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人生 工业大转移背后的家国故事 - 图文

三线人生 工业大转移背后的家国故事

版名:文化中国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2-05-08

重庆816地下核工厂，目前已对公众开放游览。隧道两边的红色油漆标语、红砖墙上修复后的宣传画让人感受到三线建设时期的精神风貌。 王定浩/C FP

王小帅电影《我11》剧照。在贵阳新天光学仪器厂度过的童年，是王小帅这个三线子弟的深刻记忆。C FP供图

上世纪60年代中国一线、二线、三线地区划分。

地图来源：陆大道、薛凤旋等著《1997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从地图上看，上海与贵阳之间隔着浙、皖、赣、湘四省，两地直线距离约为1530公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从上海搭乘火车去贵阳需要两天两夜时间。但对王小帅一家以及迁往贵阳新天光学仪器厂（下文简称“新光厂”）的众多上海三线职工、家属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上的简单位移。从踏上火车的那刻起，三线建设者的青春包括第二、三代后人的命运都随之改写。

“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正如彼时口号喊的那样，放眼全国，1964至1978年间，以战备为指导思想，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的民工加入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这场规模空前的经济建设和工业转移中。

作为国家重要战略部署，“三线建设”长期处于保密状态。据中国社科院当代史研究所陈东林教授回忆，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人民日报》才第一次出现“三线”一词。2009年，王小帅拍摄了从影十五年来的首部纪录片《三线人家》。他坐在镜头前，听父辈和三线后人口述从1966年迁往贵阳至今四十多年的沧桑演变。而随着一系列文献资料的出版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出台，“三线”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一些问题开始被重新思考和争论。 大三线

对于卞铁夫来说，就算没吃没喝，只要卫星上天，终归是愉快的。而内迁三线，国家、个人

价值都得不到体现，吃了苦还造不出好产品，实属胡闹一场。

作为典型的三线子弟，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至今，导演王小帅一直期望把“三线”搬上银幕。直到2005年，他拍摄了国内首部直面“三线”的电影《青红》，并一举摘获当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

“你从哪来，你到哪去，你所经历的是事实存在的事情。我们没有轰轰烈烈，我们也没有英勇牺牲，但是毕竟你的父辈和你自己生活在那里，它是特殊的人们所经历的历史。”2009年，在拍摄“三线”姊妹篇《我11》的前后，看着三线的父辈已年逾古稀，王小帅突然意识到，若再不让老人开口回忆，这段历史很快也要湮入尘土。

王小帅决定让自己的父母以及儿时的发小和玩伴共四户人家作为采访对象。“张新章的三个孩子中张麟、张琪是我从小的玩伴；黄松友的女儿跟卞铁夫的女儿都和我同班。”现如今，卞家已搬回上海，黄家和张家都还留在贵阳。在他看来，这四户人的命运恰好是上海赴贵阳的三线人缩影。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国际处境尴尬：东部海岸线被美国半月形包围；南面地区因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处在紧张状态；北部地区也因中苏关系决裂、中苏边界划分问题，苏联加强了远东地区兵力。

“根据总参作战部当时给出的报告分析，中国70%工业和60%的人口都在大城市，集中度非常高，一旦打仗大城市受袭后，中国经济将遭受瘫痪。”中国社科院当代史研究所教授陈东林告诉南都记者，1964年8月，美国袭击越南海军的北部湾事件爆发。以该事件作为三线建设的起源，为了国家安全和长期建设，毛泽东就此提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建设。而所谓的三线，即一线东部沿海地区，二线中部地区，三线西部纵深地带，“用今天的眼光看，西部地区除西藏、青海外都在三线范围内”。

王小帅的父亲王家驹在镜头前回忆起六十年代的上海，他觉得可笑又可悲：“作为我们老百姓莫名其妙地听说三线，当时宣传是要打仗了，上海也挖地道啊！新剧戏院、儿童剧院、艺术剧场底下都是通的，都挖洞。那时候讲上海怎么办啊？不能建设了，楼房这么多，再盖房子地基就陷下去了。”

王小帅的母亲从哈工大毕业后便分配到上海光学仪器厂工作。1966年，上海光学仪器厂受命在贵阳新天寨创建新光厂，除了800名内迁职工、复退军人、新分配进厂的大中专毕业生要内迁贵阳外，组织上还鼓励家属随行，家属如果没有工作还保证分配。动员工作时，并未强调会在三线待多久，却提到贵阳“一年四季像春天一样，生活水平低，老便宜的，鸡蛋只有几分钱一个，米嘛只有一角多钱一斤。”王母回忆说。

最终，共有1050名家属一同内迁，而全厂上下从动员到出发，只用了短短十天时间。

为照顾妻儿，原本可以选择继续留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的王家驹，毅然决定一同迁往贵阳；黄松友的妻子邬秀凤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由于父亲有病在身，原本她也可以选择留沪，但当时一心只想着“国家培养我学军品，不好意思说不去。当时大家都这么单纯”；卞铁夫清晰记得，离开上海前表态，他在决心书上写了“誓与贵阳人民风雨同舟”几个大字。

虽然也会舍不得亲人在家掉泪，但绝大多数职工都心甘情愿地服从了安排。准确地说，是兴高采烈地踏上火车。

王母回忆，火车驶入贵州，还没到站，看着车窗外一片片荒山，“我想不对头，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穷啊，我的泪水就滴滴答答的。”据统计，从1964年到1976年，仅贵州省就为三线建设投资了98 .93亿，而全国参加三线建设的知识分子和技术骨干更是多达400万人。 当时三线建设要求“靠山、分散、隐蔽”（简称山、散、洞），所以厂区新址大多是在山区辟一块新天地。加上“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次序，由于时间紧促，很多厂区内厂房都已安置妥善，但生活区的设施大多还不完全。当王家驹和一千多人的三线队伍到达新天寨的新光厂后，他们发现所谓的住房都是无砂混凝土，“碎石子和水泥浇起来，你用一把螺丝刀就能打

一个洞，轻扒就能扒出一个大洞来。”

除了住房，对于讲究饮食的上海人而言，当地的食材、作料更是极度匮乏。每次返回上海，王家驹总会采购酱油、蔬菜。因为水质问题，他还特意从上海买回大缸和明矾，雨天就用大缸接水、明矾定水，待第二天将上面的清水舀来食用。为了吃肉，王家驹甚至会去肉联厂用肉票换许多高温处理过的病猪肉。

失意和落差不仅是在生活层面。对于卞铁夫来说，就算没吃没喝，只要卫星上天，终归是愉快的。而内迁三线，国家、个人价值都得不到体现，吃了苦还造不出好产品，实属胡闹一场。他举例说，当时模仿制造德国显微镜，原型上打了一个眼，代表是废品。“但我们模仿的时候也打一个洞出来，废品也去模仿，研究了很多年才认识到问题。”

对于三线建设布局方面的负面效应，陈东林认为，过分地强调“靠山、分散、隐蔽”，却忽视现代化和长期生产要求。“这种生产力布局违背了聚集产生规模效益的经济规律，使以后的调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种布局在区域自身发展上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有研究数据显示，从1966-1978年，基本建设中损失、浪费及不能及时发挥经济效益的资金达300多亿元，占同期国家用于三线建设投资的18%以上。按新中国成立后17年百元基本建设新增国民收入的水平计算，1967-1978年因基本建设效益下降减少国民收入533.43亿元。 除西南、西北大三线外，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构想，打起仗来要各自为战，即各省都能造些枪炮。1964年10月，广东最先向中央打报告，准备自筹资金，在广东腹地建设自己的枪炮弹药厂。毛泽东看后非常支持，表示小三线地方出钱，无需中央投资。随后，各省纷纷开始建设小三线。 小三线

与诸多大三线厂一样，厂区除了火葬场没有，小学、中学、医院五脏俱全。最大的区别在于小三线职工的户口仍属上海。

与贵阳新光厂的大三线建设相比，上海位于皖南的小三线建设则大不相同。

作为三线建设的主力军，上海最终确定在皖南、浙西（实际浙西只有一家工厂）作为上海小三线建设基地。据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威介绍，上海皖南小三线从1965年选址建设开始到1988年全部撤回，共历时24年。当时上海小三线的口号是“好人、好马、好刀枪”上三线，要求是“小而精”。因此在人员构成方面，去小三线的都是当时上海最先进的设备和最优秀的人才，极少部分是当地的征地工。“上海小三线是全国各省市小三线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一个以军工生产为主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 在关于三线建设的诸多研究中，宏观研究、决策学研究往往多过地区部门、个案解剖的研究，而从社会学和人文文化角度探究三线问题更是少之又少。两三年前，一直从事民国史研究的徐有威将课题转向1949年后的上海史，最终，他将课题聚焦上海位于皖南小三线这片区域，陪伴他的一批硕士生和博士生开始了这次的“新长征”。 “当时的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支持我，说你做做上海小三线口述史吧。”徐有威告诉南都记者，由于小三线厂回迁后统统被打散，想找寻三线职工显得异常棘手。

随后的两年里，他利用上海档案馆已公布的有关档案资料、八五钢厂的档案资料、报刊及原该厂职工的口述，对皖南小三线职工进行研究。而“目前所做的研究仅仅是冰山一角。” 八五钢厂坐落在安徽省贵池县梅街，由上海冶金局和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共同领导，主要生产五七高炮所需的部分铸锻毛坯和有关的军工用钢材。据统计，八五钢厂自1969年筹建到1985年为止，完成投资总额9106万元，拥有固定资产原值820l万元，全厂占地面积为96万平方米。

与诸多大三线厂一样，厂区除了火葬场没有，小学、中学、医院五脏俱全。考虑到军工企业

的保密性，外界同厂内职工的交往有限。而与众多大三线厂不同的是，小三线厂属城市“后方”，地理距离相隔不远，上海电话局把线拉进了厂内。虽地处皖南，但电话是上海的区号，两地联线仍属市内通话。此外，诸如桃子、肥皂、牙膏等等都是上海运送。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小三线还拥有“置外法权”，换句话说，治安办案均由上海公安三线分局负责。最大的区别还在于小三线职工的户口仍属上海。

徐有威研究发现，1970年年代末起，八五钢厂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即因为青年职工中的男女比例极端的失衡，形成严重的性饥饿。

据1980年上海小三线的最高机构上海后方基地局的官方统计，上海皖南小三线的未婚男青年比未婚女青年多8433人。到1982年，男青年年龄普遍已在27岁以上，有1000多人已达到30岁以上。

而作为上海小三线的第一大厂，八五钢厂的问题最为典型。据后方基地管理局团委统计男女职工比例为14：1.12年中，因恋爱问题造成的凶杀案和自杀事件就有近10起，酗酒死亡事件1起，造成精神病患者20多名。

徐有威认为，皖南小三线男女比例不平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工厂多为军工厂，男职工比例较高。此外，皖南小三线的81个企事业单位广泛分布在皖南贵池、屯溪和宁国以及浙江等十几个县市，“厂区太分散造成交通、交流不便”。

为解决单身青年的婚姻问题，八五钢厂开展起登报“找对象”活动。

1980年10月10日在上海《青年报》第一次刊登八五钢厂团委为男青年寻找对象的启事。头十多天中，八五钢厂团委收到来自上海、黑龙江、新疆等地677封来信。姑娘中有干部、科学院翻译、演员等。而据这一征婚启事的作者八五钢厂团委书记史志定的回忆，他们收到的应征回信中，除西藏、台湾没来信外，中国的其他地方都有。

徐有威说，虽然小三线急需女青年，但各厂的招工条件并不随便。报名的女青年一般要经口试（必要时进行文化考试）和体检，厂方根据考生的成绩择优录取。在这篇报道中，明确地提出了对女青年在学历、身体素质等方面的要求，只有符合这些要求的女青年才可以去后方工作。

当全国各地符合条件的单身女青年来到八五钢厂时，厂部动员老职工挤出单身宿舍让来厂的新娘居住，甚至连猪棚也改造成临时的家属宿舍，被青年亲切地称为“草棚新村”。厂方还允诺1981年为职工建造200套住房，还为新结婚的家庭提供购买结婚家具一套的机会。 在徐看来，众多女青年积极争取嫁入皖南山区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工资待遇好，且可解决调入人员的城镇户口；第二，物质条件得到保证；另外，自然环境好。

至1988年小三线撤回上海时，八五钢厂700多名大龄男青年中，除去还有112名没有解决外，其他的都已解决婚姻或恋爱问题。 回不回

在他们眼中“家乡”的所指已充满歧义。不管是否迁出三线，幸福的标准均不再相同。 1984年至1986年，时任上海市原国防工办主任的李晓航在任期内主抓了一件大事———上海小三线调整。

在2011年徐有威做的李晓航三线调整口述记录中，他谈到了调整小三线的两个原因：就大环境而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不久，邓小平表示，20年不会打仗。国防工业普遍下马，转为民品；其二，全部上海小三线53家企业由于经营状况不佳，国防工办每年要补助该系统2000万元；另外，小三线职工都不安心，一到节假日回上海就在市府劳动局门口，一进驻就是三五百人。

对于上海小三线的调整，李晓航也曾有过犹豫。向市委打报告前，他问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咱们要是撤回来，10个亿（注：建设小三线投资近十个亿）就打水漂了。”汪道涵说：

“晓航同志，打水漂就打了，再过10年我们就赚回来了，我们得看得远点。”随后不久，李晓航便成立小三线调整办公室。

为指定调整方案，李晓航先后去了四趟小三线，每次去小三线的职工都兴高采烈，甚至跟他开玩笑：“李主任，要是我们以后回上海后啊，一定给你立个碑。这个小三线调整，是众望所归，没有一个人反对，都赞成。”

小三线职工回沪后不久，按照原先规划，都住进了宝山、闵行总面积100万平方米的新房。 对于小三线的总体评价，陈东林觉得，“并不是很成功，因为小三线建设多是从战略角度考虑，和本地建设严重脱钩。”

李晓航更是直截了当指出，小三线建设除去锻炼了一批干部外没啥意思，“因为小三线搞的是常规武器，要真打仗，全民要搞很快就上来了。生产常规企业，和小三线比，力量比你大多了。”

而徐有威则认为，“上海小三线为当地居民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并且为当地做出了不少的贡献。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企业的发展正需要资本的大量投人，上海小三线企业将大量资产无偿转交给皖南地区，为当地企业的崛起、经济的腾飞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他也认为，这种重要性并不能掩盖上海小三线该返迁上海的事实，它只能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的“暂时性措施”，不可能成为一种体制性的长久设计。

相比远在大三线的第一批建设者们，小三线的职工是幸运的。

1997年，王小帅在时隔近二十年后故地重游，回到贵阳新光厂。去车站迎他的是黄松友。让他激动的是，两鬓斑白的“黄叔叔”还是一口上海话。王小帅说，每家每户的大三线第一代建设者，都对当地方言充满抗拒。不管饮食起居还是谈吐腔调，始终保持着上海的味道。 而作为第二代三线正统的工人阶级，王小帅儿时的玩伴———张家张麟、张琪两兄弟讲起上海话已不太利落。70年代末新光厂改制后，厂里的上海人越来越少，厂内的通行方言已被贵州话取代。张家两兄弟说，他们现在说的话没有一个标准的。“说普通话也是不标准；说贵阳话也不标准；跟‘正规’的上海人说上海话，你用的词，人家上海根本没有这种词的。” “酒喝着喝着都开始说贵阳话了，这让我非常诧异。”饭桌上，王小帅曾试图用儿时的趣事跟兄弟俩套近乎，但这些儿时的玩伴却显得有些麻木。“对他们来说小时候的事情都遥远，他们可能对就近的事情比较感兴趣。人的成长和记忆就是这样，他老在一个地方呆着，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会迅速覆盖前面的事情。”

在纪录片里，还出现张家三线职工第三代，张小娇。她说自己从没去过上海，但会一点上海话。当王小帅问：“你觉得自己是上海人还是贵阳人？”小娇羞涩地一笑，狡黠地回答：“我也不知道。”谈及这个小姑娘，王小帅对记者说，或许这番回答是处于父辈的压力。

事实上，父辈的压力即回沪的期望。作为三线职工第二代的黄菊，一直痛恨童年时母亲让她频繁往返上海的经历。她所理解的“幸福”是能与家人在一起朝夕相处。所以她坚决否决了母亲提出的她带孙女回沪上学、照顾她的建议。这只会多一个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 镜头下的三线父辈一直表现出一种乐观的态度。他们对待命运始终态度谨慎。镜头下的王小帅几乎没有锋利的提问，他尊重父辈的呈现。王小帅说：“不要主观设想他们有多苦。因为关于人的命运外人是不可介入的”。

可当影片临近尾声时，在酒桌上，老太太邬秀凤情绪略微激动地说：“我们子孙一代应该享受上海儿童一样的待遇。我们原来说支内支内，说来是支援建设的，我们现在把自己的青春、孩子的青春都献在这儿，现在上海缺人才，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孙子引进进去……我说算了，骨灰随便丢丢，也不要在贵州，也不要在上海就算了，我就这么跟他们讲的，你说我放在上海去，儿子女儿孙子都在这儿；我放在这儿也跟亲戚都不在一起。所以我就跟他们讲好了，我也不要开追悼会，也不要建碑什么，就丢下去就算了。真的，这是我真实的想法，不是怨气。”

2010年1月，王小帅的父亲因病去世；张家儿女各自在原厂工作至今，都与当地人结婚；黄家子女留在贵阳市工作并与当地人结婚；卞家到上海10年后终于解决了全家的上海户口。 在他们眼中，“家乡”的所指已充满歧义。不管是否迁出三线，幸福的标准均不再相同。 三线建设的功与过

大型公共工程建设得比较成功

三线建设毕竟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么一个非常态时期（诞生），建设三线的主要目的又是政治、军事与经济相结合的，没有好好地论证就急着铺开建设，造成了很大的浪费，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例如当时建成昆铁路，应该说是艰苦卓绝的，一千公里牺牲两千多人。坐成昆铁路，你从铁路上往山谷里看，一片的墓碑，都是铁道兵留下的。

如果不讲军事、外交和政治，纯粹从经济角度分析，我们在西部建成了1100多家大中型企业，必须合并搬迁或者做大调整的企业大概有300家，大多数企业在西部发展了下来，这些企业对拉动西部发展起着巨大作用。

其中，一些带有公共工程性质的大项目在三线建设中是比较成功的。比如成昆铁路，当时苏联专家主张修最好修的东线，我们恰恰选择了三条线路中最难修的西线。西线虽然难修，但其辐射作用大，最能够拉动经济效益。有人问我，成昆铁路修起来既然这么困难，我们能不能不修，（或者）以后等有了掘岩机再修？没有前人的努力，后人是等不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的。现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点。成昆铁路修成了以后，我们国家铁路修建的技术水平提高了30年。如果不修成昆铁路，我们可能不会有后来的大京九。四川西部从成昆铁路沿线崛起了很多的新型工业城市，绵阳、攀枝花、西昌，一直到云南伸展过去。

靠山进洞是因地制宜的必然之路

虽然毛泽东当时提出三线建设（靠山、分散、进洞）在当时对经济上就造成很大损失，但是在50年过后，我们再来反思，这恰恰是四川因地制宜的一个长期发展的必然之路。我去年去重庆南川，那里头有不少的三线企业被利用起来了。有的出租给当地私人企业了，还有的把房子重新包装，搞旅游基地。现在重庆很有名的三星度假村，就是在三线的天星仪表厂的基础上改造的。重庆重铝集团在这个地方分散了、靠山了，为何它又成功了呢？关键在于当年靠山进洞打通了交通。过去从南川到市里要走两天，现在顺着高速公路下去两个小时。很多人会讲进洞没什么好处，但我看到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相当大的比例是在洞里穿来穿去。而且当时三线建设有些军工厂建在洞里呢，将来这些洞完全可以改造成现代化的企业。 军转民后经济效益受影响 我们讲的经济效益不好的，主要是国防工业中的一些企业。当时受国际形势和外部战争威胁影响，很多国防工业只能隐藏到山里建设。一旦国际形势好转，它的交通运输/科技信息人员生活都成问题。而改革开放后，小平同志提出的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就是东部沿海地区，那么西部就没有新的投资了，这些国防工业企业就要转入民用产品，而它所处在的地理环境对于民用产品非常不利，所以那些企业在当地挣扎了很长时间，最后不得不关掉、停掉或者搬家。（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56t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