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 学习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

反腐倡廉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学习毛泽

东关于“两个务必”的论述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告诫。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领导人一以贯之地反复重申“两个务必”。党的十七大报告又一次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

一针切中时弊的“预防针”

1949年3月5日至3月13日，在“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和黑暗的中国）进行战略决战、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候，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席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报告和总结。

毛泽东在3月5日的报告中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在3月13日的总结中指出：“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七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六条自律规定：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

1949年3月23日即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七届二中全会新闻的当天，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进驻北平即北京。出发以前，毛泽东既兴高采烈又意味深长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星移斗转60年，神州沧桑喜亦忧；“两个务必”的告诫一直没有过时，至今依然富有现实的针对性和重要的指导性。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国际上一方面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另一方面反华势力对我国加紧推行“和平演变”和西化、分化战略图谋的大背景；面对国内“九个多样化”（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利益关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都日趋多样化）的大环境；面对党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自由主义和自吹自擂、浮躁浮华、浪费奢靡等歪风邪气屡禁

屡犯的侵蚀和干扰；面对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腐败丑恶现象沉渣泛起的冲击和诱惑；我们每一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没有“红色保险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复杂；天上掉不下馅饼，地上少不了有陷阱；世上没有后悔药，人间确有预防针——“两个务必”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拒腐防变，“决不当李自成”的最有效的“预防针”。 一位由兴而亡的悲剧人物

1944年3月19日至3月22日，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在重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的《新华日报》（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报纸）上，发表了名震华夏的《甲申三百年祭》，共连载四天。在这篇约两万字的史论力作中，郭沫若根据确凿的史实，一方面深刻剖析了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已腐败不堪”，指出“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另一方面，郭沫若对于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首领人物的功罪始末作了客观的评价，指出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实行“欲取天下以人心为本”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胜利以后骄傲、腐化从而又失去人心的结局；“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

远在陕北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毛泽东在收阅《甲申三百年祭》全文以后，敏锐地认识到该文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

兴衰成败具有既现实又长远、既鲜明又重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性，立即指示全党认真学习。于是，延安《解放日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在1944年4月18日和4月19日用大版篇幅，分两次转载了全文；并配发了一千多字的“编者按”。同年5月以后，陕甘宁等革命根据地还陆续出版发行了《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全党全军的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该文，明确要求“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同时，《甲申三百年祭》被定为整风学习文件之一，在全党掀起了学习该文的热潮。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又与党外民主人士黄炎培畅谈了“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和“罪己者兴，罪人者亡”的“兴亡因果率”。

李自成生于1606年，陕西延安府米脂（今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人，出身农民家庭，童年时曾给地主放羊，干过驿卒。他于明朝崇祯二年（1629年）参加农民起义，勇猛而有谋略，成为闯王高迎祥的干将。在1636年高迎祥牺牲以后，李自成继称闯王。李自成采纳和实行了李岩提出的“欲取天下以人心为本”的主张和“均田免赋，平买平卖，不淫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等口号，获得广大民众“盼闯王，迎闯王，

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拥戴。到1644年正月，李自成终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大顺朝，年号永昌；同年3月19日攻克北京，推翻了明朝。但是，仅仅四十天以后，他就于4月29日仓皇败离北京，被已经投降清军的吴三桂紧紧追杀，损兵折将，自己也受了箭伤；后来于1645年9月在湖北境内被地主武装杀害，年仅39岁。

酿成李自成悲剧的原因在于，起义军攻下北京城以后，沉沦于骄奢淫逸了。丞相牛金星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收受贿赂。将军刘宗敏忙的是拶挟降官，搜刮横财，严刑杀人，花天酒地。官兵们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以为天下太平了，对于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多尔衮及其清军，似乎全不在意，仅仅派了八千人去镇守山海关，而几十万官兵却屯积在京城里享乐。尽管平时可以令行禁止，但是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刘宗敏竟变得“杀人无虚日”。刘宗敏为了霸占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竟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来，并“拷掠酷甚”；还对李自成说什么“皇帝之权归汝，拷掠之威归我，无烦言也。”从而，“上梁不正下梁歪”，起义军官兵杀人纵火、抢掠民财、凌辱房东、轮奸妇女等事件接连不断。当然，也有像李岩这样头脑清醒的人。但是，坐在皇宫金殿上的李自成，已经变得沾沾自喜于“永昌皇帝万岁”的欢呼声，不能纳谏了。每当李岩劝谏“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收人心”，他竟“毫不介意”。后来，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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