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桂林老多”四十四年祭（发表稿）

“桂林老多”四十四年祭

张雄飞

如果以1968年8月20日桂林“八·二0行动”的那天，作为“桂林老多”被武装镇压而覆灭的标志，那么到如今，已经整整四十四年了。

回想起这个顺应文化大革命历史潮流而起的群众组织，从极盛到覆灭的全过程，真是让人五味杂呈：既有热血沸腾的感慨，又有叫人泄气的悲哀；既有潸然泪下的怀念，又有义愤填膺的愤怒……更多的，是让人一生挥之不去的思索……

“桂林老多”（下简称“老多”）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全国闻名的革命造反派（”周总理语）。但这个造反派，为什么会从在桂林全面掌权的极盛，逐渐走向衰败，最后被韦国清伙同黄永胜武装镇压而消灭了呢？

“老多”的覆灭，可不可以说，是全国许多“革命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典型事件呢？

带着这些思索，我们又回到那段历史之中……

一，“老多”覆灭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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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多”覆灭的第一位原因，在于自身的矛盾性。也就是说，在于“老多”的最高决策层没有理解和把握“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条真理，在一系列重大决策中犯了错误。而韦国清等大搞阴谋诡计，把“老多”打成“反革命”，最后以武力镇压消灭，则是第二位原因。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到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见毛泽东《矛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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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述哲学的观点看“老多”的覆灭，更十分清楚了。 再看看古人怎么说的？

唐朝大诗人杜牧对战国时期六国及秦国覆灭的原因，作过这样的分析：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见杜牧 《阿房宫赋》）

当然“老多”的覆灭，与六朝及秦国封建王朝阶级性质不同，但哲学上的道理是相同的。所以我敢斗胆说：“老多”如果从1967年1月在桂林全面夺权成功后，少犯错误，特别不犯大错误，绝对不会有最后那种血淋淋的悲惨结局。

二，必须澄清几个错误观点

这是论证“老多为什么覆灭”所必须的。因为这篇拙文只要发表，必定会有人用各种“理由”反驳为“老多”决策层辩护，所以老张要先占“文斗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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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者很可能有这样七个主要“理由”：

之一：“历史应该由后人来写”。

当知道老张要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就有原“老多”主要头头发话了，说“历史都应该由后人去写，我们老了，应该保养身体，安度晚年。”

历史，固然应由后人去写，而且往往“应由”胜利者去写。例如现在的桂林官方的大部头《桂林市志》，对于桂林市文革部分，就是由一些持“联指”观点的胜利者、被派性蒙蔽了眼睛的无良文人写的，里面充满了回避、歪曲、揑造，是随心所欲胡编的桂林伪文革史。对此我已有长文《一部掩盖韦国清广西文革罪恶的市志》予以全面揭露，但结果如何，不去说它也罢。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作为亲历者，把自己的经历和切身感受写出来，不可取吗？作为“老多”的上层负责人如今来说这种话，不知别人如何，我是很难理解。

之二：“‘老多’的主要头头当时还很年青”。历史上干大事者，多数都是年轻人，历史对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不会用年龄来说事。例如王明（陈绍禹）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取得了中央主要领导地位时，才24岁，比“老多”那个最高负责人还小7岁。但历史评价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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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革命所造成的严重损害时，并不原谅他年轻，照样做出“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的结论。历史是无情的判官。

之三：“他们当时没有那么高的水平”。他们为什么当时不讲“我没水平，不当头头”呢？他们当时觉得自己有水平得很，当桂林造反派的头头，是理所当然非我莫属。所以左一个命令，又一个指示，要求组织坚决执行，并且多数重大决策，都是和群众没商量的独断专行。

失败就失败了，历史只看两军相争谁胜谁败的结果和谁是谁非？从来不去追究领导者的水平高低。况且，当时三个全来自广西师范学院的“老多”最高核心，第一把手是教师，第二和第三是即将毕业的本科生。其中教师是中共正式党员，另两个是中共预备党员。他们的政治素质、学历、文化历史知识不能说不高，应该属于高水平那个档次了。

之四：“谁现在来说这个事，谁是事后诸葛亮”。还是用杜牧的《阿房宫赋》最后那几句赋来回答：

“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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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然而实际情况又远非如此，“老多”一些重大决策，又往往由“团长”一人决定。这种状况，也是自然形成的：

1，“团长”是“师院老多”的第一号头头，而“师院老多”又是全市“老多”的灵魂，因为“师院老多（”1）造反最早：1966年6月4日，便贴出学院和桂林市的第一张大字报《李德韩副院长在“文革”中充当什么角色?》，轰动了全市，成为桂林市革命造反的先声；（2）斗争最坚决：文革初期就打倒了学院的院长、党委书记张××、党委副书记陆××及吴××三人，其后又写了矛头直指区党委和市委的大字报《炮轰区党委》、《火烧伍晋南》（区党委副书记――张雄飞注）、《火烧工作队》，激发了极具轰动效应的“八七事件”；（3）斗争成果最显著：八月，由于“师院老多”的坚决斗争，区党委不得不做出决定并报经中央批准，撤销黄×桂林市委书记和徐××桂林市委副书记兼“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政委”(外语系学生)率领师生，将徐××戴高帽游街示众，引起社会极大反响。不久桂林市的革命造反运动进入高潮，“桂林老多”成为压倒多数的一大派群众组织。这样“团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事实上被支左部队最为器重的、被全市造反派承认的“老多”最高负责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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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团长”自己也回忆说：“这几百条枪就是部队暗送的，他们走了以后（指那次被孙仁魁召见的“军长”和“政委”－－张雄飞注），孙仁魁对我讲：‘老实告诉你，部队最相信的就是你，你是老师，他们两个都是学生，不管怎样，你考虑问题，都是成熟点，讲是讲三个，实际上什么事情还是你拿主张啊。”’）

2，“团长”又是讲师、中共正式党员，而“军长”和“政委”，都是还没毕业的学生和中共预备党员。这样就不讲别的，单从师生关系来说，学生自然要听老师的了，更何况他还是学院造反派组织的第一号人物呢！

3，由于政治条件、工作水平“团长”都深得6955部队首长们的好感和信任，所以在桂林支左的主要部队——6955部队，大凡关系到“老多”的重大事宜，都争求和采纳“团长”的意见，所以——

4，“团长”在2011、2012年间，在几次朋友聚会上，都告诉大家一些往事，在谈到如何任命“造反大军军长”时，他说：“造反大军的几任军长，都是我任命的！“我筹备”好的（意指他筹备向部队推荐谁当“军长”之事――张雄飞注），跟黄××讲：‘你出来当军长，你是中文系的（“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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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中文系的――张雄飞注），我和周××保你出来’，他就当了军长，是我喊他出来的。后来黄××支韦了，我讲（对部队首长讲――张雄飞注）周××蛮好的，可以当军长，这样他就出来了。所以大事情他（指支左部队――张雄飞注）一定要经过我的。部队也是不相信他们的。”

5，1967年6月底，当“老多”在“支韦”和“打韦”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而分裂时，当“造反大军军长”黄××哭着向在北京的“团长”汇报，请示他怎么办时，“团长”命令他坚持“打韦”，于是“老多”就坚持了“打韦”的立场和行动（后面再详述“团长”如何一人决定“老多”坚持“打韦”的过程）。由此可见：当“团长”在北京做出如此重大的“打韦”决定时，并没有与在桂林的“老多”主要头头们通过必须的民主程序（诸如召开“造反大军”常委会，各大总部负责人联席会议等等）充分讨论，而后才形成决议。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老多”的实际领导核心，是上述三人；而一些重大决策，往往是“大权独揽”的“团长”一人拍板。

根据以上实际情况，为了简便明了，我在后面的叙述中，把这三个朋友合称为“三人团”。请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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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多三人团”的决策错误

（一）1967年1月19日不该游斗韦国清

桂林的“文革”形势，迅速向“老多”有利的方向转化。到了1966年底，“老多”已成为在桂林压倒多数的群众组织。在全市夺权的时机成熟了。于是，1966年12月18日，由“工人红卫兵总部”和“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等组织发起，正式成立桂林市“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即“造反大军”），为全市造反派联合夺权做组织上的准备。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夺权成功，全国掀起了夺

权的“一月风暴”。

“老多”立即响应。于是由桂林市“工人红卫兵总指挥部”、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教工井冈山总部”、“职工、干部革命造反团”和外地“驻桂联络站”等十二个群众组织，组成“夺权行动委员会”。从1967年1月24日晚8时分别进驻桂林市委、市人委、市“文革办”、市公安局，并发布《第一号通令》（夺权后以“夺权行动委员会”名义发布的12个通令，都是“团长”亲自撰写的，这事也可说明他在“老多”中的权威和地位——张雄飞注），规定中共桂林市委、市人委、市“文革办”、市公安局等党、政、财方面工作，必须在“夺权行动委员会”人员监督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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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造声势，在夺权前几天——1967年1月19日，“造反大军”在桂林组织了一次批斗韦国清及地市全部领导干部的声势浩大的大会。在广西官方于1987年“处遗”后写的权威资料中，是这样记载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造反大军’连续三天在桂林市体育场召开几万人大会批斗韦国清、黄云等一批区、市领导干部。批斗大会由黄××(师院学生)主持，在批斗中给韦国清和地市领导干部挂了黑牌，戴了高帽，有些被批斗者还要下跪。当时被批斗的还有：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贺希明，桂林市委副书记刘竹溪、徐为楷，桂林地委书记王祝光、副书记李云亭，区党委派来桂林市的“文革”顾问林中等一批领导干部。在会上批斗发言的有师院师生谢荣杰、周××、刘××、甘恒彩、李宝雄等人。批斗后，数十辆载人汽车进行大游斗，韦国清同志还披着用“工人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的袖章缝制的衣服坐在第一辆汽车上。”

1，韦国清是怎样来到桂林的？

据原中共桂林市委副书记王同连同志回忆： “（1967年1月17日）韦国清去桂林，我们事先都不知道。他可能通过他的办公室或者他的秘书，跟桂林造反派联系的。整个过程，刘××（即师院学生造反派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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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被撤职就是中央支持的结果），他不能不承认文革初期镇压桂林革命造反运动的错误，并为此向桂林的革命造反派检讨接受批判，以便向中央交代和在群众中过关。

第二，来桂林做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表态支持“老多”。既然他动员市级领导干部表态支持“老多”，那也就意味着他也要表态支持“老多”了，这也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和任务。（他此次没有公开表态支持“老多”，可以看成是被游斗后的突然改变！）

韦国清此来的目的，“老多三人团”知不知道呢？回答的肯定的，因为韦国清直接在“政委”的监控之下，并在“政委”的眼皮底下，召集市委两个副书记去开会，指示他们支持“老多”，“三人团”能不知道吗？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还采取过激行动？人家是来向你赔礼道歉支持你的，你还戴高帽游斗人家，这不是很愚蠢的吗？

（2）我们不妨假设：那次“三人团”如果灵活地改变策略，对韦国清运用比较温和的、他能接受的方式批判他，既让他检讨，又让他支持自己，可不可能呢？我看完全可能。比如：取消召开十万人批斗韦国清及地市两级领导干部的大会，不对韦国清等领导干部进行污辱性的戴高帽游街示众，改为只在小范围――如全市造反派骨干千人大会等，让韦国清及区市（地）两级领导干部，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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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台上检讨，群众代表上台发言进行批判。这样做，结果我想定会是皆大欢喜，说不定韦国清还会被那种礼遇文明的批判所感动，在大会上宣布自己也支持“老多”呢！

（有人可能会说:文化革命不是“温化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对当权派讲礼仪文明，就是压制群众革命对运动的积极性！我说：就因为文化大革命在很多场合下不讲礼仪文明，才失败了！）

（3）文革中，“老多”虽然从始至终“打倒韦国清”，但并没有“政委”所说的他有“三麻袋打韦材料”，真正能拿出的“打韦”理由，也就是韦国清压制革命造反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领导工作中的其他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错误等，并没有类似如“叛徒”、“历史反革命”、“反对毛主席”等等足可以打倒他的问题。所以到了1966年的年底，“老多”对韦国清的要求，也就是两条：检讨错误，支持自己。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老多”硬是揪住韦国清不放呢？我看恐怕是下面这个极“左”思想在骨子里作怪：

“我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开始正确，就会一贯正确。所以对反对我的人，始终贯彻坚决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是我的革命原则性的具体表现。既然我是完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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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对领导干部，进行七斗八斗就是无可非议的，他们只有服服帖帖，向我投降，才是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好干部！”

5，游斗韦国清造成的后果。

（1）游斗韦国清是“老多”极盛而衰的转折点。 在游斗韦国清之前，持“老多”观点和参加“老多”组织的成员，可以说占全市人口的99.5%以上，对立面“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已经彻底瓦解，持相反观点的人，最少时也就剩300多人了。这是“老多”的极盛时期。而游斗韦国清，则是“老多”从极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因为从那以后，“老多”便没有了顺风顺水所向无敌的日子，面对的都是对立面“联指”等的緾斗、恶斗，不仅没完没了，而且让“老多”越来越难招架，最后全军覆灭。

（2）游斗韦国清暴露“老多”没有正确的干部政策。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即通过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重建国家政权。所以，干部问题，就是文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可以说，“老多”虽然革命造反非常勇敢坚决，但从夺权成功至覆灭，都没有正确的理解和执行党的干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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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集中表现，自然就在于如何正确对待韦国清这个问题上了。

文化大革命中干部政策的核心思想，是打倒应该打倒的，团结依靠应该团结和依靠的。要做好这一点，除了要求革命造反派严格审查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外，就是要正确对待虽然犯过错误、但不属于“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那些人，按照毛主席“正确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执行“批评、团结……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干部政策，实现政权的更新。

“老多”在文革中，为什么没有好的干部政策？ 因为“老多”是通过激烈的“革命造反”对抗，获得了1967年在桂林堪称完全的胜利，所以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老多”在干部问题上采取以斗争为主的策略。简单地说，“老多”是用对干部“七斗八斗”的方式，把反对自己的干部，斗得服服帖帖，然后要他们支持自己。

“老多”在干部问题上运用“斗争哲学”，是吃到了甜头的，如斗倒了市委书记黄×、副书记除××，又通过激烈的“七斗八斗”，把市长冯邦瑞，市委副书记王同连、刘竹溪斗得老老实实来支持自己。

其实上面三个市委领导干部支持“老多”，并不是因为被“老多”斗得服气了才伏首称臣，而是因为中央和部队对“老多”的支持，韦国清也要他们支持“老多”，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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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党性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心中，则对“老多”有许多怨气。不信，请听听王同连同志在几十年后怎么回忆那段历史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哪个冯邦瑞市长了，那时他们叫他做‘邦市长’，叫‘黑帮市长’。‘老邦’，邦瑞同志呢，脾气比较倔，他不背（指学生要他背《毛主席语录》――张雄飞注），他说‘我的年纪比你们大了，我记忆力不好，我背不下来’，背了几句，确实背不下来。不背学生就批他，什么上纲上线的话都讲，讽刺挖苦的话也讲。”

（冯市长在1967年表态支持“老多”后，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直支持“老多”，为“老多”吃了很多苦头，受了十几年政治迫害，是“老多”的患难之交。但在文革初期，因市委书记黄×、副书记除××被打倒，王同连又没来，就由他来和革命造反派打交道，所以挨“老多”斗得最多最惨，但他从不对“老多”记仇，“邦市长”、“老邦”的绰号，就是“老多”在批斗中给他起的，不过这绰号，最后也从戏弄藐视，变成亲切尊敬的称谓了。我在王城师院大门前的大榕树下，就听过“政委”和“邦市长”的辩论。“政委”在辩论中，尽设法出“邦市长”的洋相，如叫他背“语录”，让他背不下来在听众面前出丑；明明知道他的家庭出身是地主，还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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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支持真正革命造反派。当时贺希明尚有顾虑，说自己任过伪职，能力差，资历浅，在几个书记中是最“矮”的一个，当个助手可以，领头不行。并向王荔详细地讲了自己的历史。王荔则说：“历史上的问题，组织已做了 结沦，群众会理解的，你站出来领个头。”二月十日晚《尖刀班》的秦朝泰等四人再次到贺家劝说。此次会见，贺讲了自己对“文革”的看法，还向劝说者透露了区党委在研究处理文革初期挂林问题的分歧，说区党委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伍晋南提了不同意见，书国清便对伍晋南说：“我还是第一书记嘛!不当书记了也不轮到你!”把伍压下去。贺还就韦、乔是否可以打倒表了态。说：“乔晓光的三反言行很多，是可以打倒的。韦国清有不少错误，是否打倒拿不准。”

之后，“桂林老多”“倒海翻江”的头头、骨干又多次做贺的工作，谢王岗也二次到贺家，动员贺站出来和他们一起造韦、乔之反。与此同时，秦朝泰等人也串连了伍晋南、李殷丹，段远钟等。

二月十四日，为了加紧做领导干帮的工作，经秦朝 泰等人和桂林老多张欣烈商议，决定把《尖刀班》扩大 为《尖刀队》，并推举张欣烈为负责人。二月十六日，王荔再次到贺希明家开展劝说工作。此次贺明白表示：“我也想造反，最近同谢王岗、段远钟等人(有)接触，要揭发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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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支持造反派。”王荔也赞誉贺在区党委群众接待站召开的揭批韦、乔群众大会上的发言为“革命行动。”在王荔、秦朝泰等人一再动员下，贺希明下了造反决心，亲自动手起草造反声明，在写了一半之后，找段远钟商量，段同意贺的观点，并由段续写完声明草稿。二月十七目下午，“桂林老多”的张欣烈，“倒海翻江”的头头们在区党委宣传部二楼的小会议室召开领导干部座谈会。到会的有贺希明、李殷丹、段远钟，尚特、谢王岗、高信、孙立海、黄季权、段纯和、阎光彩、刘泮江、管世新等十二人，王荔也派文革记者站记者邹宗定参加。主持会议的张欣烈说：“据我们了解，大家想站出来支持造反派，今天请大家来就形势交换意见。”然后由贺希明主持，到会十二名领导干部逐个发言，均表示要站出来支持“造反派”。贺提出：“是不是要发表一个声明?”对此大家一致同意，贺即把写好的声明稿在会上宣讲。晚上继续开会，讨论声明内容，着重讨论关于砸烂区党委，打倒韦国清和表态支持的群众组织名单两个问题。阎光彩、段纯和、刘泮江等人认为说韦国清是“三反分子”还不充分，对“打倒”表示犹豫。谢王岗、段远钟、高信、尚持等认为说韦是三反分子的理由虽不充分，但可以提打倒韦国清。最后统一于“不够三反分子也够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都同意“打倒”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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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八日……晚饭后，除尚持外，其余十一名领导干部在覃应机秘书韦英生办公室再次碰头。首先谢王岗转达《尖刀队》的意见。管世新对“声明”中提出“砸烂区党委，打倒韦国清”的口号有不同看法。谢王岗等人说：“是口号嘛!有什么问题!”还有人说：“砸烂也就是一分为二的意思嘛!”如是不再讨论就基本定了下来。只是多数人对声明中罗列的名单表示还要考虑，特别对《工总》认为更要慎重；对签名站出来造反的领导干部中，没有农业口的，认为是个很大缺陷。贺希明便提出要找一个壮族领导干部参加，最后确定吴洪宁，并派管世新去串连。还派段远钟、刘泮江深夜带声明稿到广西军区招待所给王荔看，并向王提出：我们搞一个声明，你看行不行?韦、乔能不能打倒?支持这几个群众造反组织有没有把握?王荔看后，说没有什么意见，但让把稿子留下，再找“三司”驻邕联络站负责人一起研究。之后王荔通知贺希明等人在刘泮江家碰头。到场的有贺希明、段远钟、刘泮江、谢王岗、黄季权、段纯和、阎光彩等。此外，还有南下串连队两个负责人。王荔对《声明》表示赞赏，支持这一革命行动，对支持“工总”建议改为“希望‘工总’通过整风，成为一支更加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大家采纳了王荔的意见，并肯定了“砸烂区党委，打倒韦国清”的口号。

二月十九日，由贺希明的秘书郑博然把《声明》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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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字报。在韦英生办公室由贺希明、李段丹、段远钟、 阎光彩、段纯和、谢王岗、管世新、刘泮江、吴洪宁、 孙立海、黄季权、高信等十二人一一签名，并张贴于区 党委大院，造反声明(印二．一九声明)正式发表(附后)。

另据了解，在《声明》发表之前，安平生以为打倒 韦国清是中央的意图，有意参与十二人的活动，一次在 程曙天家碰头，贺曾以抓、促需要带着安平生与会，提 出让安平生参加，刘泮江当场反对，其他当面不置可否， 待安走后，都发表否定的意见……

但贺希明等十二名领导干部的活动仍在进行。三月 八日在刘泮江宿舍开会，贺希明主持，主要讨论成立领 导干部联络站及把队伍扩大到处级干部的问题。当时有人提出这样搞法，还是请示广西军区为好。决定由段纯和等人请示。三月十日段等人向王希永(军区副政委)、 孙磊(军区政治部主任)请示。王、孙向段等人谈了二点，其中一点说：“领导干部应到群众中去，与本单位群众一起闹革命，自己有错误就(要)猛检讨”。段纯和等感到这么搞法有问题，如是商定今后不再参加十二人活动。当天在向贺希明汇报军区意见的同时，段纯和、刘泮江、闷光彩三人申明了他们的立场。三月下旬他们还给广西军区领导递了一份详述十二人活动经过的材料。至此，“二·一九声明”的签名者出现了原则分歧，随着形势的急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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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分化为支持对立的两大派组织“联指”和“4．22”两派(联指支持韦国清，打倒伍晋南，4．22反之)，经过长期复杂长期的派性斗争之后，支持“4．22”的贺希明、谢王岗、高信等等分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务、死不改悔走资派而长期关押。支持“联指”的则因支韦有功而得到重用……

附件《二·一九声明》（略）

《二·一九声明》签名的领导干部： 贺再明(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副主席) 李殷丹(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 段远钟(区党委常委、区工交政治部主任) 阎光彩（区党委委员、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段纯和(区党委委员、区财贸政治部主任) 谢王岗(区党委候补委员、宣传部副部长) 管世新(区党委候补委员、公安厅厅长) 刘泮江(区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吴洪宁(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孙立海(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 黄季权(区党委办公厅主任) 高信(区党委宣传部秘书长)

（4）但桂林游斗韦国清，是造成广西分裂成两大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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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因之一这个事实，也是不能否认的。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说地球的第一次转动，是上帝推动的。但“上帝第一次推动地球”，是无法证明的主观臆断，而“‘桂林老多’首先促使韦国清仇视革命造反派”，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

王同连同志回忆：“后来，在四月初，我和黄东红（桂林‘红总’负责人之一、桂林医专学生造反派第一号头头——张雄飞注）去南宁……我看到了南宁两派分裂，支持韦国清的，反对韦国清的，已经显示出来了。”张雄飞插话问：“现在可以談这个问题了：广西分成两派，当时是不是来源于韦国清的好恶？”王答：“对，对，对，是来源于韦国清的好恶，而且对群众运动，特别是桂林老多批斗他，有过火的行为对他的刺激太大了，他耿耿于怀。他这种人呀，当然不能叫常胜将军啰，但在部队里面，他是立过赫赫战功的人，戎马一生，对他的打击刺激太大了，所以他耿耿于怀，对桂林老多，对‘4·22’，他是非常反感！”张雄飞问：“可不可以说：他反对革命造反派，是从桂林的批斗开始的？”王答：“对。当时他去桂林接受批斗，虽然内心不愿意，但当时中央的精神就是支持革命左派，为了表示自己也是紧跟中央的，所以他勉强地去了，但没想到搞成那么一个局面。”

(韦国清反感“老多”，恐怕还有个不大也不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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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韦国清到桂林住进师院外语系后，行动即没有了自由，被以“政委”为首的学生们所控制。所以“政委”能够随便接近韦国清。于是，在批斗韦国清之前，“政委”私下要求韦国清答应：运动后送他去深造。韦国清拒绝了，说：‘你去找伍晋南吧，我不管这些事，我是管党政和干部的，他是管文教的。’这件事，在“老多”中影响也很坏，很多人几十年了都没忘记，认为“政委”的私心，在文革的高潮中都敢这样暴露，在批斗韦国清之前，还想走人家的“后门”拿原则做交易，这就让人怀疑他参加文革的动机纯不纯了？“政委”在第二天的批斗大会上，亲自给韦国清戴高帽，这除了有在万人大会上表现自己之嫌，还让人怀疑有泄私愤的因素。这件事情，能给韦国清留下好印象吗？只能让他更鄙视仇视“老多”。)

那是整个广西文革中唯一的一次韦国清甘愿接受批斗并且还要表示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事例。此后再没有既可得到中央支持，他本人又愿意接受的批斗机会了。由于“老多”的过激行动，给整个广西的文革，带来了很大的变数。这真正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历史有时是由偶然性书写的！

（5）我们不妨比较详尽地引用历史资料，来说明因“老多”游斗韦国清，在《二·一九声明》发表之前，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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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的革命造反形势，迅速发生逆转的情形：

1月19日的游斗一结束，韦国清二话不说连夜回南宁，从此对“老多”恨之入骨，再也没有一句支持“老多”话。如果那次韦国清在桂林公开表态支持“老多”，那么他其后支持广西其他造反派，就是可预期的了。广西的革命造反派，就有可能不会有1968年那悲惨的命运了。

“元月二十一日晚上二时，区党委书记安平生主持召开‘西园会议’，针对当时南宁面临的夺权形势，传达区党委第二书记乔哓光的指示：‘区、市党委的屁股一定要坐在“工总”方面，一要支持“工总”封管《广西日报》行动，二要支持“工总”夺权’。傅雨田、江平秋、黄荣、肖寒、韦纯束等区、市一些领导干部参加了这次会议。”

（张雄飞按：由此可见，韦国清1月17日去桂林动员桂林市的领导干部支持“老多”，不可能不是区党委的集体决定的个人行为，这在组织原则上是讲不通的。所以在1月21日，虽然区党委中支持韦国清的成员，对于其在桂林被游斗，还来不及做实质性的反应，而且后来区党委态度的180度转变，也是用隐蔽的方式，即通过操纵支持他们的群众组织暗中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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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一月风暴’、‘全面夺权’的反革命浪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南宁市各造反派组织成立了以‘广西工总’为核心，有二十六个群众组织参加的‘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夺权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造反大军’)，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宣布向广西区党委、区公安厅、区广播电台、《广西日报》社及南宁市委、市公安局等单位的所谓‘走资派’夺权。接着，各基层单位的造反派也纷纷起来向本部门、本单位的‘走资派’展开了全面夺权。同日，在以‘工总’为主体的‘造反大军’宣布夺市委的权的情况下，南宁市委‘革命造反兵团’正式成立。‘兵团’采用巴黎公社的做法选举出‘兵团’服务员，梁明芝等人为‘兵团’主要负责人。”

（张雄飞按：这个“兵团”在“工总”夺权的压倒优势中成立，可否看作由“工总”主导的革命造反政治格局的结束？加之“工总”又学习了“老多”的过激作法，更加速了这种形势的发展。）

“元月二十五日，‘造反大军’围抄了当时被造反派红卫兵攻击为‘保皇派’的‘赤卫队’和‘盾牌’红卫兵总部，加深了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裂痕。

元月二十九日，‘广西工总’及所属各分部，在南宁市组织对所谓‘走资派’、‘当权派’的大游斗。被戴高帽、挂牌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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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的区、市领导有伍晋南、霍泛、钟枫、贺亦然、谢王岗、陆地、肖寒等近百人。”

“二月一日，南宁市内出现‘广西工总’搞‘打、砸、 抢、抄、抓’的大字报传单。主要内容说：‘工总’参加夺权以来吸收大批‘牛鬼蛇神’、‘中上层领导严重不纯’等等。 同日，由广西汽车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发起召开有六十多个群众组织、自称有四万人参加的朝阳广场誓师大会，宣布正式成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广西联合司令部’(简称‘无联’后来发展为‘联指’)。

二月三日，原‘赤卫队’和‘盾牌’红卫兵联合在朝阳广场召开大会，自称有三万人，宣布成立‘广西无产阶级红色造反者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并发表联合宣言。”

支持韦国清的群众组织终于再次高调出场了，而且其势力发展得如此迅猛，行动如此统一，这是偶然的吗？后面的那只手——韦国清，已经清晰可见。

对立派势力再起的巨大压力，造成了革命造反派内部的严重分歧和分裂：

“二月四日至八日，南下串连的首都‘三司’散发《南宁文化大革命到了关键时刻》的传单，传单主要内容是指责‘广西工总’‘不坚持文斗搞武斗’，‘高度运动群众’，‘总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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