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会议概况综述

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会议概况综述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中共一大

1921年7月—8月，上海—浙江嘉兴。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家所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党纲明确提出，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党的首要政策。党纲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

2．中共二大

1922年7月，上海。大会发表了宣言，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共二大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族人民指明了现阶段革命斗争的任务和方向。为了贯彻民主革命纲领，大会号召全国工农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同时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民主的联合战线。大会通过了党成立后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为委员长。

3．中共三大

1923年6月，广州。大会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大会批评了张国焘等不愿积极同国民党合作的观点，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观点，大会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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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员保存并努力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一是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二是在中共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三是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内来。但中共三大没有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问题。大会选举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由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组成的中央局。

4．中共四大

1925年1月，上海。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组织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大会的历史功绩在于：一是提出了中国无产积极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二是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革命不能成功，三十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地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还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是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后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四大的不足之处在于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阶级，对它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认识不清，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在同资产阶级争斗领导权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并没有做出具体的回答。只讲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足够的认识。大会修改了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的中央局。

5．中共五大

1927年4月—5月，武汉。大会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紧急时刻研究制定党的任务，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却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的纠正右倾错误的办法。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把蒋介石的叛变当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汪精卫控制的武汉政府当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抱有幻想。大会虽反复强调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但却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汉政府身上。五大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问题没有提出有效具体的措施，并且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五大没有在危机时刻为全党指明出路，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而是丧失时机，坐视局势继续恶化。

6．八七会议

1927年8月，湖北汉口。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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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坚决地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高度重视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二是关于农民的土地问题，提出应规定大中地主的标注。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了巨大贡献，但会议没有防止“左”的情绪，反而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为日后带来了危害。会议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以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

7．中共六大

1928年6月—7月，莫斯科。会议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在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大会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应该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同时把“左”倾错误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是党的工作中的一次重要转变。大会的缺点是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等问题认识不足。大会选举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随后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以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常委，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分，向忠发被推举为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但他实际上不具备领导能力，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

8．古田会议

1929年12月，福建上杭古田。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设经验，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党和人民军队。会议讨论通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决议案，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强调红军不但要打仗，而且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任务；并且要在军内外建立正确关系，对敌军采取正确政策等。这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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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六届三中全会和六届四中全会

六届三中全会：1930年9月，上海。六届三中全会前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过高估计了革命力量的发展，不切实际地提出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李立三的冒险计划使城市工作和各路红军和根据地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结束了“立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

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1月，上海。六届四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在国际代表米夫的控制下进行。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指责李立三为代表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冒险错误还要“左”的错误观点。全会批判了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所谓“调和主义”宗旨，通过会议决议案，补选了中央委员和改选了中央政治局，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王明上台的原因在于八七会议以来党内一直存在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的清理。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领导岗位，另一方面过分打击犯立三冒险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以瞿秋白为首的所谓“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

10．六届五中全会

1934年1月，江西瑞金。全会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是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继续贯彻错误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继续坚持“左”的土地政策，批判所谓“富农路线”，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要求党“用最大的力量去准备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全面肯定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从而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最终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失败，不得不于1934年10月放弃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11．遵义会议

1935年1月，贵州遵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张闻天根据多数人的发言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起草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的严重损失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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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受中央委托的最后决心负责者。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12．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陕西安定（子长）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同时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议和报告指出了在新的形势下，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是抗日的基本力量，且充分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与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即使是地主买办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党的基本策略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必须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同时要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瓦窑堡会议表明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13．洛川会议

1937年8月，陕西洛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指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并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会议决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国统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期间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14．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9月—11月，陕西延安。会议要求全党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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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历史责任。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批判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和那种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区合法运动的错误。全会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全会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列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全会通过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这次会议基本克服了王明自抗战以来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推动了各相工作的迅速发展。

15．六届七中全会和中共七大

六届七中全会：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陕西延安。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着重批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在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上的错误；高度评价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突出贡献；系统地总结出合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明确地指出对犯错误的同志应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它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为七大的召开在思想上做了准备。

中共七大：1945年4月—6月，陕西延安。毛泽东指出中国面临两种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党的任务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命运。大会系统地总结党24年来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深刻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指出党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总结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假设的经验，深刻论述了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以及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从而实现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七大的历史性贡献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大会贯彻执行发扬民主、增强团结的方针，对历史上党内的错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团结他们一道工作。七大使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6．七届二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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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河北西柏坡。全会集中讨论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在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即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二中全会是城市工作会议，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会议着重研究和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分析当时中国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二中全会召开在胜利前，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7．七届三中全会

1950年6月，北京。会上毛泽东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书面报告指出：我国的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好转，但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土地改革的完成，二是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是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俭。会议确定要做好土改、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肃清反革命、整党等八项工作，以争取在三年的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会议强调必须稳步前进，调节同各个方面的关系，团结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打击主要敌人。会议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现阶段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消灭资本。全会的这些决定是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

18．七届四中全会

1954年2月，北京。刘少奇向全会作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在会上发言。会议揭露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通过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分析了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和我们党内的状况，总结了党内斗争的经验，指出加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规定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各项具体办法，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以身作则，同心同德，团结全国人民，为战胜国内外敌人的破坏阴谋，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而斗争。全会确认了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于1952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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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酿，1953年6月由中央政治局讨论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9月向全党和人民公布，七届四中全会正式确认。考虑到实际情况，完成“一化三改”必须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估计要十五年时间来完成。

19．中共八大一次会议

1956年9月，北京。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党的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大会正确的分析了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全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集中精力解决这个矛盾。大会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方针。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肯定了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在国家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和国家市场为主体的情况下要求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为补充。大会强调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大力反对官僚主义，重申坚持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大会着重提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的提法没有全面的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同时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但是把我国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这一基本国情突出出来，强调国家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后来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20．八届二中全会

1956年11月，北京。全会提出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关心人民生活，不能把同人民的关系搞得太紧张，应该注意把工业建设的速度放在稳妥可靠地基础上；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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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监督。会议决定从1957年开始全党整风，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方面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另一方面也教育群众提高觉悟，培养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为原则的社会主义精神。全会总结“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批评1956年的冒进倾向，决定按照“保证重点、适当压缩”的方针安排1957年的计划。毛泽东虽然对继续反冒进有不同意见，但还是同意了大多数人的意见。

21．八届三中全会、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

八届三中全会：1957年9月—10月，北京。会议着重讨论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具体部署等问题。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仍应回到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小组讨论中多数人继续坚持八大一次会议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观点。毛泽东则在会议最后的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这样就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为“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南宁会议：1958年1月，南宁。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毛泽东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着重强调“不断革命”的思想，并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结果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有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

成都会议：1958年3月，成都。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等文件。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判反冒进，提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所谓“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

这三个会议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其积极性在于力求继承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寻求用更好的方法和更快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但三个会议批判反冒进，造成的消极影响在于实际上否定了八大一次会议总结的宝贵成功经验，助长了脱离实际的臆想和冒进；否定了中央领导集体的经验和智慧，实际上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助长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

22．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1958年5月，北京。大会正式通过中央根据毛泽东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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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是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毛泽东讲话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23．1958年北戴河会议

1958年8月，河北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农业生产、农村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议确定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当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比上年翻一番。会议还讨论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定》，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指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会后，全国很快形成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只用一个多月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初期的人民公社带着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24．第一次郑州会议

1958年11月，郑州。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会前毛泽东视察冀、豫等地农村发现人民公社存在许多混乱现象，开始对当时已经认识到的错误着手纠正。会上毛泽东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指出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并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而是要使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为社会主义服务。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而是大大发展。会议规定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毛泽东希望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使大跃进和人民公式健康发展。

25．八届六中全会

1958年11月—12月，湖北武昌。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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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郑州会议起草的文件和1959年计划草案。六中全会主要讨论和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进行的。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两个重大原则问题。全会强调既要有冲天的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并初步降低了8月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1959年工业生产的高指标。全会还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担任下届共和国主席的建议。

26．第二次郑州会议

1959年2月—3月，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毛泽东指出公社所有制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必须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并强调不允许“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平均主义倾向否定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过分集中倾向否定生产队的所有制，否定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两种倾向都包含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毛泽东指出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会议提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会议规定清理“共产”风时，旧账一般不算。会后毛泽东指出“旧账还是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27．八届七中全会

1959年4月，上海。会前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两个会议的内容是讨论整顿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全会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规定“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决定“旧账”要算，要退赔。全会还通过《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会上毛泽东作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由他亲自挂帅。会上毛泽东还根据察觉到的干部中存在向上级不敢如实反映情况和提出不同意见的问题，提出提倡海瑞精神。全会通过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除对基本建设投资有所调低外其他指标大都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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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1959年7月—8月，江西庐山。庐山会议前期的内容是总结经验，继续纠正错误。与会者原则上拥护“三面红旗”，许多人都认为纠“左”虽有成绩但还不够，也有不少人为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护短，甚至认为纠“左”过了头。7月14日彭德怀对于会议未能透彻解决问题和统一认识深感忧虑，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但是7月23日毛泽东指责他“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开始对彭德怀进行错误的批判。8月2日开始的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对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斗争，批判他们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反对总路线、党中央和毛主席。8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提出现在右倾已成为工作中主要的危险。全会通过《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8月16日，毛泽东错误的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全会还检查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通过《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一面降低了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一面又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超额完成计划。会后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更长时间。

29．八届九中全会

1961年1月，北京。上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十二条”），核心是要求尽最大努力纠正“共产”风，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会议听取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会议强调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适当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会议正式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十二条”，进行整风整社。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全会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转变，表明“大跃进”的方针实际上已经停止，国民经济转入调整的轨道。

30．“七千人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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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月—2月，北京。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省、地、县四级主要负责人和部分大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七千多人。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为战胜严重困难而奋斗。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报告认为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报告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毛泽东讲话，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虽然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的认识上，以及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的估计等问题上，中央的分歧仍未解决，但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问题上对统一全党认识起了积极作用。

31．西楼会议

1962年2月，北京。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外地未参加，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会议分析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和国家存在大量财政赤字的情况，认为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形势将继续恶化。必须确定一个调整恢复时期，以农业为基础，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陈云作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得到其他常委的赞同，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批转各地区各部门。会后中央决定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统管财经工作。

32．八届十中全会

1962年9月，北京。毛泽东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阶级斗争做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上错误批判邓子恢年内主张的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为“单干风”和“翻案风”，严厉指责所谓“黑暗风（指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观点）。毛的讲话标志着政治思想上“左”倾错误的严重发展。全会继续坚持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指出当前迫切任务是贯彻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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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毛泽东接受刘少奇等的建议，提出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会后经济调整工作能够基本上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进行。

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33．八届十一中全会

1966年8月，北京。当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错误地批判所谓彭、罗、陆、杨的“反党错误”，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5月16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五一六通知》），从“左”的观点出发，混淆敌我，严重脱离实际的要求和估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后，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未点名地批评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指出“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些错误决定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的灾难。

34．八届十二中全会

1968年10月，北京。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定为“叛徒”、“特务”等的达总数的70%。八届中央委员97人，除去世的10人外能参加会议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才刚够半数。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一开始就分组围攻所谓“二月逆流”，还批判“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与会的陈少敏不畏高压拒绝同意。林彪、江青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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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毛泽东的反对未能得逞。次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含冤去世。

35．中共九大

1969年4月，北京。林彪的政治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鼓吹“丰功伟绩”。报告用歪曲事实的叙述，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个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报告第一次把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通过的党章，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做了歪曲的解释，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九大使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进入中央政治局，掌握了更大的权力。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是完全错误的。

36．九届二中全会

1970年8月—9月，江西庐山。会上林彪一伙为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由林彪在开幕会议上发表称赞毛泽东是天才的讲话，随后陈伯达在各组宣讲选编并经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争夺权力的斗争已经表面化，陈伯达攻击张春桥，造成会议的混乱。毛泽东责令陈伯达检讨，并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陈伯达，给林彪集团以沉重打击。林彪集团铤而走险，实施武装政变，被识破后仓皇外逃，死于温都尔汗，是为“九一三事件”。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灭亡，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37．中共十大

1973年8月，北京。会议将一批在“文革”中受到打击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等选为中央委员，但是追随江青的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被更多地选进了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继续了九大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把毛泽东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并且错误地认为“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

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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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十届三中全会

1977年7月，北京。全会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关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决议；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会上邓小平强调：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39．中共十一大

1977年8月，北京。华国锋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提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大会不仅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方针政策，反而加以肯定，因而十一大未能完成从理论和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

40．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北京。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由陈云率先提出为实现党内的安定团结，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决定解决一些“文化大革命”遗留的和历史遗留的问题，平反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得到与会同志的响应。会议为“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涉及党的领导人的一些已经查明的重大错误平反。12月13日邓小平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主要内容一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是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是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宣言书。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全会在总结建国以来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入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加快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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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决定改进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失调的状况；同时提出对我国权力过于集中地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改革，并且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全会提出，要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指导下，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次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承担起艰巨的使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41．十一届四中全会

1979年9月，北京。当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经济调整问题，李先念分析了经济形势，论述了调整经济的必要性，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用三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为鼓舞农民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经验并据以进行农村体制改革敞开了大门。全会讨论通过了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讲话初步总结了建国三十年来的重要经验教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阶段，还不成熟、不完善；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42．十一届五中全会

1980年2月，北京。会议的主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讨论和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邓小平作题为《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着重强调了关于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全会决定向全国人大建议修改宪法，取消公民“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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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十一届六中全会

1981年6月，北京。会议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做出总结和评价。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认为，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决议》初步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十个要点。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全会及其通过的《决议》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44．中共十二大

1982年9月，北京。邓小平致开幕词。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命题。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宣布我们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提出在经济工作中要注意解决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大会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大会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通过新的党章，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顾委和中纪委。中共十二大总结了拨乱反正的经验，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制定了新的完善的党章，是一次重要的代表大会。

45．十二届二中全会

1983年10月，北京。会议一致通过《关于整党的决定》，确定从1983年冬季开始，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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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作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指出要防止整党走过场，思想战线主要是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他强调，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任务。

46．十二届三中全会

1984年10月，北京。会议一致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理论上重大的贡献是确认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47．十二届六中全会

1986年9月，北京。会议回顾和讨论了几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本方针是：它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邓小平强调，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行对外开放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48．中共十三大

1987年10月—11月，北京。会议中心议题是进一步加快和深化改革。赵紫阳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指出初级阶段理论的两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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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基本路线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根据我国国情和邓小平的设计，报告提出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报告提出要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从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社会主义在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

49．十三届三中全会

1988年9月，北京。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全会确定，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把1989年和1990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主要整顿流通领域的各种混乱，以扭转物价上涨过大的态势，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使经济建设持续、稳步、健康地发展。

50．十三届四中全会

1989年6月，北京。全会通过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会议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烦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全会调整了中央委员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提出当前要特别注意抓好四件大事：一是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绝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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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中共十四大

1992年10月，北京。江泽民代表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经验，认为我们取得改革开放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坚持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十四年基本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报告提出要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指出党的基本路线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搞得更好更快，国家要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关键在党，在于坚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大会同意不再设立中顾委的建议，通过了《党章（修正案）》，写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是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52．十四届三中全会

1993年11月，北京。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同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做了阐述。

53．十四届四中全会

1994年9月，北京。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根据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着重提出了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培养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等重大问题。指出要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项新的伟大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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