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道死的觉悟与宗教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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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士道“死的觉悟”与宗教体验

□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郝祥满

日本武士道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经历了镰仓、室町时期古典武士“死的觉悟”的武士道，江户时代模范武士“道的觉悟”的武士道和“明治新武士道”三个阶段。“死的觉悟”是日本武士觉悟之根本，也是日本武士道精神最原始内涵！本文从介绍日本武士选择如何去死、如何剖腹人手，分析武士选择这一残酷死法的直接动机，从而说明神道世界观、宗教信仰等对早期武士道伤残自虐行为的支持，揭示出日本武士“死的觉悟”、嗜杀本性的根源在于参禅的体验、神道生死观的影响及对儒家思想的恶用。

一、日本武士寻死的一般动机

（一）日本武士如何去死——“剖腹”的由来及其他

中国人对日本武士和武士道的认识最深刻的恐怕就是日本武士“视死如归”的自杀觉悟及其选择“剖腹”（日语“切腹”）的死法了。日本《太平记》一书所统计的2640名自杀而死的武士中，以剖腹方式自尽的就有2159人。日本千家流茶道的创始人千利休（1522—1591年）和现代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1925—1970年）都是选择这种方法了结的。那么，剖腹自杀是何时在武士之间流行起来的呢？

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所记载的古代日本人自杀方式只有缢死。小泉八云说，“大约在十五世纪之末，允许一个武士切腹自尽，免得他受着正法的羞辱，这样的军界风俗，早已是风行一时了”１。有人认为，自从1192年镰仓幕府开创以来，剖腹就成为武士自杀的唯一方式。“日本武士的‘切腹’起源于治承元年（西元1172年）”２。也有说：

在日本，剖腹自杀可追溯到神话传说时代。据推测为715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播

磨国风土记》所载：花浪（居于花浪的神山仙）之妻“淡海神”因为丈夫所弃，追赴至池塘边未遂，终因愤怒和怨恨，剖腹后投塘自杀。故沼塘起名为“腹辟沼”。其沼塘内

３鲫鱼至今无五脏。

这只说明了一个沼塘名字的由来，难作剖腹的起源，但“淡海神”不直接投塘而是先用刀剖开腹部然后溺死的这种死法可能给武士们某种暗示，武士们后来也先剖腹然后砍头。

日本武士剖腹自杀的形式一开始各有不同，没有定法，有用扎枪直刺的，有用短刀在横割的；有割两刀的，也有宰三刀的；不过是武士们越来越讲究而“规范化”了，而且还分出了许多名堂。例如从剖腹时采取的姿势来看，有“立腹”、“坐腹”和“跪腹”之分；从剖腹的原因和目的来别，对自己的过失负责而采取的叫做“引咎剖腹”，因战败而为的就叫“牺牲剖腹”，还有以剖腹劝阻主人不良行为的“谏死剖腹”，在主人死时的“殉死剖腹”。其中，殉死（日语为“心中”）剖腹，又可分为两类：在处于生死关头的主人之前剖腹自杀，去给主人在冥土领路的叫“先腹”；追随主人去冥土当随从的剖腹叫“后腹”（或“追腹”）。

根据是否为情势所迫和有无意愿，还分为“自刃”和“诘腹”。诘腹是作为刑罚而被迫进行的当事人本不情愿的剖腹，如果是在被加以无实罪名，不得不剖腹而死，则为“无念腹”；如果是用剖腹来发泄愤慨的，则为“愤腹”，武士愤而自杀、剖腹，可以悲壮去感动人、惊醒人，或获得他人的同情；第三类是“刑死”，指有罪的武士只作一个剖腹的形式，而后被砍掉１

２ [英]小泉八云著：《日本与日本人》，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台湾]林景渊著：《武士道与日本传统精神》，中华民国79年版，第112页。

３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编：《日本问题资料》1989年第7期，第27页。王秀文著《谈“剖腹”的文化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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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级。

如此严格区分出这么多的名堂，无非如下面所说的取得一个名分。

（二）“切腹”的动机之一——名誉、荣誉和特权的追求

日本武士们为什么不怕死且选择如此痛苦难忍的死法？这一习惯是怎样形成的呢？是什么特殊的精神力量、主义信仰或思想道德（即儒家传统忠诚、服从、礼仪等）认识驱使他们那样做？还是由于权力的胁迫？这里分肤浅认识和深刻“体验”这两方面分析其思想根源。

日本武士道另类的生死观——所谓的“死的觉悟”，其浅层的精神支持如下。

一般认为，武士自杀选择剖腹的死法才符合武士身份！在武士看来，不同的身份当有不同的死法，同样是死，对于经常考虑生死问题的武士自然讲究与自己身份相适的死，作“平常床箦死”被认为是不名誉的事，不如战死或切腹而死。日本武士选择这种特殊的自杀方式就是要证明其不怕死，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忠诚与英勇，是要表明不宁死不屈、不投降的忠贞，为此，日本武士非常重视自杀和他杀的区别。

在激烈的战斗中，如果采取一般的，如自刎或其他方式，则很难判断是自杀还是他

杀。如果被误认为是他杀，或被对方假报为他杀，那么自己所崇尚的自杀就失去了价值，自己要显示的忠勇也得不到承认。为此，要留下确凿的自杀证据，就必须采取非同一般的自杀方法，那就是剖腹。因为在战斗中，敌人不会故意只割其腹部，使之不立即死亡１。

在武士们看来，自己的生命由自己主宰、自己解决，否则是一件耻辱的事、不名誉的事。日本武士以忠诚、名誉、尚武为荣誉和骄傲，自然视被捕或死在他人的刀下为耻辱。

剖腹自杀这一习惯的形成与中国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在中国，被“赐死”而自杀原也是一种荣誉，并且是一种特权。早在春秋时代，皇亲和重臣之类因议亲、议贵在犯罪必须处死时，可以不上刑场而在家选择自杀和自杀的方式，甚至由皇帝赐剑、绫的方式来暗示，这样，死者的名誉和尊严可以因此得到维护。

斩首示众是一种耻辱和侮辱，东条英机之所以自杀就是想不被推上耻辱的绞刑架，之所以不许他自杀，就是要绳之以法，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这种赐死下的自杀在日本也被视为一种荣誉和奖赏，同时也是一种特权。

日本的赐死大概是奈良时代从中国唐朝制度中吸取的。当时，贵族享有相当大的特权，“皇族和五品以上的人还具有享受‘赐死’的权利”，被赐死的自杀可能不是剖腹，“但是武

２士们却十分羡慕这种可以保持名誉的体面死法，并加以追求”。由于武士们的一代代的追

求，“到了江户时代，除非特殊状况，犯了罪的武士亦以切腹自杀作为刑罚的一种。”３而且剖腹后来成为日本武士的专利、特权，其他人例如日本妇女自杀就只能抹脖子了。明治维新以后，《新律纲领》（1870年）曾规定可以对士族实行自裁的剖腹刑，后因《改定律例》（1873年）的实施才被废除。但此风仍在日本军界被推崇，比较通行。

既然武士们毅然决然地去剖腹自杀以保持名誉，争取一个武士的名分，这对日本武士的一生来说是一件大事，甚至是一种荣誉和奖赏，所以，武士们自然把它当作一件非常庄重的事情来做以保持荣誉，因此剖腹逐渐规范化、程式化、礼仪化起来，成为古代日本武士共同遵守的不成文规矩。４。

剖腹的正确动作一般是：“将短刀从腹部的右侧次入，向左侧平行横割，然后将刀拔出

５再从心口窝下方插入向下直割，即为十字形，称做‘十字形剖腹法’”，然后在痛苦中等待

死神的召唤、生命的终结。

武士如果不能正确、正规地完成剖腹会被认为是耻辱的，不名誉的。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书中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从中可以看出武士是如何对待这一荣誉的： 《日本问题资料》1989年第7期，第26——27页。

《日本问题资料》1989年第7期，第27页。

３ 林景渊：《武士道与日本传统精神》，中华民国79年版，第112页。

４ 有关剖腹礼仪和形式的具体内容，参考台湾林景渊著：《武士道与日本传统精神》，中华民国79年版，第114——115页。

５ 《日本问题资料》1989年第7期，第27页。这一方法据说是由武士佐藤忠信始创的。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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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近和内记是两兄弟，哥哥24岁，弟弟17岁，为了报父仇企图杀死德川家康，但

他们刚一悄悄进入军营便被捕了。老将军赞赏这敢来刺他的青年的勇气，下令让他们一荣誉方式去死，但是要同时处死全家男人，包括当时才8岁的儿童、最小的弟弟八磨。……当他们并排坐在等待死的席位上时，左近面向幼弟说：“八磨，你先切腹吧，让我看到你切腹没有切错。”幼弟答道，他还未见过切腹，等看哥哥做的样子，自己再效仿做。哥哥含泪微笑说：“你说得好，刚强的小家伙，不愧是父亲的儿子。”八磨被安排坐在两个哥哥中间，左近将刀扎进左腹，说：“弟弟，看着，懂得了吧？切得太深了，就会向后倒，把双膝跪好向前附伏。”内记也同样地一面切腹一面对弟弟说：“眼睛要睁开，否则就像女人的死脸了，即使刀尖停滞了，或气力松弛了，还要鼓起勇气把刀拉回来。”八磨看到哥哥所作的样子，在两个人都咽气之后，便镇静地脱去了上身衣服，照着左右两位所教的样子漂漂亮亮地完成了切腹。

（三）日本武士剖腹动机之二——对中国“武士”的模仿

日本武士偏偏选择如此死法——“剖腹”，可能就是模仿中国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例如作为刺客的武士聂政等人的行为。在中国古代，剖腹自杀的人很多，《韩非子·内储说上术第三十》载：“战而使人绝头剖腹而无顾心者，赏在兵也。”

据《庄子·外物》记载，西周时的数学家、占星术家周大夫苌弘“遭僭，被放归蜀，自恨忠而遭僭，遂割肠而死。蜀人感之，以匮盛其血，三年化为碧玉，乃精诚之至也”。此乃剖心以表清白的激愤之举。又《史记》记载聂政：“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侍卫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

１眼，自屠出肠。”为知己者死。对以读书乃生活三大要素之一的日本武士来说，《史记》等

为案头座右之必备，他们对于聂政等钦佩常常见诸笔端，自然也体现在行为上。实际上，武士追求的恰恰就是“知行合一”精神和原则。

根据宋僧赞宁著《宋高僧传》载，玄奘的得意弟子唐京兆大慈恩寺窥基梦见在五台山上，听见“岩下有无量人唱苦声”却不见其身形，在天童的建议下自剖其腹，“腹开，有光两道辉映山下，见无数人受其极苦”。于是造《弥勒上生经疏》，普渡众生。

《东周列国志》中记载的春秋时卫国大夫弘演的剖腹更是感人肺腑。国君卫懿公玩鹤丧志，误国丧身，引来狄人的入侵，自己被外族砍为肉泥。弘演出使外国回来，只在战场上寻找到了他的一片肝。对着这片肝，弘演一拜再拜，大哭之后汇报工作，好像卫懿公是活着一样。事毕对随从说：主公无人收葬，我将用我的身体做棺材安葬他；我死后，你们把我埋在树林下，等到新国君即位时，才可以告诉人。于是拔刀自剖其腹，亲手把卫懿公的肝纳于自己的腹中才气绝身亡。

日本也有这样的一个武士，火灾中为了拯救主人的一件珍贵的艺术品——雪村所作的达摩像，冲进列焰腾腾的宫殿，当他找到这件作品时，所有的出路都被烈火切断了。这时他想到的只是这幅画，毫不犹豫就抽出长剑剖开自己的身体，用撕开的衣袖包住绘画，塞进自己剖开的伤口里。火焰终于熄灭了，人们在烟气腾腾的灰烬中发现了一具烧得半焦了的尸体，翻过这具尸体，里面藏着那件免于火灾的宝物。这几乎完全是模仿弘演！

（四）日本武士剖腹动机之三——因穷困而“心中”

除剖腹外，日本武士引人注目的另一个特殊行为就是“心中”，即汉语中的“殉死”、“殉情”、“殉葬”，剖腹则为其主要方式。殉葬风俗在世界各地都存在过，被殉葬者一般都是被强迫的，这一行为发生在日本武士身上之所以特殊就是因为，它是武士们心甘情愿的，甚至是一种荣誉和追求。从“心中”一词字面上看是“忠”字拆开上下部首调换而来，就是通过自杀来尽忠诚、尽职责、尽本分的一种行为，武士们认为：“这种对于主人的本份，正像对于祖

２先的本份一样，不以死亡而停止。”

但是，他们这样去死也是因为可以得到荣誉和物质两方面的褒奖，对于薪金不高的武士来说，可以借此养家。日本人如同吴越人，《韩非子》记载：越王虑伐吴，汝人之轻死也，出１

２ 《史记·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日本与日本人》，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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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怒龟，乃为之式。从者曰：“奚敬如此？”王曰：“为其有气故也。”明年之请以头献王者岁

１十余人。……很多武士就是这样为了获得各种褒奖而殉死。但这样一来，不仅使新的主人

失去了很多有才能的家臣和武士，也因奖赏而增加了新主人的财政负担，将军们也逐渐认识到其弊之所在，德川家康后来就不得不下决心禁止这种风气，在他著名的遗嘱第七十六条中就有这样的要求：

虽然殉葬之事，自古已然；然而绝无理由，人所共知。孔子诽及作俑之人，尤为明

显。此类事实，均须严禁，无论直接之侍臣，侍臣之侍臣，以及最低级诸侍臣，一应在内。违者即非忠信之士。财产入官，子孙听其贫乏，以为犯法者戒。

家康的命令果然将殉死之风在他自己的陪臣中一时取消了，可在他之后不久又复兴了。到1664年，幕府将军只好发布法令，凡是殉死的人的家属，必须严惩不贷。即使如此还有一个叫右卫门兵卫的，以切腹殉了他主人奥平忠政的死，违背了法令。幕府立刻就没收了他全家的土地，并把该武士的两个儿子处以死刑，其余的人远远的充了军。可是，将军纵然有杀

２鸡之警，武士中仍然有不惧的猴子，最后将军也只好妥协，要求武士们以出家或归隐来代替。

“因此后来即使是最热烈的忠义之心，大概只好在宗教上作他的牺牲，侍臣当他的主人

３死时，不切腹而只削发为僧了。”然而到了近现代，仍然有以武士自居的人走“心中”这条

死路，最为轰动的就是乃木希典和他的妻子静子，他们为明治天皇殉葬时已经是1912年7月的事了，他们生活得很富裕。据说1989年昭和天皇死时，还有人为他殉死。

二、武士道“死的觉悟”与日本神道等传统思想文化

（一）武士之死与来自神道的“觉悟”

要探讨支持武士这一特殊行为的思想认识根源，则要从他们禅的体验中寻找，那就是佛教禅宗、神道等对他们信仰的影响和精神的麻醉作用。自古以来死就是最让人痛苦和烦恼的事，为了从这一烦恼中解脱，人类创造了宗教。大乘佛教创造了一个令人向往的佛国净土——西方极乐世界，和不断“轮回”的机会；基督教则创造了令人神往的天国；中国人则通过长生不老的神话自欺欺人；日本人也创造了自己的宗教——神道，并找到了可以自我安慰的终极“世界”。日本神道哲学是典型的“死的哲学”。

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与其说是历史著作，不如说是神道的经典，根据它们的神话记载，宇宙是由高天原、苇原中国和根国（或黄泉国）组成的。高天原是以太阳女神天照大神为中心众神的世界，苇原中国是人间世界，普通的人死了就要离开它去根国，不能去高天原，据说只有天皇可以例外，因“天皇不是人”而是“现人神”。普通人活着的时候虽不是神，但死后就“都已成神了，这是神道教的根本观念”。“死人都是‘在上之力’‘上等者’—

４—Kami”。这就形成了日本人的生死观，“日本人的思想上，死人和活人是一样的真实的”

５。另外，日本人崇拜的神道之根国就是死者的“地下国”，作为死者的世界，它虽然有些黑暗、有些污浊，甚至有些令人讨厌，却没有佛教中的受报应者的地狱那样恐惧，而“高天原上的众神也有着与世间的人同样的感情和善恶”６，日本人并不怎么向往它，在不能继续留在苇原中国的情况下，他们是比较乐意去黄泉国的。而且他们认为，人死后去了“黄泉国”还可以与故人相会，如同现世一样，所以武士们会通过“心中”而追随主君去“黄泉国”继续为他服务。

（二）武士之剖腹与日本人对腹的误解

自杀不过达到死的目的，日本武士们为什么选择如此残酷的剖腹，剖腹是如此的痛苦而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

作为代替武士之殉死“心中”以尽忠或代替处罚另一种手段——“隐”、“隐居”（一般为隐身山林），早在镰仓时代在武士之中就非常流行，《平家物语》有很多这样的记载。

３ 《日本与日本人》，第146—147页。

４ 《日本与日本人》，第199页。

５ 《日本与日本人》，第200页。

６ 王家骅著：《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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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速死。武士们选择“切腹”，除了前面所说的证明是自杀外，恐怕与日本人的生理学的缺失，对腹的误解有关。古人生理知识有限，总认为腹部对人最关键，比如中国人有“心之官则思”的说法，就是认为心脏是思考的器官，“死心”或“心死”人也就死了。日本人可能也是受类似思想的影响。有人认为武士将“矛头”对准腹是因为日本人的“腹”信仰１。日本历史上最古老的剖腹自杀——传说中“淡海神”的自杀就是一例。

在农耕文化的初试阶段，女性的腹部具有‘丰穰的大地’一样的神秘色彩，她既是

男性所不具有的、作为女性特权存在的繁衍生灵的腹部，同时对于丈夫来说有是极其关心和倾注一切情念的所在。亲手毁坏具有如此之高贵价值的腹部，无疑是对丈夫（亦或

２男人）的最残酷的报复。

日本有着浓厚的性崇拜、生殖崇拜传统，女性腹自然被认为是生命之源。日本社会由母系而父系，崇拜对象也由女性之子宫而变为武士自己之腹，这也是武士对自己腹的自信。

（三）对剖腹的欣赏与艺术化的暴力

日本武士的剖腹尽管是自残也是一种暴力。武士们是怎样对待这种暴力的呢？武士都是暴力的崇拜者。这种暴力崇拜如果得到放纵，不是用于侵犯和屠杀他人就是自我残害而剖腹了，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就认为：

（日本武士）进攻的本能受到压抑后会转向自我，这是一个众人皆知的公理现象。

日本没有伸张自我的英雄，却有许多自我虐待的好汉；主人公越受苦似乎就越勇敢。男

３子气概在日本往往是艺术化的自我虐待。

在武士看来，首先这是一种礼仪的回报行为，同时也是一种表演，一种艺术化的行为，他们没有残暴的“自觉”，联想到出身武士同时又是艺术家的千利休、以武士自居同时又是艺术家的三岛由纪夫等的剖腹，我们也不得不怀疑，这是否出自残忍和自虐？所以，有人说要从日本人的美学角度去研究日本人的行为，他们这种“美”的觉悟和追求近乎一种宗教的追求。

日本人对于这种“残暴”行为一般采取欣赏和赞许的态度，除了与他们欣赏悲剧的艺术气质有关，还与他们的道德审美价值有关。所以伊恩·布鲁玛煮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中说：“我们感到日本人判断英雄不是以伦理标准，而是以审美标准。坏人无论怎样行凶，只要他的行为有某种风度，只要象日本人说的‘格好’——很帅，就配当一名英雄”。这样，作为武士只要剖腹了，他的一切错误都可以谅解，如果他是冷静地按照礼仪完成剖腹，他仍然被当作英雄来崇拜。日本有许许多多悲剧和血腥故事，“这些剧本继续给人以愉快，——不是为了他们的凶暴可怖，只是为了他们的道德的教训，为了他们将牺牲和勇敢，忠义的宗教，有所表扬之故。他们代表着封建社会的种种杀身成仁，作为它的最高尚的理想”４。

（四）武士之死与樱花之性

既然日本武士们也感到了剖腹而死是如此痛苦、残酷，如此震撼人心，却为什么如此地推崇“切腹”呢？这恐怕还要从日本人对于美、激情的感受性等角度去研究。产生于自然崇拜的神道使日本人热爱自然崇拜自然，善于观察和欣赏自然之美，爱自然而爱潇洒（尤其是武士），日本人之所以最爱樱花，樱花之所以成为武士之花，成为武士生命象征在于其性格，其爱樱花的原因也就是武士选择剖腹的原因。

樱花成为日本武士之花、武士之崇拜恰恰因为它是一种花期非常短的很快就会凋谢的花，武士爱樱花爱其盛开时的鲜艳，尤爱其在春光里飘落地面时的安详，因为樱花从开放到凋谢整个过程就象武士出生入死的一生一样，或牺牲消失、或退隐无争，生命非常短暂，辉煌只一时却很悲壮。落花时节那落樱缤纷场面更容易激发武士本来就具有的那种壮烈、牺牲１[17]

２[18]《日本问题资料》1989年第7期，第27页。 《日本问题资料》1989年第7期，第27页。

３[19] [荷兰]伊恩·布鲁玛煮：《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光明出版社1989年版，第189页。

４[20] 《日本与日本人》，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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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美感（即“物哀”），那种归隐、奉献之美感更激发人的牺牲豪情。作为一个无畏的武士必须随时为主君、为信仰献身，悄悄地、内心平静地遗世而去。武士们选择剖腹就是追求这种“牺牲之美”，生命不在于长久，而在于是否闪光。现在，樱花已经由“武士之花”而成为日本的“国花”了，从中也可看到武士道对于日本人的影响。

武士的樱花情结也与日本人忧郁的、自虐的性格与气质有关。武士们追求的是一种“残酷之美”、“壮烈之美”、“忍”受之美，如同先秦时代的中国人。“忍”受和体验痛苦是武士追求的精神，这也许是武士被称为“忍者”的一个原因。据说，“十字形剖腹法”的创始人佐藤忠信不仅一丝不苟的完成全部剖腹动作，甚至从割开的肚里掏出肠子抛向敌人；受命于丰臣秀吉而自杀的千利休是坐在茶室的地板上一边听着熟悉的煮茶的水声，一边自杀，如同是在切割点心，据说他在肚子上横割一刀后，把涌出的肠子挂在茶壶的吊钩上静静地欣赏。用现代心理学的新名词给他盖棺定论可以说是“自虐狂”，但禅师兼茶人千利休不能不承认是一个超脱的人，他也许是寻找一种别人永远无法得到的体验——死的体验。

而中国人由于受到追求成仙不死的道教影响，由于儒家要求“舍生取义”却又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坏”的国教思想影响，由于受到佛教所谓“非命观”的影响，害怕“不得好死”，越来越怕死——尤其是肢体伤残的“暴死”，不得已而死时喜欢采取“温柔”的方式平安的死去，因此保证“全尸”也成为一种奖励和特权。由此可见，日本武士的自残行为绝对不是中国道家的或儒家的，也不是释家的，而是日本独特的哲学的影响。

三、武士道“死的觉悟”与武士禅之体验

（一）禅宗成为日本武士的信仰

武士之死是由日本独特哲学决定的，但武士道“死的觉悟”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吸收，尤其是佛教、禅宗的传入日本是分不开的。早在禅宗流传到日本之前，佛教六宗都已经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了，分别得到一定阶层的信仰。例如，公家就有公家的宗教，百姓有百姓的信仰。同样，新兴的武士阶层也需要有自己的并且不同与朝廷和一般民众的宗教。禅宗以及“参禅”风习连同朱子学一起流传到日本，首先是在武士之间流行。

宗教往往被作为统治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来利用，武士集团自然也需要能够规范武士行为的意识形态——宗教，因为禅可以帮助武士作到视死如归，能使武士磨练出钢铁般的意志，能让武士忍受清贫的生活，随时抛弃一切物欲和情念，所以，以“执权”的身份控制镰仓幕府统率天下武士的北条时赖，成为北条氏一族中最初的禅修行者，他曾邀请了许多从京都和中国南宋来的禅匠到镰仓，此后担任执权的北条时宗、北条贞时父子向来自中国的禅僧祖元等学习禅、求法，据说北条氏还借此增强了护国胜敌的信心和勇气，打败了蒙古军的入侵，在他们的影响下修禅的武士越来越多。所以说，禅宗能够在日本广泛传播与日本武士阶层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日本第二个幕府——足利幕府的将军们更是禅的崇拜者，例如足利义满，一边当将军并接受明朝的册封——“日本国王”，一边却作和尚修禅。他手下的武将们自然也仿效着他学起禅来。“可以说，当时日本的天才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成为禅僧或武士，并且凭借着这二者精神的融合还构成了后来闻名于世的武士道”１。

修禅培养了日本武士的艺术气质，从而选择剖腹的死法并将其艺术化，下面我们探讨一下禅宗如何促进了早期武士道思想——“死的觉悟”的完成，如何形成日本武士特殊的生死观。

（二）“生死一如”之生死观

即使是旁观他人引刀剖腹也不是一件轻巧的事，此非一般人可能为，否则不成其为武士了，毕竟求生是所有人的本能。那么，武士们怎样克服这个本能的欲望呢？完全依靠道德精神约束量和责任感也许还不够，讨论武士道时不得不说禅，禅宗为什么能够影响日本武士？为什么得到武士阶层的支持并广泛流传？原因就在于禅帮助武士们解决了生死这一最大的疑难。

日本武士自然是以搏杀为“正业”。以杀人为职业的武士要在刀来剑往的决斗中度过一１ [日]铃木大拙著：《禅与日本文化》，陶刚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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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以也免不了被杀，理所当然几乎每天都要面临的“生死问题”，不能不思考生死问题。往往失败在于一瞬之间，或在于一时之恍惚，或在于一念之差，“一念”之下稍一分心便可能使自己命丧黄泉，为了不分心又不能不回避这些“杂念”，那么他们怎样处理生死问题呢？不如“无心”！

“无心”也就是“无念”、“无想”。这种“死的觉悟”是一种临战体验、临战心态，它和剑道等武道所必备的心理素质是同一的，所以早期的武士道叫做“弓马之道”、“兵之道”。佛教世界观的核心是“无”。那么，日本武士怎么样才能体验出“无”，从而具有这种“敢死”精神，支持武士去勇敢的面对死，勇敢的去赴死呢？这种无又是怎样的“无”呢？铃木大拙是这样理解的：

这种支持具有道德和哲学上的双重意义：道德上要让武士在一旦决定进路之后，就

勇往直前，决不后退；哲学上使武士们明晓生死并无差别。这种决不后退的精神自然是来自哲学上的确信，不过禅宗是一种意志的宗教，因此，和哲学相比，禅在道德方面也许更能激励武士的精神。禅在哲学上是反对理性而注重直觉的，认为直觉才是到达真理彼岸的捷径。这一切，都使得禅对武士阶级产生了巨大的魅力。武士阶级的精神比较单纯，绝少沉迷于哲学上的苦想，这种根本上的禀性决定了他们必然要去寻求禅的精神。

１这或许就是禅同武士之间发生密切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

日本武士这种“无差别”的感觉就是禅宗所谓“生死一如”之体验。这种“生死一如”就是感觉到无生无死，生即死、死即生，没有区别，所以武士对禅宗情有独钟。日本武士“敢死”，就是他们通过修禅达到了对于死的一种“无意识”。都说参禅让武士“否定了执迷根源

２的自我”，“进入一种无我境界，完全断绝了生死的羁绊”，“见性成佛”，这种长时间的静

坐很容易让人进入一种幻境，巫师弄巫术就是让人们进入感觉之中，从而控制他人的行为。

（三）生死“无常”之观念

日本武士道死的觉悟还是受佛教的“无常观”的影响，在于武士对于“无常”、“幽玄”之美的感受，实际上，无常之死在佛教看来不是一种丑恶和可怕的事，甚至是当作一种完美结局——“超脱”来追求，日本的地理与气候使日本人易于接受“无常观”，日本人的性格易于接受洒脱之禅，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不断“参禅”和“格物”的武士从中觉悟出死的“洒脱”，使生活在地震、火山、台风频繁发生的环境中的他们更视“无常”之死为常理。

日本最杰出的剑士之一土冢原卜传所作一首和歌：“武士所学无他法，唯不惧死是天机”３，就概括出了武士对武士道、死的感悟，这种天机就是“无常”，就是“生死一如”。所以《武道入门》一书的开头就要求武士们，“常思人生无常，武士之命无常。则汝即能以日日为

４己之末日，奉献身心于日日以尽汝之本分。勿思长命”。生是短暂的，死是永远的，死才

是结局，如此就追求一个完美的结局，名誉的结局。

从心理学上看，心理作用往往决定了行为的结果，武士们决斗时，也只有在心理认识到“生死一如”，才能死中求生。另外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佛教的轮回思想对日本武士的影响，这给日本武士“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再生希望。

（四）“寂灭”之死与“超脱”之死

日本武士的“敢死”是因为禅让他们无视死，只有“超脱”和“寂灭”；参禅使武士讲究修行并能接受苦行僧的生活。佛教思想认为生命本来是苦的，即所谓“三苦”、“八苦”，而死（寂灭）就是对各种苦超脱。所以说，日本的武士道首先是生死之道，死的哲学。

对生死问题武士是不能过多的思考的，禅的哲学是行动的哲学，要求“先行”，因为太多的思考——所谓的“三思”只会让人“后行”、“慢行”。作为武士道的修养读物《叶隐》中，

５第一条就说：“武士道就是超脱生死”。所以，镰仓、室町时代的武士提倡临战时应“忘我”、１

２ [日]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37页。 《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第300页。

３ 《禅与日本文化》，第49页。

４ 《禅与日本文化》，第48页。

５ [日]左藤辛治：《禅与人生》，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论文

“忘亲”、“忘家”，这正符合他们的主君的要求。而且，日本武士们都是非常单纯的，多是一个“先行者”，不是也不能是一个思想者，除了死之外，是不能作多余的思考的，如果“金银忘不了”、“娇妻忘不了”，且担心伊“君死又随人去了”，则不能一心杀敌。

禅就是日本武士们获得的敢死精神的“支持”力量之一，此所谓“置于死地而后生”。其实，武士也常常在战斗中得到忘却生死的精神力量和实际效果也就是背水一战、破釜沉舟而爆发的力量，许多将军都深知其中道理，“所谓武士道，即决意一死。当汝处歧路之时，应

１速择死路，别无缘由”。一个在平常场合下敢于自杀、自愿引刀剖腹的武士，在非常时期

面对敌人的刀剑当然是无所畏惧的了。这就难怪将军们常常要他的士兵保持单纯——这也可以理解为“愚蠢”，也难怪各国历代帝王们总是爱实行愚民政策。

（五）屠杀即“超度”的生命观

武士道要求武士有敢死，有随时牺牲的“自觉”，那么，他们又如何对待他人的死呢？生死观对于这个生死问题既包括自己的生死，又包括对方的生死，首先固然是要解决好自己的生死，而任何处理对方（包括敌人）的生死问题也是日本武士应该“觉悟”的，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日本武士有如下表现，其受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较大，是对中国精神传统的日本式理解。

一种是认为一切皆可以杀，并认为这是“天杀”、“无杀”之杀、自然之杀，其根据是传说由黄帝所作或信奉黄帝者整理其思想而成的中国道家经典——《阴符经》，该书中有这样的话：“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宣，三才既安”。另外《老子》一书中也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说法。于是，在偏执和奉行如此之道的武士看来，杀人也就是“替天行道”了，杀不是消灭而是促进新陈代谢，是建立武功。姜太公和苏秦从中获得启发，“一将功成”而毫无愧疚之心，否则，只能被视为“妇人之仁”，所以，杀一人者往往成为罪犯，杀万人者为英雄、为王侯。在此觉悟之下，明治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膨胀，不断侵略亚洲邻国；二战爆发以后日本法西斯将屠杀鼓吹为推行“皇道”、“王道乐土”等，理论根据就在此。

主张这种可杀的人还有更“无人道”的观点——佛教之“超度”来支持，以此为借口而嗜杀之人，不仅藐视生命，并将杀视为“超度”。

（六）武士道对于弱者之“仁道”和万物之“人道”

武士信仰佛教而无视佛教的另一主张——“仁慈”，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认为，“仁——恻隐之心”是武士道的重要内容，实际上，佛教之“仁慈”、孔子之“仁爱”只能是武士道的高尚原则却不是武士的普遍原则。奉行“仁”的只是那些具有真正完美武士道精神的理想中人物、艺术化的人物，一般武士此“道可道，非常道”，其刀多为“杀人刀”，

２只有在少数入道武士手中才是所谓的“活人刀”。

理想化的日本武士不仅要求有敢死精神，而且不随便的牺牲自己，不随便残杀他人甚至是敌人。作为武士道的修养读物《叶隐》一书第二条就要求武士“应成为唤醒大慈大悲的人”。真正的武士不应该以杀死对手、和在剑术上的胜利为目的。日本武士道之所以冠以“道”，日本剑道之所以不叫武“艺”或武“术”而称“道”，其主要原因是，真正的剑道——其最高境界或者说心理体验，就是禅的体验，不是以杀人和摧残为目的，而是不杀。所以说，最灵巧的刀是永远不出鞘的，武士的刀应该是“活人刀”，而不应该是“杀人刀”。武士之刀首先是要杀自己“心中之贼”。

作为日本武道核心的剑道，从技术上讲就是追求快速杀人技术本领；从道德上讲，又有一个杀什么人、该不该杀，如何等待别人的生死的问题，这是武士道必须同时考虑的问题。剑作为兵器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武士之刀当如护法韦驮手中的剑，真正“武道”重要的不是杀人，即使出刀，乃是要除恶，除一恶人而救万人，这才是武道的根本。但是这一思想不能被一般武士领会，往往被嗜杀者用作侵略的借口。

这种兼有禅、儒两家思想的人道和仁道，对于武士的确具有很大的魅力，对一般人具有欺骗性。实际上，宽爱人甚至是弱敌也是日本人一般的道德，日本民间也有“穷鸟入怀时，《禅与人生》，第73页。

[日]宫本武藏著《五轮书》，柳生宗矩著《兵法家传书——杀人刀、活人刀》。何峻译《武士的精神——韬略训练》，中国盲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213页。 ２ １

论文

猎夫亦不杀”的格言，而“对于弱者、劣者、败者的仁，被赞赏为特别适合于武士的德行。”１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对源氏、平氏争霸时须磨浦激战（公元1184年）中的勇猛武士熊谷直实（1141—1208）的一边杀人，一边大叫“一念弥陀佛，即灭无量罪！”的仁慈经

２历大加赞赏。

其实这不值得作为武士道的夸耀，这个故事不过是把“武士的最残酷的武功，用温柔、怜悯和仁爱来加以美化”３，实际上，战国时代的武士、明治昭和时代的军人是普遍以强凌弱的，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日本武士之仁爱和武士之死一样往往是不可理解的，从禅宗对“仁”要求及其对象来看，日本武士的这种“死的觉悟”还表现在：“对一切有灵性之物闪避和宽恕，而这正是来源自禅

４宗中对世界万物（包括非生物界——作者补充）的‘慈悲’之心。”这与日本人万物有灵的

神道观念并不矛盾，而且是合一的。

在这种观念和精神的影响下，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有武士身份的日本武士，或自称武士者可能有时不忍杀一只小鸟，不忍伤害一草一木，但在彼时却可能杀成千上万的无辜。在武道和武士道的经典中普遍流传着此类故事。尤其是在战国时期的日本，对于一般具有武士身份的人来说，武道总是以杀人和博取功名为目的，杀人越多，功劳更大，奖赐愈丰。而在明治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人对于外国人简直毫无人性，侵略、屠杀亚洲其他民族手无寸铁的平民而不觉耻辱，而在家里未尝不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父亲。可见武道被日本“武士”们曲解了。这是武士的一种奇怪心态，如果联想武士的名誉追求就不难理解了，有统治天下抱负的人，往往以此种仁慈和恻隐之心来掩盖嗜杀的本性。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只有将这种一时的仁爱之心、仁爱之行，一闪的良心发现保持持久并推而广之，对所有同类生命和一切生物都能爱护，这才是高尚的宏大的仁，有此才可称君子。

武士眼里只有作为神道偶像的天皇和主君，不可能有对下对众的仁、爱。日本武士理想的“人道”和“仁道”是禅宗之“慈悲”和儒教之“仁”的结合，但武士“死的觉悟”仅达于“牺牲”而只能遥望佛教与儒家之“仁”，武士虽参禅而不能领会其精神，虽好儒而一知半解，只能改造其精神而适应本土之宗教——神道，他们的“觉悟”只是勇于实践、敢于冒险，却缺乏理智、缺少理性。 １

２《武士道》，第32页。 参考《武士道》一书第32——33页具体记载。或参见《平家物语》。

３ 《武士道》，第33页。

４ 《禅与日本文化》，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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