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受之现代设计史—组织和流派

王受之——现代设计史

解构主义设计(Deconstruction)

解构主义设计(Deconstruction)是一种重要的现代设计风格,是后现代时期的设计师在对设计形式及其理论进行探索时所创造的,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建筑设计界。其理论以德里达在60年代创立的解构主义哲学为基础。解构主义设计师对现代主义设计的单调形式和后现代主义历史风格的过分装饰化、商业化的形式皆不满意;他们对现代主义设计强调表现统一整体性和构成主义设计强调表现有序的结构感均持否定态度,认为设计应充分表现作品的局部特征,作品的真正完整性应寓于各部件的独立显现之中。其建筑在整体外观、立面墙壁、室内设计等方面,都追求各局部部件和立体空间的明显分离的效果及其独立特征。建筑与室内的整体形式,多表现73不规则几何形状的拼合,或者造成视觉上的复杂、丰富感,或者仅仅造成凌乱感。实际上,经解构主义设计精心处理的相互分离的局部与局部之间,往往存在着本质上的内在联系和严密的整体关系,往往并非是无序的杂乱拼合。最著名的解构主义设计的代表人物有美国建筑设计师盖里、埃森曼、特斯楚米、本尼什、晗迪特、里伯斯坎、辛门布劳和日本的井广美藤。其中以生于加拿大的美国设计师盖里的作品最负盛名。20世纪80-90年代,盖里的设计引起世界户泛关注,其重要作品也遍布世界各地:巴黎的“美国中心”、瑞士巴塞尔的维斯塔公司总部、洛杉矶的迪斯尼音乐中心、巴塞罗纳的奥林匹克村、明尼苏达大学艺术博物馆、俄亥俄州托列多大学艺术系大楼、德国维特拉家具展览中心等。此外,还有埃森曼设计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威克斯奈视觉艺术中心、哥伦布市市政会议中心;本尼什设计的斯图加特大学太阳能学院大楼等。

美国现代车义大师查尔斯·莫尔1994年完成的加利福利亚的帕萨迪纳“双树旅馆”大楼，是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杰出代表作

自从工业革命发生以后，现代主义设计正以多元化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并且给工业革命以前的设计以毁灭性的打击。现代主义之后又发展出现了更多的设计风格，基本上都是对现代主义，国际主义设计的调整，补充，改良和批判，如后现代主义设计，其中一种最好的诠释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就是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

美国解构主义大师弗兰克盖里1994年设计的巴黎“美国文化中心”是解构主义的代表作

现代主义设计是一场充满反叛、革命、民主和造反的运动，代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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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对传统的、上等人的手工艺的宣战，它代表了新的时代精神，无论它的意识形态还是形式特征，都与传统形式格格不入，因而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但是，自从现代主义进入美国，在战后成为独霸一方的设计风格后，它的排他性、风格上的单调性，逐渐取代了原来的民主特征，意识形态上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从形式上看，现代主义长达四十年对设计风格的垄断，也没有发展的余地。人们开始对现代主义单调、无人情味的风格感到厌倦，开始有人追求更加富于人情味的、装饰化的、多变的、个人的、传统的、折衷的形式，由此产生了设计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从20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在狭义的利用历史装饰动机进行折衷主义的设计风格和广义的对于经典现代主义的各种批判活动的双重轨道上探索着其自身的发展，这种广义的批判活动并不是设计者对现代主义的全盘否定，而是企图通过其他方式来发展现代主义和国际主义，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就是解构主义，所以说，如果没有一个对于现代主义的真正了解和透彻认识，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与解析，是没有可能领悟解构主义的。

盖里1989-1994年期间设计的瑞士巴塞尔的“维特总部”大楼，室内

解构主义这个字眼是从“结构主义(Construction广中演化出来的。结构主义理论是一种社会学方法，其目的在于给人们提供理解人类思维活动的手段，解构主义实质是对结构主义的破坏和分解。解构主义是在现代主义面临危机，而后现代主义却又被某些设计家们厌恶，作为后现代主义时期的探索形式之一而产生的。解构方法所要解构的是社会模式和大众传媒中有关性别、地位的流行套路，是指对正统原则与正统标准的否定和批判，对待图像，解构方法企图揭示多层面的意义，按照解构主义理论，我们运用科学的符号学原理来分析图像，并且分别说明其视觉的、文化的以及语言的意义，这一分析过程被解构主义理论家称之为解码。1978年，朱迪丝·威廉逊(Judith Williamson)在她的著作《对广告的解码：广告中的观念形态及意义》中就用解构的方法分析广告的意义，这也是解构主义理论运用于平面设计理论分析的最初尝试。法国社会学教授博德里亚(Baudrillard)是现代主义最著名的理论家，曾用解构主义探求广告与消费文化对当代社会的影响，他提出：我们的文化是一个四面有镜子的房屋，其主体就是图像及映像，这些图像与映像由有关我们的信息所制造，这些信息就是我们的希望、野心、恐惧、爱慕和渴求。

解构主义的哲学根源比较复杂，自六十年代后期由法园哲学家贾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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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其《沦语法学》一书中确定，之后便作为一种批评类型被理论家们用于对一切研究领域里的方法问题的全面探讨。从某种角度来说，德里达不是从自我创造开始而建立自己的体系，而是从对前人的批判开始的，德里达的批判对象非常广泛，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到黑格尔、尼采。他的批判方法其实就是解构主义的方法：从批判对象的理论中抽出一个典型的例子，对它进行剖析、批判和分析，通过自己的意识而建立对于事物真理的认知：反中心、反权威、反二元对抗。德里达的这一观点，曾经影响了许多理论家、设计家，并且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解构主义都先声夺人。

对于传世不朽之作——IBM招贴广告，应是学设计的人员必上的一课。这幅招贴的设计者保罗·兰德(Paul Rand)作为世界设计大师，在广告设计和字体设计领域的开拓给设计职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兰德在设计界的叱咤一生正是二十世纪美国设计文化的缩影，他的作品具有极其独特的美国式现代主义风格，他会将欧洲现代派莱歇、毕加索的概念以及马蒂斯的色彩体系通过蒙太奇和拼贴手法运用到设计中。作为一名“功能主义者”和“新广告主义者”，他在“无内容的抽象设计”和“有内容的抽象设计”之间划出了严格的界限，他认为好的设计应该“简单，诚实”，要靠主动的辛勤工作去完成；不好的作品是“无关、肤浅”。他总是试图在广告作品中引导受众主动探索和诠释广告传达的内容。像IBM的招贴(Eye-Bee-M)，兰德并不用简单的英文字母来设计这幅招贴，而是把这些元素进行符号意义上的分解，在设计中有了这些信息的符号，就进一步获得了个性和风格的魅力。既解成典型，又构得和谐自然，它能显现出设计的文脉与创造价值，不但合乎科学与艺术的发展规律，而且合乎观众的接受心理与接受力量。兰德的作品因坚持简洁而得以丰富、自由和隽永。他的现代主义主张通过他的设计教育工作、著作和荣誉而得以向全世界传播。一位设计师如果创作出一种新风格主义作品，不但是对自己在设计领域的突破，而且也给消费者开拓了新的设计文化风貌，他的贡献不单单是创作了一幅解构主义作品，而是把一个新的设计文化提高到了理论上的高度。

无论在平面设计界，还是在建筑界，重视个体部件本身，反对总体统一的解构主义哲学原理一直被建筑设计师所推崇，实质上，解构主义是从建筑领域开始发展。艾森曼被认为是解构主义建筑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他认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建筑设计实践上，建筑仅仅是“文章本体”，需要其他的因素，比如语法，语意、语音这些因素而使之有意义。德里达本身对于建筑也非常感兴趣，他视建筑的目的为控制社会的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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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此，他认为新的建筑解构主义应是反对现代主义的垄断控制，反对现代主义的权威地位，反对把现代主义建筑和传统建筑对立起来的二元对抗方式。

盖里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解构主义的建筑设计家。盖里(Frank·O·Gehry)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十七岁随家人迁居到洛杉矶，他住在洛杉矶海滨城市摩尼卡，不但住房是自己设计的，而且在那个城市设计了大量的建筑。1962年盖里成立盖里事务所，他开始逐步采用解构主义的哲学观点融入到自己的建筑中。他的作品反映出对现代主义的总体性的怀疑，对于整体性的否定，对于部件个体的兴趣，他设计的在巴黎的“美国中心”，洛杉矶的迪尼斯音乐中心，巴塞罗那的奥林匹亚村都具有鲜明的解构主义特征，盖里的设计即把完整的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建筑整体打破，然后重新组合，形成一种所谓“完整”的空间和形态，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他重视结构的基本部件，认为基本部件本身就具有表现的特征，完整性不在于建筑本身总体风格的统一，而在于部件个体的充分表达，虽然他的作品基本都有破碎的总体形式特征，但是这种破碎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形式，是他对于空间本身的重视，使他的建筑摆脱了现代主义、国际主义建筑设计的所谓总体性和功能性细节而具有更加丰富的形式感。如果说保罗·兰德把解构主义的方法运用到极致，那么盖里的设计则充分体现了解构主义的灵魂。

解构主义反对的是二元对抗的立场，也反对后现代主义的矫饰方式，因此通过强调多元化、高度模糊化，凌乱化的方法来达到建立新的功能性的目的。由于设计家从来不提出要以解构主义领导潮流。解构主义的平面设计、产品设计使世人感到新奇，而建筑设计由于结构复杂，工程技术难度大很难成为普遍接受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来讲，它依然是一种十分个人的、小范围的试验、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个人性。它不是一个学派，也不是一个符号，而只不过代表了一个激进潮流。但却从另一个侧面探索了对于我们本身的发现。

以古今纯艺术或设计艺术为对象，根据设计的需要，进行符号意义的分解，分解成词语、纹样、标炽、乐句之类，使之进入符号贮备，有待设计重构，解构主义是对设计极有力的艺术手法。解构主义并不是设计上的无政府主义方式，或随心所欲的设计方法，而是具有重视内在结构因素和总体性考虑的高度化特点。它打破了正统的现代主义设计原则和形式，以新的面貌占据了未来的设计空间。

德国维特拉消防站（Vitra Fire Station)(1993年竣工）这是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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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迪德的成名作。在建造此建筑之前，哈迪德主要以她充满幻想和超现实风格的绘画作品著称，而这些作品曾被普遍认为是建筑的纯粹艺术，不具有付诸实施的可能性。对此，哈迪德认为：“因为绘画具有很大跳跃性，致使人们容易产生误解。人们总想孤立地看待建筑物的各个组成部分，总认为跳跃性太强容易导致结构混乱。但问题是建筑师如何及时地处理这种混乱，造就一种凝固的时刻 ”回到这个作品。这是一个极富冒险精神的建筑——似乎没有一面墙是垂直的，每个墙角都是锐角，整个建筑向各个部分倾斜 从正视图看，向天空倾斜的主体部分似乎摇摇欲坠；从后正视图看，屋顶外面的平台向内倾斜，却从中心给整个建筑稳定感。作品的整体效果是轻盈、优美和飘忽不定，但建筑物各组成结构的材料具有的坚固和稳定等特性并没有被故意抹杀。哈迪德透过营造建筑物优雅柔和的外表和保持建筑物与地面若即若离的状态，达到了这一理想效果。

德国莱茵河畔维尔城的卢冯亭（LFone pavilion in Weil am Rhein）（1999年竣工）维尔城邀请扎哈·哈迪德设计一座作为区域性园艺展示会的楼阁，并把建筑地址选在了该市南部的一座废弃不用的碎石采集场。整体建筑只有一般停车场那么大，建筑物的内部规划有点类似史前时代巨石建筑物的简陋框架结构。建筑物内部的光与影交相辉映，具有非常强的戏剧效果。

哈迪德并不把这个作品当作传统建筑学习惯所称的结构型建筑，“我认为空间集成束实现了自然景观的某些显著特征，独具开创性意义：建筑物本身的形状并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束缚。它几近于殚精竭虑地将自己融汇到周围的自然景物当中。它从错综复杂中逐渐突兀地表，让参观者根据自己的立足点考量建筑物始于何处，又终于何方。”

法国斯特拉斯堡有轨电车总站及停车场（2001年竣工）斯特拉斯堡发展新的有轨电车服务，改善城市中心日益严重的交通堵塞和污染情况。扎哈·哈迪德被邀请参与贯穿城市南北的“B”线总站，以及一个位于线路北部可容纳700个车位的停车站的设计。总体设计概念结合“场”和“线”，并形成一个可以不断转换的整体。所谓“场”就是汽车、有轨电车、自行车以及行人组合形成的运动模式，每个都有自己的轨道和痕迹。交通方式之间的转换（譬如汽车到有轨电车，火车到有轨电车）运作起来就类似于车站、风景等等空间及物质的切换。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内容提要】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是在法国存在主义衰败之际，对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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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主义和现象学扬弃的结果。解构不是一种方法，也不是一种分析；解构不是摧毁，而是一种策略。德里达的思想代表了法国激进反传统倾向，因而受到了许多责难与打击；但无论如何，他的冲击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关键词】结构主义/现象学/延异/解构

【正文】

我更愿意用激进结构主义来讨论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德里达。虽然美国人总喜欢把他归之于后现代思想家之列，其实，法国人很少提到“后现代”这个名称，尽管许多美国人讲的许多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都是法国人。所以具体讨论德里达这个常被美国人称作后结构主义代表的哲学家的思想及其演变，可能会更有意义。

在具体讨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之前，有必要简述一下与之有关的法国当代哲学的一些背景情况，也就是二十世纪法国存在主义的由来和发展。

一、法国结构主义的发展：从符号到解构

法国当代历史学家、著名学术评论家多斯F.(F.Dosse)（注：参见多斯：《结构主义史》，法国发现出版社，1992年第1卷，1994年第2卷。）认为，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近20年间，结构主义在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这是因为结构主义是一种从科学中获取希望的严格方法，而且结构主义还是思想史中的一个特殊时期。这就是被称作“批评意识的重要时刻”的时期。结构主义范式的胜利首先源于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的蓬勃高涨的结果。这种高涨敢于冲撞老巴黎大学的学院式的专制禁锢，因为这种学院专制掌握着学术的合法性。结构主义则表现着一种对抗，顺应了西方历史的一个特定时期，表现了寻求新的模式表达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否定、对“现代主义”的渴望的要求。结构主义对于一切西方历史中受到压抑的东西部十分敏感。所以在这个时期最先闪光是人类学和精神分析这两个学科就不是偶然的了。这两个学科都注重西方历史中的无意识，明确意义的反面，被压抑者、不可理解物 这也是语言学成为科学研究先导并且为普遍社会科学指引方向的时刻。结构主义为与旧习陈规斗争中的现代性旗帜，也成为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幻灭中许多“介入”知识分子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工具。

法国结构主义的开始是以萨特存在主义的光彩渐消隐没为标志的。结构主义正式走上法国思想学术界舞台是在1962年。文化人类学家列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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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L.Strauss)在《野性的思维》的最后一章《历史与辩证法》中，对萨特的“辩证理性”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引起轰动。众所周知，当时在法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是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1960年，萨特发表了《辩证理性批判》。一位极有才华的、与萨特和施特劳斯这两位思想大师都有密交的青年人布翁(Pouillon)使施特劳斯知道了萨特的书，他甚至在施特劳斯的课堂上讲解了三次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可以说，布翁成了这二者相交互替的中介。

这两代人（这里主要指萨特和结构主义的一代）的不同与分歧是显而易见的。究其原因可有以下几点：

1.对语言的态度：萨特对于语言学持轻视态度，在《存在与虚无》中，他的意识主体哲学导致把语言学视为低级的科学，并避免使用它。而结构主义者则相反，施特劳斯致力于赋予语言学模式一种优先的价值，以超越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关系中的困难。“迪尔凯姆说，应该把社会行为看作为物 而我们说：要把社会行为开作为词语”。

2.由此也产生了萨特对精神分析的轻视。萨特的“自欺”、“主体的自由”很难与精神分析相合，精神分析被视作为糟糕的科学。

3.“介入”知识分子的危机：沿循法兰西人文传统的萨特一代的“介入”受到质疑。知识分子不再能在任何“什么领域提出观点，而只应该在他的专门的领域起作用，知识分子的批评作用渐渐变得局限”。正如巴朗狄叶(Blandier)所说：“结构主义诞生于战争结束12年之后。然而，战争是在一个静止不动的世界中结束的。1948年意味着的是再一次战争的威胁，与之对抗的是两种势力：其一鼓吹自由，另一则鼓吹平等。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否定历史”（注：见“巴朗迪叶与多斯谈话”，载多斯：《结构主义史》第一卷，25页。）。这是法国结构主义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结构主义人类学家施特劳斯则尖锐地批评启蒙学者的普遍人性的主张。福柯则更站在思辨和认识论的高度抨击了普遍主义：“我梦想对自明性和普遍性进行解构的知识分子”。这个时期与萨特为代表的介入知识分子针锋相对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施特劳斯和宗教史学家杜梅泽尔(G.Dumezil)。

4.现象学的影响：结构主义的反主体说其实可以视为胡塞尔本人及梅洛•庞蒂的“主体间性”思想的一种奇特的发展。而法国六十年代以来现象学研究复苏之时，现象学与解释学、批判理论、分析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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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论、马克思主义都有对话，其中就包括结构主义。利科就认为语言分析对现象学的改进是很有益的。还有人认为，结构主义对现象学的人道主义的质疑可以促进现象学重新考虑其方法论，这有助于贯彻胡塞尔的彻底性精神。此外，主体的相对化可以使“主体”本身也包括进现象学还原之中，从而使还原更加完全。

结构主义以充满批判精神的姿态成为六十年代法国思想舞台的中心。所谓的“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等实际上是与结构主义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其实，“后现代”的到来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与时间性的关系更新。首先应该看到的是失去了统治地位和对其他民族的模式地位作用的欧洲，出现了非历史的文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就受到了经济高度发展的年轻美国的现代意识的强烈冲击而产生严重的危机和矛盾。许多人感叹欧洲的没落撼动了十九世纪进化论的基石。而因为欧洲社会科学继承了启蒙时期思想，总是沉浸在一个向着胜利的理性指引的完美时代前进的激情之中，所以许多思想家的理论都是期待不断进步的完整社会图式。而这样的信念却碰到了欧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悲剧，冲击着人们不愿放弃的“欧洲中心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使欧洲对过去产生疑问，一种越来越彻底的悲观主义敲响了欧洲美好观念的丧钟。其实，这是法国现代或所谓后现代的各种思想的真正原始的根源。那就是产生了“现在”的膨胀：对过去的现时化，一种与历史性的新关系类型。在这种关系中，现在不再被视为未来的先者，而是作为过去以系谱模式再循环的可能领域来思考的。未来被消解了，伸展着的现在并不远离过去。正如道莱斯(F.Torres)所说：“未来的差异不再从现在中寻找，而是要向后回溯、退后”（注：道莱斯：《已经看到》(Déàvu)，142页，Ramsay出版社，1986。）。马里翁(J.L.Marion)说：“新浪潮、日常生活中的广告更多地消解了所有未来相异性的机遇”（注：马里翁：〈没有未来的现代性〉(《Une modernité sansavenir》)，“争论”第四期，1980年(4)。）。正是在否认任何历史目的论、否认加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意义的基础，人们找回了我们丢失的这个世界的已经失去的美丽：那就是中世纪——被誉为与追寻根源相系的相异性的家园。

所以，正是在要对欧洲文化的位置进行质疑、去中心并对形而上学进行解构的背景下，一种新的人种学意识代替了历史意识。西方以另外的方式对其反面进行考问，这另外的舞台是被其不在场所揭示的在场揭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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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媒介已经把结构主义宣扬的沸沸扬扬，美国哲学界要“引进”法国结构主义的时候，德里达已宣称“结构主义之死”，那实际上已经是结构主义激进化、解构主义的“散播”和“回溯”时代的开始。德里达无疑是应被列入其中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位思想家。

二、从现象学起始的结构主义的激化

1.精神限制的来源：

60年代以来，许多人都喜欢谈论“哲学的终结”，不少人都认为西方理性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哲学的终结”是从海德格尔那里借用的，但在应用中却显示了不同的方向：有些人想借此说：应该从理论转向行动（比如马克思主义者及萨特的拥护者们），而其他一些人则相对与古典哲学对哲学进行浪漫主义的批判（哲学介绍的是作为某一特定群体或特定时刻的表达或表象的东西）。这样，海德格尔的味道就很少了，哲学的终结就相当于：哲学是西方种族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把一种事实上的形势作为合法建立起来的东西介绍出来的话语，把传统特权作为自然的至高无上的东西介绍出来的话语。理性，当它被作为“理性”（普照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的阳光）被确定时，那它就成为了不义的、残暴的要求。这种对哲学的有意识的考察与欧洲殖民统治的终结同时发生（阿尔及利亚战争在1962年结束）应该说不是巧合。

这样，哲学的批判把一种被扩展的理性主义的图表放在人们面前。人们怀着一种解除殖民统治的意愿在说：“哲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比如，哲学等于西方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等于统治阶级的话语，弗洛伊德注意等于性象征，反弗洛伊德注意等于男子支配的意识形态。这个图表总是设定理性面前有一种前途的。所以，德里达说：“我们只不过认为绝对的知是一种关闭，不然就是历史的终结 对于正在开始的东西来说，在绝对的知之外，还要求一些没有声音的思想，这些思想通过对过去的旧符号

的记忆认识自身”（注：德国达：《声音与现象》，法文版，115页。）。

但是，尽管人民可能把各种变化引人哲学，理性还是绝对的，因为它知道它有这个权利。理性的秩序也是绝对的，因为“人们只有在反对它的时候才能召唤它，也只能在它之中反对它，在它固有的领地上，它只能让我们求助于计谋和策略。由于只能在理性繁殖时在理性的内部活动，革命——反对理性的革命因而总是一种人们按内务部长的语言叫做动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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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的有限制的厂延”（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法文版，59页。）。

这样的两难就形成了德里达的出发点：说为的是什么都不说（或者，人们赞成无视于他们赞成的理性，或者人们通过很有情理的过程批判理性）。

但还有第三个可能性，那就是诡计(ruse)：计谋与策略。对待可怕的、残暴的主人，德里达选择了使用双重的游戏的可能：装作服从暴君的法律，而同时设置陷阱，使暴君的法律在其中不再能行使威力。德里达的消解战略就是在归根结底不再有什么可说的时刻可能说话，这是使哲学造成的窘境归于失败的计谋。

不过，这些计谋必须建设，计算。也就是说，要在哲学造成的两难窘境迫使说话的主体为理性、秩序说话的时刻，和主人由于陷阱而归于失败。只能嘲弄自己专断本质的时刻之间，必须有一种无声的、潜在的思想导引着战略家。在无声中，战略家想到了他不能说的和他不应该说的。这就是说，真的不真的是真的（常常是假的），法律与专断没有区别。这就涉及到一种决定性的精神限制。只有这种精神限制造成了伪装话语与诚实话语之间的区别。需要一种精神节制插在“说话的主体”和它的言语之间，还需要有一潜在的思想能超出任何语言，从不表达自己而躲避在主体头脑中的某一角落之中。这也恰恰是德里达对勒维纳斯的批评所在：既然哲学语言无可救药地是黑格尔的，勒维纳斯只能在沉默中反对黑格尔的整体：“当勒维纳斯说反对黑格尔时，他只能是确认黑格尔，而且已经确认了他”（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276页。）。

2.语言学的现象学研究

德里达最初的工作是从现象学开始的，他属于从现象学起步的一代。他的理论来源应该追溯到胡塞尔的《几何学起源》（注：德里达在1962年发表了《胡塞尔的〈几何学起源〉》，其中包括德里达翻译的原文和德里达的长篇研究专著。）一书。德里达不同于萨特等人只关注经历、感知意识等，而是首先关注在内在观察水平上的对象性、科学问题。这就更多地偏向于胡塞尔的德国传统之中。德里达首先是要从几何对象提出的谜出发追问现象学的最终基础。他不同意胡塞尔论述的“活的现在“的观念（注：关于德里达与〈几何学起源〉的关系，请参见叶秀山先生的〈意义世界的埋葬〉，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3)，这应该是国内有关德里达研究中的最有深度和见地的文章。），他认为没有“活的现实”。所谓现实都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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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传下来的，向未来伸展，现实不可能留在“点”上，现实生活中没有零点。这表面看来是差异，实际上是分延，即非心非物的状态。也就是叶秀山先生称之为“心物聚集在一起的关键性状态，历史环节中的现实”。这是德里达理论的一个基点。

胡塞尔的最后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也是德里达早期最关注的著作之一。实际上，从现象学出发的语言哲学也具有显著的独创性。从语言哲学出发，现象学就是一种把作为整体的语言和领悟在语言中得到表达的现实方式联系起来的尝试。这种在语言之先并且独自使语言指示任何事物的东西，实际早就是《逻辑研究》一书的讨论主题（第一卷《表达与意义》）。而胡塞尔在此后的研究中则指出，被知觉的对象已经是一种假定的“意义”的“统一体”。它在该对象随后的诸种显象出现的过程中可以有效或无效。因而在语言之前就有意义。语言不只是作为人与世界之间的中介物出现的，毋宁说是作为两种要求变动的手段而出现的：其一是要求语言成为合乎逻辑的，要求语言具有一种最终的目的；另一个则要求语言应当在能述谓(ante-predicative)阶段有基础，这一要求赋予语言一种形成因。象征功能就是按这两种要求被理解的。而在《危机》中，胡塞尔对这样一种语言作用的性质有更精确的认识：语言借助这种作用指示在语言之先的经验。这个在先的基础，就是生活界。但生活界不单纯是一种直接性的东西，它本身受制于一种作用：这种作用既在语言中出现，又对语言出现，包括一种反省、一种逆反过程、一种回溯性的提问，通过这种作用，整个语言在非语言的东西里面觉察到自己的作用，这种逆反过程可看作为一种元语言。但是，元语言不只限于阐明天然语言的句法，它还表明了作为整体的象征功能发挥作用的条件。

胡塞尔的这些思想吸引了德里达，他特别关注作为胡塞尔公理的界限，以及被称作为现象学直观“原则的原则”的界限。由此，德里达继续对胡塞尔论及符号、语言、文字的著作进行探讨。在《声音与现象》中，他对胡塞尔现象学进行了激进的改造。

利奥塔尔说过，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知识状态的集中表现，因此，后现代的根本特征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和否定。在《声音与现象》，德里达就是从语言问题为始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他认为，在提出“符号”一词的两种意义之间的纯粹“现象学”的区分之前，或毋宁说在认识这种区分、在成为一种简单描述的要求中指出这种区分之前，胡塞尔提出了一种先于文字的现象学还原：胡塞尔切断一切被构成的知，他强调源于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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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心理学或自然科学的先假定的必要的不在场。一方面，胡塞尔而不得不从始至终地把所有清晰的沉思与一般的语言本质区分开来。德里达认为，胡塞尔从来没有提出超越逻辑的问题，也没有使现象学语言与普通语言完全决裂。另一方面，德里达认为，胡塞尔只是在理性方面对语言感兴趣，踏实从目的因的普遍性逻辑出发，以传统的方式规定了语言的本质。而这种目的因是作为在场的存在的目的因。语言就可以说是在场与不在场这个游戏的中项，它首先是能够把生命与理想性统一起来的东西。德里达正是由此发展深化了胡氏的有关理论。在他看来，我们永远不是面对存在在场，而总是面对归于另一个表象的一个表象，而这个过程总是无限的。我们是关闭于印迹之中，没有真理，没有根源，也没有上帝。正如胡塞尔所说：“一切都是这样开始的：一个在我们面前发出声音的名字会让我们想到德累斯顿的画廊和我们最近一次在那里的参观：我们信步穿行在一个个大厅之中，我们在泰尼埃的一幅表现一个油画画廊的画前面驻步不前。此外，我们假定这个画廊里的画又表现一些画，这些画又使人看到一些可以明白的含义。”

德里达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先于上述处境。没有任何东西把这处境悬搁起来。它并不象胡塞尔希望的那样包括在一些直观或一些表现之中。若大白天展览，在画廊之外，我们就不会得到任何感知、也肯定不会有默契，有的只是表象的表象，游荡的符号的偏移。

德里达曾经深深地被胡塞尔的“原则的原则”所吸引。他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深入分析研究，又使他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引出了差异的观念。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则不是“我＝我”样式的同一性，而是一种差异，因而就是与其他东西的关系。经验论想要从根源上得到纯异质的思想是一个梦想。纯粹思想实际是纯粹差异的思想。所以说是梦想，是因为梦在白天就破灭，而纯粹的思想在语言发出声音的时候就破灭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德里达还是忠于现象学的。但他认为应该超越现象学，或者说应该把现象学激进化以把它从意向性中解放出来。人们要把它从形而上学的界限中挣脱出来，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这个意向，这就是在场的形而上学。

三、延异的概念——Différance

1.历史现象学与差异

德里达在《胡塞尔的〈几何学起源〉》的导言中，曾经对历史现象学的可能性提出质疑。法国现象学家们坚信梅洛•庞蒂整理的胡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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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期的著作，并不怀疑这样的理论存在着：即从中找到一种从不变的本质到变化以及从主体的孤立到主体间的共同体过渡的方法。这种历史现象学似乎可解决理论上的所有难题，它是永远为着明天的。德里达说，正因为它总是为着明天的，那可以说它是不可能的。

在现象学家看来，历史现象学就是要寻求真理的根源。现象学把对事物的直观称为对事物判断的真理的根源。这就是胡塞尔所说的“原则的原则”。历史现象学的特征就是：事物本身是开启的行为，而行为仅只发生一次，或者说是第一次，材料向我们讲述这第一次。但假定我们的材料丢了，那么，比如艾菲尔铁塔就是一座我们不知其来源的建筑物，我们怎么能说它对建筑者来说不是一个战争的工具、性的象征或宗教钟塔呢？存在不再和意义同一，因为还有一个不为我们的存在，也就是说，一个原原本本表现出来的、充满意义的、谜一样的存在。不过，这种可能性在现象学家看来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历史现象学是建立在胡塞尔称作“活着的现在”上。而德里达批评了这“活的现在”：过去永远不能与现在分割，若过去不总是保留在现在之中，若将来不已经初在现在中露头，那过去与将来就会什么都不是了。现在是从过去传下来的，向未来伸展，现在不可能停留在“点”上，现在的生活中没有“零点”。现在是过去的延续，未来的预设。德里达指出，胡塞尔的答案是处在事实与权利的对立之中。在事实上，我们可能遇到一些建筑（现在），它们的意义我们并不能抓住，它们只成为一个过去的一些表现出来的印迹，我们对这个过去是一无所知的：我们完全不能说出这个过去在它是现在是什么样的，而与我们毫无用处的存在的威胁却表现出来了。但从权利上讲，回复到根源总是可能的。例如：即便我们不能使为印迹的意义与为我们的意义相重合，我们也都先验地知道，这个过去当它是现在时具有现在的一切特征：这另一个就是同一个。

这个重获根源的权利意味着历史应该被设定为“意义的纯粹历史”，意味着通过时间的意义传统或意义的表达，但决不是背叛。鉴于“原则的原则”，现象学设定人的历史一部分一部分地成为合理的，语言和暴力是可以减少的，即便是以无数中介的代价，一代一代和平意义遗产的传递的代价。从权利上讲，历史是统一的，而在事实上，重新完全集合意义是不可能的：这种存在与意义的同一从来没有在今天给出，而是给了无限。从权利上讲，历史现象学是一种指明绝对路程的哲学，这种哲学向着胡塞尔称作上帝、逻辑的无限中的目的。这样的历史陈述不能够适应于现代的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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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指出，我们事先完全知道，事实与权利是永远不能重合的，否则就可能象萨特那样成为普遍真理的创造者——笛卡儿式的上帝，永远指望着明天。德里达指出在事实与权利、存在与意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原始的差异”。德里达就把这种原始的差异称作为"différance"。这个词是德里达创造的。这个词有两层意义：首先意外着差异（比如，现在与自身的差异），另外则意味着迟缓（现在只有在明天才能完全成为现在）。德里达认为正是这种différance制造了历史。历史所以存在，是因为从一开始（根源）现在就是自身的迟缓。

德里达的différance的概念，从根本上讲是向存在在场的幻觉提出于质疑，重新再造在场、对象、意识对自我、言语出现的面貌。

2.原始的迟缓

原始的迟缓的概念似乎有些怪诞，但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如若在初源、在初次——第一次的时候没有差异，那第一次也就不是第一次，因为它后面就不会跟着第二次了。而如果第一次是唯一的一次，它在初源时就不会有第二次，那第一次就不是第一次了。这样，第二不只是象迟到者在第一次之后来到的东西，而是能够使第一成其为第一的东西。这样，第二次相对第一次则具有某种先性，在“第一次”时，它作为先于第一次的预先条件的出现，而又不是它自己。

那么，我们可以把起源设定为第一次的重复：公开冲早第一次的表象，又先于这个表象。因此，“正是非起源成为起源”（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法文版，303页。）。从根源上看，不再有原始物由之仅仅成为原始物的“平静的同一性”。如果在最初只有简单的同一性，那从这最初起源就不会出来任何东西。

在开始，就存在着重复，就存在着再现，或因此，甚至没有再现，因为表象从来没有发生过。最初的东西已经成为一种抄件。在此就是“非原则的原则”，德里达通过它消解了胡塞尔的“原则的原则”，胡塞尔的思想是建立在永远区分原始物（直观、事物本身 ）与派生物（意识的意向）的可能性上的。另外，可以这样解释这“非原则的原则”：在开始时，是符号，而不是被看作为符号之物。这种符号学的解释实际消除了符号学把符号与参照物孤立起来的企图。这种解释可以有两种途径：意识现象学的直接的激进化：针对胡塞尔，德里达指出意识永远不是先于言语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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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不能被视为一个无声的被感知物（原始表象）的表述（再现）。另外，符号的优先性是对文字的质疑。文字附属于话语。比如，人民给一个不在场的人写信，或写一份留给自己死后再宣读的遗嘱。文字的用处是在寄信人或说话人不在场时给出意义，而在寄信人在场时，人们就会说话。因此，文字可定义为“符号的符号”：书写的符号就是口头符号的符号，而口头符号是物的符号。文字则具有补充的功能：“文字特别是一种补充，因为它标志着这样一点：补充表现为补充的补充。符号的符号，取代了一种已经有所指的话语”（注：德里达：《书写语言学》，法文版，398页。）。 在此，德里达揭示了以下两点：

1).德里达指出，西方传统是把声音置于文字之上的。由于拼音文字模式这种文字形式的影响，西方人倾向于把文字看作声音、逻各斯的记录，德里达激进地反对、批判了这种不加思考的观点，他要撼动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石。

德里达认为，文字的概念超越并且包括言语。这个先于并不是先验（象胡塞尔所说），也不是超越（如传统的形而上学），德里达认为，文字在话语尚未成为图象或符号时，文字更加外在于话语，而同时，当话语在自身中已成为一种文字时，文字就更加地内在于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字是一种被构成的印迹。

被构成的印迹意味着它不是任意的（附属于主义的自由选择），它与实在中的所指没有任何自然关系。印迹则意味着差异。印迹其它印迹有差异，又与它所是的印迹以及在自身中所保留的东西有差异。正如德里达在《书写语言学》中所引用的索绪尔之言：“从本质上讲，语言学的所指全然不是有声的，它是无形的，不是由物质实体构成，而独独是由差异——把它有声图象与其他一切分开的差异构成的。”（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法文版，78页。）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是印迹的一个类，而印迹的文字是印迹的另一类，或者如德里达所说，语言是建立在文字的普遍可能性之中，也就是建立在任何把各种因素——红与绿、a与e等——对立起来的可感物质中的可能性。

2).一种印迹只是归于另外的印迹

差异是有印迹构成的，还是从印迹总是归于异于它的其它印迹的意义上讲的。差异在自己内部保留着它之印迹：任何被构成的印迹实际上都包含着一种滞留的结构，也就是说在它所是的、在一明显的现在（意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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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的可感形态）和它指定与回忆的另一个现在政治件的符号中的关系，能指与所指被作为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思考。在印迹中，同一个与另一个是共同的，又是不同的。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德里达的哲学研究是以对文字问题的质疑为基石的，他打破了文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为了思考、分析传统的对文字的解释，它与哲学本质的基本关联、与西方文化乃至西方政治的关系，就既不应该封闭于哲学也不应该封闭于文学之中。德里达认为，正是由此，他所说的印迹是具有特殊性的：它尚未成为语言，也未成为话语，既不是文字，也不是符号，甚至不是人的固有属性。它既不是在场，也不是不在场，它超出了对立的或辩证的二元逻辑。

我们再回过来看一看原始的迟缓，就可以理解到印迹通常意味着对一个不在场物表现出来的符号，是这不在场物在自己通过后在曾经在场过的地方留下的符号。而如若一切在场都带着一个划定它的界限的不在场的印迹，那就应该想到一种“原始的印迹”，即对一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过去的在场的印迹：绝对的过去。这使我们又看到了梅洛•庞蒂的“原始的过去”。

四、解构的概念

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其实与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有不可分开的联系，激进的结构主义发展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摧毁性的一面，向极端发展。从这个倾向上讲，应该称德里达为“后结构主义主义者”。实际上，德里达是第一个对结构主义持有保留态度的人。然而，他从事的结构主义的工作又使结构主义继续深入发展。德里达的解构工作首先借助社会科学语言创造作品。他与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的思想相通：都追求诗与哲学的“共生”，应该说这是结构主义的传统。其次，德里达的解构工作深藏海德格尔的根源：“我的工作，若没有考虑到海德格尔的问题，若没有对海德格尔称之为‘在与在者’等的差异，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注：德里达，《立场》，法文版，18页。）德里达的解构就是一种战略，这种战略因此既是结构主义的，又是反结构主义的。

解构的概念针对的是理论上的专制，这个概念是在结构主义思潮在法国十分走红的时候设想出来的。这个概念意味着一种对某种结构进行解构以使其骨架显现出来的方式。解构看重的是差异和重复，而不是对立和矛盾。因此，德里达用的是deconstruction（解构），而不是de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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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

解构——结构主义的、又是反结构主义的：首先，人们拆解一座建筑，一种伪装。德里达希望以此让人从“一切都木已成舟”的观念中解脱出来，以便结构、神经显现出来。与此同时显现出来的是不能解释任何东西的形式结构的不稳定性，从解构这个词的一般意义上讲，它不是中心，不是原则，不是推力，甚至不是事件的规律。

这样的解构因此不能归结于一种方法（简单的还原），也不能归结为一种分析。如前所说，解构就是要颠覆以逻辑为中心的话语，没有任何一部分的句子成分是偶然的，在一开始，无论是阅读还是说话，甚至历史事件的发生，一切都各在其位，而在读过几页书之后，或经历某些错乱之后，由于一种令人生畏的质疑，对思想来讲，一切都不再是可寓居的了。勒维纳斯曾在《弓》杂志中一篇文章中用例证形象地说明了消解：“我总是 想起1940年的逃难：败兵们到达了对此尚一无所知的地区，咖啡馆照样开门，女士们争相时髦，理发师理发，面包师做面包，子爵与子爵相遇，互相讲述子爵的故事 而一个小时之后，还是在这个地区，一切都解体了：大门紧闭，或居民倾巢出动，汽车与逃亡的人们形成洪流，这洪流释放出他们的深刻的过去，人们在一个难以记忆的过去中被大迁徙打上了印迹。”

这就很象解构的情况。但解构并不是否定，它总是带着肯定的要求。如上所述，解构把一个体系从符号、从没有所指的能指、从没有任何完满意义的语言结构中解放出来。而为了扩散，延异(différance)出现。在延异中，在场被解构，无限期的延缓出现。而在解构之后，等待建造的肯定是话语的严格的建筑，这话语在现在把动词“是”消解了，并把它运用于谓词的句子中。

德里达的解构的实行，说到底是针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同一思想，在原初文字中，从来就没有同一，有的只是差异。但在原初文字中又不存在着矛盾、对立，而存在着重复与意义的延缓。正如德里达所说，任何本文都是双重的本文，总有两个本文同在一起：两个本文，两只手，两种眼光同在一起又同时是分开的。这第一个本文，就是传统解释所坚持的本文：它是在在场的统治下写成的，并且是为意义、理性、真理服务的。而第二种本文——是与第一种不同的、但又是同一个——是传统阅读永远不能识别的本文。然而，传统阅读接受的第一种本文包含在者发出向着第二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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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符号的缝隙与印迹。所以，在两种本文中，任何综合都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的融合。因为后者并非前者的反面，而只是前者稍许位移的相似物。这样，德里达主张阅读总本文，这要求的就是一种双重的科学，它能使本文的欺骗性显示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德里达经常运用的是“不定的词”的原因：比如马拉美的hymen（处女膜，婚礼），以及柏拉图的pharmakon（康复，毒药）。这些词比其它词更好地指明话语在其中不再能统治、判断、决定的地方：肯定与否定、好与坏、真与假之间。

德里达向人们指出一种看世界的观点，这种观点既不属于哲学反思（对存在的思考），也不属于科学思想（科学家不说明本文，只参考可感直观揭示的真实），也不属于逻辑。真理的观念是受抨击的，因为，我们投身的是一个符号的世界，也可以说，这个世界没有起始，但却奔向死亡。在这个世界中，每个人都有一个肯定的结束。德里达的思想代表了法国激进的反传统的倾向，也可说是西方人文化自我批判意识的最激进的代表。因此在西方产生极大凡响，他的思想极具吸引力。但是，德里达的思想也受到许多责难和抨击，比如许多人指责他的著作文字艰深、难以理解，有人批评他的观点过于武断，例如对他所谓的非拼音文字中国文字的评论，例如他对逻各斯中心的批评 但无论如何，德里达的冲击是值得人们注意的，他提出的许多问题值得我们现代人思考。

绿色设计

绿色设计(Green Design)是20世纪80末出现的一股国际设计潮流。绿色设计反映了人们对于现代科技文化所引起的环境及生态破坏的反思，同时也体现了设计师道德贺社会责任心的回归。

在漫长的人类设计史中，工业设计为人类创造了现代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同时，也加速了资源，能源的消耗，并对地球的生态平衡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特别是工业设计的过度商业化，使设计成了鼓励人们无节制的消费的重要介质，“有计划的商品废止制”就是这种现象的极端表现。无怪乎人们称“广告设计”和“工业设计”是鼓吹人们消费的罪魁祸首，招致了许多的批评和责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设计师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工业设计师的职责和作用，绿色设计也就应运而生。

从历史可以看出，对于绿色设计产生直接影响的是美国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巴巴纳克（Victor Papanek）。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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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了一本引起极大争议的专著《为真实世界而设计》（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该书专注于设计师面临的人类需求的最紧迫的问题，强调设计师的社会及伦理价值。他认为，设计的最大作用并不是创造商业价值，也不是包装和风格方面的竞争，而是一种适当的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元素。他同时强调设计应该认真有限的地球资源的使用问题，并为保护地球的环境服务。对于他的观点，当时能理解的人并不多。但是，自从70年代“能源危机”爆发，他的“有限资源论”才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可。绿色设计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认同。

一 . 绿色设计的概念

绿色设计(Green Design)也称为生态设计(Ecological Design)，环境设计(Design for Environment)等。虽然叫法不同，内涵却是一致的，其基本思想是：在设计阶段就将环境因素和预防污染的措施纳入产品设计之中，将环境性能作为产品的设计目标和出发点，力求使产品对环境的影响为最小。对工业设计而言，绿色设计的核心是“3R”，即Reduce,Recycle,Reuse,不仅要减少物质和能源的消耗，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而且要使产品及零部件能够方便的分类回收并再生循环或重新利用。

二 . 绿色设计的内容

绿色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绿色产品设计的材料选择与管理；产品的可拆卸性设计；产品的可回收性设计。

1）.绿色产品设计的材料选择与管理 一方面，不能把含有有害成分与无害成分的材料混放在一起；另一方面，对于达到寿命周期的产品，有用部分要充分回收利用，不可用部分要用一定的工艺方法进行处理，使其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2）.产品的可回收性设计 综合考虑材料的回收可能性，回收价值的大小，回收的处理方法等

3）.产品的可拆卸性设计 设计师要使所设计的结构易于拆卸，维护方便，并在产品报废后能够重新回收利用。

除此之外，还有绿色产品的成本分析，绿色产品设计数据库等。 以环境和环境资源保护为核心,以保护人类生态环境、维护人类身体健康为目的的设计理念及行为。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在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破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造成了温室效应,资源枯竭、臭氧层的破坏,噪音污染,垃圾污染,水污染,植被锐减等一系列环境问题,给人类的生存及发展造成严重威胁。随着全人类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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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为代价而换取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对环境的保护和修复成为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20世纪80年代,绿色设计的理念正式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并迅速在各设计领域得以重视和实施,如:建筑及室内设计、产品设计、包装设计、平面印刷设计、染织设计等。其主要设计原则有以下几个方面:①节省能源,即着力从节约资源的角度开发产品和服务,如对节能、节水、节材等技术研究成果的应用;②降低污染,即着力于减少、消除污染的途径开发产品和服务,如无氟冰箱、无铅油墨、绿色包装等;③回收及再利用,即实施绿色设计,使产品可以翻新和循环利用,最大限度减少丢弃物,同时变废为宝,最有效地综合利用资源;④消除污染,即着力于净化生态环境,提高生活质量而开发产品与服务。绿色设计的4R理念属于绿色设计的一种设计方法。4R是由英文的Recovery(回收)、Recycle (再循环)、Reuse(再利用)和Reduce (减量)四个词的第一个字母组合而来。这四个词的词意构成了现代环保设计(绿色设计)的内涵之一。其设计充分考虑产品原材料的特性和产品各部分零

件容易拆卸,使产品废弃时能将其材料或未损坏的零部件进行回收、再循环或再利用。“减量”的含意是:在设计开发之初,尽量减少资源的使用量,将生产产品所需材料降到最低限度。在造型设计时要尽量做到简洁、明快、适度,细部设计要质朴而不乏精致,体现出高雅的设计品味。在包装设计上要避免过分奢华和超过产品自身价值。以合理满足产品的保护、运输及消费者审美需求为宜。把绿色设计的4R理念作为产品生产策略,将为企业创造一个“量少、质精和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绿色设计的文化。

一．为什么要强调“绿色”问题

随着我国加入WTO的进程，制造业除了面临着产品质量和成本等方面的竞争外，如何突破绿色壁垒是更加严峻的挑战。在我国的制造业中，绿色设计、绿色制造以及报废处理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企业的足够重视，许多企业仍然走的是粗放型老路子（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只注重产品的质量、成本、效益，而忽略了加工、使用、产品报废给环境带来的污染（即环境成本）。近年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提出了关于环境管理的140000系列标准，推动了绿色制造研究的发展。绿色制造研究的强大绿色浪潮，正在全球兴起，那么我们制造业的设计、制造各个环节都应该紧跟步伐，合理利用资源、能源，进行清洁化生产，减轻环境的污染，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加强环境保护、拯救地球、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呼声。如今,“绿色设计”、“绿色制造”、“清洁化生产”等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不断涌现。

据统计,造成环境污染的排放物有70%以上来自制造业,它们每年约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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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55亿吨无害废物和7亿吨有害废物。在过去，更多的把保护环境的重点放在了污染物的“末端治理”上，而忽略了污染物的全过程控制和预防上。要想彻底解决对环境污染问题 ,必须从“源头”上进行治理。具体到制造业 ,就是要考虑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对环境的影响 ,最大限度地利用原材料、能源 ,减少有害废物的排放,减轻对环境的污染。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 ,绿色产品设计的思想也日益受到重视。从“富民强省”、“富民强市 ”的高度去认识，实现“绿色”的目标也是必须的。改善市民的生活环境质量，当拥有优良的水源和优质的空气。而创建一个能保证当代和子孙身心健康发展的环境，也该是“省”、“市”是否为强盛的重要标志。

二．什么是绿色设计与制造

绿色设计与制造是近几年提出的新概念 ,其深刻的内涵尚处于探索研究阶段。综合现有文献的观点和学者们所作的研究，将绿色制造定义为：绿色制造是一个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率的现代制造模式，其目标是使得产品从设计、制造、包装、运输、使用到报废处理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最小，资源效率最高，并使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优化。从产品的寿命循环周期整体角度出发，在产品概念设计中运用并行工程的原理在保证产品功能、质量和成本等基本性能情况下，充分考虑产品寿命循环周期各个环节中的资源、能源的合理利用，环境保护和劳动保护等问题。综之，绿色产品设计是一个综合了面向对象技术、并行工程、寿命周期设计的一种发展中的系统设计方法，是融产品的质量、功能、寿命和环境于一体的设计系统。

绿色设计是“可持续生产”设计，是实现清洁化生产和生产出绿色产品的设计手段。近年来,围绕生态环境问题,人们提出了“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它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联结为一个互为因果的有机整体,认为经济发展要考虑到自然生态环境的长期承载能力,使环境和资源既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又使其作为人类生存的要素之一而直接满足人类长远生存的需要,从而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发展战略。

绿色设计和制造在我国还处在起步阶段，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和报导也较少。绿色设计和制造的结构体系还在不断完善中。

三．绿色设计与制造的结构体系

（一）产品的绿色设计

在实施绿色制造过程中, 绿色设计是关键，它决定了产品生命周期的80 %～ 90%的消耗。绿色设计是指在产品及其生命周期全过程的设计中，充分考虑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在考虑产品的功能、质量、开发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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