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之比较

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之比较

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都是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特别犯罪，刑法学界形成的通说认为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侵犯的都是复杂客体，但对复杂客体的类型还没有形成准确的定位。有学者认为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虽然作为特别犯罪从诈骗罪中已经分离出来，但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侵犯的主要客体仍是公私财产权，从这一基点出发，得出结论是没有必要把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成独立罪名并规定在侵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一章。有学者则赞成把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成独立罪名。理由是合同诈骗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市场经济秩序，次要客体才是公私财产权，合同诈骗罪侵犯市场经济秩序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性已不能被诈骗罪所包容。笔者也同意后一种观点，公私财产权具有分散性是可分的，对于公私财产权的侵害是对个体的侵害，不会对整个社会的公私财产权形成侵害。但是市场经济秩序不具有可分性，不可以把市场经济秩序进行简单的分割，认为对市场经济秩序的侵害是对个体的侵害。这种侵害是对市场经济整体秩序的侵害，在经济活动中会造成连锁的反应，特别是在现今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市场主体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社会运转中形成完整的经济链条，一个环节出现差错就会影响整个经济链的运行。金融诈骗罪亦是如此，金融诈骗罪侵害的主要客体是金融秩序，次要客体是公私财产权。具体而言，集资诈骗罪侵害的主要客体是集资秩序、信用证诈骗罪是信用证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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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信用卡诈骗罪是信用卡结算秩序、有价证券诈骗罪是政府债券市场秩序、保险诈骗罪是保险市场秩序、贷款诈骗罪是信贷秩序、票据诈骗罪是票据结算秩序、金融凭证诈骗罪是金融凭证结算秩序。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刑法》将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独立成罪是必要的。

把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独立成罪进一步保护经济秩序的同时，刑法也把财产保护作为了主要任务，规定合同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只有行为人据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从事合同诈骗、金融诈骗才进入刑法规制的合同诈骗犯罪、金融诈骗犯罪行为之列。

刑法是独立的部门法，作为基本法律，其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比其他部门法更广，是强制力最大、惩治手段最为严厉的法律，也是维护、执行其他部门法的坚强后盾。《刑法》的规定与其他部门法的规定之间有相互衔接的关系，在其他部门法的强制力不足以处罚违法者的违法行为，较正此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时，就需要借助《刑法》的力量惩罚违法行为，规制行为人。如《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将一般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界定为民事侵权，而《刑法》将严重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就界定了犯罪，在《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下的第七节专门设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正因为《刑法》是最严厉的法律，所以是最后适用的法律，当用其他法律可以较正违法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时就排除对《刑法》的适用，对于合同诈骗和金融诈骗亦是如此。刑事诈欺与民事诈欺并无绝对的界限，一切刑事诈欺都同时是民事诈欺，但并非所有民事诈欺都是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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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欺，因为立法者只是将民事诈欺中情节严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为犯罪。

在对情节严重的考量中“数额”是重要的客观标准之一。犯罪数额能直观的体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的定罪量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合同诈骗罪和7种金融诈骗罪都明确要求以“数额较大”为犯罪构成要件。犯罪数额有多种，与诈骗犯罪有直接关系的是犯罪损失数额、犯罪交付数额与犯罪所得数额。《刑法》未明确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的“数额较大”是指何种数额。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6日《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对普通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一律按犯罪所得数额为标准定罪量刑。但有学者就从金融诈骗罪犯罪客体主要方面是金融秩序，合同诈骗罪犯罪客体主要方面是市场经济秩序，均不是公私财产权为由，提出对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的犯罪数额应采“交付说”而不是“占有说”，在行为人以“拆东墙补西墙”的手法进行诈骗活动的情形下，应以多次诈骗的总数额（犯罪交付数额）作为认定犯罪的标准，量刑时可将其以后次诈骗财物归还前次诈骗财物的情节作为从轻情节考虑。但这种判断在逻辑上并不能证明行为人之前签订的合同都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行为人实际上履行了之前的合同，并不一定侵害经济秩序、金融秩序。行为人 “最后一次”以非

1 参见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06页。

2 信用证诈骗罪未明确要求“数额较大”为构成要件，但社会实践中使用信用证结算的数额都已符合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所以可以认定“数额较大”是内含在信用证诈骗罪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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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占有为目的不履行合同，从逻辑上才能认定行为人此次骗取了数额较大的财物，以合同诈骗罪或金融诈骗罪定罪处罚。

要明确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间的界线要从三者间的法条竞合关系入手。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之间形成法条竞合，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之间也形成法条竞合。《刑法》第226条对诈骗罪有如下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即是特别规定。所以在犯罪行为既构成诈骗罪又构成合同诈骗罪或金融诈骗罪的情况，应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定合同诈骗罪或金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一是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客体都是复杂客体，诈骗罪是单客体；二是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是在市场上实施，以交易关系为依托，具有金融法规、民商事法规违反性，是“准法定犯”，诈骗罪是典型的自然犯；三是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要求的“数额较大”，在金额要求上明显不同，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要求的“数额较大”，在金额要求上也有不同；四是金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可以是自然人和单位，诈骗罪的主体仅为自然人。

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之间也是法条竞合关系。金融合同是债权合同的一类，如信贷合同、保险合同、集资合同等。金融诈骗罪的实质就是利用金融合同关系进行的诈骗犯罪。从金融合同的角度考虑，金融合同在各种合同中具有特殊性，因此金融诈骗罪是合同诈骗罪的特殊情形，在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竞合的情形下应定金融诈骗罪。对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信贷合同诈骗银行等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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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的案件现在的通行做法是以合同诈骗罪定案。对票据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关系，可以从票据关系入手分析，票据关系实质上是债的关系，是一种债权合同，所以票据诈骗罪是一种特殊的合同诈骗罪，两者构成竞合，一般以票据诈骗罪定罪处罚，但也不排除在竞合时适用最相当原则得出以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的情形。案例：犯罪嫌疑人Q某，冒称N市某物资公司经理身份，与T市某厂签订了数百万元的购销合同。在T市厂方派人实地了解情况时，临时租借办公室和员工，并伪造汇票给T市厂方人员出示获得了信任。T市厂方按时发贷至N市停车场，Q某将伪造的“汇票”作为贷款形式支付。在全部提取贷物后Q某销贷至外地，逃之夭夭。对Q某的行为应定合同诈骗罪。对信用证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关系，学界存在争议，但多数人支持从合同的意义上理解信用证关系，笔者也同意信用证诈骗罪是合同诈骗罪的特殊情形，当两者构成竞合一般以信用证诈骗罪定罪量刑。

诈骗罪对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来说是普通法条，对于因仅不满足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的犯罪数额而没有构成此类犯罪的行为人，如果犯罪数额符合诈骗罪的追诉起点，可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独立成罪规定在《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罪，而不是与诈骗罪分离后规定在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并且在犯罪数额的追诉起点上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一般也高于诈骗罪，这些规定都体现立法者对这类犯罪的重视，但在刑罚规定上却没有必然体现出对合同诈骗犯罪、金融诈骗犯罪要处以更严厉的刑罚。合同诈骗罪对数额较大的犯罪没有规定管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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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额较大的犯罪金融诈骗犯罪规定的起刑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诈骗罪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似乎是对合同诈骗犯罪和金融诈骗犯罪处以更严厉的刑罚，但是在具体的犯罪数额规定上并不细致，会出现一定的犯罪数额以诈骗罪认定的会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合同诈骗罪或金融诈骗罪认定会处以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情形，所以在犯罪数额上还要在罪与罪间权衡后做更细致的规定。

综上将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独立成罪是合理而且必要的。从立法完善的角度对现行刑事法律规定进行比较，我们发现还需要对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的犯罪数额做更细致的规定，以切实体现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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