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

1；「我们的斗争只可能有两种结果：要麼敌人踏著我们的尸体过去，要麼我们踏著敌人的尸体过 去

2； 「如果有人说：你做梦吧！我只能回答他说：你这个笨蛋，如果我不是一个梦想者的话，我们今天会在

哪里呢？我一直相信德国，你说我是一个做梦者；我一直坚信帝国的崛起，你说我是个傻子；我一直相信我能重新夺回权利，你说我疯了 ；我一直坚信贫穷会有尽头，你说那是乌托邦。谁是对的？你还是我？！我是对的，我一直会是！」

3；「一个民族正经历著动荡，我们，在被幸运之神垂青。」

4；「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未来必将完全属於我们！」

5；「德国的明天就指望你们了，德国的青年们！」

6；「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全力以赴去做一件事情；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

7；「每一代都至少应该经历一场战争的洗礼。」

8；「我来完成耶稣基督未竟的事业。」

9；「他们得小心了，总有一天我们的忍耐到了尽头，那时侯我们会让那些无耻的犹太人永远住嘴！！！」

10；「我不相信，那些以前在不断嘲笑我们的人，现在，他们还在笑！！！」

11；「你们必须跟著我庄严的宣誓：我们需要的是和平，我们需要的是献身於我们的事业。」

12；「弱者忘！」

13；「如果日尔曼民族不在强大到可以浴血保卫它自己的存在的话，它就应当亡。」

14；「如果我的民族在这场实验中失败了，我将不会为之哭泣，是他们自找了这样的结局。」

15；「超凡的思想是不会与凡夫俗子共存的。」

16；「我们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并将为之努力奋斗，直到死亡！」

17；「只有那些疯狂的大众才是驯服的。」

18；「民众是盲目和愚蠢的。」

19；「我通过循循善诱得到了一切。」

20；「大众就像是个任我为所欲为的女人。」

21；「妇女教育的不可动摇的目的就是养育子女。」

22；「女人的智力是完全无用的。」

23；「只有对我来说有用的条约才是有效的。」

24；「我们以前总是，将来也会继续对一切事冒险。」

25；「我总想战斗。」

26；「对敌人来说没有什麼地方比坟墓更好了。」

27；「没有人可以夺走我们的荣誉。为了德国人民，我们必须战斗15—20年」

28；「我宁愿在50岁而不是在55或60岁发动战争。」

29；「时代呼唤战争而不是和平。」

30；「政治的最终目的是战争。」

31；「我们只能用武器来保卫和平。」

32；「有没有世界大战对我来说都一样。」

33；「年轻人本来就是要牺牲的。」

34；「只要还有一个德国人活下来，战争就将继续。」

35；「我们的运动是反议会制的。」

36；「信仰比知识更难动摇；热爱比尊重更难变易；仇恨比厌恶更加持久。」

37；「世界上变革的最强推动力不是统治群众的科学认识，而是赋予群众以力量的狂热，有时甚至是驱赶民众向前的歇斯底里。」

38；「伟大的说谎者同时也是伟大的魔术师。」

39；「民众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气。」

40；「我的意志决定一切。」

41；「我们将要系统的，毫不留情的消灭敌人，连根带叶。」

42；「在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时，是非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紧要的是胜利！」

43；「如果他们背叛国家的话，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

44；「国家的安全不能寄托於别人的恩赐上，历史总是在军刀上前进，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要生存、要尊严，就需要有强大的军备。 」 45；「去征服、 剥削、掠夺乃至消灭劣等民族，乃是我无可推卸的职责与特权。」

46；「历史上伟大的国家兴亡，完全是由於种族混合以至破坏了血统纯洁所致。为了要防范这种灾难的发生， 所以国家必须尽到责任，采取防范的措施。」

47；「民族国家的创造，绝不是毅力单薄的民族主义联合会所能济事的，只有具备钢铁般坚决意志的单独运动， 才能打倒其他一切运动而获得最后胜利。」 48；「凡是一种理想寄托的，无论什麼组织，它的伟大，就是在於它的宗教狂热，和那不能容忍的固执精神， 他们攻击其他的组织，并且坚信著人家都是不对的，只有自己才是对的。如果理想的本身合理， 再加上这种武器，那麼，这种理想，奋斗於世界之上，必定是所向无敌的。凡把压力加在这种组织上， 那是为促使其内部的实力提高。」 49；「人类的进步，好像是去永无止境的梯子。登高必须要从下面拾级而起， 所以亚利安人必须要遵循实际的道路，向前进行，这道路绝不是近代和平者所梦想的道路。」

50；「战争已经变成一种神秘的科学，令人高深莫测。但是战争其实是一个极自然的东西，也是日常生活中最必要的东西.....战争就是生活。」

51；「只有今天会服从的人，明天才可以指挥。」

52；「一个领袖，一种群众，一个国家。」

53；「士兵不要思想，有领袖替他们思想。」

54；「时间已经来到，所有时刻全世界最邪恶的犹太敌人，至少要让他们停止角色一千年。」

55；「不能用和平取得的东西，就用拳头来取。」

56；「我来到世界不是为了使人们更强，而是去利用他们的短处。」

57；「人道是愚蠢、怯懦和自作聪明的混合物。」

58；「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壮大，在永恒的和平中毁灭。」

59；「人类在斗争中变得强大，不论他达到了什麼目标，都是由於他的创造力加上他的残忍。」

60；「人类的整个生命离不开三个论点：斗争产生一切，美德寓於流血之中，领袖是首要的、决定性的。」

61；「在上帝和世界面前，总是强者有权利贯彻他的意志。」

62；「强者必须统治弱者，只有天生的弱者才会认为这是残酷的。」

63；「怜悯是一种原罪。怜悯弱者是违背自然的事。」

64；「大自然的全部工作是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剧烈斗争——强者统治弱者的永恒胜利。如果不是这样，整个大自然就只有衰亡。违背这个基本规律的国家也将衰亡。」

65；「民众爱严峻的统治者，甚於爱乞怜的人。」

66；「多数，常是愚蠢和懦弱的政策的辩护者，集合一百个愚夫，不能成为一个聪明人，所以英武的决断，决不能从一百个懦夫中得到。」

67；「要使政治达到改革运动的目的，我们决不能单由苦心劝导，或是感化当局的方式达到目的。唯一的方法，便在夺取政权。」

68；「强者的独裁便成为最强者。」

“我们的斗争只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要么我们踏着敌人的尸体过

去。”

“如果有人说：你做梦吧！我只能回答他说：你这个笨蛋，如果我不是一个梦想者的话，我们今天会在哪里呢？我一直相信德国，你说我是一个做梦者；我一直坚信帝国的崛起，你说我是个傻子；我一直相信我能重新夺回权利，你说我疯了；我一直坚信贫穷会有尽头，你说那是乌托邦。

谁是对的？你还是我？！我是对的，我一直会是！”

“一个民族正经历着动荡，我们，在被幸运之神垂青。”

“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未来必将完全属于我们！”

“德国的明天就指望你们了，德国的青年们！”

“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全力以赴去做一件事情；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

“每一代都至少应该经历一场战争的洗礼。”

“我来完成耶稣基督未竟的事业。”

“他们得小心了，总有一天我们的忍耐到了尽头，那时侯我们会让那些无耻的犹太人永远住

嘴！！！”

“我不相信，那些以前在不断嘲笑我们的人，现在，他们还在笑！！！”

“你们必须跟着我庄严地宣誓：我们需要的是和平，我们需要的是献身于我们的事业。”

“弱者忘！”

“如果日耳曼民族不在强大到可以浴血保卫它自己的存在的话，它就应当灭亡。”

“如果我的民族在这场实验中失败了，我将不会为之哭泣，是他们自己选择了这样的结局。”

“超凡的思想是不会与凡夫俗子共存的。”

“我们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并将为之努力奋斗，直到死亡！”

“只有那些疯狂的大众才是驯服的。”

“民众是盲目而愚蠢的”

“我通过循循善诱得到了一切”

“大众就像是个任我为所欲为的女人”

“妇女教育的不可动摇的目的就是养育子女。”

“女人的智力是完全无用的。”

“只有对我来说有用的条约才是有效的。”

“我们以前总是，将来也会继续对一切事冒险。”

“我总想战斗。”

“没有人可以夺走我们的荣誉。为了德国人民，我们必须战斗15—20年”

“我宁愿在50岁而不是在55或60岁发动战争。”

“时代呼唤战争而不是和平。”

“政治的最终目的是战争。”

“我们只能用武器来保卫和平。”

“有没有世界大战对我来说都一样。”

“只要还有一个德国人活下来，战争就将继续。” （元首一厢情愿了-沃评）

“我们的运动是反议会制的。”

“伟大的说谎者同时也是伟大的魔术师。”

“民众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气。”

“我的意志决定一切。”

“我们将要系统地，毫不留情地消灭敌人，连根带叶。”

“如果他们背叛国家的话，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

[转载]中国作家为何失去了批判的勇气？

(2010-12-15 12:56:01) 转载原文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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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中国作家为何失去了批判的勇气？作者：师永刚

2010年11月24日 08:36:04 来源： 北京晨报 【字【Email推号 荐： 大 提交】 中 小】 【留言】 【打印】 【关闭】

现在市场上流行的大多是类型文学，它们的社会性大于文学性，追求的是实用功能，自然谈不上批判。

今年的“人民文学奖”，慕容雪村获得“特别行动奖”，在颁奖礼上，慕容雪村说：“中国作家失去了批判的勇气”。

此前，慕容雪村根据自己卧底传销团伙的经历写成的非虚构长篇小说《中国少了一味药》在《人民文学》推出，慕容雪村认为这个“特别行动奖”是嘉奖他的勇气。他说：“我对此十分惭愧，因为我并不勇敢，一个作家真正的勇敢并不是与什么传销团伙周旋，而是在大众沉默之时，在真相不能言说之时，坦然而磊落地走进人群中，讲出他本应讲的话。” 仍有作家在批判现实

对于慕容雪村的说法，记者采访了几位评论家和作家，他们都表示确有类似的情况，但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如此。

著名评论家白烨说：“说中国作家失去了批判的勇气，这是一种全程性的、笼统的说法，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值得质疑的。作协有8000会员作家，各地方有5万作家，还有90万网络作家，这种说法显然不能囊括全部的作家。当然作家的语言本身有自己的特点，这很正常。而且一些作家和现实社会的关系确实过于甜蜜，这也是事实，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好的批判现实的作品以及批判现实的作家。” 作家春树则认为，并非没有批判现实的，目前市场上至少还有很多反映现实的作品，不过这些作品可能并不受市场的欢迎。她说：“有一部分作家真的是失去了批判精神，而且他们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也不小，所以可能给人一种感觉是没有了

批判的作家，其实不然。” 能流传的作品要有批判

批判，一直都被认为是文学最基本的精神所在，然而在现在，确实有诸多文学作品失去了批判精神。白烨说：“带有批判精神的作品，在文学上来说，自然品格更高。作家不是记录社会现象就够了，他应该有更深刻的思考和观点，有更高远的目标和理想，这是作家必须具备的一个品质，也是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这种关怀的建立，不仅仅要写实，要反映现实，而且还要对现实有一种质疑和反省的态度，也就是要有批判精神。”

春树则认为，所有能够流传的作品，都是有批判精神的，她说：“一个作家的作品，必然要有批判的精神，才具有流传价值。实际上，古往今来，真正能够流传后世的作品，无一不是批判的。我自己看书，很少看那些时尚写作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无法带给人更多的思考和启发。文学针对的是精神世界，它不仅仅是反映现实，还要带给人思考和反省，所以，批判在文学中永远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一个作家绕不开的领域。” 时尚写作占据着潮流

然而，是什么让人们觉得作家失去了批判的勇气和精神？又是什么样的作品正在占据着潮流？

春树说，“可能这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大多都不如意吧，所以他们需要的更多是安慰而不是批判。我自己写作，都是挺批判现实的，这也许就是我的书卖得不好的原因吧，人们的生活本身已经不如意了，他们在读书的时候自然就不想再郁闷一次。现在有很多的作者，专门写一些时尚流行的东西，乃至商品，这种完全表现物质追求的作品总是很受欢迎，但我想这不是文学真正应该做的事情。”

白烨也表示确实有很多写作没有批判精神，他说：“典型的就是类型文学，还有职场官场一类的书，这些作品是平面化的，是一种生存哲学，它的前提就是认同社会，然后在这个社会中寻找如鱼得水的方法。它们的社会性大于文学性，追求的是实用功能，自然谈不上批判。” 还原事实比批判更重要

那么，还有没有批判现实的作品和作家呢？白烨认为还是有的，他说：“在严肃文学中，批判的作品还是不少的，比如前一段时间贾平凹发表的《古炉》，还有张炜的大部头《你在高原》，卢新华的《财富如水》，都是对社会现状有非常透彻的视角，可以算是很好的批判现实的作品。”

师永刚也认为批判现实的作品和作家仍旧存在，他说：“比如韩寒，比如《中国农民调查》。但是很显然，这些批判的作品在现代并不特别受欢迎，反而是时尚的写作很流行。”

此外，师永刚还表示，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批判精神固然需要，但还有更加迫切的东西，就是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他说：“批判应该列在第二位，中国作家第一要做的，是客观地还原现实，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突破原有的框架，很多作家在框架中已经太久了。我一直在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的文学作品，有多少是真正有时间长度的？一部作品一两年人们就忘了，就比如郭敬明，他的作品能被人记住十年吗？文学作品真正价值不在于能卖多少钱，而在于能在时间的长河里留存多久。第二，我们的文学作品，为什么总是不能在世界上引起文学的共鸣？我想这两个问题，都有同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很多作家，本身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没有和普世价值相契合、能够被世界上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东西。现在流行的比如职场、官场之类，教人怎么心黑脸厚、怎么逢迎拍马，这种腐朽的、落后的东西偏偏能大行其道，让人震撼，也让人担忧。这说明我们的作家本身就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你还能指望他们批判吗？即使批判了，他们的批判也是无根之木，批判不到真正的问题。”（

“中国式管理”批判的现实意义

来源：不详 点击数： 录入时间：22:00

其实没有人能准确说出来究竟什么是“中国式管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足以让一切矛盾的东西成为一个统一体。“中国式管理”本身的虚幻性为其批评者也提出了批判目标不明确的难题。张羿先生的《中国式管理批判系列文章》在浩瀚的“中国式管理”现象中，提炼出了“中国式管理”诸多不合理因素，并加归纳和评论。批判只是个态度，这些文章本身证明了张羿中国管理研究的成果。惟有爱之深，才批判得越深，张先生本身对中国式管理的研究比其批判对象也许更加深入。

“批判”一词在中国文化中是不太提倡的，因为会伤了和气。就算是“中国式管理”的倡导者和批判者也往往是朋友关系。因此，共同来探讨中国企业管理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对中国企业管理本身是件非常好的事情。完美主义者从来都是把企业搞得一团糟，在管理的研究中也是如此。

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深刻了解恰恰是批判中国式管理的前提条件。批判永远是促进进步的思维方式，多些批判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1、矛盾的伦理原则

我们中国人是最讲原则的，也是最没有原则的；最讲信用的，也最没有信用的；最讲礼义的，也最不讲礼的。对于中国传统中的“中庸之道”，在现实中往往就是“和稀泥”。比如当你对某位贪官很气愤时，有人会说：“人家也有难处，你在那个位置也好不了多少”；可当你在另个时候说这位贪官能悔过自新时，同一个人又会说：“那是表演给人看的”。你不知道这个人是同情贪官呢还是痛恨贪官。

我们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当你表达即便是相当正确的观点时，如果言词激动一点，人们会说你太极端了。正因为这种不极端的思想，中国人是最具有原谅心的人，比如每次打完大仗，总能宽待敌人，就象对日本人。因此，在中国人眼里，是没有绝对的是非界限的。

不走极端的处世原则，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的伦理道德上的矛盾。比如韩信受跨下之辱，被称为忍辱负重，其实当时，他可能就是怕挨打而已，他怎么知道将来自己一定是大将军呢？这叫做：“留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我们传统教育男儿，“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究竟那种精神是中国式管理所崇尚的呢？

中国还有个字叫“痞”，这个字本来是贬义的，但如果用在但同样的行为对不同的人伦理评价是不一样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大的“痞子”可能要算是刘邦了，要命时连女儿也被推下车，夺天下后又诛杀功臣，这个“痞”其实也成了后世治国之经典了。市井小人就不一样了，比如水浒中的镇关西、蒋门神之类，被鲁智深、武松给杀了，人们拍手称快。

不过仔细想想也可以看出一点规律来，那就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比如李隆基霸占了儿媳，还专有白居易的《长恨歌”》，洪升的《长生殿》来歌颂，而西门庆那点事，虽也有《金瓶梅》描述，却被国人所不齿。

中国式的管理其实一直就是在矛盾的伦理之中。把这种矛盾的伦理观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之中。比如中国有句话讲“不能任人唯亲”，同样还有句话“举贤不避亲”。中国任何一个管理上说法都有一对立的经典之句。反正是话都让中国人说完了。所以中国式的管理要说与西方管理相背离，也说不上，因为，中国式的管理信条中包含了现代所有的管理原则。

矛盾的伦理赋与了中国的企业管理者们太多的思想武器，想干什么都行。比如不想付钱了，学学诸葛亮占荆州就行。由于在中国的商业界，“痞”、“厚”、“黑”也就成了精明能干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建立在这种矛盾的伦理道德基础上的中国式管理伦理，显然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商业伦理道德不一样的。看似包容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实则为中国制造了没有任何规则的土壤。建立在这些矛盾的伦理观上的中国式管理，也就演变成了一个为管理者个人服务的最佳的思想武器了。

2、缺乏科学性

中国有很早的对自然规律的归纳，比如我们的农历，中药等，但科学思想却从未在中国传统土壤中发芽。中国也总结了不少的管理人为核心的治国之道，比如“论语”、“孟子”等。但中国从来没有在管理中象法约尔一样总结出固定的多少条管理原则来。我们很早都知道“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律，但从来没有证明为什么会这样。当“勾五股十二”时，我们就不知弦是多少。

也就是说“中国式管理”所提倡的结论来源于归纳法，由于所取的样本不一样，自然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也不足为怪，而且是可以被同时接受的。这反应的是科学思维的缺乏，而这一点恰恰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根基。

科学精神的缺乏在企业管理中表现非常普遍。比如，当企业招聘人员时，总会问：你在某某行业干过没有，你有过什么经验没有等，然而，因为大量使用年轻的没有经验的人给企业带来危害的事情几乎没有发生过。相反，被富有行业经验的人搞跨的企业数不胜数。因为，

我国企业在用人上不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科学的方法比丰富的经验更能保证企业的业绩。

科学精神的缺乏反映在企业决策上也很明显，没有做过某些行业的决策者，无疑在猜媒子，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于是有过成功企业经验的人，往往受到后进企业的喜欢。然而，管理的实践却是，试图通过引进先进企业的经验而取得成功的企业的例子实在太少。真正的企业决策的水平在于对未知结果的预期，而这种预期的成功率取决于对科学的规律的理解。

如果你不了解X2＋Y2＝Z2的规律的话，那么就只能在试错中寻找“勾五股十二”的答案。而中国式管理无疑在鼓励企业家们“试错”。

由于中国式管理的经验性，必然造成人们在管理进步上更多依赖于年龄、阅历和个人品质。企业文化必然是权威主义，必然造成企业发展的不稳定。

3、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的违背

中国人有个习惯，叫做“摆架子”。做领导的一定要有领导的架子，做官要有官架子。所谓看相，也就是看人有没有这个“架子”，以决定其前程如何。为什么我们那么看重“架子”呢？因为，中国传统管理的目标是以维持等级秩序为目标的，而人本质上没无太大的区别，比如当官与不当官，大官与小官其实就个人来讲，能力也好，品行也好，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然而放到等级秩序的网中就会发现，必须要有显示区别，位高者必须有足以镇慑下级的威严，所以越是无能的上级越是“架子”摆得越好才行。

然而市场经济是一个契约社会，其基本前提是人的起点没有什么区别。破除传统的等级观，恰恰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商机与活力。当然这个平等并不是指职务上的平等，而是指除了职务权限以外，人是没有尊严上的区别的。而中国式的管理恰恰维护的是与市场经济相反的规则。

只有公平的竞争才会有真正的效率，这是市场经济决定的。而中国传统的管理中，一直是在试图避开公开公平的竞争。传统的等级是以血亲为纽带、以家庭为核心来划分亲疏远近的，大到帝王，小到草民，无疑都是这个等级网中的一员。其积累下来的管理智慧无疑都是围绕着如何维持这种等级，以及在等级中如何上升、排挤他人的权谋之术。难怪有人说中国传统中表面是“仁义”，骨子里是“厚黑”。

正是市场经济的环境对传统的规则提出了挑战，在边界不固定的企业中，中国式管理的方式只能是助长官僚与内耗之风。即便是由于市场机遇而成功的台湾企业，其骨子里传承的权谋之术也是有目共睹的。在平和环境下的“不合作精神”恰恰是中国式管理的真实写照。

4、人的工具性

东西方人性的本质是没有区别的，区别的是表现形式而已。把他人当成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也许是最能说明中国式管理的实质。“知遇之恩”是中国传统故事中最感人的，而恰恰也是人的工具性表现得最突出的。三国演义中，刘备为了赵云差点将儿子弃于地上，赵云连杀五十员曹军大将，刘备就这么一个奖励就足让赵子龙肝脑涂地了。用现在的话，凭什么刘

备的儿子就比赵子龙的命值钱？

中国历史无数次上演着这种君臣知遇之恩的把戏。然而以现代管理的观念来看，这恰恰是人的不平等与工具性的最真实的表演。如果这种管理理念引入现代企业，无非是将企业老板与员工看成是“君臣关系”，明君也好、昏君也好，是人，员工再优秀也只是实现老板目标的工具。

人的工具性在企业中表现是最为突出的，这一点从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中都能一目了然。为什么要加工资，是因为加了工资，员工能创造更大的利益！为什么要尊重员工意见，是因为只有尊重了才会使员工更加努力工作。因此，在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式的企业管理中，出现不人道的现象只能说是种必然。传统儒家管理思维本来就是“绝对权威”基础上的“仁政”。这样来理解华为，甚至很多中国企业，其实也就不难了。

现代企业，已经远远超出了追求最高利润的目标与责任，企业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是早期为了个人发家致富，那么追求利润当然是投资者合法的，而且理性的目标。正如我们只知道亚当·斯密《国富论》所倡导的“看不见的手”，而不知道他还有《道德情操论》所倡导的人性光辉一样。我们对企业的理解也只知道追求利润的合理性，而忘记了企业是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方式。

这种生存与发展方式要求企业承担的重要的责任与目标就是，企业是以人为目的的，企业中的人即是价值创造者，同样也是其所创造的价值享受者。只有这种平衡才足以构建企业长期的发展动力，才足以支持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竞争力。

以上的各种现象，张羿先生的《中国式管理批判系列文章》都有较详细的涉及到。对于中国企业的管理研究，只能是中国人自己来完成。不能指导实践的理论就不是科学，在对中国企业的管理研究中，如何把握住中国企业管理的特殊性与管理原理的普遍性的问题呢？张羿先生的《中国式管理批判系列文章》给予人们不少启示。但切不可将对中国式管理的批判看成是对中国企业实践的否定。恰恰相反，批判的前提首先是学习与继承，对中国管理的探讨更应建立在对中国企业实践研究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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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

这个批判您认同吗？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 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 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这种精神应该贯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

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

“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

他嘲笑说“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

由于当前经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困难，导致大学生就业难。施密德特对此说，“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最早倡议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

他说大学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

对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他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

他还说“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他提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他甚至说“红色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他说“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

当代中国“教育产业化”批判

李文倩

一、教育产业与“教育产业化”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著名学者、哲学家李泽厚就曾指出，从人的全面发展、自由成长的角度来说，二十一世纪不是科学的世纪，而是教育的世纪。他预言，在二十一世纪，人类因为对自身全面、健康发展的空前关注，教育问题将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教育学自然也会成为最受人们所瞩目的热门学科。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个论断，实在是意味深长。因为我们看到，至少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间，教育问题确实已成为全社会最关心、讨论最多的热门话题之一。对于这一点，只需稍稍留意一下各种大众媒体，对此“热闹”就可略知一二。至于教育学科本身的问题，相对于二十世纪的发展情况，在本世纪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虽然这一切还远远不够。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中国教育蓬勃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成绩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过去所没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严重阻碍了教育本身的积极、健康发展，损害了教育行业在社会公众视野中的整体形象，因此遭到了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

集体“讨伐”。“教育产业化”问题是其中误解最多，也最为人所诟病的教育顽疾之一。

有关“教育产业化”问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以来，在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有人高唱凯歌鼓掌通过，但也有人不以为然、大加批判。比如，早在1999年，有学者就认为，“笔者认为，‘教育产业化’是一个在理论上似是而非、在实践上十分有害的口号。”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并非个别。近十年之后的今天，周国平还在2008年第3期《读书》上发文指出，“教育公平的缺失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重点学校制度和‘教育产业化’改革”；“在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的背景下，教育本应发挥社会平等制衡器的作用，现在却蜕变成了凝固和扩大阶层差距的工具。”长期以来，教育主管部门对此问题采取的是一种摸棱两可的暧昧态度，令人费解。直到2004年9月，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人民网答问时指出，“教育部历来是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因为教育是一个要体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部门，教育是一种崇高的公益事业??将教育产业化违背了我们的办学宗旨，也违背了我们的办学方针，也直接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可以说，直接违背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根本原则。”通过张保庆的说法，我们才明确知道了教育主管部门对“教育产业化”所持的态度。 对于教育产业，有学者总结说，“过去统一存在于教育机构内部的后勤服务单位和校办科技产业等，绝大多数也应剥离出来走社会化、产业化的道路，这些看来没有什么分歧。”而对此问题争论最为激烈的，还是对于“教育产业化”本身的理解问题，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如果假定教育是产业，那么教育（教育产业）的产出是什么？有学者认为，“高等学校的产品主要是合格的毕业生，他们既有共性的要求，又是活生生的、个性丰富的人。”与此不同的另一种看法是，“教育（教育产业）的产出即教育服务。就学校教育而言，教育服务的生产者是教师，但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却是学校。”对于前一种观点，我们要问的是，“活生生的”、“个性丰富”的人，仅仅是教育产业所批量生产出来的“合格”产品吗？如果这样的人才是可以批量生产的，这种人才还算不算人才？（因为我们知道，真正优秀的创新型人才绝不是那种类似工业流程的“生产线”所能生产出来的）第二种观点也站不住脚，其中的问题就在于，你既然认为教育（教育产业）的产出是教育服务，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教育就仅仅是一种产业服务吗？与其他第三产业相比，教育的特殊性何在？

对于“教育产业化”问题，当然还有另外的理解。有学者在做了一番概念辨析之后指出，“‘高等教育产业化’之‘化’应取其‘发生某些状态的变化’之意，而不是许多论者理解的‘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质变，即高等教育‘化’为了产业。”在这里，他所谈的高等教育的产业化问题，但我们不妨将此观点挪用到整个有关“教育产业化”问题的语境之中，进行一番必要的检讨。对于他的观点，我们认为可以做如下的理解：即“教育产业化”并非是一场“革命”，而更多的是“改良”。我们可以将吴华的观点视为对此命题的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教育产业化’的本质是让市场机制在教育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如此理解的‘教育产业化’（在资源配置层面）是运用教育科学和经济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传统‘教育产业’的运行机制进行现代改造的历史必然。”

而有关“教育产业化”的定义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教育学者杨东平的观点是颇具说服力的。他在《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指出：“所谓‘教育产业化’，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背静下，我国教育系统和各级学校使用市场机制和手段大规模经营创收、扩大教育资源的制度化活动。其基本特点是对教育资源的‘宏观垄断，微观搞活’，它衍生出基础教育阶段的‘转制’学校、高等教育阶段的‘独立学院’等政策。它的确弥补了教育经费不足，扩大了教育资源，但与此同时，出现高收费、乱收费等严重弊端，致使教育行为扭曲，教育腐败丛生，教育的品质、质量和社会声誉也因此受到极大伤害。”他的观点，正是我们进行相关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起点。

二、“教育产业化”批判

学者夏茂林和冯文全在《教育产业化批判》一文中对“教育为何不能产业化”进行了分析，他们提出了三个观点：（一）教育产业忽视了教育的特殊规律；（二）教育产业化不利于教育的均衡发展；（三）教育产业化将“化”掉教育的事业性而毁掉教育事业。这样的观点从理论上讲，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我们认为，对于“教育产业化”这一极具现实性的教育课题，如果仅从理论上来进行探讨和说明，似乎还尚缺乏说服力。我们认为，在探讨“教育产业化”这一课题的过程中，不仅要有价值判断，还应有事实判断，并且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提出更为有力的价值判断，引导教育解决、健康发展。因此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将力图结合各级各类教育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分析“教育产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弊端，以期引起更多学人的关注和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我们先从基础教育阶段谈起。如果说在高等教育领域，“教育产业化”尚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的话，那么在基础教育领域，这样的论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市场的。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这样的论调没有市场，并不能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事实。我们看到，基础教育在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怪现状”，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轰轰烈烈的“择校热”。在这场“择校热”中，不仅有如四川作家罗章伟所写的“磨尖掐尖”现象，各种各样的“乱收费”现象，而且还出现了低龄化趋势，从以前的中学生“择校热”到小学生“择校热”，现在甚至有不少家长自孩子上幼儿园起就加入了浩浩荡荡择校行列，费劲心机苦不堪言。这种大规模的“择校热”所带来的恶果主要有二：一是在此过程之中，拉大了同类同级学校之间的办学差距，结果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使优质教育的受惠面大大缩小。对此问题，杨东平尖锐地指出：“单一价值和培养模式的应试教育、升学竞争导致对重点学校的择校需求，‘择校热’导致学校差距持续拉大，学校差距过大又导致择校竞争和应试教育更为激烈，如此反复震荡。”周国平也认为：“??学校等级化的加剧，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实行‘教育产业化’改革的结果。”与此同时出现的情况是，为数不少的“名校”在这种不健康的竞争中负债累累。杨东平认为，“基础教育大量负债的另一个原因，是‘名校’的投资饥渴和豪华攀比。目前，我国各地重点学校、示范性高中的校园建设和硬件水平不仅普遍超过清华、北大等国内重点大

学，而且超过发达国家公立学校的水平，不但有违基本国情和教育规律，而且极大地增加了教育投入和学生家长负担，没有任何合理性可言。少数豪华、奢侈的学校与大量薄弱、贫困的学校并存，成为基础教育畸形化的一道荒唐、乖张的风景！”二是在此过程之中，部分“名校”以各种名义收取各种费用，给学生家长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在此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始终扮演着一个十分暧昧的角色。通过分析，杨东平先生认为，“一个实际原因是，择校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使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重点中学校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形成了强有力的利益机制。它比教育规律、教育宗旨等更有效地影响了政府行为。”他进一步指出，“一些地方政府和学校不择手段地以教育营利的腐败现象，背后有深刻的制度原因。除了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参与制度外，主要是因为行政部门与学校形成了一种由巨大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可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和增加学校、教育系统的收入，因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此过程之中，还出现了诸如“名校办民校”等十分夸张的闹剧，而且这样的闹剧，直到今天还在不断上演着。

而在高等教育领域，“教育产业化”的恶果更是十分显著。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就是高收费的问题，“高收费的直接后果，是高等学校出现了一个庞大的贫困生阶层，并影响着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升学意愿。”但这仅仅只是表面现象，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对教育公平的严重侵犯，如果不加遏止任其发展，最终的结局只能是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给社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杨东平认为，“我国高校收费之所以成为问题，关键并不是该不该收费，而是：①收费标准明显高于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②收费标准制定缺乏基本的程序公正；③救助贫困学生的制度保障严重缺乏和滞后。”我们只有正视这些问题，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最终促进教育的健康、和谐发展。“教育产业化”中，还有一个现象十分突出，即“独立学院”的问题。对此问题，杨东平认为，“其主要后果，一是堵塞了民办教育的发展，扭曲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取消了通过公平的教育竞争提供的教育服务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二是强烈的营利性异化和损害了公办高校的教育质量、社会声誉和教育品质。”

三、对策及建议

在“教育产业化”持续进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貌似正确的论调。比如，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应该优先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并认为这符合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对此现象，杨东平指出，“??此说的大谬之处就是将教育消费混同于普通的商品消费，完全失去了对教育公平的维护。”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教育本身所具有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等特征，决定了教育消费（尤其是公立教育）不可能与普通的商品消费划等号，也不能为追求一时的利益而忽视长远发展。有学者提出，“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层次的提高必须以保证和提高教育质量为前提，不能为追求教育的短期物质利益而牺牲教育给社会带来的长远利益，更不能为达到教育产业化的目的而忽视教育的本质。”龚放认为，“教育不是宗教神学的奴婢，不是政治的附庸，它也不该是经

济的‘雇工’”。从现阶段的情况而言，教育也应担负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来，通过全社会成员公平地接受优质教育来促进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使整个社会更加和谐。有学者提出，“教育的规律和‘文革’的教训告诉我们，对社会来说‘择优录取’能使有限的教育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不仅在目前这是比较可行的办法，从长远来说也能使社会取得较大的回报和效益，‘择优录取’也比较有利于鼓励青年刻苦学习，努力上进，养成依靠本身素质参与公平竞争的好风气。”

通过对于“教育产业化”的深入反思之后，有学者提出“我国教育的发展取向”应该是：（一）坚持教育公平，凸显教育的公益性；（二）明确政府的职能定位，改革宏观资源的配置；（三）整治教育乱收费，完善助学补助制度；（四）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促进“产学研”有机结合。从原则上讲，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而我们认为，面对当代中国教育现状，应该针对不同层次的教育提出具体的对策及建议，或许更为实在和有力。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将力图简明扼要地指出当前各种教育类型中存在的问题，并尽可能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 在基础教育领域，我们认为应坚决反对其产业化。对于目前已经存在的“名校办民校”现象，应当及时叫停。这也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举措；制定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坚决制止各种乱收费现象；取消重点中学制度，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使更多的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能够享受到优质教育。从而促进全社会成员的全面、健康发展，最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使全社会成员更加健康、快乐、幸福地生活；支持发展部分民办学校，为那些有特殊教育需求的群体提供相关服务。

近几年，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即高额学费的收取。对此问题，几年前就有学者提出，“为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我赞成对原有的规定作一些变动，适当增加学费在培养成本中的比例，不同类型学校及不同专业之间学费标准也可作一些调整。”也就是说，高等教育要收费，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向谁收？收多少？怎样收？相关政策是否跟上？我们认为，高等教育的收费标准不应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已为全世界最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高等教育的收费应适当下调；在“独立学院”的问题上，通过一定的改革手段，使其发展成为民办教育的一部分，作为公办教育的一个重要补充；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国家对于民办教育的支持力度还不够，应该进一步给予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和指导；最重要的一点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减少对于高等教育的行政干预，进一步加大高等院校的办学自主权，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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