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江农民运动对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积极作用.吴日岗,简华春

民国,民族

右江农民运动对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积极作用.吴日岗,简华春

第21 卷第1 期

Vol . 21 - No. 1

JOURNAL OF BAISE UNIVERSITY

百色学院学报

2008 年2 月

Feb. 2008

收稿日期: 2008 - 1 - 25

作者简介: 吴日岗(1968～ ) ,男,壮族,广西田阳县人,百色学院经济与旅游管理系讲师;简华春(1966～ ) ,女,壮族,

广西百色市人,百色学院社科部副教授。

(百色学院,广西百色 533000)

摘 要: 右江农民运动开展过程中,由于坚持了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原则,制定了切合实际的 方针和政策,成功地解决了右江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充分调动了政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

的壮、瑶各族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形成了民族平等、民族解放的民族革命意识,构建了平等、团结、 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促进了右江农民运动的发展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在少数民 族农民运动斗争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右江农民运动;民族政策;和谐民族关系

分类号: K261. 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 - 8233 (2008) 01 - 0088 - 04 在右江农民运动开展的过程中,针对右江地区存

在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现象,右江农民运动的领袖

制定和贯彻了民族团结、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方

针和政策,正确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了

各民族群众参加农民运动的积极性,形成了平等团

结、互助革命的和谐民族关系,并把它推向了一个崭

新的阶段。在革命斗争中,各民族相互支持、密切配

合,团结战斗,右江地区各族人民实现了历史上的第

一次民族平等,促进了右江农民运动的发展和右江革

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正如张云逸同志所说:“右

(左) 江是壮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占多数的地区,革命运

动的开展,也标志着壮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以及其他各

族人民的团结斗争。”[1 ] ( P9)

一、右江地区复杂的民族

关系和民族矛盾

广西右江和红水河上游的各县是多民族杂居地

区,居住着壮、汉、瑶、苗等各族人民,其中壮族占总人

口数的85 %左右,汉族约占10 % ,瑶族约占4 %。横

跨东兰、凤山县(含今巴马县) 的西山、中山、东山和尚

群、百九等,是瑶族群众聚居区。

壮民族具有宽容性的民族文化心理,使民间的壮

人也存在欢迎汉人,与瑶族打“老同”、“老庚”的现象。

相对其他地区的民族关系而言,右江地区虽较少民族

矛盾纠纷,没有大规模的流血争斗,但由于各民族之

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极不平衡,语言、风俗、

习惯各不相同,相互偏见和歧视甚至矛盾仍然存在。

再加上广西当局的反动统治阶级把民族问题简单化,

推行民族歧视政策,不承认壮、瑶、苗等少数民族,把

壮族称为“愚蛮的‘土人’”,把瑶、苗等少数民族称为

未开化的“原种人”[ 2 ] ( P155) ,少数民族人民得不到尊

重,没有政治权利,各民族整体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

着互不信任、互相猜疑、互相防范的心理,加深了他们

的隔阂,也使右江地区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盘根错

节。直到大革命时期,右江地区的民族隔阂问题还相

当突出和复杂。对汉族而言,壮族是被压迫的民族,

壮汉之间虽然没有重大的民族冲突,但缺乏基本的信

任,处于一种隐形的对峙状态。而在当地,人数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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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力量较强的壮人对瑶族则有些大民族主

义“, 瑶族来往壮族村庄,哪怕口渴肚饿,都不让他们

喝水吃饭,更不给在家过夜”,还“不准瑶族下平地来

开荒”。[3 ] ( P216) 山主剥削瑶、苗民,壮、汉族地主剥削压

迫壮、汉、瑶、苗等各族人民,瑶、苗人的利益受到较多

损害,特别是瑶族,他们被反动统治阶级贬称为“蛮

瑶”、“顽瑶”,赶到深山老林里,常年靠红薯、南瓜、野

菜度日,不准他们下山耕种土地,“有肉不吃,勒逼宰

鸡,有马不骑,勒逼坐轿”就是豪绅地主胡作非为、敲

诈勒索少数民族同胞的写照。除了受封建山主奴役

外,瑶族还被迫“向土官进贡,为土官服徭役”,[ 4 ] ( P113)

民国,民族

甚至被山主出卖、抵押、转让;山主规定山丁(瑶人) 不

得读书,不准穿唐装和白色的衣服。

二、右江农民运动的民族政策

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使右江农民运动不

能照搬照套其他地区的路子和做法,而是必须紧密结

合当地的实际制定和贯彻民族政策,才能团结和发动

各族人民,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

(一) 制定和贯彻壮、瑶、汉为一家的民族平等政

策,保障各民族的政治权利。

右江农民运动的领袖韦拔群非常重视民族团结

和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特别是对瑶民的政策,反对民

族歧视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1921 年韦拔群回到

家乡东兰县领导壮、汉、瑶各族群众着手“改造东兰”

的工作时,就根据民族平等的精神,上山发动瑶族群

众,提出了“团结瑶胞”、废除“徭役”,反对民族歧视和

民族压迫,取消一切侮辱瑶族人民的称呼,主张汉、

瑶、苗一律平等。在1922 年发表《敬告同胞》的文告

中(原件存广西博物馆) ,他把各族人民统称为同胞。

1925 年韦拔群提出了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打到山主、

解放瑶胞”的口号,严禁虐待瑶民,禁止一切侮辱瑶胞

的称呼,使瑶族人民受到很大的鼓舞。1926 年底中

共东兰支部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韦拔群、陈洪涛等

同志进一步发动壮、汉瑶各族群众参加农民协会和农

民自卫军,开展了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

右江农民协会建立起来后,宣传“天下农民是一

家”的思想,发动群众,加入农民协会的瑶族农民就有

1 670 人,而且不少瑶族骨干被选为区、乡农民自卫

军领导。在农民运动开展的过程中,既充分考虑壮族

是该地区的主体民族,又注意照顾其他少数民族的利

益,在政策、法规方面,专门针对保护瑶族人民的权利

作出了相关规定,如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在1929 年9

月拟定的《广西东兰革命委员会最低施政纲领》中有

关瑶族的规定就有四项: (一) 提高瑶民的文化教育水

平; (二) 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

律平等; (三) 严禁虐待瑶胞; (四) 没收山主的山场、山

地、森林分给瑶民,瑶民可以从山上搬迁到平地与壮

汉同住①《广西东兰革命委员会最低施政纲领》充分

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是党的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精

神与广西特别是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实践相

结合的结果,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对瑶民的政策,受到

了瑶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大大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

情,实现了瑶、汉、壮各族一律平等,在党领导的农民

运动斗争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免除徭役和一切经济剥削,保障各民族的经

济权利。

右江农民运动的领袖制定和实施了扶持少数民

族经济利益的土地革命政策。除上述的《广西东兰革

命委员会最低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的瑶民的经济权

利外,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实施的《土地法暂行条

例》,也详细具体地提出了阶级划分、土地分配办法,

以保证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不分民族、不分男女老少,

不论是住在山区还是平原,凡是应该分得土地的,每

人都得到一份,实现“耕者有其田”。过去长期被地主

豪绅、军阀官僚赶进深山老林,住岩洞、草棚,山上田

地少且贫瘠,所收粮食无法糊口,祖祖辈辈被迫靠给

地主豪绅打长工、短工、抬轿过日子,生活十分贫困的

瑶族同胞和其他各族人民一样,分到了一份土地、房

子,个个喜笑颜开,欢庆解放,热情地欢呼:“瑶家的太

阳升起来了!”“苏维埃政府跟瑶人下山来分汉人的土

地,可以住在汉人的乡村,免除劳役,故瑶人完全拥护

苏维埃,说苏维埃是瑶人出头的地方”。[5 ]

(三) 大力培养民族干部,保障各族人民的受

教育权。

右江农民运动领袖特别重视各民族同等受教育

的权利,废除封建教育制度,各族劳动人民子弟一律

免费上学。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在1929 年9 月拟定的

《广西东兰革命委员会最低施政纲领》中有关瑶族的

规定就明确指出,要提高瑶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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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日岗,简华春/ 右江农民运动对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积极作用

① 《广西东兰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1929 年10 月,原件存东兰县档案馆。 积极举办各种劳动中学、劳动小学,同时开办夜校和

妇女识字班,成立农民夜校,组织瑶胞学文化,唱革命

歌曲和山歌。东兰县革命委员会还规定创设通俗阅

报室、图书室,注意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利用和保

护,采用汉、壮、瑶民族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如山歌、

戏剧,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使各族群众乐于接受,既普

及了文化又提高了少数民族群众的革命觉悟。

农民运边的领袖还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农民干

部的教育和培养,使土生土长的各族干部迅速成长为

农民运动的骨干。他们在农民运动、武装斗争和革命

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中,充分利用了作为当地人同本地

的群众有着密切关系这一特殊条件,在发动群众、组

织群众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是少数民族聚

居区的右江农民运动开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毛泽东就曾经说过:“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

须十分注意扶助本地人管理本地的事业,必须十分注

意从本地人民优秀分子中大批地培养本地的工作干

部。”[ 6 ] ( P992) 韦拔群就是农民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杰出

代表。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干部,韦拔群对

本民族的基本状况和本民族的人民的意愿有着深刻

的了解,因而最能代表本民族群众的利益,带领各族

人民去进行革命斗争。他同本地的壮、瑶、汉等各族

人民建立了血肉关系和同胞情谊,因此,得到了本地各

民族群众的拥护并有着很高的威信和很强的号召力,

在东兰县甚至一度出现了“一般群众只信仰韦拔群同

志个人”[7 ] (P164) 的现象。为了教育和发动瑶胞共同革

命,每届农讲所举办时韦拔群都邀请瑶族同胞参加学

习。一些进步的瑶族青年如罗金陶、罗仁桃、兰茂才、

杨正规、韦金义等十余人先后参加农讲所第二、第三届

学习。在农讲所里他们第一次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洗

礼,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正是在这些骨干的带动下,

广大瑶族同胞纷纷参加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

(四)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发动

少数民族人民参加革命。

这是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的重要内容。为了宣传

革命,发动各族群众,韦拔群编唱壮族山歌,学唱瑶

歌。他穿着与老百姓一样装束的壮族服装,脚踏着草

鞋、戴着斗笠,足迹走遍壮乡,探访茅屋寒舍,街头巷

尾,经常深入到瑶胞居住的西山里,同各族群众拉家

常,讲革命道理;向瑶胞宣传革命,提出了“不给山主

抬轿、服役、送礼”等口号,与瑶族群众同吃南瓜饭,同

喝野菜汤,同干山场活,同睡火塘旁。有的群众看到

他餐餐吃玉米糊或红薯,要煮干饭给他吃,他坚决不

同意,并把吃红薯称为“吃香肠”,同群众一起吃得津

津有味。有的群众家里没有棉被,他便盖稻草或麻布

袋度寒夜。他以平等的态度,尊称瑶族同胞为“瑶

友”,并且以打老庚(结拜兄弟) 的方式进行串联,向进

步青年宣传革命道理,因他与贫苦群众打成一片,深

受瑶胞的拥戴和信任,群众都亲昵地称他为“拔哥”,

各族群众特别是瑶胞也纷纷加入到农民自治会,表示

要跟着韦拔群闹革命。他们说:“要到对岸,搭桥过

河;要闹革命,去找拔哥。”

右江农民运动的其他领导者也同样因此获得了

少数民族同胞的尊重和爱戴。出生于东兰县一个贫

苦壮族农民家庭的陆浩仁是右江农民运动领导者之

一。1930 年的农历三月三,他找瑶族群众罗卜受谈

话,尊称罗卜受为老庚同志,同罗卜受全家共进晚餐,

他不吃干饭和酒肉,和瑶族同胞一样喝着玉米粥。这

些言行,让罗卜受觉得这位领导就与拔哥一样,对瑶

族同胞非常的尊敬和亲密,便把他当作知心人一般,

把所有的心里话都说了出来。

红七军主力北上后,韦拔群回右江重建二十一

师,坚守革命根据地,这是一项最艰巨的任务。为了

反对敌人的“围剿”,韦拔群率领师部特务营到都安边

界的板升一带打游击和宣传工作。在那里,他特别注

重做都安弄邪峒瑶族首领候光荣的政治思想工作,因

此候光荣的思想转变很快,他给红军当向导,消灭了

民国,民族

地方的一些反动势力。一天,候光荣带着一支手持大

马刀等武器的瑶族队伍,来到那平会见韦拔群。韦拔

群盛情接待了他们。在餐桌上,韦拔群首先给候光荣

敬了酒。候光荣一口饮下,表示尊敬和听从韦拔群。

接着瑶族同胞们也个个给韦拔群敬酒。韦拔群平时

不喝酒,为了尊重瑶族的风俗,他一一接受,连续喝了

几大碗(瑶胞习惯用碗盛酒) 。瑶族同胞们觉得韦拔

群能和他们一起共桌饮酒吃饭,个个欣喜若狂,都愿

意跟着韦拔群干革命。这支瑶族队伍在后来反对敌

人的“围剿”斗争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三、新型的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

(一) 民族平等和民族解放的革命意识的形成

农民运动开展后,封建制度所造成的民族隔阂、

民族歧视开始崩溃,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民族解放的

观念深入人心。在构建壮族自身新型的民族政治体

系的同时,形成了壮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健康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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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学院学报》2008 年第1 期

治关系。壮族人民所具有的宽容性、开放性和兼容性 的民族文化心理和坚韧的文化精神也因此被赋予了

丰富的革命新内涵。

由于民族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每当韦拔群受到

受到反动当局悬赏和追捕,敌人追赶,或者深陷重围,

危在旦夕的时候,各族群众总是想方设法甚至不惜牺

牲生命去掩护他,使反动当局束手无策。即使在主力

红军北上后,在最困难的时候,群众仍一如既往地支

持和爱戴韦拔群和红军,千方百计地给山上的红军送

粮食、生盐、情报,尤其是聚居在东兰西山(现属巴马 瑶族自治县) 的瑶族群众,宁可自己吃野菜或挨饿,也 要把自己保存下来的粮食和食盐,借上山种地的机

会,骗过敌人的严密搜查,送到山上给红军和韦拔群,

不少瑶族群众为支援、掩护红军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西山也因此成为了最坚强的根据地。有一次,韦拔群

刚离开瑶族同胞梁大叔的家,敌人便循迹追来,威胁

梁大叔说出韦拔群的去向。梁大叔宁愿看着自己6

岁的孩子被敌人杀害也绝不吐露韦拔群的行踪。

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1931

年成立了以瑶族指战员为主、由瑶族罗桂发任营长的 西山独立营(沿称“瑶族营”) 的革命武装。1932 年, 韦拔群牺牲后,瑶族干部杨正规等领导西山瑶族同胞

与壮、汉族群众一起坚持斗争,东兰县西山区党支部

始终没有被摧毁,革命红旗一直不倒,直到迎来1949

年底广西解放。

(二) 民族关系的根本改善与新型民族关系的

形成。

右江农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使右江地区各民族

之间的关系和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首先是各民族和谐发展。“各族人民解除了汉族

和其他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压迫,获得了政治地位,民

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大大增强。”[8 ] ( P16)

其次是各民族和衷共济。在反抗压迫、争取各项

权利的斗争中,壮、汉、瑶等民族人民始终紧密团结, 相互支持,协同战斗,无论是在大革命失败还是红七

军主力北上后,西山的瑶族同胞都一如既往地全力支

持或是直接参加了由韦拔群领导的以壮族人民为主

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并为此作出了重大

的牺牲,壮、瑶人民这种血肉关系至今还为各族人民

所传颂。当时的反动派曾哀叹道:“瑶民,韦拔群呼之 为瑶友,因之为基本力量,是以几(经) 围剿,未克歼

灭。”[9 ] ( P83)

再次是各民族和睦相处。在日常生活中,各族群

众平等友爱,互相帮助,尊重彼此之间的风俗习惯,禁

止歧视少数民族的称呼。“瑶民来乡人委开会时,壮

族挽留作客, 壮族进山找土特产, 瑶人亦留吃午

饭。”[3 ] ( P216) 至此,壮、汉、瑶之间不再互相压迫,消除 了民族歧视,把民族关系推向了一个崭新阶段,构建

了壮、汉、瑶团结互助的和谐民族关系。

四、结 语

由于右江农民运动领袖能够本着实事求是的原

民国,民族

则,根据右江地区民族关系的实际情况,制定和贯彻

正确的民族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各族人民的革命热

情,壮、汉、瑶杂居的地方出现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 助、和谐的友好气氛。后来的右江工农民主政权和右 江革命根据地就是在这种新型的民族关系的基础上

建立和巩固起来的。这些民族政策不仅有力地促进

了右江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且对于以后的民族政

策的制定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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