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义修辞 - 一种现代性修辞观念的兴起及它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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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义修辞:一种现代性修辞观念的兴起及它的理论意义

谭善明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252059)

摘　要:在经历了长期的压抑之后,修辞学突然成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在20世纪的文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中大显身手。它通过在话语中的建构和解构作用,以一种审美的冲动不断打破、翻新主观性的“真理”,这正得益于转义修辞观念的确立。尼采的思想和由索绪尔开始的现代语言学转向共同促进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转义修辞观念于是大行其道,它从审美和认知两个层面促进了当代文化的现代性转变。

关键词:转义　修辞学　审美　认知

转义最初是指语言中有别于正常表达的辞

格,后来人们通过改变词语的原有意义,临时赋予它们新的含义而形成转义。这种用法伴随着柏拉图对修辞学欺骗人、迷惑人的严厉批判而逐渐被认为是语词的误用。直到20世纪,转义的合法地位才得以确立,转义修辞观念也渗透到当代文化的各个领域。这种修辞观念认为,任何话语的生成都是以审美的方式对本义的超越、反对和颠覆,在解构一种认知观念的同时,也建构了新的认知观念,这些都是在修辞式的艺术中完成的。

的本质、词语与观念及事物的本质是不相符合的,而且每个人在不同语境下对某一事物所产生的观念或所使用的词语,都会是不同的。这些在当初都是需要严格规范和纠正的,但是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同一性的追求永远是虚妄的。知识中无法摆脱的矛盾,引发人们对知识的深入思考:观念上的差异性、语言上的转义行为难道不是一种正常情况吗?我们每次在说出一个词语时,都是指当下关注的某一事物,而决不是指这一事物的抽象观念本身。

转义的合法地位在这种质疑声中逐渐得以重新确立。修辞学在经历了长期的压抑之后,突然成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在20世纪的文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中大显手身,它通过在话语中的建构和解构作用,以一种审美的冲动不断打破、翻新主观性的“真理”,这正得益于转义修辞观念的确立。首先自然是尼采的思想促进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

尼采的修辞学思想深深影响了20世纪人类思想的各个领域,转义修辞观念正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他对修辞学的明确论述,存于1872-1873年冬季他在巴塞尔大学任语文学教授时开设的修辞学课程的笔记中。尼采认为修辞的力量

一、转义修辞观念形成的哲学基础

修辞学曾由于在话语中不断地制造偏离,使得它那难以控制的话语转义行为被理性主义视为异己,这使得修辞学一直举步维艰。但是当人们对知识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之后,转义又逐渐被视为话语乃至知识的基础。在《人类理解论》中,洛克指出,知识是我们的心灵对两个观念之间的相符或违背所产生的知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轻易地得到确定无疑的知识,因为,观念不是天赋的,是人在心中构建出来的,并且还要通过语言才能向别人表达出来。情况经常是,观念与事物

(项目编号:08CZW004);山东省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20世纪西方修辞观念研究”(项目编号:2007105)阶段性成果。化厅项目“修辞与意识形态的变奏:后现代主义文化观念研究”

),男,安徽来安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聊城大学文学院讲　　作者简介:谭善明(1979-　

师,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修辞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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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　2009年第5期

正是体现在转义中,也正是通过转义尼采对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传统进行了批判。他的看法可以表述为:语言是修辞,修辞的主要手段是转义,一切词语都是转义。尼采认为,语言不可能直接意指,即真正的本义表达是不存在的,语言本身“全然是修辞艺术的产物”,因而语言中只有转义,没有纯粹的本义,那些被认为与事物完全一致的词语,只是因为其修辞性“偕着时日逝去而渐趋模糊”“,语言决不会完整地表示某物,只是展呈某类①。尼采在这里是将转义作它觉得突出的特征”

为语言中的正常情况,并不是派生或畸变的一种形式“,从审美角度来讲,转义不应理解为一种装饰,而从语义学角度来讲,也不应理解为一个从固②。尼采的有本义命名中衍生出来的引申意义”

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是从语言的形式或使用技巧上来为转义辩护,他还要进行认识论上的革新,要对盘踞在我们头顶上的“真理”全面审查。从转义到真理,尼采揭露出了认识论上的巨大谎言,即真理都是以转义的方式生成的,是修辞的结果。

转义正是通过不停地制造差异,以感性的直接性和主观的任意性,将语言变成修辞艺术活动的场所。在《超善恶》《、权力意志》等著作中尼采从转义出发,通过修辞学的“倒置”或“替代”颠覆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因果关系、主客体以及真理等概念体系。这种修辞学模式也因转义在话语中的运作而更加具有审美意味,因为转义无论是在修辞格的意义上,还是在话语中能指变换游戏的意义上,都是一种文学式的对现实的虚构性描绘,真理其实是文学性的谎言通过修辞学的强势论证而固定下来的转义。而修辞学若是想避免从审美陷入认知,必须不断以一种转义反对另一种转义,它只能在自我毁灭中点燃重新战斗的力量。这是尼采留给后人的巨大思想财富。

报告》中表达了他对修辞学的具体看法③。他认为修辞学的目的不是确定忠实表达思想的规范和准则,而是对观察到的现象加以概括,提出一个适用于各种语言的总理论。这一区分将纯粹属于个人的表达技巧排除在修辞之外,修辞学所关注的是语言的表达手段在何种程度上遵从习惯,这些手段从而有着稳定的社会性。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接近语言,是消极的储备,另一部分则接近言语,是一种积极的能量。前者是对语言内部静态的结构规律的研究,后者是对言语事实进行客观的、系统的归纳总结,这属于修辞学的范围。修辞学虽然是从个体性、差异性入手,但最终要将言语规律、言语结构和言语表达效果进行系统化,总之,它是服从于整个结构主义的宏伟蓝图的。

这种观点深深影响了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文论对修辞的看法,当修辞与结构或系统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不可避免地采用了语法研究的思路,一种理性的分析和综合使创造性的转义成为可以衡量的语音、词汇、语句等方面的偏离。只要谨慎地对待这种理性主义的倾向,结构主义所揭示的转义现象,就可以为研究文学修辞中的特殊语言活动提供一种参照。结构主义的发展后来在砸碎“能指-所指”的锁链,在一个多元的、变动的话语世界中为修辞力量的发挥提供了新的契机。而索绪尔所强调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结合的任意性和约定性被突出出来,而且与话语理论相结合后,形成了解构性的力量,能指被无限延伸,而所指则被搁置。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修辞观正是直接受益于这一语言学转向。

但是,巴赫金认为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实际上研究的都是脱离语境的孤立的“独白”,这样的研究只要求读者去被动地解读话语而不是与之形成主动的对话关系。他认为修辞学研究的不是抽象的语法范畴构成的体系,而是带有具体意见、体现在对话交往中的话语,是整体语言与个体语言在历史性、社会性条件下表现出来的特殊的话语形象。这代表了语言转向中修辞研究的另一条路线:对话性、差异性、不可完成性的话语理论,使修辞学开始正视话语中的转义行为,并把这种转义认作是审美活动的必备条件。

按照巴赫金的修辞理论,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言说者还是文学活动中的行动者,从来不会面

二、转义修辞观念形成的语言学基础

转义修辞观念的兴起同时得益于语言学的转向。这一转向可以追溯到现代语言学的鼻祖索绪尔那里。他对能指和所指进行区分,将语言符号的指称看作是任意的和约定的,这就否定了词语与事物之间的本质符合论,一方面从结构上规定了语言表达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为语词的转换提供了开放性。他在《关于成立修辞学教研室的?70?

转义修辞:一种现代性修辞观念的兴起及它的理论意义

对抽象的语言,他们总是在同具体的、有一定取向的话语打交道。修辞的转义特性不仅体现在话语形式上,更主要的是与话语取向相结合,也就是与话语的“说服力”密切相连。这样,话语实践或话语行动这一被修辞学长期抛弃的重要部分,又被重新纳入修辞学的框架,但是与其古希腊传统相比,这种转义修辞观不再主要与伦理学相关,它在知识体系中更多地与意识形态、审美相伴随,它不是对现实的直接参与,而是在话语中影响、改变人们的感受、意见或认识。转义行为本身成为修辞学关注的焦点。

因为任何具体的语言,都会因社会历史的原因而呈现出特殊性,转义的发生就与这样活生生的语言活动密切相关,它为话语所提供的形象色彩和感情色彩也因此带上了时代的特征。修辞研究不能局限于语言自身,要考虑到话语的外部指向。巴赫金在谈到语言时指出“:词生活在自身之外,生活在对事物的真实指向中。假如我们彻底地从这一指向里抽象出来,那末我们手中就只剩下词的赤裸裸的尸体了;凭这具尸体,我们丝毫也不能了解词的社会地位和它的一生命运。在语言的自身中研究语言,忽视它身外的指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正如研究心理感受却离开这感受所指④这种指的现实,离开决定了这一感受的现实。”

向事物的语词正是话语修辞研究的对象,并且由于社会变迁,语词的涵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依据具体的语境、结合特定的话语才能具有实在的生命。所以转义的发生是语言活动的必然事件,它保障了语言的丰富性和生动性。转义的特殊性还在于,它将具体的社会语境融入话语修辞的内在结构,在话语内部实现了实践指向或认知

义的含蓄意指既破坏着陈规旧套的意识形态,又处在通往意识形态的途中,而只有“可写”之文才会在替代、转换的无尽的能指游戏中维持“醉”。修辞可以通过巧妙的话语编织而赋予意识形态自然化的效果,在无意识中使自己的声音侵入人们毫无防备的观念之中,如此,修辞便成为意识形态的帮凶,试图消弭存在差异的不同意见,在通向认知化的道路上它大显身手。但是另一方面,在文本的某一断裂处,修辞却通过转义暴露了意识形态的秘密,它在话语中进行着穿插、翻转、替换等游戏,使一个看似平息的话语改造工程分崩离析,审美愉悦就在意识形态的倾覆过程中显露出来。于是,转义修辞作为文本第二层次的能指,不停地以能指替代能指,以“新物”更换“陈规旧套”“种,

⑤,这种替代,不论其范围与样式如何,皆属转义”

(或)的产生上,种转义活动将重心放在“悦”“醉”而不是要形成稳固的意识形态,所以通过“逆常之

(paradoxa)去砸碎(doxa),使话语修辞见”“意见”

为审美活动的不断展开开辟了道路。

这样,巴特将文本视为一个不断生成之物,转义活动往复不已,文本由传统的可读的文本变为可写的文本:没有固定不变的本义,每一次的新的阅读都可能带来对惯常理解的破除,新的转义在话语的运作中宣布了本义的虚构属性,自己却重蹈覆辙。但是文本总是期待着新的阅读,当修辞所造成的差异使意识形态解体,文本的审美价值才得以实现。因此“,艺术家本身的全部工作就是

⑥,转义修辞以非辩证的方式拆散为了毁坏艺术”

逐渐滑向同一性的纵聚合体———修辞与意识形态的同谋。

福柯也注意到转义修辞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它认为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在话语中进行修辞建构的结果,真理是通过话语权力的掌握而发挥作用的。他和尼采一样,不是把真理当作谬误的对立面去寻找,而是考察真理是如何通过话语修辞而被赋予价值,以至于把我们置于其绝对控制之下的。尼采认为一切语言都是修辞,福柯则进一步认为一切语言都是强喻:在对话语进行细致分析以后可以看到“,词与事物从表面看来如此紧密的结合松懈了,并且话语实践所特有的规则整

⑦,能指与所指的铆合是修辞与权力的体显露了”

合谋,而不是依靠某种自然性的联系被放在一起的。这表明,转义行为没有必然性,话语需要修辞

指向的艺术加工,以审美的形式传达了社会化的声音。只有这样,话语修辞才能始终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审美地建构着我们所面对的世界。

三、现代西方文论中的转义修辞观

转义修辞的重要性在后结构主义理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巴特的文论中所体现出来的修辞思想不仅受到尼采的影响,其浓厚的结构主义特征是20世纪语言学转向的显著表现之一。巴特将意识形态的自然性看成是修辞性的意指和润饰过程,作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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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　2009年第5期

的伪装才显出合理性。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也通过对话语或观念中的转义修辞方法的分析,来破坏顽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他将延异看作生命的本质,起源或中心都不存在“,无限替补必然成倍增加替补的中介,这种中介造成了它们所推迟的意义”,在场是虚幻的,一切东西都是从间接性开始⑧。文本中也不存在统一性或固定不变的意义中心,文本的这种本质真空,从另一面说,就是语言修辞化的必然结果。语言中心主义在修辞面前被颠覆,语言中的终极本质意义现在被拆解为一种非逻辑的、非科学的修辞性表述。“修辞使得语言与表述对象形成了一种虚拟的和想象的关系,一切‘真实的’、‘确定的’联系在‘隐喻’中被遮蔽乃至埋葬掉

⑨了。”文学是转义行为非常集中的领域,很多学者致力于文学修辞的研究。德曼将文学活动中修辞的认知特性与审美特性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他继承并发展了尼采的修辞理论,将修辞看作是语言本身必不可少的本质,文学批评就是以转义的方式从文本中“误读”出多种模糊不定的意义。他认为文学语言的关键特质实际上是比喻性,修辞不仅远远不是进行文学研究的客观基础,而且它恰恰意味着误读的可能永远存在。任何批评或阅读所声称的“正确”理解都是自欺欺人的,同德里达和巴特一样,德曼认为与文本相遇之际,转义就立刻发生了,永远是偏离和替代,没有整体也没有中心。修辞性使文本不可能具有完整清晰的结构和意义,动摇了语法对文本稳定性的保障,从而开辟了令人晕眩的指涉偏误的可能性。“修辞学从根本上中止了逻辑”,德曼看到了转义的破坏性力量,它也是文学的本质“我却会毫不犹豫地把语,

言修辞学的修辞潜在性,同文学自身等同起

υλ??,不断生成中的文学文本,正是在进行着修来”

辞解构的文本。

解构主义对修辞学的强调是与文学批评和阅读分不开的。这种批评方法不再将修辞看作是对语言的修饰和美化,而是看成对意义的模糊和消解。话语修辞的双向运作,福柯取其一端,研究真理和权力如何在修辞的支持下发挥作用,即意义如何被抽象出来;解构主义者取其另一端,强调转义对文本秩序的瓦解,致使意义漂流不定。不过他们都没有局限于某一方面,米勒就指出,修辞性?72?

的解构批评“非但不把文本还原为支离破碎的片断,反而不可避免地将以另一种方式建构它所解

?λ??。解构构的东西。它在破坏的同时又在建造”

批评不仅打破了追求统一性的神话,也预见了自己的有限性———尼采所谓的承认自己在撒谎的谎言,一次新的阅读便以谎言揭露了谎言。修辞,不再是作者在话语中构成美妙言辞的表达手段,而是读者在文本中瓦解话语、破坏意义的有力武器。

因而读者在修辞中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在解构主义之外,布斯开创的小说修辞学传统,将接受者的作用纳入到作者对叙事的控制过程。在叙事研究中,修辞逐渐取代语法,写作或阅读被看作是作者、叙事者、读者等多方面的互动过程,不确定性和多元共存依然被认为是文本的本质,转义是文学意义的活力之源。

四、转义修辞的理论价值

综上所述,转义修辞观念正体现了当代文化

的特殊性,那就是话语中心的游走。修辞现在作为一种解构性的力量加入了审美与认知的较量,在对真理和权力的反叛中,修辞既是因又是果:作为因,它在直觉中创造变换无定的转义以复活所有枯萎了的幻象;作为果,它在快乐中展示自命为谎言的真理,这就是自愿撒谎的审美幻象,这种快乐也就是一种艺术快乐。转义修辞所带来的审美幻象,更是文学自身所具有的,我们只有在虚构中才能体验到审美的快乐,但是审美滑向认知又吞噬这种快乐。另一方面,话语修辞不断地为文本提供转义,并以审美的力量对认知进行改造,这又使快乐得以延续。审美与认知的统一实际上就是话语运作和说服力的统一,话语修辞就是以这样的统一通过转义不停地编织新的可能性,并无情地否定和抛弃过时的本义(或沦为本义的转义)。这也保证了文学作品的活力:每一次创作/阅读都是一个完整的修辞过程,每一次表达/理解都给文本注入了新的形象,转义产生之际,就是一种认知对另一种认知的反抗,也就是新一轮审美过程开始之时。

转义修辞观念从许多方面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以及知识体系,它为修辞研究、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动态的视角。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转义修辞所带来的理论价值:第一,转义修辞的美学价值;

转义修辞:一种现代性修辞观念的兴起及它的理论意义

第二,转义修辞的认知价值。审美和认知是转义修辞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第一,审美方面的价值。

众所周知,有些修辞活动发生在语言的正常表达中,它们更多地只是涉及语言形式层面的使用,首先是追求语言本身的完美通畅,以便有效地传达意义。修辞的一个基本功能是保障语词使用的规范、语言表达的通顺以及篇章布局的合理,它可以有效地避免语言搭配上的、结构上的、逻辑上的失误,以实现语言表达的正确性和准确性。修辞参与话语建构活动,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语言的转义使用:积极地利用各种修辞手段,从语言的形象性和说服力等方面入手,增强话语的表达效果。修辞的转义过程,可能是运用比喻、拟人等辞格加强语言的可感受性,也可能是通过对语言规范用法或日常用法的突破,以一种新颖独特的语言用法,引导人们更多地关注语言的形式。在这样的话语修辞过程中,语言表达不仅给人带来审美体验,也影响了人们的情感和理智,修辞的说服作用通过审美的方式发挥出来了。这正体现出转义修辞的美学价值。话语修辞中的这种转义行为应该是修辞美学所要着重研究的对象。从转义的角度来看,话语修辞不仅是对现实的偏离和重构,更重要的是对话语本身的革新,对话语修辞所进行的审美研究主要不是以现实为参考,也不预设一个固定不变的本义系统,而是以经过修辞变形和包装的话语为对象,考察话语更替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审美特性。因此,转义修辞研究以对积极修辞的研究为主,即主要研究那种建立在正常表达或零度修辞之上的具有感性形象之美的表达;而在积极修辞中又着重于话语在差异性中的运动,将修辞看作是话语运动的过程或话语行为。

第二,认知方面的价值。

转认修辞的认知价值源于转义行为的两面性。这一点从“转义”一词本身的意义及其变化中可以发现。转义(tropic)一词派生于tropikos,tropos,在古希腊文中意思是“转动”,在古希腊通用语中的意思是“方法”或“方式”。它通过tropus进入现代印欧语系。在古拉丁语中,tropus意思是“隐喻”或“比喻”,在晚期拉丁语中,尤其是在用于音乐理论时,意思是“调子”或“拍子”。所有这些意思后来都沉积在早期英语的trope(转义)一

ω??。转义在最初就是指语言中有别于正常表词中λ

达的辞格,人们通过改变词语的原有意义,临时赋予它们新的含义而形成转义。这样使用语言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感受和认识事物,却也只能是从特定的角度突出了事物的某些特征。转义因而就成

为一把双刃剑,既表现和揭示了事物,又隐藏和遮蔽了事物。现代修辞学倾向于认为,揭示和遮蔽在修辞中是不矛盾的,语言的转义用法是话语修辞的主要方面甚至根本方面,修辞就是为某一种言说方式所进行的精心设计,人们接受了一种修辞,就同时接受了其中观察事物的特定角度。这也构成了人类话语活动的根本特征,即任何话语都是修辞性的,都经历了揭示和遮蔽的转义过程。对修辞学而言,转义首先是指一种偏离了语言字面意义的、约定俗成的或“规范”的用法,背离了习俗和逻辑所认可的表达方式。转义通过变体从所期待的“规范”表达出发,通过它们在话语之间、概念之间确立的联想而生成比喻或思想。转义是话语的灵魂,也是修辞的灵魂。进一步说,人们是通过转义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和传达意见的,这不仅是由于世界的流动性所致,也是由于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引起的,人在对世界的感性把握中,据为己有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某些方面的特征。这种流动性和多变性为话语的更替提供了动力,人们在使用语言时不停地抛弃陈旧的表达方式,在语言形式上不断地有所超越或创新,一种美学动力始终伴随着转义行为的全过程。

必须认识到,审美和认知两个方面在转义修辞活动中是不可分割的。转义修辞参与话语建构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以审美的方式作用于人的主观观念,首先通过语言以感性的、形象的、情感的力量影响或改变人的判断、理智甚至思维。新诞生的话语欣喜地以审美击破旧的认知、构建新的认知,这体现了审美与认知的统一。进一步说,转义是结合活生生的语言环境进行话语更迭和创新的,它不一定需要具有因果联系的本义作为基础,修辞过程表面上规律性的背后,隐藏着很大的任意性;而任意性的话语要想得到人们的认同,又必须借助审美的力量使自己显出必然性。话语从任意性到必然性所经历的转义过程,是审美与认知的结合,它从感性的优先性走向知性和理性的优先性,话语的审美因素逐渐减弱,认知特性逐渐明

(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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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　2009年第5期

?λ??参见拙作《中西文艺理论融合的尝试》第六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ωλ??参见童庆炳《在历史与人文之间徘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ξλ??参见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等译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4-306页。

ψλ??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全集》,第1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0-54页。ζλ??德谟克利特《著作残篇》:《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λ??《庄子?达生》,见杨柳桥《庄子译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70页。|λ??袁黄《诗赋》:《古今图书集成》,第六三八册,二○一卷。

}λ??详见拙作《中西文艺理论融合的尝试》第七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λ??详见拙作《文学原理新释》第二编第一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又见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第

(全国自考教材)第2章第一节,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十章第一节,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文学概论》;年版。

υμ??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全集》,第1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34页。?μ??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9页。ωμ??鲍姆加登《关于诗的哲学沉思录》:1983年汉堡(德文版),第116节,第87页。ξμ??《庄子?知北游》,见杨柳桥《庄子译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29页。ψμ??《庄子?田子方》,同上书第410页、405页。

ζμ??《孟子?告子上》,见杨伯峻译《白话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436页。{(修订本)第104页。μ??《老子?第二十一章》,见任继愈《老子新译》:|μ??见拙作《文学原理新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μ??μ??详见拙作《中西文艺理论融合的尝试》第三章、第六章、第八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υν??李泽厚《美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26页。?ν??周来祥《论中国古典美学》:,第224页。

(接73页)

1998年版,第146页,第58页。

显。一个转义的终点可以成为新的转义的起点,必然性终将被打破,认知又要向审美屈服,只有在这种破旧立新的活动中,转义修辞的审美力量才能被点燃。

修辞的真实取代真理和现实,转义修辞为人类提供了审美的生存方式。这似乎是一种悲哀,它掘起了生活的根基;但也似乎是一种幸运“: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已经召示出智慧是一种痛苦———转义的流动性注定了生命的期限,生命的结束一如意识形态的解体,我们应该在酒神精神中庆祝这一生与死的欢宴。

③索绪尔《:关于成立修辞学教研室的报告》《修辞,学习》,1992年第3期。

④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⑤屠友祥《转义::意识形态的运作手段》,见《古修辞学描述(外一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168页。

⑥巴特《文之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⑦福柯《知识考古学》:,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