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变动2010-2011学年第一学期

教 案 封 面

教研室： 教学管理部 课程名称：《中国古代史》 课程负责人： 任课教师：于宝航

教学年度： 2010 —— 2011学年第1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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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12日 2010

教 案 正 文

课次 授课章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演示法2学时 第三讲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变动 难点：宗法分封向专制官僚的转变 学时安排 2学时 重点：废井田；争霸向兼并的转变；贵族社会向民间社会的转变；世袭向流动的转变。 3 教学难点、重点及学时分配 教学方法： 演示法 讨论题：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 思考题：春秋战国时代变迁的主要表现？ 授课方式：理论 教学方法：演示法等 教学后记 备注 Page ２ of 75

教 案 正 文

第三讲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变动

第一节 叙说

自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共550年，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亦即东周时期。“春秋”的名称取自于当时鲁国的史书《春秋》。由于这部书记载了公元前8世纪至前5世纪的历史。因此，后人把这段历史称为春秋时期。继之而起的是战国时代。“战国”一词在当时指的是战争中的强国，至西汉时《战国策》一书编定，“战国”便成为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的时代专用名词。

鲁史《春秋》的记载起自公元前722年，但为了便于记忆，史学界一般把春秋时代的上限，定在周平王迁都到洛邑（今河南洛阳）那一年，即公元前770年，使之与东周时期的始点取齐。又由于人们通常把战国的上限定在《史记·六国年表》的起始年分，即公元前476年，因而春秋时代的下限，也就从鲁史《春秋》记载的终结年份，即公元前481年，延长到前477年。同样，东周应到周赧王卒，即公元前256年终结，一般也延长到秦的统一即公元前221年，以便与战国的下限一致。于是，春秋时期即指从公元前770至前477年的近300年，战国时期则指从公元前476年至前221年间约250年，而春秋、战国两个时期相加就正与东周时代的550年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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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5个半世纪的春秋、战国，从统一走向分裂，由兼并再度统一，是当时历史发展的总趋势。300年的春秋时期，即一部由统一而分裂的历史。若以公元前546年，列国召开“弭兵盟会”为界，可把春秋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220余年的历史，是以统一王权日益衰微，诸侯分裂争霸为主要特征的。在这一阶段初期，从周平王东迁至齐桓公称霸的90年间，可说是强国争霸的准备时期，这是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向“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过渡的90年。从齐桓公召集北杏会盟（前681年）而称霸主，直至诸侯订立弭兵盟约（前546年）的130余年间，中原各国相互征伐，霸主迭出。先是齐桓公首霸中原，后有晋楚之间80多年断断续续的争霸战争。从列国“弭兵盟会”开始，春秋时期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的70年间，中原各国诸侯权力逐渐衰弱，各国卿大夫权力日趋强大，政权继续下移。出现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进而向“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同时，在长江下游兴起的吴、越两国，迅速壮大并先后北上与中原各国争霸。

再说战国约250年的历史，观其发展进程，呈现出分裂继续加剧，转而又进入兼并统一的历史趋势。战国时期，依各国强弱胜负的发展变化，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战国初至魏齐徐州相王（前334年），是中原崛起的140年，中原魏国经变法图强，雄居霸主之位约百年是这段历史的主要内容。第二阶段，从徐州相王至秦赵长平之战（前260年）的70余年，是东西对峙时期，其主要内容在于齐、秦称霸东西，以及由此产生的合纵连横局面。第三阶段，长平之战以后至秦灭六国（前221）的40年，这是秦向东方大发展的时期，迎来中国的再度统一，又一次出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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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战国统一分裂一再统一的总趋势推动之下，社会变革异常激烈是这550年历史的明显时代特征。而这场伟大变革的时代转折点又在于春秋战国之际，站在这个转折点上，看春秋是经济萧条、政治颓败的冷清社会，看战国则是经济飞跃、政治革新的一派繁荣景象。强烈的时代反差，来自于社会各个领域的剧烈变革。

经济领域中，春秋末年，特别是战国初期铁农具的使用、牛耕的推广，使得生产力迅速提高，在原来公有的“井田”之外，大片荒地得以垦种，出现了“私田”。公有土地制度的“井田”制逐渐瓦解，代之以“私田”为标志的土地私有制。西周以来“工商食官”局面破坏，出现了独立经营的手工业者和商人。战国各地商品交换经济繁荣，各种铸币开始使用，最早一批人口集中的工商业城市已经出现，西周、春秋那种小国寡民现象在战国后期的中原地区已不复存在。

政治领域中，西周、春秋时期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分封制度越来越失去其社会支配作用，代之而起的是以国王为中心的郡县制。以贤能为标准，按军功爵定等级的官僚制度也逐渐替代了以往的世卿世禄制度。西周以来由宗法贵族世代占有封土、世袭爵禄、掌握军政大权的格局，在战国变法运动中已基本摧毁。

意识形态领域中，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夏、商、周三代天、命、鬼、神的原始宗教迷信观念受到冲击；在适应宗法制需要的孝、悌观念之外，又产生了适应官僚制度的忠君观念；天命观念的动摇，必然引起思想界对人性理论的广泛探讨。学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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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局面终于被打破，开创了私人讲学之风，学者竞相树立学说，形成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所谓“十家九流”的学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新气象。

当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时期，世界其它文明地区的情况也在发生着变化。在西亚兴起了亚述帝国，它的崛起竟将一些最古老的文明中心，尤如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两河流域，都纳入了一个政权的统治之下。亚述帝国的强盛已预示着以埃及和两河流域为轴心的古老文明地区的行将衰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希腊城邦国家逐渐形成。鲁国颁布“初税亩”令的公元前594年，正是雅典梭伦开始城邦改革的同一年。这一时期，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也产生了许多以城市为中心的小王国和部落共和国。至公元前7世纪末叶，伊朗高原的米底和巴比伦人联合灭亡亚述，使得埃及和新巴比伦一度出现回光返照式的繁荣。公元前6世纪，又有波斯代米底而起，统一了伊朗高原，征服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两河流域、咸海南岸的中亚地区和埃及，还占领了印度河流域的西部地区。波斯帝国的出现，将西起希腊东至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广大文明地区沟通，对东西文明的联系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作为世界最古老文明中心的埃及和两河流域，从此基本上失去了政治的独立性。

大约在我国的战国时期，在广大中近东地区反复进行着东西方势力的较量。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曾几番入侵希腊，均告失败。公元前4世纪晚期，马其顿亚历山大东侵，征服波斯帝国，甚至侵入印度河流域。至公元前3世纪初，帝国分裂为马其顿、埃及、塞琉古等王国。广大中近东地区陷于马其顿希腊人统治之下。公元前3世纪中期，帕提亚（安息）、巴克特里亚（大夏）脱离塞琉古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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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独立。公元前6世纪末在意大利开始出现的罗马共和国，于公元前3世纪统一了意大利并战胜了劲敌迦太基。在南亚次大陆，经过两个世纪的兼并战争，到公元前3世纪时出现了强大的孔雀帝国，然而统一未能持久，到公元前2世纪再度分裂。次大陆西北受到大夏人、安息人、塞人的入侵。

正当中国文化经历着战国百家争鸣的辉煌时代，世界其它地区的古代文化也放射着异彩。南亚次大陆在公元前6至前4世纪的学术争鸣，特点在于宗教色彩浓重，其时产生的佛教、耆那教对后世影响深远。公元前5至前4世纪希腊灿烂的古典文化奠定了后世欧洲文化的传统。

春秋、战国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空前的繁荣时代。著名的中西丝路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春秋时期，关中秦国强大起来，秦穆公征服了西戎8国，向西北开拓疆土，发展贸易关系，这种贸易是以缯帛、金属器换取游牧部落的牲畜、皮毛和玉石。至战国时期，西戎8国先后被秦吞并，秦和河西走廓的交通得以畅通。中西丝路得以开启。西戎以西，世代居住敦煌的游牧部落原是塞人，春秋时期月氏民族开始强大，向西驱赶塞人。塞人沿天山西迁，散居于天山以北的辽阔草原。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周围是一些农牧居民，他们之中大部分使用东伊朗语。天山以东居住的月氏，也操东伊朗语，和中亚细亚北部操北伊朗语的塞人同出一系。天山以西至咸海和巴尔喀什湖到帕米尔高原一带则广泛分布着斯基泰人，他们在人种和语言上与天山以北的塞人十分相近。公元前8世纪一部分世居中亚北部的塞人，迁到黑海西北，他们在公元前6世纪时和希腊人在黑海的殖民城邦建立了频繁的贸易往来。于是由天山北麓通向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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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亚和南俄罗斯的道路，在这些操北伊朗语的牧民媒介作用下，显得格外通畅。在古代，这里是极其辽阔，没有国界的草原谷地。塞人部落以其游牧方式，在中国和遥远的希腊城邦之间充当了最早的丝绸商人，他们的往来足迹在亚欧草原上踏出了最早的丝绸之路。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并且是公元六世纪以前唯一饲养家蚕和织造丝帛的国家。早在商代，养蚕缫丝已成为重要的手工业。至春秋、战国，丝织业更有着长足发展，制造出多种多样的锦绣、锦衣。这些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精美衣料吸引了西北的游牧民族，成为重要的交换品，并通过他们流向欧亚草原各地。这其中，斯基泰人在公元前6至前3世纪充当了中国与西方丝绸贸易的最大中介商。

丝路的开通，带来了中国与中亚、西亚以及欧洲技术、艺术的频繁交流。例如，国外考古学家曾从阿尔泰地区的一些古墓中，出土了相当于春秋、战国之际的一批中国丝织物。在同一地区公元前4至前3世纪的墓葬中还发现了秦式镜和中国式的四轮马车。另外，丝路西端的希腊，由于在雕刻和陶器彩绘人像中发现所穿衣服细薄透明。因而有人推测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经成为希腊上层社会喜爱的服装。中西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丝路开通也为中国引进了西方文明的成果。马具是中国从中亚草原民族引入并加以改造的，春秋时，秦晋两大国为对付北方游牧民族，便已在车战的传统方式之外使用单骑作战了。至战国赵武灵王时，更是公开允许服胡装，以便推广骑射。伊朗式铁铠和铠环正在代替笨重的犀兕皮甲。至于兵器，则中国和欧亚草原民族互有影响，在某些方面如青铜剑、矛、刀、钺，有从中国向北方和西方扩散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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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西交往的增多，西方人的古代文献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有关东方文明古国中国的名称，如“支尼”、“支那”、“赛里斯”等等。学者认为这些名称都与丝有关系。①大约公元前5世纪，在对费尔瓦丁神的颂辞中称中国为支尼（ 称呼有

īn，'inistān，

īnastān，都和粟特语中的

ini，Sāini）。古波斯文对中国的

yn相近。这个名称可能是由东伊朗语传去的。和波斯人一样，印度人最早也称

中国为“支那”（Cīna）。形成于公元前4至前2世纪间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都提到这个远在北方的支那。在印度人那里，“支那”一名是和丝绢的运输分不开的。这个事实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波斯人最早知道的“支尼”，也是和丝绢的输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支那”或“支尼”并非起源于“秦”国，不论波斯文或梵文中的中国名称都不是春秋、战国称霸西戎的“秦”国的对音，它应该是丝织精品“绮”的对音。商周以来的丝织品，以文绮最为精致，至春秋、战国时期则更加精益求精。绮，“文缯也”，纹理不顺经纬，织法独特，花式繁富。输出域外的丝织品主要也是这种绮，所以西亚和印度最初知道的就是产绮之国的绮国，而非秦国。古希腊和波斯、印度不同，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这个字的对音或说是“丝”，或说是“蚕”，或说是“绮”，总之都与丝有关。

春秋、战国时代留下来大量的文献，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依据。经过两千年后，这些文献现在已不能全部见到，不过较之西周，有关典籍还是丰富得多了。研究春秋时期，《左传》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左传》传为鲁国人左丘明所作，记述当时历史事件，是春秋时代史料的宝贵文献。杨伯峻先生所著《春秋左传注》，①博洽而简明，最便阅读。另外，《国语》一书的绝大部分内容也是春秋史料。注本以薛安勤、王连生《国语译注》较佳。关于战国时期，就没有像《左传》、《国语》那样较系统的史书。虽有《战国策》一书，但是此书主要记述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内容凌乱，也有当时的一些史事。司马迁曾用其资料写入《史记》，只称《短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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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按12国分别整理得33篇，始定名为《战国策》。愿意详细了解战国史料的学生，可参看杨宽先生所著《战国史》的有关论述。学习春秋、战国的历史，还必须重视考古研究成果。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演变

一 周的东迁

周的东迁是当时政治上的巨大变动。自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至齐桓公称霸的90年间，春秋初年的社会政治在周都东迁之后，进入了列强争霸的准备时期。王室式微与霸局奠基，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1 平王东迁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申侯、鲁侯及许文公在申（今河南南阳市北）地拥立原太子宜臼为王，就是周平王。与此同时，虢公翰为了抵制平王而拥立王子余臣于携，称作携王。但由于携王不当立而立，所以未得到诸侯的支持；周平王则取得了郑、卫、秦、晋等国的支持。平王虽立，但无力驱逐犬戎，在东方诸侯的支持下，他决定放弃易受犬戎侵扰的首都镐京，并于公元前770年把周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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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东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西），史称“平王东迁”。周东迁以后，平王把岐西之地赠与秦伯，河西地赠与晋文侯。平王东迁，“晋郑是依”，①周天子依附于诸侯，王室衰微的大局已定。

2 王室式微

东迁之后的周王室，地位骤跌，所辖地区不断缩小。关中故地大片丧失，先为犬戎所占，后为秦人所有。王畿面积比过去大大缩小，它以洛邑为中心，东不过荥阳，西仅至潼关，南不越汝水，北仅抵沁水南岸，方圆不过600余里。王室辖区的缩小必然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加之许多诸侯已拒不向天子纳贡，王室财政极为困难。公元前720年，周平王死，因为随葬品不足，新继位的周桓王只得派人去向鲁国乞求，史称“求赙”。西周以来“天子不私求财”②的传统从此打破。

周室东迁以后，以前天子巡狩的事也不进行了。西周时天子每隔几年则要到各地巡视，祭祀名山大川，考察诸侯政绩，称为“巡狩”。郑国原来有参与周天子祭泰山的义务，故在泰山脚下有一块田，田亩收入专用于祭祀，叫做“祊田”。鲁国在许国（今河南许昌）也有一块田，是赐给周公在王室作官的采地，称为“许田”。天子无力巡狩，郑的“祊田”无用，便与鲁国的“许田”交换。这次换田标志着天子巡狩礼的崩溃。王室衰弱之后，过去诸侯必须朝会天子的礼仪也已名存实亡。相反，天子却要向诸侯进行聘问。周桓王在位20多年，曾五聘于鲁国。过去诸侯死了，继位者必须先赴王都朝见天子，请求赐爵，称为“受命”。东迁后诸侯治丧完毕新君即位就不再朝见天子，改由天子派人去向诸侯送册命，称为“锡（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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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室无力号令诸侯，于是诸侯开始要求与天子平起平坐，竟然发生了“周郑交质”的事件。公元前720年（周平王五十年），郑庄公正充任周王室卿士，平王因见郑庄公权力甚大，就想让虢公与庄公分为左右卿士共掌一职。不想事情还在策划之中已被郑庄公得知，郑庄公就去责问平王。平王见问，害怕起来，不仅矢口否认此事，而且提出与庄公相互交换儿子作为人质，以保证不会削弱他的权力。这次“君臣交质”就把君臣关系降为国家平列关系了。此后郑国与周室关系越发紧张，以致发展为兵戎相见。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率领王师与郑军交战时，竟被郑将射伤。王师败退，周天子更加威风扫地。

周天子权威的衰弱，使一些强大诸侯国想要取代天子地位。但依当时条件，公然夺取天子位，必然激起各国反对，于是他们打出“尊王”的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莫敢不听”。从此，周天子成为大国争霸所利用的工具。

3 霸局奠基

春秋列国是西周诸侯国的延续，同时也是春秋霸局奠定的基础。西周封国约有七十几个，经相互兼并，至春秋势力较强的国家只有14个，它们是：郑、卫、秦、晋、虢、楚、燕、齐、鲁、宋、陈、蔡、吴、越。

平王东迁主要依靠了郑、卫、秦、晋4国，这4个国家从东西北三面环绕着东周王室，春秋初年它们与王室的关系最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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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都城在郑（今河南新郑），居今河南中部靠北，与以洛邑为中心的周王畿的东南部相接；北靠卫、南连陈蔡，东与宋相接。西周时它是诸侯中受封较晚的，始封君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宣王的弟弟王子友，即郑桓公。周王室西边的秦国，是在周平王元年，因为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而被封为诸侯的。秦居岐西之地，国都在雍（今宝鸡附近），东与晋交界，处诸戎包围之中。周室的东北是卫国，国都在朝歌（今河南淇县），居今河南黄河北岸，东与鲁相连，西邻晋。卫国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之后。在周王室北面的晋国，它是周公灭唐国后建立的一个侯国，始封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叔虞的儿子燮父改国恭为晋，有说法认为他把都城迁至今太原附近的晋水旁而得名。居今山西南部的汾、浍二水之间，西与秦交界，东连卫。

周、晋、秦三国交界的地区，即今河南三门峡一带，是周文王同母弟所建立的虢国。它是东周王室西边的屏障，后被晋所灭。春秋初年周室的南边是颇不驯服的楚国。楚发祥于丹阳（今河南浙川丹江以北），后沿汉水南下，都于郢（今湖北江陵），又都鄀（上鄀）。活动在汉水和长江中游之间，处于百蛮的包围之中。

在今天中国的东半部，从北到南分布有燕、齐、鲁、宋、陈、蔡、吴、越等国。燕的国都在蓟（今北京地区），是召公初封的地方。居今河北北部，东边是孤竹国，东北边是肃慎，东南与齐国接界。齐国是姜太公之后，建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居今山东半岛。齐的东边是纪国（在今寿光县），再往东是莱夷，北接燕国，东北临渤海，西与鲁相连。鲁国在今山东西南部，泰山山脉是它与齐国的天然分界。国都曲阜是周公旦受封时就建都的地方。鲁东北与齐相邻，西与卫相接，西南与宋交界。鲁宋之间有曹国，都陶丘（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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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定陶）。宋国是商朝的后裔。周初分封舜的后代为陈国，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县）；分封夏代之后为杞国，初都雍丘（今河南杞县），后都淳于（今山东安丘）。这就是后来所谓的“三恪”，以示对先代王朝的敬意。“三恪”之中以宋国为最大，都商丘，居今豫鲁皖三省交界地区，在郑的东面，北与鲁相连。蔡国，国都在上蔡（今河南上蔡）。武王灭商后将弟弟叔度封于此，成王时蔡叔度因参加武庚叛乱被流放。后来成王又封蔡叔子胡于蔡。蔡居今河南东南部，位于陈的西南，与楚相邻。

在东南有吴越两国。吴国的都城在吴（今江苏苏州附近），居于楚之东，辖今江苏苏南之地。吴是周太王的长子，周文王的伯父吴太伯之后。越国据有今浙江北部，旧说始封君是夏少康之子无余，建都会稽（今浙江绍兴）。

二 大国争霸

古人曰：“春秋无义战”，指的是春秋列强之间长期进行的那种旨在掠夺土地、人口、财物的争霸战争。争霸，就是强国以武力去争夺成为诸侯盟主的霸权。春秋各国在争霸角逐中曾出现过所谓的“春秋五霸”，有认为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

①也有认为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②无论如何，春秋大国争霸的时代特征在于：初期有齐桓公在黄河流域的首先称霸30余年；随后是晋、楚之间80多年的争霸中原，晋文公和楚庄王都曾有过一度辉煌霸业；在晋、楚争霸的时候，他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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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宋国的襄公曾争霸而不成，西方秦国则在秦穆公时因东进未果转而称霸西戎。前579年和前546年列国的两次弭兵盟会既遏映了中原各国的厌战要求，又是大国争霸的时代转折。从此，春秋进入晚期，长江下游崛起的吴、越，曾先后向黄河流域争夺霸权。

1 齐桓首霸

齐国位于今山东半岛，靠山临海有渔盐之利，进可攻退可守，居战略要地。齐襄公在位时，灭纪伐卫，征服鲁国，曾一度强盛。但终因他为政昏乱，于前686年被齐大夫所杀。早在襄公即位之初，他的两个弟弟就逃往国外避难，公子小白逃到莒国，公子纠逃至鲁。襄公既死，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策划下，抢先返齐，路遇公子纠的师傅管仲放箭刺杀，幸因箭中带钩方免于难，最终夺得君位，即齐桓公。经鲍叔牙推荐，齐桓公不记一箭之仇，起用政敌管仲为相开始了争霸大业，史称齐桓称霸，“管仲之谋也”。① 齐桓公是一面由管仲推行改革，整顿内政，一面对外实施武力扩张的。最初争霸的过程很是艰难。前684年，齐出师不利，在伐鲁的长勺之战中，被鲁庄公用曹刿“彼竭我盈”战术击溃。前681年，齐约8个诸侯国会盟于北杏（今山东东阿县北），意欲成为盟主。结果，8国中鲁、卫、曹、郑拒不出席，在到会的宋、陈、蔡、邾中，宋国君又中途退席。北杏会盟没有成功。一再的挫折并未使齐桓公丧失称霸信心。很快，齐便借口鲁不出席会盟，再度伐鲁，并迫使鲁与齐结盟。前680年，齐又以宋“背北杏之会”为由，联合陈、曹伐宋，并请周王室派军相助，桓公以天子之命伐宋，宋被迫求和。终于在前679年，齐、鲁、宋、卫、陈、郑在卫国的鄄（今山东鄄城北）会盟，齐桓公主盟为诸侯长，这是他称霸的开始，史称“齐始霸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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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称霸后，用管仲建议，打出“尊王攘夷”旗号，目的是利用周室的正统地位，团结诸侯，以对抗经常威胁中原的楚和戎狄。前664年，北戎侵燕，齐桓公就率军北伐，保卫燕国。前662年，狄人攻邢（今河北邢台），于是桓公救邢，并将邢人迁居夷仪（今山东聊城）。前660年，狄人犯卫，齐桓救卫，安置卫余民于楚丘（今河南滑县）。史称“邢迁如归，卫国忘亡。”③以上诸举使齐桓公在诸侯中赢得了很高的威信。

正当齐桓称霸中原之际。南方楚国迅速壮大，开始北上中原争霸，不仅兼并了许多小国，而且连年对郑。为了阻挡楚国北上锋芒，前656年齐桓公率齐、鲁、宋、郑、陈、卫、许、曹等国联军侵蔡伐楚，直抵楚边境陉地（今河南郾城南）。楚成王只得求和，两方订立“召陵之盟”，楚在实际上承认了齐的中原霸主地位。前651年，齐在葵丘（今河南兰考县东）召集鲁、宋、卫、郑、许、曹等国会盟，商订了有关各国共同遵守的条约。在这次盛会上，周襄公还派特使送来祭肉，正式确立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前643年，齐桓公死，国内发生君位争夺。不久，霸权移至晋国。

2 晋、楚称霸

晋国本是汾水下游一个小国，至春秋前期晋献公兼并周围小国和戎狄，才逐渐强大。献公晚年，因废嫡立庶，迫使公子重耳在国外流浪了19年。献公死后，60多岁的重耳才于前636年返晋，继位为晋文公。文公是当时各国君主中最熟悉社会情况的，跟随他流亡的狐偃、赵衰等大臣也都很有能力。晋文公即位的当年，周王室内乱，王子带赶走了周襄王。晋文公抓住这一时机约会诸侯，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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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迎周襄王复位，博得了“尊王”的名誉，提高了自身威望。前632年，楚因宋国附晋，率陈、蔡、郑、许之兵伐宋。晋则率宋、齐、秦之兵进攻楚的盟国曹、卫，诱楚北上。双方大战于城濮（今山东鄄城临濮集），楚方溃不成军。城濮大捷使楚国向北发展的兵力第一次受到沉重打击。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荥泽）会盟诸侯，周襄王正式册封他为侯伯。至此，晋文公“取威定霸”，成为中原霸主。以后80年间，晋楚间的斗争成为大国争霸的主要内容。

晋文公死后，灵公继位，霸权受到来自南楚和西秦的威胁。晋人虽阻止了秦的东进，却没能挡住楚庄王称霸中原。据说楚庄王自前613年即位起，作乐3年，不理政事，待完全了解国务之后，他“一鸣惊人”。首先平定国内贵族叛乱，征服周边百濮各部；继而任用平民出身的孙叔敖为令尹，举贤荐能，整饬内政，兴修水利，加强国力。然后开始其争霸中原的大业。前606年，楚庄王进攻洛邑附近的陆浑之戎时，在东周京畿阅兵示威，并派人向周王询问九鼎的轻重。鼎是王权的象征，楚庄王此举意在表示他有吞周企图。楚要称霸中原，郑国首当其冲，前598年，楚围郑3个多月，郑被迫投降。郑亡对晋是很大威胁，晋派兵救郑，但于前597年在邲（今河南郑州北）之战被楚打得大败。两年后，楚又围宋达9个月之久，宋只得屈服。楚征服了郑、宋之后，鲁、陈等中原小国也先后依附了楚国，楚庄王遂成为中原霸主。庄王死后，共王继位，楚又伐鲁、卫，一度将楚的霸业推向顶峰。

春秋中期以后，晋、楚之间势均力敌，疲于攻战，进入二强相持阶段。此时中原小国也因饱受大国争霸战争之苦，而普遍厌战。于是出现了以宋国发起的两次“弭兵”（和平）会盟。第一次是前579年由宋大夫华元提倡的，晋楚在宋订立盟约，双方保证不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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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3年后，随着晋楚鄢陵之战的爆发，盟约废止。第二次是前546年由宋大夫向戍倡议的，会盟仍在宋召开，除晋、楚两大国外，另有14国代表到会，会上确立了晋楚共为霸主的地位，规定小国要对晋楚同样纳贡，齐、秦大国分别与晋、楚联盟。至此，晋、楚平分了霸权，黄河流域的争霸战争基本上告一段落。

3 宋襄、秦穆

早在晋楚争霸初期，还曾有过宋襄公、秦穆公欲染指中原霸权未遂的情况。前650年，宋襄公即位，在位14年他空有雄心，刚愎自用且昏庸无能。齐桓公死后，诸子争位，是宋襄公护送齐孝公继齐国君位的。宋襄公自以为定齐乱有功，企图继齐而称霸，但他又自知诸侯不服，于是欲借齐、楚之力压服中原各国。前639年他约齐、楚盟会于鹿上（今山东巨野），宋提出召集诸侯大会的倡议。于是这年秋楚、陈、蔡、郑、许、曹邀宋襄公大会于盂（今河南睢县）。结果，楚竟在会上将他抓获，随后伐宋。宋襄公本想当霸主，反作阶下囚。后来宋襄公虽被放还，却未汲取教训。前638年，在泓水（今河南柘城北）之滨与楚军交战中，他不但不听正确意见，反而大讲“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的蠢话。致使宋军惨败，他本人负伤，不久身亡，其称霸幻梦破灭。

晋楚争霸之时，秦在西方崛起，虎视中原。秦穆公在位的39年是秦史的重要阶段，他任用百里奚、蹇叔等名臣治国，成一时“富国强兵”之势。晋文公死后，秦穆公企图向东发展，争霸中原。前627年（秦穆公33年），秦、晋大战于崤山（河南西部），秦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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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没。秦东进受挫后改变战略，转而西向，进攻戎地，“灭国十二，开地千里”。①周襄王为此还曾派特使祝贺，秦在西方取得“霸西戎”的地位。

4 吴、越争霸

弭兵会盟之后，春秋的历史进入晚期。这一时期东南吴、越之间的争斗构成了春秋争霸的尾声。吴国地处今江苏南部，越国地处今浙江北部，两国在中原各国影响下得以迅速发展。在晋楚争霸时，晋为利用吴来牵制楚，曾于前584年派巫臣向吴人传授先进的射法、御法和战车阵法。吴王阖闾于前515年即位后，重用伍子胥、孙武整顿、治理国家，并于前506年大举攻楚，五战五胜，攻占楚国郢都。吴见楚势已衰，转而与越争雄。前496年，吴、越战于槜李（今浙江嘉兴南），越王勾践战败吴军。阖闾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继位后于前494年打败勾践。夫差以为已解后顾之忧，便挥师北上，争霸中原。当夫差在黄池（今河南封丘）会诸侯，与晋争霸时，不料勾践卧薪尝胆，在大夫种和范蠡辅佐下，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壮大力量，乘机攻入吴都姑苏（今苏州），并于前473年灭吴。此后越王勾践亦北上会诸侯于徐州，一时号称霸主。但是吴越的称霸已是强弩之勉，远不及晋、楚争霸影响之大。

春秋大国争霸战争旷日持久，中小国以及广大人民深受其苦。但也正是争霸战争沉重打击了西周以来的贵族统治体系，小国的被兼并换来了区域性的统一；竞争促使各国开始内政改革，重用出身庶民的贤能；时代也造就了齐桓、晋文、楚庄、秦穆、夫差、勾践等一大批富于开拓进取精神的领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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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七国争雄

古人用“战国”一词概括春秋之后的250年的历史，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争霸战争不仅次数有增无减，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春秋时代北方各国跟楚的对抗，转化为七个大国相互对抗的形势，他们是：秦、楚、齐、魏、赵、韩、燕，即所谓“战国七雄”。其中齐是卿大夫田氏以相位夺君权而有国的，史称“田氏代齐”；魏、赵、韩三国本是魏氏、赵氏、韩氏三卿大夫瓜分晋国而形成的，所以又称“三晋”。事实上“战国七雄”除燕国外，都曾是春秋的霸主，且多数是卿大夫僭越原来的诸侯而起的新兴政权，他们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相互间进行着以兼并为目的的争霸，直至秦灭六国，统一中国。七国的方位是：齐在东，秦在西，楚在南，赵在北，燕在东北，魏、韩夹在中间。七国间关系是：韩、魏、赵、楚与秦接壤，受秦威胁最大；而燕、齐距秦最远且不为毗邻。七国争雄过程阶段特征在于：经战国初几十年酝酿之后，先是出现了百年之久的魏霸中原局面；而后经过齐、秦与魏的争雄，迎来齐、秦对峙的70余年；长平之战以后的战国最后40年，是秦向东方大发展并最终兼并六国，统一全国的时代。

1 魏霸中原

战国初年，魏用李悝变法，迅速成为中原霸主，继承了晋的霸业。由于魏地处各大国中间，魏文侯和魏武侯两代君主为能既扩充地盘，又不致于四面树敌，因而采取了联合赵、韩，一面出击的战略。魏首先西向与秦多次交战，于前409年攻占秦河西地，阻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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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是七雄之外一个中等国家，地处中原，与齐、楚、魏等大国接壤，历来是大国争夺的对象。前286年宋国内乱，齐趁机灭宋，引起三晋及楚国的不安，秦国便乘机组织合纵攻齐。秦王先后与楚、赵、魏、韩等国国君相会，并于前285年派秦将蒙骜率兵借道韩、魏去攻占了齐的9座城池。而“诸侯害齐湣王之骄暴，皆争合纵与燕伐齐。”①合纵攻齐的局面形成。

当年齐国曾乘燕内乱征伐过燕国，两国就此结怨。燕昭王即位后，励精图治28年，国富兵强。前284年燕国上将军乐毅率燕、秦、赵、魏、韩五国兵合纵攻齐，在济西大败齐军。随后乐毅果决进兵，攻克齐都城临淄后，分兵五路，迅速平定、攻占了绝大部分齐地。齐国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城未被攻下，齐湣王逃至莒，不久被人杀死。

前277年，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疑忌乐毅，以骑劫代乐毅为将，乐毅被迫逃往赵国。燕军易帅，士卒涣散，到处抢劫，齐人纷纷反抗。齐将田单在人民的配合下，用火牛阵破燕军于即墨，燕军溃退，齐军收复了全部失地。但齐国被燕军蹂躏5年之久，损失极大，从此一蹶不振，齐秦对峙的局面也最终被打破了。同时，在长期伐齐战争中，燕国国力亦消耗过甚。齐、燕的厮杀大大削弱了东方的抗秦力量，使秦得以抽出力量对付楚国，前278年秦将白起率兵攻克楚都郢，楚被迫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楚国进一步衰落下去。此后，合纵连横就逐渐演变为：六国并力抗强秦为合纵，六国分别投降秦国为连横了。

4 远交近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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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266年秦昭王用范睢为相，采纳了范睢的“远交近攻”之策，即远交齐、楚，近攻三晋。范睢认为，如此“得寸即王之寸，筹尺即王之尺”。这样既能破坏东方各国的合纵，又能巩固所攻占的土地。远交近攻之策对秦最终统一六国具有深远意义。当时，秦作为主攻对象的三晋之中，其实惟有赵尚具单独抗秦之力，前269年秦曾在阏与之战中就曾被赵将赵奢击败过。所以秦、赵之间的冲突无可避免，这才有著名的长平之战。

前262年秦攻占韩的野王（今河南沁阳），使韩的上党郡和韩的本土隔绝。韩欲献出上党向秦求和。但因上党郡守降赵献郡，而爆发了秦和赵争夺上党郡的长平之战。前260年，赵派大将廉颇援韩，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秦派白起、王龁猛攻长平，廉颇森严壁垒，尽管秦军多次挑战，仍坚守不应，以逸待劳。双方坚持了3年，不分胜负。秦施反间计扬言：“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还说廉颇善守不善攻。赵王中计，于前260年以赵括取代廉颇。但赵括是个“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的空谈家，他为将后立即全线出击。奏军佯败，待赵军追至营垒前，分兵切断赵军后路，粮草断绝，将赵军分割包围长达46天。赵括突围不成，战死，40万赵军尽被坑杀，赵括也被后人讥为“纸上谈兵”的将军。

前259年秦乘胜包围赵都邯郸，两年而未攻下，赵向魏国求援，魏派将军晋鄙率10万大军进驻邺（今河北临漳），因惧秦而等待观望。前257年魏公子信陵君通过魏王宠姬如姬窃得兵符，刺杀晋鄙，率魏军救赵，秦兵大败而去。这次解邯郸之围，虽使赵转危为安，但长平一战毕竟是战国最大、最残酷的战役，赵损失惨重，此后再也无法成为秦的强劲敌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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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秦灭六国

战国七雄的兼并战争，至长平、邯郸之战已是尾声。前247年，秦庄襄王去世，其子嬴政13岁即位，丞相吕不韦揽权。前238年，22岁的嬴政镇压了大宦官嫪毒的叛乱，次年又罢免了吕不韦的相权。从此嬴政亲理国政，他接受了韩非的法家思想，重用李斯、尉缭，定下了先灭韩、魏，断山东六国合纵之脊，而后予以各个击灭的统一战略，自前230年起，发动了秦灭六国的战争。

秦东进的正面敌人是三晋，其中赵最强，韩最弱。秦自前236年起连续攻赵，使其失去救援韩、魏能力之后，转而攻韩。前230年派内史腾率军东进，俘虏韩王安，灭韩。次年，秦将王翦带兵攻赵，赵将李牧迎战。正在双方相持不下时，赵王中秦反间计，以谋反罪斩李牧，使赵军心涣散。前228年秦攻克邯郸，擒赵王迁。仅赵公子嘉逃往代郡（今河北蔚县）称代王，赵基本灭亡。

灭赵过程中，秦已兵临燕境。危急中，燕太子丹于前227年遣荆轲刺秦王，未遂。秦随即命王翦、辛胜挥师攻燕，在易水以西歼灭燕军主力。前226年攻克燕都蓟（今北京城西南），燕王喜逃往辽东。

在伐燕的同时，秦王命王翦之子王贲率兵南下伐楚，攻占楚10余城。前225年王贲以胜楚之师回军伐魏。魏军困守大梁，王贲引黄河、鸿沟水灌城，同年三月大梁城破，魏王假被杀，魏国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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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三晋后，秦欲攻楚，青年将领李信主张出兵20万，老将王翦认为非60万不可。秦先用李信出征，结果大败。秦又于前224年命王翦率60万兵攻楚，楚则倾全力抗秦。王翦至楚坚壁不战，伺楚求战不得，引兵撤退时，挥师追击，大破楚军，杀楚将项燕。次年，攻破楚都，俘虏楚王负刍，楚亡。继而渡江作战，于前222年平定楚国江南各地。

灭楚以后，秦派王贲出兵扫除燕、赵残余。前222年攻辽东，擒燕王喜。随后回兵攻打代郡，俘赵王嘉。燕、赵彻底灭亡。

前221年，王贲率军由燕南下攻齐。齐因长期“事秦谨”，“不修攻战之备”，在秦大军压境时，未能作任何有效抵抗，就不战而降了。至此，秦以十年之功兼并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500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从此，人民获得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及生产环境，这是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也为我国长期统一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各国的变法改革

一 春秋时期各国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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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社会激烈动荡。周室式微，诸侯壮大，周政权以血缘宗法维系的政治系统出现崩溃趋向。在严酷的争霸过程中，一些统治者眼见“礼崩乐坏”的局面不可逆转，便审时度势，开始起用出身低微但有政治才能的人物，进行各种社会改革，以便取得霸主地位。

1 管仲相齐

齐国能在春秋时首霸中原，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齐桓公任用杰出的政治家管仲为相，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

一是内政上实行“叁国伍鄙”制。当时把周人所居之地称“国”，把被征服族居住地称为“野”，或“鄙”，即郊外。“叁国”，即把“国人”分为三部分设三官管理。国又分为21乡，其中6个工商之乡，15个士乡。西周时，国中住士农工商“四民”，各有定居。现在居住混乱了，管仲改革管理办法，要四民定居原处，“勿使杂处”，以确保士农工商各业世代相承。“伍鄙”，即把郊外分为5个属，设立五大夫管理，一属含10县。具体划分为：30家为邑，300家为卒，3000家为乡，9000家为县，90000万家为属。分级设官管理，每年考核，惩劣择优。

这一改革表明，春秋初年，齐国的国野关系开始破坏，出现“四民”杂处的情况。如此整顿内政，为的是集权于贵族，加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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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军事上实行兵民合一组织。因为“国人”才有当兵的权利，所以管仲规定在“国”中5家为轨，10轨为里，4里为连，10连为乡。按此系统组织的国人，平时生产，战时出征。既扩充了军队编制，增强了战斗力，又减少了养兵的兵赋负担。

三是经济上实行赋税及山海的改革。首次打破井田制，对“鄙野”出现的大量“私田”，变以往的不收税为“相地而衰征”的税制。衰（cuī），是等差的意思。就是按土地好坏分等征收实物税。这表明齐国经济发展较快，井田制首先在此破坏，所以要求赋税制度做出相应的改革，以便增加国家税收。管仲还对山海渔盐的管理进行改革：免除关税以鼓励出口，设盐铁官以促进煮盐、冶铁业的发展。另设置“轻重九府”管理货币和物资储运，既满足了人民需要，又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

四是外交上建议齐桓公树起“尊王攘夷”旗帜。打击了戎族侵扰，在保卫北方中原小国的战役中，树立了自身威望。

管仲治齐进行的富国强兵改革，使齐很快强大，奠定了齐国建立霸业的基础。

2 晋、楚整顿

晋文公在位期间，重用一直跟随他在外流亡的赵衰、狐偃、贾陀等，大力整顿内政，以图夺得霸主地位。他们一方面注意维护西周以来的宗法制，另一方面开始推行新措施：一是整顿吏治。将11个晋旧族，委任为国君身边的近官；从姬姓中选任中官，作为中央朝廷的官员；选拔异姓，去做地方上的远官。如此重新分配权力，使贵族之间尊卑有序，提高了统治效率。二是在维护“旧族”、“贵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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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同时，开始“明贤良”。即按功劳起用庶族，对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加以改良。三是奖励农业，发展商业，节省费用，以便增加财政收入。四是扩充军队，以适应争霸战争的需要。先是把原有的二军扩大为“三军”，二年后又增编“三行”，即增设了三个相当于军的步兵单位；又过三年，改为“作五军以御狄”。

晋文公死后，晋灵公继位时，正值楚国的楚庄王在位。庄王初即位时，面对内忧外患，首先平息了几起贵族暴乱和群蛮、百濮的骚扰，继而着手整顿内政：一是选拔人才。任用平民出身的孙叔敖为令尹（相），发展经济，使农工商贾各守其业。二是重用旧贵。遵循“楚国之令典”，注意选用旧贵族，增强了楚旧贵族对统治者的支持。三是整顿军事。重新提倡楚武王制定的“荆尸”阵法，使士兵间在作战中团结一致。以上措施为楚庄王的霸业奠定了基础。

3 子产图新

春秋中期，社会变化加剧，一些国家的统治者开始了更自觉的变革，郑国子产作执政时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即发生于此时，20余年间他进行过三大改革。

一是作封洫，改革田制。前543年下令开殖田沟，重新编制公私田亩和农民住户，使“田有封洫，庐井有伍”。①对私田按亩收税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提高了农产量，鼓励了个体农民。二是作丘赋，改革兵赋制。前539年下令在一丘（16井）田地上缴纳过去一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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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井）所负担的兵赋。这不仅保证了国家军费，扩大了兵源，而且对以往仅贵族服兵役的限制有所突破。三是铸刑书，改革司法制。前536年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予以公布，形成了我国较早的成文法规。这样，司法有了准绳，限制了贵族权力，打破了“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传统。

子产的改革虽然曾受到来自贵族和平民两方面的反对，但是确使郑国得以在这20年间，免遭大国欺凌。反映了春秋中后期，小国改革图强的迫切需要。

4 吴、越改革

吴、越能在春秋末年争霸中原，是与他们国内不同程度的改革图强分不开的。吴、越的改革是春秋末年后来居上的典型。

前514年，吴王阖闾夺得政权以后，很快就在中原各国改革的影响下，进行了有限的改革：一是整顿经济。任用从楚国逃至吴国的伍子胥为客卿，把楚国相对先进的技术传于吴，“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①动员垦荒，大兴农桑，修筑水利。二是整顿军队。重用军事家孙武，对军队进行了严格训练，主张“合之以文，齐之以武”，强调教育与法纪相结合的治军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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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在越国实行了一种为报仇雪耻的紧急改革。前493年越败于吴后，聚保于会稽，越王勾践卑辞求和，“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用范蠡、计然、文种进行改革，措施有五：一是举用贤能，“有道者进”。二是奖励忠谏，赏罚分明。三是行“平粜法”，平抑谷价。四是流通物资，发展市场。五是广积厚蓄，防备灾荒。如此改革，“十年生聚”，终于跃居霸主地位。

二 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

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周王室已衰落至极。春秋时期周天子和中小国家在大国争霸中所起的一些制约作用此时已消失殆尽。在这个时代，“诸侯力政，争相并”的主要手段是战争，而赢得战争的关键是实力，“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②而要把国家治理好，墨守陈规是不行的，仅仅如春秋改革那样，既要顺时而动，又不肯根本改革周制也是不行的。于是兴利除弊，变法改制便成为列国迫切需要解决的大课题，终于酿成古代中国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成效最为卓著的战国变法运动。

1 李悝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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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是在前453年“三家分晋”后形成，而在前403年正式受封为诸侯国的，新政权的巩固要求变法图强。魏文侯正是在此时，起用了战国初的法家代表人物李悝。李悝，约生活于前455至前395年，又名李克，魏国人。他在魏文侯时担任过北地守，后任魏相，在短时期内帮助魏文侯实施变法。其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三项：

一是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①“淫民”是指那些凭借世袭制无功受禄的贵族。李悝主张取缔他们的特权，把他们的财产、权力没收，按“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重新分配，使众多的贤才来为魏供职。此举使一些无功旧贵丧失地位，而大批出身庶族能为魏国作贡献的士人登上政治舞台。

二是推行“尽地力”和“平籴”的经济政策。李悝认为5口农户，种田百亩，亩产一般每年是1石5斗。但如果农民精耕细作以“尽地力”，则每亩可增产3斗；反之，则会减产3斗。这一增一减，全国就相差180万石粮食。所以他要“作尽地力之教”。另一方面，为防止商人盘剥小农，调动小农生产积极性，李悝推行了重农抑商的“平籴法”，由国家控制粮食的购销和价格：政府在丰年以平价收购农民余粮，防止商人压价伤农；在灾年则平价出售储备粮，防止商人抬价伤民。李悝的措施由于行之有效，而使魏国很快富强起来。

三是制订《法经》，以加强法制。为了巩固魏国已有的变法成果，维护新的财产关系和统治秩序。李悝研究、总结了当时各国的法律，并集其大成，制订了《法经》这部新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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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较完整的成文法典，共6篇，分别是《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

①

。前4篇主要是对所谓“盗”、“贼”施以关押、拘捕等处罚之法。如规定杀人者不仅要处死，而且全家罚没为奴；对“大盗”，或充军或

处死。后两篇中，《杂法》主要规定了对轻慢法令、偷越城墙、赌博、盗窃、欺诈、贪污贿赂、荒淫奢侈等违法行为的惩治办法；《具法》则是对量刑轻重的有关规定。《法经》并不单纯是防范和镇压人民反抗的，也有根当一部分是针对官吏腐败的。如规定丞相以下的贪污受贿官吏要杀头，太子赌博要受笞刑甚至被废。因此，《法经》对清明吏治、严肃法纪、安定社会是有积极作用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李悝变法以其无可辩驳的事实告示列国，只有变法改革才是国家强盛的出路；李悝开创的改革纲领，如废除旧贵特权，发展农业，提倡法制等，在当时都是具有普遍性的革新原则。只可惜李悝变法时间不长，且牵涉面太广，阻力甚大，因而改革难以彻底。

2 吴起变法

吴起，卫人，与李悝同为卜商（子夏）的学生。先为鲁君供职，因遭猜忌转到魏国。魏文侯任他为西河守，因善用兵，颇有名声，又受猜忌。大约在前390年离魏入楚，一年后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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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明法审令”。公布法律，对各级官府的命令严加审查，实行层层监督，以保证新法的贯彻执行。二是“实广虚之地”。将旧贵族迁往地广人稀的边地，变相收回旧贵的土地，以打击旧贵势力。三是“收爵禄”。针对“大臣太重，封君太众”①的局面，为削弱旧贵族对国王权力的严重威胁，规定被分封的旧贵经过三代的，就将其子孙的爵禄收回，取消分封。四是“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②坚决裁减无用之官，减少俸禄开支，节省经费用于练兵。五是“塞私门”，禁止旧贵族以私门招引食客，以防其结党反对变法。

吴起变法的特点是，在楚悼王的支持下，推行迅速，雷厉风行。吴起改革7年，冲破了旧贵族的反对，使楚国很快壮大，造成“诸侯患楚之强”的态势。③但是前381年，楚悼王病逝，以阳城君为首的旧贵族立即发动叛乱，包围王宫，乱箭射死了吴起。吴起虽被害，但他的变法和李悝一样，都给后来实施改革的商鞅以深刻的启示。

3 商鞅变法

战国进入中期，由于列国都急于在兼并战争中占居优势，变法改革运动也被推向高潮。在秦、齐、韩、赵等国相继进行的改革中，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是实行最彻底、对旧贵族打击最严重，变法措施最全面，为期最长久，影响最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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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战国历史上，秦是个由极弱转向极强的国家，而商鞅则是实现这一转化的关键人物。商鞅约生活于前390—前338年，出身于卫国旧贵族，姓公孙，名鞅，又叫卫鞅。后因在秦变法有功，被封为商君，史称商鞅。他从小“好刑名之学”，后来遍学儒、墨、道、兵、阴阳各派学说。前361年入秦，曾三次求见秦孝公。前两次求见时，他故意大谈儒家的“王道”治国理论，孝公对他所言无兴趣，“时时睡，弗听”；第三、四次他见孝公时才说出自己治理国家的真正主张，“说公以霸道”，引起孝公浓厚的兴趣，君臣投机，“语数日不厌”。① 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命他实行变法。但当变法将要付诸实施之际，却遭到甘龙、杜挚等旧贵族的反对，他们认为“知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②双方展开论战，商鞅批驳道：“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作礼，不肖者拘焉。”又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③经过变法与反变法的大辩论，秦孝公以更坚定的决心支持商鞅开始变法。变法共有两次，第一次变法在前359年，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废除世卿世禄制。颁布新制规定：即便是国君亲属，若无军功也不得列入宗室属籍。破除了以往贵族“无功可以得尊显”的“故俗”。实行军功爵制。爵位共分二十等级，最高为彻侯，最低为公士。按爵位高低相应地可占有土地、住宅、奴婢，以及享用车骑、服饰等。没有军功的人虽可以富有，但不能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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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对立功者，依功劳大小分别授予爵位、田宅。规定在战争中杀敌1人赐爵一级，或授予50石俸禄的官职。杀敌军官1人，赏爵一级，田1顷，宅地9亩。私斗者视情节轻重，处以不同刑罚。

三是编制户籍，实行什伍连坐法。凡境内居民均须登记于户籍，5家为伍，10家为什，互相监督。一家犯法，若别家不告发，则10家同罪连坐；告发人，如同杀敌1人受奖，赐爵一级。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否则店主连坐。

四是奖励耕织。规定凡使粮食和布帛产量超常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工商为“末业”，凡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还招徕三晋无地农民到秦垦荒，不但给予田宅，而且免除三世劳役。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

商鞅新法实施10年，取得显著成效，秦国日益富强。前350年，秦都从雍迁至咸阳后，商鞅开始了第二次变法。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推行县制。合并乡村城镇为县，全国统一划分为31县，①县设令和丞由国君任免，代替了以往的分封采邑制。二是废井田，开阡陌。平毁井田中的纵横疆界。奖励垦荒，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土地，按土地多少纳税。以法律形式废除了井田制。三是统一度量衡。制造标准的度量衡器，要求全国统一施行。1标准尺约合今0.23公尺，1标准升约合今0.2公升。促进了国内经济联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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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制订秦律。参照李悝《法经》制订了秦国的法律，公布于全国实行。五是烧诗书，禁游学。打击儒家复古思想，以便确立法家思想的统治地位。

秦国变法是一场艰巨的斗争，商鞅不仅在变法之前同保守派有过激烈辩论，在行变法之初有过“南门徙木，取信于民”的表态，而且在变法过程中，还遇到了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等人唆使太子犯法的故意破坏行为，结果商鞅秉公执法，对此二人分别治以劓刑和黥刑，确保了新法的实施。

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继位为秦惠王。公子虔等人诬告商鞅“欲反”，商鞅被迫逃亡，最后在自己的封邑抵抗失败，被处以车裂而死。商鞅虽死，而“秦法未败”，变法已深入人心，“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②商鞅的主张仍得以贯彻实行，并成为秦国巨变的重要原因。

4 威王新政

在西秦商鞅变法的同时，东方的齐国也正经历着齐威王的改革。前356年，齐威王即位。在位9年他沉湎酒色，而不问政事。后来在邹忌、淳于髡等谋士的劝谏之下，立志革新，振兴齐国。其改革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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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整顿吏治，制订对官吏的考核标准，用人“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要求依法“督奸吏”。二是广开言路，提倡进谏。下达“求谏令”，宣布“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以致临淄王宫外，门庭若市，争相进谏；一年后，百姓“虽欲言，无可进者”。

①三是整军经武，把传统的义务兵制和雇佣兵制相结合，放手起用田忌、匡章、孙膑大批良将。四是发展生产，改进了国家授田制，采

用份地长期使用制以调动生产积极性。

改革使齐国迅速强大，成为“最强于诸侯”的东方大国。

5 申不害相韩

在秦、齐变法前后，三晋中最弱小的韩国，在韩昭侯、申不害君臣为政时期，进行了以“术”为特征的政治改革。前354年，韩昭侯任申不害为相，申不害开始了以“修术行道”为指导思想的改革，强调君子以权术驾御群臣。具体措施有二：一是改组、整顿官吏队伍，对各级官吏的职权、任务作了明确规定，以此为标准衡量、选拔人才。二是对官吏加强考核、监督，实行“操契以责其实”。

韩国改革最大的局限在于，以权术之变代替制度改革，所以尽管能使韩国政治一度清明，但毕竟无法像其它国家的改革那样，迎来国富兵强的大发展。

6 “胡服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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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居北方，东与中山国相连，东北邻东胡；北方、西北与林胡、楼烦、匈奴接壤。战国以来，赵在与边族“胡人”的战争中，屡遭失败，以致成为各国中国势较弱的一个。

赵武灵王是赵国第六位国君，他奋发图强、立志变法，决心推行“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当时中原各国战争，以车战为主，甲士身着宽袍大袖，再披上笨重的铠甲，山地作战很是不便。而同赵接壤的胡人都善于骑马射箭，衣服简便可体。但在赵武灵王提出实行“胡衣骑射”时，却遭到了公族中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中原“衣服有常”，是“礼之制也”，向来是“蛮夷”学习的榜样；现在反而搞“胡服骑射”，这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赵武灵王和他们反复辩论，指出：“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信事也。”倍须“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于是自己带头“胡服骑射”①。改革的主要措施有二：

一是把原来宽袍大袖的服装，改为胡人那种短装紧身服饰，束皮带，穿皮靴，以适合马上训练、作战。二是通过三种不同途径组建骑兵：其一是“招骑射”。②改变以往按地区和兵籍征召和编组士兵的办法，而在接近边胡地区，招募有骑射基础的赵民当骑兵。其二是“建骑邑”③在赵国境内一些水草丰盛、适于骑兵训练的地方，建设专门集训骑兵的军事基地。其三是“致胡兵”④。即收编胡兵，招引、改编胡人的骑士以补充赵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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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服骑射”改革是成功的。新骑兵部队组建后不久，就战败林胡、楼烦，“辟地千里”⑤，还屡次攻陷并最终消灭了中山国。更重要的是，赵武灵王通过军事改革，建立起强大的骑兵部队这一举措，对中原国家军队的发展影响极大。从此，各国逐步以步骑兵代替了车兵而成为军队主力。

7 乐毅改革

燕国地处北方，拥地数千里，自春秋以来因恪守旧制而毫无生气，故“凡天下战国七，燕处弱焉”。①终于在前314年因内乱而遭齐军的侵略、掠夺。齐军撤出后，燕国燕昭王继位。这位新君立志雪耻，“未尝一日忘报齐也”②。为此，他求贤若渴，“卑身厚币以招贤者”③。

大约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同时，燕昭王起用乐毅作亚卿，开始了燕国的内政、军事改革。改革的措施主要有四：一是“明奉法，审官断”，④制定法律，严厉法制，加强对官吏的审查与考核。二是确定“察能而授官”⑤的用人原则，只将官爵、禄位授于有功、有能的人，以克服“亲亲”、“贵贵”的用人传统。三是“循法令，顺庶孽者，施及萌隶”⑥，对于遵法守纪的顺民，包括贫民和奴隶，都依制度给予奖励，以促使燕民自觉守法，安定社会秩序。四是在军事上着重进行战法和纪律训练，以便提高燕军的军纪和战斗力。

燕昭王用乐毅改革，28年兢兢业业，使国家富强，民气高涨。终于在前284年，以乐毅为将军，率秦、三晋、燕五国之师伐齐，破临淄，以雪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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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列国政治制度的变化

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为适应战争、竞争的需要，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内政方面的变法改革，一场旷日持久，规模宏大的改革浪潮，推动着社会各个方面的进步。而在政治制度方面，列国经改革而出现的最显著变化，就在于从血缘宗法政治向地域官僚政治的变化和发展。

1 春秋时期宗法制的破坏

春秋时期，周王室权力的衰落，使得盛行于西周的宗法分封制也在动摇、破坏。其主要表现有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以往由周天子分封建国的制度被破坏了。春秋时代的大诸侯，对周王的政治经济的独立性都大为增强，他们不仅不听命于周王，而且可以公开与周王交战。春秋时期一些大诸侯分封了一些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脱离本国而独立的国家，这些新封国家甚至威胁到公室的安全。

大诸侯擅自分封新国，这是对西周“诸侯不得专封诸侯”制度的破坏。晋封曲沃就是一例。曲沃对晋来讲虽是小宗，但从它开始被分封直到它代晋之前，事实上完全是个独立国家，而不是一般从属于诸侯的大夫的“家”。所以后来它的势力才能迅速超过晋公室，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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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取而代之，并迫使周王承认它为诸侯。事实上正是曲沃代晋以及以后晋国公族被消灭，使得晋国的宗法分封制解体较早。另外，分封异姓也是不符合西周宗法分封原则的，然而这种情况在春秋也发生了。晋国把耿、魏二地分封给非公族的大夫赵夙和毕万，致使赵氏、魏氏从此成为两个依属于晋国的小国国君。晋国在分封异姓以后，宗法制度进一步削弱，并从春秋前期开始就逐渐设立了新型的县、郡制度。

其二，春秋晚期，宗法分封制已处瓦解之势，并大致呈现如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表现为，一些受诸侯分封而形成的国家，由于经济、政治实力的逐渐强大，最后篡夺了诸侯国的君位或分割了公室，这是宗法分封制度崩溃的一种。如齐国异姓田氏以大夫之位受封得势以后，在前494年田桓杀了齐君，至战国前期田氏就代替了齐国。类似的情况在晋国则最终导致了“三家分晋”。第二种情况发生在宗法势力较顽固的鲁、宋等中原国家。就是某些大贵族当宗法势力受到动摇的时候，企图在不动摇宗法贵族根本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实行改革。但是这种改革是无法挽救宗法制瓦解的。孔子企图帮助鲁公或依靠季孙氏改革的失败就属于这类情况。第三种情况是，一些在西周与他国同样受封的诸侯国，在春秋时期随着实力的逐渐削弱，而不得不依附于大国，成为附庸国。例如郑国，在春秋初还是王之卿士，郑庄公几乎称霸中原，但春秋中叶以后，晋楚争霸中原时，郑在大部分时间内变成了晋的附属国。西周初年最重要封国之一的鲁国，此时也变成了晋国的附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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