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崇拜让中国付出多大代价

个人崇拜让中国付出多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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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25 08:29阅读(680)评论(5)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几乎完全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和中国的面貌，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使一个闭关锁国濒临崩溃的中国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并且焕发蓬勃生机！回眸历史，我们会发现，如果没有三十多年前对个人崇拜的反思，中国不可能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大搞个人崇拜，让中国在长达数十年的日子里，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温过去这段历史，对现今的中国来说，同样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

个人崇拜是对个人特别是领袖进行违反实际的、违背科学的、无原则的、盲目的推崇，无限夸大个人的作用，把领袖神化、偶像化。个人崇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着严重的表现：把领袖神化和偶象化，树立绝对权威；把人凌驾于组织和万民之上，把一切归功于个人，任意夸大领袖的作用，颠倒了领袖和执政党、个人和群众的关系。个人崇拜助长了个人专断和家长制作风，影响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压抑了全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全民思想僵化和盲目癫狂，这段黑暗的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深刻的历史教训更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特别是“文革”期间，个人崇拜恶性发展，演变成持久的“造神”运动。执政者利用广大群众被革命运动所煽动起来的对领袖的狂热，把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吹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当时最流行的说法有：一、 “天才说”。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关于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中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战士出版社，1968 3）二、 “三个里程碑”说。1967年5月18日，《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中指出：毛泽东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三、 “四个伟大”说。1966年8月31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说：“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思想万岁

更是铺天盖地，无处不有，无人不有。

《毛主席语录》是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摘录，中国人几乎人手一册。当时的副统帅林彪和总理周恩来大凡公开露面，必手举语录。“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在这种氛围下，整个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人们手举“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唱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个人崇拜由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造神运动伴之以惩罚与镇压，凡是反对者、怀疑者，甚至偶有口误、笔误者，都要予以惩处，或批判，或斗争，直至押入监狱，判处徒刑。这又使造神运动带上了恐怖色彩，增加了它的威慑力。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邓小平从理论到实践对个人崇拜进行了批判。邓小北京：战士出版社，1968 1）还有“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说等等。至于毛泽东的塑像、雕像、语录、像章，

平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1994北京：人民出版社，

311） 335）并语重心长地强调：“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执政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切实有效地防止新的个人崇拜现象的出现，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为丰富和发展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使执政党的这一理论进一步得到深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执政党开始把个人崇拜同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和领导体制方面所存在的弊端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研究。鉴于搞个人崇拜给中国造成严重危害的历史教训，中央在《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提出：“突出个人”搞“不适当的纪念方法”，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扫除封建主义遗毒。进而在党的十二大党章中明确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至此可以说执政党已从根本上解决了对个人崇拜的性质及其严重危害的认识。

1980年2月29日，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党规党法：《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既概括了历史上处理党内关系和整顿党风的经验，又提出了体现时代特征的党的建设任务和要求，对于解决党的建设中各项重要问题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准则》明确：“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不许用剥削阶级的阿谀之词称颂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不许歪曲历史和捏造事实来宣扬领导人的功绩。禁止给领导人祝寿、送礼、发致敬函电。对活着的人不许设纪念馆，对已故的领袖们不应多设纪念馆。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街名、地名、企业和学校的名字。除外事活动外，禁止在领导人外出时组织迎送，张贴标语，敲锣打鼓，举行宴会。”

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如有有历史意义而适宜集中保存的革命文物，应集中到中央或省市一级的博物馆纪念馆，以利长期保存。至于现尚在世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故乡、母校和曾经活动的场所，一律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纪念布置，已有的布置一律撤销，并须将撤销情况向中央报告。”“出版个人传记或个人文集应比较慎重。今后这类传记和文集，有全国影响的应经中央宣传部核准，属于地方范围的应经省一级宣传部核准，不要随便编辑出版，或为此随便成立各种组织，未经中央或省核准而成立的组织应当撤销。对于重要人物或重要历史问题的宣传，报刊或出版社应注意遵照中央有关指示。”“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其他领导人像和题词也按同样原则处理。毛主席像章要尽量收回利用，以免浪费大量金属材料。”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又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官方的全面总结；对这一时期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特别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官方的基本评价。

这篇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起，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两个最为重要、最为权威的内部历史文献，都起到了对有争议的党内历史问题做出结论、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统一全党思想、对未来发展提供指导理论等一系列重大作用。

《决议》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改革开放逐步建立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克服了僵化体制的弊端，使生产力得到全面发展。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消除了个人崇拜的社会基础，经济发展同时也催逼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改革，就不能推动中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程，就不能根除个人崇拜赖以存在的制度土壤。然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人迷恋个人崇拜的把戏，打着歌功颂德的幌子，压制不同声音，连正常的批评合理的维权都要禁锢打压，企图推动一场新的造神运动，这显然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更不可能凝聚民心党心，这不能不引起世人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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