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与兴亡周期律

大国崛起与兴亡周期律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乔治． W ．布什-

在当今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比令人炫目的科技和浩瀚的经典著作更珍贵、能将统治者驯服的东西是什么？能将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装进去的笼子是什么？美国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以其繁荣、强盛引领世界潮流的众妙之门在哪里？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乏盛极一时、横跨几洲的大国，但它们的共同命运竟如此相似。

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建立在希腊北部，爱琴海边的马其顿王国在国王腓力二世的军事经济改革中迅速强大，以武力在希腊确立了自己的霸权地位。公元前336年开始了对强大的波斯帝国的战争。他被波斯人刺杀之后，他的儿子，希腊著名学者亚里斯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继承了王位，开始对波斯，中亚，小亚细亚，埃及和南亚次大陆的征服过程。虽然，在和印度的战争中，亚历山大遭遇了败绩，但是他，还是依靠强大的武

力，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以巴比仑为首都的亚历山大王国。如此强大的军事王国，由于缺乏统一的政治经济基础，内部权利纷争，阶级，民族矛盾重重。亚历山大一死，其继承人，没有人有他的权威，能力和资质能威慑众将，驾御部属和庞大的民众。只是苟延了十三年，便很快分裂了，成为马其顿王国（在巴尔干半岛）塞琉西王国（在叙利亚），托勒密王国（在埃及）及若干小王国。

战国时代的秦国，从孝公时期实行商鞅变法，继而范睢主政，尉缭子行军事变革，几代人励精图治，到公元前230年，秦王赢政才在此基业之上，按照韩非子的理论开始了统一中国的伟大历程。尽管他在累累白骨和血泊之上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但也终究不能倚赖武力实现自己做始皇帝，子孙万世为君的梦想。当他寿终正寝以后，他的王朝便在农民起义和六国旧贵族的反抗声中，化为了灰烬。 公元一世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罗马帝国统治者以暴力建立了空前的帝国，强取豪夺，恣意享乐，奢侈腐靡，暴虐无道，尽管依靠着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军队，维持了几个世纪的统治，但到公元378年，在西哥特人民和下层奴隶和平民的反抗中，早已名存实亡。中世纪时期，东亚北部草原上崛起的蒙古帝国，兵锋到达东欧的波兰、匈牙利，西亚的伊拉克、叙利亚，占有了整个中国，朝鲜和越南以及中南半岛的一部分。但是成吉思汗死后，这个庞大的帝国，仅仅维持了窝阔台、贵由二世，到最后完成统一大业的忽必业手中，就分裂成三块。

所有上述中外历史，都证明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用暴力建立的强大帝国，因为历史的原因，必然要用暴力来维持。但是，他们的共同命运是：要么二三世，要么几个世纪，必将被分裂和暴力所吞噬。谁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任何统治者，妄想用暴力做后盾，以专制为工具，维持永久的统治，那只是痴心妄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俄在20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东北半球的土地上建立了有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这个联盟依靠强有力的政党和强大的军队和专政的政体和美国共同左右过世界的局势，引领着世界的方向，创造了曾经的辉煌。但是，这个强大的联盟国家，几乎在一夜间，分崩离析了。前后寿命只有73年，经过了四代统治者。-

凡此种种，都在说明，任何强权政治，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其依赖的统治基础和靠山一旦发生变化，他的权利地位便岌岌可危了。用暴力和强权建立的国家无论怎样强大，都会是一现的昙花。

强权政治之所以如过眼烟云，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种特权统治集团垄断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的缺陷在于：民众没有任何民权和自由，完全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因此缺乏自己维护和争取权利和利益的手段及途径，只能寄希望于“圣君贤相”的良心。 阿克顿认为，不管是什么权力，代表也好，不代表的也好，只要它是以暴力为后盾（这是必然的）的，只要它失去了制衡，必然要成为“绝对的权力”，即不受监督、制衡、弹劾、罢免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就是

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而成为“绝对的权力”后，就必然会倾向于残暴、腐败和不义。

历史经验和常识都告诉我们，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府大概是不太会有兴趣自动限制自己的权力的（这就是被霍布斯称之为“利维坦”的庞然大物式的政府，它迟早会吞噬一切，包括“市场经济”）；中国历代王朝作乱的，从来就不是那些只求基本生存权和劳动权的农民，而是那些胡作非为、鱼肉百姓的官吏。随时间推移，新一代的特权者越来越乐于侵害民众利益，王朝肇始的利益分配天平，愈来愈倒向特权统治者一边。于是官酷民刁、官暴民烈，官逼民反。待到民怨沸腾，又无法通过合法的途径改变现状，于是盗贼蜂起，群雄逐鹿，直至新皇帝出现，新的循环开始。没有受到制衡的权力社会结构，就如没有刹车装臵的车辆，或许能够疾驰一程，但是终究难免车毁人亡。

1946年在延安，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之间，有一段关于国家兴亡 “周期率”讨论，黄先生讲：“我生六十余年，耳闻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53岁的毛泽东回答到：“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但是，历史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当参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捧宪法，口口声声向疯狂的红卫兵宣称自己的人身权

利，却被不由分说地抽掉裤腰带，扭出中南海，未经审判，就直接宣判为死刑，送进了火葬场，骨灰盒上连名字都没留下。

在一个没有真正法治和宪政的社会里，刘少奇式的悲剧和云南民警杜培武式的悲剧绝是什么偶然的，所以不公正、不正义的事情对谁都是一种不义（利），没有谁可以永远侥幸，没有谁永远可以在一个由更多“潜规则”主导、鲜有法治宪政规则主导的社会里长久保持成为永远的“赢家”。 在极权主义统治下，连国家主席人身权利都无法保障，每一个处于相对弱势阶层的群体或个人，都会受到来自更强势阶层的伤害。近年来被广州警察枪杀的医生、陕西绥德县长抓的校长、以及辽宁西丰县委书记派警察进京抓的中央级大报的记者和湖北天门城管打死的总经理。这几个受害者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弱势群体。这些有头有脸的人，仍然逃脱不了被人伤害、甚至丢掉性命的噩运。

“如果我们不是被上帝统治，就一定会被暴政统治。”(If we are not ruled by the God, we must be ruled by tyranny.)

政治权力是可能被滥用的，绝对的权力可能导致绝对的腐化，所以需要限制和规范政治权力的行使，以防止权力的滥用，以保障人权不受侵犯，以保证政府向人民负责。关于如何通过各种制度性和技术性的设计，去达到这个目标，西方近代宪政史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近现代各国的社会发展历史证明，经济增长和社会持续繁荣是一个制度机制的选择问题（当然这里的制度不仅仅是一个制度，而是一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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