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水库因泥沙差点被炸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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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水库因泥沙差点被炸掉

2011-02-11

水这种变化无常的流体，给人类造福又造孽。即使像三门峡这种工程，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已经是慎之又慎，在进行之中，还是出现过不少问题。许多问题无法预料，人们只能遵从“失败是成功之母”的哲理，走几步跌一下，爬起来再走。 毛泽东在巡视三门峡时，曾担心泥沙过多而使水库成为泥库。这种担心成了事实。三门峡水库1960年9月开始蓄水，仅一年半的时间，水库就淤了15亿吨泥沙，不仅三门峡到潼关的峡谷里淤起厚厚的泥沙，就是潼关以上，渭河和北洛河的入黄口，也淤了“拦门沙”。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引起各界的关注，议论颇多。首当其冲的陕西省反映最为强烈。他们多次向中央反映，甚至到毛泽东那里告了“御状”。1962年4月，在全国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出第148号提案，要求三门峡工程增建泄洪排沙设施，以减轻库区淤积。会后，周恩来亲自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办法。此前三门峡水库已由“蓄水拦沙”运用，改为“滞洪排沙”运用，但仍未制止淤积。到1964年11月，总计淤了50亿吨，渭河的淤积影响，已到距西安30多公里的耿镇附近。

在中央的会议上，周恩来坦白地说：“三门峡的水利枢纽工程到底利多大，害多大，利害相比究竟如何，现在还不能作结论。原来泥沙多有问题，现在水清了也有问题。水清了，冲刷下游河床，乱改道，堤防都巩固不住了 洪水出乱子，清水也出乱子。这个事情，本来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套经验，但是我们对祖宗的经验也不注意了。”有人把建三门峡工程这件事都推到苏联头上。周恩来不同意：“三门峡工程苏联鼓励我们搞，现在发生了问题，当然不能怪他们，是我们自己作主的，苏联没有洪水和泥沙的经验。”他承认，现在看来三门峡工程上马是急了一些，一些问题不是完全不知道，而是了解得不够，研究得不透，没有准备好，就发动了进攻，这一仗一打到现在很被动。黄河规划时间短了些，搞得比较粗糙。

1964年春天，邓小平总书记到西安，陕西省对三门峡的淤积问题意见更大了。邓小平把王化云找去。王化云说，要解决三门峡库区淤积，还得靠上游修拦泥水库，三年修两个，见效快，花钱也不多。邓小平回京后指示中央书记处找水电部定方案。当时，周恩来正出访非洲，彭真开会过问了此事。会上，刘澜波和钱正英都不赞成修拦泥库的方案。周恩来出访归来，不顾旅途劳累，深夜打电话把钱正英找去，详细询问三门峡工程情况，要钱正英去现场勘察。毛泽东听到陕西省的反映，焦虑不安，又没见到解决的确定方案，便对周恩来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 炸坝是否可行？陕西省有意见不说，水电部和黄委会的意见也不一致，周恩来决定专门开一次治黄会议解决淤积问题。

这次会议原定1964年10月召开。10月15日深夜传来了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16日下午，中国西部上空升起了一片巨大的蘑菇云。这是历史相映成趣的一天，一个“上天”，一个“下台”，两个消息震惊了世界。世界形势是否会起变化？毛泽东说且慢，他让周恩来先到莫斯科去摸摸底，观察一下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关系有没有得到改善的希望。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后，与苏联领导层进行了频繁的接触，表达了中国党和政府希望改善中苏关系的诚意。

然而，正当周恩来准备继续与苏方谈兄弟国家的关系时，一件严重的不愉快的事件发生了：11月7日晚，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的招待会上，正当周恩来向一些苏联元帅走去的时候，迎面走来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他劈头盖脸地对周恩来冒出一句恶语：“中国人不要耍政治魔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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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愣，很快猜出他的用意。因为在场还有一些西方国家的使节和记者，周恩来有意把马利诺夫斯基的话岔开了。

可马利诺夫斯基却不肯罢休，进一步恶意挑动：“不要让任何鬼来妨害我们的关系， 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也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害我们的关系。”周恩来闻言大为不快，但在这样的场合不便与他理论，只是严肃地故意对他说：“你的话我不懂。”说完就走到旁边去和别的元帅交谈。而马利诺夫斯基仍在喋喋不休：“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 ”马利诺夫斯基见周恩来不搭理他，又跑去跟贺龙元帅纠缠，说得更明白了：“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

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立即反驳说：“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两回事，我们党和你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想法是根本不会实现的，而且是错误的。”马利诺夫斯基还说了一些极端粗鲁的话，攻击斯大林和毛泽东，都遭到贺龙的严斥。有感于此，中国代表团气愤地离开了宴会大厅，回到中国驻苏大使馆。第二天，当勃列日涅夫等到中国党政代表团驻地回拜时，周恩来就昨天的事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苏方澄清：苏共欢迎我们来的目的之一是不是要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中国党也撤换毛泽东的领导。勃列日涅夫等辩解说，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一事他们是事后得知的，并感到不安和愤怒。但马利诺夫斯基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他是“酒后失言”，不代表苏共中央，而且翻译上也有错，他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

周恩来严辞驳斥：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这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反映苏联领导层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即对中国党政代表团挑衅，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采用过的恶劣手段。周恩来表示，这事他回国后要报告中共中央。8日这天，美国、英国等国的通讯社根据头一天马利诺夫斯基的恶性事件从莫斯科报道，称：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来当中共中央主席。 周恩来对苏共领导人说，这并不是什么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岂敢这样胡说八道？苏方说，马利诺夫斯基是胡说并已经道歉，这个问题已经结束。周恩来说，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勃列日涅夫说：“那当然，那当然！”11月14日下午，中国党政代表团乘坐的专机在北京东郊机场降落，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亲率数千群众迎候。周恩来与毛泽东等人紧紧握手，而后绕场一周，向群众致意。随后，周恩来直接从机场去毛泽东处开会，向中央汇报此次访苏情况。

治黄会议因此延期。直到12月5日，治黄会议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召开。这是治黄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他对与会人员说：“我本来想用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去现场看看，由于临时有国际活动，回国后又忙于准备三届人大，离不开北京。”其间他要筹备人大和政协会议，又要处理外交和内政，忙得不可开交。他还是抽空参加治黄会议，有时实在分不开身，就委托别人组织继续开会，他派秘书来听。

这次会议也是一次充分民主、气氛异常活跃的会议。

会上出现了四种争论意见。“不动派”的代表人物，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汪胡桢认为“节节蓄水，分段拦泥”的办法是正确的，不同意改建三门峡枢纽；“炸坝派”的代表人物，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最为激烈，他发起言来，言语尖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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嗓门又大，他甚至说“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此语一出，满场皆惊，有人将目光转向周恩来。周恩来安详地坐在那里，耐心地听着杜省吾的发言。杜省吾也可能发现自己言有所失，停了下来，盯着讲稿上的字。周恩来提醒他：“你讲你讲，字看不清吧，前边那个字念错了 ”杜省吾恢复常态，继续发言。他认为黄土下泻乃黄河的必然趋势，绝非修建水土建筑物等人为力量所能改变，主张炸坝；“拦泥派”的代表人物是王化云，这位被毛泽东称为能“化云化雨”的专家，当年陪同毛泽东巡视黄河就主张在上游多修水库，以拦为主，辅之以排，实行“上拦下排”的方针；第四种意见是“放淤派”，它的代表人物是林一山。这位同样被毛泽东称赞为“搞建设的人才”的“老延安”、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他主张干支流沿程引洪放淤，灌溉农田，以积极态度吃掉黄河水和泥沙。 四派之争，主要是“拦泥”与“放淤”两家之争。王化云和林一山发言时，周恩来没有到场。随后他派秘书到林、王住地和平宾馆，分别征询了林、王的治黄设想和具体意见。12月17日，周恩来召开了个小会，参加会议的除林、王二人外，还有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光伟、林业部党组副书记惠中权等人。周恩来先让林、王把各自的观点复述一遍，周恩来问林一山：“你有什么好办法吧？”林一山根据水库可以长期使用的理论，主张降低三门峡水库水位，以恢复潼关河段原黄河河床，即可解除对关中平原的威胁，同时，打开大坝底孔排沙，使水库泥沙进出平衡，将改造后的三门峡水库变成一个中型水电站。听到这里，周恩来问道：“底孔排沙，过去有人曾经提出过，他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叫什么名字啊？” 有人回答：“叫温善章。” 周恩来说：“要登报声明，他对了，我们错了，给他恢复名誉。” 周恩来又征求其他三位领导的意见。最后周恩来说：“今天暂不作结论，你们可按各自的观点做出规划，明天再开会讨论。”

第二天，周恩来再次听取各种意见之后，作了总结发言，他谈了三点看法：其一，“治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枢纽工程，做得是全对还是全不对，是对的多还是对的少，这个问题有争论，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观察才能看清楚，不宜过早下结论。”其二，“黄河自然情况这样复杂，哪能说治理黄河规划就那么好，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就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可能！”其三，“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就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对于争论的问题，周恩来也强调了几点：“不管持哪种意见的同志，都不要自满，要谦虚一些，多想想，多研究资料，多到现场去看看，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要自己看到一点就要别人一定同意。个人的看法总有不完全的地方，别人就有理由也有必要批评补充。”这也是周恩来自己对待不同意见和批评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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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具体地分析说：泥沙究竟是留在上中游，还是留在下游，或是上中下游都留些？全河究竟如何分担，如何部署？现在大家所说的大多是发挥自己所着重的部分，不能综合全局来看问题。他不赞成听其自然的“炸坝派”，但对其提出炸坝这种大胆设想的精神予以鼓励，他认为这样有利于发现矛盾，解决矛盾。对于反对改建的“不动派”，他也不赞成：“五年已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毫无疑问对关中平原会有很大影响。反对改建的同志为什么只看到下游河道发生冲刷的好现象，而不看中游发生了坏现象呢？如果影响西安工业基地，损失就绝不是几千万元的事，对西安和库区同志的担心又怎样回答呢？”对于“拦泥派”，周恩来谈道：“我看光靠上游建拦泥库来不及，而且拦泥库工程还要勘测试点，所以这个意见不能解决问题。”周恩来比较同意林一山的意见，先解决库区的淤积之急。林一山主张在黄河下游部分河段开展“放淤稻改”，即把黄河水引向农田，并在泥沙沉淀的基础上种植水稻。事实证明，由于沉淀的泥沙很肥，水稻能长好，因而大受农民的欢迎。在三门峡的改建上，周恩来也采纳了林一山的建议，降低库水位，恢复潼关河段天然特征，并按水库长期使用理论，打开底孔排沙，以实现库区泥沙进出平衡。

会后，周恩来要水电部送给与会代表一人一本《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当天夜里送到每个人的床头。他希望大家能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认识黄河、改造黄河。

长江是一条造福于中国的大江，可其中下游的水灾又极为严重。说到新中国的治水大业，不能不说长江。

让我们再回到建国之初：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节当日。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毛泽东仍安排召见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谈荆江分洪问题，周恩来、刘少奇在座。

长江流经湖北枝城至湖南岳阳附近的城陵矶这一段，被称为荆江。其中，又以湖北公安局藕池口为界，分为上荆江和下荆江。由于穿峡谷奔腾而至的长江，到了平原地段，河道弯曲平缓，水流不畅，加之上游洪水又常与洞庭湖湘、资、沅、澧四水及清江、沮漳河相遇，荆江汛期洪水位常高出堤内地面10多米。如果大堤决口，巨大洪峰将以高出地面10米以上的水头倾泻而下，荆北广大地区将成一片泽国，遭受毁灭性的灾难。所以当地流传一句口头语：长江万里长，险段在荆江。从东晋开始，就以荆州为中心修筑了荆江大堤，以约束洪水。1949年夏天，荆江大堤冲和观一带，因经受不住洪水的冲击，大部堤身已经崩塌江中，眼看就要发生溃堤，幸好洪峰持续时间不长，侥幸躲过了一次灭顶之灾。1950年淮河大水，周恩来就联想到荆江。8月份，他在召开治淮会议时，就请来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会后，林一山回到武汉，立刻着手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区的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在年初勘察汉江大堤和荆江大堤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荆江分洪工程为中心的防洪计划作为治江的第一阶段计划。

邓子恢将这个设计方案递到毛泽东面前，又将荆江的近况和林一山的草案制定经过说了一遍。毛泽东看过工程设计书后，又递给刘少奇和周恩来。他问邓子恢：“当前国家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财政相当紧张，但是，为了解除湖北人民的洪水威胁，国家再困难，也要干荆江分洪工程！不过，这个工程能够保用多少年呐？”

“这个我还说不太清楚。”邓子恢虽然答不上来，但他早有准备，已把林一山带到北京，正在住处待命。邓子恢立刻派人问林一山。

林一山说得很肯定：“可保用40年，至少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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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了，20年足够了。”毛泽东当即批准了工程方案。

两个月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67次会议，将荆江防洪工事列为重点。周恩来特为指出，长江的沙市工程，即荆江分洪工程，在必要时，就要用大力修治，否则，一旦决口，就会成为第二个淮河。

荆江分洪工程方案包括荆江大堤加固、进洪闸、节制闸、拦河土坝、围堤培修以及安全区等工程项目，总面积921平方公里，有效库容54亿立方米。对于这个方案，湖北持积极态度，湖南则有顾虑。历史上就存在着舍南保北的矛盾，荆江分洪区虽在湖北境内，但分洪区蓄满水，就等于在洞庭湖头上顶了一盆水，万一南线大堤决口，就要水淹湖南。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正是担心这一点：荆江分洪工程搞得不好，湖南出了力，就等于自己淹自己。周恩来重视两湖的意见，他给邓子恢写信，说到明朝一代名相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认为长江水多不能向北淹，往洞庭湖流问题不大。他希望邓子恢向有关领导说明，搞荆江分洪工程不能搞本位主义。信写完，他把水利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李葆华叫到政务院，让李持他的亲笔信去武汉找邓子恢，请邓召集中南局会议征求意见，并向湖北张难先、湖南程潜等做说服工作。李葆华到武汉后，邓子恢很快就召集了中南局会议。会上，李葆华传达了周恩来在给邓的信中谈到的兴修荆江分洪工程，避免水淹武汉的意见。邓子恢根据周恩来的信，分别找程潜和张难先谈话，初步取得了两湖相近的看法。1951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在修堤费里积了点钱，把分洪区原先群众修的老堤戴了个帽帽，加了个埂埂。这一戴帽、加埂，湖南从当地利益考虑向中央告了状。常德专署专员柴保中通过黄克诚向毛泽东写信，力陈“长委会”的做法损害了洞庭湖滨湖地区群众的利益。

毛泽东将信转给了周恩来，请他着手解决。

周恩来指示水利部安排两湖有关人员来京开个荆江分洪会议，会议只开了三天。会上两湖对荆江分洪工程完成后既能保障荆江大堤的安全，又能减轻对洞庭湖的威胁，意见是一致的。但湖南对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是否分洪，如果分洪，如何能免除对湖南的威胁，仍有顾虑。

2月20日，周恩来召集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张含英，技术委员会主任须恺等以及两湖到京人员开了一个会。周恩来细心地听着各方反映的情况，先表扬常德专署、湖南水利局写信给毛主席，关心滨湖群众利益，而后话锋一转，变得严厉起来，问道：“荆江分洪工程是毛主席批的，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开工？”

刚才还比较松弛的会场一下紧张起来，谁也不说话，也不张望，在心中默想着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周恩来的目光几乎扫过每一个人的脸庞，并加重了语气：“毛主席批的工程，中南局、湖北省委、水利部、长委会都置之脑后，不负责任。”周恩来唯独没有点湖南的名，旨在化解矛盾；湖南的同志心里自然明白。 正因为有这段历史情况，到1954年中央准备撤销全国各大区局时，对撤不撤中南局，一向果断的毛泽东颇为犹豫。两湖因水利问题顶牛远非今日始，在清朝就专门设置过两湖总督加以协调，甚至还设置过湖广总督，统辖两湖两广，看来也自有其道理。如果把中南局撤了，两湖之争谁来协调？毛泽东把邓子恢请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这个中南局相当于湖广总督吧，别的大区都撤了，如果把中南局也撤了，留个小中南局，留个两湖总督行不行？叫李先念当两湖总督，解决两省矛盾行不行？”邓子恢摇了摇头：“中南局这个湖广总督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两湖总督更不能解决问题！”邓子恢是个敢于坚持意见的人，要不，也不会在后来的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和毛泽东发生那样大的分歧。毛泽东想了想，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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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的话也有道理，便摆了摆手，说：“那就算了吧，不设两湖总督，以后出了问题，叫两湖负责人和林一山都坐飞机来北京，到北京解决问题。” 在北京开了三天会以后，1952年2月23日夜，周恩来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有关荆江分洪会议情况的报告，并主持起草了《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初稿，他报告毛泽东：这一决定是我当场征求了各方有关同志并在会后又征求了养病中的袁任远的同意做出的，现送上请审阅，拟将此决定草案再电询子恢、先念、克诚等同志意见后再以正式文件下达。

2月25日，毛泽东审阅了周恩来的报告，批示：周总理：（一）同意你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二）请将你这封信抄寄邓子恢同志。

3月29日，周恩来就荆江工程决定再次给毛泽东并中央其他领导写信，详细说明部分修改的经过和依据，并于31日正式公布。周恩来还特意在这份文件中“保证完成”四个字下面加了着重号。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中南军政委员会于4月成立了荆江分洪工程指挥部，集中了一批精兵强将，工程于4月5日全面开工。为保证工程顺利进展，周恩来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大批物资器材，并征得毛泽东同意，从部队抽调了六个师，约六万人，参加分洪工程。当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把荆江分洪工程开工的消息告诉毛泽东时，毛泽东正在批阅彭德怀从朝鲜报来的最新战况，面对国共两党的两名战将送来的喜讯，毛泽东有一种重返战场、四面出击的欢愉，更有一种胜利的快感。傅作义请毛泽东为工程开工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恩来也题了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

荆江分洪主体工程完工后，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高兴地说：“荆江分洪工程不搞吧，又怕淹了湖北；搞吧，黄克诚同志来电说，如果不彻底搞，湖南出了力，就等于自己淹自己。我们决定了彻底搞，并限期100天完工，结果75天就完工了。如果没有限期，就不会完成得这样快。”

1954年7月至8月，长江上游洪峰汹涌而下，长江中下游出现了有水文记录以来历史上最大的洪水，长江和汉江同时告急！江水已经没过了武汉市的最高水位线，江堤险情迭出，荆江大堤危在旦夕。一封封电报飞到了周恩来与毛泽东的手里。为了保住荆江大堤，保卫武汉，政府不得不三次动用刚刚完工的荆江分洪工程，分泄了一万流量，使沙市水位下降近一米，保住了荆江大堤，减缓了武汉洪水的上涨速度。得知武汉人民战胜特大洪水后，毛泽东再次挥毫致意：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长江大水时，周恩来正在忙于日内瓦印度支那和朝鲜问题会议，进行紧张的国事访问。此次大水虽经荆江分洪，减轻了灾害，但仍有4755万亩耕地受淹，受灾人口达1880万人，死亡33万多人，京广铁路停运百日之久，“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严峻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周恩来回国后一面组织救灾和恢复生产工作，一面指示长委会要从长江流域规划入手，探求治本之策。

1954年12月中旬，周恩来与毛泽东、刘少奇同乘一列火车南行。专列到达武汉时，林一山被请到列车会议室，领袖们要向他了解长江三峡水利问题。毛泽东打趣地说：“啊，又见到我们的长江王了！”他开起玩笑：“你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帮助你来修三峡。”火车轻微地摇晃着，毛泽东仰靠在沙发上，林一山与他相对而坐，刘少奇和周恩来坐在毛泽东的右边。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三峡工程在技术上有可能性吗？”

林一山很有把握地说：“如果党中央要在较早的时期内部署，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是可以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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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飘散的烟雾，毛泽东望着林一山，继续问：“你的根据是什么？” 林一山答道：“目前苏联正在建设的水利工程，从技术到工程规模，和美国相差不多。因此，美国水利工程师萨凡奇有信心兴建三峡工程，那么，也应相信苏联专家同样有这个水平。如果不用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也可以建成三峡工程，但需要在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成之后。因为丹江口工程规模，也算得上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工程，我们有了这种经验，就能够胜任三峡工程的设计。”开发三峡的设想，最早是孙中山在1918年提出的；1936年奥地利人白郎都也提出过；林一山提到的萨凡奇，在1944年研究并提出过“三峡开发初步计划”。但这些设想都因政府腐败，经济凋敝而成了纸上谈兵。

周恩来问林一山：“你认为布可夫的技术水平怎么样？”

林一山回答：“有些专家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严重，态度恶劣。布可夫是苏联建国以后培养出来的专家，对我们比较客气，比较民主，和我们合作得很好。不过，我们头两年向他们学习，过两年我们就能超过他们。”

领袖们都笑了。他们欣赏林一山的志气。

毛泽东又问：“三峡工程的地质情况怎么样？”

林一山：“根据坑探的结果来看，属于花岗岩地带，只是岩石风化比较严重。坑探30米后，发现了较好的岩层。”

毛泽东颇有一些忧虑：“花岗岩风化最严重的情况会是怎样？” 林一山作了描绘：根据外国资料，花岗岩风化层最深的可达百米。但这里岸边的勘探表明，最深的风化层只有30米。在三峡河段上，有25公里的火成岩，我们才开始从几个点上做了勘探，而在这一段的上一段属于片麻岩，还未勘探过。 毛泽东向刘少奇解释什么是片麻岩：“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很坚硬，在片麻岩地区选坝址是没有风化问题的。”

不知不觉，火车已经到了湖北广水车站，外面已是黑漆漆的深夜，周恩来抬腕看看表，站起来对林一山说：“谢谢你啦，汇报完了，你可以回去了。” 林一山刚要走，毛泽东招呼他：“不要走啦，我们聊聊天吧。”毛泽东毫无困意。刘少奇和周恩来也不便走，又继续聊了起来，因林一山是从东北进关的，便谈起高岗，而后又转回到长江，以至于美国。毛泽东海阔天空地问：“你看，美国就国家总的条件和我国相比，怎么样？”

林一山：“我国和美国的条件都不错，互有所长，我国还可能稍优于美国。” 毛泽东喜欢别出心裁的回答，饶有兴趣地问：“为什么？”

林一山做了简单的比较，毛泽东频频点头，并补充说：“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远比欧洲各国快，除了美国的天然资源外，远隔大洋，没有遭受大战的摧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西欧在经济体制上有许多条条框框，限制了有识之士和某些资本家的发展，而美国的州议会都有独立的立法权，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条件 ”

眼看东方已经露白，远处传来农家的鸡鸣声。周恩来担心毛泽东过于兴奋而后会疲劳，指着手表对毛泽东说：“主席，天快亮了，您该休息一下了。” “哦？”毛泽东撩起窗帘，朝外探了探，又看了看表，他笑了，挥了挥手，“好，大家可以休息了。”

林一山站起来正想离开，毛泽东站起来拉住他：“你不要走，我请你吃早饭。” 四个人在会议室里休息了一阵，天大亮了，专列停在郑州附近的一个小货车站上。周围环境很静。有服务员来请吃饭，他们便跟着来到餐车。进餐车时，周恩来再三让林一山先进，林一山执意不肯，用力把周恩来推进了餐车。当林一山走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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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时，一眼就看见了江青。她站在毛泽东的身旁，也微笑地望着陌生的林一山。江青一听林一山的口音，就知他是山东人，但搞不清是哪个县的，她问林一山：“你是什么地方人？” 毛泽东代为答道：“他是你老乡还不知道，都在山东半岛，你在西头，他在东头，你是诸城，他是文登，隔得多近呐！” 江青也笑了起来。

回到北京不久，毛泽东请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联系，要求派苏联专家来华帮助长江流域规划工作。布尔加宁很快给周恩来一个复照，答复立即派首批专家12人来华。苏联专家来后，经过一段了解情况，认为长江流域规划的各项准备工作充分，可以立即着手三峡工程的设计。1955年底，周恩来请林一山和苏联专家组组长德米特里也夫斯基一同到北京开会。周恩来主持会议，围绕着治江战略重点应放在哪里，是在猫儿峡还是在三峡修建水库等问题，认真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周恩来最后明确指出，三峡水利枢纽有着“对上可以调蓄，对下可以补偿”的独特作用。三峡应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德米特里也夫斯基也赞同周恩来的意见，他们帮助找到了三峡三斗坪坝址。长江流域的规划工作和三峡工程的设计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毛泽东闻讯后很高兴。1956年，毛泽东在武汉三次畅游长江后，将他治理长江的理想写进了著名诗篇：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1957年12月3日，周恩来为全国水力发电建设展览会题词：为充分利用五亿四千万千瓦的水力资源和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远大目标而奋斗！

轮到李锐讲就比较简单，他首先讲长江不同于黄河，自古以来是条好河，是世界大河中数得着的黄金水道，泥沙也不如黄河之严重。他特别强调，现在修建三峡水库，涉及移民问题，如坝高200米，估计移民至少要105万人，极为困难。他认为修建三峡，主要是一个大水电站的作用，三峡水库防洪能保护荆江大堤，但对武汉不起作用。这时胡乔木插话，说水电很重要。李锐想起胡乔木曾对他说过，主席爱听好事、鼓舞人心之事。于是他说，1957年，我国电量为190亿度，钢524万吨，煤12亿吨。15年赶上英国，电的增长倍数最大为十倍。现在只占23％，其他均煤电。他将带去的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铺在桌上，立即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极大兴趣。毛泽东边看边说：“这个办法很好，一目了然。”

李锐又说到左右三峡修建时间的是国家财力，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电力而不是防洪；三峡工程投资巨大，而用电企业投资一般又为电站本身投资的五到十倍，按水库高程200米，一个装机近2000万千瓦，能发1000亿度以上电的大电站，何年需要投入呢？中国要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三峡工程技术问题又很复杂，其他如国防也是问题，同世界形势有关。毛泽东这时插话：“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决不能遭受破坏。”李锐：《李锐往事杂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两个人都讲完了，毛泽东发言：“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再来开三峡的会。”

“我不行，我不会写文章。”林一山怕自己写不好。

“为什么？”毛泽东奇怪。

“我只能用我的国语水平勉强来表达我的工作经验，至于文学创作，我是不行的。”

毛泽东坚持：“我要考考你，你能不能写个像样的文章，让王任重给你当政治委员好不好？”

三门峡水库因泥沙差点被炸掉

林一山知道毛泽东又在开玩笑：“行啊，省委书记当政治委员还有不好的！” 李锐是个秀才，不怕写文章，但事起仓促，一直到第三天早晨才写成。胡乔木、田家英都是李锐在延安时期搞宣传工作的熟人，有关三峡的意见又比较一致，这时，胡乔木急急来找李锐，问他文章交出没有，他说林一山的已经印发了，怎么不见你的？李锐说，已经写好，就要交出。胡乔木看了一下文章开篇就说，主席在这次会上提出写文章要有三性：准确、鲜明、生动，你这个开头还不够鲜明。于是李锐又将文章稍加修饰，匆匆交出付印。

第三天晚上，仍在原处开会。与会者都将文章看过了。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散了。仍是毛泽东先讲，说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战可以服人，特别赞赏他文章中有关电站容量跟电网及全国电力的比重关系，以及坝址地质条件的说明。关于三峡问题，他说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他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问题，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毛泽东最后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毛泽东把李锐的文章还给李锐：“这是你的。你当我的秘书吧。” 李锐毫无思想准备，连忙说：“我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旁边也有人帮着李锐说话。

毛泽东说得很轻松，但不改初衷：“是兼职的嘛。”

他又把林一山的文章递给林一山：“这个给你，三峡还是归你负责。” 毛泽东又转身向周恩来说：“三峡的问题，你来管吧！”

周恩来谦让着：“这么大的事，还是请主席管。” 毛泽东：“我那么忙，哪有这么多时间来管呢？还是你来管。”

刘少奇也说：“恩来同志能领会主席意图，还是请恩来同志挂帅。” 周恩来不好再推：“好，我来管。”

毛泽东脸上浮起笑容，并伸出四个指头：“好吧，你来管，一年抓四次。” 尽管周恩来在南宁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心里充满苦闷与矛盾，但有两点他始终如一：他的苦闷埋藏在心里，决不在外人面前流露，包括他的家人和部下；也许他用工作排遣不快，也许工作本身使他忘我，总之，工作是他最大的乐事。他一旦工作起来，就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一样，仍然是那样事必躬亲，仍然是那样心细如丝。如同一位诗人所言：工作是美丽的。

南宁会议后，周恩来访问朝鲜归来，风尘仆仆乘火车赶到武汉，2月26日，周恩来在李富春、李先念的陪同下，率领中央各部委、省市负责人以及各方面专家100多人，乘“江峡号”溯江而上，开始对三峡地区的考察。大部分人都没去过三峡，在船上大家兴致很高，谈笑风生。可天公不作美。那几天，天气阴沉，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上岸后，周恩来头戴一顶皮帽，身着黑灰色呢子大衣，不一会儿，他身上也白花花的一片。他站在荆江大堤上，仔细听林一山等人的情况介绍，询问这一带的历史沿革和抗洪情况。

林一山抹着脸上的雪花，对周恩来恳切地说：“为了确保荆江大堤，必须尽早修建三峡大坝。大汛时把大量洪水拦住，可降低荆江水位，即使再遇到1954年那样的洪水，分洪区也可不用。”

江风掠过江岸，一阵紧似一阵，周恩来环视四周，告诫林一山：“我站在荆江大堤上，却感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三峡大坝未兴建之前，洪水的威胁依然存在，荆江大堤一定要加固加高。”

三门峡水库因泥沙差点被炸掉

离郝穴不远的祁家渊，是荆江大堤最险要的堤段。那里有一座170年前为防止河岸冲刷而修建的导流顶坝，周恩来盛赞古人的智慧：“这是1780年建筑的，它充分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和古代水利专家的智慧。170年前有改变水流方向的思想可不容易啦！”下午2时，周恩来来到沙市，顾不上吃午饭，匆匆吃了几块点心，就同荆江地委负责人座谈治理荆江和加固大堤问题。他指着地图上九曲回肠的荆江，嘱咐着：“长江是个不平凡的对手，不能等闲视之！我们要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从长江上中下游出发，以修建三峡大坝为主要工程，从根本上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一小时之后，他又乘江峡号客轮西上视察三峡。船过秭归时，周恩来让会议暂停一下，让大家看看岸上的风光。他向苏联专家说，这是中国古代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乡，《离骚》等诗篇已由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译成了俄文。

3月1日上午，“江峡号”在南津关下牢溪附近泊岸。周恩来健步踏着青石板路，攀上了南津关制高点，环视大江东去，还看了三游洞和打的斜钻孔，了解了溶洞情况。美国萨凡奇曾提出以南津关作为三峡大坝坝址，这可作为一个选择的重点。下午，看了三斗坪坝址。周恩来和大家到中堡岛实地观察。在一个土台上，摊开设计图纸，由李镇南总工程师汇报了三峡枢纽布置及施工方案，周恩来对照地形作了详尽的了解。在观看地质钻探岩芯时，周恩来取出一截岩芯，反复观看，爱不释手。他说了自己的想法：“光我们说好，还不行呵！能带一截岩芯给毛主席看看，让主席也高兴高兴才好。”他回头问地质人员：“能让我带走一截岩芯吗？”

地质人员回答：“当然可以！能献给毛主席一截岩芯，太好了！” 周恩来从岩芯箱中拿起岩芯牌，按照管理制度，在编号卡片上签了“周恩来”三个字。这块岩芯后来带到了北京，珍藏在总理办公桌上的一个玻璃罩中。

3月2日上午，周恩来在船上主持开会，苏联专家组组长德米特利也夫斯基汇报了三峡水利枢纽建设的技术、造价、工程期限等问题，对南津关和三斗坪两个坝址的优劣作了分析比较，认为建设三峡大坝的结合效益是肯定的，技术上是有把握的。这天的天气晴朗，冰雪消融，空气显得格外清新。下午，周恩来提议不开会，和大家一起游览了巫峡景色。他走出船舱，倚在船栏上，欣赏着两岸奇丽壮观的景色，江水拍打着船舷，反射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面容显得格外柔和，哦，有多少日子没有这样舒展一下，这样轻松一下了。

3月3日，周恩来在船上主持讨论，要求各位敞开思想，各抒己见。这次讨论的主题是：需不需要修建三峡大坝，能不能修建三峡大坝，是不是要争取提前修建这个工程。他边听发言，边做记录。这是林一山与李锐争论的老问题，在南宁会议上，两人各自力陈了自己的主张。这天讨论，“两个冤家”又到场，李锐仍不同意林一山的意见，他认为三峡工程综合效益很理想，但不同意以三峡作为控制利用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他说，应该先开发支流，先小后大，先近期后远期。长江防洪问题不大，加高堤防就可解决。李锐发言后，周恩来让钱正英谈谈。钱正英赞成修建三峡水利工程，不同意李锐的意见。还有人说了别的主张，争论的气氛很浓。

3月6日，周恩来在重庆主持讨论了林一山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总结纪要》，周恩来全面总结了几天来讨论的情况。他先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三峡的指示：如有可能，就要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如何积极准备呢？周恩来说：“这次会议是根据南宁会议召开的。在南宁会议上曾提出兴建三峡的可能性问题，现在就是要听听苏联专家和各部门兴建三峡的意见。要回答这一问题，当然要涉及全江，要谈

三门峡水库因泥沙差点被炸掉

整个长江流域规划。因为积极准备兴建三峡枢纽，必然的要联系到远景与近期的开发，干支流的关系，大中小型工程的结合，上中下游的兼顾及水火电的比例等一系列的问题，也就必然涉及长江流域的综合利用，整个工业的部署和电力网的设立等。”他认为两年来的争论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争论只要是不妨碍工作，有利工作，就应当提倡鼓励；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发展一面，很容易走到反面，为三峡搞得更好，还是可以争论。”

3月8日，中共中央在成都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有关部门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讲话中也谈到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和河北省的水利建设，毛泽东建议“三峡问题，就在这里解决”。为了结合实际，毛泽东提议去看看都江堰。 3月21日是个难得的好晴天，上午从成都金牛坝招待所出发，午后时分便到了二王庙后的玉垒山腰。毛泽东在周恩来、朱德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等的陪同下，站在玉垒山腰纵览都江堰全貌。

都江堰管理处处长张建中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介绍说，都江堰在晋代和唐代时称为湔堰、都安堰、犍为堰，到宋代时才叫都江堰。都江堰灌区整个工程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灌县城下的渠首工程，也就是通常说的都江堰；另一部分是分布在成都平原上的成千上万条支渠分堰。最能显示这项工程的高超技术的，是渠首工程。它主要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引水口三大部分组成。鱼嘴堤像一弯新月，把刚从高山峡谷中奔腾而下的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它前部伸向上游，尖端如同鱼嘴。外江为岷江正流，主要用来排洪；内江为岷江别流，主要用来灌溉。鱼嘴的布置非常巧妙，它根据灌溉和防洪的需要，按一定比例分水：枯水季节，外江四成，内江六成，以利灌溉；洪水时期，比例正好相反，以利防洪。而宝瓶口的大小深浅更是精妙无比，大了，小了，深了，浅了，都会带来不利的后果，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宝瓶口。古书上所说“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的“天府之国”，主要就是指都江堰灌区。

毛泽东闻言，连连赞叹：“好，很不错，中国古代人民真不简单！” 回到成都后，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在大组会上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25日，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 毛泽东认真审阅了周恩来的报告，并在报告的第一项中加写了一句话：“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还在第五项中，针对要正确地解决长江流域规划工作中的六种关系，又加了一条：“发电与用电（即有销路）”关系。

在这次成都会议上，一些决议或多或少地受到大跃进思想的影响，但是，关于三峡工程及长江流域水利规划的决定却例外。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三峡工程问题上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才使关于三峡工程的决定体现了严格的科学精神，直到今天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性。4月5日，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文件明确指出：“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 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可以说三峡工程的预想，是毛泽东“大胆设想”和周恩来“小心求证”风格的完美结合。

正如两位伟人所期冀的那样，有关三峡问题一直在“积极准备”，一直在争

三门峡水库因泥沙差点被炸掉

论，不论是大刀阔斧，还是小心翼翼，争论中的三峡问题一直在朝前走。1970年，在丹江口水库建成后，水力部门建议先上三峡下游较小规模的葛洲坝水利枢纽，以解决电力发展的需要。周恩来主持研究后，同意这个建议，并认为葛洲坝工程可作三峡的实战准备。周恩来把这个意见和当时存在的不同意见即先上三峡的意见同时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批准了先上葛洲坝的意见。

但是，在当时那种动乱形势下，下边一听到毛主席批准了，就自行放炮开工，根本没有报批设计，形成严重失控。钱正英于1971年初从国外访问回来，即受命去工地检查工作，发现设计方案还存在严重问题。周恩来连续听了几次汇报，决定修改设计。但在边设计边施工的情况下，工作越来越被动，施工中还发生严重事故。

这对于一个大型工程来说实在是致命伤。可是已经宣布开工，又是毛主席“亲自批准”，谁敢将工程停下来！正在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之际，周恩来抱病于1972年11月召集会议，听取钱正英等的汇报。那天，会议从下午3时一直开到晚上9时，护士一次一次地给他送药，其他领导同志一遍又一遍地恳求他休息，都被他拒绝了，因为问题尚未解决。

最后，他责成有关方面的九人，由当时不同意先上葛洲坝的同志主持，重新讨论葛洲坝应该上还是应该下，并向中央提出报告。经九人充分讨论后，一致认为，葛洲坝工程的问题是没有按基建程序办事，勘测设计工作太粗，投资估计过低，施工准备不足；把这些因素充分考虑后，它的经济效益还是好的，也有把握可以建成，因此提议在做好设计的基础上继续建设。

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果断决定上述九人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以林一山为主任，负责制定设计方案和解决建设中的各项技术问题。1974年9月，经周恩来批准，葛洲坝于当年底重新开工，从此工程进展顺利，然而此时的周恩来已经进行了癌症的第一次手术。当葛洲坝截流成功之时，周恩来的骨灰已经洒进江河大海。

时光转眼又是20年。

1994年12月14日，两位伟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在毛泽东关注、周恩来亲自踏勘过的三峡中堡岛上，开工的礼炮炸响了几代人的夙愿，国歌声中，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呼唤两个名字：毛泽东与周恩来 （来源：强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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