研。当年风华正茂的学者都已故去，如今，我们只能从这一行行简短的文字里感受那段革故鼎新的激情岁月。

在文字机械化时代，因为拉丁字母只用26个字母拼写语言，所以英文打字机率先解决了文字输入的难题。中文打字机的键盘，虽然与拉丁字母打字机键盘差不多大，但是，上面密密麻麻排列了几千个汉字，打起字来，速度非常慢。显然，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方案，阻碍了汉字在科学技术上的应用。吴玉章不由得把目光再度投向了拉丁字母，来研制汉语拼音方案。

1955年是中国传统纪年的羊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正月里的头一件大事，是设立了拼音方案委员会，专门负责制定汉语拼音。任命的专家委员，全部是中国一流的语言学家。

摆在专家们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采用什么样的字母形式来制定汉语拼音方案。这个问题，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热心语言文字的群众，也在潜心研究探索新的拼音方案。从1949年到1955年，有655种来自民间的拼音方案，涌向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在开幕式上，陈毅副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在有几万万文盲的国家里，不可能有强大的工业建设。应该把文字改革，和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国家联系起来。”这一天，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捧出了几年来的研究成果，汉字简化方案和汉语拼音方案。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对汉字简化方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可当讨论六套汉语拼音方案时，代表们的反应却出乎意料。

九天的时间过去了，会议通过了汉字整理部提供的汉字简化方案，可拼音方案委员会提供的六种拼音方案，却没有议定。散会时，专
家们坐在那里，久久地沉默着，谁都不想最先离去。沉闷的空气里，吴玉章最先站了起来，他拍了拍身边人的肩膀，缓缓地走了出去。

1955年10月，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邀请经济学家周有光，参加全国文字改革大会。

此时的周有光，是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的教授。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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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改行研究拼音？这源于周有光的一项业余爱好，他对字母颇有研究。

1923年，17岁的周有光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这是一所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入学报到的第一天，周有光对学校独特的管理方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学校通过字母管理法，来管理图书。因为汉字缺少一个严密固定的排列次序，人们要从一长串名单里寻找一个书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这种用26个罗马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混合排列的方式，简单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1954年，周有光利用业余时间撰写的新书《字母的故事》，出版了。这本薄薄的小书，以活泼有趣的笔调，深入浅出的讲述了字母的起源与发展传播过程。毛泽东对这本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5年10月，周有光被任命为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这年11月，周有光针对什么是民族形式，发表了看法。他说民族形式的形成，往往经过一个习惯培养时期。经过培养，胡琴可以变成国乐，旗袍可以变成汉服，外来字母可以变成民族字母。

周有光的观点，得到了拼音方案委员会的认同。语言学家们一致认为：如果新的书写符号更好地服务于汉语，那只会让民族形式更加巩固。

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工作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他就是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周恩来总理曾经这样评价他：“许多文件只有经过胡乔木看过，发下去才放心。文件经胡乔木修改，就成熟了。”1955年，拼音方案委员会成立后，毛泽东委派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和专家们联络。

与此同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也向毛泽东反映了专家们的意见。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走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路口。

1956年元旦这天，《人民日报》的排版形式发生了变化。原来竖排的文字改成了横排，在中国大陆，流行了几千年的文字排版形式改变了。人们在这点滴的变化中，感受到了一个特别年月里的特别意义。新年的钟声刚刚敲过，中央就召开了知识分子大会。

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批示：“汉语拼音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

1956年2月，采用拉丁字母制定汉语拼音的工作正式开始，但是还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向拼音方案委员会涌来。吴玉章
特意把持反对意见的人，请来座谈。

聆听每一种不同的声音，这种民主的作风，保证了汉语拼音方案的科学和完善。而来自拼音方案委员会专家们的解释，消除了人们的顾虑。

1956年2月12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汉语拼音的制定原则：汉语拼音采取拉丁字母的字母形式，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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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彻底采用音素化的拼音方案。

2007年，我们几经辗转，找到了吴玉章的故居。如今，小院已被改建成了酒店，南来北往的客人，并不知道，50多年前，居住在这里的一位老人，为了制定汉语拼音，呕心沥血。

当年拼音方案委员会的语言学家，来自不同的学派，他们对字母的发音也就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些学术上的差异，常常引起专家们的争论。

在所有的争论中，变读法是争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在汉语中，jqx是三个特殊的语音，在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中，都没有给jqx这三个声母，单独配置字母，而是采用了变读的方法，与别的声母合用一个字母。

变读法的复杂规则，很容易造成学习上的混淆。怎样才能解决好这个难题呢？十几个日日夜夜过去了，专家们在反复的研讨中，终于找到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为jqx单独配置字母。

学术上的争执，并没有给语言学家们的相处带来隔阂，在宽松融洽的学术氛围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与日俱增。

经冬去春，寒来暑往，拼音方案委员会的语言学家们日日聚在一起，切磋研磨，一个又一个字母，被翻来覆去的推敲、试验、分析。

三年的时间过去了，1957年11月1日，语言学家们捧出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它通过了国务院《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的审订。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汉语拼音方案，国务院决定，将1957年12月到1958年1月设定为汉语拼音方案宣传月。

1957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供全社会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1958年月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汉语拼音方案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汉语拼音方案》，是在过去直音、反切以及各种拼音方案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从采用拉丁字母来说，他的历史渊源远则可以一直推溯到三百五十多年以前，近则可以说是总结了六十年来我国人民创制汉语拼音方案的经验，比起历史上存在过的以及目前还在沿用的各种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来，确实更加完善。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实行音素化的拼音方法，能拼写普通话语音里所有的音节。

当今天的孩子们，通过
学习汉语拼音，走进知识殿堂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在这简单的字母背面，凝聚了语言学家们的艰辛付出。

拼音方案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载入史册，值得人们用心去铭记。

汉语拼音从1958年开始在全国推广。1958年秋季，汉语拼音正式进入小学生课堂，成为中国儿童学习知识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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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中，它也开始发挥作用，全国形成了拼音扫盲的高潮。

汉语拼音易学易记，用它给汉字注音，群众的学习热情高涨，全国涌现出一大批拼音识字的典型。

拍摄于1960年的一张照片里。陈毅、吴玉章接见了来京参加十省市注音识字展览会的代表，留下了这张合影。

在这些代表中，有五个人来自同一个地方，程淑欠、程宽牛、陈儒英、吴建生和他的母亲俞冰如。他们代表着当年“拼音识字”运动中一个名震全国的地方——山西省万荣县。半个世纪的时光流逝，他们都在哪里？汉语拼音使他们的人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下）
山西省万荣县位于山西省南部，地处黄土高坡，十年九旱，刚建国时，全县80%以上的人是文盲。

这是万荣县的青谷村，50年代它被誉为“全国汉语拼音推广的一面旗帜”。村子里的标语让人依稀回到了那个激情似火的年代。

农具上写上了拼音，教室挤满了群众，夜里学习的声音让这个黄土高原上的村庄显得更加宁静。

刚学会汉语拼音的小学生成立了扫盲队，挨家挨户地辅导老乡们的学习。

汉语拼音是按照普通话的发音为汉字注音，因此它成为推广普通话的有效工具。

五十年代的青谷村已经有了“小北京”的称号。

“汉语拼音好办法，一树开下两朵花，一朵摘掉文盲帽，一朵学会普通话”。到1959年底，万荣县21万人中，有14.4万人投入到汉语拼音和普通话的学习热潮中。

196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万荣县注音识字的经验是我国文化革命中一项很重要的创造，应当在全国迅速推广。”万荣县的文教英雄们开始在全国进行汇报表演。

这张照片就拍摄于这个时候。

吴建生现在的身份是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她与汉语拼音这个儿时的伙伴结缘一生。

如今富裕起来的青谷，文化气息十分浓厚。一个周末的下午，来到青谷小学，安静的校园令人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或许时间流逝，人也老去，但那些激动人心的学习声永远都会响在耳边。

青谷村这样的村庄在全中国千千万万，汉语拼音推广的五十年中，对中国人的影响远不是数字所能传达的。

《小学生拼音报》是现在唯一一份以拼音命名的报纸，伴随汉语拼音
方案的颁布，它也整整发行了五十年。一般人看来的小儿科，在这些报人的眼里，却是影响中国人一生的知识。

陈儒英，《小学生拼音报》的创办者之一，也与当时的文教英雄们一起出现在这张照片上。

2001年1月1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实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关于语言文字的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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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第十八条这样写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

《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

初等教育应当进行汉语拼音教学。

汉语拼音在手指字母、盲文、旗语、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等方面汉语拼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21位聋人演绎的舞蹈让全国人民领略到了美的别样韵味。这就是《千手观音》。

演员们听不到乐曲，掌握不了节奏，她们是在边幕旁的手语指挥的引导下完成一个又一个极富韵律感和表现力的动作。

手语是聋人表达思想，进行交际的工具，传统的聋人教育，主要利用手势语，思想表达的范围有限，准确度不高。

1963年，根据汉语拼音制定的《汉语手指字母方案》公布实施，它共有30个基本指式，代表汉语拼音字母。

现行的盲文也是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设计的，以汉语拼音为基础的手指字母和盲文，对聋人和盲人学习汉字进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2007年11月底，一场大规模展览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展览集中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字方面取得的成就，在诸多的展品中，这几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尤其令人注意。

建国前，我国有许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或文字不完善。

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强调：“今后各民族创造或者改革文字的时候，原则上应该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并且应该尽量跟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根据这个原则，我国政府先后帮助壮、布依、哈尼等12个民族创制了16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

使用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少数民族文字，在本民族的文化得到保持的前提下，有利于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沟通、学习，维护我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50年来，国家采取各种措施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中小学教学汉语拼音，报刊刊头、商标图样上加注汉语拼音，组织编写出版了《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用汉语拼音注音、排序的规范性工具书，制定发布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等规范标准，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确定了《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拼写和注音工具”的法律地位。

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又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五十年后的今天，汉语拼音将面临怎样的机遇

2007年12月，第二届孔子学院大会在北京举行，从2004年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开始举办以来，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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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125所孔子学院开班授课，海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经超过4000万。在实施汉语国际推广中，汉语拼音的作用功不可没。

瑞典、委内瑞拉留学生谈汉语拼音的好处

语言文字是文化交流的载体，而汉语拼音是沟通的桥梁。在北京语言大学的校园里，有这样一面墙，上面是在这所学校学习过的学生的国籍，在五十年的推广中，汉语拼音逐渐被国际所接受，然而最初又经历过怎样的曲折？

原来，早在1967年，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就已经决定：地名的国际标准化采用单一罗马字母拼写法，即一个地名只有一种罗马字母的拼写形式。使用非罗马字母文字的国家，要按照科学的原则提出一种罗马字母的拼写法，经通过后，作为国际标准。

当时国际上有很多关于中文的拼写方式，典型的就是威妥玛式。威妥玛式方案，曾被广泛被用于人名、地名注音，影响较大。

尽管在1977年，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决定采用汉语拼音作为拼写中国地名、人名的标准。但在除地名以外的其他领域，拼写中文的方案仍然混乱。

1979年的一天，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领导突然找到已经73岁的周有光。

这一次，周有光奉命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会议，这将决定汉语拼音在世界的地位。

国际标准化组织，简称ISO，主要功能是为人们制订国际标准达成一致意见提供一种机制。

ISO已经发布了上万个国际标准, 其中我们熟知的打印纸的尺寸就是其中的标准。汉语拼音为什么要成为国际标准呢？

在国际标准化会议上，各国都有自己的打算。

当时，美国的反对声尤其大。

周有光奔波于好几个国家，参加国际标准化会议。

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标准ISO7098，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被用来拼写中文”。

汉语拼音不只是中国拼写中文的标准，也是世界拼写中文的标准，它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中国人的面前，如何解决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古老文字——汉字，与当代高科技的精灵——计算机所发生的划时代的激烈碰撞。

把几千汉字怎样落实到简单的键盘之上，解决汉字编码输入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于是，一场全民“编码潮”在全国兴起，
一时间，发明迭起，形码、音码、音形码不下千种，形成了“万码奔腾”的局面。

编码方案众多，哪一种才是最简便易学的呢？

拼音输入法就是把汉字的拼音输进去，软件自动把拼音转成汉字显示出来。它相对于其他的输入法有很大的好处。

二十年来，汉语拼音输入法经历了一个从繁难到简单的过程

汉语拼音历经五十年的路程

。李竹，一直做拼音输入法的测验工作，对此有着自己的体会。

近年来,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表明，数以亿计的计算机用户主要使用拼音输入汉字，占被调查者的95%以上。

在新的世纪，手机成为另一个信息传输的重要手段，2007年中国手机用户已经突破五亿人，发送短信息是生活中人们交流、传播信息一个重要的方式。

2001年，由中国工程院倡议主办的“20世纪我国重大工程技术成就”评选中， “汉字信息处理与印刷革命”仅次于“两弹一星”，居第二位。

在未来的社会中，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汉语拼音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外国传教士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开始，汉语拼音经历了数百年的沉浮，一代代学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的颁布，成为百年来汉语拼音运动最杰出的成果。

两千多年前，中国第一个封建集权国家推行“书同文”，将中国的文字统一。两千多年后，汉语拼音，成为沟通中文和世界的桥梁。它已然融入亿万人的生活，与我们朝夕相处，一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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