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跃进”运动的发动看党的高度

从“大跃进”运动的发动看党的高度

集权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历时三年之久的“大跃进”运动，作为一个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它一直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思索空间。“大跃进”运动何以能够发生？如果仅仅从党的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的错误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来解释是难以服人的。历史昭示后人的远非如此。如果我们试着从党当时的领导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来分析，我们也许更易于感到，在“大跃进”运动的历史表象的背后，其实隐含着发人深思的历史必然。

尽管“大跃进”运动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今天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找出其发动与体制上关系，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这无疑对于当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建国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把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等各方面统管起来的高度集权的体制。

这种高度统一集中的领导体制的内在机制及其运行状况，有着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从党内关系来看，权力过分集中于少数人，甚至个别领导者手中。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在党内“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从建国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虽然横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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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主要集中于党，但党内的民主状况还是比较好的，因此缓解了权力

集中的危害。那个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 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例如，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从 1958年批评反冒进、 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内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在中央毛泽东同志个人高度集权，掌握了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的巨大权力，在基层不少地方和单位，也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状况严重危害了党内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按照党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可是在那个时候，党的领袖却可以按照个人的意志使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五年。八大是 1956年召开的，九大本应在 1961 年召开。可是，仅仅由于领袖个人决定，直到 1969年才召开。八大党章第 31条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由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在特殊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可以决定延期或者提前召开”。实际上，除 1958年召开过一回八大二次会议之外,从 1956年到1969年的十三年中,就再没有召开过。不仅代表大会不能按期召开，中央委员会也不能按期召开。领袖人物可以随意推翻党章，推翻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这种情况，到了“文革”期间，达到了全党只有毛泽东一个声音的程度。

第二，从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上看。权力过分集中于各级党委。长期以来，党把自己混同于国家政权组织，把本来属于国家政权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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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掌握自己手中，包办代替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权力机关和司法

机关的工作，还包办代替了企业单位中的经营和行政管理工作。在实 际生活中各级党组织常常直接给国家各级机关下命令，发指示，把党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上下级隶属关系，国家机关成了党组织的办事机构。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应该说,我们党曾经几次发觉了自己揽权过多,包办干涉过多的问题,但没有切实加以解决。1952年2日，党中央在对《河北省委关于改善领导方法决定》的批示中指出，党委应主要掌握全面工作方针，政策的领导，凡属政府日常的行政工作统由政府部门办理．同年11月，党中央又在《关于在人民政府内建立党组织和组织党委会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党政之间不是隶属关系，党的领导是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在政权机关由担任公职的党员发挥作用来实现的。1953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斗争，提出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的领导原则。这就是说，国家的权力主要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能够作决定的，只有党委一家，其他如人大、政府等，都只能按党委的决定去办，自己无权对任何重大问题单独做决定的。这个领导原则的提出，给了党委包办一切，干预一切以理论依据。1956年，党的“八大”在开始把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同时，相应地提出了扩大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分权的思想。但因社会主义尚未制度化，法律化，特别是缺泛监督制衡，自我调解的机制，这些思想未能很好地付诸实践。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我们错误地批判了“党不能直接发号施令”这个本来正确的观点。1958年“大跃进”先是盲目下放管理权，然后 又反对分散主义，重新肯定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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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并提出了“书记挂帅”的口号。于是各级党委书记分工把口，

采取按工、农、财、文等各条战线分口领导的方法，直接地、具体地 领导各行各业的一切工作。事无巨细，什么事情都要党委说了算。 使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日益发展。十年内乱时期，这种现象达到了非常严重地步，其间产生的各级革委会，是一个党政不分、政企合一的一体化混合物。

第三，从中央和地方关系上看，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地方和基层企事业、社会单位权力很少，形成了头重脚轻的领导格局，束缚了地方和基层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建国之初，在纵向权力划分上，1950年实行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管理以后，强调自上而下的集中统一，同时保留了地方一些独立性。在中央与省之间，设大行政区，保留战争年代大区的相对独立性，以便因地制宜地处理所辖省、市、自治区民主政权的建设，恢复经济等问题。1954年6月各大区行政委员会随同各中央局、分局一并撤销，减少了一个行政组织层次，便于加强中央对省市的直接领导。随着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开展，全国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逐渐形成。与此相适应，国家在行政事务管理方面也强调自上而下的统一，继大区一级行政机构的撤销，中央对各省的集中统一领导得到了进一步加强。随着对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批判，地方一些必要的相对独立性和因地制宜的权限也被取消了，各项行政管理权限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中央。党的八大前后，我们觉察到中央集权过多的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给地方一点自方权。我们把集中到中央的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权，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针。1958年，大规模简政放权。但由于准备不足，行动仓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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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性太大，造成了经济和行政管理上的混乱状态。从1960年冬起，

与经济上的调整相适应，党中央在国家政治生活方面也进行了某些调 整，在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方面，将下放过头的权力集中上来。“文革”期间和1978年我们又两度实行权力下放，但由于都没有贯彻党政企分开，给企业以自方权这个根本原则，均未能得到预期效果。

总之，领导体制形成了一种，横向权力 集中于党的系统，纵向权力集中于中央党内，权力集中于领导者个人的权力配置结构。

应该指出，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在革命战争时期和革命运动时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有它的必然性。那时为了集中人力财力物力，保证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胜利，必须加强集中管理，这是任何国家在战争年代都有其实行的合理性。但是，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此时，领导体制的管理职能本应随着这种变化而转变职能，使之顺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但是党没有实现领导体制管理职能转变。1957年以后，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体制中的弊端随即发生。由于党对这个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并未能采取有效措施。这样，体制上的弊端便在社会主义 建设进程中发生消极作用，使之成为“大跃进”运动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大跃进”运动之所以能够发动，当然与党的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的错误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有关。但是，其中一条不同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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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原因，就是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通过其自身并发的弊病，

干扰和破坏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的进程。为“大跃进”运动的发 动准备了所必要的条件。具体分析有如下两点：

第一、高度集权的体制，助长了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从而破坏了党内民主和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为党的领袖掌握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的巨大权力提供了条件，使党的领袖能够在一种不受约束和监督的情况下，独断地作出一些重大的决定。

诚然，从遵义会议到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我们就可以依靠集体的力量来防止和纠正党的领袖在革命实践中有时难免出现的错误。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本来党中针对1956年建设上的盲目冒进，急于求成等偏向，正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建设方针，并且已得到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通过并写进大会决议。八大继续坚持这个方针，并在八大会议上受到一致拥护。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反冒进后的1957年经济发展形势很好，反冒进是代表全党全国人民利益的正确主张。然而，反冒进与毛泽东快速建设思想不合，因而，毛泽东从1957年就开始批判“反冒进”。从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的杭州、南宁、北京、成都、武昌各次党中央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接连不断地反冒进。特别是对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不同意高指标高速度的意见，提出尖锐激烈的批评和极端严厉的指责。调子越来越高，帽子越来越大：什么“右倾”、“促退”、“非马克思主义”、“政治问题”，什么“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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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秋后算帐派”，要“拔白旗”等等。提出今后不许再提反冒进。

在这种紧张的政治气氛下，周恩来、陈云同志受到不应有的责难，还不得不作了检讨。全国人大，党的八大和党中央全会所肯定反冒进方针，竟然让一个人的意志给完全否定了。就这样，“一天等于二十年” 的“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这个人专断的紧张气氛中逐步形成。

更有甚者的是庐山会议纠“左”突然转为“反右倾”。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15日的庐山会议前期，全党已在逐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会议前期，为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根据中央大多数人意见，原来 是准备纠正“左”的错误。自从彭德怀同志写信谈自己的看法后，会议就转为“反右倾”，批判彭德怀等同志直到会议结束。本来，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错误提出严肃批评，分析错误产生的根源，坦诚谈出自己的主张，帮助党总结经验，改正工作，这是符合组织原则的，也是党员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即使是意见错了，也允许提出和保留，何况，彭德怀等同志的意见，是经过调查研究，大部分是正确的，反映了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的心声，体现了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责任感。而毛泽东作出错误决断，发动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并无限上纲，说他们是“反党集团”、“进攻党”、“分裂党”，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称“庐山出现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博斗的继续。”最后，形成了“罢官”和在全党“反右倾”决议。这场“反右倾”斗争，打击了党内敢说真话的同志，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损害。庐山会议后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就是毛主席的话，谁也不敢反对。党的领袖此时已经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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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于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之上，政治局作出的决定，还要由刘少

奇同志或邓小平同志带去请示毛泽东同志，如他同意，政治局决议就实行；如他说不行，政治局决议就被否定了。这就使我们党丧失了纠正自己领袖错误的能力，党在这种巨大权力面前，无能为力，不得不 沿着“左”的错误延续下去。

同个人专断密切联系的是党内个人崇拜的狂热。党内个人崇拜的 存在，有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我国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影响 很深的国家，具有深厚的搞个人崇拜的社会历史基础。党在战争时期受国际主义运动领袖至高无上传统影响，在历史地认识并选定毛泽东为领袖之后，1943年起便明确赋予他具有最高领袖地位和最后决定权的资格，随后，逐渐把一切胜利和成就都最后地归于他一人。这种制度，合乎逻辑地就要求一切都最后听从他一个人。在长时间中，由于毛泽东一直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作风，并不滥用这种最高权威，而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善于集中其他领袖和全党的智慧，不断地将革命引向胜利。但是，当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毛泽东在胜利面前越来越骄傲，认为要有个人崇拜的倾向随之发生。党的八大曾重申过反对个人崇拜现象，但没有从制度上给予解决。赫鲁晓夫借口反对个人崇拜而全盘否定斯大林，又使我们获得了要有个人崇拜的“理由”。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肯定和要求个人崇拜，使得个人崇拜大大膨胀。这样，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之间逐渐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指示与接受指示的关系，在重大问题上造成既成事实的事情越来越多。号召成立“一公二大”的人民公社，事先就未经过党中央认真讨论，毛泽东一声号召“人民公社好”，全国就轻率地掀起办社的高潮。制度上的高度集权和思想上的个人崇拜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一恶性循环；集权制度助长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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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集权，最终使党的政治民主制度遭受严重的损害。

总之，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助长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发展的结果是，一方面，使得毛泽东越来越脱离了中央领导集体，脱离群众，脱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使他向着错误的方向走去。另一方面， 也使得党中央集体或其中任何领袖，在毛泽东不断发展的错误面前，越来越处于无能为力的地步。应该指出，大跃进运动的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和推动，固然为党中央集体所接受并得到党的一定会议的通过，但却在相当程度上又是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结果。我们可以合理地设想，如果我们的体制是比较健全的，党内民主风气正常的，即使党中央和毛泽东有错误，也得到及时纠正，“大跃进”运动就有可能避免发生。

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的体制，就没有持续三年之久的“大跃进”运动。至少把这种可能降到最低的限度。

第二，高度集权的体制，在组织社会经济生活时，很容易把管理经济的职能同国家强制性的权力结合在一起，用行政、命令手段管理经济。这样，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在党的各级基层机构中，成为这种体制孳生物而不可避免，也难以遏制，其结果严重地障碍了党基层组织的真实信息反馈，最终导致了中央决策机构的决策错误。

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的产生，当然有思想作风一面。但是，更为直接的原因，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高度集权的体制“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持有的官僚主义一个总病根”，“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经济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就必然造成机构重叠臃肿、浮于事、互相扯皮、效率很低、整个管理机构运转不灵。而在同一领导体制中的各级组织，在层次上有上下之分，但 9

在结构上，却是基本相同的同构体。所以，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

在中央产生了一个全党难以有效约束的领袖同时，在党的各级机构中因受到同样的影响，也很可能产生出一些难以有效监督约束的领导。这样，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就成为这种体制的孳生物而不可避免，也 难以遏制。

在民主生活薄弱和领导体制陈旧的条件下，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1958年以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达到了无法容忍地步。如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宣称：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1到2万斤玉米、谷子。同年9月1日又在发表《徐水人民公社颂》一文中声称：徐水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的高产卫星。类似这些难以置信的数字，不仅使一般干部群众头脑发热，就连毛泽东同志也头脑发热。他对这些经过逐层放大过的汇报材料，曾说过：我既相信又不相信，上半夜不信，下半夜又信了。在工业战线，经过不断升级，最后的口号要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并且提出三年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这显然是超过客观可能的。而当时对于一个大的决策，也没有做任何周密的调查和研究，没有掌握大量的材料，光凭老经验，心血来潮，头脑发热，桌子一拍就定了盘。人民公社的一哄而起，就是没有事先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毛主席一声口号，全国就轻率大办起来。1959年“反右倾”以后，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状况：谁提的指标越高，谁就越革命；谁实事求是，谁就“右倾”；谁讲大话空话，谁讲的革命词藻多就最革命。这不仅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破坏了党和群众的正常关系，而且反过来助长了高指标、瞎指挥、浮 10

夸风、“共产风”等不正之风的发展，为“大跃进”的不断升级起到

了重要作用。

另外，从当时我们的信息传输方式来看，是以单一行政渠道纵向传输为主的直线性结构。这种结构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不向上级报 告真实情况，而提供同上级的观点相一致的那种情报往往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1962年刘少奇同志针对这种现象曾尖锐地批评说：“看领导上的意图讲话，你要什么，喜欢什么，他就把那方面的情况反映给你，这种情况恐怕相当普遍，在许多地方已经成为一种不良的风气。”又由于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严重泛滥，反冒进和反右倾所导致的党内生活不正常等因素影响，“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直线性信息反馈受阻，按照决策机关主观偏好收集加工处理信息几乎成为一种顽症。结果，传到决策机关的信息，已经含有很多的主观随意性。由此造成信息不足、信息失真，最终影响了中央决策机构的决策，导致了许多错误决策的产生。“大跃进”运动中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就是由这信息传输直线结构上的弊病派生出来的大量歪曲事实、难以置信的工农业产量和发展速度的虚假信息所造成的。

在实际生活中，以上这些机制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一个循环：高度统一集中的体制，在中央产生了一个自己无法约束的领袖，在下面各级基层组织则不断产生和兹长着自己无法容忍，无法遏制的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而这些不正之风又加极了体制中的弊端，导致了中央决策机构的错误。加上在当时的中国，由于其它方面的原因，这些错误难以识别并抵制，致使“大跃进”运动逐步升级。这是“大跃进”运动能够一哄而起并能持续三年之久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历时三年之久的“大跃进”运动，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虽然，党从1961年开始整整花了五年时间，才使国民经济逐步得到 11

恢复和发展。但是党未能深刻认识体制中的危害，未能对陈旧的领导

体制进行合理改革，因而社会矛盾只能是暂时缓和。随着体制中的弊端的发展，导致了大量非正常矛盾的产生，整个社会渐渐失去了按正常途径解决矛盾的能力。这样，矛盾的产生超过了矛盾的解决，而积累起来的矛盾又被诉诸于各种政治运动，一种潜在的危机在酝酿着、发展着，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失误。

本来，我党在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体制中的极端危害性就充分暴露出来。“大跃进”运动的深刻教训，如果引起党的领袖的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那么，“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失误，就有可能避免。然而，“大跃进”运动的深刻教训，没能使党接近对体制问题的认识，党始终是在体制视野之外去寻找失误原因，而随后又是代之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去解决社会出现的矛盾，更使我们远离了问题的症结。这种历史的局限性，终使我们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到十年“文革”这段历史，我们不难领误，在这历史的背后，隐含着一种历史的必然：陈旧的体制不能顺应 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种体制的弊病积累，必将使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挫折；社会主义的正常发展有赖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几大系统的同步协调，只有进行全面的体制改革，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类似“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再现。

经过“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现代中国人，都有理由发出这样共同呼声：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者不犯错误，但却可以希望党具有一种健全的领导体制，以及纠正错误，解决分歧的能力；我们并不幻想找到一种没有官僚主义弊病的体制，但却可以通过改革建立一种能真正有效地动员群众参加管理、监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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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一种能把官僚主义弊病减轻到最低限度的体制；我们当然希望

每个领导者都具有出类拔粹的个人品质、能力和作风，但我们更希望通过对体制的改革、完善来提高和发挥领导者的个人能力，并限制他们的缺点和错误。这就是“大跃进”运动留给我们的重要教训之一。值得庆幸的是，在我们党经历了挫折后，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著名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党的“十三大”又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认识，是我们党在付出了包括“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在内的高昂代价之后，所取得的本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史上最伟大的进步之一。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著作，邓小平同志通过总结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提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的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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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里所说的“制度”，实际指的就

是“体制”。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提到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位置，这具有重要的认识。它提请人们注意，只有通过改革领导体制，把民主制度化，才能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 的民主化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不仅从思想上、理论上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一系列准备，而且在实际中也开始了一系列改革。1982年，党中央在三十个直属单位率先进行机构改革，同时开始改革党政领导合一状况。在人大制度方面，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在县级以上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以便于进一步发挥地方各级人大的作用。在选举制度方面，采取了差额选举的方法，扩大了直接选举的范围。在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领导体制方面，确立了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新体制。在干部制度方面，开始改变高级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实际作法。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进一步放权。在舆论控制方面，重提“双百”方针，“三不主义”，创造了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在法制建设方面，加快了立法建设，制定了许多重要基本法律，重申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应该说，这几年是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颇有建树的几年。但是，这些改革毕竟是局部性的、零散的。要最大限度地消除体制上的弊病，还将更大的努力。

社会主义制度虽历经磨难，屡遭挫折仍能继续存在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但是，却未能显示出令人信服优越性，而且面临着资本主义世界的严峻挑战；东欧若干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的失误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苏联的动荡和解体，这些都值得我们在政治体制视野内深思。

因此，为了避免“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的 14

重演，为了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为了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为了更好地加强党的领导，都迫切需要对现行高度集权体制进行科学的深刻分析，义无反顾地全面改革，无所畏惧地全方位开放。

“大跃进”运动，对于全党全国人民来说，是一场灾难，一次挫折。但是，它又以其独特的方式，猛烈地冲击和深深地动摇了它赖以发动的基础，把体制中的弊病充分暴露在人们的面前，从而使我们有可能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认识体制的弊端和危害，有可能对束缚着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那些“固定观念”提出大胆的怀疑和否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跃进”运动的发生，又使我们党的认识前进了一步。

（作者系中共吴川市委党校、吴川市广播电视大学

教务处主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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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干部大教育培训的思考

江 丰

干部教育培训是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合格领导干部的一条重要途径。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全面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形成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相适应的教育培训制度和运行机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大力开展干部大教育培训的战略地位及意义。

第一、从根本上说，大力开展干部大教育培训，对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加速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具有重要作用。干部教育培训的对象主要是各级领导干部及管理人员，其教育结果，能够直接有效地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管理水平，提高生产效率，直接作用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从而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高。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经到来、信息社会充分发展的今天，尽管大多数的干部都受过高等教育，也会面临着知识老化的威胁。因此，学习新知识，了解新信息，掌握新技术，克服知识结构上的缺陷，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都会给每个领导干部带来新的挑战，都无不需要通过教育培训来实现。

第二，大力开展教育培训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改革，创建学习型社会，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现代化社会要求现代化的教育制度与之相适应，现代化的“教育 制度”就是教育向终身化、多样化和社会化方面发展。建立和完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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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终身学习的教育培训制度，为各层次干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服务已成为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终身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必然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知识和信息爆炸式激增，科技突飞猛进，世界日新月异的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特别是中国 加入WTO标志着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社会、政治、经济、贸易、法律等领域之间的联系程度不断加深。而对知识经济的发展与更加开放的环境，如果没有形成一种时时学、处处学，人人学的学习型社会，就不能用一种开阔的眼界和开放的心态来主动适应这个日益变化的新世界，就难以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因此，开展干部大教育培训对创建学习型社会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大力开展干部大教育大培训是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是实现党在本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的需要。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必须要有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当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在本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面对改革开放的深入及在互联网带来的各思想的互相激荡，必须全面提高党的干部素质，特别是年轻领导干部的素质，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才能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因此，必须加强对年轻党员干部教育，全面提高现有领导干部素质，努力造就大批担当重任的领导人才。正如江泽民同志今年6月在全国党校工 作会议上就加强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问题时强调：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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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关键就要看我们党能不能不断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全党同志都要从这样的政治高度认识培养优秀中青年领导干部的重要意义。紧迫地而不是松懈地，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按照中央的要求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

第四、大力开展干部大教育大培训，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知识水平、业务素质、工作能力是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需要。

当今世界的人才资源建设在综合国力竞争和城市综合竞争力中 起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对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也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意义。因此，必须通过加强对干部的大教育大培训，来不断提升干部队伍的整体业务素质，不断推进城市国际化、信息化、市场化、法律化水平，增强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强化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优化城市的综合发展环境，增强城市的综合创新能力，提高城市的综合管理水平。总之，通过学习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开发利用人才资源，是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要求。

二、当前干部教育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党的十五大以来，在党中央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紧紧围绕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习的原则，着眼于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加大理论武装工作力度，取得了可喜成绩。然而，由于形势和任务的 变化，干部教育培训整个工作无论在思想认识和工作机制作上，还是 在培训的内容和目标要求上，都未跟上形势的要求，存在一些问题，具体分析以下。

（一）在观念上，还存在对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的问题。把教育培训看成是“软任务”，对干部教育培训往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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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在学习阶段上，对终身学习缺乏深刻认识，往往只强调学历教育，忽视非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还存在把学历当成“护照”，是为了追求一份好工作的观念，而不是对人才就是资源培训，就是促进生产力，人力资本需要经过教育培训才能增值，离开了教育培训只能是不断折旧、贬值，把教育培训的投入看成是一种消费投资，而不是当做最具效益的投资理念。

（二）在工作机制上，未有建立有效运作的教育培训工作机制。整个干部队伍的教育干部工作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零散无序的教育培训，其结果只是成本高，成效差。首先，教育培训工作未建立组织运行机制，整个教育培训工作条块分割，各行其是，缺乏系统性。表现在教育培训管理体制没有科学明确的界定，教育培训工作零乱无序。对各级干部队伍的文化知识和能力素质结构现状缺系统的分析，教育培训工作的针对性不强。其次，教育培训约束激励机制乏力。干部教育培训缺少动力，一整套系统的严格的、可操作的，针对干部教育培训的检查、督促、考核、奖惩制度尚未形成。尽管干部在任期内有一定的培训要求，但是，这一培训要求仅仅是一般要求，并没有明确的具体规定，干部教育只成了一项“软任务”。干部教育培训与干部使用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脱节现象，客观导向上造成了干部轻视 教育培训，缺乏参加教育培训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三）教育培训资源配置不合理，未能充分发挥地方资源优势。教学资源的优劣，直接影响教学效果，教学效果又对干部教育培训的积极性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地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主要是依靠党校主阵地，但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和发展，单靠党校的资源是难应付大教育大培训的任务，特别是市、县一级的党校，无论是教学设备及教师队伍，都难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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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干部教育培训标准不够明确，培训教育教材建设滞后，教育培训渠道、内容和形式过于单一。当前，干部培训标准要求过于模糊，对不同层次干部培训的教育培训标准要求没有区别，对同一层次不同岗位不同分工的干部的教育培训标准要求也没有区别，这种“一种模式对多类干部”的培训方式，无法满足干部多元化的学习需求。加之，目前干部培训主要是输送到各级党校进行政治理论培训，主要是以传统授课辅导方式为主，这种培训的渠道和内容单一性，与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差距较大，致使教育培训的效果难以提高。

三、新形势下，大力开展干部大教育大培训的思考

当前，我们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使其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是我们亟需研究的问题。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当前，我们认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应以更新观念、完善机制、整合资源、拓宽渠道等方面入手，深化干部教育改革，使之形成与新形势和新任务相适应的，创造充满生机活力的干部教育培训格局。

（一）适应时代需要，树立全新的培训学习观念

当前，我国处在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党中央十分重视人才 教育培训工作。最近，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人才工作的任务是“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求，抓住培养、吸引、使用人才三个环节，着力建设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重点培养一批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要求的高层次人才。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努力创造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把各类人才聚集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党中央对人才工作的重视，正是我们开展干部大教育大培训的大好时机。因此，大力开展干部大教育大培训，首先要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要树 5

立知识就是力量的观念，注重社会效应，注重新知识，新理论，新技能的培训，注重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提高干部的创新发展能力。要树立人才就是资源的观念，把人才素质当成有效的决定因素，把智力投资当作一项战略性资源，把干部教育工作作为人才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不断提高培训的质量，努力培训出更多更好的人才。要树立教育培训就是促进生产力的观念，要真正培训出人才、培训出效益，使干部培训工作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要树立终身教育的观念，把学习作为终身任务，帮助干部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二）完善创建新的干部大教育大培训的工作机制

一是建立现代培训制度，创建培训工作新机制。建立有效调控机制，对培训工作实行宏观管理。干部教育培训应当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各级干部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出发，科学制定各层次、各类别、各岗位干部的素质、知识、能力标准，并将此标准与干部队伍现状作 比较，准确地确定干部教育培训的目标，再根据干部教育培训目标， 制定出干部教育的整体规划，最后由干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根据需要定期对干部培训工作做出周密规划，做到全局一盘棋培训制度化。

二是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对干部教育进行有效约束。对干部培训 学习进行考试考核时，要将干部参加学习培训的表现、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任免的重要依据之一。在培训与使用问题上，坚持做到：1、是现职领导任职期内不按要求参加党校培训和其他培训的，一般不能连选连任；2、是年轻干部后备干部未经党校培训或培训不合格的，一般不能提拔任用；3、是各级组织部门研究干部提拔任用时要上报干部参加培训情况，未经组织培训的，一般不能提拔任用。与此同时，启动利益机制，把学习培训与干部的评优选优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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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级结合起来，把领导干部参加学习培训情况作为干部实绩考核、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促进干部在做好工作的同时把学习当成一项涉及自身利益的工作，认真做好。

三是建立培训质量评估机制。建立科学的培训评估机制，确保培训工作逐步实现科学化、效益化。培训质量评估主要是对干部培训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培训方式是否与一定的培训目标相结合，培训的效果是否达到要求。通过对培训质量评估，及时反馈，以帮助培训基地及时纠正培训工作存在问题，不断提高培训质量。

四是完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组织运行机制。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是一个地方、一个系统、一个单位各项事业发展大事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各级党政及培训机构的齐抓共管，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 支持，必须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落实分工，确立党委领导、政府推进、条理结合、全面参与的运行机制，以此，形成合力，有力地推进干部教育培训整体水平提高。

（三）加强教育资源建设，整合利用教育培训工作的资源。我们要从实际工作出发，积极探索同创共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途径和方法，对现有教学资源进行整体规划和综合利用，并最大限度地向社会开放，使各种教育培训资源在干部培训工作中得到充分的运用，做到优化配置，形成条块结合、资源共享。

加强教学资源建设，首先在教育培训基地建设上，加强各级党校主阵地建设，加大硬件投入，加快现代化教学设备配置，改善教学手段，同时，我们适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运用网络技术加快网上培训中心建设。运用现代远程教学手段、较好地解决教学资源的时空限制，弥补地教学资源不足。其次在师资队伍建设上，一方面，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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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作为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和主渠道的各级党校的师队伍建设，有计划地引进高学历、高水平人才，同时还要制定规划，将在职教员的继续教育落实到实处。另一方面，还应拓宽视野，打破固有的模式，采用聘用为客座教员的形式，将一批高等院校，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和既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已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领导以及业务骨干吸收到干部教育培训师资队伍中来。再有，在教材建设上，按多层次分类别的要求，系统地编制一套适用于不同层次不同类别干部的干部教育培训系列教材，增加教材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保证教材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四）充分发挥党校在干部大教育大培训中的主渠道作用。 在大力开展干部教育大培训中，我们充分利用各级党校，行政学 院资源优势，发挥其对领导干部培训教育的主渠道作用，着力增强培 训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突出抓好理论学习，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 素养和政治鉴别能力，正确的理想信念，并通过学习现代科技知识、市场经济知识、法制和历史知识，通过实践锻炼，提高他们驾驭能力和领导水平。

根据党的十六大对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各级党校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必须“三突出”。

1、必须突出党校“党味浓”的特点。党校姓“党”，不仅是要求深刻认识党校的本质特色，更重要的是要求我 们从党校教育的政治性这一显著特点出发，全面贯彻中央确定的党校教育方针。因此，必须做到：①党校要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发挥思想理论阵地的重要作用；②要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发挥研究，传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向作用，③要把培养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作为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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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任务。党校只有在思想上、理论上研究得深、细、透，在干部教 育培训工作上才做得实、更好，才能真正担负起“三个阵地”和“一个熔炉”的历史使命。

2、必须突出党校教育的优良传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经验教育，党的发展教育，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党性教育，在突出优良传统教育的同时，要加大干部信息技术，现代化知识培训学习力度。

3、必须突出并做到与时俱进。党校教育建设必须跟上时代步伐，充分体现时代气息。在教育观念上与时俱进，创新思想，树立大教育，培训的观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教学知识上要从领导干部实际特点出发，推进研究或教学。

（作者系中共吴川市委党校、吴川市广播电视大学

教务处主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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