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计划

重点建设项目概要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西安市的工业、农业和城市建设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西安以后的经济建设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一五”期间，西安建成限额以上基本建设单位（或工程项目）共有52个（含17个苏联援建项目）。其中：中央国营43个，省市地方国营9个。在地方国营中，西安市属8个。按部门分，工业企业或项目30个，交通邮电2个，建筑企业3个，商业2个，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单位10个，公用事业5个。

1953-1957年，苏联援建中国156项重点工程，中央布局在陕西24项，17项在西安筹建。这些重点大型企业是：1）、1952年7月筹建，1956年4月投产的西安灞桥热电厂；2）、1956年1月开始建设，1957年11月投产的户县热电厂；3）、1954年5月开始建设，1960年投产的西安高压开关厂；4）、1954年5月建厂，1959年投产的西安绝缘材料厂，也称446厂，邮政代号43号信箱；5）、1954年5月建厂，1959年投产的西安高压电瓷厂；6）、1954年5月建厂，1958年7月投产的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其邮政代号为42号信箱；7）、1955年1月建厂，1957年11月投产的原西安机械厂，也称113厂，后改为西安远东公司；8）、1955年1月建厂，1957年11月投产的1114厂，即庆安集团有限公司；9）、1954年8月建厂，1957年8月投产的248厂，即西安西北光电仪器厂；10）、1954年1月建厂，1957年1月投产的786厂，即国营黄河机器制造厂；11）、1954年建厂，1957年9月投产的803厂，即国营华山机械厂；12）、1954年建厂，1955年投产的804厂，即西安庆华电器制造厂；13）、1955年1月建厂，1958年投产的843厂，即西安秦川机械厂；14）、1955年1月建厂，1957年试制生产的844厂，即西安东方机械厂；15）、1954年1月建厂，1957年11月投产的847厂，即西安昆仑机械厂；16）、1954年10月筹建，1957年投产的845厂，即西安惠安化工厂；17）、列入156项建设计划，1958年开始筹建的西安东风仪表厂。

17项重点工程的筹建，带动了西安其他大中型企业及众多配套企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文教卫生事业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五”时期的基础建设，为西安由消费型城市成为工业化城市，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所建企事业单位也为50多年来西安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50年来经历了诸多坎坷和曲折磨难，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批企业乘改革开放、西部开发的大好时机，迅速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相继重新定位，转轨经营，开辟市场，挖掘企业潜力，使其为西安今天的经济建设继续发挥着巨大作用。

为反映“一五”时期所筹建企事业单位的历史发展沿革。我们列举了10个前苏联援建项目、9个限额以上企事业单位、6个限额以下企事业单位的发展历史资料及7个苏联援建项目简介，作为我们了解“一五”期间所建企事业单位发展情况的一个侧面，以期帮助我们总结西安“一五”时期所筹建企事业单位发展建设的巨大成就和经验教训，为西安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为经济建设提供热能电源

——记“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

西安第二发电厂

在西安东郊浐河和灞河交汇处建成的西安第二发电厂（灞桥热电厂）是“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是西安首座中温中压热电厂。

燃料工业部1950年2月召开第一次全国电业会议，会议提出为保证安全发供电，并准备两三年内有重点地建设工业生产所需的电源设备??”，决定由苏联专家测定，国家提供设备，在西安建设一座新电厂。经过一系列的选点勘测，1952年4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和国家财政委员会议定，在西安灞桥附近建设一座中温中压热力发电厂——西安第二发电厂。

1952年2月电厂筹备处成立，1952年11月14日正式破土动工。苏联电力设计院莫斯科分院担任一期工程的主体设计，并由苏联方面提供了成套设备。其他诸如水源、公路、铁路及福利设施和公用建筑设计等交由国内完成。预计设定工程规模为苏制6MN汽轮发电机组两台，锅炉台，装机容量12MN。

1953年9月25日零时，第二发电厂1号机组，顺利通过72小时试运行，并于10月9日发电。10月15日，1号机组移交电厂，投人生产。紧接着，11月18日，2号机组也通过了72小时试运行。短短的一年时问，整个建设工程就完成了正式并网发电的任务。由于进展快加之质量过关获得西北工业部颁发的锦期和银质奖。西安第二发电厂不仅为西安人民的生活和工业生产提供了所需的热能动力，也使西安乃至陕西的电力工业迈入了中温中压机组发电的新阶段。

就在2号机组试运行的同时，即1953年11月，又开始了二期扩建工程的筹备。3、4、5号机组在1957年11月也试运行成功且并网发电。自此西安第一个热力网在东郊建成。1957年10月，电厂向韩森寨军工区供热，1958年1月又开始向纺织城地区供热。至此，国家“一五”期间156项重点建设项目——西安第二发电厂一、二期工程全部完成。1958年2月电厂更名为西安灞桥热电厂。

经过50年的发展，灞桥热电厂不但筹建了三、四、五期工程，根据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求不断扩大发电量和提高供热能力，还成立了灞桥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适应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近年来，灞桥热电厂加大改革力度，确保安全生产，开展多种经营，始终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使老企业有新贡献。针对西安灞桥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建厂时问长、机组老化、管道磨损、电缆年久失修及石墨化比较严重等问题，公司着手抓T 6方面工作：l、加大改革力度；2、坚持安全生产；3、坚持以电为本，多种经营；4、保护环境，综合治理；5、发展城市集中供热，增强社会效益；6、抓职工福利，增强企业凝聚力。以期使老电厂在新形势下适应生产及人民生活的需要。他们努力以科学的态度，饱满的工作热情，力争在改扩建基础上，创出一条更好的发展新路。

保军转民促发展

——记“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 西安秦川机械厂（843厂）

西安秦川机械厂（简称秦川厂，843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西安东郊工业区筹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之一，属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管辖的大型常规兵器制造企

业。

为振兴兵工企业，加强国防工业在规划建设，1952年5月，中央作出了《关于兵工问题的决定》，批准了兵工总局的《兵工工厂调整计划纲要》与《兵工四年新建大纲》。二机部于1952年下半年起，对原有老兵工厂调整改制。苏联在1953年5月15日签订的第一次协议中援建项目36项，兵器工业占6项。秦川厂就是第一次协议确定的项目。

1953年6月，秦川厂开始筹建，7月18日建厂筹备处成立。1954年3月，国家计委批准下达了设计计划任务书。1954年3月4日，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与苏联顾问及专家在两次勘察厂址后，决定将秦川厂建在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地区。在1954年9月30日二机部批准了秦川厂的初步建厂设计后，又于1955年6月就建厂进度召开各新建厂厂长会议。并决定1956年一季度厂内建设开始，还把原1959年建成投产改为1958年一季度建成投产。1959年1月，西安市委与有关方面协商，从军品、民品及人力资源，能源供应等多方面协调考虑，决定合并秦川厂和华山厂。合并后厂名为“华山机械厂”、代号为“国营第843厂”。原华山厂为第一厂区，秦川厂为第二厂区，第三厂区为分厂。工厂职工11，923人，占地500多公顷，其生产规模，当时属西安地区各大企业之首。

秦川厂再次独立发展是在1961年6月，这时秦川与华山两厂分开经营。在经历了“文革”冲击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后，秦川人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整顿，开拓进取，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产量产值大幅度增长，年年全面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1987年，工厂实现利润3，840万元，是秦川厂历史上最高水平。

1984年，秦川厂着手微型汽车的开发工作，1985年，国家经委、计委和国防科工委又将其已获准成立的西北纸箱厂项目列入“七五”期间“军民品结合型企业技术改造重点项目”。1987年引进了一条国外生产加工瓦楞纸板纸箱的自动生产线，填补了西北地区的空白。同年9月，经国家机械委批准，列为国家“七五”期间第二批军民结合重点项目的铝板带材冷轧生产线正式立项。超微型汽车、瓦楞纸板纸箱、铝板带材生产成为秦川厂民品生产的三大支柱产业。

秦川厂自1953年筹建至今，已走过整整50个年头。这50年，秦川厂在“保军转民”方针指导下，尽力发挥军工企业的潜力和优势，根据形势适时转轨变型，开发民品和调整产品结构，形成了以“三大支柱”民品为主，冰箱用铜铝管接头、液化石油汽钢瓶、钢丝床、代森猛锌农药和超音频电源等民品及“三产”为辅的军民品结合的新产品结构格局，民品产值逐年加大。与时俱进的秦川人没有停止他们继续关注市场，开发新民品的脚步，他们军民结合不断创新的拼搏精神不但使“一五”期间建设起来的诸多企业引以为豪，也必将激励秦川厂的后来人以更高的建设热情为国家的国防工业和人民的生活需求继续作出更大贡献。

西安东方机械厂（844厂）

西安东方机械厂（844厂）是“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隶属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该厂位于西安市东郊工业区南端，占地面积近135万平方米，拥有各种机械设备近5,000台（套），固定资产原值72,989万元。现有职工万余人，大专以上学历的有l,200多人，中级职称700多人，高级职称24.0人。该厂筹建于1952年，1954年动工修建，1958年部分建成投产。近50年来，工厂不但在军工研制及生产方面有着显著地位，而且已成为我国常规引信研制及生产的主要基

地。目前已发展成为以精密机械制造为主，兼具光机电一体化产品制造并与第三、第一产业共同发展的军民结合型企业。

西安华山机械厂（803厂）

西安华山机械厂（803厂）1953年7月开始筹建，1958年11月基本建成，是苏联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156项中的新建项目。属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所属的大型骨干企业。近50年来，该厂先后被授予陕西省经济效益先进企业、陕西省文明示范单位、兵器工业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全国“五一”劳动奖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他们从1958年试制生产l#、2#和10#军品、462型轴承、Y285型柴油机、TKl.5型汽轮机和鼓风机等民品开始，发展至今天工艺门类齐全，有锻、铸、冲压、机加、焊接、热处理、粉末冶金、表面处理、装配等工艺技术。在锻造冲压、工具制造、非标设备制造、机械加工、热处理、粉末烧结、塑料压制等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工厂占地面积35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4.97万平方米，其中生产性面积23。50万平方米。现有职工近9,000人，工程技术人员约500人，管理人员近900人。拥有各类设备4,000余台。理化测试为兵器工业西北地区测试中心。先后引进美国、西德、日本、英国等国先进仪器设备。有中600型扫描俄歇多功能探针、ICP5500型等离子体原子吸收光谱仪、USIP-N超趋势波探伤仪、SRS300型X射线荧光光谱仪、电测CHRRPY冲击试验机等等。企业努力创建军品科研生产队伍，完成国家兵器科研和生产任务，力求把工厂建成军民结合型的现代军工企业。

情系西安忆“一五”

张勃兴

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西安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拉开了序幕。在西安的东西郊和北郊兴建一大批国防工业企业。1954年11月，我被派往正在筹建中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五局所属的国营853厂，任厂部秘书，以后改任厂基建总调度，主管基建工作。这个厂是生产军工产品的，设计规模为拥有6,000多名职工的大企业。“一五”初始，苏联援建我国的重点项目有141项，后增至156项，陕西建成了24项。853厂原为规划中的一项，后来被撤销，原厂址移交给二机部四局（后改为航空工业部），建成了现在的红旗机械厂。

初创业的时候困难重重，厂长张方海率领我们几十名干部进行筹建。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及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筹建工作逐步展开。筹建处设在竹芭市附近的镐京旅社，而宿舍十分紧缺，只得到处租赁民房住。后来条件稍好了一些，在黄河棉织厂对面租赁了生产队停办小企业的一院破旧房子，除用于办公外，我们几对年轻夫妇也各分得一间。是小土坯房子，很矮小，没有顶棚，盛夏季节屋内闷热，人们无法入睡，而冬天很冷，又没有火炉，脸盆里的水一夜间都结了冰。房子里老鼠很多，还经常从房顶上掉下壁虎来，怪吓人的。那时候，每天吃两顿饭，早上6点半钟起床、跑步、学习，一直忙到下午6点。说是8个小时工作，实际上常常加班加点至深夜。建厂初期，厂区没有电灯又缺水，我们就抓紧打机井解决生活用水问题，架设了供电线路。还修建了一条公路通往厂区，也就是现在的太华路，以便将基建材料和设备运输进厂。按规划要修建铁路专用线，为此，厂部派我与其他两位

同志一起去河南与郑州铁路局洽谈此事。我们住在郑州市一个旅社里，省吃俭用，等了好几天，1956年元旦即将到来，还一直见不到他们的领导人。那一年天气特别冷，外面下着鹅毛大，一直等到除夕这天，郑州铁路局总工程师才与我们商谈此事，还算顺利，同意了修建方案。顿时，我才感到十分欣慰。

那时候，人们有一种精神，就是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精神，大家一心扑在工作上，虽然待遇很低，每个人却会尽心尽力地去工作。当时，建设这座工厂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一切都是从无到有，加之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离，给我们增添了很大困难，可是大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更加奋发图强。人人都在想：为了巩固新创建的人民政权，一定要尽快把现代化的军事工业建设起来，以便给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先进装备。这种热情促使着大家更加团结和竭尽全力，默默地无私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青春。

在工厂筹建初期，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厂里选派一批同志去苏联学习进修，我因厂里基建任务紧迫，工作离不开而未能成行，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在我们建设军工企业的同时，一大批现代化的民用工业企业也相继开始建设，而科教事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在西安东郊的灞桥地区建起了“纺织城”，西郊建成了“电工城”，南郊聚集了一批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上海的交通大学遵照国务院决定除造般系留在当地外全部迁至西安。大批科技人员和高级技术工人纷纷从东北地区、上海、天津、重庆等老工业基地调来西安。

与此同时，西安的城市建设也在加快进行。首先开始修整解放路、东大街、西大街、北大街、南大街几条主要街道，随后东西五路和莲湖路相继铺设了水泥路面。并加快了电力设施建设，灞桥热电厂很快建成发电，从此西安亮起来了。在西郊建成了自来水厂，广大市民第一次喝上了自来水，十分高兴。为了加快建设广大市民殷切盼望的水厂，机关干部踊跃参加义务劳动。西总机关的同志们在玉祥门外一工地参加劳动，大家热情高涨，正当人们汗流浃背地挖土方时，财务处的青年干部郭鑫荣同志被塌方的黄土埋在了下边，这下子可把大家吓坏了，赶快救人，不能用铁锹挖土，就用手扒，很快就把人找到了，赶快送往西门外的第五人民医院抢救，还好没有受重伤。

文化教育事业和公共事业蓬勃兴起。地处北大街的广播发射天线加高了，东大街的新华书店盖起了新楼，一所所学校相继建成，文艺单位也得到了加强。群众堂被拆掉了，改建成为人民大厦接待四方来客，当时只有一座前楼，呈“一”字型，老百姓戏称它为“人民大墙”，以后又盖了后楼、东楼、礼堂和中餐厅等，形成为一大建筑群，成为当时西安市的一个亮丽的景点。“一五”后期，西安市的公共交通事业得到迅速发展。从解放路到钟楼的第一条电车路线投入运行，公共汽车也增加了几十辆。各单位的摇柄电话换成了拨号转盘电话。还有第一座实验性电视台在这时候也开始试播。

现在回顾和评价“一五”，我认为它的最重要意义是为西安的导速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一大批工业企业的建成，西安就不会有今天的繁荣昌盛。如果没有当时156项中的一批现代化工业企业在西安落户，西安在全国的位置就不会这么重要。

还有，“一五”期间交大的搬迁、西北工业大学、西军电等院校和一批科研院所的兴起，使西安成为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聚集度很高的城市，并为她向现代化城市转型奠定了基础。所以说，“一五”期间那些参与西安建设的领导同志、科技人员和广大职工是西安人民的功臣，应该永远为后人所称颂和被历史所记载。

自“一五”以后，西安的发展日益加快，建设成绩更加显著，但是，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去看问题。“一五”的确起到了打基础的作用，有了那个时期人们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和拼搏精神，才造就了西安迈向大都市的起点和今天的辉煌。

“一五”的打基础作用还表现在人才培养和经验积累方面。那时，随着整个建设事业的发展，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人才培养这一艰巨工程。通过请进来、派出去等多种多样形式，培养造就了各类人才，在各项事业中涌现出大批精英。在后来各个历史时期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或在各项工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如果不是经过那时候的磨炼，是难以取得重要成就的。他们是随着西安建设事业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

就以我个人来说，如果不是经受过工人运动的锻炼，不是经过“一五”期问在国防工厂建设中培养磨练，就不可能在以后的领导岗位上为人民做一点事情。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党和人民的教育培养之恩。我常常这样想，不能突出自己的作用，要多想那些与我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他们的素质很高，能力很强，只是由于没有遇上一定的机遇，以致一生默默无闻。所以，我觉得领导干部都要有这种自知之明，我们要把自己视为国家建设大厦中的一块奠基砖，只有同众多奠基砖一道才能起到应起的作用，不要经常去想高楼大厦顶部那些装饰物，不要总是埋怨得不到满足,人们不是常说，知足者常乐嘛!总之要正确评价自己，个人在广大群众中是渺小的，不能自以为是，要在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很好地磨练自己，真正起到奠基砖的作用就很好了。

我们现在回忆“一五”建设，还要时刻想到那些老领导、老工人和老科技人员，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就没有今天的繁荣。所以，我们要尊重老同志，要发扬“一五”的创业精神，要讴歌老一辈创业者，他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

现在，西安市各项事业发展很快，我观察西安市的领导班子，其结构合理，素质很高，是会把西安市的事情办好的。历届领导班子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一届以袁纯清和孙清云为首的党政领导班子，是一个有思路、有干劲、干事实的班子。所以西安市各项事业的面貌变化很大，成就显著。当然，在评价这种成就的时候，既要充分肯定领导人的作用，又要看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同时还要承认所遇到的好机遇。我查过“一五”期间的资料，那时，一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只有几亿元、十几亿元，却干了那么多大事情。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年的建设投资也只有100亿元左右。而现在全省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一千几百个亿，这就大不一样了嘛!现在发展快，是大家努力的结果，也是遇上了好机遇，还有以往奠定的基础。这样看问题才是实事求是。

总之，历史发展犹如江河一样，后浪推前浪。我们回顾“一五”，看西安建设事业的发展，要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去看。这样才能发扬“一五”时期的创业，开拓、拼搏精神，把西安建设得更好，使我们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张勃兴，现年74岁，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间任国营853厂厂部秘书、基建总调度和国营844厂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一五”时期市委工业部工作概况

朱子彤

“一五”计划开始实施后，我是市委常委，分管各个工厂党的工作，具体地说就是抓工业建设。除工厂外，还有苏联援建的156项中在西安筹建的一些单位的干部配备工作，原来的地方工业也包括在内。1953年冬和1954年初，市委便成立了党的工业部。在这之前，市委已有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市委办公厅，政府则有市财委和市计委等。

当时上级党组织和市委抽调大批优秀干部到工业部门作为工业战线上的骨干力量，率领干部群众艰苦创业，短短几年问大片新厂纷纷筹建竣工。国防厂有845、844、853、803、804、786、248、430、113、114、172厂等；还有电工城这一部分，属一机部的4个厂——电力电容器厂、高压开关厂、电磁厂、仪表厂等；总后工厂如601、603、604、606厂；部属工厂有三桥车辆厂、544印钞厂、石油仪表厂、汽车修配厂、3402厂等；省里的工厂有12个——国棉三厂、国棉四厂、国棉五厂、国棉六厂、印染厂、灞桥电厂、户县电厂、西京电厂、西北农械厂、建筑机械厂、新华印刷厂、矿山机械厂等；地方厂有：大华纱厂、新西北印染厂、黄河棉织厂、中兴电机厂、制药厂、人民面粉厂、华丰面粉厂、西安油漆厂、油脂化工厂、自来水厂、玻璃厂、中南火柴厂、热水瓶厂等13个企业；建筑系统的10个厂：建筑机械厂、水泥加工厂、水泥制管厂、木材加工厂、市、省建筑公司（包括给国防厂搞工程的），还有邮电局和电信局等。这些工厂有一些是原有的，但基础都很差，都是在“一五”期间得到改扩和新建，其中大部分企业都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陆续建成的，这些企业的党组织和干部工作都是归党的工业部和党的基建部直接来管辖。

工业部主要任务一个是抓生产，再一个是围绕着基本建设做干部工作。当时大批干部调入，我们就投入很多精力管理干部和配备干部。我当时任工业部部长。原组织部副部长张言博同志调来任工业部副部长，主管国防工业，后来麻兆瑞、张伟也任了副部长。这些同志都是工业部成立后陆陆续续调来的。那时，市委很重视工厂的建设，成立工业部专门抓这些厂党的工作。当时市委机关设在新民街，这里原是国民党时期银行职员宿舍和一些平房，整个办公用房和设施都很简陋。市委工业部就设在市委原来院子北边的“平民坊”内，原市委书记赵伯平同志也在民房办公，市委只有赵书记才有专车，其他副书记和各部门都是集体用车。部里同志出去工作时都骑自行车，并且要求干部经常下工厂，与群众面对面解决问题。

西安市的城市总体规划建设以及道路、供电、供水和生活设施等也是从“一五”开始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的。当时市委责成政府部门的李廷弼同志和城建专家负责进行总体规划设计，面对空地进行划分城市功能区。西郊啊，东郊啊，都是新确立的。只要苏联专家与部门同志一起勘测定下地址后，就开始建设。原来成立工业部的时候，很多建设项目还没有确定下来，筹建单位就已经来了，一旦地点确定就开始建设，原来什么基础都没有，一切都是平地起家。

市委在工业部成立之后，又成立了基建部，西北建筑工程管理局就隶属基建部管辖。工业部管理已有厂和新建厂的领导班子配备，如电工城的那些厂。以后总后勤部在西安新建的几个厂也把党的关系交由市委管理。东郊的几个纺织厂在刚刚开始筹建的时候，党的工作也交由工业部来管。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陆续新建的工厂大约有60多个，工厂的代号都是各厂上级领导部门确定的。有些厂的地址在筹建过程中也有些变动，如845厂，即现在的惠安化工厂，原计划在西安，以后又建在户县。这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起来的约60多个工厂，属于建筑方面的企业单位后都归属基建部来管理，如建筑机械厂、水泥加工厂、水泥制管厂，还有几个大的建筑公司。冯直副书记后来是书记处书记，直接分管基建部、工业部和工会组

织。基建部的部长、副部长分别由丁志明、郭一民、林伟同志来担任，这是1953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初始的划分情况。市委领导班子里，冯直同志是1954年8月大区撤销以后调到市委任市委副书记的。

我在市工会工作时，首先把群众组织起来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发动群众进行劳动竞赛，贯彻落实中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因为我们党一进入城市，这个思想就很明确。到了市委工业部。我们与工人群众组织联系得更为密切。工会工作面比较广，一方面面对党的工业部和基建部。后来市委又成立了管国防的第二工业部的时候，工会也专有军工工会对国防工厂的群众工作。所以，整个工会工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对全部工厂来做工作的。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问，党组织除了工业部、基建部以外，又先后成立了财贸部、文教部、农村工作部。1953年初，即刚开始实施“一五”计划时，市委文教部、财贸部和农村工作部已在筹备中。等到1954年8月25日市的建制并人省建制以后，市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和纪检委都在现在南院门市委住的地方办公，统战部和上述的几个部门也搬到湘子庙街武岳庙办公大楼，部门办公地方分成了两摊子。

“一五”时期的西安人民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团结一心，全力建设，艰苦奋斗。当时机关有一些同志觉得市委工作抓得太紧，办公及住宿条件却得不到改善，认为是个失策。现在想来，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不允许的：一是市委领导班子要求非常严格，若将办公室布置高级一点，条件好一些，肯定要受到批评，所以谁也不敢把钱花在修饰办公室上，办公地点大都是民房和没收单位的简易平房；二是整个城市的建设还在起步阶段，人民群众虽生活艰苦，但对新中国的建设充满了热情，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作风人人称赞。那么，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和外界氛围中的机关工作人员，都能严于律己，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中。

“一五”时期的建设是快速的，机关工作人员更是紧张异常。他们不是呆在机关、办公室，而是在基层，生活在群众当中，与群众同吃、同住，后来又强调同劳动。那时对机关干部作风要求很高，干部们的干劲更足，经常是连明彻夜地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开夜车，市委开会也到晚上10点或12点。我们当时也年轻，无甚大病，没有什么节假日，天天如此，只知道工作，象“5.1”、“国庆”和春节有个休假日，其他时间都刚在了工作上。人民群众想解决什么问题，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到机关就能找到人。大门口也没什么人来阻挡，群众一直可以跑到你的办公室。一般到机关来的群众也不很多，因为大多数问题在于部下基层时已得到解决。在整个“一五”计划过程中，这种优良工作作风一直就这样坚持下来。那时开会也没什么吃饭宴请之类，就是召开党代会和人代会多半是开走会，中午临时给大家买个面包压压饥，一般情况下都回家。无论各个部门还是市委开会都不安排吃饭，特殊情况除外，如区上来的同志特别远，中午给安排便餐。当时也没有什么过年发奖金之类的事，也没人提，就是给了也没人要。这就是当时共产党人的工作作风，将它带到了建设新西安的生产高潮中，对群众的影响极好。大家齐心协力，为国家建设不分昼夜的工作。为什么“一五”计划期间建设进展的那么快，正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积极性高涨、勤劳生产、超额完成预定任务的结果。

“一五”期问，党的工业部和其他鄣门都通过各级工会组织在所属各厂和社会各界广泛开展劳动竞赛，涌现出许多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如铁路上631机车组、苏金河、侯福海、李世俊、侯东海；大华纱厂的许久子、山爱、刘春芳；国棉三厂的马久和，国棉四厂的林秀英；汽修机厂的刘少卿，后勤工厂的熊克剑，西京汽车修配厂的李光玉，石油仪表厂的陈俊德小姐，邮政局的鹿俊英，商业上的曹秀兰，

服务业的于素梅，电厂的权树德??还有许多优秀的工会干部——大华纱厂的高春泉、郗志超，商店的杨长发，机械私企的姜海峰，发电厂的李昆山等等。所以，我认为，“一五”是我们建国以来工作状况最好、生活进展最快、群众劳动积极性最高、爱国热情最饱满的时期，那时也没有什么伤害干部群众积极性的事情发生，包括“三反”、“五反”等运动在内，某些地方虽然出现过一些过激行动，但都没有触及到干部群众的建设热情。

我们现在回顾、总结“一五”时期的建设成就和经验教训，对当今青少年了解历史，让西安人民发扬“一五”建设者的奋斗精神，足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因为“一五”是新中国解放以来历次建设中成就最显著的时期，也是人民群众为祖国建设投入热情最高涨的历史阶段。那个时期干部队伍也很稳定，大家拧成一股劲，尽力为国家建设作出最大贡献。“一五”时期工业建设情况总的足好的，因为当时在工业建设上没有经验，要求很完备也不可能，而且有很多方面来自苏联建设经验，我们的技术力量和原料等也有一定差距。但当时市委的城市建设和规划思路是正确的，没有影响到西安今天的建设发展，也适合今天乃至以后的发展方向，如供水、供热、福利设施等都是围绕着建设来考虑的，基本上都是比较合理的。

我们老同志在一起回忆过去，一致认为“一五”时期的建设氛旧是最好的。那时干部心情舒畅，党的生活正常，在党内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讲团结。从我来讲，虽然长期在西安搞地下工作，但没有对老同志和外地来的同志表现出不尊重或歧视，从上到下都没有，大家只是一心搞建设。

回顾“一五”，我们应该看到在“三反”、“五反”思想基础上搞“一五”发展计划，加之1952年初的民主改革、镇压反革命等，稳定了人心，为正常建设端正了社会风气。还有以后反贪工作搞得比较彻底，虽然“打老虎”时在某些地方有些过火，但刹住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歪风邪气。

“一五”开始和以后，我们又认真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总路线的主体。加上党中央给全国工会提出正确方针：“以生产为中心，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我们从上到下充分发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人翁精神，并认真贯彻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城市始终依靠工人阶级，抓生产、组织、思想作风，抓群众工作和工、青、妇工作，开展增产节约，使我们党的正确方针得到落实，按着既定方针为“一五”建设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我们始终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克服官僚主义，艰苦朴素，广泛联系群众。一方面勤俭节约，无论是西北局、市委还是各级领导机关，以身作则；另一方面，深人群众调查研究，组成工作组下基层，一般一下去就是一、两个月，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工厂树立先进典型，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开展生产劳动竞赛，召开劳模大会，评比先进，并且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行政领导上，我们力求一整二改三结合，发动群众讨论生产计划，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对各级干部要求是很严格的，在党内充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那时没有什么一团和气现象，大家敞开心扉，真诚相对，达到互帮互学互进的目的，搞“一五”建设的氛围是非常融洽的。

我们现在看“一五”，既要回顾其辉煌一面，也要总结该时期的一些经验教训。例如1955-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展很快，总的来看，发展显然过于迅猛，这是属于实际工作的偏差。1957年3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后，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长期方针，放手让大家讲意见，敢于批评，敢于鸣放，当时是出现了生活

活泼的局面。4月，又提出党内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通过整风，达到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生动统一意志，又有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但在以后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在出现极少数右派分子进攻党的复杂局势面前，把历史转变时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使反右斗争扩大化，伤害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一个很值得总结的历史教训。

总结“一五”，值得一提的是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建设过程。1956年9月29日，“八大”所做的各种决议址很切合当时发展实际的。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讨论1957年计划，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是正确的，当时党中央领导集体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实事求是、民主讨论的作风，使“一五”计划中的1957年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一年。

（朱子彤，现年86岁，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任中共西安市委常委、工业部部长。离休前系中共西安市委顾问委员会主任。）

“一五”期间西安的城市建设

李廷弼

西安解放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好转，我们开始着手准备制定西安市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我任西安市建设局局长，首先要制定城市远景总体规划，工业规模，人口规模，城市面积，应该怎样部署安排等等都要研究与制定。接受任务后，就组织少数干部开始搜集西安地区的地理、地质、水文、自然、经济等方面的资料，到北京向政务院各部介绍情况，搜集有关工业在西安安排的经济资料。当时，我们缺乏制定城市远景规划的专家技术人员，完全是外行，我们就找一些地理、地质和城市规划方面的书籍、资料来学习，并向各有关方面专家、教授请教。曾到当时的西北工学院向田宏斌教授请教供、排水问题。到北京清华大学拜访了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虚心向他们请教。有时，我也亲自试着制定西安市总体规划草图，然后拿着草图向有关专家、技术人员请教。

国家在制定“一五”计划时，首先考虑的是发展新中国的军事工业。西安地处八百里秦川，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在战略上得天独厚。国家选定在西安多摆一些项目。1951年到1952年问，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副主席李富春同志、建设工程部城建总局万里同志和苏联援华专家以及政务院有关部的领导、专家先后数次到西安选厂址，西安市指定我参加。我们协助国家专家组在西安东西郊、灞桥、徐家湾、洪庆、阎良、户县，从地貌到地质一一进行现场踏勘，最后在西安人民大厦由李富春主持研究，确定了在西安地区哪里摆什么工厂、规模大小，以及水电、铁路、公路由谁家负责解决。为了尽快制定出西安市的总体规划，国家城乡建设总局派规划小组来帮助。大致在1952年底西安市的远景规划就制定出来了。

东郊浐河西岸以军工企业为主，建设昆仑、黄河、秦川、华山、东方、西光六个工厂，在灞桥以南建设西北国棉3、4、5、6厂和西北第一印染厂，同时扩建灞桥热电厂。

西郊陇海铁路以南建设电工城，即现在的西电公司和西安机械厂、庆安机器厂。 北郊徐家湾新建红旗机械厂。

南郊文教区有西安交大、冶院、西工大、公路学院、西军大、音乐学院等。 “一五”期问，国家重点项目156个，在西安的工业企业就有17个。为了加快

实施，西北财委给了一部分钱。我们首先开拓了从旧城到新工业区和通向各工厂12条主要干道，计有东郊的咸宁路、长乐路、韩森寨路，西郊玉祥门到电工城、西安机械厂、庆安机器厂的大庆路、莲湖路，南郊的雁塔路、和平路、长安北路。由于财力限制，当时是先土路，以后铺成碎石路面，再逐渐地铺设成现在的混凝土路或沥青路。同时抓紧了自来水设施的建设。解放初军管时期，我们从国民党政府的档案中发现，原建设厅在1937年以前，把西安市的自来水开发工程，由美国的卫立韩公司承包，保证人是大通银行。卫立韩公司在西安打了几眼井，修了半截水塔和高级职员办公房，后抗日战争爆发，工程停止，卫立韩公司返回美国。全国解放后，得知大通银行上海分行准备返美，我们立刻电告上海市政府，和大通银行经理交涉，要求退回多付工程款。为了打赢这场官司，同时从浙江嘉定找到中国方面的工程师孙季华。孙季华立刻到上海出庭作证，帮助我们打赢了这场官司。大通银行不得不给我们赔款49亿元（旧人民币）。就用这笔钱继续修建西安市的自来水供水工程。那时缺乏技术人员，我们很着急，孙季华同志自告奋勇承担起了这一任务。工程完工后，日供水量为15万吨，满足了城内近20万人的生活用水。后来西北财委又给了一些资金，将日供水量提高到25万吨，东、西郊工业区的用水问题也解决了。自来水工程完工后，紧接着又修污水管道，解决了污水排放问题。

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西安的项目及城市建设与规划，奠定了西安市工业和城市建设发展的基础。

（李廷弼，现年86岁，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任西安市人民政府城建局局长兼城建局党组书记。离休前系西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回忆“一五”期间西安的市政建设

张文庭

西安解放后，经过几年艰巨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项工作，创造了经济建设的基本条件，先后建立了灞桥、户县电厂，这是大工业建设的重要条件。

从1953年也就是国民经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起，被称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首先选调了大批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工业建设，一大批大型工厂开始筹建。第一个五年建设规划，中央在西安就安排了十几个在大中型工厂，在当时被称为现代化的工厂。其中有十多个现代化的军工企业，还有大中型电力控制设备制造企业及热工仪表等厂，新建了年产30万纱锭，上万台布机的纺织厂和大型印染厂，还有改建扩建的地方企业若干个，50年代在西安地区的建筑队伍号称10万人，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西安已由消费城市建成了生产城市，随着工业建设的大发展，商业、文教、卫生等事业同时发展起来，城市人口由解放初的60万很快发展到百万以上。解放前仅有西北大学、商专等大专院校，到了50年代后期，大专院校在全国大城市中排为第三位，其中有些是重点大学，如交通大学、西工大、陕师大、军医大学等。中等学校发展的更快更多，卫生事业中大中医院也有很大的发展，影剧场（包括工人俱乐部）星罗棋布，从城内到城外，东西南北新建了几十个。整修了多处名胜古迹和一些被损坏的古建筑，破损严重的钟楼整修后不仅城内城外、远郊的农民男女老少专门进城观看，大批人坐在钟楼四周的盘道越看越高兴。新建和改扩建了大批中小型企业，使中小企业发展到几百个。西安的企业生产厂人民生活和国防经济建设等多方面需要的多门类产品，对保证市场需要起了重要作用，为人民为国家创造

了物资财富和税利收入，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城市的交通和市政等各项建设也有很大的发展，将原来清一色的土石子路面全部建成水泥、柏油等当时被称为高级的路面。新开辟了莲湖、大庆、韩森寨、和平、雁塔、长安、小寨路等十几条大马路和通往乡镇的公路，使郊县的公路四通八达，城市人民第一次用上自来水。

忆往昔，天翻地覆，看今朝，我们的城市正在向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迈进。“一五”至今，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西安和其他一些城市一样由计划经济迈步转向市场经济，从农业到工业，尤其是城市的建设等有了新的发展。我们当年还没想到的事今天看到了，许许多多贫困中生活的人民，过上了温饱以至小康生活，我们为此感到高兴。但是不能忘记艰苦奋斗，要弘扬“一五”时期的奋斗精神，永远依靠工人阶级，要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办得更好。

（张文庭，现年85岁，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任西安市市级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西安地区建筑职工冬训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市委第二工业部新厂工作处处长、市委工业部干部处处长。离休前系西安市委工交基建部顾问、市人大常委委员。）

我所了解的“一五”时期西北建筑工程管理总局的情况

白 毅

我于1953年底回到了西安，在西北建筑工程管理局计划处工作。那时，西安与全国一起已全面开始实施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我们局直接承担西安“一五”重点工程及大型企业的建筑工程任务。

当时南院门有个“亨得利”表店，我们单位在那儿租房办公，我担任计划处基建科科长，主管工程建设。以后搬到了北门外大庙处，人们当时称之为“杨林大庙”，这是因我们局长是杨林同志而得名。杨林当时主持西北工程管理局工作，他定了这么个古色古香的建筑。临搬到大庙时，决定与华东工程管理局（也称之为华东建筑工程部）合并。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局合在一起呢?因当时156项工程与苏联方面已签订协议，这些项目摆在什么地方大体已确定，主要是军工项目，也有民用项目。要完成国家这么多重点工程的基建任务，单靠西北工程管理局是不行的，西北地区的建筑工程又都由西北建筑工程管理局管理，所以两局的合并势在必行，以全力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任务的顺利完成。两个大区的局合并后，组成了“西北建筑工程管理总局”，底下有工厂企业，总局领导也有所变动，办公地点就确定在北门。

总局成立后，开始辖西北五省的建筑队伍，以后变为只辖陕西的，其他如甘、青、宁、新下放给当地。西北工程管理总局是以华东建工部（局）和西北建工部（局）合并组成。局机关技术人员中是华东来的多一些，行政人员陕西的多一些。西安东郊原第一建筑公司称之为“西北建筑第一工程公司”，这个公司较大，有2、3万人，以华东来的为主。该公司分8个处，把东郊的大型企业分由这8个处承建，一个厂一个处，即把东郊这一片工程都承揽了下来。二公司以西郊为主，约4、5个处，1.2万人左右，即“西北建筑第二工程公司”。那时的局长是冯直，一开始冯直是党委书记兼局长，贺敏学和杨林还不负责总局的工作。以后贺敏学任局长，杨林是党委副书记。

“一五”时期的建设需大批的基建队伍，开始约10多万人，后变动多次，最低时西安、陕西也保持5—7万人。起初的建设力量包括陕、甘、宁、青、新的当地力

量以及中央各部门在西安的施工力量，其中，在陕的约7万人，甘、青、宁、新约3万人。施工的设计与勘察主要以自身的两个院为主，就是西北设计院和西北勘察院。这时开始大量接收转业部队，先转业的是建筑第三师，政委是吴松，师长是张占云。当时转业有4个师，5、6万人，转业以后总局进行了调整，把原来由西北管理局管辖的一个建筑公司抽了一部分人，加上建筑师的一部分人，由建筑师原师长带队到兰州去成立了一个总公司，兰州那时的建筑工程任务也属西北建筑工程管理总局管辖，以后就更多了，西北五省都由该局管理。陕西及西安的公司不够，就从外边调。西安本土的建筑工程那时都由陕西和华东来的建筑队伍主要承担，后来天津和北京各来了一个公司，东北三省借调了5个建筑公司，约1.8万人。另外，还从广东、湖北抽调少量的安装工人。天津的公司在兴平，北京来的公司在陕西宝鸡的凤县。东北三个省的辽宁在汉中、黑龙江在咸阳，吉林的在兴平。

“一五”接近结束时，局里也有些变化，东郊的项目那时已基本大功告成，北郊的红旗厂当时属大厂，由陕西的建筑队伍来搞。一公司、二公司、三公司这三大公司主要在西安搞建筑，西安的“一五”建设工程基本建筑都是由这三个公司来搞。一公司主要由华东来的建筑队伍组成；二公司有一部分是华东来的，但以转业队伍为主；西北建筑工程总局原老底子建筑队伍主要组成三公司，现在都在边家村地区，东郊还留有建筑公司一部分人，大部分人到了广东茂名。西安的军工厂和咸阳的毛纺厂基本建筑都是由他们搞。当时咸阳是以轻工业为主，其工业基础也是从毛纺厂逐渐发展起来的。我是两局合并以后，在总局从基建科长改任计划科长，自1953至1958年总局撤销，在总局工作了4年半，经历了西安近乎整个“一五”计划实施建设的基建过程。

“一五”期间，我和贾夫（当时西北管理局生产处处长，调度室主任）经常是下雨天或是不好的天气都要到工地上去，这时不知什么时候去。洪庆塬上有个804厂，这个厂又很远，事情多得很。我们去看看有什么事，天气很冷，混凝土要用稻草垫盖4、5层，怕冻裂；缺人还是缺什么?工程搞没搞好?技术上有什么问题?通过我们跑现场，出现什么问题都具体解决。近的地方就骑上脚踏车下工地，那时车很少，整个机关才几部车，领导不用时，我们两处长（那时我已是计划处副处长）就借用。只要为生产，用车基本上都能满足，但办私事对不起，根本不让用车，什么车也要不出来。一年四季，东郊、西郊我们都跑遍了，一礼拜下去至少三次，三天以上都在工地上。因为经常开会要给领导汇报，不知道下面的情况怎么能行。

当时的基建任务非常紧，安装了那么多的调度设备，而且条件又很差，最难的就是组织建筑材料，比如砂子、砖头。盖房子不是缺砂，就是短砖头，还有钢材，不配套不行，做一个柱子都要好几种材料组织在一起。贾夫作为生产处处长，经常要联系各种建筑材料，非常忙碌。我们住的条件很差，都是一间平房。早上5点多就爬起来，7时到8时学习，晚上还学习一个小时，9时到10时回家就不错了，上班必须签到，不然就检讨。那时的工人真是吃苦耐劳，日夜加班，干不完就不下工地。

我作为计划处处长，对当时所建项目还是比较知情的，都是些军工项目。我和贾夫下去，基本上都是两种情况：一个是材料。那个项目上不去，是不是缺砂子、砖头、水泥或者木材什么的，看看这些问题解决了没有。那时工地上没有这些材料，都是由材料公司给供应的，有时也用地方上的材料，我们泸河、沣河的砂子都是陕西最好的砂子，尤其是沣河的砂子。不但西安搞建设用，外地如青海的建设也看好我们沣河的砂子和砖瓦。那时石灰不是袋装的，都是大块子，工地上到处都是白灰，

也很脏。再一个就是到工地上看有没有安全问题。着火呀、工伤呀，尽可能避免这些事。如果我们看见了隐患，就要告诉工地负责人，哪些地方需要注意，高空作业注意安全保护，以免把人掉下来。那时不能出工伤，责任太大。

苏联专家对我们工程质量要求非常严格，比如砂子必须是多大颗粒的，砂子有细的，有粗的，太细的不行，太粗了也不行。打水泥要有规定，要在规定范围内搅拌，水泥的比例很重要，多少砂子，多少水泥，多少水，多少石头混合出来质量才高。一桶水泥出来要试验，那时工地上很多这种试验水泥块。还有钢筋摆的对不时，比如打弯和漏筋，专家都是不允许的。我们一切都是从头学起，因为老工人少，大家都没有建设经验。而且建筑工人很多是转业军人，过去都是战士，搞建设也都是现学。

“一五”的基础建设，使西安的情况大为改观。一个是西安市的电厂建好后，灯亮了，整个街道晚上都亮起来了，不象过去晚上街道黑蒙蒙的。西安几个主要干道开始修水泥马路。灯亮了，路平了，至少不是烂泥烂水路了。这几项工程的完成，对西安来讲，也可说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事，以前是没有这种局面的。

西安解放以前就是那么几块地方，以解放路为主，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北大街还只到通济坊，可以说，这就是原来的城市市政基础。东关出去不远、通济坊以北、南稍门一出去就到了乡下了。经过“一五”建设时期，人多了，刚解放时，西安只有30余万人，“一五”以后，已接近百万人口。城市的面貌不断改变，楼房一个接着一个盖了起来。所以说，“一五”为西安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城市无水就没办法发展；上水、下水不通，供电、交通、道路这几方面若无基础，城市的面貌不会有改变。当时西安这几方面健全起来，加之有了大批的工厂建立，东、西郊大片的道路都大幅度修缮，还有铁路，修了东站、西站，整个物资便可直接进入西安，解决了西安生产和生活各方面的需求，没有上述基础条件，就无法谈西安的发展。象户县修了个热电厂和惠安化工厂，又修了一条铁路专运线，沿途及周围地区也随之有了大的改观，户县的情况更是有了大的变化。当然，以后讲“备战备荒为人民”，很多大工厂和重点企业逐渐由西安向安全偏远的山坳安置，那个时候如果把那么多外移的工厂都放在西安建设，西安的发展将会更快。但那些安置在山沟里的工厂，带动了周边的发展，也影响了当地农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西安“一五”时期的主体建设项目是以军工、工业为主，配合的项目建设有地方材料、水、电、路、人才等。为了保证这些重点工程的需要，西安又发展了一批砖、瓦、砂、石企业，如西安北郊、南郊、东郊、红庙坡、洪庆、’?产河、灞河上的砖瓦厂、砂场、石厂等，还有自来水厂、电厂等均是为配合这些军工、重工业、轻工企业而兴建的。东、西郊的纺织厂、印染厂及城市的规划也都是围绕这些重点企业而考虑和筹建的。同时还开辟新路，如东、西、北郊的几条大道。

当时西郊这一片基本上都是民用项目，东郊基本上是军工项目，象844、843、786、803、昆仑、东方、黄河等厂都是东边的；西边从仪表厂（仪表厂不属于156项之列，是东德即民主德国援建的）开始往西一长串企业都是苏联援建的，有开关厂、电缆厂、电瓷厂、绝缘厂等，再下来就是115、114这两个项目，是搞飞机发动机的，也是156项工程里的重点项目。同时还筹建了一批配合重点企业的项目，如灞桥热电厂、户县热电厂、西郊面粉厂、红庙坡砖瓦厂等，原来这些地方很偏僻，没有人烟，后来也发展成了市区，这些都是为重点工程服务的。还包括成阳的大批工厂、西安市中心医院和西安周边的砖瓦厂等。兴平、宝鸡、洛南等地的建设也逐

渐进入高潮。随着建设的加快，当时灞桥电厂的发电量远远不能满足生产与生活的需要，因为最大电量才5万千瓦，还有2万5千瓦、1万2千15千瓦这种机组，小的可怜，现在都淘汰了。这是1954年的情况。

“一五”时期国家在西安布局了那么多重要项目，我认为，“一五”在西安比以后五年计划的实施要重要一些，因为没有这个基础，就不可能有西安今天发展的大好局面。一个是工业的基础，二是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些无疑为西安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此多的重点企业和高等院校及西安城市的建设规划，都离不开“一五”的基础。如今，西安的建设更是发展迅速，但我们却永远不能忘了“一五”的艰苦创业，特别是那时拼命建设的精神和爱国热情，期望我们的子子孙孙要继承这样的建国爱国精神，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白毅，现年76岁，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任西北建筑工程管理总局计划处副处长。离休前系陕西省计委副主任兼省人防办主任。）

“一五”时期到西北

林世超

“一五”计划的第五年，即1957年8月，我从哈尔滨市国营423厂调至西安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所任党委书记。那时西安城市的基础设施是比较差的。城市规模还象个小县城。

我记得1957年2月初到三所时，研究所还正在建设当中，那时正是国家发展建设掀起高潮的鼎盛时期，研究所也和全国一样，采取了边建设、边研究、边生产的“三边”方针，中央也给研究所规定了研究项目并成立了几个研究室。当时三所由三个研究所（沈阳、北京和西安）组成，是一个综合性的火炸药研究所，知识分子占大多数。我当时任三所党委书记时，思想上还是有一定压力的，因为我文化底子薄，尤其对科学技术研究是外行，科技领导部门又规定了6项军工研究项目。这在当时都是有着相当先进技术的高科技项目，我深感责任重大。

“一五”计划的实施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土上开始的，当时我国的国防建设处在起步阶段，更谈不上高能武器，而且根本没有导弹。中央领导同志非常重视研究所的工作，朱德、刘少奇、陈毅、彭真、罗瑞卿、张爱萍等领导同志无论是专访西安、还是途径西安，都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研究所的研究建设和发展。1957至1964年，朱德副主席来研究所视察了两次，并勉励说：“火药是我国发明的，希望你们不断地搞出新东西。”刘少奇主席题词：“立大志，树雄心，攀登现代科学技术高峰。”陈毅副总理视察后说：“向你们致敬，现在一切具备，只欠东风，其实东风已经来了??你们不是正在搞东风二号嘛?”他有一次准备去阿富汗访问，途径西安，住在丈八沟，离三所较近，来视察了两次。第一次是看了看情况，第二次召集了几个高级技术干部讲话，讲的很幽默，这些资料都已留存下来。他曾说：“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基础，就是你们的科研研究，我就有话敢跟他们说。”他还讲到了经济基础和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充实经济基础的，国家经济发展了、科技发达了在国外说话才有力量。我们以后也就是根据这个道理和科研技术，发展了地对地、地对舰，以后又有了原子弹、导弹、??西安第三研究所也成为当时国防系统常规尖端火炸药等综合性研究所。

1957年8月至1964年期间，三所的科研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三所主要技术骨

干承担美军响尾蛇导弹的测绘研制任务；1959年完成了902无线电引信的靶场鉴定，并完成定型图纸资料；1960年三所担任空对空和地对空试制的全面技术指导工作；1960年冬三所承担东风2号引信和二机部的电雷管研究任务。同年国防部五院先后派361厂、845厂与三所合作，为发展我国导弹事业共同承担固体火箭发动机和推进剂的研制工作；1961年9月某部队数10人到三所共同承担红旗1号助推器的研究和设计任务；1962年4月兰州高效能化学炸药研究室与三所合作全而开展核武器用高能炸药研制??

1957年底，也就是“一五”建设的最后一年，三所的研究室、厂房建设、职工宿舍都已比较完善。虽然我们从无到有，经历了诸多艰辛，但我们在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在大家的艰苦努力下，研究所从科研到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已步人正轨。记得我们的导弹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时，中央领导经常过问，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当时的研究所属一级保密，中央是很重视其科研人员的力量构成的，从北京来西安搞导弹研制的300多人在西安呆了一、两年后成立了第五设计院，地址设在蓝田，以后又来了200多人。前后共调来500多人，来时是研究所所长带队，现在，第五设计院主要研究固体火箭。“一五”时期中央领导同志对火药的研究抓得很紧，经过50年的拼搏发展，现在已有几个导弹基地，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威力越来越高。

为适应高科技、高核能的迅速发展，研究所一直都很重视科研人员的培训工作。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曾来研究所讲过课。再之，我们这个研究所还另培养、衍生出好几个研究所，后又从这些科研单位派生出30余个相关研究所。“一五”期间的204所为今天的国防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为丰富众多的科研项目无数人呕心沥血，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去年神舟五号上天时，其中17项科研内容在陕西，而这些基础还是“一五”时期奠定的。

现在国家非常注重科技，国防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为培养人才，发展和提高尖端技术，适应变化多端、日益发展的国际形势，国家在武器的发展和提高及由大变小、精、强上都有了长足的拓展。这些都得益于“一五”时期中央对科研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西北，调到这里的不仅是工业，其他方面也有，更重要的是有了人才，为西安打下了许多方面的基础。虽然和沿海无法相比，但后者居上，西安的发展从各行各业来看有了飞跃的进步，人民的素质在提高，生活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五”时期的156个重点项目带动了各个方面的发展，对西安的经济基础、教育和城建等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西安据说已有52所大学，我记得203所有个领导就是从西工大调来的。西安的发展象哺乳式、孕育式的_由小变大。一个是基础条件问题，再还有西部12个省，西安是龙头，“一五”的工业基础带动了西安市的发展，同时也拉动了西部的经济。西安曾是12个朝代建都所在地，历史的原因又使她一度衰落，在“一五”的基础上，经过西安人民几十年的努力，现在的西安从一个封建式的小城市变成了一个享誉全球的著名古城，尤其是科技方面，也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1957年中央提出支援大西北建设，现在又指示开发西部，从1957年至2002，年已46年，西北和全国一样，在建设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上都有很快发展。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使得各条战线更迅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在城市大部分人已进入小康水平，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不断的提高。现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同时，又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工作方针，注重以人为本，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与时

俱进，不断的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党员干部发扬延安和“一五”时期的创业精神，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

（林世超，现年92岁。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任西安市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所党委书记，曾任843厂党委书记。离休前系陕西省兵器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兼党组副书记。本篇回忆录得到李继周同志的大力协助。）

“一五”时期黄河厂（786厂）筹建概况

郭子平

“一五”计划开始实施的第二年，即1954年7月，组织上派我到西安786厂搞筹建，786厂也就是现在的黄河机器制造厂，在当时属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

当时对重点工程负责人的挑选是非常严格的，我那时在河北省邯郸市任市委书记，组织上选派我到西安来搞黄河厂的筹建工作，那年我35岁。

河北省支援西安“一五”建设的人乘了一辆专列，陕西省还特别派了一个组织部长到河北保定去接我们。当时通知的很紧，出发也很快，但不巧是正值7月发洪水，冲了平汉（北京——汉口）铁路，到了石家庄后，我去车站商谈有急事要到保定，他们说：既然这么急，你稍微等一会儿，有列从石家庄到德州的火车。搭上这列车后，车长告诉我，经德州再乘车到北京，转而可去保定。就这么着急地辗转到达了保定。刚到保定，接我们的专列就出来了，专车是从保定绕道山东，经徐州到郑州，再到西安。如此匆忙，说明当时国家急需我们这批人赶赴西北，支援西安的156项工程。

我们来以前光知道是到西北，至于到什么地方，什么厂，干什么，组织上都没告诉我们，因为是国防厂，很保密。邯郸的同志送我时说：如果去西北的兰州，那儿的风沙大，我给你买一件风衣。那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到了西安后，才知道去的是786厂，是搞雷达的。我就这样来到了西安，也扎根生活在了西安，至今已50年。

初到西安时，786厂正在筹建中，我任副厂长兼筹建组党委书记，以后改厂长兼书记后，我是副厂长兼书记。1953年4月——1958年2月，黄河厂是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十局下属企业。苏联当时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里，其中电子工业8项，陕西有782（宝鸡长岭机械厂）、786（即黄河机械厂），除了这两个电子厂，还有709（西北机器厂，在蔡家坡，属电子工业非标准设备制造厂），共3个。709厂是国民党时期的私人资产，只是一个很小的纺织机械制造厂，国家改为709厂后，划归电子工业。这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陕西的几个电子业企业。

786厂是1953年上半年开始在北京搞筹建，第一步决定在内蒙，以后嫌内蒙不好，改在大同，后又觉大同风沙大，最后确定在西安。同时确定的还有一个’785厂，厂址确定在现在华山厂的地方。当时国家的国防意识还很强，觉得这么几个国防工业的重要企业太集中了，就把785厂搬到了太原。785厂搬走后，接着五机部（即兵器工业部）将国防企业选址在了原785厂所在地，也就是现在的华山厂、秦川厂。

“一五”时期生活很艰苦，但对生产建设却抓得很紧，786厂一号厂房1955年

开工，1956年仅仅两年就盖起来。我当时是兼车间支部书记，李宗贵同志是副主任，那时才22岁，很年轻，也很能干，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当时的设备是由苏联援建的。成套的先进技术，成熟的资料。我们搞雷达开始先搞加工，装配是最后的，这不适合当时生产的序列，那时有个口号是“边生产，边基建，边试制”，这“三边”政策按正常说是不符合科学规律的，但在当时特点历史条件下，因为引进了苏联成熟的设备，我们为了快，这边搞厂房建设，如果建成了就交工生产，按现在来说，这样的快速上马是不科学的，不允许这样发展企业，但那时为了快。所以，我们在写厂史时，肯定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发展条件，那样做是对的。

786厂的厂长当时是齐一丁，他是和我一块到西安搞“一五”国防企业建设的，比我小一岁，2002年去世了，他来西安之前是石家庄市委书记。我们在一起就分析，怎么样能快、好，当时分析的关键：第一，先把厂房盖起来；第二，就是人，能管理生产的人，能搞加工生产的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技术人才。可是当时没现在这样的社会技术人才氛围，没有能管理生产的人。李宗贵厂长那时虽从人民大学毕业，但先进的技术设备等还需专门的管理人才。无论厂里也好，国家也好，尤其是我们厂，技术人才奇缺。第一批分到我们厂的大学生，没有一个是搞无线电的，只有一个搞载波电话的，就这么个技术人员，他的专业也只是接近无线电技术。当时搞无线电的老厂很少，怎么办呢?齐一丁厂长指定我管人事，我当时是人事副厂长，针对这种状况，我就采取了：一是请进来。请专家，还有苏联专家。从720、714厂这些老厂请技术人才5个，是王部长亲自批的。张锡熊是国民党老厂720厂搞雷达的，黄日绵是720厂搞仪表的技术人才；714厂来的人比较多，大约有30人，其中有技术人员易寅亮等人，还来了一批技术老工人。我们非常重视他们，把他们当作了厂里发展的宝贵财富，事实上，他们也真正成为黄河机器制造厂建设发展的基础技术力量。二是自己培训，办了很多培训班，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当时的学习条件非常苦，办培训班时，把搞基建的工棚、仓库当教室。那时建厂真的很不容易，就在这么一个技术及生活上相当差的基础上建设起了786厂。

1957年底，厂房基本建成，1958年11月国家正式验收，同时产品试制成功，为我国的国防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能在短期内取得这样的成就，一是当时计划经济发挥了作用，二是苏联的援助也是功不可没，没有苏联的无私支援，我们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建厂初期是小批量生产，第一批只是5部产品，以后边生产，边试制，边基建，开始为国防事业投入了越来越多的产品，直至发展到今天这样辉煌。三是当时国家、省、市的重视也起厂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建厂过程中，刘少奇、朱德、陈毅、邓小平、李先念、彭德怀、聂荣臻、薄一波、罗瑞卿、彭真、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人都来过厂里视察工作，看望大家。市委领导冯直书记兼我们厂三车间的党支部书记，我当时兼这个车间的车间主任。冯直书记还留给我一个秘书和他的电话号码，以便随时和他保持联系。四是当时人的政治抱负远大，大家有信念、有思想、有动力。白天干一天，晚上拼两个桌子凑合着睡一宿，星期天搞义务活动。领导干部晚上10时前很少回家，白天干活，晚上开总结会、研究会，而且经常是很晚很晚。人们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我们的新国家，干起工作来有那么一股子劲。我自始至终认为政治思想第一的观念是很正确的，不象现在很多事情总是以钱为前提，但适当的报酬也是应该的。可试想，如果没有“一五”时期那么个干劲，别说我们国家建设小康社会，就是向前发展也是很难的。

“一五”时期，苏联援助我们电子工业也好，军工也好，航空工业也好，在那个时代，技术上还是比较先进的，也带动和促进了我们的学科学，学技术。当时雷

达是什么，很多工人不知道，很多引进的新技术也不知道。我是1938年参加革命，先打仗，后又到地方，对地方工作比较熟悉，到工厂来并不懂生产技术。当时培训制版工，我就不懂这个制版工是什么。1956年我去到714厂学习，就向厂长提出，我得看看制版工。搞基建时，9号楼留有防震缝，我就纳闷，为什么要留防震缝，防震缝是什么样子。随着厂房的建立，新产品的逐步试制出厂，还有产品的仿制、改进等，就是在苏联援建的基础上，我们也力图有新的突破和改进。国家验收同时，我们又研制成功了新地空导弹，在怀柔打下了侵犯我国的美国U2飞机。我们的产品也由单一向多品种生产发展，自行设计炮瞄雷达和地——空导弹相继诞生。从开始筹建到生产，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在不长的时间内，我与工人、技术人员一起经历了为国防事业服务的学习和奋斗过程。“一五”建设锻炼了我们的领导，也成就了一批技术人员和工人。

“一五”时期的经济基础条件是很困难的。比如，那时讲“先生产，后福利”，毛泽东主席也说：“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所以国家所给的经费主要开动用于先搞发展，我们黄河也不例外，所有经费先用于搞生产。我来786厂住在9号楼，这个房子原设计一层、二层、三层上各有个小阳台，很小，以后部长拿着刀子和斧子说：“这地方没用，把它砍了。”就把那小阳台砍了。还有地面，最底下那一层，原设计是水泥磨面，和现在铺地板、瓷砖等不能相比，但那时连水泥磨面都不能用，都是铺砖头，省经费，很多情况与现实无法相提并论。可我们都理解那样做是为了加快发展国民经济。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艰苦创业扎下了建设的根。

现在的西安与“一五”时期更是不能相比。我初到西安时，省上和西北局都很重视我们来西安支援建设的同志，不但安排我们住到当时西北最豪华舒适的宾馆人民大厦（那时苏联专家还没有住），请我们在新城剧场看戏，还从各方面让我们了解西安。我记得把我们从人民大厦接出来，向东走，转钟楼、西华门经大差市，转有三个圈，给我的感觉是，我们邯郸那时的情况就不好，西安也比邯郸强不太多。电线杆、电灯杆在上行路与下行路中问，灯也不很亮。其他方面，如商业等，也都很简单。

“一五”建设时期距今已有50年，关于黄河厂的建设发展，我想这样说，黄河现在是很好的，枝繁叶茂，花香万里。但这棵树毕竟要有一个根，要有一个树干，这个枝是在树干上长出来的，花也是开在树枝上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在这里种下了这棵树，扎下了树的根，长成了这棵树。我认为这棵树的根基很稳、很实，而且这棵树长势也不错。所以说，“一五”时期建成的黄河厂这个国防企业犹如长成的一棵大树，因为根基很好。所以以后无论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及国家经历的许许多多挫折，都没使这棵树倒下，自始至终为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需求上作出了巨大努力和卓有成效的贡献，而且至今在国家经济建设上继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郭子平，现年85岁，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任786厂筹建处党委书记、人事副厂长兼第三车间主任。离休前系陕西省电子局局长。本篇回忆录得到李宗贵同志的大力协助。）

“一五”时期西安电工总筹备处筹建概况

张德立

我是1953年从团省委到绝缘材料厂筹备处当负责人，1953年12月去哈尔滨建筑公司学习了一年，1954年12月回到西安一机部西北办事处，后该机构改成西安电

工总筹备处。西安电工总筹备处，把西安西郊的4个厂——高压开关厂、绝缘材料厂、电瓷厂、电容器厂的生产筹备工作总揽了下来。

总筹备处成立后，4个厂的干部体制也很快确立，从主任到科长等都配备起来了。 当时这4个厂为了搞生产准备工作，首先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将所需技术人才派出去学习。从国内各厂（含这4个厂）抽调90多个人去苏联学习，因为我们当时的设备及技术等都是由苏联提供的。这些人去苏联相应的厂去实习了一年，学习高压开关、绝缘材料制造、电容器生产和电瓷生产。他们中间有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如上海华东开关厂的工程师。同时在西安市招了400多人去国内相应的厂——上海华东开关厂、沈阳开关厂、哈尔滨绝缘材料厂、上海电容器车间去学习。二是为苏联专家到这几个厂来工作作准备。“一五”始就有苏联专家到西安来工作，这4个厂都有苏联专家，像我在西安电瓷厂当厂长时，就有5个苏联专家在厂里工作。就这样，各厂既有了负责人，也有了培养的技术工人和在国外学习的工程技术人员，整个建厂工作就此全面展开。

1955年底，各厂已开始试制产品，直到：1960年西电公司生产出了儿万千伏和22万千伏的输变电产品（即建变电站和变电所所需产品），其生产品种已经比较齐全了，在全国还有几个地方——上海、沈阳、哈尔滨的产品也比较出名，但西安的输变电产品还是比较全的，象三门峡和一些大电站的高压开关和变压器，都是由西电公司提供的。哈尔滨和上海等原称三大动力厂，三大动力是什么呢?就是汽轮机、发电机和锅炉，以后有了水利发电机，淘汰了锅炉，电由变压器输送各处，称之为输变电送电，无论什么地方搞建设，都要用电，尤其是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水利开发都离不开输变电产品，所以，“一五”时期，国家筹建西电是很重要的一项建设工程，其产品对西北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筹建西电初始，工厂所选地是一片麦子地，其他没有任何东西，后来开始建厂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审查阶段，也就是说审查实际建厂的可行性资料，含水文地质、钻探、还要探公路，把这些资料搞好送给苏联方面，请人家搞设计，实际第一个阶段也叫初步设计。把设计搞出来后，我们派人看是不是这么个情况，进行审查，然后苏联方面就搞技术设计。搞技术设计时，我还去了苏联，审查同类型的工厂，那是1955年的事情了。我记得是J955年8月去苏联，同年10月20日回到西安，去了50多天。去苏联的人中有电工局局长、设计院院长，还有西电总工程师蓝毓钟，他是湖南湘潭人，解放前就在国外学习，懂技术，后来是我们西电公司的副经理兼总工程师。去苏联有两个目的，一是参观他们的工厂，再一个就是审查初步设计，初步设计审查同意后，签了字，苏联方面就把复制件等给我们寄过来。我们回来后还有个施工设计，就是说建厂房及设备怎样安装等都按这个设计去实地进行。一机部当时在西安有个设计院，设计院又委托了一些人，每个工厂都有总工程师，下面又有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由他们把施工图纸设计出来，这就是第二阶段，也就是设计阶段。第三阶段就是按设计出来的方案进行生产建设，生产时就按设计好的工艺流程生产。

那时，我们筹建处的同志时常在一起说：咱们这一辈子，只能建一个厂，能建起这四个厂，那可真不简单了，若真建起了这四个厂，再就没我们什么事了，剩下的全都是研究上的事了。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不光是搞筹建，还要带领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建设。当时我们文化水平都很低，心里焦急万分，专门请一些中小学老师给我们代课，每天晚上在总筹备处学文化。老师把初中数、理、化都给我们讲完了，我们才慢慢开始看技术方面的书籍，不然，什么都不懂，是无

法适应当时快速发展的先进技术工作的，更谈不上去领导和筹建先进的重点企业了。那时，我出差总要带上本子，途中做一些数学题之类的计算等，不懂的地方便及时问别人。我们这些人当时除了艰难的创业筹建外，还要苦学文化，真正是苦了几十年，建国、建厂、学文化，但是我们爱国的热情、建设强国的工作拼劲自始至终未减。

西电公司初筹建时，4个厂招了约900多人，到1957年底4个厂已达到1万多人，尤其是1957年招工人数最多。后来“大跃进”、冒进等，西电公司1960年裁减了6,000余人。

初筹建时，工程技术人员（含从苏联和国内各厂学习回来的）有300余人，截止1957年底，技术人员也还不多，因为大部分工人足从农村招来的，文化底子薄。那时也没有资金，我们筹备处的同志都努力的工作，清理厂区，砌砖，与大家一起盖厂房，搞建设，参加生产。白天晚上拼命地干。就凭这样的爱国热情和精神去干。当时我们当领导的都是亲自带头实干，我们电瓷厂的厂长是一个老电工，叫王进元（现已去世），他亲自上电杆，带上工人搞线路，我也跟着干，给王厂长递材料什么的，王厂长就在上面干。电瓷是1千多度烧出来的，当时也没什么安全保障，我们劳动时只要电瓷一烧出来就马上往出搬。工人一看领导实干，也都拼命工作，任务没有完成就日夜加班干，我们那时鼓励先进生产工人也没什么奖金，就是奖个旗或匾等。

我们当时不但要抓紧筹建，还要和大家艰苦劳动搞生产，有些困难经过努力还可以克服，而有时出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就让人费尽心机。我记得那时难度最大的就是煤气发生炉，也就是煤气站，烧电瓷用的。安装好调试时，没有成功，电瓷应是在氧里燃烧，但却不出煤气，苏联专家也没办法。后去上海生产煤气炉的厂家请来技术员试验，来的技术人员说：不带负行（也就是说要生产）进行试气，因空气比煤气重，所以不出煤气。带上负行才可以试验。后来我们按照他们说的进行试验才出了煤气。我们当时与苏联专家都找不出原因，是生产厂家帮助我们解决厂技术上的问题。

过去一段时间对计划经济批评甚多，我以为，任何事情都要历史的去看，去想这个问题。当时“一五”时期的国情应是国家的计划经济政策起了很大作用，也是适应当时国家在贫穷空白的经济基础之上所采取的非常有效的经济组织手段，没有那时计划经济的基础，就不会发展到今天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弊病再多，但在当时来讲：第一，为国家经济打下了基础；第二，渡过了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所以，历史发展的再快，变化再大再多，一个时期的政策就是当时历史实情的体现；第三，为我们以后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积累总结了经验。这经验有好的经验和不好的经验，要两方面去看这个问题。我是对计划经济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起的作用持肯定态度。中央也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化，邓小平同志讲了，资本主义国家也讲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不是光中国搞的。所以我时常在脑子里想几个问题：一是计划经济前我们的情况是怎样的?二是“一五”时期及以后实行计划经济给我们带来的变化；三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连带关系。为什么要搞计划经济?那会不靠苏联，不靠社会主义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有没有出路?答案是我们当时的情况是一穷二白，不搞计划经济没有出路，所以选择了搞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给我们国家打下了经济建设的基础，为以后总结了建设经验，也有了市场经济的出现。如果没有计划经济那一段，又怎么淡得上今天的市场经济。当然，后来人没有经过这个建设过程，是不了解当时的情况的。

“一五”时期电瓷厂、绝缘厂、高压开关厂和电容器厂的筹建及以后西电公司的成立，不仅对西安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对国家整体建设也有很大影响。过去我们要建一个变电所，开关没有，匹配器也没有，都要到外地去买，往往还买不到。现在建起了西电公司，只要你想建变电站，想要什么产品就有什么产品。前一段时间，三峡水库所需大变压器、开关等许多产品都是由西电公司提供。西安人对西电公司的产品可能不甚了解，但其在全国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中央领导一直很重视西电公司的生产和发展。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还有江泽民、李鹏、朱铬基都到西电公司来视察工作，看望大家。因为电产品非常重要，无论什么地方搞建设，就都要用电，用电就要用输变电送，没有输变电就不行，其重要性就在这里。西电公司在西安来讲，是其所属地区的一个公司，但是在全国来讲，其重要位置已被国家认可。“一五”时期西电公司的工业总产值就占西安地区的三分之一。西电交的利润税金也一直都算是大户。西电公司的党委书记大都是市委委员，也常有工人代表去北京开人大会，西电无沦是在“一五”时期还是以后至今，对西安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都是很大的。

“一五”是一个建设时期，许多重点企业开始基建和筹备，从全国到西安，从无到有，打下了一定的发展基础。“一五”是西安和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奠基石，后人又在这个基础上发奋努力，一步一步的建设、创新、发展，逐步将西安建设成了一个举世闻名的工业、科技和旅游都走在全国前列的美丽的城市。

（张德立，现年8l岁，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西安电工总筹备处负责筹建西郊4个工厂工作，曾任西安电瓷厂厂长、西电公司党委书记。离休前系西安市计委副主任。）

支援“一五\到西安

孙殿奇

我是从东北跟着第四野战军南下转业到地方，后支援“一五”到了西北，与另外3名同事分到华山厂。当时华山厂（803厂）还在筹建，未正式生产，组织上便安排一批人员去东北学习，我就是在这时去了大连523厂，这个厂是功臣吴运铎原工作的地方。我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学到一些专业技术。

1957年我回到803厂并任技术监督科副科长。1958年12月左右，秦川厂与华山厂合并，称为华山机械厂，代号843厂。我开始任843厂十一车间主任，9个月后，任技术监督科长兼车间主任。后到陕西省委国防工业委员会生产处任副处长、秘书处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直到“文化大革命”前。

今天回忆起“一五”建设时期的情况，印象很深，尤其是难忘那时的工作热情和建设速度。记得1957年我从北京回到华山厂时，华山机械厂已全部建设完工，比东北的523厂要漂亮很多，设备也先进，当时的自动机我们认为就很不得了啦，钢材捅到机器里，几根钢材转几转，出来就是产品，比523厂的设备先进多了。

“一五”期间，西安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五”期间156项工程中设在西安的企业都是大型工厂，好几个国防大厂筹建在西安，且受到中央、省及市委的高度重视，中央又都直接管这些企业，我们那时能从地方选拔到国防厂，都感到无比的光荣，非常的自豪。

我们现在回顾“一五”建设及它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意义，毫不夸张的说：中央“一五”期间摆在西安的重点建设项目，为打好西安的工业基础和拉动国民经济的

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央下决心在这里投那么大精力，尤其是西安，将156项重点工程中的17项放到西安，并把西安列为重点建设城市，使西安从一个落后的消费城市变成了一个工业城市，而且对当时西安的其他各个领域来说，起了带头作用，西安之所以成为国家重点建设城市，也是因为这么多重要项目在这里。但是另一方面，由此而生出许多不平衡，因为在西安的国防工业具多，其它先进企业没有引进来。以后国家逐步稳定，国防方面因无战事，减少了军品生产，民品发展又暂时跟不上来，就给这些厂生产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在当时对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出去办事，一提803、843厂，任何单位一律都大开绿灯，非常欢迎，也非常客气，办事也较顺利。因为当时有规定：重点企业，一切优先。

“一五”时期西安工业基础的建立也对西安城市面貌的改变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西安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后来兴建的电工城、纺织城、东郊兵工城、南郊文教区等，使西安的城建等方面都有了令人瞩目的改观。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市委书记方仲如、市委副书记冯直，还有城建局长李廷弼，他们与所有“一五”建设的领导者一起，为西安的城建倾注了大量心血，发挥了一定作用。

“一五”为西安今天的发展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时期的建设基础，西安就不可能发展成今天这样辉煌。“一五”时期到西安来了多少技术力量，四面八方多少工程技术人员，多少干部汇聚在这里。现在还有很多老一代．国防企业的领导者及创业者仍然生活在这里，他们默默无闻，无悔无怨，对“一五”期问拼搏忘我的情景充满了眷恋，对西安今天的发展依然关注，他们是真正值得西安人民敬重的开拓者。我们现在要继承那时的工作精神，发扬创业者艰苦奋斗的拼命干劲，努力把西安建议得更加美好灿烂。

（孙殿奇，现年72岁，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任803、843厂技术监督科副科长、科长、车间主任。离休前系政协西安市委员会主席。）

“一五”初期我在西北财委的工作情况

薛祖耀

1952年11月，上级调我到大区（当时中共中央西北局也称大区），担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自如冰的机要秘书。1953年，李富春带着几十个苏联专家和中国专家来西安、兰州给156项准备在这两个城市筹建的项目选址。白如冰这时去苏联医腿病，我就跟着冯直一起参加选址工作。当时我主要在人民大厦搞联络工作，需要什么我便立即去解决，提供所需物品等。如有一次，需要俄文打字机，西北财委开介绍信后，我便去外院借俄文打字机并及时转交工作组，所以我当时很少去勘测现场，只是到兰州西固等地选厂址时跟着去看过。当时这些厂都是用代号，如113、1114、786、803、843、兴平的中苏柴油机厂（也称408厂）、北郊的红旗厂（853厂）、户县惠安化工厂、洪庆的803厂、南郊的三所等。厂里生产什么我都知道，因为我跟着冯直书记跑现场能看到很多实际资料，也都有记录。一块选址的还有李廷弼、张景佛等人，张景佛后来到了西安市城建委。这期间，我还陪着几个地震专家视察大、小雁塔等，测试西安地区地震裂度为8度。

“一五”时期，陈云同志主管中央财政经济，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无论是从政治还是从经济给我们的感觉是很紧张的。陈云同志带领中央财委就及时、具体的指导我们工作，诸如市场及经济的变化、各地的发展信息及存在的许多问题等，

现在回想起来，中央当时在财经方面的指导政策是很英明、正确的，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基础又那么差，能很快的走上经济建设良性循环发展的道路，真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那时中央的电报象雪片一样，每天光我们就接收十几到二十多封有关财经的电报。那时全国各地的经济建设如果没有中央在财经方面的指导是根本不可能搞好的。陈云同志搞经济工作很了不起，没有中央的英明决策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定沉着，中国在刚刚解放后只经过短短三年的初步经济恢复就开始搞“一五”建设，这在一个国家的建设史上也是罕见的。

1954年10月份，我被分配到了西北工程管理局，就是西安北门大庙，现西北建筑总公司所在地。我到西北工程管理局后先在西北工程管理局计划处的成本科任副科长，一年后被提升为科长，以后成本科撤销了，我又到了计划处的计划科任科长。白毅开始是基建科科长，以后是我们计划处的副处长，处长是王茂荣。

1954年10月份至1958年8月我一直在西北工程管理局工作。这期问，我们科里的同志经常去东、西郊的工地，我除没去过172工地（我记得是闫良飞机制造厂）外，宝鸡、兴平、西安的东郊、西郊及南郊三所等工地都去过多次。

1962年2月我到了西北局经委给冯直同志当秘书，与冯直同志在一起工作了有一年半时间。我所了解的冯直同志是一个很正派的人，性格文静，原在晋绥兵工厂当厂长，管工业，管军工。同时冯直同志又是一个工作很严谨的人，光工作笔记本就有上百本，对工作上的各类事情都有详细的记载，在工作上很有能力，是老干部中对工业情况了解的几个当事人和亲历者之一。他很平静，也从不发脾气，讲问题比较有理有据，遇到有不同见解的同志也能心平气和的去处理。尤其是他在“一五”期间对军工企业及西安城市建设所做的努力，被很多老同志认可和肯定，至今提起仍念念不忘。

“一五”建设时期距今已有整整50年，我们时常回顾这段历史，也怀念曾经在一起工作过的老领导和老同志，更希望我们西安在后人不懈的努力下建设得更加美好。

（薛祖耀，现年75岁，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任西北建筑工程管理总局计划处成本科科长、计划科科长。离休前系陕西省建设厅副厅级调研员。）

回忆“一五”期间我在市委办公厅的工作情况

吴大贞

正当“一五”计划在西安实施的时候，组织把我从团市委调到市委办公厅工作。我被分配到基建、工业、城建这一组，并确定我为“156”项的机要秘书。在方仲如书记和冯直书记领导下，我立即投人大规模建设的高潮中。因工作需要，我经常参加市委研究这方面工作的会议，并聆听和阅读了中央、省、市委关于这方面的报告、文件和资料，同时深入基层，对这方面进行一系列的调研摸底。亲自经历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大建设高潮，给我一生留下美好的回忆。

随着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任务的顺利的完成，特别是取得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个大规模的运动的伟大胜利，加之“三反”、“五反”、民主改革整党、建党、整风运动等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伟大成就，为有计划的建设铺平道路，扫除了障碍。但我们当时的形势是还受到敌人的包围，美帝国主义侵占台湾，亡我之心不死。同时根据苏联建国经验，落后就要挨打。因此必须首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

防工业是我们压倒一切的任务。毛主席在《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一文中说：“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虚夸和骄傲，准备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后来又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人民热烈拥护毛泽东主席的号召，迅速掀起了建设高潮。西安地区地处黄河流域中部，渭河平原，关中盆地，背山带河，三面环山，四塞之国，高屋建瓴，古称“金城千里四塞以为国”。又是通向全国的交通要冲，长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十二个王朝建都，西安有1,100余年的建都历史，物产丰富，人民勤劳勇敢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得天独厚是最理想的三线建设的风水宝地。它有特别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适合军用产品、兵器工业和精密仪器的加工和生产。关中地区属黄土台塬，海拔为400-800米，平原地区海拔为345～700米，城区海拔为400-450米。气候温和湿润，冷热干湿，四季分明。盛夏平均气温25℃，隆冬日平均气温从4℃-零下4℃，年平均气温6.4℃-13.4℃，平原地区年平均气温13℃-13.4℃。市区年平均气温13.3℃。无霜期年平均数为219-233天。年平均风速2.00米/秒。关中地区属半湿润区，平均湿度12.50毫巴；水质属重碳酸盐型淡水，矿化度均小于l克/升。所以关中最适宜精密仪器和精尖机械加工业的生产，是“156”项最理想的建设地区。而最大的优越性是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建设热情高涨。我当时更是兴奋不已，恨不得一下子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

为迎接建设高潮市委在人、财、物等方面积极筹备创造条件，首要任务是组建基建大军。除积极努力发展地方建筑公司，组织地方工业外。1954年7月决定将华东建工部与西北建工局合并，成立西北建筑工程管理总局，接着调来拥有一万余名职工的华东第一建筑公司，又把天津第六建筑工程公司调来，把二机部西安办事处从南京武汉新招来的4,000多名职工也调进西安。当时解放军在全国整建制转业的有6个建筑师，其中的4个建筑师共3万余人调入西安。华东一公司1万多名职工调来西安后，承建韩森寨地区6个军工项目的建设（完全是“156”项建设企业）。西北建筑工程管理总局先后调集了10余万名建设大军云集西安地区。西北工程管理总局直属10个公司，其中建筑公司6个，安装公司2个，还有机械化公司、运输公司、电机厂、金属结构厂、木材加工厂、构件预制厂、汽车修理厂等附属工厂，及后勤生活服务单位，医院、学校等，同时又将上海等沿海城市的商业服务、文化单位搬来西安，如东亚饭店，越剧团、评剧团等相继迁来。建筑工地遍地开花，后勤服务单位遍布西安地区，一个建设高潮如火如荼在西安展现。西安城市人口骤升。基建项目以西安为中心遍及关中地区，有的还远在甘肃兰州西郊。为顺利完成基建任务和新建工厂、企业，文化单位早日开工、开业，中央和省市委抽调大批优秀高中级干部支援西安地区建设。西安市委书记冯直任西北建筑工程管理总局局长和局党委书记，从上海调来贺敏学任管理总局副局长，任副局长的还有杨林。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郎山同志任洪庆军工厂厂长。为了争取早日使大工业投产并达到设计生产水平及重大项目早日运营，从全国抽调近百名高中级干部。如西康省省长和20多名团省级书记、副书记，其中就有孙殿奇同志。同时苏联、民主德国、捷克也派来专家多人，仅西北建筑工程管理总局就有苏联专家4人，局专家组长多洛普切夫是莫斯科市工程局局长。他积极推广了许多先进施工经验。如冬季施工、雨天施工用河卵石代替石碴，用架子车提高人力劳动效率，节约大量费用和资源。普契柯夫斯基和米特维捷夫等专家也都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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