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双性同体”思想对女性主义翻译的影响

试论“双性同体”思想对女性主义翻译的影响

摘 要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从性别角度颠覆了传统翻译理论观点，力图消除传统译论中的性别歧视，为翻译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强烈主张凸显女性意识和译者主体性的做法在翻译过程中难免有些偏激，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翻译的本质，也禁锢了其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双性同体”思想的提出修正了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中的内在缺陷，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指明了方向，并指导其朝着更健康、科学的方向继续发展。

关键词 “双性同体” 双性视角 女性主义翻译 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在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之后，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因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而走到了一起。传统译论将原作与译作的关系比作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并在两者的权力关系中先验地规定后者必须忠实于前者。这种既贬低翻译又贬低女性的观点便成了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点。女性主义译者主张：应重新界定译作（译者）和原作（作者）的关系，并且消除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标是要识别和批判那些既将女性又将翻译逐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一团概念。

弗洛里欧（john florio）早在1603年就宣称“所有的翻译因为必然有缺陷，所以一般被认为是女性。”这种将翻译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加以鄙视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女性主义翻译对译者主体

性的重新诠释。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其社会差异，男性相对于女性的权威只是父权制社会的一种人为的建构。以此类推，我们对翻译的观念也是社会化的产物，翻译中的二元对立模式只是一定社会中人为的神话。因此，传统译论要求于译者的“隐形”正如父权制社会中强加于女性的“消声”一样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现实的，译者不应是个消极、被动的意义传输者，而应当是个积极、主动的意义创造者。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特别强调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女性主义译者认为翻译活动远不是简单地对原文的复制，译者的主体性必须成为翻译这一复杂活动的一部分。由此看出，“译者主体性”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基础，它质疑传统译论中将译文（译者）的地位等同于女性的从属地位的理解，强调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身份，从而彰显译者的主体性。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对译者的主体性重新定位的同时，对翻译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加以关注，并立志从翻译实践上实现对文化问题的批判，为女性赢得一种文化上的与男性之间的平等地位。女性主义翻译家哈伍德（susanne de lotbiniere-harwood）认为“要使翻译实践深受女性主义意识的影响，使其成为一种政治行为，目的是让人们看得见女性在语言和社会中的存在。”女性主义翻译“极力提倡一种译者干预性（interventionist）的翻译实践，要求对翻译文本进行女性主义的创造。” 女性主义译者公开声明她/他们对永无休止的再阅读和改写的乐趣，她/他们要“妇占”

（woman-handling）所翻译的文本，以便“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人。”女性主义译者对于女性主体的张扬主要表现在积极的翻译实践中，她/他们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对译文进行大胆改革，使女性在翻译中清晰可见：当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那些充满男性气概或侮辱女性形象的文本时会在译文中尽力减轻或消除这些成分。如拉丁美洲男作家因方特（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作品中的一句话直译为英语应为no one man can rape a woman，暗示女性是心甘情愿遭受强奸的，而莱文（suzanne jill levine）在翻译这部作品时则将之译为no wee man can rape a woman，不但削弱了原文的性别歧视色彩，还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女性的力量。女性主义译者有时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或主观意图，对原文中不符合女性主义的观点进行改写，甚至通过翻译将女性主义观念移植到原本并没有女性主义含义的原文中。如哈伍德（susanne de lotbiniere-harwood）在翻译莱兹·高文（lise gauvin）的一本用普通法语写成的小说时，将法语的quebecois（魁北克人，阳性名词）借用法语的女性主义词汇quebecois-e译为quebecois-e-s，以使该词具有两性兼容的意义。另外，女性主义译者还常常采用其它新奇或出位的手段，比如：违反译文语言中的语法常规，把单词拼写中标记阴性名词的后缀字母变成黑体来表示强调；或利用派生文本如译者署名、前言、注脚等。总之，无论运用什么样的翻译策略，女性主义译者总是试图通过翻译这一有效途

径直接表明自己的女性主义政治意图，同时在译文中张扬女性的主体意识。

二、“双性同体”思想对女性主义翻译的影响

“双性同体”原本是表示雌雄同株现象的生物学词汇。在早期社会中，“双性同体”主要用来表达男女两性之间的一种相辅相成、不可剥离的状态：西方《圣经》中认为，上帝是双性同体的神，他造就了原本是雌雄一体的亚当，后来将其分为两半，另一半就是女性夏娃；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断言，人类最初是男男、女女、男女三种双性形式构成，是宙斯将他们分成了单一性别的两半；在中国的创世神话中，天地原本是混沌一体的，后来才因某种原因相互分离，成为“天公”（男性）和“地母”（女性）。这些朴素的原始神话都说明在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男女两性具有同等的创造力，和谐统一，没有身份、地位和性别差异的“双性同体”思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大批女性主义学者对“双性同体”思想的探讨，英国著名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一间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s own）中首次从文学领域的角度提出双性同体的创作思想。她在书中指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宜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一起和谐地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她的这一论述对“双性同体”思想赋予了新的内涵，认为只有在个体心灵中的两个因素（男

性和女性）协调共处、平等沟通、共存互补的时候，该个体的创作力才能够得到最好的发挥，这也是“双性同体”思想的理论精髓所在。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对“双性同体”思想的阐释是建立在社会性别理论基础上的。“社会性别”（gender）指社会文化建构的性别特征和差异；是社会文化形成的、对不同生理性别（sex）的角色分工、社会期待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它不完全是由自然生物因素决定的，个体完全可以同时具有不同的性别特征。

女性主义翻译观倡导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凸显，旨在延展女性话语权，改变女性在传统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被动“消声”状态。一些女性主义译者表示对男作家或充满男权色彩的文本缺乏认同感，因此她/他们在翻译时大胆地篡改传统翻译标准，采取激进的语言和翻译策略对此类译文进行女性干预；或者干脆只选择同性作家或同性题材的作品翻译。然而在现实中，大多数译者并不能仅仅从性别意识的认同感去考虑翻译的选材，这时，译者就应该像作者一样超越自己的性别身份，在翻译中从异性的角度解读原文，做一个“双性同体”的阐释者。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表演，翻译也可以被看做是译者的表演，译者就是演员，她/他们进入作者所创作的（男女）人物角色中。当原作传达的性别特征与自身存在较大差异时，就需要译者如同一个成功的京剧旦角演员一样跨越性别的疆界，想象着人物的语言和行为，通过目的语将原作栩栩如生地表现

出来。因此，译者必须培养自己从不同性别角度换位思考和分析的能力，有意识地发掘和平衡自身内部的双性视角潜能，努力做一个“双性同体”的译者。

另外，从解构主义的互文理论可知：所有的文本都是互为文本的，“当一个‘文本’成为文本时，它四周已是一片无形的文本海洋，每一个文本都是从那里提取已被写过、读过的段落、片段和语词。”因此，所谓的“独创性”作品是不存在的，原作既不能无视译者而凌驾于译作之上；译者也不可完全忽略原作，甚至简单地将作者取而代之，原作与译作只是一个连续体中有着相对差异的两元。通过“双性同体”思想中的双方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对译者/译作和作者/原作则可以进行新的描述：一方面，作者生命的延续有赖于译者的努力，译作并不是原作机械的拷贝版，它开启了原作的无限意义，通过翻译，原作的生命才得以延续，没有译者的翻译行为，相对于“译作”的“原作”这一概念也就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原作蕴含了作者独特的观点，在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不应以牺牲作者的合理意图和现实存在为代价，译作的诞生必须以承认原作存在的合理性为前提，译者无法、也不能摆脱作者提供给自己的原文框架。因此，翻译应是译者和作者合作完成的一个文本生命的延续的过程，译作和原作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共生共荣。 由此可见，女性主义译者虽然通过采取种种翻译策略凸显了女性和译者在文本中的主体身份和地位。然而她/他们的改革在值得肯

定的同时，有时显得过于激进。“翻译的忠实性和自由在传统看法里是相互冲突的两种倾向。对其中一种倾向的更深入的阐释并不能调和两者。事实上，这看上去只像是剥夺另一种倾向的合理性。”而女性主义翻译恰好在这一点上给人一种矫枉过正的感觉。女性主义译者一味主张凸显女性主体的差异性，让人们对她/他们的翻译是否能够真正传达原作的意义产生了质疑。女性主义翻译原本是以消除性别歧视、解构原作和男性的霸权地位为目的的，但是消除歧视和压迫的结果，并不是调换译者/译作（女性）和作者/原作（男性）的位置。很多学者认为女性主义翻译在批判翻译实践和话语中男性暴力的同时显得更加暴力，女性主义译者虽然通过翻译彰显了女性主义的主张，但形成的译文有时很难找到和原文的联系，这样的翻译也很难真正传播女性主义译论所体现出的社会政治目标，甚至会演变成为一种纯粹的语言和智力游戏，让人难以信服是翻译，在某种程度上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基本精神相悖，有形成新的二元对立的趋势。因此，女性主义译者对于女性主义的太过执着只会禁锢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本身的进一步发展，而“双性同体”思想则可以弥补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偏激之处、修正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理论体系中的内在缺陷，使其朝着更健康、科学的方向继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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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国宁（1979～），女，汉族，青海西宁人，文学硕士，青海民族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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