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前后期诗风转变原因新探

白居易前后期诗风转变原因新探

2011-05-25 16:39:36| 分类： 文学研究 | 标签：白居易 前后期 诗歌风格 转变原因 |举报|字号 订阅

马永强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元和十年贬谪江州后诗风明显改变, 后期创作

与其前期诗论观有所矛盾。有人认为原因在他晚年缺乏进取心, 信佛奉道, 消沉遁世。又有人说, 他早期诗歌太近于功利, 他的优秀诗章大多产生于贬谪江州之后。本文试图就白居易前后期诗风的转变问题, 略作探讨。

前期: 政治文人的角色意识

元和三年(808 年) , 37 岁的白居易, 在登上仕途8 年后, 终于有机

会进入政坛, 成为重要角色。在前一年被授予翰林学士之后, 此时又被封左拾遗, 仍充翰林学士。尽管这只是并无实权的谏官之职, 但能接近皇帝, 有直接进言的机会和权利。这对于满腹经纶的白居易来说, 正是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他进入这一角色时感激涕零的心迹, 在《初授拾遗献书》等篇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臣所以授官已来, 仅将十日, 食不知味, 寝不遑安, 唯思粉身, 以答殊宠, 但未获粉身之所耳。”“士为知己者死”的报恩心理可以说左右了他这时的思想和创作。

所以, 白居易用谏官和政治文人的敏锐眼光观察生活、认识生活, 并把文学变成了批评报道和奏章, 是他的这一政治角色决定的。

他以拾遗之职,“屡陈时政”, 提出赦免囚犯、减租税、放宫人、断绝进奉、禁止掠卖良人等建议。作于此时的《秦中吟》、《新乐府》等对此皆有反映。另外, 还有对宦官专权的揭露(《轻肥》) , 有对官商勾结的批判(《盐商妇》) , 有对贪官污吏巧立名目的控诉(《重赋》、《卖炭翁》)。凡有悖于民情, 不利于治国的事, 无不被纳于他的诗中, 给予讽谕, 希望“上达天听”。正如《新乐府序》中说的那样, 这些诗皆“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 不为文而作也。”且从“其事核而实”、“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的这些特征来看, 白居易的《新乐府》等作品颇契合今日新闻的标准。他的诗可以说及时、真实、准确地记录了当时当世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出现的社会问题, 并且对不利于国计民生的社会现象给予批判和讽谕。但是, 白居易的批判是留有余地的, 他是站在一个政治家的立场来观察生活和作诗的, 所以, 他不可能超越他的角色地位。

要说明白居易受角色局限, 观察、认识生活的出发点和真正艺术家的不同, 不妨将他和杜甫作一比较。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与杜甫的《兵车行》是同一题材的新乐府, 反映的都是天宝年间人民苦兵役的社会现实。白诗是通过一位自断其臂而逃避兵役的新丰老翁的遭遇来实现“讽谕”的:“夜深不敢使人知, 偷将大石槌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 从兹始免征云南”, 形同实录; 杜诗则是字字滴血的惨痛控诉:“牵衣顿足拦道哭, 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 行人但云?点行频?”。白居易将此归罪于“天宝宰相杨国忠, 欲求恩幸立边功”; 杜甫则将批判的锋芒, 指向上层最高统治者:“边庭流血成海水, 武皇开边意未已”。白诗舒缓有度,

杜诗喷泄而出; 白居易着眼点是杨国忠边功未立激起“民怨”, 杜甫愤怒得是“君不见青海头, 古来白骨无人收。”二人境界显然不同。 郭晋稀教授曾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居易的《新制布裘》比较, 指出:“前者是从寒士想到寒士”,“后者是从稳暖想及寒人??表现出来的是达官贵人的推恩”。①根本点不同在于“杜诗是不管身家性命, 披肝沥胆, 拼命作诗人, 白诗是竭力拾遗补阙, 尽职尽责, 拼命作清官”。②

显而易见, 诗在白居易笔下变成了参政的工具和干预生活的手段, 他的诗论观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为政治服务的痕迹。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 要求诗歌“救济人病, 裨补时阙”; 他还提出诗之六义——美刺比兴这种政治第一的标准, 指出“为诗意如何? 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 未尝著空文”。这里的“风雅比兴”是六义的精髓, 而“美刺”又是“风雅”中最主要的东西。由此出发, 白居易十分看重他称为“讽谕诗”的这170 多首以《秦中吟》、《新乐府》为代表的作品, 在编定文集时将其编为第一部分。这些诗大多作于拾遗任上, 正是他在《与元九书》中倡导的“为君”、“为臣”、“为时”、“为事”的创作原则的产物。从表面来看, 这些主张似乎并没有错, 但问题的症结也恰恰在此。 我们知道, 文学艺术具有审美、认识、教化三大功能。认识、教化的功能是通过审美功能潜移默化来实现的。白居易则把诗歌纳入了政治实用范畴, 夸大其教化功能并推向极致, 从而忽视了诗歌的审美性, 背离了诗歌的特殊创作规律。

为什么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 白居易会出现这样的失误呢?其原

因有两方面, 首先, 唐宪宗时期,“安史之乱”的动荡以及余震结束, 时局出现了短暂的安定, 似有广开言路、振兴国威的“中兴”之势。白居易被授左拾遗之职, 急切地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所以, 他为了用世的需要, 极力强化诗歌教化的功能, 使之为其政治事务服务,《新乐府序》云:“首句标其目, 卒章显其志, 诗三百之意也”。他的每一首新乐府诗都有小序, 注明诗的意旨, 针对性很强。如《杜陵叟》题云:“伤农夫之困也”,《卖炭翁》题云“苦宫市也”。都表明了他想让其“上达天听”的急切心情。其次, 杜甫之后的大历年间, 正是白居易的少年时期, 安史之乱削减了唐王朝的权威, 社会矛盾纷争四起。以钱起、刘长卿、李嘉?为主的大历才子, 掀起一股崇尚抒写个人内心和微观世界的诗风, 盛于一时, 他们大都写些“体尽流畅, 语半清空”的诗作, 而忽视诗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到:“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不量才力, 欲扶起之, ”就是想改革, 纠正上述诗风。但是, 他枉矫过正, 将诗歌为时、为事的政治第一标准推向极端。因此, 体现在他的作品中, 诗歌因一味地追求实录时事直白上口,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诗的韵味, 以至“他的政治感超越了他的艺术力, 他的情的浓度也不如思想的深度”。③但是, 对于他诗歌创作上的政治功利取向, 一概谴责也是不妥当的, 其诗作的思想意义还是应当称赞的。作为一个社会的人, 他的角色意识决定了他的创作意识, 他的诗论观及此期的创作也成为他政治人格的具体体现。这具有特定时代条件下的必然性。 后期: 沦落天涯的文人情怀

闻一多先生将汉建安五年至唐天宝十四载计550 年间的文学划为

门阀贵族文学; 将天宝十四载后至“五·四”运动计1100 多年的文学划为士人文学。④白居易出生的大历七年(772 年) 距天宝十四年仅17 年时间。可以说, 他正生活在上述两种文化形态的嬗变期。因此, 他的人生经历、思想、创作不可避免地要受这种文化嬗变的影响。

元和五年, 白居易拾遗期满。《新唐书》本传载:“帝以资浅, 且素家贫, 听其择官。居易请如姜公铺以学士兼京兆户曹参军, 以便养。诏可, 明年, 以母丧解。还, 拜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815 年) , 宰相武元衡被人刺杀。白居易上书急请捕刺客, 以雪国耻。宰相张弘靖、韦贯之因白居易僭越上书言官事, 对其进行诽谤, 白居易遂被贬为江州司马。这一沉重打击使他对政治心灰意冷。“作诗态度, 亦有所转变,?讽谕?之作渐少。”⑤《谪居》一诗正反映了当时的心情,“面瘦头斑四十四, 远谪江州为郡吏; 逢时弃置从不才, 未老衰羸为何事? 火烧寒涧松为炉, 霜降春林花委地。遭时荣悴一时间, 岂是昭昭上天意?”官场的险恶,仕途的失意, 终于使他清醒地意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离开了政治漩涡中的白居易在失望中感伤、彷徨, 开始深刻体察世态炎凉, 领悟人生变故, 进而用艺术家的心态感受生活。这之后一段时间, 他作了大量的“感兴诗”, 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泪眼问花花不语”的触景生情与地位、身份的陡变, 带来了失落和痛苦, 最初十分强烈的体现在对贬谪一事的 愤愤然中。随之, 由于贬谪下僚, 他更有机会接触到民间的疾苦和大自然的山山水水, 痛苦、感伤的怀绪逐渐被超脱和达观所替代。正是这一痛苦的心灵巨变和人格转换, 才造就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另一番成就。到江州第二年所作的名篇《琵琶行》, 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 缘由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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