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处置不良资产的经验与资产管理公司转型的思考

我国处置不良资产的经验与资产管理公司转型的思考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从金融生态环境、经济体制转轨、金融制度变迁及宏观调控政策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特殊成因，并简要介绍了资产管理公司从政策性接收不良资产到商业化接收不良资产的历史进程。在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中，资产管理公司取得了良好成效，为我国的银行业改革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最后，参考国外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经验，结合我国资产管理公司的现实条件，论述了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的战略目标。

关键词：不良资产，资产管理公司，转型 1999年，我国政府成立了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共接收了从国有银行剥离出来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如今，这些政策性不良资产的处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如何总结这一举措的经验教训？如何评估其中的利弊得失？资产管理公司今后的出路何在？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不良资产问题是金融市场尤其是银行业的主要风险源之一；不良资产的大量累积不仅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增加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是威胁国民经济稳定的巨大隐患。正因如此，不良资产问题已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

在20世纪末的中国，过高的不良资产比率曾经是国有银行的沉重负担，不仅极大地降低了这些银行的竞争力，还威胁着我国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安全。1999年，中国信达、东方、长城、华融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资产公司”）相继成立，分别负责接收、管理和处置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剥离的不良贷款，承担起了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推动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历史使命。资产公司充分运用国家赋予的政策和手段，加快不良资产处置，有力地支持了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为我国从容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维护我国经济和金融安全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特殊成因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银行巨额不良资产的形成是由政策、体制、法治、社会信用、企业经营和管理等诸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是各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是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滞后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 （一）金融生态环境因素

金融生态环境主要指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或基础条件，涉及经济、法治、信用与制度环境等方面。

首先，我国各级政府对金融市场和机构的干预力较强。主要包括：对国有银行经营发展进行具体政策指导；对银行高管拥有人事任免权；甚至直接干预银行贷款投向等。

其次，我国金融领域法治环境较差。由于法律制度不够完备，法规执行落实不到位，致使银行清收不良贷款效果不佳。同时，法律威慑力不足也在客观上助长了贷款企业的失信行为。

再次，我国社会经济领域信用环境较差。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信用制度建设严重滞后。金融市场各类参与主体的信用意识淡薄，信用秩序不佳为负债企业逃废银行债务开了方便之门。

最后，我国金融业融资结构不合理。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发展长期不均衡，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金融方式占比过大，企业经营风险被过度转移到银行体系。 （二）经济体制转轨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由中央高度集权的传统计划经济向分散决策的现代市场经济转换。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新旧制度交替中出现多方面矛盾冲突，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很大一部分属于体制转轨的资金成本。

首先，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增加了银行运行成本。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有银行没有独立的市场化定位，在各种干预因素作用下，经常违背独立性和商业原则放贷，导致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形成。

其次，财政体制改革成本向国有银行转嫁。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拨改贷”政策，国有银行逐渐背负起部分财政投融资职能。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贷款实际上是财政、国企和银行之间的体制性三角债。

再次，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成本向国有银行转嫁。这一时期，我国国有银行的贷款主要流向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又过多地承担了体制转轨时期的改革成本、社会成本等，这些成本又以不良贷款形式进一步转嫁给国有银行。 （三）金融制度变迁因素

首先，金融市场改革滞后，形成了“金融压制”。我国早期的金融发展具有很强的政策干预色彩，金融市场体制、机制改革相对滞后，从而形成较为明显的“金融压制”形态，导致了国有银行风险控制能力较差，催生了巨额不良资产。

其次，金融监管制度不健全，造成机构违规经营。我国金融监管部门更侧重于市场培育和机构发展，监管力度相对不足，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违规操作查处不力，监管技术和法规建设相对落后，难以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再次，商业银行内控制度和经营体制缺乏规范，削弱了自身防范风险能力。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是从国有专业银行转型而来，由于旧有体制机制的惯性，仍然实行粗放式经营，内部风险防控制度存在漏洞，缺乏利润目标约束，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意识不强，造成巨额不良资产累积。

（四）宏观调控政策因素 首先，随着经济形势转变而不断调整的宏观调控政策对银行信贷产生重要影响。在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时，企业流动性通常都比较好，政府调控政策也鼓励通过信贷扩张刺激经济，银行倾向于向高风险的行业和企业贷款以求获得更高回报。银行如果对价格高、利润高的行业过度贷款，一旦经济形势发生逆转，市场进入下行阶段，往往引发银行系统产生大量不良贷款。

其次，宏观调控政策导向改变也会加重企业的债务风险。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政策目标发生变化，此前获得贷款支持的企业将突然面临政策约束，偿贷能力下降，不良贷款风险放大。宏观调控政策导向的改变与银行部分中长期贷款的违约风险呈高度相关关系。 二、我国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历史进程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国有企业大面积陷入经营困境，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剧增，而国有银行依靠催收到期贷款和每年提取有限的呆账准备金来核销大量坏账已难以化解长期累积的信贷风险。截至1998年底，四家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已高达32.34%，外界称当时中国银行业在技术上已经破产。急剧增长的不良贷款，严重恶化了整个银行系统的资产质量，对银行信用乃至国家信用产生了不利影响，直接威胁到国家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严峻挑战，我国政府于1997年底召开首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力争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金融秩序明显好转，不良资产比例每年下降2～3个百分点。1998年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关于美国等国家处置不良资产经验的研究报告得到了多方关注。时任总理朱镕基同志对此报告做出两次批示，明确指示金融管理部门要“参考美国RTC经验”。为切实维护国有商业银行安全、帮助国有企业“脱困”，提高企业和银行的抗风险能力，1998年10月，国务院第22次总理办公会议决定，在借鉴国际

经验的基础上，把组建处置不良资产专业机构的工作提到议事日程。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逐步建立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处理银行原有的不良信贷资产。”199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关于组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意见》，信达等四家资产公司相继成立，为此后的国有银行改革取得一系列历史性突破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政策性资产接收阶段

1999年4月20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正式成立，承担起先行试点的任务；同年10月，东方、长城、华融三家资产公司相继成立。出自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迅速剥离到资产公司，银行不良资产压力得到明显缓解。

为支持资产公司完成历史使命，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资产公司有效运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2000年11月，国务院颁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明确了资产公司性质、任务和业务范围、经营目标、资金来源、财税政策等问题。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等监管部门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制度和规定，为指导资产公司开展业务奠定了政策基础。

在这一阶段，五家国有银行按账面价剥离，资产公司按账面价接收，按照财政部核定的“两率”（资产回收率、现金费用率）承包经营。 （二）商业化资产接收阶段 我国加入WTO以后，银行业面临全面开放的新形势，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改制上市，才能提高市场竞争力，适应复杂和激烈的国际竞争。及时剥离和处置不良资产，是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的重要前提。2004、2005年，资产公司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以市场化的方式承接了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总计2787亿元可疑类不良资产、工商银行4950亿元可疑类不良资产和交通银行641亿元不良资产，为有关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改制上市的重大突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这一阶段，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准市场化或市场化手段剥离，资产公司商业化接收、自负盈亏。这一时期，资产公司既处置政策性资产，也处置商业化资产。

2010年6月，随着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买断原有政策性资产，作为试点机构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不良资产业务全面转向商业化经营。 三、我国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取得良好成效 截至2010年9月末，四家资产公司共接收、收购及受托不良资产约3.75万亿元。其中：政策性资产（包括政策性不良债权和债转股）约1.43万亿元，商业化资产约1.27万亿元（含信达买断资产），受托资产（不含托管）约1.04万亿元。资产公司通过接收和处置不良资产，不仅帮助国有银行、国有企业轻装上阵，而且起到了重新配置金融资源的作用。 （一）资产公司处置不良资产取得明显效果

一是圆满完成了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任务。2006年末，四家资产公司基本完成了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回收任务。以信达公司为例，截至2010年9月末，计入买断政策性资产因素，信达公司累计处置政策性债权约2953亿元，处置债转股1009亿元（含缩水），处置政策性资产累计回收现金892亿元，政策性债权现金回收率达23.29%，超额完成财政部下达的考核指标任务。

二是商业化不良资产处置业务取得阶段性收益。以信达公司为例，截至2010年9月末，计入买断政策性资产因素，信达公司累计收购商业化不良资产6034亿元，处置3573亿元，回收现金1311亿元，现金回收率超过36.71%。 三是实现了自身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资产公司积极处置实体和对外投资，努力盘活资本金，实现了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以2010年6月末信达公司改制时注册资本测算，该公

司11年间国有资本增值达151%。

（二）资产公司为我国经济和金融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资产公司在国有银行改制上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资产公司承接国有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为其改制上市扫清了障碍。不良资产第一次剥离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了9.2个百分点，第二次剥离使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再次大幅度下降，极大地增强了市场信心。2010年末，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降到1.31%，不良资产余额从1999年时的数万亿元降低至3081亿元。同时，资产公司处置回收不良资产，向国有银行支付金融债券利息，还为国有银行改制上市提供了财务资源。此外，银行改制上市后股权增值和上缴利税增加，通过分红的方式回报财政股东，更壮大了国家财政实力。 二是资产公司帮助国有企业破解了改革发展难题。资产公司通过债务重组、债转股等方式，减轻了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截至2008年末，资产公司通过债务重组等方式减免企业债务本息7418亿元。通过对500多户重点国有企业1914亿元贷款实施债转股，使相关企业资产负债率由转股前的平均80%降至60%以下，亏损面由转股前的82%减至49%，债转股后，累计停息超过1000亿元。资产公司积极履行出资人职责，向有关债转股企业派出董事、监事，推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帮助企业解决职工分流安置和再就业问题。对于具备条件的债转股企业，资产公司通过提供重组并购和上市承销等综合金融服务，使一大批国有企业实现在境内外上市，一批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行列。 三是资产公司支持了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资产公司把处置不良资产与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紧密结合起来，除对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实施债转股外，还对相当一批国有企业实施了较大规模的债务重组、资产重组、行业重组，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控制力。认真落实国家的产业政策，对一批长期经营不善、严重资不抵债、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企业实施了兼并破产。资产公司执行政策性破产免除国有企业债务1813亿元，使一批落后产能退出了市场。

四是资产公司担当了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重任。资产公司收购银行不良资产，使国有银行财政隐性担保显性化，化解了国有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为金融体系稳定奠定了基础。同时，资产公司在处置金融市场风险和危机事件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资产公司不仅参与了国务院部署的券商综合治理工作，对德隆系、汉唐证券、辽宁证券、闽发证券、华夏证券、北京证券进行托管经营，承接了京华信托、金新信托、中科信托、南京国投、西部金融租赁公司的清算和整顿任务。信达公司还接受有关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委托，参与了辽宁“蚁力神”违规经营和湖南湘西非法集资案件的风险处置工作，发挥了“金融消防队”的作用。资产公司依靠多年处置不良资产的经验和处理复杂债权债务关系的专业技能，有效化解了问题金融机构的风险，达到了处置速度快、成本低、人员安置顺利、社会反映平稳的良好效果。

（三）培养了一支化解金融风险的精干队伍

资产公司逐步转变为集资产管理和证券、投资、保险、基金等多种金融服务功能为一体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的综合性金融机构，培养了一支具备专业特长、熟悉金融业务、懂得国际惯例、精通市场规则的员工队伍，能够在未来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我国资产公司商业化转型的探索 （一）国外政策性资产公司的转型模式

世界各国根据本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和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实际需要，对资产公司最终发展方向进行了不同的设计，大致有如下模式：

一是关闭清算，如美国的不良资产处置机构RTC，德国的不良资产处置机构

Treuhandanstalt，马来西亚的资产公司Danaharta。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不良资产接收和

处置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在这些国家早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不良资产市场体系，商业银行以后产生的不良资产将由商业化资产公司或存款保险机构等进行处理；或者是预期未来银行体系再次出现大规模不良资产情况的概率较低，也可以进行关闭清算。

二是转型存续，如瑞典的Securum和Retriva公司。资产公司在成立时，除了具有不良资产处置职能以外，还被赋予投资、重组和管理所接收资产的功能，并且，该机构所接收的资产如果经过日后有效且耐心的重组能够显著提高收益，资产公司又已经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其所拥有的资产在有效经营的情况下能保证持续获利，则适时对该机构进行转型，实施商业化经营。

三是不转型存续。这种模式还可细分为两种，一种是日本RCC模式，一种是韩国KAMCO模式。前一种是指，资产公司作为存款保险机构的下属机构而存在，长期承担问题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具体处置工作。如日本在金融危机中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主要机构是整理回收机构（RCC），而RCC就是日本存款保险制度的一部分，是日本存款保险公司的全资附属机构。一旦有银行出现风险时，即由存款保险公司来进行重组，重组涉及的不良资产处置工作由资产公司承担[①魏加宁：“AMC处置不良资产的三点反思与一个问题”［N］，《南方周末》，2010年7月23日]。 后一种是指，政府注资成立一家持续经营的资产公司，在此基础上再设立一项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基金。如韩国资产管理公司KAMCO。政府根据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需要，适时委托资产公司运作专项基金对政府指定的银行不良资产进行处置，不良资产处置任务完成后即撤销委托资产公司运用该基金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资产公司的运营方式更加灵活。 （二）我国资产公司商业化转型的必要性及条件 1.资产公司持续存在的现实依据 从不良资产市场现状看，四家资产公司不应全部退出不良资产市场，部分历史业绩优秀、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公司应特别加以政策扶持，推动加快转型发展。

一是市场经济环境下，不良资产波动具有周期性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有93个国家发生超过112次的系统性银行危机，给有关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普遍引起了社会和政局的动荡。随着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市场竞争加剧，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快速膨胀，将有可能导致我国银行不良资产出现反弹，其中存在的潜在金融风险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二是非金融领域的不良资产增量也需要资产公司参与化解。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加之经济周期、产品寿命周期规律的作用，我国实业领域也可能产生较多的不良资产。因此，资产公司仍有较大的空间来发挥其作用。

三是我国资产公司可以继续发挥不良资产处置专业服务商的作用。四家资产公司在长达10年之久的不良资产处置和综合业务运作中培养了一大批专门业务骨干队伍，在化解金融风险、处置不良资产和整合资源上形成了明显的专业优势。经过转型发展的资产公司可以综合运用多种金融服务手段，提供针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托管清算、资产处置和重组业务。

2.资产公司商业化转型的有利条件

首先，关于商业化转型的政策条件。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200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都提出要完善资产公司运行机制，推进资产公司改革，使之进一步发挥作用。2004年3月，国务院批准了财政部上报的《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与发展问题的请示》，明确了在资产公司建立不良资产处置目标考核责任制。从现实出发，推进条件成熟的资产公司转型发展，对于应对来自国际金融市场的挑战、维护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也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关于商业化转型的其他外部条件。当前，无论从宏观经济形势、金融运行环境、

法律制度环境等方面，资产公司向商业化转型都具有一定的外部条件：尽管我国也遭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从更长时期的总体趋势来看，我国国民经济仍能保持持续、较快和健康发展，宏观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为我国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发育和成熟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经济条件。我国的经济增长正在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正在逐步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正在进一步深化，这些条件都为不良资产处置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信托产品、资产证券化等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不断推出，资产流动性逐步提高，这就为不良资产的商业性收购和处置提供了有利的金融市场环境和运作平台。金融不良资产市场化运作，推动资产公司向商业化转型。 再次，关于商业化转型的内部技术条件。从资产公司自身条件看，资产管理范围内运用的不良资产招标处置、不良资产拍卖处置、不良资产重组与并购、商业性债转股、不良资产证券化、资产管理范围内的股票上市承销等技术、方法和渠道，在不良资产的定价、交易和价值提升等方面体现了较好的专业技术水准。同时，在资产公司开展和推进商业化运作的过程中，累积的处置不良资产专业技术将获得更大的市场运作空间，并将成为资产公司业务商业化运作的重要技术条件。

（三）我国资产公司商业化转型的战略目标 从全局的角度来考察，根据资产公司的业务特征和发展潜力，我国资产公司转型的最终目标应定位于以投资银行业务为主的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大型跨行业的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商。从实际情况出发，对这一转型目标可分为三个层次：（1）发展成为以不良资产处置为主业、兼具投资银行功能和资产经营管理功能的商业化综合性资产管理公司。（2）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投资银行转型。（3）设立以投资银行为主体并控股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企业和优质工商企业的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型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商，这将是资产公司商业化转型的最终目标。

2010年6月4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改制方案首先获得国务院批准。随着股份公司成立，已经基本形成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构建的现代股份公司治理架构。同时，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已由不良资产经营扩展到多个金融和非金融领域，将继续以不良资产处置经营为主业，通过大力发展资产管理和金融服务业务，在金融服务和资产管理领域，整合和提升集团整体的市场竞争力。今后，其他资产公司的改革也将在总结信达公司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有序推进。

总之，资产公司成立12年以来，中国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为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有益借鉴。资产公司的成功实践表明，党中央、国务院成立资产公司的重大决策是正确和及时的，成效是显著的。经过转型发展后的资产公司，完全可以在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②本报告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金融风险研究中心（战略发展部）的大力协助，包括提供相关数据信息并参与讨论，在此一并致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良资产处置经验总结”联合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魏加宁 课题协调人：王彤 赵永琴

课题组成员：魏加宁 王彤 林杉 李海涛

蒋蛟龙 赵永琴 倪淑慧 高明宇

法律制度环境等方面，资产公司向商业化转型都具有一定的外部条件：尽管我国也遭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从更长时期的总体趋势来看，我国国民经济仍能保持持续、较快和健康发展，宏观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为我国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发育和成熟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经济条件。我国的经济增长正在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正在逐步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正在进一步深化，这些条件都为不良资产处置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信托产品、资产证券化等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不断推出，资产流动性逐步提高，这就为不良资产的商业性收购和处置提供了有利的金融市场环境和运作平台。金融不良资产市场化运作，推动资产公司向商业化转型。 再次，关于商业化转型的内部技术条件。从资产公司自身条件看，资产管理范围内运用的不良资产招标处置、不良资产拍卖处置、不良资产重组与并购、商业性债转股、不良资产证券化、资产管理范围内的股票上市承销等技术、方法和渠道，在不良资产的定价、交易和价值提升等方面体现了较好的专业技术水准。同时，在资产公司开展和推进商业化运作的过程中，累积的处置不良资产专业技术将获得更大的市场运作空间，并将成为资产公司业务商业化运作的重要技术条件。

（三）我国资产公司商业化转型的战略目标 从全局的角度来考察，根据资产公司的业务特征和发展潜力，我国资产公司转型的最终目标应定位于以投资银行业务为主的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大型跨行业的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商。从实际情况出发，对这一转型目标可分为三个层次：（1）发展成为以不良资产处置为主业、兼具投资银行功能和资产经营管理功能的商业化综合性资产管理公司。（2）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投资银行转型。（3）设立以投资银行为主体并控股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企业和优质工商企业的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型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商，这将是资产公司商业化转型的最终目标。

2010年6月4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改制方案首先获得国务院批准。随着股份公司成立，已经基本形成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构建的现代股份公司治理架构。同时，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已由不良资产经营扩展到多个金融和非金融领域，将继续以不良资产处置经营为主业，通过大力发展资产管理和金融服务业务，在金融服务和资产管理领域，整合和提升集团整体的市场竞争力。今后，其他资产公司的改革也将在总结信达公司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有序推进。

总之，资产公司成立12年以来，中国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为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有益借鉴。资产公司的成功实践表明，党中央、国务院成立资产公司的重大决策是正确和及时的，成效是显著的。经过转型发展后的资产公司，完全可以在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②本报告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金融风险研究中心（战略发展部）的大力协助，包括提供相关数据信息并参与讨论，在此一并致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良资产处置经验总结”联合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魏加宁 课题协调人：王彤 赵永琴

课题组成员：魏加宁 王彤 林杉 李海涛

蒋蛟龙 赵永琴 倪淑慧 高明宇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5xl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