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革思想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思维方法的

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 第二，决不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①］又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一是共同富裕。”［②］以上是就经济方面来说的。要保证共同富裕，就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和其他有关政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③］

根据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各国的社会主义又各有其特点，各有自己的特色。这是因为各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不同，即各国的文化传统、民族特色、经济状况、政治状态以及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等具体情况不同。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短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整个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等具体条件，由于我国是在比较贫穷落后的基础上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这就决定了我国是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它有以下特色：一、在经济上，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形式，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在政治上，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思想文化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大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批判肃清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以及一切妨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错误思想。

根据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即根据矛盾精髓学说，我们所要建立的，即是社会主义，又有中国特色，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伟大胜利以后，虽然也想成功地建成社会主义，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并且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如他所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但都失败了，直接原因是没有具体找到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也充分说明，离开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包括四项基本原则），片面强调本国特点，甚至全盘西化，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另一方面，如果不从本国实际出发，教条主义地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设想来搞社会主义，或者照搬别国模式，或者光凭主观愿望和想象来搞社会主义，都是不能成功的。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之所以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在我国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和新局面，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和取得巨大成绩，就是因为他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矛盾精髓学说，具体找到了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④］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一系列理论原则。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和十三大，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以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取得了共同认识。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在总结贯彻执行基本路线经

验的基础上，把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概括为十二条原则。党的基本路线和这十二条原则，最主要的精神，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即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不断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党的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作了全面的阐明，而且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根据矛盾精髓学说和我国实践经验，根据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党中央的论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作如下理解和说明：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一、在所有制上，发展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多层次生产力水平及其进一步发展需要，既要首先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断巩固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以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从根本上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和社会成员共同富裕，因为只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以及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保证生产、流通、分配都置于社会的自觉调节和控制之下。要彻底批判和肃清私有化的错误思想，决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否则就会使社会主义国家改变颜色，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另一方面，又要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积极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经济，正确发挥这些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作用，充分利用一切积极因素来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服务。我们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和完善有关政策，使各种经济成份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和发展范围逐步趋于合理，保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引导其他经济成份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有效限制其消极作用。二、在分配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目前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又出现了过分悬殊现象。这种分配不公的情况严重挫伤了生产经营者的积极创造性，严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要建立和健全各种生产经营责任制，有步骤地改革劳动工资制度，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坚决地、逐步地克服平均主义和分配不公现象。在其他分配形式中，要制订、完善有关政策和法规，保护合法收入，对过高收入要通过税收等形式加以调节，对违法经营牟取暴利的行为要坚决依法取缔。要继续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同时提倡先富帮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防止贫富两极分化。三、在经济体制上，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既要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计划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克服过去那种过分集中、管得过多过死的弊端，又要加强计划管理和宏观调控，防止过分分散和重复引进、重复建设等盲目无政府状态。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都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我们既要充分发挥计划管理的宏观调控作用，又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觉地把计划管理和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而决不能把二者分割开来和对立起来。我们要牢牢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这些基本特征和要求，自觉地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各项制度和政策，逐步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特征是：一、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和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的结合，是在我国具体历史条件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合的具体形式，其实质是无产阶

级专政。一方面，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全体人民作为国家主人，通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管理自己的国家，享受广泛的民主权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也是同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增强人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管理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创造性。另一方面，全国人民又通过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国家政权，对人民的敌人实行强有力的专政。我国人民政权专政职能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我们国内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国际上还存在妄想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势力，而且国内外的敌人时刻都在梦想互相勾结来共同推翻我国人民政权，因此，决不能削弱和放弃人民民主专政，而必须坚持、加强和改善人民民主专政。二、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是我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保障自己当家做主地位的最好的制度和形式，决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因为西方议会制度不适合我国情况。我们要继续坚持和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制度，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工作和监督工作，不断改进和完善选举制度，进一步密切各级人民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切实保证广大人民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虽然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但要通过法定程序和法律形式，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要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和支持。三、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同我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我国的实践已充分说明，我们党不仅成功地领导我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伟大胜利，也完全能够并且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胜利。只有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顺利实现。主张实行西方多党制的人，实质上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如果这些人的阴谋得逞，人民的政权就会丧失，国家和人民就要遭殃。我们决不允许出现这种局面，决不允许削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形式，要充分发挥它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我们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中，建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而是参政党。要继续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体制的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作用。我们要牢牢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特征和要求，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和国家长治久安，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一、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只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才能保证我国文化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我国文化建设沿着正确道路健康发展，有力地抵制和消除一切腐朽的、落后的思想文化影响，不断创造出先进的、健康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培养出大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我们决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它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新风尚和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积极引导全国人民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由我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我们的文化必须坚持为

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宗旨，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方面和丰富多采、健康优美的精神需要，激发广大干群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创造性。要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创造勇于探索和创新的活跃气氛，鼓励不同学术观点、艺术流派的自由争鸣，坚决清除一切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行为。三、既要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精华。要大力提倡深入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中的现实问题，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理论，揭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同时鼓励创作健康文明、积极向上、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大力宣传新人新事新思想，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积极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还必须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我们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优秀文化，对我国的文化遗产必须认真研究和进行具体分析，排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并结合时代特点加以改造和丰富发展，坚决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整个人类的文化成果更丰富，特别是现在发达国家科学文化飞快发展，我们要建设站在时代高峰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还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大胆地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把它溶化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中。我们要牢牢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这些基本特征和要求，努力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积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

由上可见，邓小平同志从我国实际出发，根据矛盾精髓学说，创造性地提出和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党中央和江泽民等同志进一步论述和丰富了这一重要理论，从而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轮廓越来越清楚和越来越完整，这样就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日益明确和具体的整体目标，因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要通过改革来一步步实现的，一切改革都是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的要求来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战略思想，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深入研究和系统阐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于指导改革开放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掌握发展观点，有步骤地把改革开放不断地推向前进

唯物辩证法认为，整个世界及其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发展之中，而且发展又是分阶段和有规律的。改革也是这样辩证发展的。我们要运用辩证发展观点，按照改革本身发展的阶段性和规律性，有步骤地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社会主义改革是极其复杂的、群众性的探索和创新的事业，它不是一蹴而就很短时间就能完成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较长时间的历史过程。从７０年代后半期开始，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在我国大地上兴起了一股强大的改革潮流。这股改革潮流的兴起，是以我国全党工作着重点的历史性伟大转折为前提和基础的。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７８年９月提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意见，同年１１月召开的党中央工作会议拥护这个意见，同年１２月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在各方面进行改革的任务，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⑤］全会还论述了我国现行体制存在的弊端及改革的方向。全会是一次具有里程碑伟大意义的会议，它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

织路线。它在拨乱反正、提出改革任务、推动农村改革方面起了巨大作用。我国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并获得初步成功，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为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总结群众实践创造经验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了建立和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并以此为中心实行农业体制改革的方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广大农民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和试验，恢复和创造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多数社队最初实行的是包工到组或包产到组。这种以组为单位的承包制，虽然解决了作业组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但未解决组内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所以后来又发展到包产到户，以后又发展到包干到户，实行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又解决了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现在包干到户最受农民欢迎，成为最普遍的形式。它是由农户包农业税和国家征购任务，包生产队的公积金、公益金等部分，其余全归承包户所有。农民把它概括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种责任制方法最简单，责任是明确，和农民利益的关系最直接，所以最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内容的农村第一步改革，有效地打破了大锅饭，正确地解决了集体和农民的关系问题，从制度上保证了农民经营自主权，因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创造性，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但这一步改革还未很好地解决国家和农民的关系问题，所以从１９８５年起，在我国开始了农村第二步改革。其主要内容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促使农村由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社会化、专业化的商品经济转化。中心是改革国家对农村经济的管理体制，正确解决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主要措施是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加强市场调节作用。我国过去对农产品实行统购派购制度，这种制度曾起了保证供给、支持建设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生产的发展，这种制度就越来越不适应了，其弊端也越来越暴露出来，现在已经严重妨碍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所以必须加以改革。为了把农村经济进一步搞活，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推动农业生产适应市场的需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规定，从１９８５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这样不但使农民和农业生产单位在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而且又取得了产品销售的自主权，从而使得广大农民能够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对农村产业结构进行合理调整，促使农村产业结构加速向着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向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方向迈进，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的趋势发展，各种专业户和经济联合体以及具有强大生命力和伟大战略意义的乡镇企业飞快发展起来，大大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也较大幅度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使整个农村欣欣向荣和蓬勃发展。

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及其巨大成绩，既为城市改革提出了迫切需要，也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农村改革推动和城市改革一系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和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党的十二大是继七大之后我们党历史上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它明确规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全面展开起了巨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纲领。《决定》对社会主义改革的性质、目的、任务以及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和阐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为全国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提供了锐

利武器和胜利指南。在《决定》的鼓舞和指引下，全国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席卷全国和迅速发展。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个中心环节，进一步简政放权和扩大企业自主权，在工商企业中建立和完善各种生产经营责任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发展横向经济联合，进行价格、工资、劳动、财政、金融、税收等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和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等等。同时，大力开展对外开放工作。通过对外开放，可以吸收大量外资，解决我国经济建设资金不足的困难；可以吸取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以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我国劳动生产率；可以发展对外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发挥互补、互利、互促的作用；对解决我国劳动就业、提高人民生活也有利。总之，实行对外开放，能够调动全世界一切积极因素来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服务。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和迅速发展，带来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腾飞和人民生活的大幅度提高。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９２年初南巡谈话中指出：“我们真正干起来是１９８０年。８１、８２、８３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８４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８４年至８８年。这五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６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２１．７％。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 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我们党在大力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全面地提出了要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且在当时拨乱反正过程中实际上采取了一些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的具体措施。１９７９年１０月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⑥］１９８０年８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问题。邓小平同志在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意义、方向、方针、政策、内容、步骤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都作了深刻的阐明，是指导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不久我们党就在全国范围内领导了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机构改革和整党工作。１９８２年９月党的１２大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使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使国家机关能够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⑦］１９８２年底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在通过的新宪法中，用法律形式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成果固定了下来。彭真同志在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国家机构的设置，都应当是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保证全体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⑧］以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和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其他有关问题，为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１９８６年９月十二届六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指出：“近来中央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⑨］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在政治报告中，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作了全面的阐明和部署，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展提供了思想武器和具体指导。在上述思想鼓舞和指引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开展起来，对党和国家机构进行了

初步改革，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以及干部队伍的建设上进展较大，取得了较大成绩。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不仅在１９８２年制定和通过了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一系列迫切需要的法律，国务院制定了几百个行政法规，各省市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制定了许多地方性法规，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在全国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法制宣传教育。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倡导，我们党提出了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战略方针。党的十二大还把干部四化写进了新党章。实行这一方针，对于改善党的领导，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搞好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中央还为贯彻这一方针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在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４年的机构改革中，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和突破，在干部制度方面搞了一系列改革尝试，主要是建立和完善了老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切实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在有些地方和系统实行了干部任期制，突破了干部能上不能下的状况；实行干部流动制度，推动干部交流和人才合理流动；下放干部管理权限，逐步解决干部管理权限过分集中问题；在有的地方实行党政干部岗位责任制，提高工作效率；建立后备干部队伍制度，培养和起用一代新人；逐步实现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增强干部队伍的生机和活力。

１９８９年开始治理整顿，以解决由经济“过热”等所带来的一些混乱情况。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８年，特别是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８年之间是我国改革开放大进展、国民经济大发展的时刻，在大进展和大发展的期间，再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就难免要发生一些问题，如经济“过热”所带来的一些重要比例关系失调，重复引进和重复建设，通货膨胀，等等。另外，也有一些人乘机倒买倒卖，通过非法活动来牟取暴利，等等。因此，需要“降温”和减速，拿出一定时间和力量，来治理社会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解决出现的问题，所以从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１年这３年，我国改革是以治理整顿为中心来进行的，通过治理整顿，为以后加快改革和建设，扫除障碍，消除不利影响，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即为了以后更好地进行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在治理整顿期间也要深化改革，有些问题也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得到解决，我们要把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二者互相促进和推动。

经过三年的努力，治理整顿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国民经济的重要比例关系已趋于平衡，物价平稳，社会经济中的一些混乱情况已基本解决，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社会稳定，为改革、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前提和条件。国际环境也有利于我国加快改革和建设的步伐，当今世界已由两霸争夺的对峙两极转变为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更小，一时打不起来，同时我国是世界发达国家最好的投资场所和最大的商品市场，也是廉价劳动力最多的来源地，同时我国由于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整个国际形势也更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发展。国内外的形势不仅为我国加快改革、建设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且也提出了迫切需要。因为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就必须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同时，要迎接国际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挑战，要抓住这一良机，要在国际上两种社会制度和平竞赛中取胜，要挫败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阴谋，要赶超世界发达国家和一些邻近国家的飞快发展，也必须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新的高潮和新的阶段。然而就是在这种国内外的形势和任务的情况下，有些同志却错误地认识和对待国内外的形势任务，他们误以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国内出现的一些问题都是由改革造成的，因而否定改革。也有一些习惯于搞“左”的一套的同志拿着姓“资”还是姓“社”这根大棒来吓唬人而妨碍甚至否定改革开放。正

是在这种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南巡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正确地总结了国内外的正反经验，深刻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科学地回答了国际剧变和国内问题对目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提出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论述和赞扬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功绩，打破了“左”的思想束缚，澄清了人们的糊涂认识，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锐利武器。在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讲话的鼓舞和指引下，我国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高潮在全国各地迅速兴起，正在向着新的阶段大踏步地迈进。

由上可见，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它本身是一个渐进的长过程，同时这个过程又是分阶段的，依次逐步向前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３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同时在一些地区和单位进行城市改革的试点；第二个阶段是从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８年，是以城市改革为重点的全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和大发展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从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１年，是以治理整顿为中心的改革深化和巩固阶段；从１９９２年开始，我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的鼓舞和指引下，正在向第四个阶段蓬勃发展，这是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对外开放都在内的全面高涨和跳跃的时期，党的十四大，将对这一阶段改革开放的总体设想进行全面的阐明和部署，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根据邓小平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总体设想和科学预见，我国这次改革大约共需要５０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基本完成，现在已经过了十余年，还需要３０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在各方面建成一整套更加成熟和定型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政治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社会体制。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当然，在保证质量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如能提前完成更好。就是在这次改革将来完成以后，在生产力获得解放和大发展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又会逐步尖锐起来，届时又需要进行改革，再通过改革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此不断循环向前发展，直至过渡到共产主义。就是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后，也仍然存在着社会基本矛盾，只不过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已。届时仍然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只不过改革的内容和特点不同而已。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样不断地、辩证地向前发展，而改革就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及以后未来社会发展中的非对抗性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方法，是人类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历史发展的火车头。应该指出，在我国这次改革中，每个领域、每个方面、每个部分的改革，也都有其一定的发展过程及其发展的阶段性，我们也要加以研究和把握。还应该指出，在改革的发展过程中，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性，我们也必须加以研究和掌握。根据邓小平同志对改革的论述和阐明，我们也能认识和掌握改革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基本规律之一，就是我国改革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而发展；基本规律之二，就是改革是在反对“左”和右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三，就是改革是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即改革和建设，都是要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如此不断循环往复，不断向前发展。从发展速度来看，是波浪式地向前推进，是快慢交替地向前运动，是事物发展辩证规律的具体表现。我们要掌握和运用辩证发展的基本观点，努力探索改革发展的辩证过程和基本规律，从实际出发，按照改革本身发展的过程、阶段和规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三、掌握系统观点，搞好配套改革

唯物辩证法认为，整个世界及其一切事物都是系统。一切事物都是由其内部各要素有机组成的一个系统，一切有关事物又都互相组成有关系统，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是

多层次、多方面、多类型的系统纲络。每个系统的功能都是由其结构决定的，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组合不同，其功能也就不一样。如是有机的正确结合，并能正确处理同其他有关系统之间的关系，则系统内部各要素就能协调地运动，互相配合和促进，整个系统也就能获得最好的发展，整个系统的功能就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也有利于其他有关系统的发展。如果不是有机的凑合，不能正确处理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有关系统相互之间的关系，则系统内部各要素以及有关系统的运动就会失去平衡而互相妨碍，整个系统以及有关系统就都不能很好地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伟大工程也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多类型的系统网络。要搞好这一伟大工程，也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观点，完整地、系统地、精确地掌握这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正确处理各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相关系统之间的关系，使各方面、各部分、各地区、各单位之间的改革协调进行和互相促进，即要搞好配套改革，把相关方面、相关部分、相关地区、相关单位的改革配套成龙，配套成为以最快速度、最佳方式运动和发展的活龙。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由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思想变革所构成的总系统，而社会体制改革又是由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政治体制、军事体制等改革所组成的子系统，社会思想变革则是由思想观念变革和思维方式变革所组成的另一个子系统。经济体制改革又是由农业体制、工业体制、商业体制、建筑业体制、交通业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税收体制、价格体制等等体制改革所合成的孙系统。其他孙系统也都是由若干小系统组成。而每个小系统，如工业体制，又是由冶金业体制、纺织业体制、采矿业体制、机器制造业体制、食品工业体制等更小系统所构成的系统。等等。这是从纵深方向来分析的多层次的系统。从横的方面来看，农业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军事体制改革、思想观念变革等等相关方面共同组成一个系统，因为这些方面都是相关的方面，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所以也组成一个系统。其他相关的方面也都组成系统。这是从横的方面来分析的多方面的系统。从系统的性能来看，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企业集团、各种公司等，则是属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系统。这是从类型的角度来分析的多类型的系统。总之，整个改革，乃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多类型的系统网络。 首先，体制改革和思想变革组成改革的总系统。这两大部分改革，是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必须使二者互相结合和互相促进。要实现体制改革，必须进行思想变革，因为思想变革是进行体制变革的先导。如果不打破“左”的僵化观念和陈旧保守思想的束缚，不解放思想，不进行观念变革，没有改革思想，就不会有改革行动。要进行体制改革，要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首先就要解放思想，要思想先行。我国改革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是我国广大干群不断解放思想的结果。在当前，也只有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和指导自己的行动，冲破一切“左”的束缚，把思想从姓“资”还是姓“社”的“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才能把我国改革开放推向前进。所以邓小平同志为了把我国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阶段和新的高潮，首先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强调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另一方面，也只有在体制改革成为客观需要时，才会产生改革思想，才会发生观念变革。观念变革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体制变革客观要求的反映。我们也只有及时进行体制改革，才能使思想变革获得巩固。我们也只有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中去理解，才能深刻认识思想变革的必要。总之，我们要把思想变革和体制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二者互相促进和推动。

在体制改革中，要把各方面的体制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配套成龙，协调进行，使它们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和推动。

我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整个改革也是以经济体制

改革为中心来进行的。我们首先开展的是经济体制改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和生产的发展，既为科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也为科技、教育体制的改革提出了迫切需要。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战略方针，就是要把经济建设作为主战场，要把科技和教育工作转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要加强教育、研究、设计、生产之间的结合和联合，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要积极开展国际间科学技术信息交流和国际学术交流，及时吸取世界科学技术最新成果，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武装我国国民经济，努力促进国民经济现代化。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经济服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开展，随着国民经济和科技、教育的发展，迫切需要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迫切需要改善党和国家的领导与服务工作。１９７９年９月２９日，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３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⑩］邓小平同志指出：“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所以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①①］“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成功。”［①②］又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因为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①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教育体制改革获得蓬勃发展和长足进步，因而现行政治体制与之不相适应的矛盾更加尖锐。要保证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就必须在政治方面进行配套的改革。政治体制之所以迫切需要进行配套的改革，首先是因为党和国家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着不少的弊端，严重妨碍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严重妨碍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开展和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①④］又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①⑤］“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①⑥］政治体制之所以迫切需要进行配套的改革，其次是因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环节，不适应经济体制和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需要，不适应国民经济和科技、教育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经济、科技、教育等等制度一样，都有其逐步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它现在不仅有一些弊端迫切需要革除，而且还有一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环节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邓小平同志指出：“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

也要解决制度问题。”［①⑦］为了搞好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充分调动全国广大人民和基层组织、基层单位的积极创造性，必须坚决克服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特权等等现象，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重要的是要从制度上、法律上解决问题。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断完善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各方面制度，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从制度上、法律上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和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建立、健全群众监督制度和专门机构监督制度，不断改善和健全选举制度，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聘用、任免、任期、考核、弹劾、轮换、离休、退休等制度，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等等。只有既革除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政治体制中的各种弊端，又建立和健全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政治各方面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有效地促进经济、科技、教育等体制改革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既为实现国防现代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也迫切要求军事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求有和平的国际环境，保证我国在国际上独立安全，也要求国内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国的社会主义军事武装力量，要吸取世界最新军事科技成果和最新军事技术装备，以及最新军事管理方式、方法，要掌握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等等，为我国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其次，我们这样社会主义大国的军事武装力量是一支相当可观的强大部队，要把这样一支强大部队的体制和建设，转到既是一支坚不可摧的保卫力量，又是一支经济建设的生力军。再次，在军队训练教育上，要大力培养军地两用人才，不断地为国家建设输送大批有用人才。军队每年都有大批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有了军地两用本领，到地方不仅不会成为包袱，而且能大显身手，为国家和地方建设增添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骨干力量。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 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海军的港口，有的可以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吞吐能力。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把这个力量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 再一个是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也是个顾全大局的问题。 军队培养两用人才的工作真正做好了，部队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就容易了。”［①⑧］

经济体制内部、科技体制内部、教育体制内部、政治体制内部、军事体制内部各部分、各方面的改革，也都要配套成龙，协调进行，使各部分、各方面的改革互相促进和推动。而且，每个部分、每个方面的改革，不仅要同其内部各部分、各方面的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要同其他相关的领域、部分、方面的改革协调进行，如工业体制改革不仅要同农业体制、建筑业体制、交通体制、商业体制、财政体制、税收体制、价格体制等等改革相配套，而且要同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政治体制、军事体制、思想观念等等改革相协调，使它们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和推动，从而使整个改革配套成龙和相互推动。总之，整个改革这个伟大社会系统工程要想最有效地进行，就要使这个多层次、多方面、多类型的系统网络，从各个领域、各个部分、各个方面、各种角度都配套成龙，配套成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活龙，从而使整个改革这条大龙，以及同她相配偶的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另一条大龙，双双而有节奏地又快又好地腾飞在祖国大地的高空

上。我们要掌握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观点，根据改革和建设两大系统网络的内在辩证关系及其辩证发展规律，通过最先进的电脑系统，准确无误地指挥改革和建设两条大龙，向着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这一伟大目标飞腾。

四、掌握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依据和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外因通过内因来起作用。根据这一原理，我们党制定了自力更生为主和力争外援为辅的方针，在现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上，则是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首先要大力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把国内事情办好，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同时也要积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充分利用国际上的一切积极因素来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改革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搞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只有搞好改革，只有全面地搞好经济、科技、教育、政治等各方面体制改革以及思想观念变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有力地推动经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和胜利实现，这是我们的强国之路。如果不进行改革，或者半途而废，那就不能正确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无法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后就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所以，在我国现在历史条件下，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就必须坚持和搞好改革。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把经济建设搞好。也只有搞好改革，才能真正坚持、改善和发展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总之，只有坚持和搞好改革，才能很好地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保证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也只有坚持和搞好国内各方面的改革，才能很好地贯彻对外开放政策，很好地吸收和消化外国的资金、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方式、方法。如果旧的体制不改革，不把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那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方面和环节革除掉，不建立和完善那些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方面和环节，不仅严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也严重妨碍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因为如果那些缺陷不解决，不建立适应对外开放政策需要的制度和措施，就不能改善外商投资条件，外商也就不愿来投资，而要把资金投到其他条件好的国家和地区。也不能采用外国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先进的管理方式、方法，就是买进了先进的技术设备，也不能很好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因为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我国实践已充分证明，凡是改革搞得好的单位，他们在贯彻对外开放政策方面也就做得好些。例如上海宝钢是站在改革浪潮的前头，从而也就站在对外开放的前列，他们不仅引进了世界先进的技术设备，而且整套地引进了日本钢铁工业先进的管理方式、方法，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１９９２年宝钢二期工程已全面投产，总投资３００亿元，年产６７１万吨钢，是一个世界一流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生产国内短缺的汽车板和石油管等板、管产品，产品已在国际市场与同行竞争，１２项国际同行可比指标９项跨入先进行列。宝钢原来定员４万人并不算多，因同等级企业鞍钢有４０万人，所以有些人要求增加定员，但在邓小平同志提出宝钢组织机构要“按照国外的组织结构加一个党委书记”的方针指引下，厂长由七八个减少到一正一副，人员由４万减到３万。现在二级厂基本上实现了国外岗位定员标准，并已实行了五天工作制，同国外完全一样。宝钢投产后，并不像过去一些同志所断定的那样是长期亏损，宝钢的投资是个无底洞，而是从未亏损，利税年年翻番，１９９２年将实现利税３２亿元，预计今后十年将以平均每年６０亿的经济效益涌现出来，还贷一个宝钢再自筹２００亿建三期工程，实现年产１０００万吨钢。

宝钢投产后，产量逐年增加，人员逐渐减少，劳动生产率是国内同行的４至５倍，并力争在近几年实现人年产量５００吨钢，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为国内平均水平的１０至２０倍。宝钢的建成，将我国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同国际水平缩短了２０年，它所生产的板管对我国汽车工业和石油工艺原材料国产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并且带动了机械制造、电子工业、设计、施工等各行业的发展和进步，社会效益很大。宝钢建设的实践说明，凡是用改革精神来办企业的，同时也就能很好地贯彻对外开放政策。只有在坚持自力更生、积极搞好国内各方面改革的基础上，才能很好地贯彻对外开放政策。

由上可见，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首先搞好自身改革。只有首先搞好自身改革，用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来武装头脑和统帅工作，才能自觉地、积极地、大胆地、彻底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充分利用国际上一切积极因素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①⑨］

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首先搞好自身改革的基础上，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外开放的政策，因为外因也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之所以必要，首先是因为我国是整个世界这个更大系统中的一部分。我国不是与世隔绝、孤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天国，而是生活于、联系于、相互作用于整个现实世界的一个部分，同世界各国共同组成一个更大范围的系统，整个世界是一个更大范围的多层次、多方面、多类型的系统网络，我国就是这个系统网络中有关层次、有关方面、有关类型中的有关部分，在有关层次、有关方面、有关类型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同其他有关层次、有关方面、有关类型的有关部分发生相互作用。也就是说，我国同世界其他各国和地区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种种关系。如果能够正确处理这些关系，优化各种结构和联系，就能发生互补、互利、互促的作用。如果不能正确处理种种关系，或者与世隔绝，那就不能发挥互补、互利、互促的作用，就不能吸取和利用其他各国一切长处、一切积极因素、一切先进的东西来丰富和发展自己，就不能吸取和利用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提高自己，甚至互相妨碍，最后只有孤立自己，使自己落后和挨打。特别是在世界发展到资本主义以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迅速扩张到全球范围了，各国间经济文化交流蓬勃发展，各国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互补作用越来越多，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大，整个经济文化日益成为世界性的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交换迅速国际化，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公司发展很快，各国之间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往来和合作日益密切，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科学文化上国际性的组织日益增多，整个世界日益成为开放性的，但其内部各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合作日益增多和紧密的一个有机整体。所以，相互开放是各国的共同利益和需要。开放使国家进步、发达，而封闭则只能导致愚昧、落后。尤其在世界发展到现时代，一方面，国际间的联系、合作、联合进一步发展和进一步国际化，另一方面，国际间的竞赛和竞争日益激烈，科学技术飞快发展，国际情况变化多端，经济信息瞬息万变。谁能用最快的速度掌握各方面的信息，特别是科技信息、经济信息、军事信息，并用最快的方法作出正确处理和反馈，比别人更早了解信息和更快采取有力措施，谁就能在竞赛和竞争中取胜，谁就能用最快的速度丰富和发展自己。总之，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相互开放愈来愈重要和迫切了。任何国家，要想很好发展和站在世界的先进行列，都必须对外开放。任何国家，要想在自己国内封闭的圈子内富强和发展起来，都是不可能的。就拿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如果美国把自己封闭起来，马上就会衰退下来。如果日本把自己封闭起来，大部分工厂马上就会倒闭，大部分工人就会失业，因为日本工业大部分原料都是来自国外，许多产品也都要销往国外。如

果不发达国家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方法，不利用全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和全世界的积极因素，那么它同发达国家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落后。因此，对外开放，是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国际关系辩证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在制定对内经济搞活这个方针的同时，还提出对外经济开放。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这种帮助不是单方面的。一方面我们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反过来，中国对国际的经济也会做出较多的贡献。几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就是一个证明。所以我们说，帮助是双方的，贡献也是双方的。 从世界政治、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②⑩］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之所以必要和对我国更为迫切，还在于我国是在比较贫穷落后的基础上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由于我国经济和科学文化不发达，全国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都比较低，如果只依靠原来的生产技术，或者只在原来生产技术上改进提高，那么我国的发展程度，同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不仅不能缩小，反而会越来越大，更谈不上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了。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更需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大力引进世界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最先进的管理方式、方法以及有关方面的人才，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方法来武装、改造我国国民经济，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同志在南巡重要谈话中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他１９９２年５月视察首钢时也指出：“我讲了一个逆水行舟嘛，不进则退。看样子速度就是６％的话，始终保持这个６％，我们的事业在后退。我们始终面临一个后退的问题。我们水准，是在一个低得多的水准上，我们的速度是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速度不能是同一个看法，我们不是在一个水准上，满足于这个６％，就等于第二个台阶要靠第一个台阶才能补得上，再上第三个台阶就困难了。现在这个计算方法也不对，没有雄心壮志。”邓小平同志在这里所讲的计算方法问题，是讲不能以形式上来看百分比，即不能形而上学地来看百分比，而应该辩证地来看百分比，因我国基数同发达国家相差很大，如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１％所增加的产值相当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１０％左右所增加的产值。因此，我们要有更高的发展速度。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和教育，而要使我国今后科技发展更快，并在高科技领域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不仅要充分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创造性和大力挖掘国内科技领域的潜力，也必须大力引进国外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有关人才。

由于我国建设资金缺乏，更需要引进和大量吸收外国资金，以解决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我国引进外资的形式大体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吸引直接投资，包括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开发、外商独资企业等等；第二种是争取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提供的中长期、中低利贷款，以及各种名目的开发基金和救济基金等等；第三种是一般商业

贷款。其中最重要的形式是吸引直接投资，因这种形式同投资者的利益直接挂钩，我们也能更好地从中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有的同志担心搞经济特区和“三资”企业是不是搞资本主义。这种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因在我国具体历史条件下，“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具体分析和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各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通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我们要大胆地、积极地吸引一切国家和港澳台的资本家来投资，充分利用全世界一切积极因素来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由上可见，我们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搞好本身改革的同时，还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是全面贯彻改革开放总方针，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不可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１１７、１１８页。 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１２１页。

③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第１５０、１５１页。 ④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第３７１、３７２页。

⑤ 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４页。 ⑥ 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２３３、２３４页。 ⑦ 参见《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３４页；

⑧ 参见《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１５３页。

⑨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第１５页。 ⑩ 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２３３、２３４页。 ①① 《邓小平同志论改革开放》第１０６页。

①② 《邓小平同志论改革开放》第１０６页。

①③ 《邓小平同志论改革开放》第１０５页。

①④ 《邓小平同志论改革开放》第３６、３７页。

①⑤ 《邓小平同志论改革开放》第４４页。

①⑥ 《邓小平同志论改革开放》第４４页。

①⑦ 《邓小平同志论改革开放》第４２、４３页。

①⑧ 《邓小平同志论改革开放》第９２、９３页。

①⑨ 《邓小平同志论改革开放》第７３页。

②⑩ 《邓小平同志论改革开放》第８０、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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