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舍利塔考 - 兼论阿育王塔的原型 - 图文

敦煌文献P. 2977所见早期舍利塔考——兼论阿育王塔的原型

杨富学 王书庆

作者提供，原刊原刊《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1期

【摘要】敦煌文献P. 2977记载了中国十九座阿育王塔的情况，内容可与唐代文献有关记载相印证，并可弥补传世文献记载之不足。以之为据，结合20世纪以来的考古资料，并参稽佛教典籍的及地方史志的有关记载，十九座阿育王塔的地理方位、兴建年代、演变历史及保存现状等，大都可以稽考。十九塔中，除曾经存在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崇教寺塔、敦煌市西大乘寺塔、武威姑臧寺塔及四川崇州怀远镇晋原县塔失考外，其余十五座都有遗迹可寻。这些塔据说都是根据印度阿育王塔原型仿制的。根据敦煌石窟壁画、云冈石窟雕塑，尤其是鄮县阿育王寺阿育王塔及近期于南京长干寺地宫出土的鎏金七宝阿育王塔，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看出，阿育王塔的原型应为宝箧印塔。 【关键词】敦煌文献；舍利塔；阿育王塔；佛教；考古

一、舍利与舍利塔

舍利是梵语Sārira的音译，又作舍利子，汉译为灵骨、身骨、遗身，是人往生后经过火化而遗留下来的结晶体。释迦牟尼遗体火化后所结成的珠状物，在佛经中称作舍利子。舍利子的形状千差万别，既有圆形，也有椭圆形，更有莲花形，甚至还有的呈佛或菩萨状；其颜色也呈七彩斑斓，有的像珍珠，有的像玛瑙，也有的似水晶，光彩照人，而且如钻石一般坚硬，锤打不碎。唐释道世编《法苑珠林·舍利篇·引证部》说：

舍利有其三种，一是骨舍利，其色白也；二是发舍利，其色黑也；三是肉舍利，其色赤也。菩萨罗汉等亦有三种，若是佛舍利，椎打不碎，若是弟子舍利，椎击便破矣。[1]

《浴佛功德经》中将舍利分为二种，其一为生身舍利，又称身骨舍利，是指佛的遗骨；二为法身舍利，又称法颂舍利，是指佛所遗留的教法，即《大藏经》中的经律论等。另外，舍利还有真身舍利与影骨舍利之别。释迦牟尼遗体火化后遗留下来的舍利，称真身舍利，为防止真身舍利被盗或遗失，用其它材料仿制或代用的仿制舍利，即影身舍利，一般置于真身舍利之前，起一种保护作用。如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四颗佛指舍利中，仅有一颗为释迦牟尼佛的真身指骨舍利，其余三颗为唐代用玉石等材料复制的影骨舍利。

舍利的形成，一般说来，系修行者的道力功底久年积累所致，可以“证信”。修行人在圆寂荼毗以后出现舍利的多少，可彰显修行人生前在践行戒定慧方面取得信仰成就的高低。《金光明经》卷四《舍身品》云：“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

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2] 死后身出舍利不是出家在家修行人追求解脱的最终目标，但却是修行者追求解脱过程中之量化标准之一。舍利，并非佛菩萨在修行圆寂荼毗后所独享，一般肉体凡胎，达到一定修行次第，经过火化后也会有舍利出现，被称作舍利子或坚固子。高僧的舍利是佛教徒通过勤修戒定慧所证得的道果，而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则与之迥然有别。释迦牟尼为度化众生，解脱众生苦难，常现不同的法身、报身、化身，荼毗后的八万四千颗真身舍利便成为佛法身、报身、化身的标志，藉以激励修学者努力精进。

释迦牟尼灭度后200年左右，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君主阿育王（公元前2世纪）统一古印度大部，国势大张。在其皈依佛教后，大兴佛教，在华氏城（今印度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举行了佛教史上规模最大的第三次结集，编纂整理经、律、论三藏经典，并派遣僧侣四方传播佛教。阿育王还取出王舍城大宝塔阿阇世王分得的佛陀舍利，分成八万四千份，“尊者耶舍舒指放光，八万四千道。令羽飞鬼，各随一光尽处，安立一塔。”[3] 在中国，共建造了19座舍利塔。《阿育王传》卷一对这一过程有详细记载：

王还于本处，便造八万四千宝箧，金银琉璃以严饰之，一宝箧中盛一舍利。复造八万四千宝瓮，八万四千宝盖，八万四千疋彩以为装校。一舍利付一夜叉，使遍阎浮提，其有一亿人处，造立一塔。于是鬼神各持舍利四出作塔……[王]到于上座夜舍之前，合掌而言：?我今欲于阎浮提内造立八万四千宝塔。?上座答言：?善哉，善哉。王若欲得一时作塔，我于大王作塔之时，以手障日，可遍敕国界：‘手障日时，尽仰立塔。’?于是后即以手障日，阎浮提内一时造塔。造塔已竟，一切人民，号为正法阿恕伽王，广能安隐，饶益世间，遍于国界，而起塔庙。善得滋长，恶名消灭，天下皆称为正法王。[4]

阿育王到处建立塔寺，分奉舍利。按每亿户人家分得一份，计八万四千份，建八万四千宝塔，华夏得十九份，建十九处宝塔。阿育王朝时期佛教昌盛，以阿育王奉佛建塔有功，后世佛教徒为缅怀阿育王功德，多将瘗埋释迦牟尼舍利的塔称作阿育王塔，庶几成为释迦牟尼舍利塔的代名词。

二、敦煌文献P. 2977的内容与价值

关于中华十九塔的情况，道宣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成书于麟德元年，664年）、《广弘明集》卷十五和道世撰《法苑珠林》卷三十八《故塔部第六》（成书于总章元年，668年）均有记载。与之大致相同的记载又见于敦煌文献P. 2977中，可与上述三史的记载互相印证，且可补充以上三史记载之不足，对全面认识我国早期舍利塔的分布与佛教发展状况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惜一直未引起学界的关注。兹录全文如下：

第三明塔 佛灭度后一百八十六年，摩竭陀国铁轮王名阿育，开前故塔，取其舍利八万四千粒，使七宝为资，驱役鬼神，造八万四千宝塔，每一塔中安舍利一粒，请鸡头末寺十六万八千僧中，第一座号曰耶舍尊者，于五指端放八万四千道光明，敕鬼神寻光尽处，安塔一所，大唐国内得一十九所也。

第一在明州鄮县育寺 第二在金陵长干寺也 第三在青州临淄县 寺久无名 第四在河中普救寺 第五在凤翔法门寺 第六在瓜州 未知寺名 第七在沙州大乘寺 第八在故洛阳白马寺 第九在泾（凉）州姑藏寺 第十在甘州删丹县 未知寺名 第十一在晋州洪同县广化寺 第十二在代州香谷县圆果寺 第十三在益州福咸（感）寺 第十四在洛京蜜（密）县超化寺 （第十五原缺）

第十六在怀州武陟县妙药（乐）寺 第十七在北京净明寺

第十八在北京榆杜（社）县 寺久无名

第十九在魏府潮城县 寺久无名

夫舍利者，唐言灵骨。恐滥凡人之骨，故取舍利之名也。

经云：舍利者，无量戒定慧之熏修，最上福田，甚难可得。夫在家出家者，须求无上菩提者，总须礼敬是塔，乃至瞻一礼一香一花，扫洒供养者，千返生天，不堕地狱，所在之处，毫遗尊崇，见佛开经，总证道深。

[5]

P. 2977为唐代写卷，首尾皆残，值得庆幸的是“第三明塔”部分内容基本完整，只有少数几字残损，而且结合上下文，可以补出。文中注明十九处舍利塔的排位、地址及名称等状况。其中，P. 2977所列十九塔（漏第十五塔）之顺序与《法苑珠林》完全相同，《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所列与以上二者基本一致，惟十四塔与十五塔位置调换。《广弘明集》卷十五所载古塔顺序与之不同（见表一），而且漏掉了凉州姑藏（臧）寺塔。

以敦煌文献P. 2977与《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和《法苑珠林》的记载相比较，详略各有千秋。如P. 2977所载为19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则为20塔，多出“杂明神州山川藏宝等缘二十”，《法苑珠林·故塔部》又增为21塔，比P. 2977多出“统明神州山川并海东塔”和“西域所造之塔”。就内容论，P. 2977尽管比上述三书都简略得多，但对塔名的记载却比三书更全面、更准确，如第四塔，《法苑珠林》和《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均失其名，《广弘明集》则称作“蒲阪育王塔”，学界仅知其位处蒲州，但到底是哪一座寺，长期无法确定。[6] 敦煌写本明确为“河中普救寺”，而今天蒲州正好有普救寺存在，其位置庶几乎可藉由此文献得到底定。再如写本第十一塔为晋州洪同县广化寺塔，第十二为代州香谷县圆果寺塔，都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和《法苑珠林》的记载确切，诸如此类，比比皆是。现以P. 2977与《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法苑珠林》、《广弘明集》进行比较，对应情况如下：

表一 序号 1 《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 《法苑珠林·故塔部》 《广弘明集》卷十五 越州鄮县塔一 闰（润）州江宁长干寺塔七 3 第三青州临淄县（未知寺名） 4 第四河中普救寺 第五凤翔法门寺 第六瓜州（未知寺名） 第七沙州大乘寺 第八洛阳白马石赵青州东城塔缘三 姚秦河东蒲坂塔缘四 周岐州岐山南塔缘五 周瓜州城东古塔缘六 周沙州城内大乘寺塔缘七 周洛州故都西石赵青州东城塔三 姚秦河东蒲阪塔四 周岐州岐山南塔五 6 周瓜州城东古塔六 周沙州城内大乘寺塔七 十七 8

P. 2977 第一明州鄮县育寺 第二金陵长干寺 西晋会稽鄮塔缘西晋会稽鄮县塔一 一 东晋金陵长干塔东晋金陵长干塔缘二 二 2 青州临淄阿育王寺塔十 河东蒲坂育王塔十一 岐山法门寺塔四 5 瓜州土塔九 沙州城大乘寺育王塔 7 周洛州故都西塔洛州白马寺育

寺 第九泾（凉）9 州姑藏寺 第十甘州删丹县（未知寺名） 第十一晋州洪11 同县广化寺 第十二代州香谷县圆果寺 第十三益州福感寺 塔缘八 周凉州姑臧县塔缘九 周甘州删丹县塔缘十 八 周凉州姑藏故塔九 周甘州删丹县故塔十 王塔十五 缺 甘州删丹育王古塔十六 10 周晋州霍山南塔周晋州霍山南塔缘十一 十一 齐代州城东古塔缘十二 隋益州福感寺塔缘十三 隋郑州起化寺塔缘十五 齐代州城东古塔十二 晋州霍山育王寺塔十八 代州育王塔十四 12 13 隋益州福感寺塔十三 隋郑州超化寺塔十五 益州成都福感寺塔五 郑州超化寺塔二 第十四洛京蜜14 （密）县超化寺 隋益州晋源县15 （原缺） 塔缘十四(雒县塔附) 第十六怀州武隋怀州妙乐寺16 陟县妙药（乐）塔缘十六 寺 17 第十七北京净明寺 第十八北京榆18 杜（社）县（未知寺名） 第十九魏府潮19 城县（未知寺名） 20 21 隋并州净明寺塔缘十七 隋并州榆社县塔缘十八 隋魏州临菑（黄）县塔缘十九 杂明神州山川藏宝等缘二十 益州晋源（原）隋益州晋源（原）县塔六 县塔十四 隋怀州妙乐寺塔十六 隋并州净明寺塔十七 隋并州榆社县塔十八 隋魏州临黄县塔十九 统明神州山川并海东塔二十 明西域所造之塔二十一 怀州武陟妙乐寺塔八 并州育王寺塔十二 并州榆社育王寺塔十三 冀州临黄育王塔三

《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及《法苑珠林·故塔部》之塔序编号完全一样，十四、十五都位处益州，书手误作同一寺，竟把“晋源（原）县塔”漏写。原本应为十五的超化寺塔被提前一位，成了十四。可以确定，敦煌写本依据的顺序无疑是《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及《法苑珠林》的记载，只是笔误才出现序列差异。三者相较，历史地名略有出入，由此可证该塔所在寺院的方位及名称的历史变迁情况，如第十二的“代州香谷县圆果寺”和“齐代州城东古塔”，二者相较，可清晰地知道代州古塔所在寺院为圆果寺，兴建于北齐时期。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将隋以前所存的十九处舍利塔的兴废历史刻划出了一个较为完整、明晰的轨迹。

写本时代不明。但其中所载“第十七在北京净明寺”一语可为我们确定其时代提供线索。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因并州是武氏故里建为北都，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晋源区。神龙元年（705年）废。开元十一年（723年），又因并州为唐高祖发祥地，复建为北都。天宝元年（742年），改北都为北京。上元二年（761年），停京号，次年又称北都。故而可以认为，该文献当写成于并州称北京时期（723～761年之间）或其后，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和《法苑珠林》大致要晚一个世纪左右。原来没有名称的舍利塔先后被命名，这可能就是晚出的敦煌写本对塔名的记载却比早出的三史更全面、更准确的缘由。

三、十九塔杂考

关于中华十九座阿育王塔的状况，宋人志磐曾留下这样的描述：

摩腾谓汉明帝曰：阿育王塔，震旦有十九处。大士告刘萨诃：洛阳(圣冢)、建邺(长干)、鄮阴(玉几)、临淄、成都五处有阿育王塔。今十九处不可备知，而考之五处，独鄮阴之塔，显示世间可获瞻礼。[7]

这一记载说明，早在宋代，华夏十九塔中，除洛阳、建邺、鄮县、临淄、成都五处之阿育王塔外，其余大多已不为人所知。五塔之中，只有鄮县之塔“可获瞻礼”，其余也都被隐而不彰。有幸的是，敦煌写本P. 2977有对这些古塔的珍贵记录，考古资料及地方志文献也提供了丰富的佐证，结合佛教典籍的有关记录，十九塔的演变历史及现状大多尚可稽考。现依敦煌写本之次序，逐一考之如下。

1.明州鄮县育寺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与《法苑珠林》均作“明州鄮县阿育寺”。《广弘明集》卷十五称此塔在“越州东三百七十里”。鄮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古属会稽郡。“阿育寺”，又名阿育王广利寺，位处今宁波市东二十公里的鄞州区宝幢镇，是我国禅宗名刹，“中华五山”之一。由于寺内舍利殿中存有名闻天下的佛祖舍利宝箧印塔而饮誉海内外。

最早确切记载古鄮县舍利塔的是道宣，他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记载说：晋太康二年（281年），并州离石人刘萨何（诃）在宁波一个大山中掘得灵塔一座，“相状青色，似石而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层露盘，似西域于阗所造”。[8] 当时认为是古印度阿育王所造八万四千塔中的一座，推崇备至，遂将此山命名为阿育王山。这种塔属于典型的宝箧印塔，亦即阿育王塔。 据新旧《阿育王寺志》记载，在舍利塔涌出后，东晋义熙元年（405年）建塔亭，唐万齐融撰《阿育王寺常住田碑》载：“阿育王灵塔寺者，晋义熙元年（405年）所置也。”[9] 这应是阿育王寺建寺之始。20年后，晋文帝增建祠宇，造三层木塔。大同六年（540年），梁武帝诏越州守臣重修阿育王塔，并重修寺院僧舍，赐额为“阿育王寺”。南宋咸淳末（1174年），魏王愷用黄金造护塔而藏舍利塔于其中。不久宋孝宗降旨送舍利塔入临安皇宫，并为阿育王寺题额“妙胜之殿”（今存）。入元之后，阿育王寺曾将舍利塔护送至遥远的上都（今内蒙古），又转北京各寺。明万历时，太后赐藏舍利的铜塔。凡此种种，足见历代对于宁波舍利塔崇拜至极。

今天所见的宁波阿育王塔有二座。一为地面建筑，高约37米，是一座砖构六角七层楼阁式塔。此塔始建于唐代，重修于元代，为宁波阿育王寺内著名建筑之一。二为木雕舍利小塔。据传，此塔即西晋和尚刘萨诃在宁波山中所获者。该阿育王塔曾几度转移。唐会昌灭佛之际，移往越州官库，宣宗时又移往越州开元寺，后又移回育王寺。贞明二年（916年），吴越王钱鏐及弟钱铧又将此塔迎往杭州罗汉寺，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弘俶降宋，翌年僧统赞宁又奉此塔移往汴京，此后便下落不明。今天所见者应为宋代仿制之物，现存阿育王寺舍利殿内。舍利殿高15米余，内有石舍利塔一座，石塔内又有七宝镶嵌的小木塔一座。塔身呈青色，高1. 4尺，宽0. 7尺，五层四角，四面窗孔，每层雕菩萨神像，内顶悬宝磬，磬内悬舍利一颗，即为俗谓的佛真身舍利。舍利呈暗红色，因视角不同和光线强弱的变化，有时会发出红、黄、灰黑等不同色彩，被奉为镇寺之宝。文革期间，阿育王寺的舍利塔暂由国家库房保存，而木塔外护石舍利塔却被砸毁，于1979年重新修复。

东塔 紫金岩塔矗立在清山秀水间

上塔

西塔

2. 金陵长干寺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与《法苑珠林》均作“东晋金陵长干塔”。东吴赤乌年间，有西域康居国人康僧会领徒至长干里，弘法于吴大帝孙权，“权大叹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10] 该寺为江南第一座佛教寺院，被称为江南佛教的发祥地，后被孙皓毁掉。到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三年（282），刘萨诃得舍利于长干里，复建长干寺。[11] 东晋咸安元年（371年），“交州合浦郡人董宗之??尝于海底见光照曜，往取，乃得佛光，即表上台。帝敕安阿育王像背，冥然即合。四十余年乃方具足，帝即于长干寺阿育王塔上，起三层木浮图。”[12] 即此长干寺塔。又过二百年，梁武帝萧衍于天监年间将寺名改成长干寺（以位处金陵长干里而得名），在圯址上重新修复寺院、建造九级阿育王塔，名曰圣感塔。《梁书》卷五十四《扶南传》载：“[大同]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旧塔下舍利及佛爪发。”遂举办无遮大会，并且赦免了天下所有罪犯。遗址中曾出土舍利塔砖，砖面上有大同三年十月十五日“敕建长干寺如来舍利塔砖趁庆之造”十五字，可证《梁书》记载之不误。隋唐二代，都曾从此塔下取出舍利。《法苑珠林》卷三十八《故塔部第六·感应缘》载： 西京城内东南曲池日严寺，寺即隋炀帝造。昔在晋蕃作镇，淮海京寺有塔未安舍利，乃发长干寺塔下取之，入京埋于日严寺塔下，施铭于上……至武德七年日严寺废，僧徒散配，其舍利塔无人守护。时有道宣律师，门徒十人，配住西市南长寿坊崇义寺，乃发掘塔下，得舍利三枚，白色光明，大如黍米，并爪一枚，少有黄色，并白发数十余，有杂宝琉璃古器等，总以大铜函盛之。检无螺发，又疑爪黄而小如人者。寻佛倍人，爪赤铜色，今则不尔。乃将至崇义寺佛堂西南塔下，依旧以大石函盛之。本铭覆上，埋于地府。[13]

北宋端拱元年（988年），僧可政得唐三藏玄奘大师顶骨舍利，于长干寺建塔瘗藏；宋天禧元年（1017年），长干寺重修，改称“天禧寺”，寺塔易名“圣感塔”。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忽必烈诏改天禧寺为“元兴天禧慈恩旌忠教寺”，改塔名为“慈恩塔”。永乐六年（1408年），寺塔均毁于火。永乐十年（1412年），成祖朱棣为报答母恩，在已损毁寺塔的旧址上，“依大内图式，造九级一色琉璃塔一座，曰第一塔，以扬先皇太后之德。”[14] 因此得名大报恩寺与大报恩寺塔（琉璃塔）。大报恩寺塔规模宏伟，九层八面，高达78.2米，堪称南京历史上最辉煌的古建筑，曾被西方人士誉为“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迹”之一。[15]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进逼南京，利用报恩寺琉璃塔“俯窥城内，架炮轰城”。[16] 翌年，清军攻克雨花台，太平军为防清兵占踞而放火烧塔，使这座闻名中外的琉璃塔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仅存一青铜色塔刹（1930年代后失踪）和8米高的石碑。1854年5月30日美国海军助理军医法斯等人游大报恩寺琉璃

塔，目睹了寺塔被被毁的惨状。[17] 遗址今存南京城南中华门（原聚宝门）外古长干里晨光机械厂内。

2008年11月22日，北宋长干寺地宫出土了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鎏金七宝阿育王塔，塔高近1. 2米，重约50公斤，底部呈正方形，内部为木质胎体，山花蕉叶边长48厘米。塔内盛佛舍利十颗，并有佛顶真骨等。地宫建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修建者为演化大师可政和滑州助教王文，据当时的文献记载，其中供奉有金棺银椁、佛顶真骨和感应舍利10颗。文献记载与本次发掘出土情况完全吻合。[18]

塔基及地宫发掘前全景

地宫内发现的石函

2008年11月22日，长干寺地宫出土了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鎏金七宝阿育王塔（见前）。长干寺地宫四壁由四块80厘米宽的石板围成，在地宫中发现有石碑一通，书“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其中提到“圣感舍利十颗”、“佛顶真骨（释迦牟尼）”、“诸圣舍利”，这些记载在出土物中均得到了证实。在此次长干寺七宝阿育王塔被确认之前，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古代的阿育王塔的形制，杭州南屏山雷峰塔地宫中阿育王塔的命名只是一种推测，但是此次碑文与实物相印证，终于使阿育王塔的形制得以“正名”。由此发现，结合钱弘俶所造八万四千塔，可以证实，阿育王塔本应为宝箧印塔式样。

现存的这种塔型的实物，分作小型的和大型的两种。其中，造型小者，可以放在佛台、香案上或供于佛龛之内；大者在地面上独立建造，这种塔是佛教寺院建筑的一部分，也是我国佛塔中的一个重要类型。西晋时代的鄮县阿育王寺舍利殿中的阿育王塔即属于小型宝箧印塔。该小木塔之形制与佛典所载之塔有些相似。塔身系印度风格，与钱弘俶所造八万四千宝箧印塔极为相似。[58] 南京北宋长干寺地宫发现的鎏金七宝阿育王塔宝也属于小型宝箧印塔。而建于地面之上的塔都属于大型塔，如长干寺塔及其后身大报恩寺塔，以及宁波阿育王寺内的阿育王塔等皆是如此。不管大型塔还是小型塔，都被后世改造得差不多完全没有原来的面貌了。佛塔建筑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逐步与我国的建筑艺术相结合，进而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体系，成为我国古塔中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种类型。

五、结论

综上所述，敦煌文献P. 2977记载了中国早期存在的十九座舍利塔，内容可与《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法苑珠林》及《广弘明集》等古代佛教史传著作相印证，而且可互相补缺。通过考证，我们大致可以明了我国早期舍利塔的基本状况。各种佛教典籍及相关历史文献对中国早期的十九座的地址、名称大同小异，详略也有所不同。通过勘对，结合地方史志的有关记载与地下考古发掘证据，可对早期十九塔的兴衰演变及地理方位形成较明晰的认识。

上文逐一对中国境内的十九处阿育王塔进行了考证。这些古塔，有的历史脉络比较清楚，如南京长干寺塔、陕西扶风法门寺塔，有的则因为塔早已损毁不存，史籍缺载而所知甚少，如武威姑臧故塔、崇州晋原古塔等。为清楚起见，现将十九处阿育王塔的历史信息及兴废状况列为下表。其中，旧塔名以敦煌写本P. 2977及道宣、道世的记载为主，同时增入地方史志与考古材料中出现的塔名；始建年代部分以《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和《法苑珠林》卷三十八《故塔部第六》的记载为纲，若具体年代可考，则在括弧内注明；现塔名包括于近世损毁的古塔。

表二 序号 始建年代 宝箧印会稽鄮县/会稽鄮县 现塔名 兴废状况 阿育王舍利塔 阿育王寺塔 元代 历代重修 七宝阿北宋大北宋大中育王塔 中祥符祥符四四年 年，阿育 王塔被掩埋于地 宫。 现塔时代 宋代 旧塔名 旧址 今址 浙江宁波1 鄮县塔/阿育王塔 塔：西晋市鄞州区（义熙元阿育王寺年） 舍利殿内 地面大浙江宁波塔：唐代 市鄞州区阿育王寺内 宝箧印南京市中塔：东晋华门外长2 阿育王塔 金陵 （咸安元干里晨光年） 机械厂内北宋长干寺塔地宫内

地面大长干寺塔/圣感塔/慈恩塔/大报恩寺塔 塔：东晋 南京市中华门外长干里晨光机械厂内 大报恩寺塔 经历代重修，永乐十年建琉璃塔，1854年被太平军炸毁 东城塔/3 阿育王塔 青州临淄县/青州 河中/后赵 山东省临淄市西关兴国寺 阿育王塔 明 宋、明重修 姚秦（实建于北周建德年间） 北周（最山西永济蒲州镇普救寺 栖严寺塔 隋、宋重修 宋 蒲阪塔/河东4 普救寺塔 蒲阪/河东蒲坂 法门寺塔 历代重历七年所修塔于1981年坍塌 1988岐山南5 塔/法门寺塔 凤翔/岐州岐山 晚不迟于陕西省扶西魏恭帝风县法门二年） 寺 修，明万年 6 城东古塔 大乘寺塔 故都西瓜州 北周 北周 甘肃省敦煌莫高窟 甘肃省敦煌市西一公里沙州故城内 不存 7 沙州 不存 北周（公洛阳/洛州 凉州元69年已建塔） 北周 8 塔/白马寺塔/齐云塔 姑藏故塔 删丹县塔/阿育河南省洛阳市白马寺 甘肃省武威市姑臧寺 齐云塔/释迦历代重舍利塔 修 不存 金大定十五年 9 姑藏/凉州姑臧 删丹县/甘北周 10

甘肃省山丹县山丹阿育王塔/发原塔早毁，明代2004年

王塔 州删丹县 晋州北周（东培黎学校院内 塔 重修，1954年震毁 广化寺11 塔/霍山南塔 洪同县/晋州霍山 代州香谷县/代州城 益州/益州郭下 益州晋原县 洛京密县/郑州 怀州汉永和年洞县东北间已建17公里处塔） 广胜寺 北齐 山西省代县城东圆果寺 隋 成都市新都县宝光寺 隋 四川省崇州市西北六十里怀远镇 隋（开皇元年） 隋 河南省新密市白云山超化寺 河南省武陟县城西妙乐寺 隋（仁寿元年） 山西太原市西南晋源区惠明寺 隋 山西省榆社县大同寺 山西省洪飞虹塔/阿育王塔/广胜寺塔 阿育王塔 唐、宋、元重修 宝光塔 历代重修 明嘉靖六年 城东古12 塔/舍利塔 福感寺塔 元 13 宋、明、清重修 清 不存 14 晋原古塔 15 超化寺塔 超化寺塔 妙乐寺塔 唐代重年被拆 后周显修 2003年修，1969前后 后周显16 妙乐寺塔 武陟县/怀州 北京/并州子城东/并州 北京榆社县/德元年重德元年 净明塔 明、清重修 清康熙四十九年 17 净明寺塔 舍利塔 宋元代重修，元塔抗战时期被日军炸毁 舍利塔 原塔早 榆社县18 塔 并州太谷榆社/并州榆社县 19 临黄县

魏府隋 山西省孝明永乐

塔 潮城县/魏州临黄县 义市临黄舍利律院 毁，明永二年 乐二年重修，清代以来多次维修

在遗迹尚留的十五座地面建筑的阿育王塔中，时代最早者为唐代遗物，如河南新密超化寺塔建于唐开元二年（714年）；其次为五代遗物，如河南武陟妙乐寺塔；有宋代作品，如山西永济普救寺塔，也有金代遗物，如河南洛阳白马寺齐云塔，其余之塔则多为元明清时代之物。遗憾的是，这些古塔有的毁于近世，如南京大报恩寺塔被太平军炸毁于1854年，山西省榆社县大同寺舍利塔抗战时期被日军飞机炸毁，甘肃山丹县发塔震毁于1954年，河南新密超化寺塔被拆于1969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于1981年自然坍塌。现存或一直保存到近世的这些古塔，大都经过多次重修，全然已非原来阿育王塔的式样，只不过有些还在继续沿用“阿育王塔”的名称而已。佛塔的中国化，是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进程的深入逐步完成的，可以说是我国佛教史标志性的重要成就之一，为我国建筑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十九塔中，除曾经存在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崇教寺塔（瓜州城东古塔）、敦煌市西大乘寺塔、武威姑臧寺塔及四川崇州怀远镇晋原县塔现已无遗迹可寻外，其余均可按图索骥，一一落实。这些古塔，绝大多数都早于隋文帝三次颁诏在全国诸州建113座舍利塔之前，堪称中国舍利塔之先驱。

[1] 《大正藏》第五十三卷《事汇部上》，No. 2122，页[2] 《大正藏》第十六卷《经集部三》，No. 663，页354a。

[3] [宋]志磐：《佛祖通纪》卷三十三，《大正藏》第四十九卷《史传部一》，No. 2035，

598c。

页318b。

[4] 《大正藏》第五十卷《史传部二》，No. 2042，页102a-b。

[5]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01～302页。

[6] 张驭寰：《佛教寺塔》，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61页。

[7] [宋]志磐：《佛祖通纪》卷三十三，《大正藏》第四十九卷《史传部一》，No. 2035，

页327c。

[8] 《大正藏》第五十二卷《史传部四》，No. 2106，页404b。 [9] 《全唐文》卷三三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498页。

[10]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6页。 [11] [清]孙文川撰，陈作霖编：《南朝佛寺志》卷上，台北：明文书局，1980年，第21～24页。 [12]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三，《大正藏》第四十九卷《史传部一》，No. 2034，

页39a。

[13] 《大正藏》第五十三卷《事汇部上》，No. 2122，页586a。 [14] 《江南报恩寺琉璃塔全图》，嘉庆七年报恩寺内僧刻。

[15] 经盛鸿、胡华：《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的毁灭与重建》，《档案与建设》2002年第8期。 [16] [清]汪士铎《光绪江宁府志》卷八。

[17] 茅家琦译：《1854年6月l日法斯就漫游天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给麦莲的报告》，《太平天国史论丛》第二辑（《南京大学学报丛书》），1980年。

[18] 祁海宁等：《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暨北宋长干寺真身塔地宫发掘》，国家文物局主编《200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38～139页。

[19] [梁]僧佑：《弘明集》卷十一，《大正藏》第五十二卷《史传部四》，No. 2102，页72a。 [20]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28页。

[21]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351～352页。

[22] 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考辑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88页。 [23] 《全唐文》卷五一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322页。 [24] 李发良：《法门寺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页。 [25] 韩金科：《从佛指舍利到法门寺文化》，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53页。 [26] 《大正藏》第五十二卷《史传部四》，No. 2106，页406b。

[27] 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敦煌史地新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

司，1996年，第70页。

[28] 《大正藏》第五十二卷《史传部四》，No. 2103，页213a-b。

[29]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智嶷传》载：智嶷“入关中，住法静寺，仁寿置塔，送瓜州崇

教寺”。

[30] P. 2551，原碑石现存敦煌研究院，录文见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

《敦煌研究》试刊第1期，1981年，第56～60页。

[31] 清代敦煌市三危乡甘家堡仍有“崇教寺”之设，但与本文所论无涉。参见张玉茂、张

瑞峰：《敦煌清代崇教寺碑》，《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第91～92页。

[32] 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敦煌史地新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

司，1996年，第72页。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3册，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页。参见王惠民：《〈董保德功德记〉与隋代敦煌崇教寺舍利塔》，《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第69～83页。

[34] [北魏]杨衒之著，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1页。 [35]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29页。

[36]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洛阳市志》第十五卷《白马寺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6页。

[37] 洛阳市文化局编：《洛阳市文物志》（征求意见稿），1985年，第165～167页；《洛阳市志》第十五卷《白马寺志》，第45～46页；罗哲文：《中国古塔》，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年，第182页。 [38]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991页。

[39] 《大正藏》第五十二卷《史传部四》，No. 2103，页202a。

[40] [清]钟赓起著，张志纯、郭兴圣、何成才校注：《甘州府志校注》卷十三，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562页。

[41] [清]杨春茂著，张志纯等校点：《重刊甘镇志·祠祀》，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210～211页。

[42] 《大正藏》第五十二卷《史传部四》，No. 2106，页408a。 [43] 《大正藏》第四十九卷《史传部一》，No. 2038，页944a。

[44] 张驭寰：《佛教寺塔》，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62页。 [45] 《大正藏》第五十三卷《事汇部上》，No. 2122，页587b。

[46] 罗哲文：《中国古塔》，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年，第193页。

[47] [明]袁宏道：《游超化寺记》，《（嘉庆）密县志》卷七。参见刘建洲：《密县超化

寺北齐造像碑》，《中原文物》1994年第1期，第109～112页。

[48]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三《怀州府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983页。 [49] [清]陆心源编：《唐文续拾》卷九（《全唐文》附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第41页。

[50] 李安保、崔正森主编：《三晋古塔》，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页。 [51] 张驭寰：《佛教寺塔》，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 [52] 《大正藏》第五十卷《史传部二》，No. 2042，页102a。

[53] 玄奘、辩机撰，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

228页。

[54] 《大正藏》第四十九卷《史传部一》，No. 2035，页394c。

[55]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金华市万佛塔塔基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

第5期，第42页。

[56] 金申：《吴越国王造阿育王塔》，《东南文化》2002年第2期，第46～51页。 [57]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11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3年，

图9、11、17。

[58] 罗哲文：《中国古塔》，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年，第290～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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